对法治和人治再认识论文

对法治和人治的再认识

摘要：从古至今，法治与人治之争的问题由来已久。在古代，统治者利用人治思想统治中国数千年，如今的中国把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追求自由、平等的统治秩序必然需要法治，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人治、法治有各自的优缺点，应当辩证地看待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关键词：法治；人治；法治国家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019-02

在现代社会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大背景下，法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法治通常与人权、自由、平等相联系；而人治在传统观念中通常与专制、等级、特权等相联系。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法治的权力立足点在法，即法律支配权力，而人治的权力归结点在人，即权力支配法律。但是无论是法治或是人治都不是尽善尽美或者是一无是处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应当辩证地看待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人治、法治在中西文明国家的起源

1.人治和法治在中国的起源

西周末期礼崩乐坏，社会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对法律有着独到见解的思想家。郑国的子产为了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理性预期而”铸刑鼎”，而晋国的叔向坚持地捍卫伦理纲常反对子产的做法，他认为：一方面，用公布出来的法律来治国非治国的基本方略；另一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摘要 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法治、德治作为上层建筑是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法治、德治的结合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矛盾统一性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地位与功能，体现着上层建筑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体现出了矛盾两点论的辩证法原理。总之，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凝聚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相结起来，坚持法治并举，才能保障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为实现我国各民族现阶段的共同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体系。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

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时期发展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体系，意义十分深远。 一 道德概念在我国古籍上由“道”和“德”两个概念组成。“道”即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做人的道理。“德者，得也。”实行原则有所得即如果一切都按一定的原则去做，就达到了道德的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在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阶级社会中的占统治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德治就是道德建设，其中主要是指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 法治就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国家成为法治之国，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所以，法治是一种倾向民主、排斥专制的治国方法。 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一、法治和德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中相互作用

论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并推进依法行政，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习近平在十八大四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自依法治国被提出之后，不论从什么方面都可以觉察出中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在加强。依法治国，即法治。法治一词由来已久，《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汜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但是当时所谓的法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的，包括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两个层次，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运行机制；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托马斯哲学学派创立者阿奎那曾说过：“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以法治国”是用法律去治国，法律只是用来治国的工具，这种“法治”，主体是国家机关，是手里掌握权力的人，治理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依法治国”是治国必须依法，这种“法治”，主体是人民，治理的对象有可能是滥用国家权力的当权者。以法治国时代，官员的权力缺乏约束，缺乏充足的监督机制，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现象，习近平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而依法治国就能实现这种目标，依法治国要求任何人和机构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与法治相对的是人治，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高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利的不相制衡为前提，总之就是有集权者。人治建立在集权的基础上，其核心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人治的理想模式是德治。德治最初由儒家提出，主张“为政以德”，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封建君主专制时期君王是一国主宰，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一国之兴盛与否完全取决于君王的道德水平能力高低，有贤明者如唐太宗，建立贞观之治，创造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太平；也有暴戾者如隋炀帝杨广，重用严刑酷吏，赋税高居不下，社会动乱，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人治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故会有“朝令夕改”；人治要求集权，故会有“一家之国”之说；人治以掌权者为主体，他们会利用法律为了自己谋取利益，为他们的亲人谋取利益，而他们的欲望与个人情感更会影响治理，故在封建人治时代，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一、法制与法治概念 法制（Rule by Law），法律和制度。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其基本含义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任何国家都有法，但不一定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 法治（Rule of Law），是指在某一社会中，法律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指的是不单止任何人都必需遵守、甚至是管治机构的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亦需要，而法律本身亦被赋与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能被轻慢。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 二、法制与法治的联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认真对待人治

认真对待人治 来源：作者：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 啊，中国，啊，中国， 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春天的故事》 问题 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接受法治是当代中国应当追求的。在流行的法学话语中，人治往往受到批判，甚至被等同于专制。从普及法治的常识、促成当代中国的制度形成、确立人们对法治的追求而言，这种近乎宣传的文字也无妨，但是，若是将这样的文字当作法理学，则有重大纰漏。如果法治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真的是如此优越，而人治真的是如此恶劣，且反差真的是如此鲜明，那么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还会有长期的“人治”和“法治”之争？人治又怎么可能曾经长期被一些伟大思想家作为一种治理社会、国家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些思想家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都一目了然的选择之间选择了人治？难道，我们的前人真的是如此愚蠢，而我们真的是如此聪明？如果从这种进路来思考法治与人治的问题，首先会把问题太简单化了。从理论思维上看，这种论证方式甚至比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论证方式都不如。其次，这种论证也就势必将法治和人治的讨论道德化，或者是将人治论者视为傻瓜甚至坏蛋，他们为了追求个人权力不惜损害全社会、全民族的利益。在这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评价引导下，就不可能认真地理解和尊重古代诸多伟大思想家的研究。第三，这种分析也容易将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简单化，似乎法治与人治的问题只是一个领导人的认识和决心的问题，而完全忘记制度的形成和建立是社会多种因素制约的产物。 事实上，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既然是并列，那就不可能是优劣利弊如此简单明了，昭然若揭。只有在难分高下的较量中，法治相对于人治的优点才值得追求。只有打老虎的武松才能算得上英雄，如果打的只是一只老鼠，恐怕武松的名字早就被人们遗忘了。而且，既然是一种

谈谈企业管理中的人治与法治

谈谈企业管理中的人治与法治 ( 任何企业都会面对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企业规模小的时候主要依赖于人治，老板的一句话就是“圣旨”，严格遵照执行，凡事都需要请示与汇报。待企业规模壮大起来后，管理者越来越意识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于是将内部各项制度的建立提到日程上来。希望通过“法治”实现企业规范化、规模化管理，这些制度是企业中的“宪法”，将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现象都要考虑进来，严格执行并不断完善；这样，企业运营中的正常事务就可以按照规矩和流程办理，不需要都请示领导定夺，将领导者从繁琐的事务中拯救出来，思考更高层面的问题。现实中的成功企业，其管理风格往往千差万别，都不尽相同，但有一些议题是任何企业都不能回避的，例如企业愿景、战略规划、产品定位、人治与法治等等，这里我们专门来谈谈后者。 我们先来看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治涉及到的对象可能是老板，也可能是各级管理者，这些人首先是能人，在技术、管理、思想等方面有过人之处。当他拥有很高威望时，可以达到一呼百应的程度，企业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需要这样的能人，人治也是可以为企业带来很好效益的。但是，严格来说，人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或者说这是一种不理性的管理，且风险很大。当老板无暇顾及时、当各级管理者离职或怠工时，企业管理工作就会陷于被动，甚至瘫痪，这样的管理给老板提出了“三不”要求：不能生病、不能有自己的事情、不能死

亡，老板首先是人，可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不人道的，这是人治带来的弊端。 我在这里不是抨击人治现象，而是分析它。假如人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就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可见，人治是一把双刃剑，而法治是企业管理的根本。 下面我们以员工忠诚度为例来做个分析。在很多企业中，会把“核心员工保留率”作为衡量团队管理者成效的一个指标。说到这儿，我们要先来分析核心员工为什么要离职，可能是有了更好的机会（更高的待遇、更适合自己的岗位等等），也可能是看不到前途。如果年复一年仅仅意味着年龄的增长和不断的重复自己，在企业中既没有补血的过程，也没有创新指导，更看不到未来的成长路线，那么员工的内心（尤其是年轻人）就会同时产生职业倦怠感和内心恐惧感。这时，仅靠“能人”的伶牙俐齿和人格魅力去说服对方，即使“忽悠”成功，也是一时的，不能代表一世，因为治标不治本，核心问题并未解决。换一种思路来设想：首先，很多年轻人刚进入一家企业时，往往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发展，即便有也是肤浅的，例如招聘时就有人提出“我希望自己能带一个团队”，当被问到“你为此做好了哪些准备”时，就答不上来了。但是当新员工进入企业马上就能看到企业为自己的岗位设置的成长路线图，清楚自己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目标，以及配备的学习和积累途径时，他的动力很容易被焕发出来。“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随着成效逐渐显现，他的信心会更强，动力会更足。同时，他还能了解到：多长时间、达到什么标准可以加薪，可以晋升；达到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法制得发展,也就是时代得呼唤。法治与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得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得过程中得必然要求。但在进行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得地方,而两者发生矛盾时,又以哪一个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上层建筑得重要组成部分,都就是为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得，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得地位与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得互补性。依法治国就是外在得,从外面得力量、从强制得角度来规范人得行为得话,以德治国就就是从内心、从人得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得实施依然需要道德得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得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得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得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得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得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得关照,我们缺少道德得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得观点,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得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得思想,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得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得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得法律与道德在实质上就是一致得,有着共同得经济、政治与思想基础,法律得基本原则与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得道德要求，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都就是对人们行为得约束力量与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得约束与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得功能,实现它为一定得社会经济基础与一定得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得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得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得道德价值。法治与德治就是人类管理社会与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得两种重要手段，就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得社会现象。其中，法治就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得调整,就是对道德力量得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得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就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得品质,同时也就是对法治得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得社会关系纳入自己得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就是一个交互演进得过程。法律就是传播道德得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得任务。” 「1」“法律得最终目标就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得最大得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得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得真正松弛与堕落得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得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得总方向,并使共同得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得充分实现。”

德治,人治,法治

德治，人治，法治优缺点 人治、德治与法治不仅仅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政治主张，而且也是历代王朝采用的统治方法，对其加以分析和认识，对于我们

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具有借鉴作用。 一，法治，人治，德治的含义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原创性表述：“法治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指定的良好的法律。”在这个界限中。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 法律是大家按照社会普遍规范制定的，而且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亦即这种法包含着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等人类价值要素。他使立法者在法律制定之后，必须受到时间的评判和检验。法治是一种以“法德”来统治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他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他排斥以人为核心的统治方式。 这里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即“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它强调的是掌权者和普同公民都要服从法律。“以法治国”它强调的是统治者用法律制度管理人民。 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个人或集团因为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阶级统治的社会体制。在我国，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理国家的理论，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人治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所提倡的，即个人要服从君王的统治。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常见于我国的封建社会。用君

主至高无上的权利去进行国家的统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德治的概念，可以说有不少争论和分歧。德治的“德”，不仅仅指道德范畴，它还包括：风俗、习惯、信仰、伦常、礼貌、道德、信义等含义。在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德治就是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相配合的社会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二，法治，人治，德治的优缺点 （一）人治 “人治”主张权力出自君主。正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国家中，君主和统治阶层不仅能创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们只是用法律管理和镇压老百姓，维护自己的统治。 “人治”是最高统治者不收法律约束的“权治”。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大于法律。谁拥有国家权力，谁就拥有国家、统治民众。在人治国家中，官本位观念盛行。因为掌握政权是发财致富，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一条捷径。所以人们普遍崇拜权力，漠视法律。中国古代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朝尊崇儒学，倡导“以德治国”。隋唐后采用了科举考试。但是“人治”的“家天下”思想构成了巨大而严密的权力

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法理二 1.领导人或统治者的地位不同。 在法治社会，领导人或统治者都必须服从法律。即使领导人或统治者认为法律有所不妥，在法律未改变前，必须守法而不得违法。 在人治社会，治国的最高依据是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治国依赖其智慧和能力，规则法律经常可以被权力拥有者一言以立、一言以废。领导人或统治者地位高于法律。 2.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在法治社会，法律至高无上。与任何组织与个人相比，法律高于个人意志。与其他规则相比，法律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可以说，法律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方式。 在人治社会，由于统治者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因此法律充其量只是统治者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 3.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 在法治社会，所有的公共性权力都应有合法性依据。法律是公权力的产出之所。 没有法律依据的公权力都为非法。 在人治社会，“朕即国家，朕即法令”，领导人或统治者即能创造法律又能超越法律。 4.政治和观念基础不同。 法治以民主作为政治基础，并且往往与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相联系。 人治以专制集权作为政治基础，并且一般并不奉行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理念。 5.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同。

法治往往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是常常是少数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 6.生效依赖的基础不同。 法治强调法律，其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看人们的道德水准，更依赖于法律制度的优劣。 人治强调个人的威望、智慧、能力。人治的成本高低、效果好坏除了依赖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要看国家治理的道德水准。 7.治理过程中体现的特点不同。 人治多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法治具有比人治更大的确定性、稳定性，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8.规则公布出台的时间不同。 法治是事先之治，按事先建立的法律规则进行法律适用。 人治是事后之治，便宜行事。往往先依照个人意志行事，之后再制定规则。

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_兼论德治是法治的现实基础和重要补充

[摘要]文章论述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认为道德对法律具有奠基和补充作用,法律离不开对道德的原初依赖。从人治到法治的发展体现着历史进步的必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否定人治,必须实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切实推进/依法治国0和/以德治国0。 [关键词]道德;法律;德治;法治 [中图分类号]F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62(2001)24-0014-03 一、/以德治国0是对/依法治国0的补充和加强 在/依法治国0的原则已成为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选择和政治价值基准以后,江泽民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0的重要思想,中共中央还发布了5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6,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社会主义伦理与道德建设。围绕着/以德治国0的重要思想,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许多人士,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它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探讨过程中,有一种颇为普遍的认识,就是认为/以德治国0的重要意义,乃在于它比较于/依法治国0的基本国策,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基本国策,至少是要/以德治国0与/依法治国0这双策并举、并驾齐驱。抽象观之,这种认识似无大错,但深入来看,其中则不无模糊之处:新的国策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它与既有国策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性的线性关系?换言之,/以德治国0是对/依法治国0的否定和取代吗?可以说,如果不对这些认识加以明确和澄清,必定影响到对/以德治国0思想的重要意义的理解,也会进而影响到对/依法治国0基本国策的认识。 质言之,/以德治国0的重要思想,从它作为一种治理思想来说,乃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理论的深化形式,其主旨就是要纠正长期以来关于/依法治国0这一重要国策的片面认识,以及因为这样的片面认识而导致的淡化、甚或无视作为法治之现实基础和重要补充的伦理道德建设的错误倾向。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才会对/以德治国0的思想价值有一个基本的正确把握。 因此,/以德治国0的提出,不是要取消或弱化/依法治国0,而是通过继承和汲取古今中外特别是中国的德教文化传统,同时也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在公德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资源以及精神文明理论与实践资源,帮助确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的全面而正确的理解与把握,使得/依法治国0与/以德治国0在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能够相辅相成,彼此促进,也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现实社会生活共同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要正确认识/以德治国0这一思想的深刻意蕴,最关键的就是要认识到,德治既是法治的现实基础,又是法治的一个重要补充。而要认识到这一点,必须深入考察和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二、无论何种法律都有其一般的道德与习俗基础 有一种关于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理解认为,德治就是德治,法治就是法治,两者各不相碍,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德治排斥法治,强调德治就没有法治的位置,同时,法治也排除德治,有了法治也就没有德治的空间。这种认识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了,也把/以德治国0和/依法治国0对立起来了,其错误和片面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根本之点乃在于,它不能从德治与法治的一致性上来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首先是没有正确认识作为其基础的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渊源关系。 关于德治与法治之间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不能不回溯到道德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探讨上来。只有在这样的原初意义上,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才可以真正地得到说明。法学家们在这一关系上大都见仁见智,但在实际的分歧之上,还是可以做出基本的归纳,大致不超出如下五个基本方面:其一,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和 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兼论德治是法治的现实基础和重要补充 康健 理论研究

浅谈企业管理(三)人治、法治、无为之治

浅谈企业管理（三） ——论人治、法治、无为之治对于企业管理的看法多种多样，按照管理的方式，我们基本上可以将其分解为三种基本方式：人治、法治、无为之治。在我们日常的管理工作中，我们或许无法将这三种基本方式分得很清，基本上都是进行搭配使用。而如果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则必须将它们拆分出来才能讲得透彻，用得恰当。 首先，我们先将三种管理思想进行描述： “人治”思想来源于儒家管理文化，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关系。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人；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行不正，虽令不从”。主张管理者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 “法治”思想来源于法家管理文化，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两者互为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理”、“依法办事”的管理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制度至上”、“制度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制度的形式化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无为之治”思想来源于道家管理文化，“无为”其实也是“无违”的意思。指的是

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思考

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思考 钟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方略的完善和发展，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地、系统地阐述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正确认识和理解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实践中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只有在思想认识上完整理解、全面认识江泽民同志关于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的思想，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1、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靠法治才能维护市场秩序，实现宏观调控。但必须看到，当前社会的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分追求个人利益导致的唯利是图、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欺诈行为屡禁不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生。要规范市场秩序，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就要靠法治来规范、引导和遏制，但也要靠德治。要运用道德这一特殊调整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消极因素和对人们思想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将各种利益矛盾调整到社会可控的范围之内，避免利益矛盾的激化和对抗，并逐渐缓和乃至最终化解那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利益矛盾。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靠德治来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规范和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其显著标志是在制度上把法治和德治统一起来。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既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又要和德治相结合，需要相应的思想道德基础。法是要靠人来实行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状况同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密切相关，决定着他们遵纪守法的水平和执行法律的程度。因此要大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养；大力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特别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坚决破除重权轻法、以权压法的思想；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从而真正使法治和德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更好地结合，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3、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在以思想道德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些都离不开法治，法治为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思想道德建设又为法治提供重要条件。 二、积极探索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教育管理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治与法治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教育管理机制。 1、探索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机制。在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并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在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创建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百城万店无假货”、“希望工程”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辨析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辨析 长期以来，关于儒家强调人治而反对法治的说法，一直占据着学界主流，对此，尚需仔细辨析。 主张人治反对法治的一个典型是西晋时的大臣杜预。他曾经参与《泰始律》的制定，强调法律应当简约直白。“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晋武帝令杜预制定考课黜陟制度，杜预则认为，治理国家靠人而不能靠法。“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人治是根本，法治会导致恶性循环。“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所以，杜预抗命不从，反对制定考课法令，而是主张各级长官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各考下属，每年把自己的下属按照优劣排出顺序，累计六年的排名顺序，决定升降迁置（《晋书?杜预传》）。 大体上，古代学者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以法家最为典型，韩非把这种法治思想推到极端。而儒家多是主张人治的，杜预只是其中之一。从战国的荀子提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一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治惟其人，不惟其法”，反映出儒家的治国思路。今之学者，往往把这种主张一概划入与法治对立的人治范畴，乃至加以批判，认为

这种人治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然而，人治和法治是否就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排斥关系？主张法治最为激进的韩非，同时又承认术和势的作用，难道用术就不是一种人治？反过来，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恰恰是儒家各派分支中对制度作用最为强调的，从他对礼的重视就可看出这一点，难道隆礼就不是一种法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是不是有点简单化了？ 就拿反对制定考课法令的杜预来说，他反对“去人而任法”，却并不主张“去法”。他所主张的六年累计优劣以定黜陟，依然是一种法治，不过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法治而已。杜预的观点是：“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故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大意是，考课官员十分复杂，官员职责千差万别，衡量起来难易不等，如果简单按照制度规定，很有可能难以考核的就轻轻放过，而容易测定的就抓住不放。这就全靠主管官员用心衡量，区别情况灵活处理。要在法令之上赋予实施弹性，不可能严格执法就万事大吉。再拿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来看，他一方面主张人治，认为君主的表率作用最重要，“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而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荀子?君道》）另一方面又说礼制是国家根本，“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

第17章 人治与法治

第十七章 人治与法治 第一节 人治及其形态 一、神治 二、德治 总的说来，人治具有不同形态，甚至会有人治与反人治、非人治形态的混合。例如，鼓吹希望通过一种“绝对权力“来建立君主独裁，依靠强有力的专制统治达到统一民族国家的目的的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强调统治者对国家进行统治，目的就在于夺取政权和保持权力；强调目的决定手段的政治强权主义。但是，马基雅维利绝非君主专制制度的护士，他认可最优政体是民主共和制。随后的霍布斯也主张实行一种开明的专制统治，认为法律是来自统治者的命令，统治者不受法律约束。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君主应该是自然法的忠实捍卫者，他应该确保臣民的生命、财产和幸福。他既迷信专制统治，也试图限制政府权力。 第二节 法治及其表现 法治既是思想范式，也是制度体系，更是实践模式，且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 一、法治的思想脉络 （一）西方的法治思想 古希腊罗马法治思想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是坚定的拥护者、倡导者，西塞罗丰富了法治的具体内容。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法治思想是神学的分支，影响最大的人物当数奥里略?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文主义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人文主义。 启蒙时期的法治思想是以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为代表的、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西方法治思想在二战后呈现出新的特点。 （二）中国的“以法治国”观念 首先，在统治者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他强调君主守法、治者循法。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1“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2他强调：“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3然而，另一方面，他认为只有君主独揽大权、君尊权重，才能保证令行禁止，实现以法治国。“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权制断于君则威。”4也就是说，只有“秉权而立”才能实现“垂法而治”。 其次，在法律的运用上，主张重刑主义。“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禁奸止过，莫若重刑。”5只有通过严刑重罚，才能达到去奸的目的。由于我国古代法制具有诸 1 《史记?商君列传》 2 《商君书?一言》 3 《商君书?君臣》 4 《商君书?修权》 5 《商君书?去强》

试述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试述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摘要：庞德曾说过：有三个问题在近一个世纪的法学著作中是突出的，便是法律的本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历史的解释。而德治和法治作为法律和道德的动态系统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突出的问题之一。本文试着从德治和法治的释义以及结合当今的社会现在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德治法治动态系统关系 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历史上首次明确将其区分的是康德。康德认为，道德是内在的，法律是外在的。而在人类文明时期，法律与道德的混合是一切法文化类型的共同特征，并不是中华民族独有。而在这所要论述的德治和法治即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要从道德和德治以及法律和法治着手。 一，道德与德治 “礼法结合，一准乎礼”是我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国古代立法深受儒家学说和伦理纲常的影响，把维护“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作为立法，司法的宗旨，要求“一准乎礼”，礼的精神上是尊尊，亲亲，即维护“父子有亲，夫

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的人伦关系。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得知，中国在西周时期已经进入了礼治（德治）的时代，而在以后的年代里，礼治（德治）就一直贯穿着各个时期。如“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中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完善了礼法结合”，“曹魏首创“八议”“入律””，“西晋开创了依服制定刑罚的先例”，“北魏加入了“存留养亲”和“官当”的条目”，“北齐为了强调“忠君”“孝亲”将“十恶”列为“名例”之首 ” 。而自《唐律疏议》以后，“一准乎礼”就是封建律典的楷模。如是的回看一下历史，可以看到在很长的时间里德治（礼治）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什么又称为德治呢？ 德治是道德的动态系统，要了解德治，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道德。道德在我们古籍上是由“道”和“德”两个概念组成的。“道”即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以及做人的道理。“德者，得也。”实际原则有所得即如果一切都按照一定的原则去做就达到了道德的境界。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一词是起源于拉丁语“摩里斯”（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引申其义，也有偶规则，规范的行为品质和善恶评价等含义。孙笑侠等人认为：道德是评价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等观念规范，原则和标准。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

论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论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①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②两者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③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在于，法治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整个法律与制度的好坏，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领导人是否贤明。人治的理论则恰好与此相反。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要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与制度；并且特别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内，都要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这同那种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有法可以不依，凡事由少数领导个人说了算的人治是有原则区别的。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一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人治论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法治论强调依法治理；（2）人治论主张因人而异，对人的行为作具体指引，法治强调对事不对人，提供一般性规则；（3）人治论推崇个人权威，维护专制体制；法治论弘扬民主，保障共和国体制。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法治的优越性十分明显，一般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即人治），……就是说，依法律决策优于一人的决策，法律不受人的感情因素的影响而能作出公正的裁决。第二，法治有监督体系，能有力地防止个人专断和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已成为一条公理。第三，法治能客观地反映和作用于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平等、交换自由与主权明确，要求合法权利得到可靠保障，……而这些只有通过实现法治才能全面达到。第四，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没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就没有保障，也不能发展。……要建设……民主政治，就必然实行法治。尽管这里还有一个过程，但最终走向法治是不可避免的。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一般可概括为四个方面：（1）人治论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法治论强调依法治理；（2）人治论主张因人而异，对人的行为作具体指引，法治论强调对事不对人，提倡一般性规则；（3）人治论推崇个人权威，维护专制体制；法治论弘扬民主，保障共和体制；（4）当个人与法律不一致时，法治强调“法律至上”，而人治则是个人权威至上。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1．在价值理念方面，法治追求民主、人权尤其是自由平等，人治则与专制、等级特权和奴役具有亲缘关系。…… 2．在法律的地位方面，法治强调法律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主要模式。因此，在法治社会里，法律会受尊重、遵守乃至信仰。而在人治状态下，虽然也有法律，但法律的调整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对于“人治”来说，法律是不重要的，有时是可有可无的。因此，在人治社会里，法律不受尊重、不被信仰甚至受到蔑视或厌恨。 3．在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方面，法治奉行“法律支配权力”的原则，而人治则奉行“权力支配法律”的原则。对于法治来说，通过宪政和法律限制，约束和规范权力，是其生命所在。但在“人治”看来，权力尤其是最高领导的权力，不受制于法律，不对法律负责，才符合其本质要求。

人治与法治的思考

关于 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同人治是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在目的和愿景之中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希望社会安定富足、百姓安居乐业，总不会有统治者和管理者愿意国家混乱、受人欺凌。两者的分歧仅仅在于最终的或主要的手段是法还是人。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冷静的心态来思考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所谓“人治”，就是依主观办事，有法不依，以言代法，并非按照人多人少来治理，人治即，按照掌握权力的人的感性思考去行事，也就是全国人民共同使用一个脑袋，共和以后，人治的表现是用政党的形式来治理，用政党的形式来维系人治的状态。所谓“法治”，简单的说： 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两句话，叫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肯定了这两句话，又增加了两句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上四句话就是党中央强调的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含义。 很多人都在思考究竟是人治大于法治还是法治优于人治，针对这些说法不一，也各有各的道理。总的来说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在于，法治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完善与否以及执行的好坏，而不是那些有权力、有威望的领导者。人治的理论则恰好与此相反。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要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与制度；并且特别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内，都要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这同那种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有法可以不依，凡事由少数领导个人说了算的人治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都是行政权力往往是大于法律效力，这和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有着关系，毕竟成为一个严格的法治国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在面对社会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之风时，人们大肆批判人治，寄希望于法治，似乎只要国家实行了完全的法治，天下就没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其实，不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会有其局限和不足之处。

德治与法治

论文提纲 一、德治与法治的概念和起源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三、我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一）、我国坚持德治与法治“两手抓”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四）、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简论我国的德治与法治 【摘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德治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功能上都是有其各自局限性的，都有失灵的地方。当法律失效的时候，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法律的不可代替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法律并不能代替道德，家长里短很难诉诸法律来解决，俗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道德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法律。依法治国（法治）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标志，但是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意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制原则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 【关键词】：德治法治关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一、德治与法治的概念和起源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

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德治”与“法治”之争在中国与西方很早就有了。在中国，其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之争。这两家在治国方略的选择和运用上针锋相对，见仁见智，古代中国的“德治”学说与“法治”学说就诞生在这场纷争的硝烟之中。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了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局面下，有大批有识之士以满腔热情一边思考，一边参与社会实践，纷纷提出了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开始了后世学者所称道的先秦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儒家德治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成熟，主导了中国德治思想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德治传统的主要内容。儒家的德治思想垂范两千年而不衰，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年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春秋时期，法家还没有成为独立学派，法治思想还在萌发时期。当时，管仲、子产已有重视法治的思想，是法家的先驱者，战国时期，法家正式形成，商鞅是法家法治思想体系的奠基者，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特别指出的是，在管子丰富而杂的思想中,以法家思想略为占多。在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的同时,管子特别重视法治,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