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

【作者】王春福

【作者简介】王春福，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35

【摘要题】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就是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而对授权者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是外在的客观责任和内在的主观责任，即制度性责任和伦理性责任的统一。在人类理性中，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把客观制度性责任提高到空前显赫的位置，以至于主观伦理性责任渐渐弱化。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还主观责任以应有的地位，已成为理性的重要任务之一。公共政策伦理问题研究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昭示了这样一种趋势。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视角，解析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内在结构，探寻客观制度性责任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统一的途径，对于科学地确定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界限，提高履行责任的自觉性，以及完善责任追究机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政策决策责任与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以其德国民族的思辨头脑，探寻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把人的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一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理性的两大基本特征，因而得到了学界同行的认可。工具理性着重手段对达成目的的可能性。正如伯特兰·罗素表述的那样：“‘理性’有一种极为清楚和准确的含义。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你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1]工具理性的特点是注重过程、注重手段、注重方法、注重技术、注重实证、注重量化，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制度和体制成为其关注的对象。

近代科学的发展，推进了理性的工具化。“近代科学的数值化、定量化、规范化、精确化不仅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被广泛接受的，而且作为一种理性精神而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是一种理性的社会模式”[2]。对形式化了的科学技术的无条件地强调，使实证主义大行其道。在政治学的舞台上行为主义虽然受到了后行为主义的冲击，但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成为技术的工具。制度和体制本来是人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创造的，反过来却把人作为工具，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为“异化”。这是把人作为目的的价值理性衰落的表现，使价值理性非理性化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际上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矛盾的某种揭示。对制度和体制的过分强调和依赖，是工具理性扩张的结果。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病态在于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作大举侵占了生活世界的领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被各自分离的意见的机械组合的量化计算所代替。“在现代性的背景中，体制所代表的工具理性，似乎就是理性的全部”[3]（P18）。当然，制度和体制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我国，各种制度和体制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更应予以格外的关注，但它们不是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发挥作用的惟一途径。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导致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扭曲。

责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可做如下概括：“首先，责任是指分内之事，既有义务作为或不作为，其次，是指一定的行为主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其三，是指违背义务的行为要受到相应的追究和制裁。”[4]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同其他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一样，是与间接民主相联系的，是国家责任政治的产物。以责任的一般意义为前提，分析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责任，首要的是迅速了解民众的利益要求，并以主动的行为集中民众的利益要求形成公共政策。同时，要根据相关群体需求和偏好上的差异，以有区别的公共政策对待有区别的群体，在公共政策决策上要遵循客观标准，要有高效率，决策失误必须有人负责。如果对其本质进行深入剖析，会展示出两种行为：一是制度行为，表现为忠实地遵守法律、上级的命令和效

率标准。制度行为属于外在责任的范畴，是由法律、体制和职业关系所决定的责任，也可称为客观责任。“客观责任是指法律以及上级交付的客观应尽的义务责任，意指负责任和义务”

[3]（P324）。公共政策主体的法权地位、政策行为的法律效力、政策过程的法定程序和政策结果的法律责任，构成了客观责任的主要内容。二是伦理行为，即坚守道德的标准，避免出现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伦理行为可以归结为主观责任的范畴。

根据不同学者对公共政策的几个代表性的界定，公共政策决策责任显现出的内容上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托马斯·戴伊把公共政策看做是政府选择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6]。依据这一观点，公共政策决策的客观责任又分为应为责任和不应为责任。应为或不应为是国家政治系统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公共政策决策权力进行再分配，与此相一致的是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再分解，使之具体化和规范化的结果。应为责任是公共政策决策主体依据权力的再分配，行使其决策权，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不应为责任是公共政策决策主体不得超越权限，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也就是选择不作为的责任。按斯图亚特·内格尔的观点，公共政策是为解决各种问题而做出的决定[7]。任何公共政策都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而制定的。公共问题是否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必须对此负责。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的分配[8]。公共政策就是通过价值分配的形式成为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工具，因此，任何公共政策都有自身的利益取向，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这种利益取向的集中反映。公共政策决策主体既要对其确定的目标中隐含的价值取向负责，又要对在公共政策作用下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的结果负责。在工具理性成为理性主宰的前提下，对公共政策目标的价值审视似乎变成多余的了，工具理性至上论导致“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9]。致使人们只对手段负责不对目的负责，只对过程负责不对结果负责。工具理性的越位不仅造成人的智力过于褊狭，而且导致价值的失落，人也失去了内在的责任感。

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犯导致客观责任的无限夸大，不仅主观责任的作用成为人们忽视的对象，甚至科学和民主也成为逃避责任的手段。实际上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民主制度的根本就是责任。民主作为目的体现的是价值理性，民主作为手段应归结为工具理性的作用，其本身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这就意味着在公共政策决策中，不仅要对手段负责，而且要对目的负责。把民主仅仅视为工具理性的理解过于偏颇。只强调过程的民主性，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不对目的也就是公共政策的目标进行审视，使价值理性失去依托，会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民主化进程中，公共政策决策主体责任缺失。此外，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由于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所遮蔽，致使技术专家和技术官僚包打天下，“一般公民即使透过最‘民主’的程序，顶多只能在不同技术专家与官僚的决策方案中作别无选择的选择”[10]。把民主仅仅作为手段，恰恰成为决策主体推卸责任的借口。哈贝马斯说：“人民群众的非政治化——它借助于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变为合法化的了——同时也就是根据有目的合理的行为以及适应性行为的自我调节。”[11]科学作为过程和方法同工具理性纠缠在一起，作为结果和目的是价值理性的追求。专家仅仅追求决策技术和方法的改进，以及运用数学、逻辑等手段追求过程的所谓科学性，无视其结果。“使得主体和客体这两者都衍变为虚无：主体成为永远相同的自我，客体变为从属于逻辑公式的类或量”[12]。正如韦伯所说，工具理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专家没有灵魂”[13]。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公共政策决策主体责任的追究，失去了充分的理由。

在我国，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进程正在向前推进，经验决策逐渐为科学决策所取代，工具理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重要依托，也许同西方国家相比，工具理性应成为进一步弘扬的对象。当然，要充分认识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工具理性的作用，但是也应看到工具理性片面发展的危害。尤其是在探讨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过程中，切不可忽视价值理性的作用。依据工具理性形成的责任机制，包括立法控制机制、行政控制机制和司法

控制机制，完善这些机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们在对工具理性进行裁判时，切不可全盘否定。哈贝马斯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主义的天空中。”[14]讨论此问题的目的不是要否定工具理性的作用，而是为了避免把理性片面化，在工具理性的冲击下，使价值理性失去发展空间，把客观的制度性责任视为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全部。

二、公共政策决策责任与价值理性

如果把理性仅仅片面地理解为工具理性，客观制度性责任就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在价值理性引导下，探索主观伦理性责任及其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作用，也就成为无意义之举了。但是，在运用工具理性对客观制度性责任进行深入探讨的同时，如果没有在价值引导下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寻求，在某些情况下，客观制度性责任就会失效。当然，人的理性不可能放弃对价值的探求。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分析中，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探求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主观伦理性责任，虽然也要在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中去把握，但毕竟自律居于主导地位。当公共政策决策主体以自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从因果序列的他律中解放自己。虽然，在价值理性上倾注毕生心血的思想家不乏其人，然而，近代以来，工具理性似乎成了理性的代名词。对公共政策过程只做工具理性的考察，必然主张“‘实事’和‘价值’在分析政策问题的过程中应严格分开。分析者应该也必须把某种价值作为‘既定的’而予以认同，因为价值本身不能被理性地讨论。因此，政策分析的作用仅限于发现实现目的的最佳手段，目的是既定的，因而是不能理性地讨论的”[15]。这恰恰成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为自身的价值取向开脱责任的借口。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应成为全面运用人的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探讨的必须条件。

何谓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则是人类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价值理性在人的活动中表现为价值主体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相统一的行为取向”[16]。对价值理性还可以做如下界定，“价值理性指的是用来寻找价值的根据或给价值提供基础的理性”[3]（P17）。价值理性注重目的，注重结果，方法和技术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价值取向，成为其关注的对象。在价值理性失去其应有地位的情况下，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就成为人类理性的一种追求。哈贝马斯为恢复价值理性应有地位做出的努力，也许会成为价值理性回归的前奏。在对理性工具性的理解成为人们基本思维定向的近代，赋予价值理性以应有地位的也不乏其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拓者康德就以其为自我行为进行道德立法的实践理性，使工具理性位居价值理性之后。康德的实践理性和哈贝马斯的协辨理性内含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探讨公共政策决策主观伦理性责任客观化的基本途径，提供一定的启示。

价值理性的回归，必然要求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重新界定。如果说，依据工具理性形成的责任机制，包括立法控制机制、行政控制机制、司法控制机制，那么，依据价值理性形成的责任机制，就是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职业伦理的作用机制，有人称之为“黄金法则”。“政府伦理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的前提”，“原因在于所有的政策都依于伦理”[17]。伦理学中的义务范畴表明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道德要求。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由于其承担的使命和职责，对公众必然具有履行某种义务的道德责任。道德义务同政治和法律义务有着重要的区别。政治和法律义务是与权利相对应的，而道德义务常常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义务是一种行为方式，它要求最妥善地使用个人的地位以谋求集体的利益”[18]。道德义务是一种自觉履行的义务。“义务是一种责任，是‘应该做的’。这种‘应该做的’，只有成为一个人的内心要求时，人们才能自觉地去履行义务”[19]。主观伦理责任也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为社会公德和社会舆论所约束，这是在价值理性意义上对责任的理解。“主观责任意指忠诚、良心以及认同。主观责任来自公共管理者对责任的感受和信赖；主观责任强调我们之所以去做某事乃是源于内在的驱动力”[5]（P324）。公正对于公共政策决策主体来说，是最主要的

主观伦理责任。“与政治决策相关的道德选择，是以这样的原理为基础的，即作为安排人力、物力的政治秩序，必须反映出对公正的某种理解”[20]。“公正的核心就是处理好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公正的政策决策者和研究者必须把自我利益纳入更高的和更广的公共利益之中”[21]。主观伦理责任的履行并不像康德所说的是“善良意志”发出的“绝对命令”。良心作为对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是人们履行道德责任的内在动力，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为责任心。

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良心或曰责任心，就是在其完成决策职责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对其履行主观伦理责任的作用可做如下分析：在进行公共政策决策之前，责任心要依据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应履行的义务的道德要求，对决策动机进行自我审查，对符合道德要求的决策动机予以肯定，否定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决策动机，以确定正确的决策动机；在决策行为进行的过程中，责任心发挥着监督作用，坚持符合道德要求的政策目标及其价值取向，清除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特别是在发现问题时，能够改变决策行为的方向，避免导致错误的决策；在决策做出之后，责任心可以对制定的公共政策做出评价，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履行了道德义务获得内心的满足，对没有履行道德义务而愧疚。还原价值理性在人类理性中的地位，充分发挥主观伦理性责任的规范作用，是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三、公共政策决策责任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以完整的理性为依托，对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的公共政策实践进行反思，要求人们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必须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视角进行分析。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中把握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责任，就是要寻求外在责任内在化和内在责任外在化的路径，把客观制度性责任同主观伦理性责任统一起来。

客观制度性责任只有通过一定的途径，成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外在责任内在化的路径，就是把客观制度性责任通过服从、认同和内化的路径，使之成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外在责任内在化的过程中，服从仅仅是对客观制度性责任接受的最低层次。制度本身都带有某种强制性，通过制度规定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责任，强制其承担；当客观制度性责任同决策主体的价值取向发生矛盾时，决策主体就会对其产生消极的评价，甚至抵触，但是为了避免行政上和法律上的追究，只能被迫服从。如果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对客观制度性责任只是被动服从的话，就有可能选择不作为，放弃责任的行为就会发生，向制度的权威性提出挑战。认同是对客观制度性责任反应的中间层次，由于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对客观制度性责任表示认可，就力求在行动上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但是，认同反应并不一定是建立在对客观制度性责任完整准确理解的基础上的，因而也容易偏离其设定的轨道。如果这种偏离导致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行为背离了正确的方向，公共政策失误就不可避免。内化是对客观制度性责任接受的最高层次，它是以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对客观制度性责任的内容准确而深刻地理解，并做出积极肯定的评价为依据的。这时，他就会把制度规定的责任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与自己的价值取向有机地融和在一起，积极自觉地接受并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只有内化反应才是稳固的，以此为基础，客观制度性责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内在责任外在化，就是把主观伦理性责任通过道德立法和社会化的路径，使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主观伦理责任制度化。道德失范的原因来自于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角色冲突，从其发生内在机制的视角进行分析，利益选择中的伦理困境，是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履行道德义务过程中随时都可能遇到的矛盾。关于道德立法也许还存在某种争议，但可以认为它是主观伦理责任制度化的重要途径。在当今的西方，颁布道德法典的国家不断增多。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提供明确的伦理规则和道德指南，是完善责任机制的重要举措。道德立法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建立一套责任机制，来规范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决策行为，使之不履行道德责任的行

为更容易控制。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角色社会化也是伦理责任客观化的重要途径。角色社会化就是公共政策决策主体获得职业伦理倡导的价值和行为准则的过程。教育是公共政策决策主体角色社会化的根本途径。

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作用下，当外在的客观制度性责任内在化了，内在的主观伦理性责任外在化了，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规范作用就会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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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

治理：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李峰 自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 ingovernance)来概括当时非洲的发展情形以来，“治理”一词在社会科学界被大量使用，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政策学到国际关系等学科，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有地区层面、国家层面并延伸至国际合作，所涉及的主体包罗万象，有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到市场组织。然而国际学术界关于治理理论的内容表述却莫衷一是、混乱不堪。英国学者罗茨就指出了治理的六种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作为公司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作为善治(Good Governance)、作为社会控制系统和作为自组织网络([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选自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对这种状况作了很好的描绘，他认为“治理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致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即便现在，它在社会科学界的用法仍然常常是‘前理论式的’，而且莫衷一是。”([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选自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5页。)行笔于此，笔者想起了一件事，当我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的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e)教授求教治理的有关问题时，他竟不知晓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所指何物。所以，尽管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不遗余力地在推进全球治理，不管其在实践中效果如何，其价值取向怎样，但从学理层面上讲，治理理论在国外远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系统的理论。 反观国内，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有关治理方面的书籍、文章不断问世。中国的学者在译介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对治理兴起的背景、治理的含义，全球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学者将治理理论同中国的改革实践联系起来，来探讨中国走向善政的路径。一时间，治理与中国的政治发展、治理与中国的行政改革、治理理论与政治学知识的转向等主题成为政治学、行政学讨论的热点，随着治理理论被嫁接进其他的领域内，治理理论俨然成为当今的显学，给我们一种感觉，治理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善治)是我们解决中国的政治、社会等诸多问题的一剂灵丹妙药。但是，当我们仔细研读其中的一些文章，我们却失望地发现，治理中的一些理论要点有似曾相识之感，它们并不能传达给我们比新公共管理、全球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等更多的内容，有一种“贴标签”、“新瓶装旧酒”之嫌。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一方面是因为治理概念所涵盖的范围的广泛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译介、运用治理相关理论时的偏失，即我们把治理作为一种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有的学者的论述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概括治理特别是善治的含义及其所包含的主要标准，然后以此来衡量、裁剪火热的中国现实，最后指出中国在通往善治之路上还有哪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姑且不论此种论述的逻辑理论前提的偏颇(实质上很多学者已注意到)，即把异域的善治标准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不适当地移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容易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理论预设的存在，转移了人们对整个治理过程的关注，忽略了治理的趴术操作层面。这种“前提预设式的”或“目标导向式”的研究是一种典型的把治理当作一种价值理性的做法，实质上，治理的意义在于形式上的合理性而不在于价值上的合理性，或者治理最起码是一种工具理性。之所以如是说，原因如下： 首先，从治理的含义上说。国外关于治理含义的论述尽管异彩纷呈，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世界银行的定义，它把治理看作是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权力运作的方式，尽管这一定义有大而不当之嫌，但将治理看作权力运作的方式却颇能给人启示。既然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就是一种工具理性。也正是因为它的工具理性的特质决定了在不同的语境下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和治理含义的混乱状况。 第二，从规范意义上说。社会本体论和社会认识论之间有一种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相互生成的关系，本体论为认识论提供了资源和基础，认识论深化了本体论的境界和空间。所以在实践中应抛弃“整体导向论”和“纯粹理性主义的目的论”，表现在公共行政领域就是要抛弃“政府全能”和“市场神话”，而奉行“整体制约论”，反映在治理活动中就是要充分发挥包括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社会团体等组织的作用。在治理活动中，各种主体，包括政府组织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治理结构应是一个多中心网络状的结构。在此种治理结构中，各种主体只是达至共同目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或手段，具有强烈的工具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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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科制度主义方法论特征比较 作者：郭小聪发表时间：点击次数:879次 ［摘要］:制度主义，是我国近几年来最受青睐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人们对制度主义方法的运用，基本上是沿袭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制度主义不仅是经济学的专利。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在政治学（含国际政治）界和社会学（含组织理论）界也十分流行。不过，由于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制度主义在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方法论特征。 ［关键词］:制度分析，制度主义，方法论，学科 作者简介：郭小聪（1957-），男，广东人，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政府制度演变理论、行政制度比较、政府经济学研究。 近几年，最普遍被社会科学界赞赏、采纳和运用的研究方法，莫过于制度分析方法，即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但最具多样性和最容易被误解的，也是这种研究方法。正如保罗?J.迪马乔（Paul J. DiMaggio）和瓦尔特?W.鲍威尔（Walter W. Powell）指出的：“制度主义被当作是一种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的独特方法，但与回答‘是什么’相比，这一方法更容易在回答‘不是什么’取得一致意见。造成这种模糊性的原因是：研究制度的学者们随意地给它下定义；在不同的学科中，甚至同在组织理论中，制度主义也有不同的涵义；‘制度主义者’在有关制度的微观与宏观、制度的认知与规范等方面所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他们对制度的创新与传播及其相关网络方面所关注的兴趣点也是变化的。”[1]（p.1）所以，我们必须先梳理一下不同学科领域以及不同学派的制度主义。本文先就不同学科领域的制度主义方法论特征作一番比较。在西方学术界，奉行制度主义方法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含国际政治）和社会学（含组织理论）。 一、经济学的制度主义 根据W.理查德?司考特（W. Richard Scott）的研究，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制度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制度主义，是作为科学方法争论的副产品而出现的。一些经济学家从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康德、黑格尔等先哲那里获取灵感，并公开向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可以简化为一套通用规则”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他们坚持认为，经济是在由一系列文化和历史因素构成的社会框架下运行的。共同的观点使他们形成为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后来，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观点被当时在德国接受培训的美国经济学家所发展。在美国发展了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学者主要有三位，他们是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和威斯理?米切尔（Westley Mitchell）。尽管三位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存在很多分歧，但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不切实际的假设和对历史性变迁的疏忽这一点上，他们则是高度一致的。[2]（Pp.2-4）凡勃伦拥有开创性的见解，他坚持认为，有效的经济学应当强调技术变迁的重要作用，重视追踪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同样，康芒斯也强调变迁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米切尔相信传统经济学是理解经济周期特性的障碍，因而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经济变迁。 就方法论而言，制度主义在四个方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2]（Pp.3-4）一是市场不确定性与确定性（Indeterminacy versus determinacy）的区别。与“完全竞争和均

公共政策分析(已上交)

期末作业考核 《公共政策分析》 满分100分 一、概念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1.政策法律化： 答：是政策向法律转化,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进行政策科学研究即政策。 2.政策执行： 答：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治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协调与控制等各种行动,将政策观念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政策执行的过程主要包括政策宣传,政策分解,物质准备,组织准备,政策实验,全面实施,协调与监控等环节. 3.政策方案的评估和论证： 答：是指在政策出台前，对各种备选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可靠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说明各个方案的优劣。 4.评估主体： 答：政策评估主体是指对政策效果、效益、效率等方面进行分析判断的组织或个人。 5.政策效果： 答：有直接效果、附带效果、潜在效果、象征性效果。 6.非正式评估： 答：是指对评估者、评估形式、评估内容没有严格规定对评估的最后结论也不作严格要求的评估。 二、简答题（每空10分，共50分） 1.什么是损益分析？ 答：1.是指对影响企业盈亏的重大因素的分析. 2.损益分析就是对损益表（也称利润表）内的相关项目逐个进行分析对比。 一般先从净利润开始分析净利润与预算相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或与公司历史最高值相比增加或减少多少，百分比增加或减少多少。然后，

再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及营业外收支净额等项目逐个对比分析，最后得出损益变动的原因。 2.什么是线性规划？ 答：线性规划线性规划是运筹学较成熟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辅助人们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数学方法.研究线性约束条件下线性目标函数的极值问题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广泛应用于军事作战、经济分析、经营管理和工程技术等方面. 3.政策监控的目的在于哪两个方面？ 答：在于保证政策的合法化及贯彻实施、实现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促使政策终结。 4.政策监控由哪几个功能活动组成？ 答：由政策监督、政策控制、政策调整组成。 5.公共政策的一般环境包括哪几个方面？ 答：第一，政治环境。第二，经济环境。第三，自然环境。第四，国际环境。 三、论述题（共20分） 1. 请你论述公共政策评估的程序与方法的主要内容。 答：一、公共政策评估的程序： （一）端正评估的指导思想：评估是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保障；评估过程要实事求是；建立奖惩制度，实现权、责、利相统一；评估的目的是实现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政策效果。 （二）促进政策评估的制度化：建立评估工作制度，设立政策评估基金，强化评估反馈机制。 （三）保持政策评估的独立性：建立独立评估机构，评估者的地位要有周全的职业保障，评估者要有独到的方法。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方法：是指在政策评估中采用的具体方法，它是政策评估赖以实现的手段，是政策评估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过程对比法 过程对比法指的是评估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不同阶段的政策效果进行对比检测的一种方法。它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评估的对象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效果，具有动态性和全面性的特点：

数学课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辨析与实践反思-最新文档

数学课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辨析与实践反思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框架的正式发布，意味着课程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即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最终是依靠各个学科来进行的，而学科教学与课程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从2001年正式开始的课程改革，至 今已近二十年，很显然，这轮课程改革对学科教学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纯粹讲授甚至是灌输式的课程已经很少见了，而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学习形式的课堂则已经成为当下学校的新常态. 在感受课程改革带来的变化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其中，对于学科、对于课程的认识，正成为影响课改深化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关键问题. 对于初中数学而言，怎样认识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初中数学教师理解自身所从事的课程教学，寻找核心素养培育坚实基础的重要保证. 本文拟对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做一浅显梳理，以期对有兴趣于此的同行们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再辨析 一线教师对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注往往是 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其基础性体现在数学学习可以为其他学科的知识构建，以及学生的生活提供最基础的知识与思维方式. 就从纯粹的数学教学角度来看，数学课程的

工具理性体现得最为直接的可能就是习题解答与问题解决了，当学生在数学考试等评价中获得好的评价时，常常可以认为体现了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 但很显然，这种囿于应试的经验性认识，不足以概括数学课程工具理性的全部，更无法体现其价值理性的一面. 在核心素养视角下，数学教学要培养学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和终身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要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以及逻辑推理和数学建模等素养，这既离不开必需的工具理性，同时也离不开必要的价值理性. 从这个角度讲，有必要对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再作一番辨析. 工具理性毫无疑问是指向操作的，解决的是一线教师如何根据课程理念、课程内容以及课程评价，去找到具体的实现课程理念、教学课程内容、接受教学评价的具体的操作方法、途径以及手段等.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如何做”的问题. 对此，很多经历过课程改革的老师们应当是有印象的，在当初推进课程改革的时候，曾经有不少一线老师抱怨课改培训“太空”，不具有“操作性”. 在这里，教师所期待的操作性，实际上就是课程工具理性的体现. 显然，不具有工具理性的课程理解，失去了教学的基础，因而难以具有推广的价值；同时又应当看到，纯粹追求“操作性”又是不够的，因为学科教学的应试压力再大，教师也必须有课程意识，数学教师必须认识到数学课程在知识体系与学生发展当中所起的作用，必须认识到通过数学学习可以让学生具有其

管理决策案例分析

管理决策案例分析 经营决策案例分析 在棋界有句话：“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着占先，全盘皆活”。它喻示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成功与失败取决于决策的正确与否。科学的经营决策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兴旺发达，而错误的经营决策会使企业陷入被动，濒临险境。纵观世界各国，经营决策失败的有之，当然，也不乏成功的案例。从以下的案例中我们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案例一：1985年，由马来西亚国营重工业公司和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合资2.8亿美元生产的新款汽车“沙格型”隆重推出市场。马来西亚政府视之为马来西亚工业的“光荣产品”，产品在推出后，销售量很快跌至低潮。经济学家们经过研究，认为“沙格型”汽车的一切配件都从日本运来，由于日元升值，使它的生产成本急涨，再加上马来西亚本身的经济不景气，所以汽车的销售量很少。此外，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在决定引进这种车型时，主要考虑到满足国内的需要。因此，技术上未达到先进国家的标准，无法出口。由于在目标市场决策中出现失误，“沙格型”汽车为马来西亚工业带来的好梦，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此例说明，科学经营决策的前提是确定决策目标。它作为评价和监测整个决策行动的准则，不断地影响、调整和控制着决策活动的过程，一旦目标错了，就会导致决策失败。 案例二：1962年，英法航空公司开始合作研制“协和”式超音速民航客机，其特点是快速、豪华、舒适。经过十多年的研制，耗资上亿英磅，终于在1975年研制成功。 十几年时间的流逝，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威胁着西方世界，乘客和许多航空公司都因此而改变了对在航客机的要求。乘客的要求是票价不要太贵，航空公司的要求是节省能源，多载乘客，噪音小。但“协和”式飞机却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这些要求。首先是噪音大，飞行时会产生极大的声响，有时甚至会震碎建筑物上的玻璃。 再就是由于燃料价格增长快，运行费用也相应大大提高。这些情况表明，消费者对这种飞机需求量不会很大。因此，不应大批量投入生产。但是，由于

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争议

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争议 一、公平与效率 （一）基本含义 1、公平 公平即平等——同等的分享。 公平即自身——合理的分享。 公平即机会平等。 （二）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凯恩斯、萨缪尔森、加尔布雷思认为，公平是一种“天赋权利”，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和标价；效率本身不仅不代表“公平”，因为它可能来自于“不公平”。 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弗里德曼、哈耶克、艾哈德认为，要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要把与市场相联系的效率确立为优先的政策目标，因而极力反对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推行再分配，以达到收入均等化为中心的“结果均等”，认为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损害。（三）当代社会政策研究与实践中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公平与效率这两个价值目标同等重要，没有先后次序，二者必须兼顾。 公平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概念。 平等与效率均为事实判断的概念。 解决途径：只能是在平等与效率、结果均等与机会均等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即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而为了平等又要牺牲某些效率。 罗尔斯：差异原则 二、自由与控制 （一）基本含义 人的自由 首先，个人的自由是与自我约束相关联的，人在具有自我决定权利的同时，也必须进行48 自我约束。 其次，从内容上看，人的自由包括人们免于受到危害的自由；以及有权利决定自身事务的自由。 社会控制 就是运用社会力量对人们的行动实现制约和限制，使之与既定的社会规范保持一致的社会过程。 （二）自由与控制的价值目标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极端的个人主义 三、个人与集体 （一）基本含义 个人主义：英美

集体主义：亚非拉 特里安迪斯 第一，集体主义者把自己看做是某个群体的组成部分，而个人主义者热衷独立于群体的自我概念，因而在互相依赖的自我和独立的自我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集体主义者拥有和其群体目标互相交叉的个人目标，当这些目标之间出现差异时，他们会视集体目标高于个人目标；而个人主义者拥有和其群体目标或交叉或不交叉的个人目标责任制，当这些目标之间出现不一致情况时，他们会视个人目标高于群体目标。 第三，集体主义者强调人们的社会行为应该遵从社会规范、职责和义务；而个人主义者则更强调人的态度、个人选择和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对社会行为的意义。 第四，在集体主义者方面，关系是最重要的，即使这些关系的成本超出范畴，他们也依然会维持这种关系。在个人主义者方面，当成本超过范畴时，他们就会中断这种关系。 （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倾向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吉尔伯特、特雷尔 四个选择视角（分配、供给、传递和财政） 三条分析轴线（可能之选择、价值和理论） 两个分析层次（具体说明选择的视角和说明一定选择的背后的原因、依据） 四、人道主义与人权 （一）基本含义 1、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 首先，关注人是什么，探讨人的本质、人性和人格等问题； 其次，关心人和人、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尊严和地位。 再次，关心人的权利和价值，主张平等、自由和人的全面完善的发展。 最后，强调人性，特别强调人的理性是社会的发展动力，突出人的神圣使命。 2、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第一，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价值。 49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 谢嘉元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004） 摘要：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产生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种制度分析“典范”，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才刚刚起步背景及特征、国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的主要观点、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学者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理论的发展现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特点；主要观点 自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新制度主义”一词在政治科学中的出现频率便越来越高。按照被接受最广的霍尔和泰勒的观点，新制度主义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所有这三种流派都是针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并试图重新阐释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产出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三种流派出现的时间起点相近，并且都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且彼此的发展也呈现了相对的独立性。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的背景 理性选择从方法论层面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霍布斯

和休谟。但是，作为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则产生于 20 世纪50年代。理性选择理论诞生之初，仅是政治科学学科中的一个很小的分支，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发展，现在的理性选择理论较之过去更加成熟。当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严格的预设假定前提来研究美国国会的投票行为时，发现一个重大的矛盾，即如果传统理性选择的模型正确的话，美国国会的立法就很难保持稳定的多数。因为立法者们众多的偏好顺序和问题本身的多维特征都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即新的多数往往会倾向于推翻任何已经通过的议案，从而使得从一个议案到另一个议案都会出现阿罗循环的现象。然而事实表明，美国国会投票结果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正是在解答这一令传统理性选择理论者感到迷惑的问题的过程中，理性选择开始对制度进行研究。国会的制度降低了事务处理的交易成本，使得在议员之间能够达成交易，从而使得法案的稳定通过成为可能。此时，理性选择理论也被称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范式目前在美国政治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现代政治学家们一般都把“理性选择理论”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理性行动模式、实证政治经济学等的同义词。按照盖伊·彼得斯的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又可以分为若干分支。第一个分支是印地安那学派，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主要关注如何用制度来解决公共池塘的治理问题，即如何克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问题。第二个分支是公共选择学派，即把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用于研究政治学的问题，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

公共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分析复习题及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类（按章节顺序） 1、公共政策：是指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经由政治过程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方法、办法、条例等的总称。 2、公共权力：是指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由政府官员及其相关部门掌握并行使的，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权力。 3、公共利益：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利益相一致的方面。它不同于国家利益和集团（体）利益，也不同于社会利益和共同利益。 4、政策工具：是指被设定为旨在实现一定政策目标的各种措施、策略、方法、技术、机制、行动、作为以及配置的人力、资金、设备、资源等手段。 5、公共政策问题：是指统治集团和社会大多数人感觉到现实中出现的某种情况与他们的利益、期望、价值和规范有相当严重的冲突，进而通过团体活动要求有关社会公共组织和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并被政府列入政策议程的社会问题。 6、政策议程：是指有关公共问题受到政府等公共组织的高度重视，将其纳入政策讨论，确定为应予以解决的政策问题的过程。 7、公共政策制定：指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针对政策问题，依照一定的程序和原则确定政策目标，拟订、评估、选择、决定政策方案的过程。 8、公共政策目标：指为解决公共政策问题而制定的政策方案所要达到的目的、指标和效果。 9、政策方案规划：指政策议程确立后，为实现政策目标，政府组织力量拟定和评估政策措施与行动步骤的过程。 10、政策方案抉择的合法化：指政策抉择主体依据有关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对政策方案进行审查、通过或批准、签署及发布的过程。 11、公共政策执行：指政策主体（或机构）为实现政策目标，运用各种措施和手段将政策内容贯彻落实于政策对象的行动过程。 12、公共政策的监控：指对公共政策过程（制定、执行等）进行督促、检查、指导、纠偏的过程。 二、简答题（按章节顺序，或与论述题在类型区分上有所偏差） 1、公共政策的本质——1）公共政策是由特定的主体，即由国家或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所制定及执行；2）公共决策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要实现特定的目标或目的，政策主体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总是试图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3）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以及调整相互关系而采取的政治行动；4）公共政策是一种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 2、公共政策的特征——具有政治性、权威性和强制性；是公共性与偏好性的统一；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具有针对问题的回应性与对同类问题的普遍适用性；兼具稳定性与变动性；体现公平性与效率性。 3、公共政策的形式构成——横向形式构成分为：立法决策、行政决策、司法决策；纵向形式构成分为：中央政策、地方政策、基层政策。 4、公共政策的内容构成——依据政策的层级性或涵盖性划分为：元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 5、公共政策的功能——引导与管制功能；调控功能；分配功能；促进发展的功能。 6、公共政策有哪些系统——主体系统；客体系统；支持系统；环境系统。 7、从市场的角度看政府能力是什么——从市场角度看，政府能力是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协调，实质上是公共政策如何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8、公共利益确定的原则——具有公共性；确定主体的公共性；内容确定具有合理性；确定程序具有正当性；损益的补偿性。 9、公共利益形式有哪些——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形式利益与内容利益。 10、怎样看待公共政策利益代价——公共利益与代价之间的关系有四种类型：1）利益范围宽，代价范围宽（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国防政策）。2）利益范围宽，代价范围窄（环保政策、反垄断政策）。3）利益范围窄，代价范围宽（残疾人政策）。4）利益范围窄，代价范围窄（最低工资保护政策、强制医疗保险政 策）。 针对利益与代价，关键的问题是相关的利益群体是否认可， 力争做到动态的平衡。 11、基本的政策工具有哪些——一般理解的政策工具包括行 政命令、法律、经济、说服、教育等。陈振明认为政策工具分为： 市场化工具，包括民营化、用者付费、管制与放松管制、合同外 包、分权与权力下放、公私伙伴关系、内部市场、产权交易；工 商管理技术，包括战略管理技术、绩效管理技术、顾客导向技术、 目标管理技术、全面质量管理技术、标杆管理技术、企业流程再 造技术；社会化手段，包括社区治理、个人与家庭、志愿者服务、 公私伙伴关系、公众参与听证会。 12、西方决策过程理论模型有哪些——分为认识论模型和社 会本质理解的模型两大类，认识论模型主要有理性决策模型（包 括完全理性决策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渐进决策模型、政治系 统模型；社会本质理解的模型主要有政府机构—制度模型、集团 模型、精英模型。 13、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模型是什么——“上下来去”模型。 1、政策的元认识过程，1）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2）从 实践获得认识，提炼理论的过程。2、政策的社会认识过程，1） （政策制定）从群众中来，由民主到集中。2）（政策执行）到群 众中去，由集中到民主。3、政策的社会操作过程，1）（政策制 定）调查研究，总结一般。2）（政策执行）试验与推广，由一般 到具体 14、公共政策问题的特征——1）公共性与关联性，具体指 公共政策问题总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并需要公共力量加以解决； 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的出现与解决会牵涉到相关的其它问题。2）客 观性与主观人为性，公共政策问题发生于日常社会生活中；公共 政策问题的认定又受到决策者的价值观、利益关联性的影响。 15、公共政策问题的分类——（课件中主要谈了两类）1） 按问题发生的社会领域分为：自然灾害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 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外交问题、民族问题等。2）按问题发 生的区域分为：全国性问题、区域性问题、地方性问题等。 16、公共政策问题提出的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政治领 袖、政党组织、大众传媒、各类政策研究组织 17、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与分析的实质是什么——1）界定 政策问题，即弄清政策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2）分析现实与利益 主体的价值理念、期望值、固有规范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利益主 体的不满足感。3）在方法上问题分析强调问题的界定、分类、溯 源等。4）为决策议程做准备。 18、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的方法有哪些——1）边界分析法； 2）多角度分析法；3）类别分析法；4）原因层次分析法；5）头 脑风暴法；6）德尔菲法(专家规定程序调查法)；7）假设分析法。 19、政策议程的类型——公众议程；传媒议程；公共部门议 程（政府议程）。 20、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1）问题必须明朗而 严重，或出现突发性危机事件。2）利益群体（集团）的诉求。3） 要有政治权威领导人及专家的预测性发动。4）要有正常民主和开 放的觉察机制，特别是大众媒体对政策问题的强烈反应。5）民意 代表的呼吁或者以议案的形式提出。 21、公共政策目标分类——1）基本的公共政策目标，是最 基础的或叫元目标；2）具体的政策目标（政策目标的指标化）， 指标分为经济指标、社会指标、政治指标、幸福指标。 22、政策规划方式有哪些——1、单一方式，政策规划的主 体只有政府；2、多元方式，主体有政府组织、利益集团、社会公 众、政策研究咨询组织、信息支持组织等。 23、政策方案规划的原则——信息完备；系统协调，包括协 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新政策与旧政策的关 系；科学预测；现实可行性；政府主导与民主参与；稳定可调； 多重方案，且相互独立。 24、政策方案评估的方面——1）价值评估：为什么设计这 一方案？ 为了谁的利益？期望达到什么效果？2）效果评估：正面效果、 负面效果。3）可行性评估：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政治可行 性、行政可操作性。4）风险评估：灾害风险、社会风险。 25、政策执行的原则——1）忠实性原则。2）民主性原则。 3）实现政策执行的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4）将原则性与灵 活性相结合，创造性执行政策。5）效益原则。 26、公共政策执行的手段——1）行政、组织手段。2）法律手 段。3）经济手段。4）思想政治教育手段。5）技术手段。 27、公共政策执行的资源——1）财物资源，主要是经济支撑。 2）人力资源，必需的人力以及人力的政治、道德和业务素质。3）信 息资源，执行状况的信息、政策客体的反馈信息。4）权威资源，权 威的大小、权威的影响力。5）制度资源，有相应的制度配套，制度 是否完善。 28、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1）政策执行主体。执行组织 结构合理、权责明确。执行人员的利益因素、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 知识水平、个人能力、执行方式。2）公共政策对象。政策对象的利 益需求，文化心理、思想道德因素，文化教育程度。3）公共政策环 境。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区域位置。4）政策 本身。政策问题的复杂性，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清晰性， 政策执行方案的完善性。5）政策执行资源。执行经费、人力资源、 信息资源、权威资源。 29、公共政策执行机制有哪些——1）信息沟通机制。健全政策 执行的信息网络和政府上网工程。优化信息传播和反馈的渠道，广播、 电视、报纸、市长电话、协商对话机制、信访制度等。2）公民参与 机制。公民参与制定执行计划，公民参与执行监督，公民参与执行评 估。3）共政策的激励、责任与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人才选拔的竞 争机制、政策执行的功绩制、创新职务晋升制。责任追究机制（行政 问责制），首长负责制、目标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违法行政的法律追究制。监督机制，完善各种监督机制，运用 审计手段加强监督。 30、公共政策监控要素——政策监控的主体是从事政策监控的个 人和组织，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政党和传媒、利益团体和公民等 主体；政策监控的对象广义上是各级政府组织和公务员，狭义上是从 事某一项政策过程的个人和组织；政策监控的目的是确保政策过程的 合法、合理和有效性，并及时纠偏；政策监控的过程是静态和动态的 结合。 31、公共政策监控类型——以实施监控的时间先后为标准，分预 防性、过程性和结果监控；以监控的经常性为标准，分为经常性监控 和引发性监控；以监控的参与程度为标准，分为单方面和抗辩性监控。 三、论述题（按章节顺序） 1、公共政策与法的关系 两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的，相同点是：两者的制定和执行主体 都是公共权力机关；两者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是国家统治和社 会管理的工具；两者的制定可以具有相同的程序，即方案的提出、审 议、通过、公布。不同点是：法具有相对稳定性；法更具强制性；两 者适应性、灵活性不同；法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政策对象的权利与 义务则往往不对称。 2、为什么公共政策的职能具有二重性？ 国家权力具有二重性，即兼具政治统治的职能和社会管理的职 能。国家权力的行使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因此公共政策具 有双重职能，其二重性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是推行国家政治统治的 工具；公共政策是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3、怎样理解政府能力 从政策主体的角度看，是指政府将自己的意志、偏好和目标转化 为现实的能力，包括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 制能力。从政策客体角度看，是指政府能否成功地适应环境挑战的能 力，即制定并执行政策，维持公共秩序与合法性的能力。从政策科学 的角度看，是指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力，正确的制定并 有效的实施公共政策的能力。 4、怎样理解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法律 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反之则是“无限政府”。有限政府思 想源自于三个理论：1）自然权理论：天赋人权，人有追求生存、自 由的权利，强调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2）功利主义论：认为自爱自 利是人的本性，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把“最大快乐原则”作为每 一行为、机构或社会制度的唯一和最高原则，政府是个人达到目的的 手段。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公共选择的个人性，因 为每个人都具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人都是经济人；政治活动 遵循市场法则，同样存在交易，因此必须限制官员的权力。 5、治理理论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治理理论强调政府的调控能力；强调公共政策直接主体的多元 化，以汇集多方面的智慧；强调公共决策权力运行的双向性，不是单 向的发号施令过程，而是双向的互动管理过程；强调政府的政治责任，认 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并不降低政府的责任。公共政策是政府组织、社会团体 以及个体公民之间互动合作的方式，是提高治理能力的手段。 6、公民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1、公民作为政策客体时，1）公民个体缺乏政策知识和能力。2）公 民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容易忽视社会利益。3）公民参与成本过高，效 率低下。4）公民参与后利益得不到实现，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2、公 民作为政策主体时，1）公民应当参与政策过程，政策的运行过程以公民 为基础；公民参与政策过程可以认识政策，提高政策效力；政策过程的民 主化、法制化要求公民的参与；社会的知识化、信息化会提高公民的政策 素质。2）公民参与政策的途径：参与投票或推举代表的方式；参与政党 或利益团体；信访、举报；制造舆论；消极抵抗或不合作。 7、公众社会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公众社会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领域或空间。这一领域的主体就是 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自愿性社团、协会、社 区组织、利益集团。 1）社会团体在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进行政策信息沟通。2）社会团 体影响并制约公共政策，主要通过利益聚合、利益表达、政策传递、政策 监督来实现。3）角色替代，即行使政府所让渡的管理职能。预防角色替 代过程中的自利性问题。 8、政党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1）现代国家的突出特征是实行政党政治，国家的政治统治是通过政 党来实现的。2）因此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成是政党的政策。3） 在竞争性政党制国家，政党要通过获得国家权力而推行其政策。4）我国 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二者不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5）共产党的政策方式：提出政治主张 或纲领，通过人大变为国家意志，领导监督国家机构中共产党员的行为， 协商民主 9、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1）政策制定会引起利益集团间的冲突；2）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的 方式，一是利益表达，游说、宣传、政治捐款、抗议等，二是监督政策的 执行。 10、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大众传媒指在传播路线上用机器做居间以传达信息的报纸、书籍、广 播、电视、因特网等形式。决策中的信息要借助于一定的媒体才能传播， 大众传媒则是现代社会最为普遍的信息传播载体。 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执行进行监控，为政策执行提供良好的舆论支 持，监督和控制政策执行过程。大众传媒能够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促进 政策调整：及时收集和反馈公众对政策的意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政策 进行评估；推动政策的及时调整。 11、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 公共政策执行偏差是指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 素的影响，其行为偏离政策目标而产生不良后果的政策现象。 主要表现形式有：一是象征性执行。二是附加式政策执行。三是残缺 式政策执行。四是替代式政策执行。五是观望式政策执行。六是照搬式执 行。七是规避式执行。 造成执行偏差的主要原因是，1）主观方面，执行者的原因，自身的 利益需求，自身的知识和能力素质缺乏，对政策理解的偏差。执行机构管 理缺陷，组织结构不合理，层次多，机构重叠；内部沟通不畅；规范执行 的制度不健全；政策关系处理不当。执行组织的政策宣传不到位，得不到 政策对象的支持。2）客观方面，政策问题的复杂性，使政策执行比较困 难。政策质量问题，政策目标模糊不清，政策不可行，政策缺乏稳定性、 连续性。政策环境的变化，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目标群体的影响，利 益集团的压力、目标群体的文化心理。政策资源的匮乏，如人、财、物的 匮乏，使政策无法执行。法律、制度监督不力。 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一是加强执行的“成本—收益”分析。二 是加强对政策的学习认知。三是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四是加强对执行 的监控。五是加强执行的制度建设。 12、公共政策监控机制公共政策监控机制是由政策监控主体、政策监 控对象、政策监控主体发生作用的内容和方式等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分 为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1、内部政策监控机制的构成。1）内部 政策监控机制主体是各级行政机关。2）内部政策监控机制的运行路线包 括：自下而上的监控和自上而下的监控。2、外部政策监控机制的构成。1） 立法机关对公共政策的监控；2）司法机关对公共政策的监控；3）政党组 织对公共政策的监控；4）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监控；5）大众传播媒介 对公共政策的监控；6）公民对公共政策的监控。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你和我一起探讨西方现代思想。 今天要讲的是韦伯提出的一个概念：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 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之前说到，在现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取向。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也有高度一致的地方——谈到钱这个话题，我们的取向好像就很一致。我们都承认，不论追求什么，金钱都是有所帮助的。 难道我们都是拜金主义者吗？我觉得未必。科学家、诗人、或者沉浸在恋爱中的年轻人，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能是科学、是艺术、是爱情，但他们也都会承认，钱是很有用的。 韦伯同时代的一位社会学家齐美尔有一个比喻，他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做自己的事情。 如果要问韦伯对这种现象的看法，他会怎么说呢？ 这时候，“工具理性”这个概念就要登场了。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区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叫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一种叫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 工具理性是做什么的？它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就是一件事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打个比方，我在外地开会，家人打电话来说要我赶紧回家。我一计算，飞机最快，机票的价格也能接受，于是就订了航班。这里运用的就是工具理性。注意，我说了一个词：“计算”。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 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 价值理性又是什么呢？还是同一个例子，在外地开会，家里人让我赶紧回家。但这一次，订机票之前我突然想：不对，还是得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事，

行政决策案例分析

药用辅料厂该不该兼并第三制药厂温县粮食局下属企业焦作市药用辅料厂，兼并了焦作市第三制药厂。这件事不仅开创了温县工业发展史上的先例，而且在全县以至整个焦作市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焦作市第三制药厂1980年建成投产，占地46000平方米，职工641 人，年产淀粉10000吨，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产品在1988 年前畅销十多个省、市，远销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年利润100 多万元。但由于设备老化，工艺技术落后，管理混乱，淀粉出品率低，产量质量不稳定，客户愈来愈少，企业效益下降，特别是投资600 万元新上的年产5000 吨的葡萄糖生产线半途而废，使企业不堪重负而被迫停产。停产时，固定资产和债权总额只有1088 万元，债务却达2100 万元，相抵后亏损1012 万元。 焦作市药用辅料厂1987年7 月正式投产，占地3500平方米，职工180人，固定资产110多万元，年生产淀粉5000 吨。由于设备和工艺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规范，淀粉产量稳定，质量好，供不应求，年产值1500万元，利润140 多万元，生产经营形势蒸蒸日上。 面对这种情况，粮食局局长原志高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何不借机让药辅厂将三药厂兼并?药辅厂虽暂时背个大包袱，但不久便可形成规模，成为抵御市场风浪的强者。思忖再三，他决定召开班子会议一议。会上，原局长刚把这一想法说出，立刻遭到了多数班子成员的强烈反对。有人说，自古以来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还没听说过小鱼吃大鱼；有的说：药辅厂效益再好，让它背上这个大包袱，非把它压趴下不可；有的说，风险太大了，万万使不得。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这件事传到了社会上，三药厂职工的反映也传入了原局长的耳朵，各方人士纷纷议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多数持否定态度。面对重重阻力，他反复考虑：要想干成一件事，哪有不冒风险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只要有50%以上的成功把握，这件事就敢干。改革开放以来，粮办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上规模，跨台阶，走过的不正是这样的路吗? 于是，他一方面组织有关人员对两个厂进行综合考察，一方面要求班子成员对这件事也要进行调查研究，每人都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意见来。 专门研究兼并问题的局长办公会如期召开，主题就是“究竟敢不敢让‘小鱼' 吃‘大鱼'”。讨论在平和而又认真的气氛中进行，大体上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不敢。理由有四点：①药辅厂规模小，小马拉不动大车。②药辅厂兼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