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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与法自然

“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自然法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法律，而是一种昭示了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的正义论。而法自然是自然法的延伸，在自然法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再将其发展成为法自然。它的本质是体现一种纯正、纯朴和辩证的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为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法学中，自然法的学说指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正义法则(这可以解释为发现，而不是如同权利法案一样的发明)，以及在解决冲突的自然过程中显现的规律(具体化为习惯法)。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时会相互对立或弥补，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即这两者依赖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而不似人为设计的正义法则。在上述两种情形的任何一个方面，自然法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法律程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起源自法律系统的戒律。鉴于法律实证主义会说，一部无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许会回应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论之(即恶法非法)。

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

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吸收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自然法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现实,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而成。理性自然法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资产阶级要求掌握政权,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在当时社会,它是一种普遍的思潮。启蒙时代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世俗性、理性主义及自然状态下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人们习惯上称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为理性主义思想,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法思想家们又不是一味地倚重理性,其中也有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对理性的偏离和超越:孟德斯鸠在重复理性自然法话语的同时,将重心转向环境多元论和法律的社会学研究;卢梭则以情感和道德风尚取代理性主义,树立起情感的权威,从而抽掉了理性主义存在的内核。由于历史发展与具体社会现实多样性的矛盾,再加上自然法自身的缺陷,启蒙时代的自

然法思想在其发展高潮的同时也预示着自身的衰落。孟德斯鸠和卢梭对理性的偏离正是对其内部的瓦解;休谟却是基于它的前提和推论从认识论的角度予以攻击;而伯克则是从经验和传统的角度颠覆了其存在的价值。

自然法学的法律价值观有三个思维特征：

1.法律价值不是现实法律本身的价值而是自然法的价值和体现在法中的自然法的价值；

2.价值是以自然法形式得以论证和表现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对法有积极作用，法律与道德不可分；

3.价值是法律内在的实体标准，实在法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符合道德标准是实在法有效力的必备条件。

而法自然是一种不造作，顺其自然的清静无为。两者相比之下自然法更注重的是公平，而法自然更是偏向纯正、积极的无为。

古典自然法思想

西方的自然法学思想是怎样兴起的？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既曾经被奉上神坛，当作绝对的真理，判断现存法律（实在法）是非的终极标准，受到热情的捍卫，或作为革命的旗号，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长的故事；又曾被视为无稽之谈，给与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被边沁（J．Benthan,1748--1832）讥为“高烧时的胡说八道”，这主要是19世纪法律分析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事。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学又开始了复兴进程，特别在二战以后达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念重新进入人心，占据了法学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实践。自然法学的历史命运说明，只要人类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还需要追问现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还试图改革现状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就避不开自然法的问题。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i[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话来说，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远不能被熄灭。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象一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吸取法律机体的血液。” ii[②] 纵观从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变迁，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它与实在法相对，是高于实在法并对其进行约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将承认有高于实在法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意、道德或人权等等）存在的法学思想，都称为自然法学，以此作为讨论自然法学思想兴起的基础。一、古代的自然法学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

课程论论文杜威自然经验主义

浅析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主义课程论现代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的经验课程思想影响深远，他的经验课程的主要思想以关系思维为出发点，以其经验论为理论基础，改造了传统的认识论，在批判传统教育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构建了他的经验课程体系。其经验课程初具大课程论雏形，经验课程的形态是主动作业，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统一，经验的组织贯穿了连续性原则与交互原则。传统上，经验论者认为经验与自然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当经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历程时，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杜威认为，“经验不是涂在自然上面的一层极薄的油彩，而是深入自然的，达到自然的底蕴的，并且它所掌握的范围是可以扩大的。”也就是说，经验既在自然之内，也是关于自然的。杜威区分了经验的方法与非经验的方法：经验方法是一种整体的方法，把完整的统一体当作哲学思想的出发点；非经验的方法从一种反省的结果出发，把经验的材料与经验的活动和状态割裂开来，把它当成原始的东西，当成本来“给予”的东西，客体与主体、精神与物体处于分离的状态。 1.杜威的经验说。 “经验通常指感觉经验，是人们在同客观事物直接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杜威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教育领域，形成了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与课程理论，对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看来，所谓教育，就是连续地改造和建构经验。教育是通过经验谋求经验的不断成长和发展。因此，经验是教育的目的，同时是教育的方法。经验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验过程就是受教育的过程。教育作为过程就是“不断改组经验，重新组织经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丁以升一般认为，西方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主流，它从现实世界之外，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推导出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自然法，从而虚构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底蕴，儒家关注的是现实世界，它所推崇的礼是奠基于家庭血缘基础上的人伦理性，它不假外求，并不为礼寻求某种外在的理性力量的支持，形而上学思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有无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了中西传统法文化的实质性差异。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自然” 观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老子》主张以道统法，强调“道法自然”，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其中贯穿着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儒家思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传统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可以说，《老子》的“法自然”思想乃是沟通中西传统法文化的一座桥梁，因此，不能把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无。一中国自殷亡之际，神权法思想就开始动摇，西周统治者抛弃了陈旧的“天命”、“天罚” 思想，转而强调“德”，把对法的审视由天上转向人间，从此，法文化关注的重心就由外在的天转向现实的人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方式上存在着激烈争论，但他们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始终是从社会现实和道德人伦着手的，带有明显的功用型、务实型特点。唯有道家能独树一帜，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是从虚无飘渺的“自然”中来探索治国的方略。《老子》虚构出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合乎“自然”。它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一反传统的以天为万物之源的观念，把天产生的根源归之于道，又把道产生的根源归之于自然，从而赋予自然之道以最高法则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道”？《老子》指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道”就是“无”。因此，在存自然之道的理想社会中，理想的法就是“无为”，现实社会讲究仁义，注重利法，这些都是“失道”的表现，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先仁而后礼。”现实的礼法是对“无为”的理想法的破坏。这样，《老子》就设定出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理想法与现实法的二元对立，走上了法的形而上学之路。《老子》提出这种自然主义法律观，旨在借理想社会抨击现实社会，借理想法否定现实礼法，以曲折地表达道家所代表的隐士阶层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共识。然而，《老子》为什么没有遵循西周以来注重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从现实中寻找否定礼法的依据，而是假“自然”之名行反对礼法之实？这与道家文化独特的生存空间有关。道家文化产生于楚国，楚国是春秋战国新兴的南方诸侯，它年轻而富有朝气，文化上较少传统压力。楚国文化还具有其祖先祝融后裔的传承和黄帝学术思想的遗风。且楚国地理环境独特，有滚滚长江和滔滔汉水，又有无数深山峻岭，处处充满着自然的诱惑。这铸就了道家思想洒脱、飘逸、崇尚自然的特点。二

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与自然法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其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罗马法才得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限制，步入良好而快速的发展轨道，并逐渐臻于完善。罗马法以其法理精深、体系完备著称于世，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是古代其他任何法律所不及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过：“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美国学者莫里斯也确切地评述到：“罗马人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并没有像他们那种伟大的法学之不朽的力量那样来得大。”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罗马法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分不开的。英国法史学者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本文试图从自然法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其对罗马法发展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学者。一、自然法赋予罗马法以理论指导罗马自然法思想的最早渊源可追溯及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苏格拉底（前469～399年）、柏拉图（前427～347年）以及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等人的著述中可略见其端倪。及至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又大大发展了自然法思想，并使之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到罗马共和末年、帝制前期，自然法思想在罗马的影响逐渐增大，特别是罗马的法学家更是深受其影响，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塞涅卡（公元前65～14年）、盖尤斯（公元117～180年）、保罗（公元121～180年）、乌尔比安（公元170～228年）及帕比尼安（公元146～212年）等著名罗马法学家不但是自然法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们把自然法思想加以通俗化、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具有影响深远的罗马法的理论基础。自然法观念是指导罗马法的基本思想，也是罗马法有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特征。自然法不是实在的或具体的法律，而是一种带有理想和规范色彩的正义论与价值观，其基本的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和正义。关于自然法的理论，西塞罗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在《论法律》中指出，法就是最高的理性，并且它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当这种最高的理性在人类的理智中稳固地确定和充分发展了的时候，就是法……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由于自然法不是实在法，它只是一定的理念和原则，对实在法起着统摄、指引作用。或者说，自然法只是实在法的指导思想或原则，即某种实在法的理论基础。而实在法若没有一定的理论的指导，则只能是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可以说，没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法律是没有归属感的；相反，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制定出的实在法能朝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我们看到，在自然法未传入罗马以前，罗马法发展缓慢，具有狭隘性、保守性的市民法在罗马长期适用，未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而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以后，罗马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市民法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灵活善变的、适用于各民族的万民法便应运而生。罗马法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当然，自然法对罗马法起作用并非自动的，它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学家这个媒介的。而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罗马有“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的说法。而罗马法学家正是在自然法的指导下，才对罗马法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法史学家梅因说：“在罗马法学专家的遗著中，有些论点简直不能理解，除非我们掌握了斯多葛派的哲理把它用作一把钥匙。” 的确，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后，务实的罗马法学家纷纷以自然法思想为先导，对法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把自然法思想中的理念贯彻到实在法的制订和实施上，从而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在应用自然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摘要：自然法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指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而实在法，是与自然法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强调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律，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2）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作者;吴琼法学80902 学号090001240 关键词：自然法实在法恶法统属关系一、自然法的演变历史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1]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最早使用“自然法”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葛派信奉决定论的宇宙观，宇宙的一切受自然律的严格决定。其按照泛神论的方式解释自然法，也就是说，自然法并不只是作为盲目力量的自然律，而且具有某种理性的品质，它是神的理性的体现，是神出于善良而理性地制定的。所以，自然法作为神的法律也就获得了正义性。中世纪自然法在神学面貌下出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自然法具有一席之地，托马斯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认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而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法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自然法学说在19世纪中叶遭到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和责难。法律实证主义认为，自然法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于是出现了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法学两大法学派的对峙。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相比较自然法思想衰落了近百年，直到20世纪才开始复兴，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二、自然法兴起的原因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叙述“自然法”观念的生成和其内在性质时，这样

自然法发展

自然法学派的发展脉络（古代时期至中世纪）一、古代的自然法学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罗马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后期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古希腊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来自于智者学派对“自然”的分析。几乎所有的早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作为他们著作的标题，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生活，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远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认为，人人皆为圆颅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与人的差异只在于制度，是人为的法律造成这样的后果。因此，现存的种族歧视、奴隶制及其法律均违反自然人性。阿尔基达马（Alcidamas）断言的：“大神令人类全部自由，自然从来

不曾强迫谁当奴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５４０年—公元前４７０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则”，要求人类制定的法律服从神的法则。还有些智者相对比较消极，认为人不应被法律引向歧途，只应顺应自己的本性冲动（自然）而行动，也就是不依人为的法律而行动，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动。可见，智者的这些批判现存法律制度，要求服从超越于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则的思想，是后世自然法的宝贵渊源。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确信存在着某些不变的标准支配着实在法，并断言通过理性的运作，可以发现这些标准。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变的法，高于内容变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晚期希腊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学派，他们把人之自然规定为理性，认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国别或种族的人所具有的神圣理性是一样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源头）。因此他们认为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自然法，在整个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也不是个别立法者所制定或编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条例和习俗应遵循的准则。斯多葛派学者大多倾向于疏离于现存政治，追求顺应自然，依理性和道德，过禁欲主义的生活。通过斯多葛学派的后期人物与罗马法学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传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及其理论基础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及其理论基础一、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针对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残害人性和违反自然的弊端，卢梭提出了自然教育原则：教育要“顺应自然”。他强调，“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然的指引。” 卢梭所提出的自然教育原则，是与他的自然哲学观点紧密相联的。《爱弥尔》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在他看来，人类由于上帝的恩赐，生而秉赋自由、理性和良心。自由、理性和良心构成了人的善良的天性。显然，善是人人相同的，并不因人的贵贱而异。人之罪恶，是后天残害所致，并非天性之过。卢梭的性善论体现在教育上，便要求教育脱离社会文化的樊笼而使人天性得到自由发展，教育要以“天性为师，而不以人为师，要成为天性所造成的人，而不是人造成的人。”卢梭把教育归于三种来源，即“天性”、“人为”和“事物”。他说：“我们身体器官和机能的在发育，是天性的教育；我们通过努力来促成这种教育，是人为的教育。我们由环境经验所获得的则是事物的教育。”又说，在这三种不同的教育中，天性的教育完全是不能由我们决定的；事物的教育只在某些方面能够为我们所决定；只有人为的教育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加以控制的。为使这三种教育配合协调，“人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必须以“天性”教育为主轴，围绕着它旋转。因此，我们要永远以本能作为教育的指引。

二、“自然人”与“自由人” 从自然教育原则出发，卢梭明确提出，自然教育以培养“自然人”为目的。这种“自然人”是身心调和发达、体脑两健、良心畅旺、能力强盛的新人。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他不依从于任何固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业，不受传统束缚，能适应各种客观发展变化的需要。因此，他也是自由人。形象地说，这种人既有哲学家的头脑，又有农夫或运动员的身手。卢梭笔下的“爱弥尔”就是这种“自然人”与“自由人”的典型。曾有人指责卢梭的自然人是脱离社会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这种人是与公民相对立的。其实，并非如此。卢梭认为，这种“自然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人，既不是一个回到原始社会的无文化的人，也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野蛮人。因此，他强调说：“虽然是我想把他培养成一个自然人，但不能因此就一定要把他成为一个野蛮人，一定要把他赶到森林中去。”在他看来，“自然人”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人，而是社会中的一个成员，并能够尽到社会成员的职责。在理性的社会制度中，每个人既能很好地发展自己的天性，又能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一分子。这样的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公民。自然人更不是无以为业或依靠家产为生的懒汉。卢梭愤然职责不劳而获的人是流氓。自然人应该要能够独立生活，养成从事劳动的能力。无疑，卢梭所憧憬的自然人，是资产阶级或手工业者的化身。第三节自然教育分期理论卢梭指出，“每一个年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适当的完善

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推荐给好友】时间：2006-05-26 14:26 内容摘要：罗马法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精神主要包括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三者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观点和对法律的研究方法，并且激发了当代人的社会主体意识。关键词；法律精神；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理性精神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颇为人们所称道，其理由不仅在于罗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实，更在于从罗马法中体现出来的统帅整个罗马法律制度的灵魂性内核——罗马法精神。大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1]是指支配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体系的价值信念系统，[2]是时代精神在社会法律领域的贯彻，是时代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是对法律制度运行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价值基础，是一个民族法律价值的灵魂。[3]依上述界定，罗马法精神乃指适应罗马社会商品经济交易要求、反映罗马时代文化特质与政治结构的抽象的观念性原则，这些观念性原则统帅、指导着罗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们——尽管曾被历史尘封——能够被现代的人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它们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一、自然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说罗马法蕴含了丰富的自然法精神就象说教会法充满了上帝的意志—样不会令人怀疑。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有‘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4]但是，如果要追问罗马法如何就体现了自然法精神，则需颇费一番口舌。自然法首先表现为一种哲学思潮，此可在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土多德处略见端倪。其后，它被斯多葛派学者所继承，并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灵魂人物当推西塞罗。西塞罗教导我们说：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雨永恒的。罗马的法和雅典的法律并不会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会不同，这是因为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它；再者，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者”。[5] 西塞罗及其学说成为当时罗马社会的流行话语，此影响了罗马法学家。在公元6世纪的《法学阶梯》中我们可以直接目睹自然法被这些法学家嵌入罗马法中的效果。在《法学阶梯》第一、二卷里，罗马法被明确地区分为三部

浅析自然法与法自然

浅析自然法与“法自然” 赵子尧（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摘要】自然法思想作为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对其的深入认识与研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与西方所盛行的自然主义理念加以比较分析，以探求中国古代的“法自然”思想是否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存在某种内在一致性。本文将从自然法与“法自然”的基本思想谈起，在对二者加以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找出其本质性区别，以期达到某种程度的正本清源的目的。【关键字】自然法、“法自然”、老子自然法观念源自于古希腊文明，其通常含义是指人类所共有的权利或正义体系，作为一般承认正当行为的原则，常常与国家正式颁布及所实施的成文法形成对比。西方的自然法思想造就了西方社会的法律品质与法治传统，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与之相应的，便是道家的“法自然”的思想。中国法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其中作为支撑整个体系的精神内核就是萌芽于道家的“法自然”的法哲学观。一、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即自然的法律或自然法则之意，发源于古希腊时期，作为

一种思想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引导着西方法律制度的构建。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即人类理性，以正义为基础，是引导人行善、禁止人为恶的基本原则。最初，法律被划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自然法是人的自然理性体现，而人定法必须合于自然法，并强调人的理性是法律的本质。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真正对自然法问题展开系统论述的是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他指出，自然法是普遍的道德原则，其内容是正义，而自然是正义的基础。① 而中世纪的自然法是以神学面貌出现的，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他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特别强调真正的法律即自然法是神的意志、神的智慧；人定法不过是人们把自己所理解的神意书面化、规范化，服从神意即服从自然法是人的义务。 17世纪兴起的古典自然法学是对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的决裂。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善恶的指示”，②这种理性是人的理性而非上帝的理性。当时称自然法为道德法，认为自然法只适用于有理性的人类而不适用于无理性的动物。尽管这一 ①西塞罗. 论共和国论法律. 王焕生,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217-218. ②格老秀斯. 战争与和平法. 何勤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论自然法观念的发展

论自然法观念的发展【摘要】自然法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一种主观预设，客观上却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对自然法历史谱系的追溯，可让我们全景式的把握和理解自然法思想的内容，揭示其逻辑预设的真实和现实意义，以便更好的反馈于我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关键词】自然法;理性在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中，自然法无疑是最为璀璨的。它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一种思想学说，该学说从古希腊开始就备受重视，影响深远。作为一纯粹主观设定之逻辑预设，它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存动力和线索，促进了西方法治文化和普世价值观的形成，影响着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一、自然法思想一般认为，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那里，“逻各斯“观其思想孕育在赫拉克里特的观念中。其逻各斯主要指的是支配万物运动变化的，唯一而普遍的永恒法则，在其按照自然行事、听观念中亦包含有一种自然的话。这种逻各斯观念是自然法观念的早期思想渊源。最早对自然法观念进行的讲座出现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在该文中，指出人性，开始了有神性向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支配着其他动人性的转向。这一阶段的自然法论者认为，自然法是我们辨别善恶的，自然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伦理准则。对自然法一词的适用，目的是为了否定人为的习俗与法则。真正使自然法学说成为一种理论的是希腊化时期的斯多亚学派。这一阶段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城邦解体的形式下，为适应一种更大的共同体生活需要而兴起，它更强调自然法观念的普适性与永恒性。同时也反映顺应自然、追求精神宁静、和谐的道德主义，其强调了自然法思想的理性原则。他们认为：自然法起源于自然赋予人类的理性，并非是外在的，而是源自我们的内心。到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景自然法思想与神学思想结合在一起，把自然法作为连接上帝和人类的桥梁，中世纪后期，神学自然法思想经历了一个重要转向，逐渐开始了自然法的理性之路。后来进入古典自然法时期，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则完全摆脱了神学观念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并企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从此开启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重大转折。洛克进一步发展了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将其表述为一种权利，他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

浅谈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意义

浅谈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意义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自然法学犹如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熠熠生辉。早在古希腊荷马时代就出现了自然法观念，从此源远流长，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对西方法律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或革命时期，自然法精神更是成为变革或革命的旗帜与口号。“它不是任何政治舞台中无足轻重的搭配，也不是任何政府或统治者的财产，而是活生生的，有反抗精神的人；所有的政治舞台都是为了它而搭起，也是为了它而建立”。自然法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生生不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并不单纯就法律而谈法律，它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西方自然法学派一致认为自然法即为正义的化身，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事在人类制订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们内心的自然法。西方自然法思想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古代自然法学、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学、古典自然法学、现代自然法学。各个时期的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探求各有千秋。一、古代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探求古代自然主义的自然法，又称为朴素自然法。自然法观念孕育于早期的古希腊自然哲学之中。雅典自然法首先表现为城邦主义，确信“人天然是城邦的动物”，将城邦法律奉为神圣，这是古希腊普遍承认的自然主义的城邦观念。当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主张要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都承认法是自然的东西，人们必须服从它。在古代自然法学时期，西方的古代人尤其是希腊人，大多以朴素的直观的观点和方法考察法律现象。在这一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没有给

正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只是强调自然法就是自然存在的一种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在这一时期，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阐释是最为完整的。他将正义分为普遍的正义与个别的正义，其中个别正义又分为分配的正义与交换的正义。所谓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相称，根据每个人的价值与功绩来分配财富、官职、荣誉等，它是以承认人天生的智力与体力的不平等性为前提的。所谓的交换的正义所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绝对平等，它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对任何人都一样看待，这类正义既适合于双方权利、义务的自愿的平等交换关系，也适用于法官对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他对正义的分类对后世的罗尔斯、菲尼斯关于正义的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学派对法的正义的探求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又被称为神学经院主义自然法。经院哲学是使古典哲学与基督教信仰协调一致的理论学说。基督教会和国家，神权与王权实行二元统治是西欧中世纪最基本的特征。在中世纪时期，自然法学家将自然法的正义与神学挂钩，这个时代的法律披上了一层“神学”的面纱，上帝成为“永恒正义”的化身，所有的世俗法律都不得与最高的正义—上帝相冲突。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写道：“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没有真正正义的地方，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正义，人们之间的联系就不可能通过法律的纽带继续。”然而，此时的正义却蒙上了一层宗教的面纱，这里的正义是由“上帝”掌握的，是来自“天堂”的正义强加在世俗世界里的，而不是世俗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是神权教会维护

从“安提戈涅”的故事谈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从“安提戈涅”的故事谈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利斯的著名悲剧作品。安提戈涅是剧中的女主人公。故事发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Oedipus垮台之后取得了王位，Oedipus的一个儿子Eteocles为保护城邦而献身，而另一个儿子Polyneices却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底比斯而战死。战后，克瑞翁给Eteocles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Polyneices暴尸田野。克瑞翁下令，谁埋葬Polyneices就处以死刑，Polyneices的妹妹安提戈涅毅然以遵循“天条”为由埋葬了她哥哥，于是她被克瑞翁下令处死。之后，安提戈涅被关在一座石洞里，悲伤孤独的死去。与此同时，克瑞翁遇到了一个占卜者，说他冒犯了诸神。克瑞翁后悔了，去救安提戈涅时，她已死去了。克瑞翁的儿子，也是安提戈涅的情人，站出来攻击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的妻子听说儿子已死，也责备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这才认识到是自己一手酿成了悲剧。《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的经典，对该剧的隐喻意义一直有不同解释。剧中安提戈涅在对抗克瑞翁时有一段常常被法学家所引用的台词：“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 然而，从法学的角度看可怜的安提戈涅两难的困境，其实是王权下属恶的“实在法”与更高级的“神法”（自然法）的矛盾。故事里安提戈涅认识到了自然法，并且坚信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恶法行为对其行为者而言是有害的，因为恶法会伤及他们的灵魂。”她宁愿被处死也要捍卫神律和自己的良心。认为哥哥即使是叛徒，也应当得到安葬，因为人死了入土为安是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法。安提戈涅挑战克瑞翁的法令，代表了永恒不变的、普遍的自然法或高级法((higher law，准确翻译应为“更高的法律”)对实在法的挑战。就像西方法学所认为的，许多规则是高于成文法的，例如中世纪对宗教的信仰高于法律的效力。有些自然而然的人性的规则，高于法律。她认为埋葬自己的兄弟只是违反了克瑞翁国王的法律，而不是那种更高的法律，这种最高的法律，“它们既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永恒地存在着”，“它们永不消亡，也无人知道它们何时起源”，这就是高于国家法的自然法。由《安提戈涅》我们看到：自然法首先是同自然---理性相连，继而与上帝---理性相接，最后与人---理性相合，它始终高于实在法，被看做实在法的根据。自然法有以下的共同要素，第一是自然，第二是理性，第三是正义，第四是平等，第五是法。君王在法律之下。这样就注定了，自然法不断推进实在法理性的发展。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

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特征有第一，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这是现实主义术语的最根本的意义。例如《高老头》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资产阶级暴发户对封建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子爵夫人告别巴黎)。第二，广为人知的典型理论。典型论构成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项核心内容，概括而言，典型论欲求解决的即是文学人物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例如《高老头》描写资产阶级凭借金钱和财富的力量打败封建贵族。揭露了金钱的罪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第三，历史性的要求。现实主义的历史性要求，实质上是以社会分析为核心，即以摹写人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本身的结构为艺术原则。而且现实主义竭力通过人的现实矛盾去揭示人与社会的辩证法则。例如《高老头》中小说揭露了与资产阶级野心家极端利己投机取巧完全不同的诚实的个人奋斗之路。自然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有有以下点： 1.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样偏重于描绘客观现实生活的精确的图画，但不同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例如《高老头》中高老头对女儿的溺爱与泰伊番将女儿赶出家门的一系类的心理，动作，环境描写，都是按事情所应发展的的过程来写的，而不是直接的致命。而自然主义则根本否定文学应当服从于一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目的，认为文学应当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 2.自然主义不仅要求作家有科学家的态度，而且要求作家使用科学家的方法,即实验的方法。自然主义的小说就是这些实验的记录，故称“实验小说”。而现实主义文学则强调情节的丰富性，让读者自己从中体会。《高老头》结构精致，情节富有戏剧性。小说围绕拉斯底涅向上爬安排情节，有主有次、多情节、多故事。伏脱冷完成了教育的使命后被捕；鲍赛昂夫人完成任务后隐退；高老头的悲剧促进了他性格的最后形成。

分析罗马法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罗马政治与法律制度与近代西方文明的关系评述古代罗马政治制度分为3个大的阶段：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帝国时代首先是它的混合政体对西方的宪政理念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它的制衡理论，在今天的美国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其次，古罗马的政治制度第一次以“共和制”概念代替“城邦”概念，这是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这种从罗马共和制抽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包含着作为西方民主制基础的契约主义和公民权利的胚芽，成为西方政治发展史上资产阶级从事国家建设的重要思想渊源。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罗马法。摘要：古罗马曾以武力统辖天下，但最后也免不了灭亡。但其创建的罗马法生机勃勃，即使在国家灭亡后也未能淹没其耀眼的光芒。也许古罗马在文学创作上不如希腊，但其在法律上的造诣希腊人也难望其项背。罗马人制定出了古代世界中最为系统最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成为罗马文化中最为辉煌最为天才性创造的一部分，而且在整个古典文化中也别具一格。关键字：对罗马本国的影响对后世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的影响正文罗马法是指从罗马国家建立到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期间的所有法律，同时也包括东罗马帝国时期的部分法律。二、对后世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的影响罗马法是古代世界各国法律中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善，而且对后来世界影响最广泛的法律，是罗马人留给人类文明的一份最宝贵的财产。罗马人不仅以武力征服了外邦，而且还以法律征服了世界，正如德国法学家曾说过，“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则是以法律。而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一次征服。”罗马法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孕育它生长的社会，它不只是罗马人的法律，而且是全人类的法律，不只是罗马人的文化遗产，而更是全人类的文化的遗产。罗马法的基本精神，罗马法的绝大部分内容却逾越千古而犹存，对后世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罗马法为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战胜教会和世俗的封建势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如罗马以前就实行习惯法，法律并没以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立法掌握在僧侣手中，法律的解释权也在他们手中，他们可以任意解释法律以符合贵族的利益，严重的侵害了市民的利益，而随着《十二铜表法》等法律的确立法律以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就为市民维护自己的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冲破贵族、教会对法律的垄断和束缚。而罗马法也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自然法思想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自然法思想中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人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罗马的自然法中强调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其自然的权力。因此人为的实在法也应当给人以平等权。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应有一份应得的权利，这并不是国家法律所赋予人民的乃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国家不可压迫人民更不可剥夺人民应享受的权利。统治者如果侵犯了人民的权利，人民就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这个政权。这种源于自然法的“权利”和“平等”观念，对于英法等国的革命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第二，罗马法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为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楷模，是近代欧洲大陆国家乃至世界立法所遵循的范本。有人说过：“我们不能忽视民法法系和罗马法的渊源，可以说民法法系起源于古罗马法”罗马法是世界共同的法律，也是世界性的模范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按照罗马私法的模式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从而构成了所谓的“罗马法系”或“大陆法系”，即使那些主观上不愿仿效罗马法模式的国家出于对商品经济关系调整的需要，也不得不采用罗马法中调整商品经济的经典性的规定。其他大陆法系的国家相继制定的民法典大都是仿效法、德民法典同样受罗马法的影响。如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企图整顿律例，变法图存曾学习西方编纂法典的做法为要策，引进日本法治理论。民国建立后，国民政府也曾以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法律为蓝本制定民事立法，所以旧中国法系同样也打上了罗马法的烙印。可以说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无不受到罗马法的影响。

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自然法思想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sj.com/doc/1912192169.html, 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自然法思想作者：明凯刘涵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09期摘要：柏拉图《理想国》诞生于民主政治气息浓厚的古希腊，充满着对乌托邦民主国度的美妙遐想。其中的正义论与“哲王”政治，体现了当时自然法学派思想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但是囿于历史以及个人思想的限制，其理论难免存在局限性，例如正义论中的阶层固化以及“哲王”政治中过于浓重的人治色彩等。关键词：《理想国》；正义论；“哲王”政治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9-0301-02 在国人眼中，“柏拉图”一词意味着追求一种高尚纯粹的精神理想，不掺杂任何俗世之欲念，最脍炙人口的一句短语便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然而在希腊历史上，柏拉图的确曾经就“爱情”与“婚姻”的问题向他的导师苏格拉底提问，两人的对话流芳百世，被后人奉为对此最具有哲理的解释。本文即将探索的《理想国》，也是一本以对话的方式创作的著作，不过其中蕴含的思想理念远超常人所了解到的人人之间的小爱，而是一种无边的大爱——对于美好王国的构思，充满着奇幻的乌托邦主义色彩。由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涉及几乎一切的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心理、逻辑、政治、伦理、修辞、法学、辩论等，笔者在此仅从法理学角度出发，浅析书本中涵盖的朴素自然法思想。一、抚今追昔回溯古希腊自然法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扼欧、亚、非三洲要冲。他的地理范围大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相比于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体制，古希腊城邦政治较为宽松。以西方民主的发源地雅典为例，历经梭伦、克里斯蒂尼、伯利克里等执政者的民主改革，雅典公民获得了一系列参政议政的权利。由此，城邦政治的权利主体由一人扩散到了全体公民，战争、媾和、缔结条约等必须经过公民大会讨论。由此可见，畅所欲言的城邦民主削弱了个人独裁的力量，为正义、理性、秩序为特色的自然法的产生奠定了政治基础。二、《理想国》中的朴素自然法思想（一）正义论柏拉图对于探索正义内涵的方法，先从感性角度出发，通过设问与回答，分别驳斥三种错误的正义观。第一种情况，玻勒马霍斯强调“欠债还钱就是正义。”然而柏拉图却反驳到，若债务人在向债主归还一把刀时，适逢债权人精神失常，那便极有可能造成人身损害，因此他提出了“正义应该是给予每个人使得其份的报偿。”第二种情况，有人认为“正义一定是强者的利

自然法学派的发展历程

自然法的发展从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 分述如下 : (1) 古希腊罗马时期———早期的自然法学。古希腊思想家奠定了自然法的基础 , 确定了其基本精神。自然法观念孕育于早期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古希腊先哲们对人生、宇宙和自然的关注 , 促使他们去寻找一种普遍的原则以指导人类的良善生活。他们从世界同一性出发认为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有着与自然界同一的规律。自然界有自然规律 , 人类社会的规律则是自然法。以自然法为基础的人类法律才是正义的。主张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及流派有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智者学派、斯多噶学派等等。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继承了古希腊的自然法观念 , 使之系统化、通俗化和罗马化 , 后人正是从他的著作中了解自然法观念的。 (2)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自然法学。教会和国家、神权和王权实行二元统治是西欧中世纪的根本特点 , 包括法律在内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成为神学的附庸。尽管如此 , 古代的文明依然影响着许多中世纪的思想家 , 教会法中仍有许多包含着自然法观念的教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化的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是“教父学”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前者把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西塞罗的“自然正义”、“自然法”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 , 形成一整套为神学服务的理论体系。后者则利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 竭力调和理性与信仰、王权和教权、自然法与神权的矛盾 , 对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3)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古典自然法学。这一时期是自然法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古典自然法学指的是 17 至 19 世纪初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所产生的一种世俗的自然法学 , 它是在批判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的基础上产生的 , 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和锐利武器。作为世俗化的自然法 , 它是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揉合自然法学, 摒弃了自然法中的神学因素, 用国家代替教会, 用人的理性代替神意 , 从人的本性中探寻自然法的本质 , 恢复了人的自然法。其特点是以人的理性为出发点 , 把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结合起来 , 提出了自然法的一系列理论和学说 , 使自然法从理论走向了运动和实践。其代表人物是格老秀斯、霍布斯、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法律理性论。自然法学说的基本原则，就在于认定除国家制定的实在法 (行为法) 之外，还存在一种凌驾于实在法之上的“超法律”的自然法。他们认为，自然法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的基础，是监督实在法的手段。自然法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把自然法与理性联系在一起，但归宿不同。古希腊把理性归宿于自然，中世纪把理性、正义渊源于神，而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则归结于人类。他们认为人类理性之中就有自然法，因此，凡是有理性的人类都要自然法的支配。天赋人权论。天赋人权论首先是格老秀斯提出来的，洛克把它加以系统化，潘恩等人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把它加以规范化；其主要内容有：1)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2)人权的基点是个人；3)人权是抽象的，超阶级的；4)人权主要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而财产权是核心。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又增加了新的内容。社会契约论。这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先后系统地论证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各自讲的理由不同，但结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让出一部分权利赋予国家，由国家来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权。他们的后继者又把社会契约论扩展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主权在民论。这是“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伸和发展。按照卢梭的说法，由于人们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国家，并不是奉献给任何个人；他们放弃权利，因此，人民在国家中应该是自由的，国家的主权只能是属于人民，人民可以更换政府。在此基础上，卢梭提出了“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理论，他指出：“人民主权”应包括如下原则：（1）主权不可转让；（ 2）主权不可分割；（3）主权不可代表；（4）主权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法治论。自然法学派主张建立法治国，强调法律至上，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依法办事，强调权力制约，并把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