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其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罗马法才得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限制，步入良好而快速的发展轨道，并逐渐臻于完善。

罗马法以其法理精深、体系完备著称于世，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是古代其他任何法律所不及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过：“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美国学者莫里斯也确切地评述到：“罗马人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并没有像他们那种伟大的法学之不朽的力量那样来得大。”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罗马法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分不开的。英国法史学者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本文试图从自然法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其对罗马法发展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自然法赋予罗马法以理论指导

罗马自然法思想的最早渊源可追溯及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苏格拉底（前469～399年）、柏拉图（前427～347年）以及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等人的著述中可略见其端倪。及至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又大

大发展了自然法思想，并使之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到罗马共和末年、帝制前期，自然法思想在罗马的影响逐渐增大，特别是罗马的法学家更是深受其影响，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塞涅卡（公元前65～14年）、盖尤斯（公元117～180年）、保罗（公元121～180年）、乌尔比安（公元170～228年）及帕比尼安（公元146～212年）等著名罗马法学家不但是自然法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们把自然法思想加以通俗化、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具有影响深远的罗马法的理论基础。自然法观念是指导罗马法的基本思想，也是罗马法有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特征。自然法不是实在的或具体的法律，而是一种带有理想和规范色彩的正义论与价值观，其基本的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和正义。关于自然法的理论，西塞罗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在《论法律》中指出，法就是最高的理性，并且它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当这种最高的理性在人类的理智中稳固地确定和充分发展了的时候，就是法……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由于自然法不是实在法，它只是一定的理念和原则，对实在法起着统摄、指引作用。或者说，自然法只是实在法的指导思想或原则，即某种实在法的理论基础。而实在法若没有一定的理论的指导，则只能是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可以说，没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法律是没有归属感的；相反，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制定出的实在法能朝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我们看到，在自然法未传入罗马以前，罗马法发展缓慢，具有狭隘性、保守性的市民法在罗马长期适用，未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而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以后，罗马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市民法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灵活善变的、适用于各民族的万民法便应运而生。罗马法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当然，自然法对罗马法起作用并非自动的，它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学家这个媒介的。而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罗马有“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的说法。而罗马法学家正是在自然法的指导下，才对罗马法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法史学家梅因说：“在罗马法学专家的遗著中，有些论点简直不能理解，除非我们掌握了斯多葛派的哲理把它用作一把钥匙。”

的确，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后，务实的罗马法学家纷纷以自然法思想为先导，对法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把自然法思想中的理念贯彻到实在法的制订和实施上，从而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在应用自然

法推动罗马法发展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罗马法学家应首推西塞罗。他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同罗马法进行了较好的结合，对罗马法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使罗马法的发展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西塞罗在其著作中，特别是在罗马的法律实践中，把希腊的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原理引伸到罗马法律中，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法则，它的作用远远超过人类所制定的法律。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宣称人类所制定的法律应该符合代表理性、统治着全世界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西塞罗还从自然法理念出发，认为法要体现正义。他猛烈抨击了那些视所有基于人民的决议和法律的东西为正义的观点，他说，“如果正义在于服从成文法律和人民的决议，如果正像那些哲学家断言的那样一切都应以是否有利来衡量，那么这些法律便会遭到任何一个人的蔑视和破坏，如果他认为这样对他有利，只要他可能这样做”。

西塞罗始终认为，“正义只有一个，它对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约束力，并且它是基于一个大写的法，这个法是运用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的理性。无论谁，不了解这个大写的法——无论这个法律是否以文字形式记录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正义。”西塞罗坚信，只要有符合自然的法才称得上是法律，才能体现公共的意志，而“恶法”只能被称作是什么别的东西，而不是法律。在这里我们看到，西塞罗在法学思想上对自然法能达到一种务实的理解，他是从法学层面而不是从哲学层面来理解自然法的，他将视野直接放在“法律国”而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建设问题。他认为，实在法应体现与自然一致的正义，应符合正确的理性。他把哲学上的自然观变成了法律上的自然观，并将之服务于世俗法治，从而推动了实在法的发展。当然，罗马法学家把自然法哲学注入法律决不是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我们只计算那些肯定归属于斯多葛派教条的法律条文的数目来衡量斯多葛派对于罗马法发生的影响，这将是一个严重虽然是很普通的错误”。

自然法对于罗马法的贡献，“并不在于它们提供给罗马法的特殊论点的数量，而在于它们给予它的单一的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是创造实在法的最高原则，可以说，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有学者认为，“罗马人发展罗马法主要源于自身的努力，但罗马法的发达（最高裁判官法和万民法的出现）和罗马法学的产生，则无疑是与接受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相联系的。”

梅因也认为，自然法的引入是罗马法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他说，“从整体上讲，罗马人在法律改进方面，当受到自然法的理论的刺激时，就发生了惊人的进步。”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们看到，自然法在罗马的非常活跃时期，正好是罗马法学史上的古典时期（公元前1世纪～3世纪），这也是罗马法学达到了成熟的黄金时期。可见，罗马法学的繁荣与自然法的繁荣是交相辉映的。

二、自然法促成罗马法对客观自然规律的尊重

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历经千余年而影响不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罗马法特别是其私法如实地反映了客观自然规律。因为只有反映客观自然规律的法，才是对事物本质的规定，才是理性的结晶，而非就一时一事所作出的规定。只有这样的法，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愈久弥坚。而罗马法之所以能做到对客观自然规律的尊重，是与自然法对其的促成分不开的。自然法宣称实在法应体现与自然一致的正义，应符合真正的法——正确的理性，而正当理性实质上是指自然力量，即自然规律。因为在自然法学者看来，所谓的“上帝”、“神”、“正确的理性”与“自然”是同义词[11]（P67），正如西塞罗所指出的那样，作为正确理性的“法”，既不是靠哪个人的天才创造的，也不是由人民的任何法令建立的，而是某种永恒的原则，这种原则统治着整个宇宙，理智地规定什么是正确的或错

误的。西塞罗特别强调不符合自然法的实在法是无效的，自然法是唯一绝对有效的法，任何实在法都不可能使自然法失效。而违反了自然法，即使具有法律形式，也是无效的。他说，“除了自然的规则，没有其他

规则能使我们区分善的或恶的法律”。他告诫说：“遵循自然，根据自然法生活，就是说，只要人自身按自然的要求去获取所希望的东西，这必定是最合法的和最有美德的生活方式。”总之，自然法要求人类在制定调整自己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律时，必须服从自然规律。

正是在自然法上述理念的指引下，罗马法愈来愈向对客观规律尊重的方向发展。我们看到，深受自然法思想影响的罗马法的古典时期及其以后，罗马法越来越趋向于对客观自然规律的尊重。如自然法认为平等是自然的应有之义，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因性别、阶级、种族或国籍不同而对人进行歧视的做法是不正义的，是与自然法背道而驰的。可见，对平等的尊重，便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罗马法逐步改善了奴隶、妇女、家属的地位。再如，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罗马法的形式主义色彩大为淡化，法律行为从形式主义严重的要式行为向形式主义淡化的非要式行为发展。罗马法这种尊重客观规律的趋向在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公元527～565年在位）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如在《罗马民法大全》里，有关奴隶解放的限制有所放宽，奴隶的处境也有较大的改善，奴隶不能再被随意处死，因为它认为“根据自然法，一切人自始都是生来自由人”；妇女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妇女从丈夫的独裁权力的支配下慢慢地被解放出来，罗马法早期关于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妻子不能拥有任何独立财产的规定被废除，此时的法律规定，妻子可以保持其人身和财产的独立，甚至从“某些方面看，当时的妇女甚至要比当下大多数文明国家法律下的妇女获得了更大的解放”；家属的地位也有较大的提高，父亲不能再享有对子女的诸如生杀予夺权和婚姻权等人身支配权，父亲处置其成年儿子财产的绝对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处于父权之下的士兵已有权独立地使用其在服役期间获得的财产（即军功特有产），同时法律还规定了父亲在抚养子女方面的义务；特别是此时的法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统一了各类所有权，完善了只要当事人意思一致即有效的诺成契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是尊重客观规律的表现。正因为如此，罗马法才于此时臻于完善，达到了顶点，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法律。若没有对客观规律的尊重，罗马法要达到如此辉煌的地步，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这说明人类立法应是人类生活和自然中的客观规律的反映，而不是立法者任意意志的体现，违背客观规律的法注定不会存在得太久，罗马法经历千余年而影响犹存，正是其反映客观规律的结果。

三、自然法推动了罗马法不断地由封闭走向开放

古罗马早期只有市民法，该法狭隘严峻，注重形式，只适用罗马市民，有着严格的属人主义特点，是罗马市民的特权法，罗马市民以外的其他人均不受其保护。市民法的狭隘、注重形式、程序烦琐、不灵活等特点严重地阻碍了罗马法的发展。但自从自然法传入罗马后，罗马法上述发展的窘境有了较大的改观，罗马法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在最高外事裁判官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市民法的万民法。所谓万民法是指适用于罗马人与外国人以及外国人与外国人相互之间关系的法律，其渊源主要是其他民族的习惯法，不是罗马所固有的。由于万民法摆脱了市民法狭隘和繁琐的形式主义，比较简易灵活，有利于不同民族人民扩大交往、扩大贸易往来，因而有力地促进了罗马法的发展，使罗马法更具生命力。

自然法宣称，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普遍力量，乃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自然法学者认为，神圣的理性寓于所有人的身心之中，不分国别或种族。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理性的普遍的自然法。它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普遍有效的，它的要求对世界各地任何人都有约束力。西塞罗说：“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它与自然和谐一致，它撒播至所有的人，且亘古不变，万世长存……人类立法不得企图背离该法，这是一项神圣的义务；而且不得毁损该法，更不得废弃该法……不可能在罗马有一种法，在雅典有另一种法；无论何时何地，它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人类存在着一种不分种族、性别、财富、智力而适用于所有人的法，不拘是贵族抑或平民、自由民或奴隶，也不仅是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是。西塞罗认为：“由于人具有一种共

同的智识，而这种智识使人们知晓许多事情并且阐明于心，所以人们将正直的行为认作是善，将不正直的行为认作是恶；只有疯子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判断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不是自然先定的问题。”另一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中也宣称，所有受法律和习俗调整的民众共同体都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每个共同体为自己制定的法是它们自己的法，并且称为市民法，即市民自己的法；根据自然原因在一切人当中制定的法为所有的民众共同体共同遵守，并且称为万民法，就像是一切民族所使用的法。既然自然法为整个人类所共有，为全人类所遵守，因而在人类制定统一的法律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罗马法逐步走出了市民法狭隘的范围，发展出了万民法，自然法中的理性平等观以及实在法应体现自然法的思想，被用来解释罗马的万民法，万民法便具有了更大的正当性，并逐渐取代市民法而成为罗马法后期的主要内容。甚至到后来（公元212年）罗马取消了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区别，使二者趋于统一，从此罗马法的二元论体系亦随之寿终正寝，罗马法达到了统一时代。市民法与万民法的融合，固然与古罗马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摒弃注重形式的繁琐的交易程序，要求主体平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市民法与万民法的融合过程中自然法思想引入的巨大作用，对此梅因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罗马人不爱万民法，正像他不爱外国人一样，因为万民法是从这些外国的制度中来的，并且是为了外国人的利益而制定的”；“在万民法能得到（罗马人）的重视以前，必须在他思想中有一次彻底的革命”；“过去确实有这样一个时期，把这仅仅是市民法的一个卑贱的附属物的…万民法?，认作为一切法律所应该尽可能依从的一个伟大的、虽然还没有完全发展的模范。这个巨变是正当希腊的…自然法?理论被适用于…罗马所有国家共有的法律?的实践中的时期。”

由此可见自然法在罗马法统一过程中的作用，而罗马法统一的过程，也是罗马法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可以说，罗马法由原属一种部落农村社会的法律始蜕变为万民法，并最终得以统一，从而变成适用范围广阔的商品经济社会的法律，并走向了全世界，自然法功不可没。

论罗马法中的私法精神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sj.com/doc/154229322.html, 论罗马法中的私法精神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作者：黄凯 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02期 摘要：我们现在一般泛指的罗马法，即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整个历史时期的罗马奴隶 制国家的法律总称。它包括罗马奴隶制国家产生一直到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漫长历史时期里所有的成文法，习惯法以及皇帝命令还有元老院告示等。罗马法内容丰富，所包含的法律内涵和法律精神源远流长，而且罗马法中大量的私法规定和私法精神对后世有着尤为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说：“罗马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而第三次征服最为平和、最为持久。” 关键词：罗马法；私法精神；现代法治 罗马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特定历史时期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地理环境共同作用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伴随着罗马国家制度和罗马奴隶制国家与罗马帝国的一步步形成巩固而发展完善的。 罗马法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经历了习惯法阶段、成文法阶段如开启罗马成文法阶段的代表《十二铜表法》、适用于所有罗马国家公民的公民法以及随着罗马帝国的疆域一步步扩大而由罗马统治者制定的万民法，直至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组织编纂而最终形成的《国法大全》，最终标志着罗马法达到最成熟完备的阶段。 在罗马法的私法内容和私法精神内涵中形成了一个广泛庞大的民法体系，因此罗马法的私法精神对于我们后世的民法和商法还有民事诉讼法等领域的法律发展起着关键促进作用。在罗马法众多宝贵的私法精神之中，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外，尤为重要的是罗马公民的契约自由：罗马公民有自由缔结各种契约的权利。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商法来看，在商品经济中，商品交换双方的法律地位要平等，市场规则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等价物。同时也要求人们自由交换而不受非法约束。在古代罗马法中，罗马裁判官在解决民事纠纷的案件时，就会运用到“平衡”原则来进行法律关系的判定和处理，严格维护契约的合法性，让契约自由得到充分体现。也就是说，只要当事人双方按照意思自治签订了契约，双方当事人必须要旅行契约。这一原则对民法和商业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了我们现代社会。 因此，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是罗马法的私法精神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契约自由从古代罗马经济的发达繁荣的工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越来越重视对罗马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发展而来。罗马公民根据彼此的契约来进行商品交换等活动，契约是保护罗马公民私有财产和个人私有权利的重要依据。而契约自由则成为了罗马法捍卫罗马公民私有权利的私法核心和重要私法精神。直到我们现代民法仍然强调法律主体一开始的民事契约的重要性，这是维护民事主体法律权利的重要依据。而我们后来的商法中强调的市场经济中商主体和交易相对人双方的主体平等、意

古典自然法思想

西方的自然法学思想是怎样兴起的？ 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既曾经被奉上神坛，当作绝对 的真理，判断现存法律（实在法）是非的终极标准，受到热情的捍卫，或作为 革命的旗号，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 长的故事；又曾被视为无稽之谈，给与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被边沁（J．Benthan,1748--1832）讥为“高烧时的胡说八道”，这主要是19世纪法 律分析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事。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学又开始了复兴进程，特别在二战以后达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 念重新进入人心，占据了法学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实践。 自然法学的历史命运说明，只要人类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还需要追问现 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还试图改革现状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就避不开自然法 的问题。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i[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话来说，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远不能被熄灭。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象一 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吸取法律机体的血液。” ii[②] 纵观从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变迁，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它与实在法 相对，是高于实在法并对其进行约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将承认有高于 实在法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意、道德或人权等等）存在的法学思想，都称为 自然法学，以此作为讨论自然法学思想兴起的基础。 一、古代的自然法学 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 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 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 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 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 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 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丁以升 一般认为，西方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主流，它从现实世界之外，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推导出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自然法，从而虚构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底蕴，儒家关注的是现实世界，它所推崇的礼是奠基于家庭血缘基础上的人伦理性，它不假外求，并不为礼寻求某种外在的理性力量的支持，形而上学思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有无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了中西传统法文化的实质性差异。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自然” 观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老子》主张以道统法，强调“道法自然”，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其中贯穿着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儒家思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传统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可以说，《老子》的“法自然”思想乃是沟通中西传统法文化的一座桥梁，因此，不能把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无。 一 中国自殷亡之际，神权法思想就开始动摇，西周统治者抛弃了陈旧的“天命”、“天罚” 思想，转而强调“德”，把对法的审视由天上转向人间，从此，法文化关注的重心就由外在的天转向现实的人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方式上存在着激烈争论，但他们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始终是从社会现实和道德人伦着手的，带有明显的功用型、务实型特点。唯有道家能独树一帜，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是从虚无飘渺的“自然”中来探索治国的方略。 《老子》虚构出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合乎“自然”。它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一反传统的以天为万物之源的观念，把天产生的根源归之于道，又把道产生的根源归之于自然，从而赋予自然之道以最高法则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道”？《老子》指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道”就是“无”。因此，在存自然之道的理想社会中，理想的法就是“无为”，现实社会讲究仁义，注重利法，这些都是“失道”的表现，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先仁而后礼。”现实的礼法是对“无为”的理想法的破坏。这样，《老子》就设定出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理想法与现实法的二元对立，走上了法的形而上学之路。 《老子》提出这种自然主义法律观，旨在借理想社会抨击现实社会，借理想法否定现实礼法，以曲折地表达道家所代表的隐士阶层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共识。然而，《老子》为什么没有遵循西周以来注重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从现实中寻找否定礼法的依据，而是假“自然”之名行反对礼法之实？这与道家文化独特的生存空间有关。道家文化产生于楚国，楚国是春秋战国新兴的南方诸侯，它年轻而富有朝气，文化上较少传统压力。楚国文化还具有其祖先祝融后裔的传承和黄帝学术思想的遗风。且楚国地理环境独特，有滚滚长江和滔滔汉水，又有无数深山峻岭，处处充满着自然的诱惑。这铸就了道家思想洒脱、飘逸、崇尚自然的特点。 二

《西赛罗自然法思想》

《西赛罗自然法思想》 2.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 法律是什么。西塞罗认为。“法律是根据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达的对正义和非正义区别，人类法律受自然法指导，保障和维护高尚者”。[10]法律是自然法的具体体现，法的根源是自然法。法不是以人们的意见和意志为基础，而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具有法律效力，是因为它具有道德性，是因为它与自然法相符合。西塞罗在论述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时，主张“恶法非法”。凡是不符合自然法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违背了对人民的承诺的，制定的法令不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考虑的，都不能称为法律，也就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从这种意义上讲，自然法是判断人民的决议、的命令是否能够成为法律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法规有害，而且还是不公正的，那就是说不存在法律，这个国家就没有意义。在他看来，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们的安宁而幸福的生活。如果说法律可以区分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那么，要想区分好的和不好的法律，只能以自然为标准。我们遵循自然法，不仅是能够区分合法与非法，而且能够区分高尚和丑恶。 三、自然法的特征 第一，自然法是最早的法。“自然”、神明都是自然法的来源，它的内容是理性，人和神共有的特性是理性，而神是万事万物（包括人在内）的创造者，因此，自然法是最早的法。这是理所当然的，它“适

用于所有时代，产生于任何成文法之前，或者更确切地说，产生于任何国家形成之前”。也就从根本上说明了，自然法的产生早于成文法，而从产生时间来说，它却比成文法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第二，自然法是至高无上的、正确的法，在这一点上与神法是一样。自然法与一切人定法相比具有最高性，它统率全人类。由于自然法即神明的理性，它是最高的理性，是神明之法，因而谁不服从它将会受到严历的惩罚。而人定法则是神明赋予人类的，神明创造了人，并让人有了理性众所周知，人类有好的品质，也有坏的品质，所以，人定法是否正确就需要分析，但自然法是可以为人类认识的，因为人类具有一种和神一样的德性，即达到至善，进入最高境界的自然，西塞罗强调，人类出生就是为了正义，即认识自然法。第三，判断善与恶、好的法律与坏的法律的标准是自然法。正是由于自然法的正确性，它才可以用来作为衡量善与恶、法律的好与坏的尺度。在西塞罗看来：并非所有的法律都是好的、善的。判断一个法律的好与坏，或者说判断一个法律是否是真正的法律，并非看其是否是以元老院的决议抑或是以人民大会的决议形式通过的法律。[13]如果那些立法者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声明，给人民制定有害的、不公正的法规的人立法时，他们什么都可以制定，只不过不是法律。与此相同，“如果人民通过了有害的决议，不管这些决议是什么样的，它们也不应被称为法律。”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西塞罗所说的与自然相吻合的、正确的法律应是附合罗马传统、有利于共和国长治久安的法律。 可见，西塞罗重法律的实质而不重形式。这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其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罗马法才得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限制，步入良好而快速的发展轨道，并逐渐臻于完善。 罗马法以其法理精深、体系完备著称于世，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是古代其他任何法律所不及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过：“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美国学者莫里斯也确切地评述到：“罗马人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并没有像他们那种伟大的法学之不朽的力量那样来得大。”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罗马法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分不开的。英国法史学者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本文试图从自然法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其对罗马法发展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自然法赋予罗马法以理论指导 罗马自然法思想的最早渊源可追溯及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苏格拉底（前469～399年）、柏拉图（前427～347年）以及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等人的著述中可略见其端倪。及至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又大 大发展了自然法思想，并使之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到罗马共和末年、帝制前期，自然法思想在罗马的影响逐渐增大，特别是罗马的法学家更是深受其影响，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塞涅卡（公元前65～14年）、盖尤斯（公元117～180年）、保罗（公元121～180年）、乌尔比安（公元170～228年）及帕比尼安（公元146～212年）等著名罗马法学家不但是自然法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们把自然法思想加以通俗化、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具有影响深远的罗马法的理论基础。自然法观念是指导罗马法的基本思想，也是罗马法有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特征。自然法不是实在的或具体的法律，而是一种带有理想和规范色彩的正义论与价值观，其基本的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和正义。关于自然法的理论，西塞罗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在《论法律》中指出，法就是最高的理性，并且它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当这种最高的理性在人类的理智中稳固地确定和充分发展了的时候，就是法……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由于自然法不是实在法，它只是一定的理念和原则，对实在法起着统摄、指引作用。或者说，自然法只是实在法的指导思想或原则，即某种实在法的理论基础。而实在法若没有一定的理论的指导，则只能是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可以说，没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法律是没有归属感的；相反，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制定出的实在法能朝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我们看到，在自然法未传入罗马以前，罗马法发展缓慢，具有狭隘性、保守性的市民法在罗马长期适用，未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而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以后，罗马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市民法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灵活善变的、适用于各民族的万民法便应运而生。罗马法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当然，自然法对罗马法起作用并非自动的，它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学家这个媒介的。而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罗马有“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的说法。而罗马法学家正是在自然法的指导下，才对罗马法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法史学家梅因说：“在罗马法学专家的遗著中，有些论点简直不能理解，除非我们掌握了斯多葛派的哲理把它用作一把钥匙。” 的确，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后，务实的罗马法学家纷纷以自然法思想为先导，对法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把自然法思想中的理念贯彻到实在法的制订和实施上，从而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在应用自然

自然法思想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贡献

自然法思想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贡献 自然法思想发端于古代社会，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在整个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正因为自然法思想及其学说的存在与发展，才产生了现代法律制度。自然法学说孕育了现代法律制度中法律至上的原则，使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法治、民主等理想有可能成为现实。在西方，现代法律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从法的神圣化到世俗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正与西方历史中的宗教文明秩序与法律文明秩序两个时代相对应，而这两种文明秩序的确立与发展都离不开自然法理论发展的支持。 自然法的产生 一度繁荣的罗马时代可以被看作拥有初级法律文明秩序。当初，罗马人的法律为罗马人所独享。但罗马的扩张使罗马人同非罗马人发生交往。当罗马人和雅典人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纠纷时，罗马人能享受罗马民法的保护，而雅典人则不能。罗马执政官于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和规则来解决这种纠纷，这些原则和规则后来被称为万民法。由于万民法融合了当时为罗马执政官知晓的各种法律的最普遍特点，且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实施后便自然而然地取代了罗马民法。 为了给万民法提供一个哲学理论基础，以西塞罗为首的罗马法学家们从斯多噶学派的思想中提取了一些成分，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自然法的理论，认为存在着一种永世不变的适应万物之理的法则（这是法律圣化的开端）。而万民法即是这种普遍适用的法则的体现。因此万民法要比罗马民法更接近自然法。从那以后，自然法的思想绵延不绝，

至今仍具有生命力。除了十九世纪曾一度衰落之外，一直是一种很盛行的关于法律的学说。 自然法在宗教文明秩序确立过程中的作用 随着基督教的诞生、罗马帝国的崩溃，大一统的局面被林立的小社会代替，这些小社会各有其统治者和法律。只有基督教会具有普遍的号召力，但与各地统治者及其法律不时发生冲突。 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被视为宗教文明秩序时代。这个时代法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被打扮成上帝和正义的化身。这是法的圣化走入高潮的过程，亦即法律与上帝相提并论，成为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医的灵丹妙药的过程。 宗教文明秩序的巩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自然法的思想。自然法理论经过阿奎那的变通以新的面貌出现，为法律的圣化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阿奎那提出，上帝创造了宇宙并赋予法律以进行管辖。人们可通过神的启示和自身的理智认识这些法律。作为上帝创造的秩序中的一部分，世俗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上帝，故必须服从上帝。简言之，世俗法应该服从于自然法。 虽然阿奎那的自然法学说把法的圣化推向了高潮，但是也开创了法的世俗化的一代先风，这是他的理性化神学的双重作用。在他的法律四分法理论中，所有的法律最后都归因于上帝的理性。法既然只是理性的某种命令，与永恒法、自然法和人定法相对应，就有神的理性、自然的理性和人的理性之分。在这个意义上法与理性实际上是一回事，且具有同样的归属关系。从此，法的程序化及理性化的运动开始。

论古典自然法学思想

论古典自然法学思想 关于西方自然法学流派的划分，传统的观点是分为四类：古希腊罗马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或称朴素自然法）、中世纪的神学主义自然法（或称神权自然法）、近代的理性主义（古典）自然法、现代的新自然法（或称复兴自然法）。本文主要将从近代理性主义的古典自然法学思想的特征、代表人观点的比较、历史作用上介绍。 1特征 一、在17、18世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 强调自然法为特征的一个法学派别一称自然法学派。所以称“古典”自然法学派，是为了与其他时代(古代、中世纪或20世纪)的自然法学说相区别,并表示自然法学说在17、18世纪最为盛行。自然法学说是西方一切法哲学流派的滥觞，是价值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主张有一个实质的法价值存在着，这个法价值乃独立于实定法之外，且作为检定此实定法是否有正当性的标准。自然法学说认为，在自然，特别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提供一个独立于人〔国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观价值立场，并以此立场去对法律及政治的结构作批判性的评价。自然法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意谓着由自然，也就是说由人的本性、由社会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绎出某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供给一个整体而言对人类行为举止适切的规定。自然法学派起初的权利观念更多带有“天赋”权利的色彩，人生于自然，人的权利也来自于自然。 二、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观点的比较古典自然法学和当时同样盛行的天赋人权 论、社会契约论是密切相联的；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这两种理论。他们一般都认为，人类在组成国家以前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受体现人的理性的自然法的支配，以后根据理性要求，订立契约，成立国家。对于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如何生活，为什么要订立契约，契约的当事人是谁,契约内容如何,在成立国家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他们又众说纷纭； 特别是在政治上，他们虽然都以自然法学说为依据，却各自得出了十分不同的结论。有的倾向君主专制（霍布斯），有的倾向君主立宪（洛克、孟德斯鸠），有的主张民主共和国(卢梭、杰弗逊和潘恩)；有的倾向温和的改良（孟德斯鸠），有的主张以武力推翻暴政(卢梭)。同时，从他们对个人和国家或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的不同解释中，也可以看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应服从自然法，国家不得侵犯自然法赋予个人的权利；另一种倾向则认为国家权力至上，实在法与自然法实质上是一致的。在西方政治学和法学著作中，前一种倾向被通称为自由主义学说或个人主义学说；后一种倾向被通称为国家主义学说或绝对主义学说。 三、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历史作用 17、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学说和古代、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都将自然法与抽象的正义观念并列；都认为自然法是永恒不变、普遍适用的。但它们之间又有很大差别：在内容上，古典自然法学说强调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权利(包括私有财产权)，并认为根据自然法，可以制定出详尽的、普遍适用的法典；而古代、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则强调自然和宇庙的理性，特别是神的理性或意志，依附于神学，强调人的义务，并将自然法归结为少数几条道德箴规或宗教戒律。在历史作用上，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一般是为奴隶制和封建制辩护的，而古典自然法学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思想武器，是美国《独立宣

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推荐给好友】时间：2006-05-26 14:26 内容摘要：罗马法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精神主要包括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三者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观点和对法律的研究方法，并且激发了当代人的社会主体意识。 关键词；法律精神；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理性精神 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颇为人们所称道，其理由不仅在于罗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实，更在于从罗马法中体现出来的统帅整个罗马法律制度的灵魂性内核——罗马法精神。 大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1]是指支配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体系的价值信念系统，[2]是时代精神在社会法律领域的贯彻，是时代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是对法律制度运行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价值基础，是一个民族法律价值的灵魂。[3]依上述界定，罗马法精神乃指适应罗马社会商品经济交易要求、反映罗马时代文化特质与政治结构的抽象的观念性原则，这些观念性原则统帅、指导着罗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们——尽管曾被历史尘封——能够被现代的人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它们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一、自然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说罗马法蕴含了丰富的自然法精神就象说教会法充满了上帝的意志—样不会令人怀疑。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有‘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4]但是，如果要追问罗马法如何就体现了自然法精神，则需颇费一番口舌。 自然法首先表现为一种哲学思潮，此可在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土多德处略见端倪。其后，它被斯多葛派学者所继承，并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灵魂人物当推西塞罗。西塞罗教导我们说：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雨永恒的。罗马的法和雅典的法律并不会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会不同，这是因为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它；再者，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者”。[5] 西塞罗及其学说成为当时罗马社会的流行话语，此影响了罗马法学家。在公元6世纪的《法学阶梯》中我们可以直接目睹自然法被这些法学家嵌入罗马法中的效果。在《法学阶梯》第一、二卷里，罗马法被明确地区分为三部

罗马法的精神对当代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

罗马法的精神对当代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借 鉴意义 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颇为人们所称道，其理由不仅在于罗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实，更在于从罗马法中体现出来的统帅整个罗马法律制度的灵魂性内核——罗马法精神。 大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1]是指支配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体系的价值信念系统，[2]是时代精神在社会法律领域的贯彻，是时代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是对法律制度运行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价值基础，是一个民族法律价值的灵魂。[3]依上述界定，罗马法精神乃指适应罗马社会商品经济交易要求、反映罗马时代文化特质与政治结构的抽象的观念性原则，这些观念性原则统帅、指导着罗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们——尽管曾被历史尘封——能够被现代的人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它们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虽然我国民法在继受发展过程中借鉴了罗马法其特有的私法精神，但是这些借鉴依然来自于对他国法律的继受，就我国民法发展来讲，对于罗马法的回归，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从罗马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产生并非偶然，其原因涉及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社会结构、政治格局、文化传统等多个方面。它们所提供的技术条件以及培育的法律需求促成了《民法大全》的面世。罗马法始终以一种与现实社会和权力结构并行不悖，而又完全不同的方式开拓法律的规范空间。在该领域之内，法律制度有无上的权威，它可以纵横驰骋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之外，又能最大限度地与现实社会、宗教、政治、经济结构相适应，它总是尽可能地表现出和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所代表的制度模 式的异质性，以获得真正的独立性。《民法大全》的产生条件及其特点说明，法律供给必须跟上社会的法律需求，一部伟大的法典必然是适应历史条件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协调利益冲突的需要，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最为独特，也是最受特定历史影响的。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必然会带来复杂的法律问题。中国的法律制度在社会秩序中并未能开创独立的疆土，它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界限模糊不清，并且争取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融为一体，法律制度模式转化为政治和经济制度模式。利益加情感成为法律制度实施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法律制度披上公正无私的面纱，利用现实社会中政治权力结构所存在的缺陷为特权阶级服 务(权钱交易、以言代法)，结果使其自身难以获得真正的独

论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精编版

论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文件编码（008-TTIG-UTITD-GKBTT-PUUTI-WYTUI-8256）

谭建华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着名的法学家。由于西塞罗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正如英国着名法史学家梅因所言:“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1]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塞罗在罗马大力推介自然法思想,罗马法就不可能达到后来如此辉煌的地步。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主要集中地表述在其所着的《论共和国》、《论法律》及《论义务》等着作中。鉴于目前国内学界系统地论述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的文章并不多见,故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就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作一较为详尽的阐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自然法:实在法制定的原则

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它先于人类现实法律而存在,其作用远远超过人类所制定的法律。也就是说,人类的实在法是从自然法中产生出来的,受自然法的指导和制约,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法律,自然法是最高法,实在法只是自然法的摹本,只有符合自然或自然法的实在法才是真正的法律。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2]可见,西塞罗是把自然法置于实在法之上的。依他之见,人类只有依据自然法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恒久的,才是正义与公平的,才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在他看来,自然法既然源于自然,是最高的正当理性,那么它就是存在的永恒、普遍的正义,是上帝为人类设定的普遍秩序。它既是任何实在法制定的基础,也是国家、民族和任何个人绝对遵从的准则。在西塞罗看来,根据自然理性所产生的法律本身就是代表神的意志,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由于在西塞罗眼里,自然、理性、神、上帝与自然法同义[3],因此遵从自然法即是遵从理性、自然、上帝与神,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我们看到,在西塞罗那里,自然法主要是一种立法者所要遵循的规范和指南。西塞罗认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与正义等,所有这些都是自然法则,它们如同自然规律不能变更,也不能违背。可见,西塞罗视自然法为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社会立法的权威,并且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性质。人类立法只能遵循自然法,而不能违背它。他说:“法律并非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各民族的任何立法,而是一些永恒的东西,以其在指令和禁令中的智慧统治整个宇宙。法律是神的首要的和最终的心灵,其理性以强迫或制约而指导万物。”[4]为强调自然法的至高无上性,他还论证说:“因为宇宙服从神,海洋和大地服从宇宙,而人类生活服从至高无上的自然法的法令。”[5]

论罗马法的精神

论罗马法的精神 罗马法是古代社会中最为完备与发达的法律体系。它所展现的是一种法律精神，包含了自然法思想、理性思维、所有权与契约观念的私法精神。罗马法对后世影响巨大，从法国到德国，甚至整个西欧，而英美法系在某些额法律理念上也以罗马法为借鉴。 一、私法精神 罗马法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创造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公法一般调整的是国家利益的法律，而私法是调整个人利益的法。每个人的私权都是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并不需要法律赋予。 公私法划算的思想，在罗马法时代就已经明确了。公园3世纪的罗马法学家说：法的研究对象有两个，公法和私法。之所以会有这样先进思想的产生，与罗马社会所经历的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分不开的。根据罗马社会的特殊性，加上罗马人政府的城邦不断扩张，进一步促进了不同城邦间的商品交往，从而实现了罗马城市中简单商品经济的发达。罗马人对司法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对私法权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论思维。 公法的基础是政治国家的权利，私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私法是建立在权力本位的基础之上的。要承认私法的存在必须承认私法领域中权利是核心，权利是目的，权利是动力。 私法权利是人格自由与人格独立。其中蕴含了个人对于自己的事物有着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与思想进行作为的权利，它是基于人格本身所固有的。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此即为私法的真义。 二、自然法精神 自然法就是关于大自然界的法律，也就是自然的客观规律。自然法是与实在法相对的，它是一个虚幻的理论层面的法律精神。自然法所表达的是一种自然理性，市一中建立在无差别的基础上。自然法预示的是正义、平等、公平、爱。 罗马法中充满了有关自然法的精神，它在古希腊的哲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即是自然哲学家，他们用自然来解释世界，并主张人类用自然法则来生活。随着罗马城邦的发展，自然法思想也一同进步完善。 自然法是一种超然法，实在法是一种实然法。自然法超乎与实在法只上，自然法通过实在法予以表现出来。自然法对于罗马法的贡献不在于它停工给罗马的特殊论点，在于给予它的单一的基本假设，这个基本假设便是：人是生而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的自然权利，法律的一切规定都必须以此为最高原则。 三、所有权与契约观念 所有权与契约具有一种紧密的练习，他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有权是能为契约交易的前提，而契约又是所有权的一种表现。所有权可以概括为：只有、使用、收益、处分四个全能，这是所有权权利静态的表现。 罗马法中关于所有权的观念是在集成古希腊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发展的，罗马人把它上升为一种抽象的原则。在十二铜表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并且对侵害行为给予严厉的处罚，这体现了当时对于个人财产保护的力度。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发达，是它能够深刻影响后世法律的直接原因。事实证明，有关所有权的一切现代法制，无论实在实体或者程序都未超出罗马法既定的基础范畴。 现代契约是一种当事人进行商品交易而订立的经济契约。在古罗马的时代，契约不只是指

西方自然法的发展与演变文献综述

西方自然法的发展与演变文献综述 西方自然法的发展与演变文献综述 一、自然法发展回眸 1.古希腊罗马时期 自然法学说最早渊源于希腊哲学，公元前6世纪,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了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区别，并就论证了自然法的存在。这一时期取得主要成就的是西塞罗，说“正义是自然法的原理，一切法律都源于这个原理”。由于古希腊的法律思想是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为中，因此，他们对自然法的主张也对自然法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主张有自然法与成文法两种,成文法必须适合自然法才是正义的.这些先哲们的学说，构成了自然法的雏形。 2.中世纪时期 由于教会的控制，自然法成为上帝法律的代名词。宗教法的编撰者格拉提安把自然法等同于上帝的启示。而阿奎那则把自然法批上了一件神学的外衣，认为自然法是永恒法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自然法发展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一切自然法的发展都是在宗教的意志下进行的。 3.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这是自然法发展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自然法思想家，可谓百家争鸣。荷兰的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正确的理性原则”，并提出了新的自然法基本涵义，认为“人性是自然法的源泉”。荷兰另一代表人物斯宾诺莎认为“万物依自然的一般法则而存在，并且为之所决定。”英国自然法学家霍布斯从人性论出发，主张性恶论，

洛克则相反，主张性善论。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理性就是人类社会建立前就存在着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自然法。另一思想家卢梭的思想与其他思想家有很大的不同，他把人的自然情感至于理性之上，并且认为只有在社会中人们才能享受到他所应该享受的自然权利。纵观自然法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与特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大体上都是强调法的普遍性与法的永恒性。他们都认为自然法是以理性为基础，只是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因此对自然法的理解与结构存在差异。 二、主要自然法思想家观点简述 1.西塞罗 西塞罗认为自然法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立法的权威,并且具有普遍永恒的性质,自然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他的理论为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时期之间产生的万民法提供了基础.他以永恒的\普遍的自然法则为前提推导出了人类自然平等法律观.他的这个观点在法律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他的自然法理论和法律观为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了以自然法为基础的世界国家论. 2.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重视应用的效果,他在认证总结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典自然法观点的基础上,自然法是人类的社会理性的体现的观点.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并且认为自然法是永恒的,不变的,上帝也要受其支配.格老秀斯的学说奠定了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基础. 3.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的思想是建立在自然法理论和人性论的基础上,他利用自然法理论来攻击教会,反对封建迷信.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利用自然法来说明发的起源和目的.他认为万物因自然的一般法则而存在,并且为之所决定.一切事物按照自然法都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他称之为自然权利.

论自然法的精神

进入21世纪，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也开始了新的历程，努力探讨和学习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成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对于我国法制现代化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而蕴涵于其中的自然法精神则是西方法精神的内在支柱，是西方法治精神的主体，探讨自然法精神将是研究西方法精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自然法精神，来剖析其中的精粹，解析其内在的观念，以对我国法治起到若干启示作用。 一、自然法的概念 （一）自然法——渊源于西方法的一个概念 就起源而论，中国古代并没有关于自然法的学说，这是一个无庸质疑的事实，而到了近代方才有了关于自然法中“自然权利”之说。法和文明是分不开的。西方法是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法。西方文明在母体阶段，并无“西方”之限定。也没有“西方”与“前西方”之分。西方法的起点应该是古希腊法。自然法的开端同西方法并行不悖，同样起始于古希腊。对于自然法意义上的界定，本文主要指古典自然法以及之前的自然法的研究，由于它对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巨大，便仅限于此。 （二）自然法的内涵 自然法(Law of Natural)，就一般意义来说，它是指在人为制定的法之外永久存在、普遍是适用的法，也即人类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 二、自然法的主体精神 法国的孟德斯鸠以其《论法的精神》一书文明于世。孟氏说：“我不是探讨各种法的本身，而是其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存在于法与不同事物可能有的各种关系之中，……。”靳内。达维德在追述二十世纪之前比较法的发展历史时，特别提到：“孟德斯鸠曾致力于通过比较，深入理解法律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很值得借鉴 自然法的精神源远流长，对于法精神的研究将经久不衰。 （一）古代自然法的精神 古代自然法包括了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和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这是按照自然法的发展历程来区分的。显然古希腊自然法和古罗马自然法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具有对自然理性的永恒正义的追求，“正义”是当时自然法精神的最主要观念。 （1）古希腊自然法的精神 古希腊人源于自然法的最基本的信念就是正义。古希腊人的法律观念与分配问题有内在的联系。不管他们的分配观有多么的不同，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即让每个人各有其所。这种正义观就是希腊法的精神。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是正义的表现，也是强者的意志。正义论是柏拉图国家和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理想国》就是从正义问题开始的。柏拉图认为，法律应该是同正义相一致的东西。 （2）古罗马自然法的精神 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在古罗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重要的代表是西塞罗。正如美国学者萨拜因所说：“在政治思想史上西塞罗的真正重要性在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摘要：自然法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指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而实在法，是与自然法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强调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律，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2）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作者;吴琼法学80902 学号090001240 关键词：自然法实在法恶法统属关系 一、自然法的演变历史 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1]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最早使用“自然法”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葛派信奉决定论的宇宙观，宇宙的一切受自然律的严格决定。其按照泛神论的方式解释自然法，也就是说，自然法并不只是作为盲目力量的自然律，而且具有某种理性的品质，它是神的理性的体现，是神出于善良而理性地制定的。所以，自然法作为神的法律也就获得了正义性。 中世纪自然法在神学面貌下出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自然法具有一席之地，托马斯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认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而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法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 自然法学说在19世纪中叶遭到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和责难。法律实证主义认为，自然法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于是出现了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法学两大法学派的对峙。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相比较自然法思想衰落了近百年，直到20世纪才开始复兴，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二、自然法兴起的原因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叙述“自然法”观念的生成和其内在性质时，这样

论自然法的精神

论自然法的精神 自然法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西方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公元前七世纪自然法与人定法的概念就已出现。要对自然法进行正确的诠释，首先就必须诠释自然的含义和法的含义。荷马史诗中第一次使用“自然”这个词，在我国古代“道与自然”是道家学派研究的主要内容，《老子》中早就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国，“法”一词涵义甚为广泛，从语源上看，汉字法古体为“灋”，据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法大体有三层涵义：第一，“法”与“刑”是通用的。第二，法者平直如水，含有公平之意。第三，法含有明断曲直之意。从哲理意义上看：汉语的“法”与“理”，“常”通用，指“道理”，“天理”或常行的规范和标准①。“法，常也”。另一方面，“法”又在典章制度意义上使用，与“律”“法律”“法制”等相通②。在欧洲大陆，同样也有表示哲理意义上的法，这一传统源于拉丁文JUS就是一个具有哲理意义的模糊概念，具有权利、公平、正义等涵义。但何谓自然，何谓法，何谓自然法，人们试图从宗教、哲学、法理角度去探讨它、诠释它，由于诠释立足点不同结论自然不同，可以说见仁见智③，但是关于自然法的精神中西方还是取得共通性认识。自然法的精神大体包含以下方面：公平、理性、人权。 自然法首先体现的是公平的精神。自然法之所以高于人定法，是因为自然法体现了公平，人定法之所以屈服于自然法，是因为人定法不可能对所有人实现公平，但是人定法应尽可能实现公平。海希恩德

认为，法律乃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之上的一种和平秩序，它迫使人们戒除暴力，并把争议提交给仲裁者裁断④。法律存在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公平，只有当法律是公平时，人们才信仰法律服从法律，才会把争议提交给仲裁者仲裁。因为法平如水，它能公正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做到定分止争，所以人们才需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纠纷是不可避免，有纠纷就必须建立一种解决机制使整个社会不致于在无序的混乱中毁灭，如果法律做不到公正，人们就会祈求另一种解决争端方法。孔子曾言：“不患而寡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这说明公平观念，公平精神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理念更是法的灵魂，是法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亚里斯多德认为：自然正义规则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等效力，而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接受它。人在本质上是平等，从上帝造人角度看，人即然是由上帝造的，除了上帝之外别无主人，在“无知之幕”下，人生来是平等的。 自然法另一种精神是理性的精神，斯多葛派代表人物芝诺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人作为宇宙自然一部分，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动物，在服从理性的过程中就是服从自然法，尊重自然法也就是尊重人自身的理性。这种观点颇类似于我们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斯多葛派学者认为；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普遍力量，乃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神圣的理性寓于所有人的身心之中，与人达到形和质的合一。人们遵守自然法信仰自然法，是因为自然法体现了人们内在的理性和自然界的理性。真正的法律是一种与自然相符的正当理性。这种理性是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