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假释制度(一)

论我国假释制度(一)

一、我国假释制度的现状及成因

作为一种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假释具有调动罪犯积极改造的内在力量的激扬功能，对罪犯施行正反馈的鼓舞功能和对于刑罚执行的调控功能，并为罪犯由完全剥夺自由的监禁生活逐渐适应完全恢复自由的正常社会生活架设过渡的桥梁。但是，从我国鉴于目前的情况来看，假释适用率畸低，与法律预期之间存在着较大距离。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监狱每年假释比例平均为1%--2%，不仅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且也低于国内司法部门规定的3%的指标。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调查得到的数据，吉林全省1993—1998年假释总数为2442人，占在押犯241794人的1%；辽宁省1996—1999年假释比例分别为0.67%、0.8%、0.6%、0.8%。1]对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出：假释的绝对数量和比例非常低；假释率总体上成下降趋势。我们知道，假释设置的初衷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犯人对获得假释充满了渴望，然而假释条件的过分严格，假释率太低，就会使犯人望而却步，从而影响了他们改造的信心和决心。如此低的假释率，使本来经济负担沉重的监狱雪上加霜，大量可以假释而没有假释的犯人，特别是那些老、弱、病、残者和相当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只能在监狱里“坐吃闲饭”，再加上昂贵的医疗费，使原本就经费紧张的监狱不堪重负。

与假释率低成鲜明对比的是减刑的大量适用。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超过20%的在押犯获得减刑2]，实践中如此巨大的反差，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两项类似的刑罚制度。减刑与假释作为行刑中的措施，都是对罪犯在狱中良好表现的奖励。然而，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假释只是具体行刑方式的改变，是对罪犯在社会环境中的继续矫正，而减刑则意味着余刑届满行刑过程的终结。假释是附加条件的，犯人虽步入社会却仍粘贴着罪犯的标签；而减刑在余刑届满后，则完全获得了自由。由此观之，作为狱内表现良好的奖励，被减刑者所获得的报偿要高于被假释者。3]也就是说，被减刑的罪犯，其悔罪迁善及回归社会的程度应当高于被假释的罪犯，对减刑的运用相对于假释应更慎重、更严格。

但是，我们的法律与实践却与此相左。在行刑法构建中，与假释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减刑司法实践中却倍受行刑机关青睐。首先，我国减刑幅度窄小却可重复适用，其灵活、心理刺激连续的特点，使它能够始终成为在押罪犯争取的现实目标。而假释则只能适用一次，且适用假释的条件有严格限制，有期徒刑须执行刑罚二分之一，无期徒刑须执行十年以上，这样，对于被长期监禁的犯人而言，假释的获得遥远而渺茫，这显然不利于其在押期间的改造。其次，适用减刑时，罪犯仍在监狱，对社会没有现实的威胁；而假释的适用，使罪犯直接生活于事实上缺乏有力监督保护措施的社会，不仅为我国的具体环境所难以接受，而且也增加了社会所承担的再犯风险。再次，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害怕承担风险。假释是对罪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同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在此期间，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如果再犯新罪、发现漏罪或者违反规定则应撤销假释也就说明了对其适用假释的失败。

综上所述，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重减刑轻假释是造成假释率低这种现状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假释率低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传统刑罚观念的影响。自从自由刑替代传统的刑罚方法并在刑罚中占据主导地位后，人们在惩治犯罪的观念上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惩治罪犯的最好方法就是拘捕监禁，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是其失去再次危害社会的条件。面对犯罪危害，社会公众更信赖自由刑的隔绝作用，尤其是长期自由刑的适用。所以，公共舆论对假释的适用表现得十分敏感，他们绝对不愿承担非监禁刑所带来的犯罪风险，往往一个适用假释的个案失败，都可能导致舆论大哗。于是，执法机关在适用假释时表现出相当谨慎乃至消极的态度。

第二，假释运作机制不畅，程序繁琐。在我国，假释的具体运作程序是：监狱行使假释建议权，人民法院掌司假释决定权，公安机关负责对罪犯的释后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

裁定假释予以法律监督。从理论上来讲，这四个机关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彼此配合，互相制约，假释的运作应当非常顺畅。但实际并非如此。首先，假释运行中出现脱节。由于监狱只能提请假释，而不能批准假释，再加上监狱办理假释有严格的程序，使得假释很难成为及时有效的奖励措施。其次，公安机关面临严峻的社会形势，不能切实落实监督任务，害怕出问题既影响社会治安又增加工作量，因此竭力反对适用假释。基于上述分析，假释运作机制不畅，造成实践中假释适用率极低。

二、我国假释制度适用中的问题

我国假释率低不仅受外部因素影响，而且与假释制度本身也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从立法上看对假释对象规定的条件比较严格。犯罪分子除经过法定的服刑期限外，还必须同时具备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三个必备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适用假释。那么，在假释前如何预测罪犯的再犯可能性呢？实践中，行刑部门适用假释时，主要考虑犯罪分子的狱内悔改表现，据此判断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然而，仅靠狱内表现进行预测是片面的。罪犯在附条件释放后能否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会因缺乏科学的预测机制而无法预测。所以，监管者对罪犯狱内表现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受人为因素影响，随意性较大,对罪犯被假释后是否再危害社会，很难准确判断，这就容易导致两种后果。一方面是监狱和法院主张多报减刑少报假释，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假释的软性条件，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管教干部，少数管教干部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见钱眼看，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使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获得了假释,达到假释的目的。这样，罪犯不仅逃脱法律惩罚，而且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二，现行的假释制度缺乏健全合理的配套法规来约束和保护被假释人员。我国刑法将监督假释分子的重任赋予了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如何监督假释，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考察，被假释的犯罪分子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公安机关不可能时时了解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导致一个派出所管辖范围很大，而警力普遍不足，使公安机关根本无精力去认真对假释犯进行考察。此外，刑法第86条第3款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应依法撤销假释。而法律条文中未明确“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范围，对此，各地司法机关掌握标准不尽同一，极易造成执法混乱。

我国目前对假释犯考验期内遵守事项的规定几乎全是义务性的，很少根据其真正需要采取必要的观护措施，致使有些犯罪人被宣告假释，回归社会后，由于就业安置问题得不到解决，又无一技之长可以自谋生路，缺乏可靠的经济来源，生活无保障，以及受到各种歧视、嫌弃时，就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而悲观失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一旦受到不良的消极社会文化影响与刺激，就会再次犯罪，危害社会。4]

三、我国假释制度之完善

针对上述我国假释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设性构想。

（一）放宽假释适用的条件

1．赋予累犯、重刑犯（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暴力性罪犯）假释适用权

新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如此规定，有人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假释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所犯罪行极其恶劣，但因在改造期间的表现而被假释，从而导致被害人和社会正常舆论对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慨。第二，累犯可能表

现出极大社会危害性；而因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则表现出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因而限制适用假释。5]

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有点不妥。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这种限制性规定有悖于刑罚执行个别化。无论累犯，还是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等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其犯罪经历、罪行表明其犯罪主观恶性较一般罪犯要大，因而，从实现刑罚正义的角度讲，这些罪犯应当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讲，对这些罪犯要进行从严管理，重点矫治。6]然而，即使都是累犯，都是因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由于经历、家庭、所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的不同，其犯罪倾向性仍存在差异。因而不能一概排除假释的适用。另外现实生活中有些犯罪人属于偶犯或者激情犯，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由于民事矛盾激化而实施犯罪。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菲利认为“偶发的犯罪人，不是因为内部的倾向而是由于外部机会的支配而陷入犯罪的人，这其中包括因有外部机会十分充分而受到一般刺激即可引起冲动陷入犯罪者和外部机会引起异常反应在激情下陷入犯罪者。”7]激情性犯罪的人，即由于受某种激情的支配而犯罪的人。菲利主张“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正常，过去的历史清白，其犯罪行为系由于某种社会激情引起的，这种激情是可以宽恕的。”8]从我国改造这类犯罪的实践来看，他们中多数人在服刑期间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造成的重判后果感到得不偿失，希望能通过在监服刑时自己的主观努力而争取早日出狱。他们的主观恶性并非很深，而且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为何不赋予他们假释权呢？

其次，我国刑罚的目的是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使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如果限制这两类罪犯适用假释，无疑会使他们产生绝望，从而从根本上打消他们通过努力改造，获得假释的积极性。甚至适得其反，他们可能会采取破罐子破率，做出一些更极端的行为。这样，一方面增加监管的难度，另一方面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第三，不符合刑罚的经济性原则。所谓刑罚的经济性是指在执行刑罚时应尽量以较少的实际执行量获得最大的执行效果。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审判机关根据已然的犯罪事实、性质、客观危害，统筹行为人主观恶性与改造难度做出裁判。但在实际行刑中，受刑人的改造完全可能不需要原判所拟的改造时间和执行方式，这时如不依据罪犯主观构成的矫正状况使确定刑予以调整，则会导致刑罚过剩。目前，我国的监狱十分拥挤，且经济负担沉重，适当使一些该假释的犯罪分子出狱，则符合刑罚经济性原则。。

第四，暴力犯罪的再犯率低。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严重犯罪的再犯率低，而再犯率较高的则为盗窃、抢夺、伪造等较轻微的犯罪。也就是说，在刑释人员中往往有长刑犯的重犯率低于短刑犯的特点。我国假释限制对长刑犯的适用，从重新犯罪率方面看是不合理的，假释的条件之一是“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如果对真正改过迁善的暴力犯仍继续关押，则不符合假释设置的目的，而且不利于刑罚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

第五，对累犯和严重暴力犯罪不得假释，但可以通过减刑弥补的观点在逻辑上是矛盾的9]。我国刑法规定减刑的适用对象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对累犯和暴力犯罪也可适用减刑，并无条件限制。因此，有学者认为，虽然累犯和暴力性重犯不得适用假释，并不意味着不给他们改悔的出路。对他们当中真正重新做人的仍可通过减刑的途径争取早日回归社会。10]从表面来看，这种观点确实在司法实践中发挥著作用。然而，减刑是减去原判刑期，不再执行；而假释是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期，若在考验期内重新犯罪，发现漏罪或者有严重违法行为，将被撤消假释，将没有执行的原判刑罚和新罪、漏罪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期。从这个角度来看，减刑是一种比假释更高一层次的奖励。然而，累犯和重刑暴力犯可以适用减刑，但却不能适用假释，这不能不说是刑事立法上的缺陷2．建立再犯预测机制，并将“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具体化

现行刑法第81条规定“……,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

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这与1979年刑法有关假释的规定相比，增加了“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的内容,但这些仍是软性条件,不易操作。为此，1997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确有悔改表现”和“不致再危害社会”作了解释：认罪服法；一贯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不致违法，从新犯罪的；或者是年老、身体有残疾（不包括自伤自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但这一解释不尽人意，它没有揭示“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察、评定和检验标准。“不致再危害社会”，仅靠司法解释规定的几种情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必要建立再犯预测机制。首先，应重视人格调查。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事项：第一，犯罪与违法行为的调查。主要是调查犯罪分子的违法经历。第二，社会调查。包括犯罪分子的家庭情况、受教育状况、生活工作经历以及经济状况。第三，调查确认。调查人员通过各种手段了解犯罪人周围的环境，确认调查的真实性。第四，身心鉴定调查。法院可以委托精神医学、神经医学、法医学等各方面的专家组成鉴定机构对犯罪分子的身心进行鉴别。以上四个方面的调查，形成犯罪人的人格调查表，作为判断再犯可能的依据。

诉之合并制度的反思与重构(1)

诉之合并制度的反思与重构(1) 关键字：诉之合并诉讼经济诉讼标的 前言 在民事诉讼法的发展中，普通法时代严格限制诉之合并，并且完全按照诉讼开始的令状进行诉讼，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诉之合并的诉讼经济的原则。[1]罗马法规定的诉讼结构是一对一的形式，复数主体诉讼和诉讼标的合并是被禁止的。随着诉讼技术的提高、民事纷争型态的复杂化和效益作为诉讼基本价值取向的全面确立，诉之合并制度逐步确立并不断发展。 诉之合并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上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民事诉讼法上之诉讼合并制度旨在使当事人可以节省劳力、费用和时间，并以防止裁判抵触为其作用。所以各国民事诉讼法均有共同诉讼之设定及诉之客观合并之规定。”[2]诉之合并制度孕含着诉的要素理论和诉讼标的理论等基本诉讼法理。对诉的构成要素和诉讼标的的不同主张和理解，必然会对诉之合并制度产生不同的认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诉之合并的规定过于简单，学界对之也缺少必要的关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诉之合并较为混乱的现象：应当合并审理的案件却分别审理，造成重复诉讼，加重了法院和当事人的讼累；而有的不应当合并审理的

案件却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致使法律关系复杂化，案件审理旷日持久。鉴于此，笔者借鉴于国外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立法、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试图对民事诉讼基础理论和具体的诉之合并制度及其相互之间进行内在逻辑的整合，探索诉之合并制度的理论体系，以期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诉之合并制度的关注和重视。 一、诉的要素理论和诉之合并 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诉之合并系指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将几个独立之诉进行审理和解决。但是，怎样才是独立之诉换言之，诉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决定诉单复此彼的因素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诉的要素理论的内容。 诉的要素指构成一个诉应具备的基本因素。对于诉的要素，国内外学者间一直存在争议。前苏联的通说主张诉由诉讼标的和诉讼理由构成；[3]日本的学者大多认为诉的要素为当事人、请求旨意、请求原因；[4]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通常认为诉由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之声明构成。国内学者则有“二元论”、“三元论”和“四元论”。“二元论”认为诉由诉讼标的和诉讼理由构成；“三元论”主张诉由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讼理由构成；“四元论”则主张诉由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理由和诉讼请求构成。笔者认为诉的要素应当包括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当事人因民事经济纠纷提起民事诉讼时，其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除应表明原告被告

完整word版,司法部35条规定 加强监狱安全管理工作若干规定

（2009年11月17日司法部） 为切实加强监狱管理，健全相关制度，清除安全隐患，确保监狱安全稳定，根据《监狱法》和监狱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一、安全警戒设施管理 1．监狱应当按照《监狱建设标准》不断完善安全警戒设施、健全功能；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具备收押条件的监狱，上级监狱管理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暂停收押罪犯，整改无效的，将罪犯调出。 2 ．监狱围墙内侧 5 米范围内应当划定警戒区域，并安装4 米高的金属隔离网墙和蛇腹形刀刺网进行物理隔离；罪犯的学习、劳动、生活等区域应当有明确的功能划分，主要建筑物之间应当以金属隔离网墙和蛇腹形刀刺网进行物理隔离。 3 ．监狱均应建立监控指挥中心，各区域视频监控信号应当与监控指挥中心联网，监狱大门、围墙、禁闭室、会见室等要害部位的视频监控信号应当与驻监武警部队作战勤务室联网。监狱的大门、围墙、会见室、禁闭室、警察值班室、劳动现场、学习现场、监舍走廊等所有需要监控的部位应当安装视频监控装置。监狱应当安装手机信号屏蔽装置。监狱警戒围墙应当安装红外线、雷达、泄露电缆等报警装置，构成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4 ．监狱内警察值班室、大门值班室、监舍走廊、餐厅、学习劳动现场等警察带班执勤部位应当安装触发式报警装置。 5 ．监狱大门内外应当划定警戒线，留有不少于 10 米的警戒区域。监狱大门应当设置 AB 门，分设行车通道和行人通道。行人通道应当安装带有数字密码和人体特征识别功能的电子门禁系统、附带金属探测器的安检设备并安装确保 1 人1 卡 1 次通过的滚闸，行车通道应当安装防撞桩、破胎阻车器等防冲撞装置，配备车底视频监控探头和照明设备。 6 ．监舍、车间、医院、教室等人员密集场所应当设置明确的疏散指示标志，接规定配置使用消防器材，安装应急照明系统，保持安全通道畅通。 二、狱政管理 7 ．监狱大门值班工作应当由监狱人民警察担任，值班警察未经允许不得擅离工作岗位。值班警察应当严格执行大门安检制度，对所有人员逐人查验身份证件并予以换发狱内通行证，对外来人员进行人身及物品安全检查并进行登记，禁止任

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

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 考 Ting Bao was revised on January 6, 20021

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假释制度和减刑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是对罪犯管理和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随着我国行刑机制与国际行刑制度的逐步合规，扩大假释的适用对象和条件理应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选择。但是，目前我国的假释制度尚不完善，现状也不尽如人意，为此本人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浅显思考，供同志们参考。 一、假释的功能 1、有利于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狱安全。《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可见，假释制度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促进罪犯认罪、悔罪，自觉接受改造、接受教育，维护监狱安全稳定，防止其重新犯罪的机制。假释制度的适用为罪犯提前出狱提供了机会，促使罪犯主动承担起改恶从善的责任，为达目标而检点个人行为。虽然这是功利主义趋利弊害使然，似有动机不纯之嫌，但是客观上它迫使罪犯先从行为表现开始，积极配合监狱的教育改造措施，从被迫改造到逐步自觉自愿接受监规纪律的约束，接受监狱的管理和教育。俗话说：“假做真时，假亦真；真做假时，真亦假。”一个行为做的久了，哪怕它是假的、装的，后来它也变真了。 2、有利于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水平。根据《刑法》第81条的规定，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其与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的减刑制度相比：减刑制度注重的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减刑制度并不关注。因而，这就极易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监狱机关为保证监狱的安全稳定，考虑较多的是罪犯的狱内表现，换句话说，只要罪犯在狱内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减刑，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则不会投入更多关注，尤其是当前社会对监狱的执法要求更高更严的形势下，监狱机关考虑更多的是防止出现罪犯暴狱、脱逃、行凶、非正常死亡等监管改造事故，导致实践中出现扩大减刑面来调动罪犯遵规守纪的积极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造积极性。 而假释制度不仅要考察罪犯的“狱内表现”，还要考察罪犯“狱外可能的表现”，这就要

服刑人员申请假释的前提条件

服刑人员申请假释的前提条件 适用假释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根据我国《刑法》第81条规定，适用假释必须遵守下列条件： (一) 法定的对象条件 并不是所有的罪犯都可以适用假释。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且属于累犯和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假释是对犯罪分子有条件地提前释放，同时，国家并不排除对其继续执行尚未执行的那部分刑罚的可能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假释不适用于被判处其他刑罚的犯罪分子。 (二)法定的实质条件 犯罪分子认真遵守监视，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至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或者关键条件。犯罪分子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的，应当认为“确有悔改表现”：认罪伏法;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和监狱纪律;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爱护公物，完成劳动任务。 “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一贯表现好，确有悔改表现不致重新犯罪的，或者老弱病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 此外，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把握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还须特别注意以下问题：第一，为了贯彻对未成年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未成年犯的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犯依法适度放宽。第二，对罪行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惯犯的假释，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改造表现，同时也要考虑原判的情况，应当特别慎重，严格掌握。 (三)法定的刑罚执行时间条件 假释只适用于已经执行一部分刑罚的犯罪分子。根据我国《刑法》第81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为了使假释制度的运用有必要的灵活性，我国《刑法》第81条同时规定：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特殊情况”应包括如下情形：(1)罪犯在服刑期间有重大发明创造或突出的立功表现;(2)罪犯已经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并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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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释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角度思考 内容摘要：2011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对假释制度进行了小范围的改动，主要内容有：假释对象的限制、假释人员必须参加社区矫正、假释人员监管机关的改变等。这些改动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将引起假释相关制度的改革与调整，其中最为让人翘首企盼的是假释的听证制度与假释权威审判机关的成立；也会引发部门和职责的变更，更加注重监狱在假释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本文结合刑法修正案（八）的最新规定，对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提出浅薄看法，以期有助于我国假释制度的发展。 关键字：假释、社区矫正、听证会、假释委员会、监狱 一、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的假释功能与性质的认识 假释是为补救长期自由刑存垢而设置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其本身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精神。现代刑罚主要采取感化主义、教育主义，自由刑的刑期便可视受刑人的表现状况而缩短，如果认为对受刑人能够提前达到改造目的，就不再受宣告刑的拘束。由此可见, 假释是以教育刑论、目的刑论为理论依据的。在刑法理论上, 由于对假释的性质和功能认识的不同, 造成了各国假释制度立法上不尽相同。刑法理论上对假释的性质和功能一般有以下几种认识：第一，认为假释是一种奖励, 是法律对于被执行人

在监禁期间良好表现的肯定。第二，认为假释是刑罚个别化的手段, 属于避免自由刑弊端的一种措施。因此, 通过假释所达到的目的有二，一是放弃不必要的刑罚制裁, 二是在一般预防的基础上修正多余的特殊预防。第三，认为假释是一种社会防卫手段, 应以释放后的社会保护观察和重新收监的可能性为核心。所以, 对特别危险的犯罪人不能适用假释。第四，认为假释是一种介于监禁和自由之间的中间状态, 其效果主要看适用是否得当。①在我国，实践中习惯将假释看成是国家对服刑罪犯的一种恩惠，将其作为对表现好的服刑罪犯的一种奖赏，没有把假释看成是罪犯该在表现好，他应该得到的一种权利。对假释的这种狭隘的认识，导致监狱、法检部门只求对假释有所体现，并不努力追求和发挥这一制度的行刑效果。 （二）假释的实质性条件在实践中很难把握 刑法修正案（八）把假释的实质性条件修改为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的，可以假释。”修改以前是“不至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此次修改降低了假释的条件。“不至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比较高，因为没有构成犯罪，一般违法行为也可以理解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这种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不是刑法规范考量的对象。然而犯罪行为肯定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才是假释应该考量的行为。不过，犯罪行为本来就存在突发性与偶然性，如何判断提请假释的犯罪分子是否还有“再犯罪”的

论我国亲权制度的建立【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 题目：论我国亲权制度的建立 专业班级：法学 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目的，介绍有关概念、综述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或争论焦点） 我国民法不区分亲权与监护，监护一般作广义上的理解，监护制度包括父母的监护与其他成年人的监护。迄今为止，我国采纳亲权概念，遑论亲权制度。 亲权，是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亲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亲权时一种身份权，是基于父母和子女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第二，亲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如子女已成年，相互间就不存在亲权关系，而是其他亲属关系，但已成年子女如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则实行监护；第三，亲权时权利义务之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不仅仅享有权利，更多的是承担义务。 监护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待特定自然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根据监护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狭义监护和广义监护。 在现行民法制度中，监护被规定在民事主体一章，但欧陆各国，监护纳入亲属编。立法原因概因监护与被监护人表象上常显出某种身份关系，虽非亲属法中的亲属身份关系，但由于未成年子女之监护为亲权之补充延长，而禁治产人之监护人又尽先以被监护人之配偶，父母，祖父母等亲属充任，与亲属制度有密切联系。 现有关于亲权监护之争的观点主要有，亲权制度已是强弩之末；将亲权制度并入监护会有利于破除我国几千年封建家长专制的禁锢，促进开明友善家庭关系的形成；亲权作为主要保护制度，监护为其例外或为补充。 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 的评述） 亲权是大陆法系国家特有的制度，在在近代立法中，是指以教养监护未成年子女，保护管理其财产为中心的职能，不仅为权利，同时为义务。亲权源于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演变。最先呈现为罗马法的家父权——对家子的占有支配权。至共和国后期，家父权相对减弱。成年男子在民事上逐渐享有权利能力，可以拥有少量财产，当父亲滥用亲权时，儿子可以向行政长官请求保护，长官于一定程度上可以制止父亲的行为，必要时得剥夺“父权”日耳曼法的父权，由其习惯和罗马法相融合而成。但日耳曼法更重视家长权，特别是男性家长权利，其代表全家利益。之后家长权逐渐为父亲的权利所替代。 近代国家的亲权制度一般继受日耳曼法，是父母权力的意思。此时，亲权与古代社会立法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法律也规定了当父母违背职责，或侵害子女的利益时法律的救济方法。因此其立法宗旨从古代的“家长本位”到近代的“父本位”，再到现代的“子女本位”。

重构我国假释制度的思考

重构我国假释制度的思考 【摘要】：假释制度作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的具体制度，本应在帮助服刑人员尽早回归适应社会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在我国的监狱管理实践中，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假释制度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具体来看，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实践，存在着假释率低、适用极端化、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构建新的假释制度，关键在于理顺假释制度中各方的关系，明确各方的责、权、利，既要调动积极性又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只有这样，新的假释制度才能行之有效。 【关键词】：刑罚执行假释制度缺陷假释制度构建 【引言】：2005年12月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所谓“宽”，意味着对犯罪情节轻微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要依法从宽处罚。刑罚执行上从宽，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受刑罪犯具有法定从宽事由而予以从宽处理，这包括将原判决的刑种变轻、刑期减短、附条件释放以及刑罚替代措施的运用等。假释作为一种附条件释放的方式，对于减轻监狱的押犯压力，避免交叉感染，提高改造效果，促使服刑人员尽早回归社会有重要意义。但是，从监狱的工作实践中来看，假释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做到有效的奖惩罪犯，成为改造工作中的利器，一定程度上甚至流于形式。 一、在假释中存在的问题 （一）假释率非常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而在实践中，能够达到此条件的服刑人员占在押犯的60％以上，可实际能够得到假释政策的服刑人员，每年仅为在押犯的2.5％。

[关于罪犯减刑假释工作的几点建议]罪犯减刑假释最新规定

[关于罪犯减刑假释工作的几点建议]罪犯减刑假释最新规定 关于罪犯减刑假释工作的几点建议尊敬的**市中级人民法院： 近年来，**地区各监狱罪犯减刑、假释工作在贵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办案质量不断提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监狱监管秩序持续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随着最高法院新的有关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以及司法部新的罪犯考核办法的出台，罪犯减刑假释工作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给我们工作带来了一些难点和困惑，针对所遇到的难点我们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以及多年办案经验提出以下几点解决建议： 一、有关判决执行之日确定的问题根据新司法解释“判决执行之日”，是指罪犯实际送交刑罚执行机关之日，也就是罪犯送至收押中心的时间，对于这个时间在罪犯案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材料可证明，那么我们只能从其他的证明材料里来查找，如百日考核考核的第一天、罪犯入监体检表的时间等。 二、有关执行时间计算的问题新的司法解释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减刑起始时间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一年以上方可减刑； 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一年六个月以上方可减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有期徒刑减刑的起始时间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而规定所称“判决执行之日”，是指罪犯实际送交刑罚执行机关之日。根据规定我们认为罪犯减刑起始时间计算方式为：送到收押中心的时间至监狱长办公会召开之日是否满足新司法解释规定时间。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假释时，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的时间，应当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罪犯假释执行时间计算：罪犯羁押之日至监狱长办公会召开之日是否满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三、有关减刑间隔期计算的问题“被判处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罪犯，两次减刑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两次减刑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一年六个月。减刑间隔时间不得低于上次减刑减去的刑期。”减刑间隔期计算为：前一次减刑裁定送达之日起至本次减刑监狱长办公会召开之日是否满足新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时间。 四、有关财产性判决执行的问题新的司法解释规定：“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罪犯，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我们认为有关财产性判决执行全部履行完毕的按照新司法解释五年以下执行一年方可呈报减刑，五年以上（含五年）执行一年半方可呈报减刑； 如没有履行或没有全部履行必须按规定执行两年方可呈报减刑。执行满两年后： 1、被判决附带民事赔偿或有退赔金的，最后一次减刑或假释必须全部履行完毕或与被害人或单位达成谅解协议，中途减刑的如达不成谅解协议或赔偿金履行不了的酌情考虑。对于罪犯愿意履行民事赔偿而找不到受害人且原判法院不愿意代收的，可由审批机关、检察机关和执行机关派出相关工作人员一同到当地进行调查，在根据调查结果酌情处理。 2、并处罚金刑中途减刑的：⑴判决罚金或剩余罚金均在2000元以下（含2000元）的，必须一次性全额缴纳。 ⑵判决罚金在2000元以上至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其剩余罚金不低于2000元缴纳：剩余罚金的20%低于2000元，按2000元缴纳；

论我国假释制度(一)

论我国假释制度(一) 一、我国假释制度的现状及成因 作为一种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假释具有调动罪犯积极改造的内在力量的激扬功能，对罪犯施行正反馈的鼓舞功能和对于刑罚执行的调控功能，并为罪犯由完全剥夺自由的监禁生活逐渐适应完全恢复自由的正常社会生活架设过渡的桥梁。但是，从我国鉴于目前的情况来看，假释适用率畸低，与法律预期之间存在着较大距离。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监狱每年假释比例平均为1%--2%，不仅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且也低于国内司法部门规定的3%的指标。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调查得到的数据，吉林全省1993—1998年假释总数为2442人，占在押犯241794人的1%；辽宁省1996—1999年假释比例分别为0.67%、0.8%、0.6%、0.8%。1]对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出：假释的绝对数量和比例非常低；假释率总体上成下降趋势。我们知道，假释设置的初衷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犯人对获得假释充满了渴望，然而假释条件的过分严格，假释率太低，就会使犯人望而却步，从而影响了他们改造的信心和决心。如此低的假释率，使本来经济负担沉重的监狱雪上加霜，大量可以假释而没有假释的犯人，特别是那些老、弱、病、残者和相当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只能在监狱里“坐吃闲饭”，再加上昂贵的医疗费，使原本就经费紧张的监狱不堪重负。 与假释率低成鲜明对比的是减刑的大量适用。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超过20%的在押犯获得减刑2]，实践中如此巨大的反差，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两项类似的刑罚制度。减刑与假释作为行刑中的措施，都是对罪犯在狱中良好表现的奖励。然而，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假释只是具体行刑方式的改变，是对罪犯在社会环境中的继续矫正，而减刑则意味着余刑届满行刑过程的终结。假释是附加条件的，犯人虽步入社会却仍粘贴着罪犯的标签；而减刑在余刑届满后，则完全获得了自由。由此观之，作为狱内表现良好的奖励，被减刑者所获得的报偿要高于被假释者。3]也就是说，被减刑的罪犯，其悔罪迁善及回归社会的程度应当高于被假释的罪犯，对减刑的运用相对于假释应更慎重、更严格。 但是，我们的法律与实践却与此相左。在行刑法构建中，与假释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减刑司法实践中却倍受行刑机关青睐。首先，我国减刑幅度窄小却可重复适用，其灵活、心理刺激连续的特点，使它能够始终成为在押罪犯争取的现实目标。而假释则只能适用一次，且适用假释的条件有严格限制，有期徒刑须执行刑罚二分之一，无期徒刑须执行十年以上，这样，对于被长期监禁的犯人而言，假释的获得遥远而渺茫，这显然不利于其在押期间的改造。其次，适用减刑时，罪犯仍在监狱，对社会没有现实的威胁；而假释的适用，使罪犯直接生活于事实上缺乏有力监督保护措施的社会，不仅为我国的具体环境所难以接受，而且也增加了社会所承担的再犯风险。再次，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害怕承担风险。假释是对罪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同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在此期间，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如果再犯新罪、发现漏罪或者违反规定则应撤销假释也就说明了对其适用假释的失败。 综上所述，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重减刑轻假释是造成假释率低这种现状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假释率低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传统刑罚观念的影响。自从自由刑替代传统的刑罚方法并在刑罚中占据主导地位后，人们在惩治犯罪的观念上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惩治罪犯的最好方法就是拘捕监禁，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是其失去再次危害社会的条件。面对犯罪危害，社会公众更信赖自由刑的隔绝作用，尤其是长期自由刑的适用。所以，公共舆论对假释的适用表现得十分敏感，他们绝对不愿承担非监禁刑所带来的犯罪风险，往往一个适用假释的个案失败，都可能导致舆论大哗。于是，执法机关在适用假释时表现出相当谨慎乃至消极的态度。 第二，假释运作机制不畅，程序繁琐。在我国，假释的具体运作程序是：监狱行使假释建议权，人民法院掌司假释决定权，公安机关负责对罪犯的释后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

亲权与监护

2013 年6 月21 日，南京市江宁区一民警按惯例上门走访其辖区内居民乐某，发现其房门紧闭，呼叫无人应答，经破门而入后，发现乐某的两名女儿( 分别为3 岁和1 岁) 已经饿死家中，而乐某本人下落不明。此事经由“江宁公安在线”在新浪微博上曝光，一经发布就迅速获得网友们的大量转发。最初众多网友愤怒的矛头均指向了不负责任的家长，一时之间有吸毒史的乐某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纷闹几天后，大家开始反思为何2003 年的“李思怡”事件再次发生。 在我国的立法当中，亲权与监护权未被加以区分，父母不仅因身份关系享有亲权，同时还可因法律规定而享有行使监护权的权力。但从各国目前的立法来看，监护权与亲权的概念都有严格的区分，并且对监护权与亲权的行使条件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比如说未成年子女如果双亲尚在，则一般通过亲权来进行保护，如果父母双亡，或父母失去行使亲权的资格，则可用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加以保护。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虎毒不食子”等传统思想，因此对于父母等采用信任主义。但正由于传统的教育思想的影响，采取“棍棒下出孝子”这种教育手段的父母存在比例非常大，如被媒体频频报导的“狼爸”、“狼妈”们就是这种思想，一旦“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这种思想过于极端，就会极大地威胁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影响他们的合法权益。虽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民法通则》也规定了若未成年人的父母没有或失去监护能力，可以依法，从有能力行使监护人的人员或组织中选择一名担任监护人。但实践操作中，因监护不力或无力监护而被剥夺监护权的案例寥寥可数。 徐国栋老师认为，在我国现有的民法体系中，监护常常会被误认为是一种权利，对监护和亲权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但亲权与监护有很多的不同。亲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基于父母对未成年人的教养保护，而监护是一种纯粹的义务和职责；亲权在立法上限制比较少，而基于对被监护人的保护立法往往会对监护人的活动进行了较多的限制；亲权人对子女的财产有无条件的用益权，而监护人如果想要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必须是基于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等等。这些都是监护与亲权的区别。 龙卫球老师在《民法总论》中列举了德国的亲权和监护制度的改革也可以发现，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应当区别对待。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亲权照顾权；未成年可以结婚原因限制亲权照顾权；亲权照顾权可因重大原因被休止或剥夺；对于失去亲权或父母无权行使亲权的未成年才要设置监护人。 1、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存在的几大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亲权的概念，也没有亲权的完整的规定，带有亲权性质的关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分散在民法、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中。《民法通则》中实质上是将监护的范围扩大化，亲权被包括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中，父母给予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保护和教育也被视作监护。这样的立法模糊了亲权与监护之间的界限，不仅在立法体系上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够细致的。退一步讲，即使以监护吸收亲权，但毕竟亲权有着监护不能完全具备的，其自身的特性，由此所造成的父母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与父母以外的人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就不得不区别规范，但这样一来，就是人为地给监护制度制造复杂了，显然没有必要。 2、现行有关调整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是将具有亲权性质的父母对子女的人身、财产照护与其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合并在一起规定的，立法上采取的基本上是监护制度吸收亲权制度的体例，没有区分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由于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二者各有其适用空间，并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目前我国所采用的这种大监护概念会影响亲权制度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又妨碍了监护制度

减刑、假释作为重要的刑罚变更制度

减刑、假释作为重要的刑罚变更制度，有利于激励罪犯改造、维护监管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减刑、假释制度改革是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公布过《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法发[1997]25号），用于指导减刑、假释工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重罪多减、轻罪少减”的规定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假释适用率普遍偏低等。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正式启动减刑、假释司法解释修订工作，制定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号）（以下简称《规定》），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推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公开。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将一律公示，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这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分别是：（1）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请减刑的；（2）提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规定的；（3）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4）公示期间收到投诉意见的；（5）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6）人民法院认为有开庭审理必要的。 《规定》明确了公示的内容，包括：（1）罪犯的姓名；（2）原判认定的罪 名和刑期；（3）罪犯历次减刑情况；（4）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和依据；（5）公示期限；（6）意见反馈方式等。参考资料：金华律师https://www.docsj.com/doc/167481314.html,/jinhua 问：《规定》在加强程序监督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答：主要有两点： 一是切实加强检察监督。《规定》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在提请减刑、假释时 ，人民检察院对提请减刑、假释案件提出的检察意见，应当一并移送受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

浅谈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浅谈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从亲权与监护权的关系谈起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2011级王龙 [摘要]我国民法中父母是首先作为监护人，从未有法律规定其为亲权人，这种规定显然混淆了监护和亲权的界限，将亲权混同于监护权，对亲权和监护没有区分。“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其意为父母天生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于情每一个善好而有良知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一个讲求法度的国家我们却无法承认其合理性。因为，父母是未成年人的亲权人，这种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实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之大不幸。因此，父母天然是亲权人，而监护人却天然不是父母。 [关键词]未成年人监护；亲权；监护权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民事法律领域具有举重轻重的作用。一个完整良好的监护制度涉及民事主体制度的完善、民事责任的承担，以及侵权法律的建构等一系列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对未成年人监护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多数学者认为，究其根源可归于亲权与监护权混乱不分的立法体例，从而无法建构完整的监护法律体系。然而，我对此并不完全苟同。我从亲权与监护权的关系出发，指出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陷，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体系的建立提出设想。 一、亲权与监护权概念辨析

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现今各国所设立的监护制度，“无不以未成年人或无能力人之身体及财产的保护、监督为其目的”。［1］各国民法典中对监护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但通常认为，监护是指民法中规定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保护的制度。从其本质上讲，监护是对缺乏行为能力人的监督和照顾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指由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实行监督和保护，作用在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未成年人的成长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亲权制度是用于规范父母子女关系的民事法律制度。所谓亲权，是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进行教养保护的权利义务的总称，是基于亲缘关系而确立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教养保护的权利义务的统一。正如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所言：“人由于有父母子女的关系，从而发生各种各样法律上的效力……。但是，父母子女关系最重要效力，而且是与其他亲属关系有本质不同的父母子女关系的特有效力，恐怕是父母应该处于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哺育、监护、教育的地位。” 二者区别可归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范围不同。 监护权利人范围较为宽泛，并且不以亲属关系为必要，其中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监护人可以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

假释制度

假释制度 司法考试刑法基础精讲：假释制度【相关法条】 第八十一条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第八十二条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程序进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 第八十三条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十年。 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计算。 第八十四条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 第八十五条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第八十六条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知识要点】 刑法修正案八对假释制度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请大家注意。 原有刑法第81条是：“第一款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

试论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一)

试论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一) 内容摘要]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管理教育被监护人，防止被监护人对社会或他人造成损害。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监护制度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亲权与监护权划分不清；监护种类的混乱；监护事务内容的不明确；对监护人权益的忽视，等等。这都不利于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同时也是与法律的适应性和超前性相违背的。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监护制度的目的，笔者针对这些弊端，谨就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略作探讨。关键词]监护、亲权、监督机构监护制度，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民事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履行监护职责的监督保护人为监护人，受到监督和保护的人是被监护人。监护制度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监护人必须具有监护能力，即监护人既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又应有管制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能力； ①]二是被监护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三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着人身关系或组织关系，即亲属、朋友或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四是监护的内容是监督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现今各国所设立的监护制度，“无不以未成年人或无能力人之身体及财产的保护，监督为其目的”。②]我国目前有关监护的立法主要见于《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一、二节及第六章第三节中，内容涉及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等规定，但囿于通则体例自身及通则规定时社会生活条件与认识水平的局限，通则对于监护的规定既过于原则、笼统，又带有计划经济的浓厚色彩，因此在诸多方面难以适应我国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发展，在实际中可操作性也比较差。为了更好的实现监护制度的目的，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就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作一探讨。一、应正确区分亲权与监护权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与民法理论中，亲权是指父母持有的对未成年人子女保护和教养的权利义务。③]亲权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既存的亲子关系而产生的，为权利义务的统一体，由父母共同行使或承担。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照管与处分即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存在。而监护是指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的未成年人及部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根据法律的规定，设置监护人予以监督、保护的制度。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之间虽存在某些联系甚至类似之处，如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的未成年人而言，监护乃为亲权的延续与补充，但二者仍有诸多不同：⒈立法不同。亲权立法采取的是放任主义，法律对父母持放任态度，因此，立法对亲权的限制较少；而监护立法采取的是限制主义，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尽管存在某种亲属关系，或其他社会关系，但毕竟较为疏远，而被监护人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因此，立法对监护人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④]⒉性质不同。亲权的基础是建立于血缘纽带之上的亲子关系，以深厚的情感因素为特色，因而亲权不仅包含了父母抚养、保护子女的义务，也包含着父母教养子女与管理处分财产的权利，如父母对还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子女的婚姻的否定权，即是一种权利的体现。而监护并不强制要求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理性多于情感。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法律对于监护人义务的规定也就必然多于权利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只有义务的规定而无实质性的权利规定。有基于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监护实际上应当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⑤]⒊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不同。⑴亲权人有权使用子女的财产，并基于使用而获得利益，同时还有权为了子女的利益而处分子女的财产，而亲权以外的监护人除非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否则不得随意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使用这类财产获得的利益应归之于被监护人。非经法定程序，更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尤其是不动产。如果监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了被监护人的财产或款项，应支付租金或利息。⑵亲权人对子女负有抚养的义务，而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不负有抚养义务，监护人可就其监护活动请求报酬。由此可见，亲权与监护差别甚大，亲权是父母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监护主要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主要是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的反思与重构 张殿军刑法变通实质上是民族自治地方在犯罪与刑罚方面所享有的立法自治权。由于认识的局限 及历史的惯性,相关法律的冲突和实际操作的难度,国家制定法预设的刑法变通的空间至今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浪费了极其稀缺的立法资源。基层刑事司法实践中以刑事政策和习惯法为依据所采取的变通做法并不能完全弥补刑法变通缺位的不足。对与刑法变通相关的条款进行重新规范和设计,能够解决现行条款在逻辑上的冲突和实际操作的困难;准确理解和运用刑事政策,释放现有法律的空间,可以在刑法变通缺失的情形下,充分发挥刑法变通应有的机能。 关键词:刑法民族自治地方 刑法变通　立法 作者张殿军,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邮编116005。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为10,4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截至2003年底,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 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①各少数民族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传承、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及文化传统等因素,与汉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大都对民族地区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即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行使包括立法变通权在内的广泛的自治权。 法律变通,其关键词为变通。《现代汉语词典》对于变通的解释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 则性的变动。”②《辞海》的解释是“灵活运用、不拘常规”。③《易?系辞下》的解释是:“变通者, 趣时者也。”变通即不拘泥于常规和惯常的做法,突破既有的一些规制,在不改变事物存在的基础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依据不同情况采取的灵活变动措施。法律变通是在我国统一的法律体系内,为维护和保障特定少数民族群体利益而采取的特殊的立法形式。我国《刑法》第九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 1 1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的反思与重构　 ①②③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人民日报》2005年3月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第84页。 《辞海?语词分册》 (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年版,第20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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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刑假释最新规定细则最新版 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关于《减刑假释最新规定细则,办理减刑,假释具体的法律规定》相关资讯,希望对您有帮助.供参考.如有变动,以官方公布为准.最新消息,请关注。 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991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19次会议通过) 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规的规定，结合当前减刑、假释工作的实践经验，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关于减刑、假释的条件问题 1.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 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的，应当认为是确有悔改表现，即：认罪服法;一贯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爱护公物，完成劳动任务。 对罪犯在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要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一概认为是不认罪服法。 2.什么是确有立功表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为是确有立功表现，即：揭发、检举监内外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制止他犯逃跑、行凶、破坏等犯罪活动的;在生产、科研中有重大发明创造、技术革新的;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已救人的;在抢险救灾中有突出表现的;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突出事迹的。 对被劳改单位评为省级劳改积极分子的罪犯，可视为有立功表现。 3.什么是"不致再危害社会"和"特殊情节" "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劳改期间一贯表现好，确已具备本条第1项所列情形，不致重新犯罪的，或者老弱病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 "特殊情节"一般是指，原工作单位因重要生产、重大科研的特殊需要，请求保释的;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 二、关于死缓犯的减刑以及减刑后能否假释的问题 死缓犯的减刑，是一种法定的特殊形式的减刑，它与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减刑不同。 1.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不属于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二年期满以后，经过教育，可减为无期徒刑，在执行无期徒刑期间再减刑时应从严控制，在减刑幅度上应适当缩短，间隔时间也应适当延长。 2.对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适用假释。 3.对死缓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或者减刑后假释的，其实际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