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
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
假释制度和减刑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是对罪犯管理和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随着我国行刑机制与国际行刑制度的逐步合规，扩大假释的适用对象和条件理应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选择。但是，目前我国的假释制度尚不完善，现状也不尽如人意，为此本人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浅显思考，供同志们参考。
一、假释的功能
1、有利于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狱安全。《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可见，假释制度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促进罪犯认罪、悔罪，自觉接受改造、接受教育，维护监狱安全稳定，防止其重新犯罪的机制。假释制度的适用为罪犯提前出狱提供了机会，促使罪犯主动承担起改恶从善的责任，为达目标而检点个人行为。虽然这是功利主义趋利弊害使然，似有动机不纯之嫌，但是客观上它迫使罪犯先从行为表现开始，积极配合监狱的教育改造措施，从被迫改造到逐步自觉自愿接受监规纪律的约束，接受监狱的管理和教育。俗话说：“假做真时，假亦真；真做假时，真亦假。”一个行为做的久了，哪怕它是假的、装的，后来它也变真了。
2、有利于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水平。根据《刑法》第81条的规定，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其与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的减刑制度相比：减刑制度注重的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减刑制度并不关注。因而，这就极易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监狱机关为保证监狱的安全稳定，考虑较多的是罪犯的狱内表现，换句话说，只要罪犯在狱内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减刑，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则不会投入更多关
注，尤其是当前社会对监狱的执法要求更高更严的形势下，监狱机关考虑更多的是防止出现罪犯暴狱、脱逃、行凶、非正常死亡等监管改造事故，导致实践中出现扩大减刑面来调动罪犯遵规守纪的积极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造积极性。
而假释制度不仅要考察罪犯的“狱内表现”，还要考察罪犯“狱外可能的表现”，这就要求监狱机关在考虑对罪犯的假释时，不仅要充分考虑罪犯的“狱内表现”，而且还要注重对罪犯回归社会的“表现预测”，即要从罪犯的狱内表现、犯罪性质、心理结构、家庭关系、谋生技能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罪犯是否可能再危害社会。显然，假释制度与减刑制度相比，假释制度对监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有利于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水平和责任心，更有利于体现既惩罚罪犯又改造罪犯的刑罚执行目的。
3、有利于减少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刑罚虽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但同样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性。监狱在对罪犯惩罚与改造的过程中，受到行刑成本不断扩大的制约。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和监禁率较高两个方面的因素，关押的罪犯绝对数量一直很大，据统计，全国押犯93年超过124万，94年超过128万，95年超过132万，97年超过143万，01年超过149万，至02年已达到154万，并且目前仍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每一个罪犯都是“全劳保”，从吃、穿、住、行、到身体检查、看病一切全是国家包干，据统计，我国每年每个罪犯人均花费约1万元左右，这对监狱企业每况愈下的今天，这是一项不小的负担。而假释制度的正确运用无疑能够减少国家的负担。
另外，由于押犯人数的大副增长和超押，造成一线民警严重紧张，警力不足、监管形势严峻、工作要求高，使得监狱民警即使“眼睛一睁，忙到天黑”也只能应付日常管理，而真正需要对罪犯专业的、系统的教育矫正措施无暇顾及，造成监狱罪犯改造质量下降，重新犯罪率上升。因而，对那些确有悔改表现，又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依法予以假释（包括减刑），把有限的警力资源真正用于教育改造罪犯的刀口上，既能缓解警力不足的矛盾，又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提高行刑效率。
4、有利于利用社会资源，实现罪犯矫治社会化。根据《刑法》第85条的规
定，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这就由法律明确规定了罪犯假释后，社会力量（公安机关）的监督义务和责任。通过公安机关的监督，发挥其自身资源，有效运用社区、居委会、各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监督，大大帮助假释罪犯缩小了从“监狱人”向“社会人”过度的进程。
5、有利于预防犯罪，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由于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接受的是严格的管理和教育，因而不可避免的具有“监狱化”倾向—盲从性和社会不适应性。这样罪犯在假释后，从“监狱人”向“社会人”过度的时期内，一方面，在生活和就业上面临许多不适和困难；另一方面，从无自由状态一下进入无限自由状态，使他们极易接受社会不良因素的诱导。这就导致部分刑释人员“旧病复发”，重新走上犯罪道路，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刑释后一二年的危险期内重新犯罪的。而假释制度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的特殊性正为“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或者说监狱人）过度到“社会人”提供了桥梁。《刑法》第85条的规定：“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第86条的规定：“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又犯新罪的，应当撤消假释，依照刑法第71条规定采取‘先减后并’的方法实行数罪并罚，在假释考验期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消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可见，假释的本质是附条件的释放，在罪犯假释考验期内，存在着假释人员随时因法定事由而被撤消假释予以继续执行刑罚的威慑力。解决了刑释人员在过度期，即心理危险期内继续有人管，有人教的问题，有助于罪犯实现渐次回归社会，降低重新犯罪率，从而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开展。
二、假释适用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假释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据统计，目前全国监狱在押犯假释面仅占2%—3%，远远低于美国的72%，中国香港的%，澳大利亚的%，加拿大的%；和我国的减刑制度相比，也远低于其20%—30%的减刑面。假释功能未有效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有：
1、报应主义、重刑主义的思想体现在立法上的禁止性，使得罪犯无法假释。
法的作用有两个，即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而是要使犯了罪的人通过接受一定的惩罚，通过改造教育，悔过自新，不再犯罪，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可见报应注主义并非是刑罚的理论基础，可是可能由于受封建社会刑罚报应思想残余的影响，体现在刑罚执行中甚至立法上还保留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刑法》第81条的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样就从立法上断定了任何累犯以及因严重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绝无假释的可能。这第一有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累犯以及因严重暴力性犯罪的犯罪分子在量刑上本身就有从重情节，又规定其在服刑改造期间不得假释，存有双重处理之嫌。第二不利于罪犯改造，立法上的禁止性这无疑使得这些罪犯改造新生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影响改造。第三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前面假释的功能中已讲到：“假释是‘监狱人’向‘社会人’过度的桥梁，是解决罪犯刑释后一二年危险期内重新犯罪的有效方法。”因而，从理论上讲对于累犯以及因严重暴力性犯罪的犯罪分子由于恶习较深，重新犯罪率高，就更应采用假释这种形式来实现“监狱人”向“社会人”的平稳过度。
2、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立法上的不明确性，使得罪犯难以假释。我国刑法规定的假释的实质条件是：“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97年11月8日公布施行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一贯表现好，确已具备确有悔改表现四种情形，不致违法、重新犯罪的；或者是年老、身体有残疾（不含自伤自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目前，司法实践中对确有悔改表现的四点要求，监狱按照《罪犯百分考核奖惩办法》考核，相对易于把握，易于操作；但对“不致违法、重新犯罪”的结果较难把握，较难准确判断。而从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可见，确有悔改表现是基础
要件，是前提，不致再危害社会才是实质要件，是根本；确有悔改表现，但假释后可能再危害社会的，一般就不能考虑假释。而对于监狱等执行机关又恰是对“不致违法、重新犯罪”的结果是难以把握，难以准确判断的，因为犯罪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这样就决定了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认定也是极其复杂的。这样就造成监狱为保险起见，而尽量少假释罪犯。
3、假释适用一定程度上的责任追究性，使得监狱等执行机关不敢假释。衡量监狱执法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罪犯的改造质量，而衡量罪犯改造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是重新犯罪率。重新犯罪既有本人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社会的原因，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这虽然已逐步为大家所认同，但对于监狱的改造效果仍或多或少持怀疑态度。罪犯刑满释放的，释放后就成为普通公民，监狱不再对其担负管理教育的责任，如其重新犯罪，百姓尚且可能将其归咎于监狱，何况假释。一者刑法第81条明确规定“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言下之意，假释后可能再危害社会的，就不得假释；二者假释是附条件的释放，是“假性”释放，假释后，罪犯的身份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假释罪犯一旦重新犯罪，监狱机关可谓是罪责难逃。正由于此，监狱机关对假释是小心翼翼，宁可不假释、少假释，也不愿由于正常的假释而背受沉重的包袱。
4、假释后专门监督力量的薄弱性、社会帮教的乏力性，又进一步使得监狱等执行机关及法院不敢假释。《刑法》第85条规定：“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能是“监督”，而不包含教育改造的职能。而实践中，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的任务繁重，也确实很难有足够的警力来监督假释罪犯遵规守纪的情况，平时也只能将假释罪犯作为重点人员进行管理，每月听取一次情况汇报就不错了，更别说要对假释罪犯教育改造了。此外其他的社会帮教都是义务性的，要有效组织社会力量来对假释罪犯继续矫治工作需要调动社会多方面的力量，这显然公安机关也是力不从心的。这样，假释后专门监督力量的薄弱性、社会帮教的乏力性，使得假释罪犯缺少保护屏障，重新犯罪岌岌可危，又进一步使得监狱等执行机关不敢上报假释。
三、假释制度的完善
假释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刑罚执行制度，它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与假释本身所含有的作用相比，发挥的还很不够，因此我们还需要不断的修改完善假释制度，让假释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
1、应当修改假释立法上的限制。首先，前面原因分析的第一点中我们讲到假释立法上的禁止性条款第一有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二不利于罪犯改造；第三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刑罚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实行假释制度正是这一刑罚目的决定的，它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行事政策。因而，取消假释立法上的禁止性条款是积极有益的，是完全有必要的。其次，建议修改假释实质条件“不致在危害社会”这一难以把握、难以判断、难以操作的规定，而将其改为“在狱外能够适应正常生活”等相对能够把握、判断、操作的务实性的规定。
2、应当改革假释制度的考核评估机制。假释适用的实质要件是两个，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因而假释制度的考核评估机制无非也就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确有悔改表现，经过多年的实践，监狱已有一套较完善的具体的考核办法，但对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评，监狱仍办法不多，以至每次对罪犯的假释，监狱都是小心谨慎。这里首先我们在实践中存有观念上的问题，即我国的法律一直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烙印，我们往往只注重事实上的“不致再危害社会”，从而陷入无法自拔的旋涡。因此，我们要转变观念，从实体走向程序，在法律上规定一定的条件和必经的程序，通过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法办事来确定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换句话说，我们只考察法律上的“不致再危害社会”，而不必追究事实上的“不致再危害社会”。
3、应当改革假释的监督机制，健全社会矫正体系。按照刑法第85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是假释罪犯的法定机关，但是实践中由于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的繁重任务，公安机关对假释罪犯基本是“放任不管”或“放任不教”，监督流于形式，是应管而无力管；另一方面，监狱是假释的提起机关，监狱本有义务也有责任来监督假释罪犯的情况，但受权利之限，监狱是该管而无权管；其它机关
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它没这个义务，也没这个责任，自然帮教力度不大。鉴于此，我们是否可借鉴《浙江省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的规定，设立安置帮教工作机构，办公室设在司法厅（局、所），建立以安置帮教工作机构（矫正机构）为主体，公、检、法、监狱、街道、村委会等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社会矫正体系，完善监督机制。
4、可以适当调整假释与减刑的适用范围。监狱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监狱发展的最终方向是“社会化”。而假释正是体现监狱发展要求，实现罪犯从“监狱人”向“社会人”过度的桥梁。但是由于历史的、立法的原因，由于免除责任的心理，目前罪犯的假释面远低于减刑面，因而从行刑社会化的要求看，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适当调整假释与减刑的适用范围。思路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十年以前，根据罪犯的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在这之后，我们要改变原有思维模式，以考虑假释为主，甚至我们有时可以正和现在实践相反的来考虑，即确有悔改表现，不太可能再重新犯罪的，可以减刑，其它的则一般都予考虑假释。
减刑、假释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减刑假释工作部门之间缺少沟通 罪犯在服刑当中，如果需要减刑假释等变更刑罚措施时，一般要经过监狱的提请，法院裁定，检察院对全程进行监督等程序。按照我国的司法职权配置，这种在整个减刑假释体系当中法院、检察院、监狱执行机关三部门环环相扣，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关系，决定了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在司法和执法中发生重大情况的相互沟通，在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监狱执法中突出问题的协商解决的重要性。但在现实中实际的情况却是各部门在减刑假释工作中相互之间互通互动很少，监狱完全掌握罪犯减刑、假释的提请权，虽然我国法律也规定了一系列的减刑假释法律条文，但是都属于原则性条款，在实践中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造成人民法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中工作陷入被动，法院除了审查一些比较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外，决定减刑假释的其他标准就被动地听从于监管部门。而作为法律执行的监督部门，虽然检察院在各监狱都有驻监狱检察室，但是由于在我国刑事诉讼监督中受“重审判轻执行”、“重打击轻改造”传统思想影响使刑罚执行监督成为其薄弱环节。正是由于法院、检察院、监狱机关长期以来沟通不畅带来了适用法律、工作方法不统一等诸多负面效应。而且，当法院审判、检察院监督、监狱执法之间存在争议、分歧时没有很好的问题解决途径，从而容易造成减刑假释工作的被动和滞后，不能和当前的法制环境相适应。 （二）减刑假释案件审判职能不明晰。 我国刑法和法院组织法未明确减刑假释属于具体何种审判职能，亦未确定具体由法院哪个部门行使，所以全国法院做法不一，有的隶属于审判监督庭、有的隶属于刑事审判庭，但基本上都将此职能附属于某一具体审判业务部门行使。从现实情况看，无论将其职能设置于哪个部门，都是单纯的将减刑假释案件附属于某一部门，都存在与该部门司法规律和工作机制不相适应之处。刑事审判庭与审判监督庭遵循审判规律审理刑事和再审案件，强调中立裁判和程序对抗的特点，而裁定减刑假释则遵循司法审核规律，强调效率、程序公开、审核公正的特点。如将减刑假释审核职能简单的附属于刑事审判庭与审判监督庭，同样的法官既审理刑事和再审案件，又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必然会造成法官从意识上认为减刑假释案件并非工作重点，只是每年只需突击完成的一项任务，会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刑事和再审案件的审理中，这样很难保证减刑假释案件的质量。另一方面，从行刑人性化的角度考虑，“多次少减”更加有利于罪犯的改造，据笔者调查，在我国的较大一些城市法院每年的减刑假释案件办理已经由原来的每年两次增加到了每季度或是每两个月，甚至每个月一次，这样就必然的大大的加大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法官的工作量，非常有必要抽调专门的法官来专职负责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 （三）假释比例过低。 假释制度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刑法执行制度，是对犯人接受教育改造成果的最高肯定，起到了促进罪犯自新、重新做人的重要作用。在各世界各国假释均保持了较高的适用率，
诉之合并制度的反思与重构(1)
诉之合并制度的反思与重构(1) 关键字：诉之合并诉讼经济诉讼标的 前言 在民事诉讼法的发展中，普通法时代严格限制诉之合并，并且完全按照诉讼开始的令状进行诉讼，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诉之合并的诉讼经济的原则。[1]罗马法规定的诉讼结构是一对一的形式，复数主体诉讼和诉讼标的合并是被禁止的。随着诉讼技术的提高、民事纷争型态的复杂化和效益作为诉讼基本价值取向的全面确立，诉之合并制度逐步确立并不断发展。 诉之合并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上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民事诉讼法上之诉讼合并制度旨在使当事人可以节省劳力、费用和时间，并以防止裁判抵触为其作用。所以各国民事诉讼法均有共同诉讼之设定及诉之客观合并之规定。”[2]诉之合并制度孕含着诉的要素理论和诉讼标的理论等基本诉讼法理。对诉的构成要素和诉讼标的的不同主张和理解，必然会对诉之合并制度产生不同的认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诉之合并的规定过于简单，学界对之也缺少必要的关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诉之合并较为混乱的现象：应当合并审理的案件却分别审理，造成重复诉讼，加重了法院和当事人的讼累；而有的不应当合并审理的
案件却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致使法律关系复杂化，案件审理旷日持久。鉴于此，笔者借鉴于国外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立法、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试图对民事诉讼基础理论和具体的诉之合并制度及其相互之间进行内在逻辑的整合，探索诉之合并制度的理论体系，以期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诉之合并制度的关注和重视。 一、诉的要素理论和诉之合并 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诉之合并系指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将几个独立之诉进行审理和解决。但是，怎样才是独立之诉换言之，诉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决定诉单复此彼的因素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诉的要素理论的内容。 诉的要素指构成一个诉应具备的基本因素。对于诉的要素，国内外学者间一直存在争议。前苏联的通说主张诉由诉讼标的和诉讼理由构成；[3]日本的学者大多认为诉的要素为当事人、请求旨意、请求原因；[4]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通常认为诉由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之声明构成。国内学者则有“二元论”、“三元论”和“四元论”。“二元论”认为诉由诉讼标的和诉讼理由构成；“三元论”主张诉由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讼理由构成；“四元论”则主张诉由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理由和诉讼请求构成。笔者认为诉的要素应当包括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当事人因民事经济纠纷提起民事诉讼时，其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除应表明原告被告
[关于罪犯减刑假释工作的几点建议]罪犯减刑假释最新规定
[关于罪犯减刑假释工作的几点建议]罪犯减刑假释最新规定 关于罪犯减刑假释工作的几点建议尊敬的**市中级人民法院： 近年来，**地区各监狱罪犯减刑、假释工作在贵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办案质量不断提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监狱监管秩序持续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随着最高法院新的有关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以及司法部新的罪犯考核办法的出台，罪犯减刑假释工作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给我们工作带来了一些难点和困惑，针对所遇到的难点我们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以及多年办案经验提出以下几点解决建议： 一、有关判决执行之日确定的问题根据新司法解释“判决执行之日”，是指罪犯实际送交刑罚执行机关之日，也就是罪犯送至收押中心的时间，对于这个时间在罪犯案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材料可证明，那么我们只能从其他的证明材料里来查找，如百日考核考核的第一天、罪犯入监体检表的时间等。 二、有关执行时间计算的问题新的司法解释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减刑起始时间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一年以上方可减刑； 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一年六个月以上方可减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有期徒刑减刑的起始时间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而规定所称“判决执行之日”，是指罪犯实际送交刑罚执行机关之日。根据规定我们认为罪犯减刑起始时间计算方式为：送到收押中心的时间至监狱长办公会召开之日是否满足新司法解释规定时间。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假释时，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的时间，应当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罪犯假释执行时间计算：罪犯羁押之日至监狱长办公会召开之日是否满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三、有关减刑间隔期计算的问题“被判处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罪犯，两次减刑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两次减刑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一年六个月。减刑间隔时间不得低于上次减刑减去的刑期。”减刑间隔期计算为：前一次减刑裁定送达之日起至本次减刑监狱长办公会召开之日是否满足新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时间。 四、有关财产性判决执行的问题新的司法解释规定：“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罪犯，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我们认为有关财产性判决执行全部履行完毕的按照新司法解释五年以下执行一年方可呈报减刑，五年以上（含五年）执行一年半方可呈报减刑； 如没有履行或没有全部履行必须按规定执行两年方可呈报减刑。执行满两年后： 1、被判决附带民事赔偿或有退赔金的，最后一次减刑或假释必须全部履行完毕或与被害人或单位达成谅解协议，中途减刑的如达不成谅解协议或赔偿金履行不了的酌情考虑。对于罪犯愿意履行民事赔偿而找不到受害人且原判法院不愿意代收的，可由审批机关、检察机关和执行机关派出相关工作人员一同到当地进行调查，在根据调查结果酌情处理。 2、并处罚金刑中途减刑的：⑴判决罚金或剩余罚金均在2000元以下（含2000元）的，必须一次性全额缴纳。 ⑵判决罚金在2000元以上至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其剩余罚金不低于2000元缴纳：剩余罚金的20%低于2000元，按2000元缴纳；
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
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 考 Ting Bao was revised on January 6, 20021
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假释制度和减刑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是对罪犯管理和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随着我国行刑机制与国际行刑制度的逐步合规，扩大假释的适用对象和条件理应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选择。但是，目前我国的假释制度尚不完善，现状也不尽如人意，为此本人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浅显思考，供同志们参考。 一、假释的功能 1、有利于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狱安全。《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可见，假释制度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促进罪犯认罪、悔罪，自觉接受改造、接受教育，维护监狱安全稳定，防止其重新犯罪的机制。假释制度的适用为罪犯提前出狱提供了机会，促使罪犯主动承担起改恶从善的责任，为达目标而检点个人行为。虽然这是功利主义趋利弊害使然，似有动机不纯之嫌，但是客观上它迫使罪犯先从行为表现开始，积极配合监狱的教育改造措施，从被迫改造到逐步自觉自愿接受监规纪律的约束，接受监狱的管理和教育。俗话说：“假做真时，假亦真；真做假时，真亦假。”一个行为做的久了，哪怕它是假的、装的，后来它也变真了。 2、有利于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水平。根据《刑法》第81条的规定，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其与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的减刑制度相比：减刑制度注重的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减刑制度并不关注。因而，这就极易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监狱机关为保证监狱的安全稳定，考虑较多的是罪犯的狱内表现，换句话说，只要罪犯在狱内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减刑，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则不会投入更多关注，尤其是当前社会对监狱的执法要求更高更严的形势下，监狱机关考虑更多的是防止出现罪犯暴狱、脱逃、行凶、非正常死亡等监管改造事故，导致实践中出现扩大减刑面来调动罪犯遵规守纪的积极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造积极性。 而假释制度不仅要考察罪犯的“狱内表现”，还要考察罪犯“狱外可能的表现”，这就要
假释制度的反思和重构
假释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角度思考 内容摘要：2011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对假释制度进行了小范围的改动，主要内容有：假释对象的限制、假释人员必须参加社区矫正、假释人员监管机关的改变等。这些改动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将引起假释相关制度的改革与调整，其中最为让人翘首企盼的是假释的听证制度与假释权威审判机关的成立；也会引发部门和职责的变更，更加注重监狱在假释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本文结合刑法修正案（八）的最新规定，对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提出浅薄看法，以期有助于我国假释制度的发展。 关键字：假释、社区矫正、听证会、假释委员会、监狱 一、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的假释功能与性质的认识 假释是为补救长期自由刑存垢而设置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其本身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精神。现代刑罚主要采取感化主义、教育主义，自由刑的刑期便可视受刑人的表现状况而缩短，如果认为对受刑人能够提前达到改造目的，就不再受宣告刑的拘束。由此可见, 假释是以教育刑论、目的刑论为理论依据的。在刑法理论上, 由于对假释的性质和功能认识的不同, 造成了各国假释制度立法上不尽相同。刑法理论上对假释的性质和功能一般有以下几种认识：第一，认为假释是一种奖励, 是法律对于被执行人
在监禁期间良好表现的肯定。第二，认为假释是刑罚个别化的手段, 属于避免自由刑弊端的一种措施。因此, 通过假释所达到的目的有二，一是放弃不必要的刑罚制裁, 二是在一般预防的基础上修正多余的特殊预防。第三，认为假释是一种社会防卫手段, 应以释放后的社会保护观察和重新收监的可能性为核心。所以, 对特别危险的犯罪人不能适用假释。第四，认为假释是一种介于监禁和自由之间的中间状态, 其效果主要看适用是否得当。①在我国，实践中习惯将假释看成是国家对服刑罪犯的一种恩惠，将其作为对表现好的服刑罪犯的一种奖赏，没有把假释看成是罪犯该在表现好，他应该得到的一种权利。对假释的这种狭隘的认识，导致监狱、法检部门只求对假释有所体现，并不努力追求和发挥这一制度的行刑效果。 （二）假释的实质性条件在实践中很难把握 刑法修正案（八）把假释的实质性条件修改为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的，可以假释。”修改以前是“不至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此次修改降低了假释的条件。“不至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比较高，因为没有构成犯罪，一般违法行为也可以理解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这种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不是刑法规范考量的对象。然而犯罪行为肯定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才是假释应该考量的行为。不过，犯罪行为本来就存在突发性与偶然性，如何判断提请假释的犯罪分子是否还有“再犯罪”的
论我国亲权制度的建立【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 题目：论我国亲权制度的建立 专业班级：法学 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目的，介绍有关概念、综述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或争论焦点） 我国民法不区分亲权与监护，监护一般作广义上的理解，监护制度包括父母的监护与其他成年人的监护。迄今为止，我国采纳亲权概念，遑论亲权制度。 亲权，是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亲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亲权时一种身份权，是基于父母和子女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第二，亲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如子女已成年，相互间就不存在亲权关系，而是其他亲属关系，但已成年子女如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则实行监护；第三，亲权时权利义务之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不仅仅享有权利，更多的是承担义务。 监护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待特定自然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根据监护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狭义监护和广义监护。 在现行民法制度中，监护被规定在民事主体一章，但欧陆各国，监护纳入亲属编。立法原因概因监护与被监护人表象上常显出某种身份关系，虽非亲属法中的亲属身份关系，但由于未成年子女之监护为亲权之补充延长，而禁治产人之监护人又尽先以被监护人之配偶，父母，祖父母等亲属充任，与亲属制度有密切联系。 现有关于亲权监护之争的观点主要有，亲权制度已是强弩之末；将亲权制度并入监护会有利于破除我国几千年封建家长专制的禁锢，促进开明友善家庭关系的形成；亲权作为主要保护制度，监护为其例外或为补充。 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 的评述） 亲权是大陆法系国家特有的制度，在在近代立法中，是指以教养监护未成年子女，保护管理其财产为中心的职能，不仅为权利，同时为义务。亲权源于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演变。最先呈现为罗马法的家父权——对家子的占有支配权。至共和国后期，家父权相对减弱。成年男子在民事上逐渐享有权利能力，可以拥有少量财产，当父亲滥用亲权时，儿子可以向行政长官请求保护，长官于一定程度上可以制止父亲的行为，必要时得剥夺“父权”日耳曼法的父权，由其习惯和罗马法相融合而成。但日耳曼法更重视家长权，特别是男性家长权利，其代表全家利益。之后家长权逐渐为父亲的权利所替代。 近代国家的亲权制度一般继受日耳曼法，是父母权力的意思。此时，亲权与古代社会立法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法律也规定了当父母违背职责，或侵害子女的利益时法律的救济方法。因此其立法宗旨从古代的“家长本位”到近代的“父本位”，再到现代的“子女本位”。
重构我国假释制度的思考
重构我国假释制度的思考 【摘要】：假释制度作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的具体制度，本应在帮助服刑人员尽早回归适应社会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在我国的监狱管理实践中，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假释制度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具体来看，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实践，存在着假释率低、适用极端化、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构建新的假释制度，关键在于理顺假释制度中各方的关系，明确各方的责、权、利，既要调动积极性又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只有这样，新的假释制度才能行之有效。 【关键词】：刑罚执行假释制度缺陷假释制度构建 【引言】：2005年12月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所谓“宽”，意味着对犯罪情节轻微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要依法从宽处罚。刑罚执行上从宽，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受刑罪犯具有法定从宽事由而予以从宽处理，这包括将原判决的刑种变轻、刑期减短、附条件释放以及刑罚替代措施的运用等。假释作为一种附条件释放的方式，对于减轻监狱的押犯压力，避免交叉感染，提高改造效果，促使服刑人员尽早回归社会有重要意义。但是，从监狱的工作实践中来看，假释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做到有效的奖惩罪犯，成为改造工作中的利器，一定程度上甚至流于形式。 一、在假释中存在的问题 （一）假释率非常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而在实践中，能够达到此条件的服刑人员占在押犯的60％以上，可实际能够得到假释政策的服刑人员，每年仅为在押犯的2.5％。
论我国假释制度(一)
论我国假释制度(一) 一、我国假释制度的现状及成因 作为一种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假释具有调动罪犯积极改造的内在力量的激扬功能，对罪犯施行正反馈的鼓舞功能和对于刑罚执行的调控功能，并为罪犯由完全剥夺自由的监禁生活逐渐适应完全恢复自由的正常社会生活架设过渡的桥梁。但是，从我国鉴于目前的情况来看，假释适用率畸低，与法律预期之间存在着较大距离。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监狱每年假释比例平均为1%--2%，不仅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且也低于国内司法部门规定的3%的指标。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调查得到的数据，吉林全省1993—1998年假释总数为2442人，占在押犯241794人的1%；辽宁省1996—1999年假释比例分别为0.67%、0.8%、0.6%、0.8%。1]对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出：假释的绝对数量和比例非常低；假释率总体上成下降趋势。我们知道，假释设置的初衷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犯人对获得假释充满了渴望，然而假释条件的过分严格，假释率太低，就会使犯人望而却步，从而影响了他们改造的信心和决心。如此低的假释率，使本来经济负担沉重的监狱雪上加霜，大量可以假释而没有假释的犯人，特别是那些老、弱、病、残者和相当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只能在监狱里“坐吃闲饭”，再加上昂贵的医疗费，使原本就经费紧张的监狱不堪重负。 与假释率低成鲜明对比的是减刑的大量适用。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超过20%的在押犯获得减刑2]，实践中如此巨大的反差，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两项类似的刑罚制度。减刑与假释作为行刑中的措施，都是对罪犯在狱中良好表现的奖励。然而，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假释只是具体行刑方式的改变，是对罪犯在社会环境中的继续矫正，而减刑则意味着余刑届满行刑过程的终结。假释是附加条件的，犯人虽步入社会却仍粘贴着罪犯的标签；而减刑在余刑届满后，则完全获得了自由。由此观之，作为狱内表现良好的奖励，被减刑者所获得的报偿要高于被假释者。3]也就是说，被减刑的罪犯，其悔罪迁善及回归社会的程度应当高于被假释的罪犯，对减刑的运用相对于假释应更慎重、更严格。 但是，我们的法律与实践却与此相左。在行刑法构建中，与假释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减刑司法实践中却倍受行刑机关青睐。首先，我国减刑幅度窄小却可重复适用，其灵活、心理刺激连续的特点，使它能够始终成为在押罪犯争取的现实目标。而假释则只能适用一次，且适用假释的条件有严格限制，有期徒刑须执行刑罚二分之一，无期徒刑须执行十年以上，这样，对于被长期监禁的犯人而言，假释的获得遥远而渺茫，这显然不利于其在押期间的改造。其次，适用减刑时，罪犯仍在监狱，对社会没有现实的威胁；而假释的适用，使罪犯直接生活于事实上缺乏有力监督保护措施的社会，不仅为我国的具体环境所难以接受，而且也增加了社会所承担的再犯风险。再次，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害怕承担风险。假释是对罪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同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在此期间，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如果再犯新罪、发现漏罪或者违反规定则应撤销假释也就说明了对其适用假释的失败。 综上所述，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重减刑轻假释是造成假释率低这种现状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假释率低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传统刑罚观念的影响。自从自由刑替代传统的刑罚方法并在刑罚中占据主导地位后，人们在惩治犯罪的观念上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惩治罪犯的最好方法就是拘捕监禁，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是其失去再次危害社会的条件。面对犯罪危害，社会公众更信赖自由刑的隔绝作用，尤其是长期自由刑的适用。所以，公共舆论对假释的适用表现得十分敏感，他们绝对不愿承担非监禁刑所带来的犯罪风险，往往一个适用假释的个案失败，都可能导致舆论大哗。于是，执法机关在适用假释时表现出相当谨慎乃至消极的态度。 第二，假释运作机制不畅，程序繁琐。在我国，假释的具体运作程序是：监狱行使假释建议权，人民法院掌司假释决定权，公安机关负责对罪犯的释后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
亲权与监护
2013 年6 月21 日，南京市江宁区一民警按惯例上门走访其辖区内居民乐某，发现其房门紧闭，呼叫无人应答，经破门而入后，发现乐某的两名女儿( 分别为3 岁和1 岁) 已经饿死家中，而乐某本人下落不明。此事经由“江宁公安在线”在新浪微博上曝光，一经发布就迅速获得网友们的大量转发。最初众多网友愤怒的矛头均指向了不负责任的家长，一时之间有吸毒史的乐某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纷闹几天后，大家开始反思为何2003 年的“李思怡”事件再次发生。 在我国的立法当中，亲权与监护权未被加以区分，父母不仅因身份关系享有亲权，同时还可因法律规定而享有行使监护权的权力。但从各国目前的立法来看，监护权与亲权的概念都有严格的区分，并且对监护权与亲权的行使条件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比如说未成年子女如果双亲尚在，则一般通过亲权来进行保护，如果父母双亡，或父母失去行使亲权的资格，则可用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加以保护。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虎毒不食子”等传统思想，因此对于父母等采用信任主义。但正由于传统的教育思想的影响，采取“棍棒下出孝子”这种教育手段的父母存在比例非常大，如被媒体频频报导的“狼爸”、“狼妈”们就是这种思想，一旦“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这种思想过于极端，就会极大地威胁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影响他们的合法权益。虽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民法通则》也规定了若未成年人的父母没有或失去监护能力，可以依法，从有能力行使监护人的人员或组织中选择一名担任监护人。但实践操作中，因监护不力或无力监护而被剥夺监护权的案例寥寥可数。 徐国栋老师认为，在我国现有的民法体系中，监护常常会被误认为是一种权利，对监护和亲权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但亲权与监护有很多的不同。亲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基于父母对未成年人的教养保护，而监护是一种纯粹的义务和职责；亲权在立法上限制比较少，而基于对被监护人的保护立法往往会对监护人的活动进行了较多的限制；亲权人对子女的财产有无条件的用益权，而监护人如果想要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必须是基于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等等。这些都是监护与亲权的区别。 龙卫球老师在《民法总论》中列举了德国的亲权和监护制度的改革也可以发现，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应当区别对待。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亲权照顾权；未成年可以结婚原因限制亲权照顾权；亲权照顾权可因重大原因被休止或剥夺；对于失去亲权或父母无权行使亲权的未成年才要设置监护人。 1、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存在的几大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亲权的概念，也没有亲权的完整的规定，带有亲权性质的关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分散在民法、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中。《民法通则》中实质上是将监护的范围扩大化，亲权被包括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中，父母给予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保护和教育也被视作监护。这样的立法模糊了亲权与监护之间的界限，不仅在立法体系上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够细致的。退一步讲，即使以监护吸收亲权，但毕竟亲权有着监护不能完全具备的，其自身的特性，由此所造成的父母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与父母以外的人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就不得不区别规范，但这样一来，就是人为地给监护制度制造复杂了，显然没有必要。 2、现行有关调整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是将具有亲权性质的父母对子女的人身、财产照护与其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合并在一起规定的，立法上采取的基本上是监护制度吸收亲权制度的体例，没有区分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由于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二者各有其适用空间，并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目前我国所采用的这种大监护概念会影响亲权制度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又妨碍了监护制度
减刑、假释作为重要的刑罚变更制度
减刑、假释作为重要的刑罚变更制度，有利于激励罪犯改造、维护监管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减刑、假释制度改革是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公布过《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法发[1997]25号），用于指导减刑、假释工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重罪多减、轻罪少减”的规定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假释适用率普遍偏低等。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正式启动减刑、假释司法解释修订工作，制定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号）（以下简称《规定》），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推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公开。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将一律公示，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这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分别是：（1）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请减刑的；（2）提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规定的；（3）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4）公示期间收到投诉意见的；（5）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6）人民法院认为有开庭审理必要的。 《规定》明确了公示的内容，包括：（1）罪犯的姓名；（2）原判认定的罪 名和刑期；（3）罪犯历次减刑情况；（4）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和依据；（5）公示期限；（6）意见反馈方式等。参考资料：金华律师https://www.docsj.com/doc/bc15996195.html,/jinhua 问：《规定》在加强程序监督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答：主要有两点： 一是切实加强检察监督。《规定》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在提请减刑、假释时 ，人民检察院对提请减刑、假释案件提出的检察意见，应当一并移送受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
浅谈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浅谈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从亲权与监护权的关系谈起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2011级王龙 [摘要]我国民法中父母是首先作为监护人，从未有法律规定其为亲权人，这种规定显然混淆了监护和亲权的界限，将亲权混同于监护权，对亲权和监护没有区分。“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其意为父母天生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于情每一个善好而有良知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一个讲求法度的国家我们却无法承认其合理性。因为，父母是未成年人的亲权人，这种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实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之大不幸。因此，父母天然是亲权人，而监护人却天然不是父母。 [关键词]未成年人监护；亲权；监护权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民事法律领域具有举重轻重的作用。一个完整良好的监护制度涉及民事主体制度的完善、民事责任的承担，以及侵权法律的建构等一系列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对未成年人监护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多数学者认为，究其根源可归于亲权与监护权混乱不分的立法体例，从而无法建构完整的监护法律体系。然而，我对此并不完全苟同。我从亲权与监护权的关系出发，指出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陷，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体系的建立提出设想。 一、亲权与监护权概念辨析
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现今各国所设立的监护制度，“无不以未成年人或无能力人之身体及财产的保护、监督为其目的”。［1］各国民法典中对监护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但通常认为，监护是指民法中规定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保护的制度。从其本质上讲，监护是对缺乏行为能力人的监督和照顾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指由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实行监督和保护，作用在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未成年人的成长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亲权制度是用于规范父母子女关系的民事法律制度。所谓亲权，是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进行教养保护的权利义务的总称，是基于亲缘关系而确立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教养保护的权利义务的统一。正如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所言：“人由于有父母子女的关系，从而发生各种各样法律上的效力……。但是，父母子女关系最重要效力，而且是与其他亲属关系有本质不同的父母子女关系的特有效力，恐怕是父母应该处于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哺育、监护、教育的地位。” 二者区别可归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范围不同。 监护权利人范围较为宽泛，并且不以亲属关系为必要，其中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监护人可以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
假释制度
假释制度 司法考试刑法基础精讲：假释制度【相关法条】 第八十一条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第八十二条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程序进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 第八十三条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十年。 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计算。 第八十四条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 第八十五条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第八十六条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知识要点】 刑法修正案八对假释制度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请大家注意。 原有刑法第81条是：“第一款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
试论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一)
试论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一) 内容摘要]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管理教育被监护人，防止被监护人对社会或他人造成损害。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监护制度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亲权与监护权划分不清；监护种类的混乱；监护事务内容的不明确；对监护人权益的忽视，等等。这都不利于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同时也是与法律的适应性和超前性相违背的。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监护制度的目的，笔者针对这些弊端，谨就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略作探讨。关键词]监护、亲权、监督机构监护制度，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民事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履行监护职责的监督保护人为监护人，受到监督和保护的人是被监护人。监护制度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监护人必须具有监护能力，即监护人既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又应有管制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能力； ①]二是被监护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三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着人身关系或组织关系，即亲属、朋友或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四是监护的内容是监督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现今各国所设立的监护制度，“无不以未成年人或无能力人之身体及财产的保护，监督为其目的”。②]我国目前有关监护的立法主要见于《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一、二节及第六章第三节中，内容涉及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等规定，但囿于通则体例自身及通则规定时社会生活条件与认识水平的局限，通则对于监护的规定既过于原则、笼统，又带有计划经济的浓厚色彩，因此在诸多方面难以适应我国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发展，在实际中可操作性也比较差。为了更好的实现监护制度的目的，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就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作一探讨。一、应正确区分亲权与监护权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与民法理论中，亲权是指父母持有的对未成年人子女保护和教养的权利义务。③]亲权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既存的亲子关系而产生的，为权利义务的统一体，由父母共同行使或承担。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照管与处分即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存在。而监护是指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的未成年人及部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根据法律的规定，设置监护人予以监督、保护的制度。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之间虽存在某些联系甚至类似之处，如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的未成年人而言，监护乃为亲权的延续与补充，但二者仍有诸多不同：⒈立法不同。亲权立法采取的是放任主义，法律对父母持放任态度，因此，立法对亲权的限制较少；而监护立法采取的是限制主义，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尽管存在某种亲属关系，或其他社会关系，但毕竟较为疏远，而被监护人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因此，立法对监护人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④]⒉性质不同。亲权的基础是建立于血缘纽带之上的亲子关系，以深厚的情感因素为特色，因而亲权不仅包含了父母抚养、保护子女的义务，也包含着父母教养子女与管理处分财产的权利，如父母对还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子女的婚姻的否定权，即是一种权利的体现。而监护并不强制要求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理性多于情感。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法律对于监护人义务的规定也就必然多于权利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只有义务的规定而无实质性的权利规定。有基于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监护实际上应当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⑤]⒊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不同。⑴亲权人有权使用子女的财产，并基于使用而获得利益，同时还有权为了子女的利益而处分子女的财产，而亲权以外的监护人除非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否则不得随意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使用这类财产获得的利益应归之于被监护人。非经法定程序，更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尤其是不动产。如果监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了被监护人的财产或款项，应支付租金或利息。⑵亲权人对子女负有抚养的义务，而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不负有抚养义务，监护人可就其监护活动请求报酬。由此可见，亲权与监护差别甚大，亲权是父母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监护主要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主要是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的反思与重构 张殿军刑法变通实质上是民族自治地方在犯罪与刑罚方面所享有的立法自治权。由于认识的局限 及历史的惯性,相关法律的冲突和实际操作的难度,国家制定法预设的刑法变通的空间至今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浪费了极其稀缺的立法资源。基层刑事司法实践中以刑事政策和习惯法为依据所采取的变通做法并不能完全弥补刑法变通缺位的不足。对与刑法变通相关的条款进行重新规范和设计,能够解决现行条款在逻辑上的冲突和实际操作的困难;准确理解和运用刑事政策,释放现有法律的空间,可以在刑法变通缺失的情形下,充分发挥刑法变通应有的机能。 关键词:刑法民族自治地方 刑法变通 立法 作者张殿军,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邮编116005。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为10,4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截至2003年底,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 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①各少数民族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传承、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及文化传统等因素,与汉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大都对民族地区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即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行使包括立法变通权在内的广泛的自治权。 法律变通,其关键词为变通。《现代汉语词典》对于变通的解释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 则性的变动。”②《辞海》的解释是“灵活运用、不拘常规”。③《易?系辞下》的解释是:“变通者, 趣时者也。”变通即不拘泥于常规和惯常的做法,突破既有的一些规制,在不改变事物存在的基础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依据不同情况采取的灵活变动措施。法律变通是在我国统一的法律体系内,为维护和保障特定少数民族群体利益而采取的特殊的立法形式。我国《刑法》第九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 1 1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的反思与重构 ①②③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人民日报》2005年3月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第84页。 《辞海?语词分册》 (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年版,第2068页。
2019年最新减刑假释规定细则_条据书信
2019年最新减刑假释规定细则以下是橙子为您整理的减刑假释的最新规定,希望对您有帮助.供参考.如有变动,以官方公布为准.最新消息,请关注! 20xx年最新减刑假释规定细则 一、关于减刑、假释的条件问题 1.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 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的，应当认为是确有悔改表现，即：认罪服法;一贯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爱护公物，完成劳动任务。 对罪犯在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要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一概认为是不认罪服法。 2.什么是确有立功表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为是确有立功表现，即：揭发、检举监内外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制止他犯逃跑、行凶、破坏等犯罪活动的;在生产、科研中有重大发明创造、技术革新的;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已救人的;在抢险救灾中有突出表现的;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突出事迹的。 对被劳改单位评为省级劳改积极分子的罪犯，可视为有立功表现。 3.什么是“不致再危害社会”和“特殊情节” “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劳改期间一贯表现好，确已具1 / 3
备本条第1项所列情形，不致重新犯罪的，或者老弱病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 “特殊情节”一般是指，原工作单位因重要生产、重大科研的特殊需要，请求保释的;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 二、关于死缓犯的减刑以及减刑后能否假释的问题 死缓犯的减刑，是一种法定的特殊形式的减刑，它与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减刑不同。 1.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不属于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二年期满以后，经过教育，可减为无期徒刑，在执行无期徒刑期间再减刑时应从严控制，在减刑幅度上应适当缩短，间隔时间也应适当延长。 2.对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适用假释。 3.对死缓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或者减刑后假释的，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二年。死缓犯实际执行的刑期自死缓二年期满第二日起计算。 三、关于无期徒刑犯减刑的问题 1.无期徒刑犯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刑。为使无期徒刑犯的减刑，与死缓犯、有期徒刑2 / 3
浅谈我国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浅谈我国监护制度及其完善 目录 内容摘要 (2) 一、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3) 二、对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几点意见 (5) 参考文献 (11)
浅谈我国监护制度及其完善 【内容摘要】：监护制度在我国发展时间较晚，而《民法通则》中监护制度的缺失也日益明显，亲权和监护权还有待区分，对监护的性质、权利、能力及单位监护人责任等规定还不够完善，因而导致现实司法实践中所显现的弊端。这些都不利于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同时也是与法律的适用性和超前性相违背的。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管理教育被监护人，防止被监护人对社会或他人造成损害。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监护制度，更好的弥补这些缺失，使每个被监护人都充分享受平等及在社会中从事活动的权利，享受自己应得的利益，构建更为和谐的社会关系，现就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进行探讨。 【关键词】：监护；监护人；被监护人；亲权；完善
浅谈我国监护制度及其完善 监护制度，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民事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履行监护职责的监督保护人为监护人，受到监督和保护的人是被监护人。监护制度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监护人必须具有监护能力，即监护人既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又应有管制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能力；①二是被监护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三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着人身关系或组织关系，即亲属、朋友或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四是监护的内容是监督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它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是对民事主体行为缺格的补充，为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实现民事权利提供了合法途径。所以完善我国监护制度，有利于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从而保护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一、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我国的监护制度，在充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在防止被监护人对社会或者他人造成损害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内容简单、操作性较差的现行监护制度已很难适应调解我国目前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种种缺陷与不足很容易使有关条款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力的情况，进而影响了监护制度作用的发挥，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在对监护人的顺序的规定上，考虑了我国的国 情，注重了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及有识别能力的被监护人的意愿等。但由于当时“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以及制定《民法通则》时的社会生活条件，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等等，使得监护制度的规定既过于原则、笼统，又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其立法简单、粗略，带有很大的权宜性，缺乏足够的严密性和系统性。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有待发展和完善。 （一）亲权与监护权的区别 所谓亲权是指以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以教养保护为目的，在人身和财产方面权利义务的统一。亲权建立在父母子女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①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8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