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读后感
《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读后感
在璀璨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上，自然法理论在当代的复兴有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它开始于20世纪中期，那个时期在哈特和富勒长达十余年的对峙的同时，也促进了自然法理论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飞速发展。1957年，哈特在哈佛大学做了名为《实证主义和到底与法律的分离》的学术报告，而哈佛是当时新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最为繁荣的地方，哈特本人也于1958年以同名论文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在这篇论文中，哈特通过对法律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分析，以试图为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划定界限：一项规则和一个体系是否属于法律的范围在概念上是与其道德相分离的。依据此观点，哈特否认了一个法律体系的存在必须符合道德作为前提性条件，为法律实证主义做正面辩护，反驳富勒等自然法学家对实证主义的攻击，揭开了这场对峙的序幕。而富勒也在《哈佛法律评论》上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实证主语和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对哈特提出的观点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富勒则认为：法律史一项含有道德目标的人类规划，从概念上根本不可能把道德和法律分开来。围绕着他们两个的对峙，以后在西方法学界出现了大量的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和理论观点的论文和著作，其中心集中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上面，这个问题成了新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争论的焦点。
菲尼斯的理论体系作为新自然理论的一支重要派别，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当然也是无法回避的，但他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个自然法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一点我们从《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这本书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菲尼斯的自然法理论注重于在伦理学上的考察，但不是对于法律、政策等做出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分析，而是把研究重点集中于法律特别是实体法的本质上面。菲尼斯的理论直接渊源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但他的理论还有一个间接的却也是同样重要的来源，那就是间接来源于他在美国的同时格里塞斯。作为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和伦理学家，格里塞斯本人同时也是一位古典理论的研究专家，在古典理论的把握和研究等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菲尼斯也曾经谦虚的说自己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道德、政治和法律理论领域中所运用的各项原则都是阿奎那在他关于实践理性、自然法、明智和正义的著作实质上使用有了的原则。格里塞斯的研究使得阿奎那的这些原则的表现和意义变的清晰起来，他自己的著作《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一书所展示出来的伦理学思想乃根植于对格里塞斯的古典论证之再现和发展以及对阿奎那理论之理解中。由此可见，菲尼斯把自然法理论实际上看成了一种道德哲学理论。
菲尼斯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一书立足于对价值中立的研究方式的反思，也就是对描述性社会科学的反思，通过这种反思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菲尼斯在书中提到了现代法理学的发展表明，并且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也证实，除非理论家本身参与了对那些真正有利于人类从而确实为实践理性所需要的事物之评价和理解，否则他就无法对社会事实进行理论性的描述与分析。菲尼斯在前言中就提到法律实证主义是他进行研究的背景，其实也就是研究的对象。菲尼斯认为早期法律实证主义者，例如边沁与奥斯丁等人没有注意他们所选择的概念的实践意义，而哈特、拉兹等人虽然关注了概念内容的实践意义，但是他们的观点变动不居，并且拒绝对内在或者法律观点本身的中心情形和边缘情形进行区分，其主要意图还是旨在描述。菲尼斯提出，除非理论家在关注问题时能判定实践理性的必需条件到底是什么，否则他不能确立从哪种实践观点的中心情形来确定其主题的中心情形。因为如果理论不想沦为一堆用缺乏可通约性的术语描述的大量事实堆积的垃圾，就必须对其意义和重要性做出正确的判断。正是基于上述的判断，菲尼斯特别关注理论的实践意义与价值，并由此将理论建立在恰当的基础之上。于是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开篇，菲尼斯即提出“存在某些人类善，只有通过人类的法律制度才能被保障，也存在某些实践理性的基本要求，唯有这些制度才能满足。本书的目的是界定这些善与实践理性的基本要求，因而展示这些制度怎样以
及在何种条件下得以证成以及它们可能存在缺陷的方式。”因此，菲尼斯在该书中所重点论述并且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便是他对人类基本善的界定，可以说基本善构成了菲尼斯自然法理论的基石（菲尼斯的自然法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一组关于人类兴盛的基本形式而有待追求和实现的基本实践原则；第二，一组实践理性的基本方法论要求，它们区别合理的实践思维与错误的实践思维，并且在考虑所有的要求之后，就能得出标准以区别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第三，一组普遍的道德标准。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基本善）。而菲尼斯所要关怀的主要问题——人应该怎样活着——也在基本善的界定中得到解决。
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中，基本善包括以下七个方面，即生命、知识、游戏、美感经验、社交、实践理性与宗教。其中第一个基本善是生命，它是指使人保持良好自决状态的生命力的各个方面。菲尼斯认为人对于生命这个基本目的的承认、追求与实现是多方面的，而不是单一的。此处的生命含义较平常更为广泛，但菲尼斯对生命的理解并不限于此。菲尼斯认为即便是有缺陷的生命也是一种基本价值（菲尼斯对植物人的生命之关注也可以佐证他的这种观点。菲尼斯还认为，没有意识的生命是否具有任何价值，以及一个人的活的身体是否是一个人，是通过理性决定的问题，而不是由情感与修辞性地被激起的想象来决定。第二个基本善是知识。菲尼斯所言的知识有严格的限定，菲尼斯所言称的作为基本善的知识，是指因其本身原因而被加以追求的那种知识。第三个基本善是游戏。菲尼斯的这个判断与很多思想家有巨大的区别，人们一般认为游戏在人类生活中仅仅具有极其次要的地位，尤其对于从小接受集体主义教育与等级化教育并且极其重视实用理性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然而，菲尼斯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某些分析人类福祉的伦理学家忽略这个基本价值，而人类学家则会注意到人类文化中的这一重要而不可化约的要素。菲尼斯对游戏价值的论述诉诸了人的体悟，他认为，游戏的要素能进入任何人类行为，而某些行为、事业等完全是游戏，游戏有其自身的价值，也是其自身的价值。美感经验是菲尼斯理论中的第四个基本善，即人欣赏外在于人的美的形式之内在体验，它无需涉及人自身的行为。在菲尼斯的基本善的清单中，第五个是社交（友谊）。菲尼斯认为，社交价值的实现是多层次的，在最微弱形式上讲，社交的价值可以在人们之间最低限度的和平与和谐中实现，而最强形式则是完整的友谊之花，即为朋友的目的、为朋友的幸福而行事。第六种基本善就是实践理性，是指使自己的智慧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性格形成等问题产生有效影响（在行为中产生的实践推理方面）。第七种基本善是宗教，即人类自身（以及人类能够创立和维持的秩序）与神之间确立和维持妥当关系的观念。
在菲尼斯这里，基本善详尽无遗地包括了所有的人类价值诉求。而一旦认定基本善详尽无遗，那么所有人类行为的目的都包含在基本善的范围之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尽管有着多样性的追求，社会尽管是多元的，但是不管人们有多少的目的，却都逃不脱基本善，即基本善的清单囊括了自由选择的范围。在菲尼斯看来，这种设定并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是基于人的自然倾向。
在人类基本的善的理论之基础上，菲尼斯系统地总结了把人类基本的善的判断转化为在此时此地应该做什么的判断的几个实践性原则，并且把它们称为“实践理智性的基本要求”：1．首尾一贯的生活规划；2．不专断地偏爱任何价值；3．不专断地偏爱任何人；4．对某些特定的和局限的方案保持某种程度的超脱态度；5．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承诺；6．不用无效率的方法浪费自己的机会；7．不选择会损害或阻止基本的善的实现以及对其进行参与的行为；8．培养共同体中共同的善；9．按照一个人的良心去处世。这九个基本要求的最终结果就是道德，“这里完全可以说每一个这样的要求都是道德判断或责任的一种形态”，因此菲尼斯又称这些实践理智性的基本要求为“责任的各种形态”(the modes of responsibility)。由此可以看出，菲尼斯的道德哲学理论是一种明显的目的论，但他不专注于单一的人类理想，所涉的范围更加广泛。从他对第一性道德原则之形成过程的论述中可以见出他所怀有的人类
总体的完善的理想，他指出，第一性的和最抽象的道德原则是这样形成的：在为了人类的善及避免与之相反的自愿行为中，一个人应该选择或意愿那些能够与总体的人类完善相容的各种可能性……而总体的人类完善并不是受人类行为所影响的事务状态，它是共同体的一个理想，是在全部基本的善中的所有人之完善的一个理想，是一个理性和善良愿望的理想。菲尼斯还认为上述那些基本的善和实践理智性的原则全都是自明的，他运用了阿奎那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指出所谓自明的不是指它们是明显的、或是直观的、或是具有理性的人们立即能同意的，而是指它不能由比它更为基本的原则或原理派生出来。它不需要被证明，它们是被前设的或者在作为证明的东西中展开自身。这些自明的善和实践性原则没有描述世界，我们也不能通过睁开眼睛把它们看上一眼就马上能证实这些善和原则，但它们对任何从事探寻事实以及对理论性判断(包括历史的和哲学的判断)有经验的人都是很明显的。反对这些基本的善和实践理智性的原则将使人们没有相应的能力去追求知识，在所有的这些方面理论理性的原则都是自明的。
论罗马法中的私法精神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sj.com/doc/3814722672.html, 论罗马法中的私法精神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作者：黄凯 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02期 摘要：我们现在一般泛指的罗马法，即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整个历史时期的罗马奴隶 制国家的法律总称。它包括罗马奴隶制国家产生一直到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漫长历史时期里所有的成文法，习惯法以及皇帝命令还有元老院告示等。罗马法内容丰富，所包含的法律内涵和法律精神源远流长，而且罗马法中大量的私法规定和私法精神对后世有着尤为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说：“罗马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而第三次征服最为平和、最为持久。” 关键词：罗马法；私法精神；现代法治 罗马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特定历史时期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地理环境共同作用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伴随着罗马国家制度和罗马奴隶制国家与罗马帝国的一步步形成巩固而发展完善的。 罗马法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经历了习惯法阶段、成文法阶段如开启罗马成文法阶段的代表《十二铜表法》、适用于所有罗马国家公民的公民法以及随着罗马帝国的疆域一步步扩大而由罗马统治者制定的万民法，直至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组织编纂而最终形成的《国法大全》，最终标志着罗马法达到最成熟完备的阶段。 在罗马法的私法内容和私法精神内涵中形成了一个广泛庞大的民法体系，因此罗马法的私法精神对于我们后世的民法和商法还有民事诉讼法等领域的法律发展起着关键促进作用。在罗马法众多宝贵的私法精神之中，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外，尤为重要的是罗马公民的契约自由：罗马公民有自由缔结各种契约的权利。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商法来看，在商品经济中，商品交换双方的法律地位要平等，市场规则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等价物。同时也要求人们自由交换而不受非法约束。在古代罗马法中，罗马裁判官在解决民事纠纷的案件时，就会运用到“平衡”原则来进行法律关系的判定和处理，严格维护契约的合法性，让契约自由得到充分体现。也就是说，只要当事人双方按照意思自治签订了契约，双方当事人必须要旅行契约。这一原则对民法和商业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了我们现代社会。 因此，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是罗马法的私法精神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契约自由从古代罗马经济的发达繁荣的工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越来越重视对罗马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发展而来。罗马公民根据彼此的契约来进行商品交换等活动，契约是保护罗马公民私有财产和个人私有权利的重要依据。而契约自由则成为了罗马法捍卫罗马公民私有权利的私法核心和重要私法精神。直到我们现代民法仍然强调法律主体一开始的民事契约的重要性，这是维护民事主体法律权利的重要依据。而我们后来的商法中强调的市场经济中商主体和交易相对人双方的主体平等、意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丁以升 一般认为，西方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主流，它从现实世界之外，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推导出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自然法，从而虚构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底蕴，儒家关注的是现实世界，它所推崇的礼是奠基于家庭血缘基础上的人伦理性，它不假外求，并不为礼寻求某种外在的理性力量的支持，形而上学思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有无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了中西传统法文化的实质性差异。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自然” 观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老子》主张以道统法，强调“道法自然”，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其中贯穿着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儒家思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传统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可以说，《老子》的“法自然”思想乃是沟通中西传统法文化的一座桥梁，因此，不能把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无。 一 中国自殷亡之际，神权法思想就开始动摇，西周统治者抛弃了陈旧的“天命”、“天罚” 思想，转而强调“德”，把对法的审视由天上转向人间，从此，法文化关注的重心就由外在的天转向现实的人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方式上存在着激烈争论，但他们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始终是从社会现实和道德人伦着手的，带有明显的功用型、务实型特点。唯有道家能独树一帜，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是从虚无飘渺的“自然”中来探索治国的方略。 《老子》虚构出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合乎“自然”。它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一反传统的以天为万物之源的观念，把天产生的根源归之于道，又把道产生的根源归之于自然，从而赋予自然之道以最高法则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道”？《老子》指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道”就是“无”。因此，在存自然之道的理想社会中，理想的法就是“无为”，现实社会讲究仁义，注重利法，这些都是“失道”的表现，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先仁而后礼。”现实的礼法是对“无为”的理想法的破坏。这样，《老子》就设定出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理想法与现实法的二元对立，走上了法的形而上学之路。 《老子》提出这种自然主义法律观，旨在借理想社会抨击现实社会，借理想法否定现实礼法，以曲折地表达道家所代表的隐士阶层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共识。然而，《老子》为什么没有遵循西周以来注重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从现实中寻找否定礼法的依据，而是假“自然”之名行反对礼法之实？这与道家文化独特的生存空间有关。道家文化产生于楚国，楚国是春秋战国新兴的南方诸侯，它年轻而富有朝气，文化上较少传统压力。楚国文化还具有其祖先祝融后裔的传承和黄帝学术思想的遗风。且楚国地理环境独特，有滚滚长江和滔滔汉水，又有无数深山峻岭，处处充满着自然的诱惑。这铸就了道家思想洒脱、飘逸、崇尚自然的特点。 二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摘要：自然法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指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而实在法，是与自然法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强调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律，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2）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作者;吴琼法学80902 学号090001240 关键词：自然法实在法恶法统属关系 一、自然法的演变历史 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1]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最早使用“自然法”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葛派信奉决定论的宇宙观，宇宙的一切受自然律的严格决定。其按照泛神论的方式解释自然法，也就是说，自然法并不只是作为盲目力量的自然律，而且具有某种理性的品质，它是神的理性的体现，是神出于善良而理性地制定的。所以，自然法作为神的法律也就获得了正义性。 中世纪自然法在神学面貌下出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自然法具有一席之地，托马斯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认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而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法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 自然法学说在19世纪中叶遭到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和责难。法律实证主义认为，自然法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于是出现了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法学两大法学派的对峙。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相比较自然法思想衰落了近百年，直到20世纪才开始复兴，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二、自然法兴起的原因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叙述“自然法”观念的生成和其内在性质时，这样
古典自然法思想
西方的自然法学思想是怎样兴起的？ 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既曾经被奉上神坛，当作绝对 的真理，判断现存法律（实在法）是非的终极标准，受到热情的捍卫，或作为 革命的旗号，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 长的故事；又曾被视为无稽之谈，给与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被边沁（J．Benthan,1748--1832）讥为“高烧时的胡说八道”，这主要是19世纪法 律分析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事。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学又开始了复兴进程，特别在二战以后达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 念重新进入人心，占据了法学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实践。 自然法学的历史命运说明，只要人类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还需要追问现 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还试图改革现状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就避不开自然法 的问题。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i[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话来说，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远不能被熄灭。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象一 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吸取法律机体的血液。” ii[②] 纵观从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变迁，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它与实在法 相对，是高于实在法并对其进行约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将承认有高于 实在法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意、道德或人权等等）存在的法学思想，都称为 自然法学，以此作为讨论自然法学思想兴起的基础。 一、古代的自然法学 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 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 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 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 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 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 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
浅析自然法与法自然
浅析自然法与“法自然” 赵子尧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摘要】自然法思想作为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对其的深入认识与研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与西方所盛行的自然主义理念加以比较分析，以探求中国古代的“法自然”思想是否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存在某种内在一致性。本文将从自然法与“法自然”的基本思想谈起，在对二者加以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找出其本质性区别，以期达到某种程度的正本清源的目的。【关键字】自然法、“法自然”、老子 自然法观念源自于古希腊文明，其通常含义是指人类所共有的权利或正义体系，作为一般承认正当行为的原则，常常与国家正式颁布及所实施的成文法形成对比。西方的自然法思想造就了西方社会的法律品质与法治传统，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与之相应的，便是道家的“法自然”的思想。中国法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其中作为支撑整个体系的精神内核就是萌芽于道家的“法自然”的法哲学观。 一、西方的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即自然的法律或自然法则之意，发源于古希腊时期，作为
一种思想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引导着西方法律制度的构建。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即人类理性，以正义为基础，是引导人行善、禁止人为恶的基本原则。最初，法律被划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自然法是人的自然理性体现，而人定法必须合于自然法，并强调人的理性是法律的本质。 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真正对自然法问题展开系统论述的是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他指出，自然法是普遍的道德原则，其内容是正义，而自然是正义的基础。① 而中世纪的自然法是以神学面貌出现的，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他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特别强调真正的法律即自然法是神的意志、神的智慧；人定法不过是人们把自己所理解的神意书面化、规范化，服从神意即服从自然法是人的义务。 17世纪兴起的古典自然法学是对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的决裂。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善恶的指示”，②这种理性是人的理性而非上帝的理性。当时称自然法为道德法，认为自然法只适用于有理性的人类而不适用于无理性的动物。尽管这一 ①西塞罗. 论共和国论法律. 王焕生,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217-218. ②格老秀斯. 战争与和平法. 何勤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其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罗马法才得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限制，步入良好而快速的发展轨道，并逐渐臻于完善。 罗马法以其法理精深、体系完备著称于世，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是古代其他任何法律所不及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过：“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美国学者莫里斯也确切地评述到：“罗马人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并没有像他们那种伟大的法学之不朽的力量那样来得大。”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罗马法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分不开的。英国法史学者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本文试图从自然法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其对罗马法发展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自然法赋予罗马法以理论指导 罗马自然法思想的最早渊源可追溯及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苏格拉底（前469～399年）、柏拉图（前427～347年）以及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等人的著述中可略见其端倪。及至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又大 大发展了自然法思想，并使之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到罗马共和末年、帝制前期，自然法思想在罗马的影响逐渐增大，特别是罗马的法学家更是深受其影响，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塞涅卡（公元前65～14年）、盖尤斯（公元117～180年）、保罗（公元121～180年）、乌尔比安（公元170～228年）及帕比尼安（公元146～212年）等著名罗马法学家不但是自然法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们把自然法思想加以通俗化、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具有影响深远的罗马法的理论基础。自然法观念是指导罗马法的基本思想，也是罗马法有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特征。自然法不是实在的或具体的法律，而是一种带有理想和规范色彩的正义论与价值观，其基本的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和正义。关于自然法的理论，西塞罗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在《论法律》中指出，法就是最高的理性，并且它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当这种最高的理性在人类的理智中稳固地确定和充分发展了的时候，就是法……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由于自然法不是实在法，它只是一定的理念和原则，对实在法起着统摄、指引作用。或者说，自然法只是实在法的指导思想或原则，即某种实在法的理论基础。而实在法若没有一定的理论的指导，则只能是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可以说，没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法律是没有归属感的；相反，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制定出的实在法能朝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我们看到，在自然法未传入罗马以前，罗马法发展缓慢，具有狭隘性、保守性的市民法在罗马长期适用，未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而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以后，罗马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市民法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灵活善变的、适用于各民族的万民法便应运而生。罗马法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当然，自然法对罗马法起作用并非自动的，它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学家这个媒介的。而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罗马有“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的说法。而罗马法学家正是在自然法的指导下，才对罗马法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法史学家梅因说：“在罗马法学专家的遗著中，有些论点简直不能理解，除非我们掌握了斯多葛派的哲理把它用作一把钥匙。” 的确，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后，务实的罗马法学家纷纷以自然法思想为先导，对法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把自然法思想中的理念贯彻到实在法的制订和实施上，从而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在应用自然
浅谈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意义
浅谈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意义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自然法学犹如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熠熠生辉。早在古希腊荷马时代就出现了自然法观念，从此源远流长，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对西方法律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或革命时期，自然法精神更是成为变革或革命的旗帜与口号。“它不是任何政治舞台中无足轻重的搭配，也不是任何政府或统治者的财产，而是活生生的，有反抗精神的人；所有的政治舞台都是为了它而搭起，也是为了它而建立”。自然法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生生不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并不单纯就法律而谈法律，它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西方自然法学派一致认为自然法即为正义的化身，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事在人类制订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们内心的自然法。西方自然法思想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古代自然法学、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学、古典自然法学、现代自然法学。各个时期的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探求各有千秋。一、古代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探求古代自然主义的自然法，又称为朴素自然法。自然法观念孕育于早期的古希腊自然哲学之中。雅典自然法首先表现为城邦主义，确信“人天然是城邦的动物”，将城邦法律奉为神圣，这是古希腊普遍承认的自然主义的城邦观念。当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主张要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都承认法是自然的东西，人们必须服从它。在古代自然法学时期，西方的古代人尤其是希腊人，大多以朴素的直观的观点和方法考察法律现象。在这一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没有给
正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只是强调自然法就是自然存在的一种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在这一时期，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阐释是最为完整的。他将正义分为普遍的正义与个别的正义，其中个别正义又分为分配的正义与交换的正义。所谓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相称，根据每个人的价值与功绩来分配财富、官职、荣誉等，它是以承认人天生的智力与体力的不平等性为前提的。所谓的交换的正义所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绝对平等，它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对任何人都一样看待，这类正义既适合于双方权利、义务的自愿的平等交换关系，也适用于法官对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他对正义的分类对后世的罗尔斯、菲尼斯关于正义的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学派对法的正义的探求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又被称为神学经院主义自然法。经院哲学是使古典哲学与基督教信仰协调一致的理论学说。基督教会和国家，神权与王权实行二元统治是西欧中世纪最基本的特征。在中世纪时期，自然法学家将自然法的正义与神学挂钩，这个时代的法律披上了一层“神学”的面纱，上帝成为“永恒正义”的化身，所有的世俗法律都不得与最高的正义—上帝相冲突。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写道：“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没有真正正义的地方，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正义，人们之间的联系就不可能通过法律的纽带继续。”然而，此时的正义却蒙上了一层宗教的面纱，这里的正义是由“上帝”掌握的，是来自“天堂”的正义强加在世俗世界里的，而不是世俗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是神权教会维护
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推荐给好友】时间：2006-05-26 14:26 内容摘要：罗马法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精神主要包括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三者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观点和对法律的研究方法，并且激发了当代人的社会主体意识。 关键词；法律精神；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理性精神 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颇为人们所称道，其理由不仅在于罗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实，更在于从罗马法中体现出来的统帅整个罗马法律制度的灵魂性内核——罗马法精神。 大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1]是指支配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体系的价值信念系统，[2]是时代精神在社会法律领域的贯彻，是时代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是对法律制度运行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价值基础，是一个民族法律价值的灵魂。[3]依上述界定，罗马法精神乃指适应罗马社会商品经济交易要求、反映罗马时代文化特质与政治结构的抽象的观念性原则，这些观念性原则统帅、指导着罗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们——尽管曾被历史尘封——能够被现代的人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它们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一、自然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说罗马法蕴含了丰富的自然法精神就象说教会法充满了上帝的意志—样不会令人怀疑。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有‘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4]但是，如果要追问罗马法如何就体现了自然法精神，则需颇费一番口舌。 自然法首先表现为一种哲学思潮，此可在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土多德处略见端倪。其后，它被斯多葛派学者所继承，并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灵魂人物当推西塞罗。西塞罗教导我们说：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雨永恒的。罗马的法和雅典的法律并不会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会不同，这是因为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它；再者，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者”。[5] 西塞罗及其学说成为当时罗马社会的流行话语，此影响了罗马法学家。在公元6世纪的《法学阶梯》中我们可以直接目睹自然法被这些法学家嵌入罗马法中的效果。在《法学阶梯》第一、二卷里，罗马法被明确地区分为三部
罗马法的精神对当代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
罗马法的精神对当代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借 鉴意义 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颇为人们所称道，其理由不仅在于罗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实，更在于从罗马法中体现出来的统帅整个罗马法律制度的灵魂性内核——罗马法精神。 大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1]是指支配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体系的价值信念系统，[2]是时代精神在社会法律领域的贯彻，是时代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是对法律制度运行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价值基础，是一个民族法律价值的灵魂。[3]依上述界定，罗马法精神乃指适应罗马社会商品经济交易要求、反映罗马时代文化特质与政治结构的抽象的观念性原则，这些观念性原则统帅、指导着罗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们——尽管曾被历史尘封——能够被现代的人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它们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虽然我国民法在继受发展过程中借鉴了罗马法其特有的私法精神，但是这些借鉴依然来自于对他国法律的继受，就我国民法发展来讲，对于罗马法的回归，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从罗马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产生并非偶然，其原因涉及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社会结构、政治格局、文化传统等多个方面。它们所提供的技术条件以及培育的法律需求促成了《民法大全》的面世。罗马法始终以一种与现实社会和权力结构并行不悖，而又完全不同的方式开拓法律的规范空间。在该领域之内，法律制度有无上的权威，它可以纵横驰骋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之外，又能最大限度地与现实社会、宗教、政治、经济结构相适应，它总是尽可能地表现出和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所代表的制度模 式的异质性，以获得真正的独立性。《民法大全》的产生条件及其特点说明，法律供给必须跟上社会的法律需求，一部伟大的法典必然是适应历史条件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协调利益冲突的需要，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最为独特，也是最受特定历史影响的。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必然会带来复杂的法律问题。中国的法律制度在社会秩序中并未能开创独立的疆土，它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界限模糊不清，并且争取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融为一体，法律制度模式转化为政治和经济制度模式。利益加情感成为法律制度实施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法律制度披上公正无私的面纱，利用现实社会中政治权力结构所存在的缺陷为特权阶级服 务(权钱交易、以言代法)，结果使其自身难以获得真正的独
自然法与法自然
自然法与法自然 “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自然法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法律，而是一种昭示了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的正义论。而法自然是自然法的延伸，在自然法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再将其发展成为法自然。它的本质是体现一种纯正、纯朴和辩证的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为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法学中，自然法的学说指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正义法则(这可以解释为发现，而不是如同权利法案一样的发明)，以及在解决冲突的自然过程中显现的规律(具体化为习惯法)。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时会相互对立或弥补，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即这两者依赖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而不似人为设计的正义法则。在上述两种情形的任何一个方面，自然法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法律程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起源自法律系统的戒律。鉴于法律实证主义会说，一部无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许会回应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论之(即恶法非法)。 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 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吸收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自然法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现实,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而成。理性自然法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资产阶级要求掌握政权,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在当时社会,它是一种普遍的思潮。启蒙时代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世俗性、理性主义及自然状态下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人们习惯上称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为理性主义思想,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法思想家们又不是一味地倚重理性,其中也有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对理性的偏离和超越:孟德斯鸠在重复理性自然法话语的同时,将重心转向环境多元论和法律的社会学研究;卢梭则以情感和道德风尚取代理性主义,树立起情感的权威,从而抽掉了理性主义存在的内核。由于历史发展与具体社会现实多样性的矛盾,再加上自然法自身的缺陷,启蒙时代的自
论罗马法的精神
论罗马法的精神 罗马法是古代社会中最为完备与发达的法律体系。它所展现的是一种法律精神，包含了自然法思想、理性思维、所有权与契约观念的私法精神。罗马法对后世影响巨大，从法国到德国，甚至整个西欧，而英美法系在某些额法律理念上也以罗马法为借鉴。 一、私法精神 罗马法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创造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公法一般调整的是国家利益的法律，而私法是调整个人利益的法。每个人的私权都是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并不需要法律赋予。 公私法划算的思想，在罗马法时代就已经明确了。公园3世纪的罗马法学家说：法的研究对象有两个，公法和私法。之所以会有这样先进思想的产生，与罗马社会所经历的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分不开的。根据罗马社会的特殊性，加上罗马人政府的城邦不断扩张，进一步促进了不同城邦间的商品交往，从而实现了罗马城市中简单商品经济的发达。罗马人对司法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对私法权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论思维。 公法的基础是政治国家的权利，私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私法是建立在权力本位的基础之上的。要承认私法的存在必须承认私法领域中权利是核心，权利是目的，权利是动力。 私法权利是人格自由与人格独立。其中蕴含了个人对于自己的事物有着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与思想进行作为的权利，它是基于人格本身所固有的。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此即为私法的真义。 二、自然法精神 自然法就是关于大自然界的法律，也就是自然的客观规律。自然法是与实在法相对的，它是一个虚幻的理论层面的法律精神。自然法所表达的是一种自然理性，市一中建立在无差别的基础上。自然法预示的是正义、平等、公平、爱。 罗马法中充满了有关自然法的精神，它在古希腊的哲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即是自然哲学家，他们用自然来解释世界，并主张人类用自然法则来生活。随着罗马城邦的发展，自然法思想也一同进步完善。 自然法是一种超然法，实在法是一种实然法。自然法超乎与实在法只上，自然法通过实在法予以表现出来。自然法对于罗马法的贡献不在于它停工给罗马的特殊论点，在于给予它的单一的基本假设，这个基本假设便是：人是生而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的自然权利，法律的一切规定都必须以此为最高原则。 三、所有权与契约观念 所有权与契约具有一种紧密的练习，他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有权是能为契约交易的前提，而契约又是所有权的一种表现。所有权可以概括为：只有、使用、收益、处分四个全能，这是所有权权利静态的表现。 罗马法中关于所有权的观念是在集成古希腊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发展的，罗马人把它上升为一种抽象的原则。在十二铜表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并且对侵害行为给予严厉的处罚，这体现了当时对于个人财产保护的力度。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发达，是它能够深刻影响后世法律的直接原因。事实证明，有关所有权的一切现代法制，无论实在实体或者程序都未超出罗马法既定的基础范畴。 现代契约是一种当事人进行商品交易而订立的经济契约。在古罗马的时代，契约不只是指
自然法发展
自然法学派的发展脉络（古代时期至中世纪） 一、古代的自然法学 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罗马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后期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 古希腊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来自于智者学派对“自然”的分析。几乎所有的早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作为他们著作的标题，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生活，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远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认为，人人皆为圆颅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与人的差异只在于制度，是人为的法律造成这样的后果。因此，现存的种族歧视、奴隶制及其法律均违反自然人性。阿尔基达马（Alcidamas）断言的：“大神令人类全部自由，自然从来
不曾强迫谁当奴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５４０年—公元前４７０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则”，要求人类制定的法律服从神的法则。还有些智者相对比较消极，认为人不应被法律引向歧途，只应顺应自己的本性冲动（自然）而行动，也就是不依人为的法律而行动，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动。可见，智者的这些批判现存法律制度，要求服从超越于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则的思想，是后世自然法的宝贵渊源。 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确信存在着某些不变的标准支配着实在法，并断言通过理性的运作，可以发现这些标准。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变的法，高于内容变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 晚期希腊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学派，他们把人之自然规定为理性，认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国别或种族的人所具有的神圣理性是一样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源头）。因此他们认为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自然法，在整个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也不是个别立法者所制定或编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条例和习俗应遵循的准则。斯多葛派学者大多倾向于疏离于现存政治，追求顺应自然，依理性和道德，过禁欲主义的生活。 通过斯多葛学派的后期人物与罗马法学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传
张博 ——浅谈新自然法学派
浅谈新自然法学派 ——张博 前言鉴于对西方新自然法学派的学习和了解，我模仿论文格式简要谈谈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再附上自然法学派的有关内容。 内容摘要自然法是指在是在发之外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律，它来源于“客观规律”、“理性”、或“人的本性”。而新自然法学派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自然法学思想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他的形式不断完善。新自然法学派产生于20世纪这个特殊的社会，主要代表人物于菲尼斯、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他们的价值论学说各有侧重，各有不同，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思维形式。对资本主义国家人类权利平等和社会和谐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自然法价值准则正义平等道德 新自然法学派又称复兴自然法学派，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对该学派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在此笔者采用广义的界定即19世纪末以后出现的自然法（见古典自然法学派）或类似自然法的学说，从天主教神学的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和非神学的、世俗的自然法学说。 自然法学思想长期处于衰落的状态，实证主义法学占有压倒优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新自然法学学说，如法国法学家J.夏蒙（1859~1922）等人提倡“复兴自然法”，要求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理性和正义的制度下相互结合，它主张阶级调合，自然法内容可变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否认正义之类价值准则的实证主义法学相形失色，强调实在法应从属正义之类价值准则的自然法学说则进一步兴起。此外，人们开始反思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开始思考政治、法律和经济的发展是否应该遵守一定的价值原则，自然法所一贯强调的人的理性、平等和正义等道德准则充满人文精神，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新自然法学家们有一个大体相同的学术前提和主张，他们都把研究重点放在隐藏在实在法背后的，更深一层次的，能够指导法的制定和实施的法的观念。 这个观念是法律所追求的实体性的道德目标，由一系列价值标准构成。在继承传统自然法观念中的正义和道德良知的基础上又强调法的规则或判例的研究离不开法律价值的介入，法律不仅仅是运用实在法的纯粹逻辑推理，管有逻辑推理会把一个人推死，所以还要有价值判断、理性思考。 在当代，新自然法以富勒、菲尼斯、罗尔斯、德沃金等人为代表。 一、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 （一）新自然法学派（或新托马斯主义法学）在广义上来说是19 世纪末以来信奉天主教义的新经院主义法学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非神学的自然法学说统称。马里旦是新托马斯主义即新经院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他沿袭了托马斯的思想，以宗教的教义和神学为基础，认为自然法和自然道德律是神的戒律，依靠理性与科学阐明基督教世界观的合理性。 马里旦还引用了现代资产阶级中的人权和主权等观念，强调抽象的人性和人格，把人权和自然法联系在一起，对自然法及其属性作了新的解释。马里旦人权思想来自于自然法，人权的实现依靠自然法的庇护。他还认为自然法是永恒法的
论自然法的精神
进入21世纪，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也开始了新的历程，努力探讨和学习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成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对于我国法制现代化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而蕴涵于其中的自然法精神则是西方法精神的内在支柱，是西方法治精神的主体，探讨自然法精神将是研究西方法精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自然法精神，来剖析其中的精粹，解析其内在的观念，以对我国法治起到若干启示作用。 一、自然法的概念 （一）自然法——渊源于西方法的一个概念 就起源而论，中国古代并没有关于自然法的学说，这是一个无庸质疑的事实，而到了近代方才有了关于自然法中“自然权利”之说。法和文明是分不开的。西方法是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法。西方文明在母体阶段，并无“西方”之限定。也没有“西方”与“前西方”之分。西方法的起点应该是古希腊法。自然法的开端同西方法并行不悖，同样起始于古希腊。对于自然法意义上的界定，本文主要指古典自然法以及之前的自然法的研究，由于它对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巨大，便仅限于此。 （二）自然法的内涵 自然法(Law of Natural)，就一般意义来说，它是指在人为制定的法之外永久存在、普遍是适用的法，也即人类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 二、自然法的主体精神 法国的孟德斯鸠以其《论法的精神》一书文明于世。孟氏说：“我不是探讨各种法的本身，而是其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存在于法与不同事物可能有的各种关系之中，……。”靳内。达维德在追述二十世纪之前比较法的发展历史时，特别提到：“孟德斯鸠曾致力于通过比较，深入理解法律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很值得借鉴 自然法的精神源远流长，对于法精神的研究将经久不衰。 （一）古代自然法的精神 古代自然法包括了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和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这是按照自然法的发展历程来区分的。显然古希腊自然法和古罗马自然法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具有对自然理性的永恒正义的追求，“正义”是当时自然法精神的最主要观念。 （1）古希腊自然法的精神 古希腊人源于自然法的最基本的信念就是正义。古希腊人的法律观念与分配问题有内在的联系。不管他们的分配观有多么的不同，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即让每个人各有其所。这种正义观就是希腊法的精神。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是正义的表现，也是强者的意志。正义论是柏拉图国家和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理想国》就是从正义问题开始的。柏拉图认为，法律应该是同正义相一致的东西。 （2）古罗马自然法的精神 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在古罗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重要的代表是西塞罗。正如美国学者萨拜因所说：“在政治思想史上西塞罗的真正重要性在
从“安提戈涅”的故事谈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从“安提戈涅”的故事谈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利斯的著名悲剧作品。安提戈涅是剧中的女主人公。故事发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Oedipus垮台之后取得了王位，Oedipus的一个儿子Eteocles为保护城邦而献身，而另一个儿子Polyneices却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底比斯而战死。战后，克瑞翁给Eteocles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Polyneices暴尸田野。克瑞翁下令，谁埋葬Polyneices就处以死刑，Polyneices的妹妹安提戈涅毅然以遵循“天条”为由埋葬了她哥哥，于是她被克瑞翁下令处死。之后，安提戈涅被关在一座石洞里，悲伤孤独的死去。与此同时，克瑞翁遇到了一个占卜者，说他冒犯了诸神。克瑞翁后悔了，去救安提戈涅时，她已死去了。克瑞翁的儿子，也是安提戈涅的情人，站出来攻击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的妻子听说儿子已死，也责备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这才认识到是自己一手酿成了悲剧。《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的经典，对该剧的隐喻意义一直有不同解释。剧中安提戈涅在对抗克瑞翁时有一段常常被法学家所引用的台词：“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 然而，从法学的角度看可怜的安提戈涅两难的困境，其实是王权下属恶的“实在法”与更高级的“神法”（自然法）的矛盾。故事里安提戈涅认识到了自然法，并且坚信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恶法行为对其行为者而言是有害的，因为恶法会伤及他们的灵魂。”她宁愿被处死也要捍卫神律和自己的良心。认为哥哥即使是叛徒，也应当得到安葬，因为人死了入土为安是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法。 安提戈涅挑战克瑞翁的法令，代表了永恒不变的、普遍的自然法或高级法((higher law，准确翻译应为“更高的法律”)对实在法的挑战。就像西方法学所认为的，许多规则是高于成文法的，例如中世纪对宗教的信仰高于法律的效力。有些自然而然的人性的规则，高于法律。 她认为埋葬自己的兄弟只是违反了克瑞翁国王的法律，而不是那种更高的法律，这种最高的法律，“它们既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永恒地存在着”，“它们永不消亡，也无人知道它们何时起源”，这就是高于国家法的自然法。 由《安提戈涅》我们看到：自然法首先是同自然---理性相连，继而与上帝---理性相接，最后与人---理性相合，它始终高于实在法，被看做实在法的根据。自然法有以下的共同要素，第一是自然，第二是理性，第三是正义，第四是平等，第五是法。君王在法律之下。这样就注定了，自然法不断推进实在法理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