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

《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

回顾及前瞻

梅新林韩伟表

内容提要本文在中国学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广泛搜集和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的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其重要成果与不足进行系统的总结，同时也探讨了今后的突破方向，以便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以及其他经典小说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三国演义》（注：从现知最早的刊本至今，《三国演义》刊行的主要正式名称不下十数种。如非必要，本文一律以《三国演义》作为共名。）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丰厚复杂的思想内涵及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受到历代学者的普遍关注。但自《三国演义》刊行到19世纪末，由于受传统学术价值观念与思维定势的局限，明清两代学者的研究依然主要沿用“比附经史”、“劝善惩恶”等儒家诗教观念，对作品或作感悟式的道德评判，或作辨伪式的史实考索，等而下之者甚至肆意谩骂、一味诋毁。其间虽亦有如清毛宗岗父子的评点之类的重要成果问世，但就整体而言，在小说观念与批评方法上未有根本性突破。直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及学术转型的日渐完成，《三国演义》的研究方始真正进入自觉的文学研究畛域。

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及学术本身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百年《三国演义》研究明显地呈阶段性演进之势。前半个世纪，在中国学术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下，《三国演义》研究逐步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及以感悟式“评点”为主体的传统批评方式的限囿，开始尝试融合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新的理论与方法，由此将《三国演义》研究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自50至7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三国演义》研究在破旧立新中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然而由于受“左”的僵化思

想的影响，研究的思路比较狭隘，模式比较单一，尽管在“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两大焦点上讨论热烈，促进了《三国演义》的传播与普及，但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至70年代末，由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三国演义》的研究才逐步回归学术本身，并呈多元发展之势，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此外，20世纪海外《三国演义》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并在从原先隔绝状态逐步走向交融的过程中，与国内的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研究进程的梳理、对其成果与不足的系统总结，为21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突破与超越提供新的学术起点。

一

20世纪前50年，《三国演义》与其他小说名著的研究一样，也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但彼此的发展曲线是各不相同的。概而言之，最初10年为起步阶段，承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之余绪，无多大价值。20年代出现第一个高潮，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30年代渐趋沉寂，至40年代形成第二个高潮，研究日益走向广泛、精细和系统，与前一个高潮前后呼应。

第一个高潮的前期以胡适、钱玄同、谢无量、鲁迅为代表。胡适与钱玄同对《三国演义》的见解主要见之于他们于1922年为亚东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序言中；无论是胡序的否定性的还是钱序肯定性的评价，从观念到形式，都体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征，创见不多。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无量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作者运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着重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新的探索，其最重要的贡献是首开了运用域外理论方法研究《三国演义》之风气。鲁迅对《三国演义》虽无专论，但在其出版于1924年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从小说发展史的高度对《三国演义》所作的论述，同样以见解深刻、论断精辟为学界所重。第一个高潮后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有关此书版本与研究资料一系列新发现激发的访书热和版本文献研究上，这一研究势头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先是1924年元《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被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尔后，经马廉、郑振铎、孙楷第等学者努力寻访，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评本、李笠翁评本及众多万历间刻本相继发现。马廉汇集其多方搜集的调查结果而成的《日本三国演义调查》一文(1929)，孙楷第继而“博考载籍，旁搜故实”而成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1933)，代表了当时《三国演义》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些异于毛本的早期刻本的发现、介绍、著录和出版界不失时机的影印刊行，为研究《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递嬗及章回小说的演变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坚实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郑振铎、马廉、赵斐云于1930年访书宁波时发现的《录鬼簿续编》，因其中载有罗贯中小传，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罗贯中身世、著述的热潮，开后世作者研究之先河。郑振铎在访书的同时致力于《三国演义》的学术研究。从1929到1931年，他先后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其中长篇论文《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对三

国故事的演变、《三国演义》版本的嬗变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注：《小说月报》20卷第10期，1929年10月。），其创见也都为40年代李辰冬等学者所汲取。

经过30年代的沉寂状态（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至40年代，《三国演义》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一方面是访书活动仍在继续进行，最重要的收获是诗人戴望舒于1941年访得藏于西班牙的《三国演义》重要版本——明嘉靖书林叶静轩及子叶逢春刊《新刊案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马廉、孙楷等对此均未著录，实为海内外仅存之孤本。此本珍罕异常之处，还在于它是能够确定刊行年的存世最早的版本，对《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注：关于该本的刊行年代，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考定为嘉靖二十七年即1548年，并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完全可能先于该本刊行，但还无法确定究竟哪一年刊行。）。另一方面是研究论著明显增加。其中大致有三种趋向，一是重在历史研究，兼论《三国演义》，较著者有祝秀侠《三国人物新论》、吕思勉《三国史话》、曾繁康《三国群雄之用人及其成功失败》等。这些研究成果多为历史学家所为，离文学研究较远，但为《三国演义》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开拓了视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是比较系统的文学研究，以李辰冬于1946年由北平大道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三国水浒与西游》为代表。在《三国演义研究》和《水浒传研究》部分章节中，李氏从作品来源、美感基础、艺术造诣三方面，对《三国演义》作了富有启示的新探索。他在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三国故事的演变归纳为三个时期：(1)历史故事时期；(2)民间传说时期；(3)历史与传说综合时期。这样的分期和认识较之鲁迅、胡适、郑振铎的研究更有概括性，有较强的理论价值。此书另一贡献和特点是步谢无量之后，运用西方美学理论，从剖析《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意识着手，对《三国演义》的成就和价值作了当时最为细致的分析和不同于胡适等人的高度评价，作者力图追求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性、作品分析的系统性以及论述的逻辑性都足以表明其研究已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但书中认定《三国演义》为资产社会的产品，小说抓住了这种社会的主要意识，则又显见留学法国的作者有生搬硬套之弊。三是如郑逸梅《三国闲话》之类的闲话、漫谈、随笔等。《三国闲话》由上海广益书局于1948年出版，对《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地名、故事情节，时作小考，时作趣谈，融学术性、趣味性于一体，颇受读者欢迎。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三国演义》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进展：首先是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的独立的审美品格。这是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最具深远意义的转变。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更新，即从原先以“评点”为主体的感悟式批评走向融合多种方法的系统的研究。除传统考据方法的运用外，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美学理论与方法等也陆续被应用到《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价值研究上，虽然还不免生硬，但对于《三国演义》学术地位的提高和《三国演义》研究深度的拓进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再次是有关作者、版本等资料的发现和积累，为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文献基

础。还有就是《三国演义》研究领域的拓展，版本、作者、成书过程、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艺术价值、审美风格、思想意蕴等20世纪后半叶的主流课题，此时期都程度不同地有所触及，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成果。当然，从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整体成就来看，这些成果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尤其与80年代之后的研究相比更为明显。

二

50至70年代为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第二个时期。其中又可分为“文革”前与“文革”中两个阶段。“文革”前，围绕着“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两大热点问题分别于1954年、1959年兴起了两次高潮。进入“文革”之后，《三国演义》研究被纳入“评法批儒”的政治轨道，渐趋沉寂，几无成果可言。

1953年，先是经新校订注释的《三国演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该社又召集有关专家学者召开了《三国演义》座谈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的普及和研究。自1954至1958年短短5年间，就出版了三部研究专著和一部论文集，发表了评介文章50余篇。这些论著几乎都围绕着“人民性”问题展开争鸣，对《三国演义》的“人民性”内涵作出了各自不同的界说。主要有顾学颉《试谈“三国演义”的人民性》、刘知渐《从桃园结义故事看〈三国演义〉的人民性》、李景林《对〈三国演义〉倾向性的初步探索》、鲁地《我对〈三国演义〉人民性的几点理解》等。由“人民性”而涉及的正统思想问题，在当时争议也颇为激烈。刘世德《谈〈三国演义〉的正统观念问题》、陈大远《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三国演义”》等认为《三国演义》的正统观念“或是反映了历史真实，或是反映了作者头脑中存在的封建历史观点，都和‘人民性’、‘爱国主义’这些概念联系不到一起”（注：分别载《文学研究集刊》第三册、1955年3月26日《河北日报》副刊。）。刘知渐《试论如何正确理解〈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顾肇仓《关于“三国演义”中的几个问题》等则认为《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是“从长期的反抗异族侵略现实斗争中提取出来的”，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注：分别载1954年11月10日《天津日报》副刊、《新建设》1956年3月号。）。还有一种意见根本否认《三国演义》有正统思想，如顾学颉《试谈“三国演义”的人民性》便认为：“作者反对曹操，并非反对他姓‘曹’，而是反对他用奸诈、残暴的手段夺取帝位。同样，作者拥护刘备，不是拥护他姓‘刘’，而是拥护他的‘仁德’；否则，姓刘的很多，刘表、刘璋为什么得不到赞许，桓帝、灵帝为什么受到攻击呢？”（注：1954年8月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5期。）

围绕“人民性”问题展开论争的第一次高潮中，也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研究论著。195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董每戡的学术专著《三国演义试论》是该阶段最值得重视的成果。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三国演义》成书过程、反映的本质、人物形象等展开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现在看来同样难免当时盛行的阶级分析印记，但整体而言，论断还是比较公允的，见解也还是比较深刻的。

1959年，以郭沫若、翦伯赞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撰文为曹操翻案，涉及到《三国演义》，从而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三国演义》的热烈讨论，并形成“文革”前的第二次高潮。“翻案派”的主要观点认为《三国演义》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肆意歪曲历史，贬斥曹操，因而违背了历史真实性。一石激起千层浪，曾白融、李希凡、刘知渐、袁世硕、苏兴等文学批评家纷纷撰文反驳。他们赞同为历史上的曹操翻案，但反对为《三国演义》的艺术形象曹操翻案，更不同意否定《三国演义》。论争涉及到了正统思想、人物形象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重要问题。关于正统思想，“反对派”认为金元时代的“尊汉抑曹”思想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它曲折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不能予以抹煞（注：参见刘知渐《罗贯中为什么要反对曹操》（1959年5月25日《光明日报》）等文。）。关于人物形象，“反对派”对曹操的认识比较一致，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形象（注：参见刘知渐《罗贯中为什么要反对曹操》（1959年5月25日《光明日报》）等文。）。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反对派”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并非只是指的历史事实的内容，它是更为广泛地包括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以此来分析《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形象的历史价值，那么它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一致的（注：参见李希凡《历史人物的曹操和文学形象的曹操》（《文艺报》1959年第4期）等文。）。总的看来，这一阶段的讨论明显带有浓重的史学批评意识和典型理论的图解化色彩。

以上两次论争形成了前后相继而逐步深入的两次高潮，不仅对于《三国演义》的思想性认识较之前50年已有了较大的深入，而且对《三国演义》的作者、渊源、成书过程、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艺术价值、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也都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对深化《三国演义》的研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左”的形而上学僵化思想的影响，兼之客观上没有划清史学批评与文学、美学批评的界限，甚至史学标准至上，结果给《三国演义》以及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甚至走向学术泛政治化的歧路。十年动乱中，《三国演义》研究更被“四人帮”纳入“评法批儒”的阴谋政治轨道，学术研究的独立地位完全丧失，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学术研究成果问世和传世。

三

80至90年代是《三国演义》研究的多元发展阶段，也是20世纪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经过70年代末的反思矫枉之后，以1982年7月四川《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为标志，《三国演义》研究开始复苏。1983年和1984年接连召开的两届《三国演义》研讨会及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随后几乎每年举行的十多次全国性、国际性及专题性研讨会，更是为《三国演义》的学术交流与学术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与舞台，使《三国演义》成为“文革”后较早恢复学术研究并迅速形成繁荣局面的古典小说之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

文献、文本、文化三层面的研究齐头并进且成果累累是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新时期《三国演义》的文献研究主要包括作者、版本、源流等方面。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大致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1)《三国演义》的作者到底是谁？在传统“罗贯中说”和“集体创作说”之外，又出现了周邨的“两个罗贯中说”，张国光等人的“蒋大器说”，张志和的“南方说书艺人集体创作说”等。但总体而言，仍以“罗贯中说”最为通行，而诸“新说”响应者寥寥。(2)罗贯中的籍贯究竟是“东原”还是“太原”？孟繁仁、刘世德等力主“太原”说，而王利器、沈伯俊等则力主“东原”说，刘颖、杨海中、杜贵晨等又根据《水经注》中有关记载及《录鬼簿续编》作者好用生僻地名的习惯，认为《录鬼簿续编》中的“太原”应指“东太原”，即“东原”。此说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

(3)关于罗贯中交游对象及彼此关系如何？周楞伽、欧阳健、王晓家、顾文若、焦中栋、王利器、章培恒、金宁芬、李灵年等学者集中围绕罗贯中与《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与施耐庵的关系、与赵宝峰和高明的关系及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新的探索，比如否定《录鬼簿续编》作者与罗贯中的“忘年交”关系；认为“施耐庵”是罗贯中的化名，是罗贯中为避文祸而做的“是乃俺”的隐语；罗贯中是宋末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与高明是同学；罗贯中与元末农民起义没有什么联系，也不曾参加反元斗争等等，同时也引来许多反驳意见。

(4)罗贯中究竟在何时创作《三国演义》？许多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说法，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了“宋代乃至以前”、“元代中后期”、“元末”、“明初”及“明中叶”等五种观点。除第一种无人响应外，其余数说都有一些积极的支持者，均有一定的合理性。

版本问题是新时期取得重大突破的研究领域。随着海外版本研究成果的引进和1987年《三国演义》版本专题研讨会的召开，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已有了重大进展。首先，学术界与出版界通力合作整理出版了许多新的重要版本。其中沈伯俊以一人之力，穷近10年之功校理刊行多种版本，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其次，关于版本演变的源流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张颖、陈速、陈翔华、周兆新、沈伯俊、厚艳芬等认为《三国志传》较之嘉靖元年本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从版本形态的角度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可分为“《三国志传》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三国志演义》系统”第三个系统。另外，张志和（合）认为“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此外，对《三国演义》评改本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获。尤其是有关“毛本”的研究相当热烈，无论是对“毛本”本身价值得失的评价，还是对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与交游的考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代表性成果有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沈伯俊《论毛本〈三国演义〉》、霍雨佳《〈三国演义〉美学价值》、陈辽《论毛宗岗的历史观》等。

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世代累积型”作品，《三国演义》的源流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

关注，新时期又有进一步的拓展且日趋细致精密。一方面是探源范围的扩展，即不再局限于陈志裴注范书，而逐步扩展到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以及《左传》、《史记》、《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另一方面则是探源深度的加强，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对于宋元讲史艺术中的“说三分”的渊源探析，陈翔华的《先明三国戏考略》对于“三国戏”的本事述考，尤其是陈翔华积25年功力写成的30万言的力作《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溯源穷流，创获颇丰。新时期对《三国演义》传播影响的研究分国内与海外两个部分展开。前者的主要成果有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下编对《三国演义》从成书到20世纪中叶之间诸葛亮故事之于后代创作的影响以及在少数民族和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系统论述，沈伯俊《〈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李保均主编《明清小说比较研究》第二章对《三国演义》和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分析，欧阳健对《三国演义》的翻案之作晚清陆士谔的《新三国》和电影文学剧本《赤壁之战》的精细析评，以及《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1期对84集电视连续剧的专题讨论等。关于后者，可重点关注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与韩国闵宽东《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版本目录》。王著对《三国演义》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欧美各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较为全面和扼要的评述（注：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闵著则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三国演义》在韩国的流传、出版、翻译、版本、研究及影响的情况（注：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新时期《三国演义》的文本研究成果的相当显著，研究视野、思路与方法大为拓宽，文本分析更加深入细致，《三国演义》的丰富内涵得到多角度的展示。这里重点从题旨与艺术两个层面作一简要梳理与评价。

题旨研究方面，在对以往“正统”说、“拥刘反曹”说、“忠义”说、“仁政”说、“反映三国兴亡”说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近30种新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黄钧的“民族历史悲剧”说，认为魏胜蜀败的结局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因此，《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悲剧（注：见《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沈伯俊的“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的主题（注：见《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说认为小说通过“点睛”之笔的直接宣扬，通过政权斗争的相似性和人物命运因果报应的描写，表现了“天道循环”的核心观念（注：见《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潘承玉的“反映天命观”说，认为作者对天命的理解与阐析构成了全书的情节内核，对天命的困惑与欣慰构成

了全书的感情基调，《三国演义》以艺术的方式探索了反天命的可能，提出了反天命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注：见《〈三国演义〉主题再探》，《唐都学刊》1996年第3期。）；等等。虽然部分新说尚未突破传统“反映论”的思维模式，但更多的则是融入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时代意识，超越单纯文学的范围，拓展到了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呈现出多元交汇的新气象。

在艺术研究中，人物形象研究是重中之重，成果最为突出。首先是立足文本实际，回归民族传统展开新的理论思考。傅继馥、石昌渝、艾斐、张锦池、刘上生等围绕“类型化典型”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突破了西方典型理论的图解式分析。其次，对《三国演义》人物塑造艺术也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探索。主要见之于剑锋《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杜景华《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关四平《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的建构模式》等论著。再次，研究范围日益扩大。除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主要艺术形象继续受到重视外，对过去很少甚至没有涉及的人物，如貂蝉、陈宫、魏延、赵云、庞统、刘封、刘禅、姜维、杨修、司马懿、孙坚、孙策、孙权、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诸葛恪、孙夫人、吕布、袁绍、袁术、孟获等，也受到研究者不同程度的关注。复次，帝王、武将、谋士、使者、医生、女性、知识分子、孤独者等群体形象的研究也出现了各具新意的论文。还有，就是采用了新角度、新方法研究人物，一些主要的艺术形象在深度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佳作纷呈。例如对于曹操，李厚基、许建中、徐中伟、刘上生、杨仲义等力图从多视角、多层面、立体地审视并揭示出曹操性格的复杂性及其美学意义，较之过去单纯的“奸”“雄”的“二分法”，无疑更有助于对曹操形象丰富内涵的认识。

在人物形象之外，新时期《三国演义》的艺术研究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其一，整体的艺术研究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如刘永良《〈三国演义〉艺术新论》、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等，论述相当广泛而系统。其二，创作方法的分析，已跳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结合”的思维定势，更加注重《三国演义》的艺术个性以及民族特色。其三，虚实问题的探讨，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史实比附和比例划分，而是更多地进入美学的深层次的文本分析。其四，叙述结构的研究，运用原型批评、母题学、叙事学、阐释学等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如杨义的《〈三国演义〉的悲剧结构和经典性叙事》一文围绕“叙事典式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富有启示意义（注：见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其五，战争在《三国演义》中的重要性、独特性已得到高度肯定，提出了“战争文学”、“战争个性”、“全景军事文学”等概念。其六，语言艺术的总结更为深入。如沈伯俊从题材、内容等方面分析了作者之所以采用半文半白语言的原因，肯定了这种语言风格的表现力（注：见《（三国演义）的语言艺术》，《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其七，艺术风格是新时期开拓的新课题，提出了“英雄史诗”、

“悲剧美”、“阳刚美”、“刚柔兼济之美”、“超验美”等观点。

从文学的研究扩展到文化的研究，是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的突出特点。这一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文化精神研究、应用价值研究以及“三国文化”范畴研究等方面。

文化精神的研究是《三国演义》文化研究的主体陈辽、谭洛非、刘上生、张靖龙等分别就《三国演义》所反映的传统文化心理与深层结构、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崇尚纵横的乱世情怀及其文化意蕴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一书则从七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三国演义》所具有的大众文化内涵（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样的研究和分析都有利于人们开阔思路，更好地认识《三国演义》的深层内涵。对诸葛亮和关羽的文化阐释形成了研究热点，有学者甚至提出了“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等概念。这些都反映了《三国演义》文化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和认识的深化。

《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提出的新课题。不少学者把《三国演义》视为我们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人生的启示录，从人才学、谋略学、运筹学、决策学、领导科学、军事科学、经营管理等角度探讨它的文化价值，发表了十余种专著，数十篇论文，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对于开启人们的思维，促进《三国演义》的传播与普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90年代提出了“三国文化”的概念。沈伯俊对“三国文化”作了三个层次的诠释：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即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三国演义》文化”，均可视为大文化的“三国文化”的分支（注：见《“三国文化”概念初探》，《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三国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定位，标志着《三国演义》文化研究的深化和规范化，预示了《三国演义》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

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成绩喜人，但不足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文献的调查与考证方法单一，一度附会成风；文本研究中浅层次重复现象时有发生、庸俗社会学批评不时抬头、新理论新方法运用拘泥不化；文化研究中轻视文本深层理路，任意割裂比附，现象罗列有余而理性认知不足。

四

20世纪海外《三国演义》研究中，以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国的研究成就比较显著。其重心大致集中于版本研究、源流研究、艺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四个方面，其中版本研究成果最为突出。1968年日本小川环树首先指出，明代万历及以后的若干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1976年，澳大利

亚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提出了重要创见：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40年，罗贯中又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马兰安、日本金文京、中川谕、上田望等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成绩较著（注：具体可参见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遍访亚美欧各大图书馆，先后查考了26种不同的非“毛本”版本。在此基础上，运用了“串句脱文”的新方法，对诸版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基本理清了《三国演义》版本演化关系。他寻访整理而成的《〈三国演义〉现存版本目录》是继马廉、孙楷第之后的又一重要成果。

海外学者对源流研究也比较重视，比如俄罗斯李福清长期关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他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一书中对此作了系统的研究（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就《三国演义》与平话的关系作了详实而深入的考辨，成为这一领域中的重要开拓之作。与此相近的还有日本的大塚秀高，他擅长从通俗文艺作品中发掘古代小说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渊源。如《关羽与刘渊——关于形象的形成过程》一文（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34册，1997年3月。），对《三国志平话》结尾所写的刘渊乘乱起兵，攻灭西晋，即汉皇帝位这一情节进行研究，分析了刘渊形象与关羽形象，认为两者是表里一体的关系。刘渊的“须长三尺余”及爱读《左传》的因素从关羽形象中袭来，而关羽的龙神因素则从刘渊形象中获得。视角独特，饶有新意。

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以美国学者为著。1968年夏志清所著《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评论》对小说的结构、风格、人物、情节、主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一部“最为关心人类动机的性格小说”。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当成是明代文化的共同产品，从结构、行文、反讽等方面作了别开生面的新解，认为《三国志演义》是“作者对据以创作的各种原始素材经过以反讽为主调的修改加工、因而具有反讽意味的一部作品”（注：有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10月版。）。温斯顿（杨力宇）、罗伯特·鲁尔曼等均有影响较著的力作。此外，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也把《三国演义》作为学位论文研究对象。

另外，日本的应用研究广泛而深入，主要论著有：守屋洋《〈三国志〉与人才学》，桑原武夫、落合清彦《〈三国志〉的魅力》，狩野直祯《〈三国志〉的智慧》，日本《愿望》月刊编辑出版的《〈三国志〉——商业竞争的宝库》，城野宏《〈三国志〉的人际关系学》，松木一男《英雄魅力学：从人性角度透视曹操、孙权、刘备与三国群英》等。日本在《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上开风气之先，其主要特点是与现实尤其是企业经营管理结合比较密切且卓有成效，比如松下幸之助运用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使公司大获成功。

以上四个方面显示了海外《三国演义》研究的独特视角与价值取向，在研究理念、思路与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80年代之后，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逐步加强，这些成果陆续被介绍进来，对国内的《三国演义》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但在总体成就上则无法与国内相比。

五

据我们初步统计，20世纪百年间的《三国演义》研究，共出版学术著作100多部，发表论文2000余篇，其中新时期20年间出版学术著作80余部，发表论文1600余篇。80年代之后，大陆与海外学术界从相互隔绝到走向交融，也有力地促进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向纵深发展。通观20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作者、版本、形象、题旨、应用研究这五大热点构成了研究的主流，百年间的成果与不足都在这五大研究热点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1、作者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罗贯中的生平知之不多，对其思想研究亦仅据作品而推定。1930年，郑振铎等发现了《录鬼簿续编》。这一材料发现的意义首先在于使《三国演义》的作者研究自此据有可信的文献基础，同时又直接激发了学术界研究罗贯中身世、著述的热潮，此外也有裨于学者更准确地把握《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在50至70年代，作者研究未受到重点关注，也没有新的进展。80年代之后，作者研究陡然趋热，争鸣纷起，成果显著。要之，经过百年尤其是80年代以后学者的不懈努力与热烈争鸣，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作者的地位已牢固确立，有关罗贯中的籍贯、生平、交游、创作、思想也梳理得比较清晰。但在作者研究与争鸣中还明显存在着两大不足，一是好立新说而缺乏确证；二是不顾事实而曲意附会。前者如诸多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而提出的新说，最后均未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后者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山西一些学者对清徐《罗氏家谱》的附会解读。鉴于作者研究需要坚实的文献确证，在没有发现新的资料之前，我们认为有关作者的考证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应暂时缓行。

2、版本研究。1924年元《至治新刊三国志平话》的发现激发了《三国演义》的访书热以及版本研究热。从马廉《旧本三国演义调查》所录《三国演义》版本16种，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数增至23种，再到40年代，戴望舒又发现藏于海外的孤本。这些不同版本的发现、介绍、著录、刊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尔后，经过第二时期的沉寂，至80年代，版本研究再度成为热点之一。由于国外版本研究成果的介绍，大陆学者迅速改变50年代之后忽视版本研究的倾向，而上继前半个世纪版本研究传统，外融日、澳、英等国学者的版本研究成果，奋起直追，尤其在1987年《三国演义》版本专题研讨会后，有关《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在整理印行各重要版本、考辨版本源流以及评改本的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出版工作还是明显滞后，学术界今后应首先将重点放到国内外已发现的各种重要版本的系统整理工作上，从而为版本研究提供更全面、更系统的文献依据。同时对各种评改本须进一步深入地予以研究。

3、题旨研究。与作者、版本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题旨研究在前半个世纪似乎被忽

略，虽然20年代鲁迅、谢无量，40年代李辰冬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但未见有专题性的系统论述。50年代之后，借助“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的二次大讨论，《三国演义》题旨研究突然热遍全国。围绕“人民性”的论题，涉及到作者的爱憎态度、正统思想、爱国主义、民族情感等。围绕“为曹操翻案”的论题，争论的重点在于人物形象，但同样涉及“尊刘抑曹”正统思想及如何评价的问题。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次论争的确存在过多的政治图解，但对促进人们之于《三国演义》题旨的认识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时期的题旨研究因充分吸取了思想解放的精神成果以及海外人文学科新理论新方法，逐步从原先的政治意识层面拓展至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等层面作多角度的透视，视野更为开阔，思维更为活跃，新见迭出，令人眼花缭乱。但无庸讳言，由于受新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和操作者熟习程度的影响，许多新见难免主观性、随意性和片面性之嫌。而《三国演义》内涵的丰富复杂，也使那些单一、平面的概括显得苍白无力。所以，许多新说尽管新鲜一时，但终究似过眼烟云。我们认为，今后的题旨研究应跳出各执一端的主题之争，而更多地从文本本体、整体、立体地认识《三国演义》的题旨内涵。因为《三国演义》由历史积淀而成的丰富内涵不可能以单一主题加以概括，而且题旨本身具有开放性和重释性，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出新的阐释，任何单极思维都会重蹈“盲人摸象”的覆辙。

4、形象研究。20年代初，钱玄同、鲁迅等都曾对包括人物形象在内的艺术手法作过概要论述。至40年代，李辰冬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曹操、孔明、周瑜作了较为精辟的分析。但总的来看，前半个世纪有关人物形象研究成绩不著。1959年“为曹操翻案”的大论争，虽然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及其与历史上的曹操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但由于发起论争的历史学界对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的普遍混淆，因此没有能以此为契机把《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研究引向深入。新时期《三国演义》形象研究成绩卓著，主要表现在两个“回归”、两个“突破”上。两个“回归”指：一是从原先重在政治立场回归文学本身，侧重于艺术的、审美的分析与评价；二是从西方典型理论的图解式分析回归中国文学传统，侧重于从中国小说史艺术形象的发展视角进行考察。两个“突破”指：一是广度上的突破，即从过去重点关注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主要形象转向全体，过去被忽视的次要人物都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二是深度上的突破，许多学者以新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进行重释，提出许多新见，有力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的形象研究向深层推进。不过，从更高的要求来看，《三国演义》形象还多停留于个体研究。今后应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体系性和原型性研究上来。

5、应用研究。海外主要集中于日本，在大陆，则勃兴于80年代中叶之后，且明显受日本应用研究的影响。相比之下，日本的应用研究与企业结合得更为紧密，商业味更浓。应该看到，《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人们对于小说丰富内涵的认识和理解，

但有的研究者执其一端，不及其余，为我所用，任意发挥，其实离小说文本很远，表现出了浓重的实用主义倾向。我们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应首先将重点集中于谋略学的研究，然后再由谋略学研究延伸到其他学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应坚持学术规范，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态度。

在对以上五大热点进行认真梳理、估衡与反思的同时，我们认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应走出上一世纪五大热点的学术定势而努力寻求新的突破点与增长点。概而言之，以下六个方面应引起学术界重点关注。

一是《三国演义》资料信息系统建设。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三国演义》文本信息检索系统。经国内外诸多学者辛勤搜访整理，有关《三国演义》的版本已达30多种，一般学者难以睹其全貌，更难以据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鉴此，有必要借助信息化手段，对《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进行系统的整理，然后由此逐步建立和完善《三国演义》文本信息检索系统。其二是《三国演义》研究信息检索系统，包括著作、论文、序跋、随笔、评点等等。这样，更有利于《三国演义》研究信息与成果的交流共享，更有效地避免低层次低水平的重复，也有助于加强对学术抄袭剽窃等违规行为的监督。

二是《三国演义》研究史的研究。《三国演义》在其诞生至今的数百年间，学术研究绵延不绝，成果相当丰富。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一部《三国演义》研究史问世。可以在完成《三国演义研究论文索引》、《三国演义研究著作提要》、《三国演义研究编年》的基础上，编写一部系统的《三国演义研究史》，通过对《三国演义》研究成果、经验与教训的全面总结，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在新的学术起点上向前推进。

三是《三国演义》传播与接受研究。《三国演义》一经问世，即以其无可企及的历史演义的典范性不断为历代文人所摹拟、所借鉴，并不断衍化或被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包括民间传说）。因此，在20世纪所忽略的《三国演义》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应该成为21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可从民间、作家与学者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相互并观，寻其规律。

四是《三国演义》叙事学研究。《三国演义》来源于《三国志》，在从历史文本演化为文学文本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后代仿作或续作的历史演义为何都未能超过《三国演义》？其中原因究竟何在？这就需要从叙事学层面上进行系统总结。当然，我们应特别警惕重蹈过去借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结合”覆辙的危险，不可全盘照搬西方叙事学理论，而是将西方叙事学理论与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有机地融为一体。在这方面，杨义的《〈三国演义〉的悲剧结构和经典性叙事》和郑铁生的专著《三国演义叙事艺术》已作了有益的探索。可以相信，通过对《三国演义》叙事角色、视角、时空、结构、话语等系统的研究，将会大大深化对《三国演义》艺术独创精神的整体把握，也会进一步加深对《三国演义》人物

形象体系与意义的认识。

五是《三国演义》文化学研究。《三国演义》文化学研究应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展开亚文化传统研究。由于小说在中国一直处于文学边缘地位，一方面它总是向主流文化靠近，力图从边缘走向中心；另一方面，在为主流文化所排斥的过程中，成为非主流文化的思想渊薮，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小说的生机与活力也正在于此。就《三国演义》而言，小说中包融着丰富的亚文化传统，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诸子文化、隐逸文化、民俗文化等等，对于这些亚文化传统从表现形态到精神内核及到组合方式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认识，而且可以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提供启迪。

六是《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1)《三国演义》与同类历史演义的比较研究；(2)《三国演义》与中国其他长篇小说的比较研究；(3)《三国演义》与世界文学名著的比较研究。这样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总结《三国演义》的独创精神，有助于更好地总结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个性，也有助于更好地总结中国小说的民族传统。

以上六个方面的研究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相互促进，21世纪《三国演义》的研究前景直接取决于以上六个方面的进展。

原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六年级《三国演义》阅读测试题及答案

六年级《三国演义》阅读测试题 1、三国中有“三绝”，“义绝”是关羽;“奸绝”是曹操；“智绝”是诸葛亮. 2、三国中有很多人物都有绰号，如“水镜先生”是司马徽“伏龙”是诸葛亮；“凤雏”是庞统；“小霸王”是孙策；“美髯公”是关羽；“常胜将军”是赵云。 3、三国中的人物被塑造得栩栩如生，其中有些人物已成为不朽的典型，好像还活在人群中，所以人们常把有智慧的人赞为诸葛亮；把奸诈的人骂做曹操；把量窄的人谓为周瑜；把性烈的人叫作张飞；把忠厚的人称为鲁肃；把昏庸的人说是刘禅。 4、与赤壁之战有关的事件有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借东风、苦肉计、连环计等。 5、《三国演义》中，为救阿斗在长坂坡杀了魏军七进七出的将军是赵云，长坂坡头退曹军百万兵的将军是张飞，使曹操割须弃袍的将军是马超。 6、《三国演义》中最能体现“宝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英雄人物是关羽。 7、“三英战吕布”中的三英指的是刘备、关羽、张飞。 8、“三国”指哪三国，各国的领袖分别魏、蜀吴；曹操；刘备、孙权。 9、从《三国演义》的描写来看，诸葛亮出山后三次用火的战役分别是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这就衍生了一个俗语新官上任三把火。 10、《三国演义》中以弱胜强的两次著名战役是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 11、《三国演义》中最主要的三大战役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 12、《三国演义》中蜀国的五虎将是指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 13、请说出《三国演义》中和下列数字有关的故事情节。单：千里走单骑三：三顾茅庐五：过五关斩六将六：六出祁山七：七擒孟获八：诸葛亮排八阵图 14、《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持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直大雨将至，雨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这段话描述的故事是青梅煮酒论英雄。你对曹操的评价是奸雄。你对刘备的评价是随机应变是英雄。 15、“马骑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龙出五关”所指人物是关羽。 16、杜牧《赤壁》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句子写的是哪一场战役赤壁之战。涉及两个人物是周瑜和曹操 . 17、“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这一肖像描写写的是关羽，他的主要性格特点是重义气，知恩图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居功自傲，刚愎自用。。 18、“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指诸葛亮。 19、“常山有虎将，智勇匹关张”指赵云。 20、“追欢作乐笑颜开，不念危亡半点哀”指的是三国中蜀国的君主刘禅，有句成语可以概括这句诗乐不思蜀。 21、《三国演义》中以“三”开头的故事有三顾茅庐、三气周瑜、三英战吕布。

《三国演义》中人物性格探析研究性课题报告

《三国演义》中人物性格探析研究性课题报告 班级：高二年级412班 指导老师：李新华组长：万凯 组员：黄伟刘杨尹晴晴赵晓雪王阔王鑫淼庞博杜林峰陈万 课题名称：《三国演义》人物性格探析 课题研究涉及的主导科目：历史 课题研究涉及的非主导科目：语文 研究目的：深刻理解《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内在性格 研究意义：将《三国演义》中各人物身上的优势应用到社会实践中 研究内容： 1.了解《三国演义》的具体内容； 2.总结《三国演义》中人物的性格特点； 3.思考《三国演义》对于现代人的价值与意义。 《三国演义》简介：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以描写战争为主，大概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成功刻画了几百个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赵云等等人物形象脍炙人口，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人物名称、地理名称、主要事件与《三国志》基本相同。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基础上，才进行再发挥，进行夸张、美化、恶搞、丑化等等。其实这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套路，历史演义小说都是虚实相间，穿越恶搞；古今兼顾，讽古说今；一段故事，说两朝事情，一个人物，兼具两朝特点。《三国演义》

把这种艺术方法发挥得很好，一方面，既尽量地反映了真实的三国历史，照顾到读者希望了解真实历史的需要；另一方面，明朝社会肯定有与三国人物相似类型的人，所以又尽量去符合明朝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明朝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三国人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夸张、美化、恶搞、丑化等等，给予读者一些启发或引导，照顾到读者希望增长见识，统治者希望巩固统治的需要。从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套路可以知道，《三国演义》不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三国历史的真实面貌，还反映了许多明朝社会内容。 《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先河，是“用浪漫主义的想象“改造”史实的范例”，在唐传奇故事把佛教文学艺术初步本土化基础上，进一步把佛教文学艺术应用到历史演义小说领域。自此以后，文人纷纷效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部分都已写成了各种历史演义小说，但成就都没有超越《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分析 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赤壁之战乃周瑜等人之杰作。气量狭小的周瑜：三气周瑜纯属罗贯中为抬高他人而虚构，刘备评价周瑜“器量广大”，程普评价周瑜说：“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陈寿评价周瑜“性度恢廓”，另外洪迈、苏东坡等古人，在周瑜的人品方面，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孙权曾为其素服吊丧。周瑜性情开朗，气度宽宏，深得维恩显着。精通乐律，即使在醉酒时也能听出音律的错误。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多疑的人物典型。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侮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三国演义 每回梗概完整版[白话文]

三国演义梗概 第一回 汉朝末年，张角兄弟发动叛乱，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踏上了保国安邦的道路。 第二回 督邮故意刁难刘备，张飞怒不可遏，痛打了督邮一顿。朝廷上宦官专权，大将军何进立外甥刘辩为帝，掌握兵权后决定剿除宦官。 第三回 何进被宦官所杀，而与此同时他所召来的凉州刺史董卓已经率兵来到洛阳。董卓欲行废立之事，遭到丁原的反对，董卓用离间之计使丁原义子吕布背叛丁原，投奔了董卓。 第四回 董卓废掉少帝，立陈留王为帝，引起朝臣不满。曹操自告奋勇前去刺杀董卓，但却失败了。 第五回 曹操在陈留起兵，发矫诏声讨董卓。前来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立袁绍为盟主，关羽在阵前斩了董卓大将华雄，自此威震三军。吕布出关挑战，刘备兄弟三人奋勇击败吕布。 第六回 董卓用李儒之计，将汉献帝劫往长安。长沙太守孙坚得到传国玉玺后离开了洛阳，准备回江东发展大业。 第七回 十八路诸侯联军开始瓦解，袁绍占据冀州后与公孙瓒开战，但公孙瓒得到了猛将赵云，袁绍与战不利。孙坚为报刘表拦路之仇，率部攻打江夏，却被乱箭射杀。 第八回 董卓暴虐无度，司徒王允利用美女貂蝉离间董卓、吕布，董卓在凤仪亭用画戟掷打吕布，自此二人结仇。 第九回 吕布在王允的挑拨下亲手杀了董卓，董卓余党李傕、郭汜起兵攻打长安，杀害了王允。 第十回

李傕、郭汜掌握大权后，假借献帝名义使曹操攻打青州黄巾军。曹操父亲被陶谦部将张闿杀害，曹操迁怒陶谦，率兵前往徐州，望风劫掠。 第十一回 孔融被黄巾余党攻击，派同乡太史慈前往平原请刘备前来解围。刘备来到徐州，曹操又因为后方被吕布袭击，因而撤兵。陶谦有意把徐州让给刘备，被刘备婉言谢绝。 第十二回 陶谦病死，刘备自领徐州牧。曹操用计击破吕布，攻陷濮阳城，吕布被迫弃城而逃。 第十三回 杨彪用反间计使李傕、郭汜反目成仇，不料二人竟在长安城中作乱，杨彪惭愧无地。李傕部将杨奉对李傕的暴虐不满，起兵攻打李傕，但事机败露，杨奉败走。 第十四回 曹操起兵击败李傕、郭汜，将汉献帝迎至许都，自此掌握朝廷重权。杨奉、韩暹不敌曹操，前往投奔袁术。刘备收留吕布，曹操假借汉帝手诏使刘备攻袁术，张飞奉命守城，但张飞却因饮酒而醉倒，吕布乘机攻取了徐州城。 第十五回 孙坚之子孙策向袁术借兵，意图继承父亲遗志，发展大业。孙策攻取秣陵，击败扬州刺史刘繇，收降太史慈。吴郡严白虎企图造反，会稽王朗起兵相助，被孙策击败。 第十六回 刘备为袁术所逼，不得已求助于吕布，吕布辕门射戟替刘备解围。张飞盗吕布马匹，吕布将刘备逐出徐州，刘备投奔曹操。张绣在宛城夜袭曹操营寨，曹操大将典韦战死。 第十七回 袁术在淮南称帝，同时起兵攻击吕布，陈登前往说韩暹、杨奉，二人背叛袁术，袁术因此战败。曹操发檄使刘备、吕布、孙策三方面合攻袁术，袁术不得已渡淮而逃，曹操攻陷了寿春。 第十八回 曹操与张绣、刘表作战，双方互有输赢。刘备为吕布所逼，曹操派夏侯敦前去相助，但夏侯敦被吕布部将曹性射伤左眼。 第十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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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阅读题 一、填空. 1．曹操次子是（曹丕），为曹操之妻（卞氏）所生，因（感寒疾）而亡故。 2．《三国演义》中有两个人的表字为“奉孝”，他们是（刘理）和（郭嘉）。有两个人的表字为“公明”，他们是（徐晃）和（管辂）。又有两个人的表字为“子远”，他们是（许攸）和（孙峻）。 3．《三国演义》中，曹将夏侯憞的左目为 (曹性) 所射。曹豹是吕布的（岳父）。 4．《三国演义》中，关羽的表字先为（长生），后改为“云长”，败走麦城，为（马忠）所擒。 5．合淝合战时，吴国牙将（谷利）告诉孙仲谋先将战马后退，再催马跃桥，孙权才以得脱。 6．《三国演义》中，（杜预）有“《左传》癖”，（邓艾）有“口吃”。7．李傕领兵犯长安城，是听取了谋士（贾诩）的计策。三国中号称“白马将军”的是（公孙瓒）。 8．曹孟德煮酒论英雄时，刘备说出的第一个人是（袁术）。 9．三国后期，魏国人被称作“智囊”的人是（桓范），官居（大司农），为（司马懿）所斩。 10．曹操因为做了一个（三马食一槽）的梦，而决心不给司马氏兵权。12．诸葛亮的父亲名为（诸葛珪），诸葛玄是诸葛亮的(叔父)。13．诸葛亮死在（五丈原），葬在（定军山），享年（五十四）岁，病危之时，蜀汉后主派尚书李福前去问安，问丞相百年之后谁人可继任，诸葛亮先说（蒋琬），后说（费祎）。后诸葛武侯在（定军山）给魏将（钟会）托梦显圣。 14．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孝景帝玄孙。其祖父为（刘雄），父亲为（刘弘）。刘备早年师从于（卢植）。 15．蜀汉即将降魏时，后主的第（五）个儿子（刘谌）誓死不降魏，官封（北地）王，后杀妻、子，自刎。 16．董卓表字为（仲颖），因（贿赂十常恃）而做西凉刺史。收复吕布时，是听取了身边谋士（李肃）的计策。 17．群英会蒋干中计后，曹操下令掉杀蔡、张二将，后封（于禁）和（毛玠）为水军都督。 18．诸葛亮之妻（黄月英）相丑，但有大才，孔明很多才学也取之于她，后生子（诸葛赡），与武侯之孙（诸葛尚），皆为（邓艾）所斩。19．蜀汉最后一个年号为（炎兴），后主刘禅表字为（公嗣），做（四十二）年皇帝位。 20．吴主孙权登基为皇帝后，封（顾雍）为丞相，孙权共在位（二十四）年。 21．张飞被手下部将（范疆）和（张达）所刺，后降吴，先主伐吴时，吴归还二人于刘备。 22．《周易摘抄》是东吴谋士（程秉）的作品，当年孔明“舌战群儒”时有所提及。《三国演义》中还提到一人擅长“周易”，这个人是(管辂)。 23．孔明入川时，设计擒张任，这个计策是一个现代电影的名字，它

对《三国演义》译本的一些见解

对《三国演义》的两个对本对比 Summary: The paper I refer to talks about the 43rd chapter of translations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ainly making comparison between Moss Roberts’ and Cheung Yik-man’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so broad and profound that the translators can’t avoid some mistakes at times. However, Chinese translator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s well as foreigner ones. Hence, cooperation may be a good choice for a good translation. Consider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job of translation should take Chinese translators as a center. 赏析： 本文挑选《三国演义》第43回的译文作为讨论内容，以加拿大华裔学者张亦文的译本与美国学者罗慕士的译本作对比，看看国内外的译者各有何得失之处。 译本比较： 1.语言失误 欲待降来，恐曹操不能相容。 张译：If we surrender, Cao Cao may reject our proposal. 罗译：If we risk submission, I fear Cao Cao will not accommodate us. 曹操大军临境，东吴将士谋臣讨论该如何应对，众说纷纭，孙权拿不定主意，回府后，寝食难安。吴国太问其原因时，他说了以上这番话。“曹操不能相容”该如何理解比较好呢？罗慕士用了accommodate，这个单词的意思是do (sb) a favor; oblige, 帮（某人的）忙；施恩惠于。而张亦文用reject our proposal，即“拒绝我们的要求”。究竟哪种解释更合适呢？其实这个相容的意思应该是容不下（我）、饶不了（我），两者的译文皆弄错了文章的原意。比较合适的翻译应该是If we surrender, Cao Cao won’t spare me. 2.语用失误 刘棕束手。 张译：Liu Cong has been captured. 罗译：Liu Zong bound his hands in submission.

《三国演义》战争的描写特点

《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 摘要：本文从《三国演义》描写战争各具特色，将政治、外交与战争相交织，重视战略决策，在战争中写人物，在战争中穿插轻松、富有诗意的场面五个方面来论述《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 关键词：三国演义战争描写各具特色矛盾交织重视战略 《三国演义》全书运用现实主义笔法，采用“七实三虚〞的方法，共写了四十余次战役，上百个战斗场面，包容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再现了当时那纷争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战争描写中作者善于抓住每场战争的特点，将战争写得各具特色，有声有色，绝少雷同。作者写这些战争或从大处着眼写全局，或从小处着手些片段；或以寡敌众弱胜强，或以强制弱众对寡；或旷日持久的对垒，或短兵相接的速决；既有上百万人参加的大战，也有千百人出场的小打；既有先胜后败转胜为败，也有先败后胜转危为安；既有刀枪相向沙场搏杀，也有运筹帷幄出奇制胜。作者描写的这些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战争，充分展示了战争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三国演义》描写战争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等交织在一起,突出交战各方的各类矛盾冲突，为战争的结局埋下伏笔、做好铺垫；《三国演义》描写战争重视写统帅部的运筹帷幄，战略决策及战术的运用，多以计谋、兵法定胜负，为战争的结果设悬念、定格局；《三国演义》描写战争把着眼点放在最富有戏剧冲突的事件和最能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情节上，不使复杂的情节掩盖人物的思想、性格，使人物性格、思想在复杂的情节中更加鲜明突出；《三国演义》描写的战争，多数并不表现的惨烈可怕，而如一首首英雄的史诗，常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穿插一些轻松的场面，将战争写得张弛有度，富有诗情画意，富有强烈的节奏感。《三国演义》人众亊繁，矛盾复杂，描写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全书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这三大战役为主要线索，中间夹杂了一些较次要的辅助性的战役，形成了一个战争体系，给人们展现了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 现谨从《三国演义》将大小四十余次战役，上百个战斗场面写得多姿多彩、各不相同、千变万化；将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与战争交织在一起；重视统帅部的战略决策、战术的运用；在复杂的情节中反映人物性格、展示人物的思想；在紧张的气氛中穿插轻松的场面，将战争写得张弛有度，极富节奏感；这五个方面来分析《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 一、各具特色写战争，战斗场面不雷同。

最新整理小学六年级语文小升初语文《三国演义》常考知识点汇集.docx

最新整理六年级语文教案小升初语文《三国演义》常 考知识点汇集 小升初语文《三国演义》常考知识点汇集 1、《三国演义》中忠义的化身是关羽，我们所熟知的他忠、义、勇、谋、傲的事情分别有：千里走单骑、华容道义释曹操、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败走麦城。 2、《三国演义》中智者的化身当属军师诸葛亮，他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之事，书中记叙了有关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事迹，如火烧赤壁、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空城计、挥泪斩马谡等。 3、《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三弟兄分别是使用双股锏的刘备，使青龙偃月刀的关羽和使丈八蛇矛枪的张飞。 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5、写出两个与“三国”故事有关的成语或俗语：三顾茅庐、万事俱备，只欠东分。 6、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请写出小说中有关诸葛亮的两个故事的名称。例如：草船借箭，舌战群儒，空城计。 7、填人名，补足歇后语。 （1）（诸葛亮）借东风——巧用天时（2）（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 （3）（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4）（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5）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比喻人多智慧多，有事情大家商量，能想出好办法来)

8、杜牧《赤壁》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句子写的战役是赤壁之战。涉及到的两个主要人物周瑜、曹操。 9、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是根据《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战役）中”周瑜定计火攻曹操”的故事演化而来的。请再写出源于《三国演义》的两个成语，并写出相应的人物及故事。 成语：三顾茅庐人物及故事：刘备三请诸葛亮。 成语：身在曹营心在汉人物及故事：徐庶人在曹营，不献一策。 10、结合《三国演义》，说出诸葛亮与周瑜联手指挥的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是赤壁之战；再说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失街亭一事。

三国演义战争描写艺术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论文题目 论《三国演义》描写战争艺术 论文作者：刘塑 准考证号：270112200029 作者单位： 指导教师：黄鹤 主考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年月

内容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他以魏、蜀、吴三国的兴亡为线索，描绘了三国时期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战略决策。以人作为叙事的中心和灵魂，擅于描写战争是它的杰出成就。继承并发扬了《史记》、《左传》对战争的描写方法。全书共120回，共描写四十多次战争，都特色鲜明，摇曳多姿。作者着力描写战争，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政治斗争与战略决策，战略思想，谋略与战术合理运用，人物形象的刻画，都写的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符合冷兵器时代大小规模战争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以主帅“谋略”得失为成败关键的原则。尤其对重大战役更是着力描写。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更是决定了三国魏、蜀、吴的国运。虽然战争精彩纷呈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但作者更是以恢宏的笔调描述了战争的残酷的一面。通过作者对战争描写的研读，体会它对我们今天工作、生活的启发意义。

论《三国演义》描写战争艺术 一、乱世的起源—政治斗争与战略决策 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黑暗腐败和天灾频繁，爆发了黄巾起义，朝廷派兵镇压。虽然镇压成功但也动摇了汉朝的统治根基。紧接着宦官与外戚的争斗使汉朝走向崩溃的边缘。到了董卓进京时，汉朝已经开始瓦解。董卓的专权使各路诸侯联合起来讨伐董卓。在讨伐的过程中，各路诸侯为争夺天下，各据一方，经过战争的较量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之间又不断地进行斗争，最后相继灭亡，由西晋统一了全国。就如《三国演义》的开篇所写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样一段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过程。各个政治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要统一天下，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战争。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三国演义》成功地描写了众多的战争场面大多形象鲜明，各具特色。每次战争之前或战争中，交战双方为了能使自己在交战中取得胜，总是先采取一些政治措施，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从而促使条件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转化。具体到每一场战争并不是静止或孤立地单纯写战争，并不是一味的写交战双方的打打杀杀，而是特别重视战略决策的作用。谁能在战争中决策得当，决策正确，谁就能取得相当的主动权，谁就能在战争中取胜；反之谁决策失当，决策失误，谁就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期间最经典的是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前夕，孙策死前把东吴托付给孙权。东吴根基不稳，又逢新主。孙权听从诸葛谨之言“勿通袁绍，且顺曹操，然后乘便图之。”于是与曹操结盟。袁绍听后大怒，起七十余万人马，攻取许昌。曹操起军七万迎敌。就这样官渡之战打响了。战前田丰狱中上书谏言：“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绍怒，欲斩田丰。在官渡之战中，战争一开始，双方的力量对比，客观条件的优劣差别都不利于曹军。袁绍兵多粮足，主动攻打曹操，曹操兵少粮乏，被动应战，粮草成了影响双方胜败的关键。对这一点，双方谋士都看得很清楚。袁绍的谋士沮授说：“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曹操的谋士荀攸说：“绍军虽多，不足惧也。我军俱精锐之士，无不以一当十，但利在急战，若迁延日月，粮草不敷，事可忧矣。”但对于各自谋士的正确分析与判断，双方主帅在决策上却有天壤之别，袁绍听了沮授的话是“怒曰”，曹操听了荀攸的话是“所言正合我意”，由此，双方主帅的谋略见识，决策能力高下立判。

古文翻译 三国演义 缩编版 第八章 连环计

八、连环计 2013-9-24 一日月深，王允步入后园，忽闻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允潜步窥之，乃歌伎貂蝉也。允喝曰：“汝何夜深于此长叹？”蝉曰：“妾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身碎骨，莫报万一。今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长叹。” 允纳貂蝉于坐，叩头便拜。貂蝉惊伏于地曰：“大人何故如此？”允跪而言曰：“百姓、君臣非汝不能救也。我观董卓、吕布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连环计。先将汝许嫁吕布，后献与董卓。汝谍间他父子反颜，令布杀卓，以绝大恶。”貂蝉曰：“万死不辞。” 次日，允令良匠造金冠一顶，使人密送吕布。布大喜，亲到王允宅致谢。允延之上坐，酒至半酣，允曰：“唤孩儿来。”少顷，二青衣引貂蝉艳妆而出。允指蝉谓布曰：“吾欲将此女送与将军为妾，还肯纳否？”布谢曰：“若得如此，布当效犬马之报！” 过了数日，允趁吕布不在，请董卓赴宴，命貂蝉把盏。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允起曰：“允欲将此女献上太师，未审肯容纳否？”卓再三称谢。允即命备毡车，先将貂蝉送到相府。 董卓偶染小疾，貂蝉衣不解带，曲意逢迎，卓心愈喜。

吕布入内问安，正值卓睡。貂蝉于床后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挥泪不止。布心如碎。 董卓回府，见布马系于府前。卓寻入后园，正见吕布和貂蝉在凤仪亭下共语，画戟倚在一边。卓怒，大喝一声。布见卓至，回身便走。卓抢了画戟，挺着赶来。吕布走得快，卓肥胖赶不上，掷戟刺布。 允延布入密室，布曰：“吾欲杀此老贼，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后人议论。”允曰：“将军自姓吕，太师自姓董。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耶？”布奋然曰：“非司徒言，布几自误！” 董卓入殿门，王允大呼曰：“反贼至此，武士何在？”两旁转出百余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裹甲不入，大呼曰：“吾儿奉先何在？”吕布从车后厉声出曰：“有诏讨贼！”一戟直刺咽喉。

《三国演义》字频研究

《三国演义》字频研究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古典长篇小说，取材范围几乎整整一个世纪，而其从酝酿到成书，前后经历了一千多年。从这一成书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不是一人之作，而是全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采用浅近的文言，同时吸收了当时的口语成分，它通过语言艺术的审美愉悦，把读者带到历史重现的画卷中，带到历史文化的领悟中。为此，它保持着述说历史的郑重其事、严肃认真的态度，从而使自己的语言带有特殊的史家气概和史笔风采。明人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早就指出《三国演义》语言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有接近当时口语的成分，这是因为它的成书经历了史家著述，讲史话本和文人创作的过程。讲史话本的创作形式，使《三国演义》的语言更接近口语，而史传文学的著述，又为其语言的精炼奠定了基础。从语言面貌上看，汉魏以后口语中新生的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都在书中有面广量大的反映；为了营造历史气氛，全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文言成分。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提供的材料在语言研究上所具有的代表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研究《三国演义》面貌的成果尚不多见，从字频角度进行语言研究的目前为止更是没有发现。综合观察100余年来的有关文献，目前《三国演义》语言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和需要发展的地方：首先，从我统计分析的文献资料看，对《三国演义》的语言进行语言艺术研究的多，而进行语言学研究的少。其次，对《三国演义》的语言研究，目前尚缺乏系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便是有一些系统研究，也缺少深度和完整性。第

三，对《三国演义》的语言艺术研究或语言学的研究，多数是描述式、例证式研究，缺少封闭式、数据库式的统计分析研究。我们以后的研究，要突破以上诸多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局限，让《三国演义》这一具有重要语料价值的经典著作的语言研究取得应有的进展和成就。《三国演义》字频研究的意义也就在于为汉字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比较可靠的基本资料，应为汉字应用及应用发展史的描写提供一些比较可靠的研究结论。本课题利用《三国演义》文献语料库和由语料库得到的文献数字化信息，全面描述并分析《三国演义》用字的量和位。我借助《三国演义》语料库提供的大量的文献数字化信息，以汉字为计量单位，可以极方便地从定量和穷尽两个方面对《三国演义》用字作全面分析，进而对《三国演义》的语言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并获取那些单凭抽样调查不可能得出的结论。以量作为依据，分析量与质的关系，是本类课题研究工作的重点。本课题旨在研究《三国演义》的用字情况，研究的对象是《三国演义》所用的全部单字。精确的文献总用字数和所用单字数，为语言定量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从《三国演义》语料库中提取《三国演义》字表，字表中的每个单字都作为一个独立的计算单位，并且把文献用字的总量和每个单字的频次提到供观察的重要位置，这些对于文献用字的定量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为编排《三国演义》字频表，我采集的7种数据分别是：序位号，简称号（字种）、频次（绝对字频）、单字覆盖率（相对字频）、累积用字数（累计字频）、累积覆盖率、均频倍数等。对于《三国演义》字频的研究而言，我采用的具体的、有创新的方法主要有：（1）全方位全过程地

三国演义两种译本的赏析

《三国演义》选段两种译本的对比赏析 一引言 原文选自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为其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开篇。 《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吴、蜀、魏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大概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成功刻画了近两百个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等等人物形象脍炙人口，不以敌我叙述方式对待各方的历史描述，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编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汇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该选段“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为作者交代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短短不足七十个字就将历史上政权更迭、各方势力纵横捭阖、你争我夺争霸天下的历史演变和兴衰展现的淋漓尽致。 原文虽为文言文，但用语较为平实，因此在语义的理解上不会对当代读者产生较大困难，也必然不会给译者带来困惑。然而，区区几十个字却承载了较为丰富的历史史实，且放眼天下兴衰、大气恢弘。因此，要想将原文的翻译做到神形兼备、既忠实于原意又体现出其精髓实属不易。接下来，我将从选词用句和语言风格两方面着手，对比译者张琴（以下简称Z）和译者Moss Roberts（以下简称M）对该选段的翻译，力求呈现较为客观的翻译对比赏析。

二对比赏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二位译者对原文的翻译。 原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Z版： As a natural rule, an overall structure, like a country or an organization,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ivision, tends to unite at last; while after a long time union, it tends to divide. It is the same with dynasties in antiquity. At the end of Zhou dynasty, seven dynasties which contended with each other finally were conquered by Qin dynasty and became part of it. After the rule of Qin dynasty, two dynasties, Chu and Han, emerged and they fighted against each other with Han being the victor in the end. It began when Liu Bang, the Han emperor, cut off a white serpent to indicate the uprising.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uprising, the whole empire became the domain of Han. And it lasted for two hundred years. At the end of West Han, Wang Mang who wanted to usurp Han established the New dynasty. But he was overthrowed by Liu Xiu who was persist in restoring West Han, therefore, the legacy of Han remained. Then Han lasted for another two hundred years until the rule of emperor Xian who was the last emperor of Han dynasty. After that, the empire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which were respectively possessed by three kingdoms known as Wei、Shu、Wu. M版：Here begins our tale. The empire, long divided, must unite; lone united, must divide. Thus it has been. In the closing years of the Zhou dynasty, seven kingdoms warred among themselves until the kingdom of Qin prevailed and absorbed

三国演义研究

内容摘要： 《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的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 《三国演义》继承了《平话》“拥刘反曹”的传统，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备美化成一个“仁慈”的、备受人民“爱戴”的统治者，从而来歌颂“正统”，鼓吹“王道”。 关羽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着力刻画他的“神威勇武”。“温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了他的勇武，“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了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英雄人物。以此来极力宣扬封建的“忠”“义”思想。 善于描写战争，提供研究封建社会战争的某些材料，表现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是《三国演义》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斗争正统王道忠义战争 元末明初，由于话本小说巨大的社会影响，所以引起了一批与市民阶层有着较多联系的封建文人的注意，逐步加入到整理话本小说的行列中来。由于这些封建文人受过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又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所以他们对话本小说的加工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是脱胎换骨的、创造性的而不是修修补补的。 《三国演义》的蓝本是《三国志平话》。从思想内容方面讲，平话首叙司马仲相断狱，让含冤屈死的韩信、彭越、英布转世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刘邦创立的汉室江山，将全书置于“因果报应”的框架之中，平民观念非常明显。其他如“尊刘贬曹”所体现的是非观念，“桃园结义”对“义”的过分渲染，刘、关、张、诸葛亮出身卑贱而终成大业，以刘渊重兴汉朝结束的大团圆结局等等，显然都带有浓郁的平民观念和平民意识。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删除了司马仲相断狱，以“祭天地桃园结义”始，到“王俊计取石头城”终，这就把全书从“因果报应”的思想框架中拉出来。又改关、张、刘的出场顺序为刘、关、张，并且在介绍刘备时极力突出其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世，这就突出了全书的正统思想和传统的君臣之义。明末清初，毛氏父子假托“古本”再度进行加工整理。为了迎合清代统治者的需要，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此外，毛氏父子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使其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 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做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部思想材料。 一 《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的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 首先，它正面地、直接地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为攫取财产和权利而进行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我们可以看到“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一面“火速将昭，令各处备御”；一面调兵遣将，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原先相互争斗着的统治集团内部各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在维护地主阶级政权的共同目标上，又互

三国演义翻译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作文

三国演义翻译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周朝末期七雄战乱，最终被秦国统一。 在秦国灭亡后，楚汉两国纷争，最后还是被汉朝统一。 汉朝自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至东汉光武帝中兴，当传至汉献帝时，天下即分为三国，互相征战。 说起这三国战乱的由来，还得说说桓灵二帝。 桓帝在位时，把忠臣说的话全部当耳边风，一不高兴还把他们弄死。 而桓帝认为宦官最靠谱，便让宦官掌权。 等到桓帝一死，灵帝在位时，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一起辅佐灵帝。 当时宦官曹节等人掌权，这俩人想宰掉那些宦官，可惜保密工作做的不好，他俩反倒被这些宦官弄死了。 建宁二年农历四月十五号，皇帝在温德殿里处理事情。 刚坐下来，大殿角落就挂起一阵大风，一条大青蛇从梁上就掉了下来。 灵帝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左右便急急忙忙地赶去救驾，文臣武将都不敢去。 一会儿，大青蛇不见了，突然城内挂起暴风雨，里面还夹着点冰雹，下到半夜才下完，毁坏房子许多间。

建宁四年二月，洛阳发生地震，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生海啸，沿海居民苦不堪言。 光和元年，母鸡变成了公鸡。 农历六月一号，温德殿里出现了高达十余丈的黑气。 七月，有虹光现于宫殿之中，山脉皆崩塌。 总之，出现了许多的不详之端。 皇帝问大家这是啥回事，议郎蔡邕上书说这都是因为宦官干政，撤掉宦官就没事了。 皇帝看完奏折后一声长叹，被躲在后面的曹节发现了，就把罪名按在蔡邕身上，把他贬为庶民。 后来张让、赵忠、封谞、曹节、候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狼狈为奸，号称十常侍。 皇帝尊称张让，叫为阿父。 朝廷混乱，导致人民民不聊生，盗贼四起。 这个时候的巨鹿郡里有一三胞胎，老大叫张角，老二叫张宝，老三叫张梁。 张角本来是一个没考上秀才的普通百姓，有一次进山采药，碰见一老神仙，鹤发童颜，手里拿着木杖。 那老神仙招呼他到一个山洞里，给他三本仙书，说道：这书叫《太平要术》，你拿到了这本书，就得拯救万民，做一个大好人。 你要是动了什么歪念头，下场一定不怎么样。

三国演义战争描写艺术

浅谈《三国演义》中的战争描写艺术 赵学丽 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之一。它以魏、蜀、吴三国的兴亡为线索，描绘了三国时期尖锐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作者以恢宏的笔调描述了战争残酷的一面，但其中更以尖锐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描写中体现出谋略的应用。 关键词：军事思想谋略的应用战争描写

浅谈《三国演义》中的战争描写艺术 《三国演义》是写古代战例的典范作品，它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特别精彩的是对战前准备的描写：敌对双方如何确定战略战术，如何调兵遣将，如何刺探虚实，如何利用对方的弱点，都写得十分生动逼真。善于描写战争，提供封建社会战争的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材料，是《三国演义》具有积极意义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这本书在描写军事战争的同时，也不失文采。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力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力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如下来具体分析《三国演义》中战争描写的艺术性。 一、《三国演义》于战争描写中体现了谋略的综合应用

三国演义翻译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3000字作文)

三国演义翻译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_3000字 这个董卓是陇西临洮人，做官做到了河东太守，向来骄傲。怠慢了刘备，张飞性子急，就要宰了他。刘备和关羽连忙阻止到：他是朝廷命官，你有啥资格能宰了他？张飞说道：要是不宰了这货，反而在他底下干活儿，真是不爽。你俩要想在这儿，我自己找其他地方就行了。刘备说：咱仨同生共死，怎么能分离？要不咱都走算了。张飞说：这样还差不多。于是三人率军投靠朱儁，朱儁便收留了他们，让他们攻击张宝的叛军。 正当曹操跟着皇普嵩一起在曲阳进攻张梁时。这边，朱儁率军进攻张宝。张宝率领八九万的叛军，屯兵与山后面。朱儁命令刘备做前锋，与叛军交战。张宝派他的副将高升挑衅刘备，刘备让张飞对付他。双方大战，不到几回合后，高升便被张飞刺下马。刘备率军追击张宝，张宝见形势不对，便立刻作起了妖法。刘备被张宝妖法所击，军队败退回朱儁营寨。刘备向朱儁解释，朱儁说道：张宝用妖法，咱也有解决办法。只要拿猪血、牛血、羊血等污秽之物往张宝一泼，妖法就会被破解。于是，刘备命张飞关羽两人各率领一千人的部队，拿着这些污秽之物待命。第二天，张宝亲自率叛军挑衅刘备，刘备出战。在两军交战的时候，张宝趁机又作起了妖法，刘备率军后撤，张宝一步步逼近。接近张飞关羽的埋伏圈时，两军立刻泼血，妖法被破解了。三支军队一起反击张宝的叛军，朱儁也率军支援刘备。张宝大败，落荒而逃。刘备放箭，射中了张宝的胳膊。张宝带伤逃回阳城，与叛军坚守阳城。 朱儁率兵攻打阳城，又让人打探皇普嵩的消息。情报人员回来之后说：皇普嵩大获全胜。朝廷以董卓军屡战屡败为由，换上了皇普嵩。皇普嵩到的时候，张角已经死了，老三张梁率领残余的黄巾叛乱分子与皇普嵩交战。被皇普嵩连胜七回，在曲阳宰了张梁。皇普嵩把张角的尸体拿来，砍掉了它的头，送往朝廷。剩下的叛乱分子全部都投降了。朝廷加封皇普嵩为车骑将军，当冀州牧。皇普嵩又上表说卢植无罪，于是朝廷放了卢植，官复原位。曹操在这场战役中也有功，于是朝廷封曹操济南相，即刻班师赴任。朱儁听完，督促军队加快攻打阳城，同时叛乱分子内部产生了内讧，叛将严政刺杀张宝，把张宝的头献出来，并且投降。朱儁率军连攻叛军三郡，上表报喜。 这时黄巾叛乱分子残余势力仍有三人——赵弘、韩忠、孙仲，率叛军数万人，到处打家劫舍，声称为张角报仇。朝廷命令朱儁率军队讨伐叛军余孽，朱儁接诏，率军前进。这个时候叛军控制了宛城，朱儁率兵进攻叛军。赵弘命令韩忠出击，朱儁让刘备、关羽、张飞三人进攻宛城西南角。韩忠派叛军精锐部队防御西南角，朱儁率领两千精锐骑兵进攻东北角，叛军害怕宛城被攻下，连忙撤去防御西南角的部队，转而前往东北角。刘备率兵背后打击，叛军大败，逃回宛城。朱儁分兵围城。 宛城没粮食了，韩忠让人出城投降。朱儁不许，刘备说：以前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得天下，就是因为他能把人才都拉到自己一方，你为啥不让韩忠投降？朱儁说：这情况不同，以前秦朝灭亡，楚汉争霸，天下大乱。民无定心，所以高祖才可以把人才拉到自己一方。现在中国统一，这次是黄巾叛乱，要是给他投降，又没办法让他改邪归正。让叛乱分子形势好就到处打劫，形式不好就投降，这法子不是好法子。刘备说：你怎么看就怎么看吧。现在宛城被围，叛军无法投降，必定会死战。一万人一条心，尚且不好办，更何况城中还有数万死战的叛军？不如撤掉东南两面的军队，就打西北这两面。叛军必定弃城逃走，这时就可以打了。朱儁支持，于是便撤走东南两面的军队，只攻西北。韩忠果然弃城逃跑，朱儁与刘关率三支军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