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的文化价值
论诗经的文化价值
摘要
《诗经》作为上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是我们国家的文学珍品。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又是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瑰宝。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 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
关键词
《诗经》；文化；价值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book of songs
Abstract
" Book of songs" as an ancient collection of poems is our country's literary works as a Confucian classic is our nation'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reasures, with extremely rich life, a wide range of creative subjects showed us the ancient social history of style, it is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 figure of history, from ancient to Zhou Dai's social culture. Works behind the excellen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spirit.
Key words
" Book of songs"; culture; value
引言
《诗经》自产生开始,就引起人们瞩目,历代学者在不断地研究它,形成了传统的诗经学。但是历代学者热心是对《诗经》进行文化的还原,形成了经学强化而文学失落的特点。因此也遭到了人们的一些非议。王夫之认为“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方玉润也批评“说《诗》诸儒,非考据即讲学两家。而两家性情与《诗》不相类,故往往穿凿附会,胶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诗经原始〃凡例》这种批评意见至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经学尤多,高潮迭起,形成反《诗序》运动。根据哲学文化人类学观点。人们有理由对《诗经》进行文化的还原。因为“人就是文化”诗与文化同源,作为既是文化创造者,又是文化主要成果的人,诗歌的创作过程,正是对历史文化整合的过程。文化养育了诗歌,诗歌也铭刻文化。因此,诗的这种文化本性就决定了诗歌的文化意味最强,其负载的文化影响往往大于其文学影响。这就是传统诗经学中,其文学意义让位于其文化意义的原因所在。在传统诗经学中,历代学人根据本时代的文化特点,在对《诗三百》进行文化的还原和经化过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功能本位文化,陶铸了伦理实用文化精神。它至少包含了礼仪文化精神、崇史文化精神、道德文化精神。因此,传统诗经学本身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构建。
尊先祖
《诗经》中有很多祭祀诗,主要内容是祭神祀祖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但是《诗经》所尊祟之“祖”,不限于一家一族,这从《诗》三百篇的编订可以看出《诗经》中虽有“戎狄是脚,荆舒是惩”之句,但对周王朝统治的天下却是视为一体的。《诗经》既收周颂，又收商项，既收同姓诸侯国之诗,又收异姓诸侯国之诗。《诗》三百篇的编辑者能编出这样一部涵盖面如此之广的诗集,也足见其海乃百川的气魄。
朱东润先生在《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载《诗三百篇
探故》中说：“我们大致可以假定《诗》三百篇是诸夏部族在对
外奋斗中收集的一部乐歌集”,这是很有见地的。《诗经》的史诗,是华夏族的史诗；《诗经》所表现出的族类意识,是华夏族的族类意识；《诗经》所茸崇的先祖,是华夏族的先祖。《诗》三百篇编成之后,曾广泛用于朝聘享宴和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可以说中国人的族类意识以及尊崇祖留恋故土系心亲情,着重传统的风尚,与《诗经》的熏陶有极大的关系。
《诗经》尊祖必重“孝”全书用了很多个“孝字。所谓“孝子不暇,永锡尔类”；所谓“先祖是皇，孝孙有庆”。而孔子则进一步阐述了孝道,提出孝弟乃“为仁之本”,大大强化了《诗经》的尊祖孝亲的意识,从而尊定了华夏民族重亲缘讲理的传统。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他的学生曾子说：“镇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道出了《诗》三百篇尊祖笃亲、懊终追远的本质意义。
隆礼乐
众所周知，《诗》三百篇诗乐相合,融为一体。史载周公“制礼作乐”,而《诗》三百篇是周代文化的代表,也可说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诗》三百篇全为歌诗,入乐之后,广泛用于各种礼仪,这在《左传》中有大量记载,反映出古代中国礼乐之盛。《诗经》隆礼乐在作品中也有反映。《诗》三百篇中,有“钟鼓煌哆,磐莞将将”《这样的祭祀先祖的庄重之乐,也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样的恋爱与迎亲的轻松之曲。有“黑衍烈祖,以洽百礼”的盛大场面的描写,也有“人而无礼,胡不遗死”的愤怒斥责。
至于礼乐的功能在以孔子为开山祖的儒家经典《札记乐记》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辩异。”这些关于礼乐相互为用的论述,清楚揭示了礼乐文化的精髓。礼乐的具体内容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得陈旧过时,但礼乐外在的形式或框架却可因填充新的内容而不断获得新的生命。礼的实质是秩序的维持,乐的实质是情感的宣泄。中华民族是重秩序也重情感的民族,而且是将秩序与情感结合得相当完美的民族。映涣大国,礼仪之邦。在礼乐文化孕育下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必将在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下大放光彩。
崇道德
说到《诗经》的价值评判标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贯穿到底的“敬德”的思想。在那个时期,就以符合与不符合“德”的要求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应该说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周人的“敬德”思想,表现在《诗经》中的许多具体生活方面以及人们的各种关系中。周人从“敬天”“颂天”到“怨天”,其准则是“天命无亲,惟德是辅”。周人总结殷朝灭亡的教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厉幽时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百川沸腾山家碎崩”社会动荡不安。诗人又一次用“敬德”思想作武器,来批评当政者,规劝统治者。《大雅〃民劳》“民亦劳止,吃可小息”,就是对统治者的耳提面命。诗中还提到要“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无纵诡随,以谨丑厉”,要统治者注意礼节,接近有德之人,不要搞狡诈欺骗,警惕那些邪恶之人。诗中还涉及到了女色亡国,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哲妇”指的就是褒姒,褒姒巧言获宠致乱,最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正人君子希望以德治国,而小人则造谣生事,使国君拒谏饰非,因此《诗经》中对谗言误国的揭露占有一定的比重。
周人处理与周围部族关系的准则,也体现出以德为本的特点。诗人既写了“忧心烈烈,载饥载渴”,久戍未归的痛苦心情,同时对战争又有清醒的认识,“岂不日戒,捡犹孔棘”,正是由于捡犹的进犯,才使自己蒙受如此深重的灾难。从深层看,它反映出诗人爱国与忧家的矛盾对战争的态度既厌恶,同时又深深理解。总的说,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在对待周围部族的关系上,周人的准则是以自我为
中心,要求周围部族共同拥戴,建立起大一统的宗法制国家。周人有厌战的一面,因为战争毕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苦难但又有认同战争的一面,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战争毕竟又有保家卫国的成分。这是周人复杂的战争观。此外,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周人的“慎战”的思想,《诗经》中表现出周人反对穷兵默武,这正是周人“敬德”思想在处理部族关系以及战争问题上最突出的表现
殷人尊天事鬼,周人代殷,则强调以“德”配天,以“德”服众。作为周代文化的代表,《诗经》十分重“德”,总计全书用“德”字多达59个。《释文》说“德,得也”《说文》曾以“外得于人,内得于己”释之,段注说“内得于己,谓身心所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诗经》有“欲报之德,昊天阁极”；“三岁贯女,莫我肯德”；此为外施惠泽之恩德之德。“显允君子,莫不令德”《小雅湛露》,“民之秉彝,好是璐德”，此为内修身心之品德之德。自古以来,中国人外崇仁德以区别仁政与暴政,内修品德以区别君子与小人可见,中国自古就是讲求修身治国的文明之邦。
尚中和
“和美”的文化精神，来源于《诗经》，是中华文化和艺术的瑰宝。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又说“《关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三百篇的整体内容,都表现了中和的特征。《诗》三百篇是诗乐的合一,也是礼乐地结合,已如前述，而在古代中国,乐的本质和功用就是“和”,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
因为由音乐的和奏、和鸣,以及情感的交流、沟通,可联想、推知或企望一切关系的和谐,而臻淳美之境。诗经》中“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此为人神君臣之和；鼓琴,和乐且湛”,此为人际之和；兄弟既具,和乐且孺”,此为家族之和；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郑笺“穆,和也”，为诗歌之和。
孔子要求诗歌文质并重,美善相兼。曾提出过“兴观群怨”的诗用观点,又提出过“温柔敦厚”的诗教,从而构成了孔子完整的诗学观。“兴观群怨”与“温柔敦厚”是相互补充相互为用的,前者在情感的宣泄,后者重在情感的有节制，换句话说,也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意思,是一种中和之美。“
和美”的文化精神, 来源于《诗经》, 是中华文化和艺术的圭臬。《诗经》是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 农业社会塑造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农业劳动中对大自然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触景生情,感物而动”,把大量动植物作为吉祥美好、幸福的象征, 赞美自然界充实旺盛的生命力 , 给人以审美的快感和动植物文化的美学意蕴。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 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使诗歌产生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
结语
古代中国是高度文明的礼乐之邦,表现在诗歌上,既强调感的抒发，强调抒发情感必须有节制,注重情与理的和谐统一，讲求文
艺的社会责任,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儒家的诗教,自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想性格,推动民族文心理的进一步形成。中国人尤其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内在情感十分丰富,而外在举止却是温恭谦让,表现出独特的东方式的含蓄，即孔子所谓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就是《诗》三百篇以及孔子儒家诗教所赐给今天我们研究《诗经》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诗经》的文化精神,从而认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探讨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以明确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这将有助于我们的民族走向世界,迈向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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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文化底蕴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中心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以人为本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
内容提要 (1)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2) 绪论 (2)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2)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5)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8) 总结 (11) 注释： (12) 参考文献 (13) 内容提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宗国精神以人为本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 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11月 Journal of Q iqi har U n i v ers it y (Ph&i Soc Sc i ) N ov e mber 2007 [收稿日期]2007-06-11 [作者简介]梅国宏(1969-)男,宁夏银川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0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宋词都城意象的文化阐释 以汴京为中心 梅国宏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关键词]宋词;都城;文化阐释 [摘 要]宋代词人有普遍的恋都情结,这一情结牵系着他们的词创作融摄了大量的都城意象。宋词都城意象的丰富含蕴,不仅表现在词人对于都市世俗生活意义的开拓,而且也表现在词人对于都城传统政治意义的维系二者并不矛盾。当都市繁荣时,都城是词人世俗享乐的乐园;当仕途失意、亡国失都时,都城是词人寄托政治关怀的载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07)06-0012-04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Capital I mage in Songci Taking B ianjing C ity As An Exa m ple M EI Guo -hong (L itera t ure Co ll ege ,Shandong U niversity ,J i nan 250100,Chi na) K ey word s :Song C ;i capita ;l cultural explanation Abstrac t :A ll C i co m posers had universa l co m plex to w ards capita,l and the comp l ex close l y is re lated t o t he ir C i-co m po siti on conta i ned a b i g a m ount o f cap ital i m ages .T he rich conno tati on o f Song capita lw as demonstra ted not onl y i n people s expansi on on c itic w orldly life but also C i -composers ma i ntenance o f capita l s trad iti ona l po liti c m ean i ng,and the t wo di d not confli c t .A prosperous cap i tal was C i-co m posers parad i se to enjoy le i sure .W hen the co m po sers we re i n po litical troubles and beca m e slav es of fo re i gn pow -e rs ,capita l turnes i n t o a carrier of t he ir politi ca l concern . 宋词中常见的意象莫过于春花秋月、江村水驿、幽闺曲栏、歌儿舞女、诗酒文会等等,学界时贤所论甚详,而宋词中的都城意象受到的关注却比较少。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全部宋词进行一番认真的翻检梳理,就会发现两宋词人的词作中出现的都城意象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许多词人都将都城摄入自己的笔下进行歌咏。在他们的浅斟低唱中,有对富丽堂皇的汴京和临安的热情歌颂;有在都城滚滚红尘中对风花雪月的留恋;有因政治失意身处 江湖 而对 魏阙 的期待;也有因政权的播迁覆亡而对昔日都城的痛苦思忆。作为生成宋词五彩斑斓艺术世界的意象之一,都城意象蕴含着两宋词人内心的种种情愫,折射着宋代社会新的时代趋尚,积淀着宋词产生的深厚的文化基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拟对宋词都城意象作系统考察,着眼于 人与城 ,即作家与都市文化的互动层面,研究宋代词人把握都市人生的多种创作姿态与书写方式,进而探讨宋词都城意象的文学特征与文化底蕴。 一 都市题材进入文学创作,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诗经 时代。 诗经 中就有周人筑城的记载和贵族宴飨场面的片段描写。东汉时期兴起了京都赋创作的潮流,产生了一批描写都市风情的大赋。这些大赋对京都展开了全方位的描摹,举凡都市的宫殿建筑、商业贸易、风俗人情、市井百态无不笼于笔端,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但汉大赋作者描摹京都的创作目的并不在于赞颂,而是借这种极端的描写来寄寓对京都豪奢的批判和否定。唐诗中也不乏京都题材的诗作。初盛唐时期京都诗的艺术手法、创作旨趣明显受到了汉代京都赋的影响,诗人着眼于都城的雄伟、王侯贵族的生活,创作目的依然指向政治劝戒。中晚唐诗歌政治性意味逐渐淡化,创作主体情感抒发的成分彰显,都市题材的诗歌也开始转向对文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开拓。诗人都市抒情的兴奋点既不在于对都市繁华盛景的夸饰和描写,也不在于政治性的讽谏,而更多地转向抒写个人于都市中的遭遇感受,进而把希企隐逸、向往山林作为都市失意的心理补偿。 不管是出于政治性讽谏目的来否定都市,还是出于对政权失望而疏离都市,对于一般文人来讲,都市毕竟是政治中心、权力中心,是士人实现其出仕理想的最佳平台。然而,在
《诗经》中的燕飨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一部主要反映周代礼教文化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著作。《诗经》中的宴飨诗主要收录在《小雅》中,它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也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宴飨诗的产生、写作目的以及其内容与外在形式等方面来探讨其与周代礼乐文化精神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诗经宴飨诗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1］，共有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词［2］。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3］。《诗经》中的作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可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气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具体来说，包括婚恋诗、农事诗、燕飨诗、战争徭役诗、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等。其中的宴飨诗鲜明的体现出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精神。 周代社会以小农生产为生产方式的农业宗法社会，家族血缘关系至关重要。为适应这种农业宗法等级社会的政治需要，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礼制。周代的礼制极为宽泛，既包括个人伦理道德修养，行为方式的准则规范，又包括国家政治的典章制度。据《周礼》记载，当时把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类，统称为五礼。燕飨诗是直接反映嘉礼中飨礼、宴礼等礼仪活动的诗。 “燕”本为“宴”之假借，现仍沿用“燕”，是为了显现其反映燕礼的特定意义。根据燕飨诗反映的不同礼仪内容，又可分为飨礼诗、燕礼诗、乡饮酒礼诗等。产生于西周初期的燕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其中《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伐木》篇记载，周文王曾身体力行地推行过德礼理性精神贯注于其中的宴饮乐舞。周文王把宴饮乐舞没有看成是自己追求享乐刺激的工具，而是看成是调节人际关系，使长幼尊卑各得其所、互敬互爱的手段。他从宴饮乐舞中获得的是“德”的愉悦，而不是个体情欲的享乐刺激，他要求宴饮乐舞显示出上下尊卑的礼，而不是男女杂糅、长幼不分的欲。在周公执政期间，也注意在宴饮之乐贯注德礼的理性精神。周公设宴款待亲戚，即席作了歌乐，为宴饮助兴。他要通过宴饮乐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谐，突出德礼的理性精神，《周礼》规定，宴饮必须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并严格的遵循等级规定，“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宴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宴饮乐舞也必须体现出中和的仁德之情，严格的遵循利益规定：天子享诸侯，奏《肆夏》乐舞，两诸侯聚会，奏《文王》乐舞，君王宴请群臣，奏《鹿鸣》乐舞;诸侯犒劳使臣，奏《四牡》等乐舞；至于一般人宴饮，则歌舞《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等。 这类诗歌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更多的反映了上层社会欢乐、和谐。如《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客之间。周代社会以小农生产为生产方式的农业宗法社会，宗族间的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朝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宴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不仅祭祀、宴飨等诗中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 赵沛霖在《诗经研究反思》：“实际上，宴饮诗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既有粉饰太平、肯定享乐的一面，又有好礼从善、向往良好风范的一面，这后一面体现礼乐文化精神，体现
浅谈《诗经》中的爱情 12级音乐表演2班 1217435064 郭权上午1、2节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代表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创作，其中描写爱情的诗篇占了很大的比重。《诗经》中的爱情诗，有的清纯而自然，有的热烈而浪漫，但也会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诀恋及婚姻不幸的痛苦哀怨。杨老师在授课的时候主要以诗经中爱情为主线，旁征博引，层层递进，带我们重游了古人的情感之路。接下来我主要从爱情中的“相遇”，“相爱”再到“诀别”浅谈诗经中的爱情。 <一>,相遇： 伊人依新装,新颜欢心漾。 最喜欢泰戈尔的那首《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在古代的恋爱中是否亦如诗中所言呢？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周南·关雎》）这首诗作者热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一位窈窕美丽、贤淑敦厚的采荇女子的热恋和追求，表达了对与她相伴相随的仰慕与渴望，感情单纯而真挚，悠悠的欣喜，淡淡的哀伤，展现了男女之情的率真与灵动。因此，孔圣人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有人说，在爱情方面，女方总是处于被动，即使有了心仪的人也无法表白，在古代是否真的如此呢？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诗经·卫风·淇奥》）这首诗便以一位女子的口吻，赞美了一个男子的容貌、才情、胸襟以及诙谐风趣，进而表达了对该男子的绵绵爱慕与不尽幽怀。显然,在爱情方面女方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落花如有意，流水情亦长。 记得，三毛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发现你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卫风·木瓜》）描述了古时候青年男女自由相会，集体相会、自由恋爱的美好，女子把香美的瓜果投给集会上的意中人，男子则解下自己身上的佩玉等作为定情信物回赠给心目中的那位姑娘。 从诗中透漏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情感生活，还可以由此看出，《诗经》不单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习俗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 相爱： 相伴共执手，有言无言良。 由相遇到相爱的过程很是微妙，左一秒是相遇，下一秒就
人类之伟大，乃是掘出精神的力量。民族之文化，乃是把握历史的选择。 ——题记 鸟儿选择了天空，因为它有一双能够凌空飞翔的翅膀；鱼儿选择了海洋，因为 它有一条能够游水的尾巴；骏马选择了驰聘千里，因为它有矫健的身姿。 《辞海》说得很清楚，“道德”是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这里所说的规范“人们之间以 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正是我们在上部分所讨论的礼的动态边界和礼的恒 定边界。而“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 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又恰恰是不同时代礼的形成过程。这段解 释的最后所说的“永恒不变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道德是没有的”显然与老子所强调先天地而生、跨越生死之永恒的道完全不一致。而《辞海》中所描绘的“道德”那种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特征则完全符合“礼”的特点。可以想象的是，当历史发展到距今天很近的某个时代，人们开始用“道德” 这个词来描述老子、孔子所说的“礼”。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习惯将一些越 礼的行为说成是道德的缺失，说成是缺德。当然，给某个事物起什么名字并 不是什么问题，主要大家接受、知道它的含义、不会造成误会就好。如果将 老子、孔子所说的“礼”改名为“道德”也是这样，只要它符合起名字的规 则就行。但问题是，用“道德”来取代“礼”恰恰能带来误会，而且是很大 的误会。尽管人们将“道”和“德”组合起来使用成为一个新的词汇，它完 全可以用于代表新的内容，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用“道德”代表本来应该是“礼”来代表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可是，人们很难将“道”和“德”的原始意思忘掉。什么是“道”和“德”的 原始意思呢？郑玄的注就比较接近原意，难怪《辞源》会将这个注放入其中：“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称”。从《道纪》开始就一直在讨论道，而本 文的前三个部分也一直在涉及“道”与“德”，我们已经可以说出一些它们 的含义了。道是万物的本源，是创生万物的力量，同时又存于万物之中；而 德是一个容器，用来蓄积道。有了这样的理解背景，再来看现在所使用的 “道德”这个词就有问题了。由于“礼”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触犯了这些规范被视为越礼。如果我们用“道德”这个词来代替“礼”，当有人触犯公认的行为规范的时候会被称之为“缺德”。然而，同样是一个 行为，用“越礼”来描述则很准确，因为这个人就是超越了他应该遵守的人 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就是一个超越的行为。而“缺德”就很有 问题了，因为触犯公认的行为规范与“缺”什么没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 这个“缺”字与“德”的本意有关，因为德需要道的蓄积来进行积累，老子 就说积累德要越早开始越好，“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才会有“缺”的说法。如果仅仅是触犯了某种规范、某种共识，就像现在《辞海》中对“道德”的解释那样，就不该使用“缺”，也就 是说“越X”或“触犯X”则更加准确。况且，当一个人有触犯公认的行为 规范的行为，如果批评他越礼，还给人以反思改过的机会。对于礼，也许他 今天不了解，通过这次的越礼，明天就了解了。但是，如果我们上来就说这 个人“缺德”，则没有人会欣然接受并反思，因为，德不是一天、两天就积
诗经的文化意蕴及现代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西周前期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作，因所配乐曲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这些诗题材相当广泛，从重大的历史事件到民间的日常生活，都有所涉及，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诗经》古朴自然的风格、生动优美的语言，以及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法，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同时，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 作为中国文化经典之一的《诗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渊薮，是古代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和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诗歌艺术的典范。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友爱亲情、忧患意识、审美意识、人文精神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 《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 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从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到《雅》、《颂》的抒情诗中沉潜着的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 这不仅仅表现着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同时体现在《诗经》大部分作品中的乃是我们古老祖先们对故土的眷恋。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 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 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原因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 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 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
社会价值观与道德观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现代人们的社会价值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产生，与科学的进步、时代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当代人越来越处于一个具有最大选择空间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中，保守与开放、传统与现代交织在一起。于是，问题出现了，科技的高速发展，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现代社会我们正在确立自己在社会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每个人要求得到重视，每个人的利益得到保护，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尊重，如“自信和谦卑共存”、“传统与激进之间共存”等等。这对价值观的选择与确立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人在自我意识、公共道德、就业和生活观及婚姻和性观念等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传统与现代意识并存的两重性。而这一切又都来源于当今社会和科技飞速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重新确立。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价值观表现出多元化的形态，但这种多元是建立在每个人的差异的基础上的，价值观已经是人们在社会上判断好和坏、善与恶、甚至是判断真理的标准了，而这种价值观有许多的表现形式，比如利益价值观，每个人在维护自己利益面前就会妥协，做出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为了达到目的，更不顾失去了自己心里最低的道德底线，虽然这是来自外界的对自己的压力，也许自己不想这么去做，可是既然有了这样的利益价值观，不是自己想做却还是自己亲自做了违反自己道德的行为，久而久之，自己的道德意识就会慢慢的被价值观所取代占据自己的思想意识的地位，最终自己心中的那点道德底线也会失去，那么这样以来，各种变态心理就会变现出来，而自己却不以为然。所以，现代社会犯罪率陡升，有着居高不下之势，恐怖事件不绝于耳，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不能说这与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应更提倡道德来挽救价值观给社会的带来的质变的危害。 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社会如此复杂的原因是利益分配的复杂，利益分配的复杂的原因有很多，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人们贫富差距的拉大，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过上富人过的生活，人性中的弱点便渐渐的暴露出来，过分的攀比心理导致了一些人心态的失衡、道德的缺失；再加上国家和法律产生后，道德便被逼上了社会规范的后台，社会成员逐渐接受法律的约束和调节，逐渐淡忘和远离那些博爱、互助的道德基础。一些“精明”的人利用法律的空子的例子屡见不鲜。不可否认，法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在治理方式上的一个必经阶段，有它的合理性和先进性，但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为了追逐利润和取得竞争优势，商战中的人们猛烈冲击道德底线，出现了道德败坏的局面：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坑蒙拐骗、巧取豪夺、乱性乱伦、伤天害理、折磨人摧残人等各种背离人类背离道德的行为横行社会，无数人间悲剧在物质财富高速增长的时代上演。网络以其自由、便捷、隐秘渗透到生活之中，改变着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网络虽然是一个时代的新产物，但其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开拓了巨大空间。在社会道德的沦丧的情况下，道德无奈的借助法律不断地从外在世界改变社会，希望能使人们的道德回到那个从自己内心发出的内在道德，也就是那种没有目的的道德，来重建一种适合社会的又符合人们价值观的道德思想。可是这个时候网络却更这个希望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人们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自在，不顾一切的散发着自己的压抑与疯狂，视觉、听觉所带来的各种瞬间心理的反应，完全失去了理性。对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在网络中形成图像和符号，仿佛对话者已经不是人了，这种非理性摆脱了道德和法律，放肆于人们整个内心。具有代表的那就
浅析《诗经-关雎》文化内涵的当代意义
浅析《诗经-关雎》文化内涵的当代意义《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从春秋乃至更古老的时代流传至今，是中华文化中分量最重的瑰宝之一，古来文人从启蒙开始便都要接触研习《诗经》，从而在文人心中有着重大意义。而《关雎》则是这部诗歌总集的第一篇，可以说绝不是随意而为之的。作为《诗经》的首篇诗歌，历代学者对此诗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认为此诗歌颂“后妃之德”。汉代毛亨《毛诗诂训传》认为诗中“君子”指代周文王，“淑女”借喻太姒，中心是褒扬“后妃之德”。《毛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说：“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于其妻，故用此为风教之始。”（2）认为此诗就是一首单纯的男女恋歌。“是一个青年热恋采集荇菜女子的诗。”（程俊英《诗经译注》）。“一曲单纯的爱情颂歌，以最为朴素明净的民歌语言，最为热烈真挚的相思情怀讲述着中国上古时代的爱情传说。”（3）《关雎》是一首婚歌。如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论《桃夭》说：“盖此（指《桃夭》）亦咏新婚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特《关雎》从男求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掩映，同为美俗。”（《诗经原始》） 虽然各个时代的不同学者们各持己见，但《关雎》之中丰富的文化内蕴是受到代代文人学者所公认的。不论解读如何，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都值得每一个时代的人们细细品读。即使是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对于当代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接下来，我就试着就《关雎》的几点文化内涵，浅谈一下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一、发乎于情，止乎于理。 有记载的最早对《关雎》一诗进行阐述的是孔子，他写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是这首诗抒发快乐的感情，但没有过分，抒发哀怨的感情，但不致损伤。《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这便是我国能找到的最早的爱情故事了，相比于当今社会各种充斥在市面上的爱情小说、影视里所描写的故事，似乎平平无奇。但是《关雎》流传至今还依旧受到文人们的喜爱，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有着《诗经》第一篇的虚名，而是因为他表达出来的那种真挚美好的感情。人与动物的区别便在于丰富的感情，而爱便是感情中最为炽热的一种。试问谁不曾在自己年轻时憧憬过，歌颂过爱情。但是《关雎》在描绘男女之间的感情时，并没有像现代爱情故事那样把爱描写的那么看似浓烈丰富实则赤裸和肤浅。男子对女子爱的表达是真诚坦然的，对爱的追求也无不动人，对爱的期待是那么可爱而真实。但正如孔子所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男子对爱情对女子的追求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困扰，并没有做出任何过分之事。无论是苦恼也好，喜悦也罢，都是在一个很适当的范围内，没有越轨。这对于当下追求或者想追求爱情的年轻人们是一种很好的启示。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用来生活而不是时时刻刻为了生存为了果腹而挣扎。古语有云：饱暖思淫欲。丰富的精神生活建立在充裕的物质条件上。现代人们有着充裕的时间，自然而然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精神产物。这也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黄金时间。爱情作为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产物，自然而然的被人们拿出
《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阅读答案 导读：诗歌起源的探讨同艺术起源的探讨一样，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时至今日，用思维与文化的眼光重新考虑这一课题，似可区分出诗歌的二重起源圣诗与俗诗，分别加以探讨，可以避免许多纠缠不清的死结，使问题逐步明朗化。 简单地讲，圣诗指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如祭祀歌词、咒词、祝祷之词、招魂曲词等等。圣诗起源较早，当与人类法术思想的成熟和语言的发生同步。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如古印度的《吠陀》和《薄伽梵歌》、古伊朗的《阿维斯塔》、希伯来《圣经》中的《诗篇》、古埃及的《亡灵书》中的诗作、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中的颂神诗与创世史诗《艾努玛艾利什》、古希腊文明中大部分失传了的诗体启示录等等，便都是因及时见诸文字记载而保存至今的圣诗。俗诗是相对圣诗而言的，泛指一切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歌谣、韵语唱词等。俗诗的起源从理论上讲，当与圣诗不相上下，同样以人类语言能力的发生为前提。但由于二者在初民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地位大不相同，所以早期的俗诗大都因为无法及时记录为文字而湮没无闻了。《诗经》中的颂与风，大致上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圣诗与俗诗，而雅则介乎二者之间。 圣诗与俗诗虽同样古老，但其内容和形式却各具特色，相互之间既有影响作用，又明显地属于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产物。圣诗的溯源研究实际上必然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俗诗的根源则在于世俗文化，
尤其是民间的文化。随着从原始到文明的演进，许多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圣诗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也就是从固定于仪式场合演唱的歌诗向非信仰的、文学性的说唱诗转变。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现存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以创世神话和祖先事迹为主题的长叙事诗，似可看作由仪式性的圣诗脱胎而来的产物，但它们同世俗的抒情歌诗并不同源。安德鲁兰的看法是，应区分民歌与史诗的不同来源，他说：民歌有长时期和普遍的流传是可以证明的；这些歌，是从民众嘴里和心里出来的，同那些艺术诗，由于贵族为得到一种只有他们能有的那种史诗而生的，可以说是正相反。 按照这种看法，民歌出自民间，反映的是民众的世俗心声；史诗出自贵族，是个人性诗作的滥觞。如果参考当代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安德鲁兰所区分的两类源头实际上正是圣与俗的区别。 与史诗相对的民歌或歌谣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世俗特性，是因为它们出自远离宗教圣事的民间下层阶级。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说的正是下层民歌创作的情况，与美盛德的宗教诗和史诗显然大异其趣。 (摘编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1.下列对“圣诗”与“俗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圣诗与俗诗是学者运用当今的思维与文化的眼光来研究诗歌 起源时似可区分出来的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源头。
诗经研究论文 文稿归稿存档编号：[KKUY-KKIO69-OTM243-OLUI129-G00I-FDQS58-
浅谈《诗经》中的婚恋诗 ——以《卫风·氓》为例 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开辟了中国文学抒情诗的先河，而爱情是诗歌的主题之一，其中关于婚恋方面的尤多。“婚恋”指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特点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几乎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婚恋诗也是《诗经》中的精华所在，故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的痛苦的弃妇诗。本文以《卫风氓》为例，从思想内容、修辞手法、人物形象等方面来分析婚恋诗的特色，从侧面突出诗经中婚恋诗引人入胜的独特魅力和奇特风格。 关键词：《诗经》，爱情，婚姻家庭，思想内容，修辞手法，人物形象 一、引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三百零五篇中有很多是反映社会风俗的诗，其中关于婚恋方面的尤多，几乎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婚恋”指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特点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这些诗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当时人们的婚恋生活，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爱情是诗歌的主体，而在《诗经》中婚恋诗是其精华所在，婚恋诗中反映出周代婚姻缔结虽然受社会的种种制约，但男女交往仍有很大自由。如自由恋爱风气、对爱情的追求与忠贞、美满欢愉的新婚生活、怨哀痛楚的婚变等等，它几乎囊括了人类爱情生活的各个侧面和所有阶段，犹如一幅巨轴画卷展示着古代人们的婚恋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二、《卫风氓》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以及修辞手法 1、《卫风氓》的思想内容
■中青年专家网页论道德目的论与伦理道义论 万俊人 内容提要 道德目的论和伦理道义论是中外伦理学最基本的 两种学理进路。它们在方法论、道德价值观念、对伦理学特性的理 解和体系建构上存在诸多根本理路分歧,但它们并非不可调和。 前者侧重解释个体道德现象,具价值人学意味;后者侧重社会伦理 现象,具伦理关系学取向。如果把人类道德生活看作一个多类型、 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系统,道德目的论和伦理道义论其实都是不 可或缺的解释向度,不仅可以互补,而且是必须相互参照、相互支 援的伦理学方法论资源。 关键词 道德目的论 伦理道义论 作者万俊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几十年来,国内现有的伦理学教科书体系或习惯的伦理学方法论思维定势是一般哲学的宏观叙述方式,即用社会历史哲学的一般方法论原则,代替各门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看似可靠实则抽象游离、大而不当的伦理学论理方式,难以确切揭示伦理学作为独特人文价值学科的方法论特征。比如说,“阶级分析方法”常常被一些现行教科书规定为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分析方法,或者更普泛一些说,属于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若简单将之移植为伦理学的基本方法,不仅大而失当,而且也不足以揭示伦理学所必需的道德推理的价值特点和独特论理形式,甚至难以准确地展示伦理价值语言的一般评价意义。很明显,道德语言中的“好”与“坏”、 “善”与“恶”等等,决不是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所能简单定性,它们之间的分别与对立也不
能简单归结为阶级的对立。如果只靠阶级分析的方式来确定道德伦理中的好坏善恶及其道德价值等级,不仅可能导致尼采式的价值等级制或精英主义的道德谱系学结论,而且也可能因此失却对人类道德的普遍理解的可能性。 按照伦理学的学科特性和主题对象,其方法论向度只能是以揭示人类道德行为或道德生活中的价值意义和价值关系为基本理论方向,或者以建立健全合理的道德推理或道德论证规则、并由此确立或证成人类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为其理论主题。前者是一种道德目的论的向度,后者则是一种伦理道义论的向度。虽然这两种方法论向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价值取向和论理姿态甚至是相互对峙的,但在方法论意义上,两者都秉持了伦理学的特殊价值思维理路,即:以揭示人类道德伦理的内在意义及其特殊结构为论理立说的根本目标,只是两者所持的具体理论立场和视角及其解释和求证方式各不相同而已。换句话说,它们没有游离或脱逸于道德伦理问题本身。 这里,我们需要仔细辨别两个很容易产生的理论混淆:一个是把哲学(尤其是社会历史哲学)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混同于伦理学的特殊方法论;另一个是把伦理学的方法论混同于各种伦理学理论流派的分析。按照经典的学理规范来说,伦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故又被称为道德哲学,但这种学科或知识分类上的种属关系并不能成为伦理学简单移植或套用哲学一般方法论的正当理由,一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般哲学方法论混同于美学的特殊方法一样。知识学科上的种属关系不等于方法(论)上的种属关系,两者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中外伦理学史上的确出现过、并且可能还将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或学说、观点,它们的理论分野也确实与它们各自所持的理论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学派之分与方法之分毕竟是两码事,即使采取相同的理论方法,也会产生不同的伦理学派或学说、观点。例如,道德快乐主义(或享乐主义)与功利主义学派在理论方法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也就谈不上根本性的区别),都是持一种强式目的论方法论原则,但它们在理论观点和道德价值立场等方面却大相径庭:前者是典型的道德个人主义,而后者则被普遍归结为价值整体主义的社会伦理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道德快乐主义(或享乐主义)的价值指向显然是当下现实的快乐与幸福,而功利主义对道德价值最大值(maximization)的追求,即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追求,却带有极强的道德理想主义诉求。所以,我们在讨论伦理学方法论问题时,既不能拘泥于各学派或观点的个性化理论旨趣,又不能泛化为一般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必须采取并坚持一种道德现象学的原则:回到人类道德生活事实本身! 考量人类道德生活事实有两个最基本的方法:一是其道德行为的价值目的论意义,包括人类道德行为的价值动机(区别于一般行为动机如寻求食品以解除饥饿的生理行为动机)、价值意义(行为道德究竟有何意义)、价值目的或价值理想(道德行动究竟为了什么)等等。二是人类道德行为和伦理关系的道义规则,包括道德义务及其分配原则、道德责任(对自己)和伦理责任(对他人)、道德行为规范(如何行为才是合乎社会伦理要求的)等等。与这两个基本方面相对应的伦理学探究方法正是道德目的论与伦理道义论,它们是千百年来中外历代伦理学所探索并不断丰富发展出来的、切入和揭示人类道德生活事实的两种最基本、较有效的学理运思方式。 一 道德目的论(the Teleology of Moral)的基本含义是:道德的根本意义是对人的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评价,而一行为善恶好坏的性质和程度,最终取决于该行为所产生的实际结果,该行为结果必须是实质性的、且首先是相对于行为主体自身而言,其次才是相对于其他相关群体或个体。换言之,道德目的论重视道德行为的基本价值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否实现了该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目的?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或达成了该主体的道德目的?目的的达成即是道德的善,达成程度愈高,其道德善性就愈圆满、充分,道德价值就愈高;反之,没有达成其道德目的的行为则是道德的恶。道德目的不仅与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关(但不相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与该行为所产生的最终结果相关,行为的结果才是根本性的,因此道德目的论比较重视行为的结果,而不看重行为的动机,有着明显的结果论或效果论倾向。 在道德目的论看来,惟一能够作为道德评价依据的,只能是行动本身所直接产生的现实效应或实质性结果,或者是由它带来的实际价值效应。这样,不仅是行为的动机,而且包括行为的条件和背景、行为的过程和方式在内的其他非直接效果性因素,都被道德目的论作为次要的或非基本的因素而排除在道德评价之外。因此道德目的论的另一个特点是: ■中青年专家网页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 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男子钟情美好女子的情怀，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远征战士那份战火中思乡的苦楚与归家时的近乡情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心爱之人可望不可即那份无望的相思，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中那份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眷恋......《诗经》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虽后经证实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只是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孔子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诗经》中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而意义深刻的。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1，王官采诗说；2，公卿献诗说；3，孔子删诗说。《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又称《诗三百》。它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时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跨越了大约500年。人们把《诗经》的内容编排和表现手法称为：风雅颂，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国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
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风的意义就是声调。《雅》是“王畿”之乐，“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为宴饮所作，小雅多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贵族的作品，但其实周代贵族也是参与劳作的，所以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这是其音乐的特点。风，雅，颂各具其特点，其中以国风最能体现丰富的文化积淀。 礼乐文化作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礼乐仪式中一种以话语形式存在的构成因素，诗歌所具有的重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在春秋之时诗的这种权威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