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内容提要 (1)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2)
绪论 (2)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2)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5)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8)
总结 (11)
注释： (12)
参考文献 (13)
内容提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宗国精神以人为本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
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
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一句话，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道德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首先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现。如《周颂·载芟》。
他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纺织着生活理想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在外的游子征夫的思乡之曲，如《击鼓》、《式微》、《扬之水》、《陟岵》、《鸨羽》、《匪风》、《东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车》；也有家乡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卷耳》、《汝坟》、《草虫》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风·鸨羽》写远行在外在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荒芜，想到父母的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这不是农业民族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吗？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关满腹的哀怨与眷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蕴，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③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④。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初远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进行了十年战争，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所写的正是这个“英雄时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历史，可是有荷马史诗中，战争的起源却因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三个争夺那个由专管争吵的女神厄进而斯丢下的“引起争执的金苹果”而起。在古希腊戏剧中，像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你权制之间的斗争”，⑤但是，故事却以“命运“和“神的判决”的方式来实现其最终结局。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凶象，诗人仍不上战战兢兢祷告上天，而照样认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如《周颂·访落》一诗，《毛诗序》云“嗣王谋于庙也”。朱熹《诗集传》曰：“成王既朝于庙，因作此诗，以道延访群臣之意。言我将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在《周颂·敬之》一诗中，则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了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心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它让人看到，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间世界。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96年）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⑥。而地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
这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
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现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不管这话是否则可靠，但《夏小正》无疑是产生极早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夏历顺序，详细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应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对时令气候的比较科学的观察与认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古老的反映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最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这里没有对自然万物的丝毫神化，也没有任何的虚妄与怪诞。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细备而周详。它说明，正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赖超自然的神灵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毛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诗序》把《七月》看成是周公的创作不符合事实，前面我们也有论述。实际上这首诗的创作远比这早，它的原形可能是豳地农奴的歌谣。但我们也不能排公曾用此诗来教诲成王的说法。《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的文献，开篇即言“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之小人之依。”是周初统治者即从艰苦的农事生活中看到“王业之艰难”，而并不把“王业”看成是上天恩赐、唾手可得的东西。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树立起直面对现实的生活观念。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深刻的提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有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其次，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艺术形式，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使中国成为抒情诗的国度。按黑格尔的话说，抒情诗和史诗不同，“正式史诗只能出现于原始时代，而抒情诗却在民族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以出现。”⑦但是在古希腊，抒情诗却远不及史诗等诗体发达。以至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诗”，也仅止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而已。而中国却正相反，史诗相对不发达，抒情诗却得到高度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多个方面，但诗言志的民族传统观念和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却无疑会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平凡生活事件做出善恶判断，从而表现出他们对策少爱憎和喜怒哀乐之情，达到文学表现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这一角度上讲，抒情诗的产生和史诗不同，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因为同样按照黑格尔的话说，虽然抒情诗可以产生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时代，但它和史诗仍有着很大差别，“如果正式史诗的繁荣时代是在民族情况大体上还未发展到称为散文性现实情况的时代，而最适宜于抒情诗的却是生活情况秩序大体上已经固定了的时代。……正是由于抒情诗要求打开心胸的凝聚幽禁状态而去容纳多种多样的情感和进行更广阔的考察，而且自在一种已经用散文方式安排成的世界里还要对诗的内心生活具有自觉性，抒情诗也愈需要一种用力得来的艺术修养。这种修养既是一种优点，同时也是主体的自然资禀经过锻炼和完善化的结果。”⑧尽管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抒情诗和《诗经》中所包含的民间诗歌还是不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的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创作，而《大雅》《小雅》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他们都已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最卓越的抒情诗人”，他们的创作，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他们已经在个体的抒情诗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产生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对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世族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已经不是以一、二部史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
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同时，他们党政军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是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总结
以上，我们从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等三个方面对《诗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实，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注释：
1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
2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3选自胡晓明《传统诗歌与农业社会》
4选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页。
5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4如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1983年版235页，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963年版，第48页。
5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版，第191页。
本文关键词：不悔诗经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内容提要 (1)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2) 绪论 (2)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2)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5)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8) 总结 (11) 注释： (12) 参考文献 (13) 内容提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宗国精神以人为本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 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
宋词都城意象的文化阐释_以汴京为中心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11月 Journal of Q iqi har U n i v ers it y (Ph&i Soc Sc i ) N ov e mber 2007 [收稿日期]2007-06-11 [作者简介]梅国宏(1969-)男,宁夏银川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0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宋词都城意象的文化阐释 以汴京为中心 梅国宏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关键词]宋词;都城;文化阐释 [摘 要]宋代词人有普遍的恋都情结,这一情结牵系着他们的词创作融摄了大量的都城意象。宋词都城意象的丰富含蕴,不仅表现在词人对于都市世俗生活意义的开拓,而且也表现在词人对于都城传统政治意义的维系二者并不矛盾。当都市繁荣时,都城是词人世俗享乐的乐园;当仕途失意、亡国失都时,都城是词人寄托政治关怀的载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07)06-0012-04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Capital I mage in Songci Taking B ianjing C ity As An Exa m ple M EI Guo -hong (L itera t ure Co ll ege ,Shandong U niversity ,J i nan 250100,Chi na) K ey word s :Song C ;i capita ;l cultural explanation Abstrac t :A ll C i co m posers had universa l co m plex to w ards capita,l and the comp l ex close l y is re lated t o t he ir C i-co m po siti on conta i ned a b i g a m ount o f cap ital i m ages .T he rich conno tati on o f Song capita lw as demonstra ted not onl y i n people s expansi on on c itic w orldly life but also C i -composers ma i ntenance o f capita l s trad iti ona l po liti c m ean i ng,and the t wo di d not confli c t .A prosperous cap i tal was C i-co m posers parad i se to enjoy le i sure .W hen the co m po sers we re i n po litical troubles and beca m e slav es of fo re i gn pow -e rs ,capita l turnes i n t o a carrier of t he ir politi ca l concern . 宋词中常见的意象莫过于春花秋月、江村水驿、幽闺曲栏、歌儿舞女、诗酒文会等等,学界时贤所论甚详,而宋词中的都城意象受到的关注却比较少。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全部宋词进行一番认真的翻检梳理,就会发现两宋词人的词作中出现的都城意象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许多词人都将都城摄入自己的笔下进行歌咏。在他们的浅斟低唱中,有对富丽堂皇的汴京和临安的热情歌颂;有在都城滚滚红尘中对风花雪月的留恋;有因政治失意身处 江湖 而对 魏阙 的期待;也有因政权的播迁覆亡而对昔日都城的痛苦思忆。作为生成宋词五彩斑斓艺术世界的意象之一,都城意象蕴含着两宋词人内心的种种情愫,折射着宋代社会新的时代趋尚,积淀着宋词产生的深厚的文化基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拟对宋词都城意象作系统考察,着眼于 人与城 ,即作家与都市文化的互动层面,研究宋代词人把握都市人生的多种创作姿态与书写方式,进而探讨宋词都城意象的文学特征与文化底蕴。 一 都市题材进入文学创作,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诗经 时代。 诗经 中就有周人筑城的记载和贵族宴飨场面的片段描写。东汉时期兴起了京都赋创作的潮流,产生了一批描写都市风情的大赋。这些大赋对京都展开了全方位的描摹,举凡都市的宫殿建筑、商业贸易、风俗人情、市井百态无不笼于笔端,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但汉大赋作者描摹京都的创作目的并不在于赞颂,而是借这种极端的描写来寄寓对京都豪奢的批判和否定。唐诗中也不乏京都题材的诗作。初盛唐时期京都诗的艺术手法、创作旨趣明显受到了汉代京都赋的影响,诗人着眼于都城的雄伟、王侯贵族的生活,创作目的依然指向政治劝戒。中晚唐诗歌政治性意味逐渐淡化,创作主体情感抒发的成分彰显,都市题材的诗歌也开始转向对文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开拓。诗人都市抒情的兴奋点既不在于对都市繁华盛景的夸饰和描写,也不在于政治性的讽谏,而更多地转向抒写个人于都市中的遭遇感受,进而把希企隐逸、向往山林作为都市失意的心理补偿。 不管是出于政治性讽谏目的来否定都市,还是出于对政权失望而疏离都市,对于一般文人来讲,都市毕竟是政治中心、权力中心,是士人实现其出仕理想的最佳平台。然而,在
《诗经》中的燕飨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中的燕飨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一部主要反映周代礼教文化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著作。《诗经》中的宴飨诗主要收录在《小雅》中,它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也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宴飨诗的产生、写作目的以及其内容与外在形式等方面来探讨其与周代礼乐文化精神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诗经宴飨诗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1］，共有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词［2］。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3］。《诗经》中的作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可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气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具体来说，包括婚恋诗、农事诗、燕飨诗、战争徭役诗、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等。其中的宴飨诗鲜明的体现出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精神。 周代社会以小农生产为生产方式的农业宗法社会，家族血缘关系至关重要。为适应这种农业宗法等级社会的政治需要，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礼制。周代的礼制极为宽泛，既包括个人伦理道德修养，行为方式的准则规范，又包括国家政治的典章制度。据《周礼》记载，当时把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类，统称为五礼。燕飨诗是直接反映嘉礼中飨礼、宴礼等礼仪活动的诗。 “燕”本为“宴”之假借，现仍沿用“燕”，是为了显现其反映燕礼的特定意义。根据燕飨诗反映的不同礼仪内容，又可分为飨礼诗、燕礼诗、乡饮酒礼诗等。产生于西周初期的燕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其中《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伐木》篇记载，周文王曾身体力行地推行过德礼理性精神贯注于其中的宴饮乐舞。周文王把宴饮乐舞没有看成是自己追求享乐刺激的工具，而是看成是调节人际关系，使长幼尊卑各得其所、互敬互爱的手段。他从宴饮乐舞中获得的是“德”的愉悦，而不是个体情欲的享乐刺激，他要求宴饮乐舞显示出上下尊卑的礼，而不是男女杂糅、长幼不分的欲。在周公执政期间，也注意在宴饮之乐贯注德礼的理性精神。周公设宴款待亲戚，即席作了歌乐，为宴饮助兴。他要通过宴饮乐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谐，突出德礼的理性精神，《周礼》规定，宴饮必须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并严格的遵循等级规定，“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宴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宴饮乐舞也必须体现出中和的仁德之情，严格的遵循利益规定：天子享诸侯，奏《肆夏》乐舞，两诸侯聚会，奏《文王》乐舞，君王宴请群臣，奏《鹿鸣》乐舞;诸侯犒劳使臣，奏《四牡》等乐舞；至于一般人宴饮，则歌舞《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等。 这类诗歌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更多的反映了上层社会欢乐、和谐。如《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客之间。周代社会以小农生产为生产方式的农业宗法社会，宗族间的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朝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宴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不仅祭祀、宴飨等诗中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 赵沛霖在《诗经研究反思》：“实际上，宴饮诗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既有粉饰太平、肯定享乐的一面，又有好礼从善、向往良好风范的一面，这后一面体现礼乐文化精神，体现
诗经鉴赏论文
浅谈《诗经》中的爱情 12级音乐表演2班 1217435064 郭权上午1、2节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代表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创作，其中描写爱情的诗篇占了很大的比重。《诗经》中的爱情诗，有的清纯而自然，有的热烈而浪漫，但也会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诀恋及婚姻不幸的痛苦哀怨。杨老师在授课的时候主要以诗经中爱情为主线，旁征博引，层层递进，带我们重游了古人的情感之路。接下来我主要从爱情中的“相遇”，“相爱”再到“诀别”浅谈诗经中的爱情。 <一>,相遇： 伊人依新装,新颜欢心漾。 最喜欢泰戈尔的那首《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在古代的恋爱中是否亦如诗中所言呢？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周南·关雎》）这首诗作者热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一位窈窕美丽、贤淑敦厚的采荇女子的热恋和追求，表达了对与她相伴相随的仰慕与渴望，感情单纯而真挚，悠悠的欣喜，淡淡的哀伤，展现了男女之情的率真与灵动。因此，孔圣人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有人说，在爱情方面，女方总是处于被动，即使有了心仪的人也无法表白，在古代是否真的如此呢？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诗经·卫风·淇奥》）这首诗便以一位女子的口吻，赞美了一个男子的容貌、才情、胸襟以及诙谐风趣，进而表达了对该男子的绵绵爱慕与不尽幽怀。显然,在爱情方面女方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落花如有意，流水情亦长。 记得，三毛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发现你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卫风·木瓜》）描述了古时候青年男女自由相会，集体相会、自由恋爱的美好，女子把香美的瓜果投给集会上的意中人，男子则解下自己身上的佩玉等作为定情信物回赠给心目中的那位姑娘。 从诗中透漏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情感生活，还可以由此看出，《诗经》不单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习俗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 相爱： 相伴共执手，有言无言良。 由相遇到相爱的过程很是微妙，左一秒是相遇，下一秒就
《诗经》的文化底蕴
《诗经》的文化底蕴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中心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以人为本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
《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
《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 演讲人：张中宇演讲地点：重庆师范大学演讲时间：2016年5月 作者：张中宇《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25日11版） ●从《诗经》选诗经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诗经》无疑经过了历代多次编集的不断积累才最终成书，但孔子很可能是《诗经》最后的编定、校定者。 ●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风雅”成为唐代诗人的主要标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源自《诗经》的“风雅”“比兴”。 《诗经》的编订问题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司马迁、
诗经的文化意蕴及现代意义
诗经的文化意蕴及现代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西周前期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作，因所配乐曲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这些诗题材相当广泛，从重大的历史事件到民间的日常生活，都有所涉及，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诗经》古朴自然的风格、生动优美的语言，以及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法，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同时，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 作为中国文化经典之一的《诗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渊薮，是古代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和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诗歌艺术的典范。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友爱亲情、忧患意识、审美意识、人文精神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
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 《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 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从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到《雅》、《颂》的抒情诗中沉潜着的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 这不仅仅表现着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同时体现在《诗经》大部分作品中的乃是我们古老祖先们对故土的眷恋。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 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
《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阅读答案
《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阅读答案 导读：诗歌起源的探讨同艺术起源的探讨一样，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时至今日，用思维与文化的眼光重新考虑这一课题，似可区分出诗歌的二重起源圣诗与俗诗，分别加以探讨，可以避免许多纠缠不清的死结，使问题逐步明朗化。 简单地讲，圣诗指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如祭祀歌词、咒词、祝祷之词、招魂曲词等等。圣诗起源较早，当与人类法术思想的成熟和语言的发生同步。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如古印度的《吠陀》和《薄伽梵歌》、古伊朗的《阿维斯塔》、希伯来《圣经》中的《诗篇》、古埃及的《亡灵书》中的诗作、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中的颂神诗与创世史诗《艾努玛艾利什》、古希腊文明中大部分失传了的诗体启示录等等，便都是因及时见诸文字记载而保存至今的圣诗。俗诗是相对圣诗而言的，泛指一切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歌谣、韵语唱词等。俗诗的起源从理论上讲，当与圣诗不相上下，同样以人类语言能力的发生为前提。但由于二者在初民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地位大不相同，所以早期的俗诗大都因为无法及时记录为文字而湮没无闻了。《诗经》中的颂与风，大致上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圣诗与俗诗，而雅则介乎二者之间。 圣诗与俗诗虽同样古老，但其内容和形式却各具特色，相互之间既有影响作用，又明显地属于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产物。圣诗的溯源研究实际上必然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俗诗的根源则在于世俗文化，
尤其是民间的文化。随着从原始到文明的演进，许多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圣诗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也就是从固定于仪式场合演唱的歌诗向非信仰的、文学性的说唱诗转变。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现存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以创世神话和祖先事迹为主题的长叙事诗，似可看作由仪式性的圣诗脱胎而来的产物，但它们同世俗的抒情歌诗并不同源。安德鲁兰的看法是，应区分民歌与史诗的不同来源，他说：民歌有长时期和普遍的流传是可以证明的；这些歌，是从民众嘴里和心里出来的，同那些艺术诗，由于贵族为得到一种只有他们能有的那种史诗而生的，可以说是正相反。 按照这种看法，民歌出自民间，反映的是民众的世俗心声；史诗出自贵族，是个人性诗作的滥觞。如果参考当代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安德鲁兰所区分的两类源头实际上正是圣与俗的区别。 与史诗相对的民歌或歌谣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世俗特性，是因为它们出自远离宗教圣事的民间下层阶级。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说的正是下层民歌创作的情况，与美盛德的宗教诗和史诗显然大异其趣。 (摘编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1.下列对“圣诗”与“俗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圣诗与俗诗是学者运用当今的思维与文化的眼光来研究诗歌 起源时似可区分出来的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源头。
试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试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摘要】中国文化的魅力，不仅因为它的古老，更因为它顽强的生命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中国文化经历过高潮、低潮的起伏，并且屡次面临挑战，但是，它却一次次表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中绝的古老文化，在当今时代仍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 【关键词】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功能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文化是人格的无限扩展。”文化之独特个性、文化体系之特殊价值素质，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化精神”。它隐含在人的心灵里，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挥着作用，其所具有的心灵姿式和生命律动，只能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将自己的影像投射到具体的物质形式上。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天人合一精神。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同态度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中国哲人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但又主张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虽然也把人与自然看作对立的两方面，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将两者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这二者为一体）精神。它不但充分阐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的认识，还表达了他们对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就是自然界与人的统一，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过度改造自然，同时人对于自然又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我所用。在当今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反对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权威、神的力量等等）而提倡属于人的东西的思潮。提倡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中国文化宣扬的道德的人本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蕴涵着完善自我的能力。这种思想与近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不谋而合，都充分肯定了人进取向善的天性。人本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儒家看来，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质，相反，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即人是社会性的，人的自我实现离不开对他人的尊重与帮助。人本思想的确立，有助于人们合理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并使人们能更有力地抵制外来宗教神学的入侵。 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就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它指导着人们合理地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自古以来，中国的哲人都极力提倡有为、勇于进取，重视“刚”的品德，强调人有要坚定性、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是刚健自强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孟子“舍生而取义”的豪言表现了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这种不畏强暴、不受诱惑、顶天立地的独立的人格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贵和尚中精神。“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贵和尚中，就是追求所谓的“和合精神”，即在冲突中追求融合，吸收各种优质成分，“和合”成为新结构、新事物、新生命、新思维，“和合”成宇宙万象。“和合精神”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宋明时期，比如宋明“理学
诗经研究论文终审稿)
诗经研究论文 文稿归稿存档编号：[KKUY-KKIO69-OTM243-OLUI129-G00I-FDQS58-
浅谈《诗经》中的婚恋诗 ——以《卫风·氓》为例 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开辟了中国文学抒情诗的先河，而爱情是诗歌的主题之一，其中关于婚恋方面的尤多。“婚恋”指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特点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几乎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婚恋诗也是《诗经》中的精华所在，故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的痛苦的弃妇诗。本文以《卫风氓》为例，从思想内容、修辞手法、人物形象等方面来分析婚恋诗的特色，从侧面突出诗经中婚恋诗引人入胜的独特魅力和奇特风格。 关键词：《诗经》，爱情，婚姻家庭，思想内容，修辞手法，人物形象 一、引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三百零五篇中有很多是反映社会风俗的诗，其中关于婚恋方面的尤多，几乎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婚恋”指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特点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这些诗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当时人们的婚恋生活，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爱情是诗歌的主体，而在《诗经》中婚恋诗是其精华所在，婚恋诗中反映出周代婚姻缔结虽然受社会的种种制约，但男女交往仍有很大自由。如自由恋爱风气、对爱情的追求与忠贞、美满欢愉的新婚生活、怨哀痛楚的婚变等等，它几乎囊括了人类爱情生活的各个侧面和所有阶段，犹如一幅巨轴画卷展示着古代人们的婚恋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二、《卫风氓》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以及修辞手法 1、《卫风氓》的思想内容
成语“空中楼阁”的文化阐释
成语“空中楼阁”的文化阐释-中学语文论文 成语“空中楼阁”的文化阐释 吴格明 成语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如语源的研究、结构的研究、运用的研究等。就说成语的运用吧，明代徐霖《绣襦记·厌习风尘》的“久弃琴棋书画，浑忘雪月风花”，把“风花雪月”说成“雪月风花”，是出于音律的考虑。上中学时，一位同学在题为《教师——我的理想》的作文中写道：“青胜于蓝，但毕竟要取之于蓝啊。”同学们觉得这位师兄文才很高，其实这是成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衍化。我们还可以对成语进行文化学的阐释。这种阐释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微观的文化学阐释，可以选择几个点，也可以只有一个点。本文就是对一个成语的文化学阐释。 一、一个成语，读懂一篇文章 台湾作家李乐薇的代表作《我的空中楼阁》，以其清新高雅的风格，受到人们的喜爱。几个版本的语文实验教材都选编了这篇散文。 该文的立意何在？这是解读此文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有论者将其立意局限于“亲近自然”，有教师演绎为“景物美”。这是没有读懂文章。因为，这样的解读似乎无法解释那间山脊小屋，更无法解释文章的题目《我的空中楼阁》。 “空中楼阁”，《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比喻幻想或脱离实际的理论、计划等。”按此理解，“空中楼阁”应是一个贬义词。那么，作者为什么要用一个贬义词来做这样一篇优美散文的题目呢？ 其实，“空中楼阁”的古义并非如此。《中国成语大词典》释之为：“比喻高明通达。”原来，它不仅不是贬义词，反而恰恰是个褒义词。《二程全书·遗书
七》称赞宋代大儒邵尧夫：“邵尧夫犹空中楼阁。”《三邵于无名公传》诗日：“醉里乾坤元广大，空中楼阁更高明。” “空中楼阁”的语义揭示了这篇散文的立意，即“高明通达、超凡脱俗的境界”。以“空中楼阁”作为题目的关键词，作为全文的文眼，这本身就是超凡脱俗的表现：在一般人看来是贬义词，作者却用作褒义。然而，这并没有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律。因为它的古义就是“比喻高明通达”，作者正是从这一本义出发，表达了“远离世俗”的意义。而这也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因此，“空中楼阁”正是这篇散文的文眼。作者并不是为了给山脊小屋一个名称，管它叫作空中楼阁，而是为了表达高明通达的境界，才创造了山脊小屋这样一个物象。山上的帐篷或凉亭之类，或许也可以说成空中楼阁，但免不了临时的意味。而小屋则可以是永恒的居所，昭示着“我”与某种境界之间的永恒关系。这一物象的具体特征也是从高明通达的境界出发的：这小屋是立于山脊的，山是高的，而山脊则是大地上最高的所在。小屋立于山脊之上，才获得了“高明通达”的境界。山峰尽管也很高，但本质上只是一个点，缺乏开阔性和稳定性。“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玲珑：“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柔和：与环境不生硬，不突兀。小屋既有鲜明的独立性，又与环境关系和谐，恰到好处，“十分自然”，小屋点缀了山，山给了小屋一个背景。小屋坐落山脊，尽管领土有限，却“领空无限”，可“俯仰天地”，“游目骋怀”，山外青山，绿野阡陌，尽收眼底。小屋的生活是美好的，鲜花姹紫嫣红，空气清新芬芳，光线明暗相宜，伴以鸟语盈耳，出入自如，一天一个美梦。这样一个完美的物象，很好地寄予了作者的精神境界：超凡脱俗，高明通达，自然和谐，“诗意地柄居”。 显然我们是靠理解“空中楼阁”这一成语，才读懂这篇散文的。不理解这个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和文化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 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男子钟情美好女子的情怀，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远征战士那份战火中思乡的苦楚与归家时的近乡情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心爱之人可望不可即那份无望的相思，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中那份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眷恋......《诗经》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虽后经证实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只是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孔子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诗经》中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而意义深刻的。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1，王官采诗说；2，公卿献诗说；3，孔子删诗说。《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又称《诗三百》。它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时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跨越了大约500年。人们把《诗经》的内容编排和表现手法称为：风雅颂，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国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
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风的意义就是声调。《雅》是“王畿”之乐，“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为宴饮所作，小雅多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贵族的作品，但其实周代贵族也是参与劳作的，所以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这是其音乐的特点。风，雅，颂各具其特点，其中以国风最能体现丰富的文化积淀。 礼乐文化作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礼乐仪式中一种以话语形式存在的构成因素，诗歌所具有的重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在春秋之时诗的这种权威性和
诗经对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
浅谈《诗经》的价值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诗三百”，共有305篇，全书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的品。《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可以说是一轴巨幅画卷，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诗经》的产生，不仅记录了过去，也影响着之后中国的方方面面。 个人认为，诗经从政治，历史，文学三方面都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这三方面，结合资料综合论述《诗经》的价值和影响。 一．政治价值 有言道“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诗经》这样一部记录民间疾苦，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诗集也深刻的反映出当时《诗经》所传达的政治理念。另外，因《诗经》是孔子根据其自己的政治理念所编纂的，所以《诗经》当中也渗透着孔子的为政思想。《诗经》的政治价值有如下几方面： （一）诗经的教化意义 在《诗经》中，渴望仁君贤臣，国泰民安，赞美忠孝诚信，勤勉敬业，揭露统治者荒淫腐朽，反对剥削压迫，揭露民间疾苦的文章比比皆是。诗词的广泛传播，对于百姓，知识分子和君王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就像孔子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合乎当时实际的。 首先，《诗经》使百姓对于当时官员的从政方针和政治理念的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开始以《诗经》为标准对照考察为官之道。除此之外，《诗经》也成为当时春秋社会评判是非的标准和自我解剖的镜子。如诗经中的名句“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从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当时人们“舍生取义”的道义和思想。 其次，《诗经》成为周朝知识分子求学求仕的必修课，人人烂熟于心。用诗来提高道德修养，言语修辞，出使专对，美刺时政，同时《诗》也鲜明的表示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观念，即敬天保民，敬德保民。不仅如此，诗经也是卿、大夫事君进谏的依据，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一系列进谏之词，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政治思想的进步。
诗经研究论文
浅谈《诗经》中的婚恋诗 ——以《卫风·氓》为例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开辟了中国文学抒情诗的先河，而爱情是诗歌的主题之一，其中关于婚恋方面的尤多。“婚恋”指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特点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几乎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婚恋诗也是《诗经》中的精华所在，故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的痛苦的弃妇诗。本文以《卫风?氓》为例，从思想内容、修辞手法、人物形象等方面来分析婚恋诗的特色，从侧面突出诗经中婚恋诗引人入胜的独特魅力和奇特风格。 关键词：《诗经》，爱情，婚姻家庭，思想内容，修辞手法，人物形象 一、引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三百零五篇中有很多是反映社会风俗的诗，其中关于婚恋方面的尤多，几乎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婚恋”指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特点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这些诗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当时人们的婚恋生活，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爱情是诗歌的主体，而在《诗经》中婚恋诗是其精华所在，婚恋诗中反映出周代婚姻缔结虽然受社会的种种制约，但男女交往仍有很大自由。如自由恋爱风气、对爱情的追求与忠贞、美满欢愉的新婚生活、怨哀痛楚的婚变等等，它几乎囊括了人类爱情生活的各个侧面和所有阶段，犹如一幅巨轴画卷展示着古代人们的婚恋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二、《卫风?氓》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以及修辞手法 1、《卫风?氓》的思想内容 经过了一系列的磕磕绊绊，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幸福的婚姻对于妇女来说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由于某种原因，一些妇女渴望的自由幸福不仅没有得到，等待她的却是一张寒心的休书！于是，弃妇凄婉便给《诗经》平添了些许的恨与怨。 《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这是一首弃妇诗，这首诗通过一个妇女的自述，倾诉了一个女子从恋爱、结婚、受虐直至被抛弃的全过程。全诗分六章，一、二章，写女子与氓相遇并陷入热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桩婚事本来是由男方主动提出来的，这个男子以“贸丝”为借口，骗取了女子的爱情，女子不仅把终身庄严相许，并且出嫁时还带了大量的嫁妆。三、四章，下女子被抛弃后的会很痛苦心情。弃妇以自己沉痛的教训告诫世上的女人，男人们是变化无常的，女人一旦年老色衰，就有被抛弃的可能，因此女人千万不要迷恋男人。这是弃妇由自
《诗经》与《楚辞》参考书目
汉语言文学专业《先秦文学》参考书目 一、诗歌类 《诗三百篇探故》朱东润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诗经直解》（二册）陈子展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毛诗正义》（唐）孔颖达撰 《诗集传》（南宋）朱熹撰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诗毛诗传疏》（清）陈奂撰三十卷现有1984年中国书店影印本 《诗经原始》（清）方玉润著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 《诗经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诗经今注》高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版 《诗经译注》袁梅著齐鲁书社1982年版 《诗经与周代社会》孙作云著中华书局1979年版 《诗经的文化阐释》叶舒宪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楚辞章句》（汉）王逸撰商务印书馆印本 《楚辞集注》（南宋）朱熹撰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屈原赋今译》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楚辞选》马茂元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楚辞新注》聂石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楚辞研究集成》马茂元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林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屈原研究》郭沫若著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 《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年版 《屈赋新探》汤正柄著齐鲁书社1984年版 二、散文类 《先秦散文纲要》谭家健郑君华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左传读本》王伯祥选注中华书局本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注（三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 《国语选》傅庚生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战国策选讲》刘忆萱撰中国青年出版社 《论语译注》杨伯峻注中华书局本 《孟子译注》杨伯峻注中华书局本 《老子注释及评介》陈鼓应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 《荀子简释》梁启雄著商务印书馆本 《韩非子浅释》梁启雄著商务印书馆本 三、神话类 《中国神话史》袁珂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神话论文集》袁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神话与民族精神》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神话哲学》叶舒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四、教辅类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卷本）于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卷本）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