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解释学与古典解释学区别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古典解释学的区别

摘要：：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是古典释义学的典型代表，他们把释义学引入哲学领域，使释义学系统化，但他们天真地抱有历史客观主义的想法，忘记了理解精神客观化存在的人本身的历史性而陷入客观主义，成为一种实证主义。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形成了作为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但伽达默尔又由于过分地强调主体性而陷入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

关键词：哲学解释学客观主义主观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

一解释学的起源

西方解释学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其基本意思是对文本的信息做出解释。到了中世纪，主要是对《圣经》的经文、各种法律条文做出解释，由于这些作品年代久远、文字古老多义，使得一般人难以理解，这样就有了以弄清文本的词汇、语法，考证古代典籍为主要目的文献学。除了文献学，解释学还有另一种形态，即神学解释学，主要是神学家为解释《圣经》经文而发展起来的。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代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要了解古代文化，就得先解决文字障碍，这就大大推动了文献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宗教改革运动使人们从传统的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个体不需要神职人员的中介，可以直接和上帝进行交流，直接对《圣经》做出解释，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不仅限于纯文字技术方面的

解释学与中国哲学

解释学与中国哲学 景海峰 随着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诠释的方法，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除了译介和阐发伽达默尔、利科尔等解释学大师的理论之外，海内外学者也试图在普泛化理解的背景下，把解释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论体系和诠释学方法。下面我们以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汤一介等4位先生的工作为例，来看一下这股趋势的一般状况和可能发展的前景。 一、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 在华人学者当中，傅伟勋教授（1933—1996）是最早将解释学理论引入中国哲学研究和中西哲学比较的先驱之一。早在1972年，他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含的哲理而首次触发诠释学的构想。197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俱乐部宣读《创造的诠释学：道玄与海德格》。1983年，在长篇学术自传《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中首次用简易的文字记述了“创造的诠释学”的架构。1984—1988年间，在海峡两岸多次以“创造的诠释学”为题发表正式演讲。1989年，撰成《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为此说最具系统之长篇。随后，应用创造的诠释学方法于大乘佛学及儒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建构，具有十分广阔的学术背景，除了对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解释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一般化吸纳之外，还结合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和义理之学的方法，对大乘佛学教相判释、胜俗二谛、言诠方便等种种教理方法亦有融汇。 创造的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共分为5个层次。第一是“实谓”层次，探讨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这一层面的核心是原初资料，从版本考证、原文校勘到语词定夺、文法疏通，均属纯粹客观的校雠工作，不涉及到“创造”。“实谓”的寻考是诠释的基础和起点，但非重点，它只是为诠释的展开提供较为真实可靠的材料。第二是“意谓”层次，探问原典想要表达什么（或它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一层面开始发生主体移位，研究者的诠释意向初步显现，进入狄尔泰所谓“随后体验”的状态。通过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的贯通、时代背景的考察等等功夫，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原典和原思想家的意思，探问其意向、意指如何。第三是“蕴谓”

伽达默尔的理解历史性理论

5.伽达默尔的理解历史性理论 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思想出发，把海德格尔理解的概念扩展到存在性，把解释学作为哲学本体论对待，视解释学现象为人类的世界经验，通过强调理解的普遍性，确立了解释学以理解为核心的哲学的独立地位。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 理解是历史的。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是历史的存在，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无论是认识主体或客体，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这一论述为我们重新审视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评价方法。翻译正如勒费维尔所言，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无论哪一位译者，都会受到各种主观或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绝对“信”的译文不可能存在。历史性误读是时代认可的理解，是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价值观等影响的产物。例如晚清时期，面对列强入侵、外族统治，当时的文人志士充分发挥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不少本来政治色彩较淡或甚至毫无政治色彩的外国小说，在译介到中国时，都被加以一种“政治性阅读”，肩负起了政治任务。理解的历史性揭示了参与理解的主、客体都是历史的存在，理解就是主体对文本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性“逗留”。要完全消除误读现象，进行纯客观地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 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理解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但伽达默尔认为这种偏见是“合法的”。他充分肯定了偏见对理解的意义，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伽达默尔深化了海德格尔关于“前结构”的思想，声称“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偏见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它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是解释者对处身世界意义的一种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断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了《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伽达默尔对偏见的积极性一面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了误读的意义，从而对误读不能一概否定与责难，而要重新审视其价值。庞德唐诗英译中的错误在美国引发的新诗运动，寒山诗于50和60年代在美国、日本激起的热潮，易卜生在五四前后中国掀起的波澜，都说明误读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对其评价只有“还以背景”，才能“还以公道” 由于理解的历史性，对过去文本产生偏见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偏见本身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创造力的表现。庞德曾为自己不“忠实”的翻译辩护道：“我的工作就是要把一个死人救活过来，展示一个活生生的形象。”理解决不是理解与对象的绝对吻合，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相反，理解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它充分体现出人的精神存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在理解者前见中照亮文本，在对文本的体验、感悟中揭示作品的意义。好的翻译是“让一株植物有机地从种子中生长出来，这比那些准确地再现植物的蓓蕾，再把这些蓓蕾用胶水粘连起来的翻译要令人满意得多”。正因为如此，中国译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所译的《哈姆雷特》，与西方译者从Freud的心理分析角度所译的Hamlet各具创造力；而英国Routledge和KeganPaul 出版社出的Clement Egerton翻译的《金瓶梅》，读来更是一部创造了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名著。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产生的偏见观，在理解过程中起着选择甚至定向的功能。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进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

脑与认知科学

脑与认知科学的区别 脑科学和认知科学都是智能科学与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脑科学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行为水平研究自然智能机理，建立脑模型，揭示人脑的本质。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类感知、学习、记忆、思维、意识等人脑心智活动过程的科学。 一．本质上的区别 脑科学是智能科学的本质基础。大脑是人类的核心，是人类高级于其他物种的本质所在，是人类智能的发源地。众所周知，人们的一切思维、行为都受到了脑的控制。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需要使用大脑，让它来支配我们完成各种事务。脑科学的研究是为了赋予机器与人类相近的智能系统，所以要想让机器更好的服务于人类，我们必须要着手于大脑的探究。? 认知科学是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中间体。诺贝尔奖的得主弗兰西斯?克里克在其著作《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中提出“人的精神活动完全由神经细胞、胶质细胞的行为和构成及影响它们的原子、离子和分子的性质所决定”。因此建立认知科学的激励的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人们要深入研究人自己的大脑和精神世界。顾名思义，认知科学是研究人认识和适应周围世界的过程以及与认知过程有关的神经系统及大脑的机理，人类感知和思维信息处理过程的科学。作为智能科学的中间体，它以脑科学研究为基础，同时也反作用于脑科学，并未智能科学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二．研究内容的区别

人类从三个不同层面全面的研究大脑。第一个层面是生物学家和精神网络专家的战场，第二个层面是脑波技术专家和系统论专家的战场，第三个层面是哲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战场。脑科学涉及的研究范围很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神经网络复杂构建中的单 个元件神经元以及神经元通信问题的研究。 2.脑科学对有关学习、记忆、语言、思维等高级神经活动的 机制的研究。 3.发育神经生物学的研究是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4.脑高级功能的研究。主要包括：感觉整合与认知的形成机 理；脑高级功能的功能定位及其动态变化过程与机理；大 脑神经网络功能连接属性及其动态分析等。 5.脑科学的研究是实现超极人工智能的必要前提。脑科学从 分子水平、细胞水平、行为水平和整体水平对脑功能和疾 病进行综合研究，并从脑的发育过程了解脑的构造和工作 原理。 认知科学研究目标旨在探索智力和智能本质，建立认知科学和新型智能系统的计算理论，解决对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具有重大意义的若干理论基础和智能系统实现的关键技术问题。 下面对认知科学的研究方面进行总结。 1.学习与记忆过程的信息处理 2.思维、语言认知问题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运用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运用 伽达默尔是西方解释学现代发展的最大代表,不仅在于他创立了哲学解释学,更重 要的在于他将解释学理解为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实践哲学。随着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创立,其思想迅速传播和应用于哲学、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学评论 和宗教等人文社科领域,“‘解释学’成了现代思想中的一个‘流行词’”①,形成了世界性的一种 新哲学形态和“显学”理论。那么,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来说,伽达默尔的 解释学实践哲学又具有什么样的建设性意义呢?作为一种对话的“本文”,作为一种交流的“对象”,它又会在交流的参与中向我们显明一种什么样的新意义的理解与追求呢? 显然,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解释学问题(此问题讨论以汤一介、黄俊杰教授 等为代表),二是中国的实践哲学问题(此问题讨论以张汝伦教授等为代表)。自从20世纪 80年代在我国展开了对西方解释学特别是对伽达默尔哲学研究以来,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着 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着力于将西方解释学理论广泛运用于对哲学、宗教、伦理学、 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着手探讨“创建中国解 释学”及重新认识中国实践哲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一、解释学与“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从有“史”走向有“学” 西方解释学历史悠久,可上溯古希腊与中世纪,有赫尔墨斯对神的旨意的解释与传达的 神话,有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有奥古斯丁关于解释对于理解神之旨意的意义研 究以及对于解释问题零散研究的系统化等努力,特别是在西方有着很长一段时期的对《圣经》解释的历史传统,1654年J·丹豪色最早采用“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用作书名。 不过,真正说来,解释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近100多年的事情。自从19世纪施莱尔 马赫、狄尔泰等人将解释学作为一般解释学、作为方法论的解释学之后,解释学才获得了 自身的特殊意义,解释本身才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被加以研究而形成了丰富的解释学理论。随后海德格尔从其基本本体论出发,赋予了解释学以本体论性质,而伽达默尔则将这种具有 本体论性质的解释学上升为一门哲学解释学来研究。这就表明,从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史来看,“学”与“史”是分开的,有解释的“历史”不等于有解释的“学”(即解释理论)。因为“一种 ‘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它要研 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能为社会普遍所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①。 同样,中国的“解释学问题”可谓由来已久,甚至比西方有更长的历史,但“迄今还没有一套 自觉地把‘解释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且与西方解释理论有所不同的理论体系”②,其根本原 因在于,尽管中国对本文意义的解释古已有之,也非常普遍,但始终没有将解释本身作为对象 来加以研究,没有形成关于解释的一套基本原理和理论。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存在着十分 明确的解释实践活动,但却一直不曾有过独立的解释学理论,因而,作为一门理论学科,解释学 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在中国解释学问题上,可以说,有漫长的解释史却无一般的解释学。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阐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几个重要概念，即诠释学循环、前理解、事情本身、完满性前把握、时间距离等，特别指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关于理解循环的三个必要条件，即前理解、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前理解来自同事情本身的关联，并根据完满性前把握这一预设而进行修正，从而达到对事情本身的正确理解。正确理解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则可以同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所谓客观解释划清界限，又同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所谓主观解释表明分歧。本文还探讨了诠释学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发展，认为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虽然是从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发展而来，但由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历史性深层向度，从而超出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而转入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诠释学。本文作者特别提示，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 【关键词】伽达默尔/诠释学循环/前理解/事情本身/完满性前把握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是从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理论发展而来的，但由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历史性深层向度，使之

超出了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而转入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诠释学。 一、诠释学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 精神科学的循环结构①在诠释学里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解释的循环结构，这种结构在诠释学里被称之为诠释学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古代修辞学早就认识到整体与部分所谓诠释学循环，即要理解语句，首先要理解其中的语词，而要理解语词，又必须先理解语句。宗教改革派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曾把这种从古代修辞学里所得知的观点应用于理解过程，并把它发展成为文本解释的一般原则，即文本的一切个别细节都应当从上下文关系以及整体所目向的统一意义，即从scopus(整体结构)上加以理解；反之，整体结构的统一意义又必须从一切个别细节去理解。当把这一原则用于对《圣经》的理解时，他们反驳罗马教会独断论对《圣经》的解释，认为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关系乃是对《圣经》理解和解释的唯一正确原则：一方面对《圣经》的整体理解指导着对个别细节的解释，另一方面，《圣经》这一整体也只有通过对个别细节的理解才能获得。从这里，新教改革派提出《圣经》是自身解释自身的所谓《圣经》自解原则(Schriftprinzip)。 对于古代修辞学这种整体与个别的诠释学循环，伽达默尔在他的《论理解的循环》(1959)一文中写到：“我们必须从个别

解释学

解释学 解释学，又称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它也许被描述作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 “文本”的概念“文本”的概念被扩展为书面文件。例如：讲话、表现、艺术作品和事件。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在细说或者诠译“社会文本”。 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有关解释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它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释义学" 早在人类远古文明时期就已存在如何理解卜卦、神话、寓言意义的问题。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涉及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解释学”一词的词根hermes就来自古希腊语，其意为"神之消息"。当时，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中世纪的A.奥古斯丁、卡西昂等哲学家在对宗教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时，逐步把以往对解释问题的零散研究系统化。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如何直接理解圣经本文的原则与方法的问题，对解释学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法学、历史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研究中也一直涉及解释学的问题。“解释学”一词于1954年首次出于J.丹豪色的著作中。但在18世纪以前，有关如何正确理解文意内容的研究往往被称作"释义学"。这类研究往往从实用性出发，实际上是一些零散解释规则的汇集。亦泽“阐释学”、"释义学”、“诠释学”。广义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艺术、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问题，反映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既是—门边缘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又是一种哲学思潮。狭义指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分支、学派。局部解释学泛指任何本文注释(包括备往今来的法律、《圣经》、文学、梦和其他形式的本文解释的规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从古希腊人解释荷马的史诗和其他诗作开始．欧洲的古典学者就有注释古代文献的传统。中世纪后期形成了有关《圣经》经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的“古典注释学”和考证古代典籍的文献学。一般解释学是对本文的理解和解释的—般方法论研究。它不同于各种局部形式的解释学，其目的在于建立以连贯—致的理解哲学为基础的一般而普遍的方法论。代表人物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意人利哲学家埃米里奥·贝蒂。埃米里奥贝蒂为了响应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发表《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的释义学》和《普遍解释是人文科学的方法》(1967)两书，试图建立以考察多学科中解释的模式为基础的普遍“理解”方法，规定一套解释的标准。哲学解释学泛指对理解和解释的现象的各个层次和各种情况的研究，它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对方法沦、对理解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对不同形式的解释的范围和假定等的哲学“反思”。哲学解释学有两种形式；(1)分析的解释学。涉及理解和解释、思维机器和日常语言等问题。它均一般解释学不问，虽然也涉及方法论，但是主要属于哲学性质。(2)人文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其代表人物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他们根据现象学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本文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根据海德格尔对存在——神学传统的批判研究，力图在形而上学问题的具体情况中理解解释。利科与前两入不同，试图调和德国的解释学传统和语言分析哲学、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思潮，认为本休论只存在于解

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思想

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思想 一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当代解释美学代表人物。1900年生于德国马堡，1922年在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人物那托普指导下以其对柏拉图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并于1923年去弗莱堡大学参加海德格尔所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讨论班"，来到弗莱堡大学，见到在那里任教的胡塞尔，对现象学发生浓厚兴趣。1937年开始任教于马堡大学，1938年转到莱比锡大学任教，1946-1947年曾任莱比锡大学校长。1949年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同年又去海德堡大学任教。从1949年至去世前一直为海德堡大学教授。曾主持过久负盛名的德国《哲学评论》杂志工作。伽氏一生著述甚丰，主要集中在哲学美学和历史哲学两个领域，其哲学解释学就在这两个方面体现出来。1960年出版《真理与方法》一书，此书为其代表作，构思最长，影响最大，曾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发行。此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哲学解释学的诞生，并成为现代哲学解释学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伽达默尔作为现代哲学解释学大师与著名哲学家的地位。本书正如其副标题所说"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即着重于揭示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理解"现象的一系列特征。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即从艺术、历史和语言三个部分，阐明理解的基本特征。特别是第一部分"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着力对艺术经验的本体论进行分析，揭示艺术经验的哲学真谛，并展开了"理解"现象一般特征的分析。本书的书名《真理与方法》准确地说，应是《真理或方法》，也就是在真理和方法之间加以选择。实际上，伽氏反对把真理与方法划等号，而是试图凭借解释学本体论深入探讨真理问题，第一部分就是着重探讨"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关于方法与真理的关系，伽氏说道："因而本书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的一切地方和经验寻求其自身证明的一切地方，去探寻超越科学方法论作用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1）可见，本书的主旨就是超越启蒙主义以来理性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去探寻真理的经验。关于艺术问题，他又说道："为了拒斥受科学的真理窒息的美学理论而保护我们由艺术作品所获得的对真理的经验，本书的探讨就开始于一种对审美意识的批判。"（2）他又一次对理性主义真理观影响下的美学理论与审美意识给予了明确的批判。同时表明，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由艺术作品所获得的对真理的经验"。 伽达默尔写作《真理与方法》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正是"二战"之后，人类又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一方面社会取得了进步，另方面人类的生存危机却愈加深重。因此，伽氏所面临的首先是物质进步与精神危机的矛盾。他说："当科学发展成全面的技术统治，从而开始了'忘却存在'的'世界黑暗时期'，即开始了尼采预料到的虚无主义之时，难道人们就可以目送傍晚夕阳的最后余辉--而不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时候的最初晨曦吗？"（3）在这里，伽达默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物质与精神矛盾的图景。一方面，科技全面发展，但科技统治却使人类"忘却存在"而进入"世界黑暗时期"。面对这样的矛盾，应该怎么办呢？是像尼采那样因"上帝已死"，而目送傍晚夕阳最后的余辉呢？还是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时候的最初晨曦呢？显然，伽氏是取后者的态度，试图以现代解释学理论去克服当代物质进步与精神危机的矛盾，通过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而去迎接最初的晨曦。伽氏所面临的另一问题就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所谓人文学科在德语文献中称作"精神科学"。在传统的理论中、包括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理论中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对立的。在德国，精神科学这个概念最早由狄尔泰提出。以后，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W·文德尔班在其《自然科学史》一书中，又进一步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作了区分。弗莱堡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李凯尔特及其它理论家也都作了不同的阐述。但都立足于两者的对立。当然，在实际生活中，科技拜物教的进一步泛滥，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哲学阐释学三原则和翻译研究

2012年第03期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No.03，2012 第28卷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Vol .28（总279期） Total No .279 收稿日期：2011—10—11 作者简介：李晓玲（1983—），女，河南濮阳人。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和外语教学。 哲学阐释学三原则和翻译研究 李晓玲 （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河南新乡453003） 摘要：阐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现代西方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一本多译等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哲学阐释学；翻译；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3—0145—02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开辟了许多新的译学 研究的视角。人们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来研究翻译。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到的 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 “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一本多译等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 研究视角。 一、理解的历史性在理解的模式上，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前结构理论：每一种解释都建立在一种前有的基础上，为了理解某个事物，我们总得先要具有这个事物。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建立在我们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对每一种事物或现象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受“前见”的影响，这种“前见”就是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译者只有把自身置身于历史性的视域中，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意义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 性”。［1］我们是历史性地存在的。无论是认识的主体或客体，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历史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伽达默尔认为这 种偏见是“合法的” 。他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伽达默尔声称“偏 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 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 的倾向性”。［2］伽达默尔对偏见的积极性的一面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了误读的意义。庞德唐诗英译中 的错误在美国引起的新诗运动，寒山诗于20世纪50和6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引起的激潮，都说明误读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进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书写出不同的译本。 二、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第二大原则。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认为，作为理解者或解释者的译者，其视域并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开放动态的。因此，作为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译者，其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并与其他视域交融，达到一种历时性、共时性的 “视域融合”。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 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有自己的视域。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是由其带来的各种成见所规定的，它们构成了译者现在的视域。而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域。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带着当时的时代氛围形成的视域和文本的历史视域相遇和融合。但这种理解 5 41

伽达默尔理论作业

英汉对比翻译2014.5.14 关于伽达默尔阐释学和翻译的几点思考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伽达默尔生平简介及其哲学阐释学的起源和发展，重点介绍了其中的三大理论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并理论联系实际，将阐释学理论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就误读存在的合理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作用和名著重译对文学实践的指导作用提出了几点思考。 关键词：阐释学、理解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 一、引言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生于1900年，自幼对文学、历史、艺术感兴趣，依照自己的爱好和兴趣选择了理论学术研究这条道路。1922年伽达默尔在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人物那托普指导下，以其对柏拉图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23年去弗莱堡大学参加海德格尔所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讨论班，从此成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同时也是同事。在此之前，伽达默尔坚信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运动会给德国哲学界带来新的希望。来到弗莱堡以后，他不同意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观点，更多地倾心于海德格尔。 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晚年的思想，他将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所显露出的解释学危机看作一个“谜”，他没有在这个谜前止步，而是仅仅回避了海德格尔哲学归宿的形而上学问题，沿着海德格尔反心理学和反方法论的哲学方向，进一步推进了本体论解释学，并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解释学体系。解释学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说明哲学解释学研究的是本体论问题。哲学解释学关涉到一个远为根本的问题，即关于真理的问题。传统认识论将真理看作是那种以命题形式出现的判断与对象的符合。伽达默尔追随海德格尔，坚决抛弃异化真理观，确信真理就是存在的敞亮，即展露自身并随之揭示他者的澄明过程。质言之，真理就是去蔽，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本真阐明。因此，伽达默尔标举真理论，而反对狄尔泰的方法论。在《真理与方法》书中，从自己的真理观出发，伽达默尔强调艺术、历史，语言中的真理的经验，进而将解释学分成三个领域，即美学领域、历史领域和语言领域。展开了他著名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等等解释学原则和观点。 二、阐释学概述 阐释学(Hermeneutics)即宣告、口译、阐明和解释的术语。Hermeneutics 这个词的词根Hermes(赫尔墨斯)本是上帝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他给人们传递上帝的消息。他的宣言显然不是单纯的报道,而是解释上帝的指令,并且将上帝的指令解释成人间的语言,使凡人得以理解。阐释学的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18世纪的施莱尔马赫把解释活动总结、归纳上升为一种一般的理论，使解释学转变为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文本解释的普遍方法论。19世纪的狄尔泰试图把解释学当作使精神科学获得科学地位的一般方法。20世纪的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使解释学从一种方法论上升为一种本体论。伽

狄尔泰与现代解释学

狄尔泰与现代解释学 在西方解释学的发展过程中，狄尔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充分 认识到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把解释学由单纯的文 本研究扩展到对现实世界中的人(Mensch)的研究，创造了所谓“生命解释 学”(die Hermeneutik des Lebens)。狄尔泰因此不仅赋予了解释学以方法论 的意义，而且还承认解释学就是哲学的过程，从而使解释学具有了认识论的意义。正是在狄尔泰的努力下，解释学才由传统解释学进展到当代的伽达默尔的 所谓哲学解释学。 一 作为施莱尔马赫的再传弟子，狄尔泰的哲学生涯开始于施莱尔马赫研究。还是 在读书期间，他撰写的《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的独特贡献——与以往这门科学 所做的工作之比较》探讨的就是解释学在施莱尔马赫那里的重要意义。在这篇 论文中，狄尔泰第一次注意到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思想，着重研究了施莱尔马 赫用解释学的方法探讨基督教思想的问题。他发现，施莱尔马赫运用了分析和 解释柏拉图的方法去考察基督教的理念，对世界采取浪漫主义的解释，尤其是 在解释新约保罗书信上，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该论文1860年获得施莱尔马赫 基金会颁发的双倍奖金，狄尔泰不仅借此完成学业，而且从此开始编辑施莱尔 马赫书信集，并且撰写他的早期主要著作《施莱尔马赫传》。对狄尔泰来说， 这篇论文获奖并不是重要的，真正重要的，这是他的哲学生涯的真正开端。他 自己在获奖15年以后曾说过，他就这篇论文所做的工作引导他构造自己的基本思想。 如果说狄尔泰早期对解释学的重视还不是自觉的，那么，从19世纪60年代中 期开始，他在建构自己的精神科学体系时则有意地把解释学当做精神科学的最 重要方法。特别是在他把“体验”、“表达”和“理解”当做精神科学的核心 内容予以诠释时，解释学在他那里就作为全部精神科学的重要方法而得到彰显。这时，“理解”概念获得进一步的阐明，“理解”不只是帮助我们对理应认识 的内容的把握，而且还涉及有关这个内容的普遍有效性。“表达”在他那里也 得到严格的规定，它与生命内容应当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狄尔泰以为，正是通 过对这些概念加以规定并形成特定的方法，“解释”作为一门学问才得以确立，并且经过体系化，它在本质上真正成为对“确定的生命表现进行理解的学问”。 ①“解释”这个概念现在不只是解释的艺术，而且还是理解的科学，认识生命 的方法。这样，解释学就是作为“对在文字上固定下来的生命表达进行理解的 技巧学。”②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施莱尔马赫对它的认识。 1900年，狄尔泰受到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启发，开始了由精神科学到解释 学的“转向”。他在《解释学的兴起》中着重从语文学上讨论解释技巧的历史，同时关注解释过程的本质。他在这里赋予了解释学更加重要的意义。概念和范 畴现在不只是被应用在说明生命事实之中，而且还在这种说明之中反过来对概 念和范畴进行考察；解释不再像它原初那样仅仅是对某个人的个性或某部重要 的历史著作的特点加以挖掘，而是发展为对一切“精神创造”(Schoepfung des Geistes)加以阐释，并且直接深入到人类生命本质。 现在，对狄尔泰来说，原先把解释学当做一种方法去探讨“精神世界”已经过 于狭小了，他主张建立一种“系统组织的解释学”，要把应用于生命理解的概 念和范畴扩展到对它们所包含的整个世界的理解，通过对生命世界的分析和阐

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问题_哲学解释学的视角_李思睿

收稿日期：2013－09－01 作者简介：李思睿（1987－），女，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6期 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问题：哲学解释学的视角 李思睿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往活动。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理解分为理解自我、理解传统、理解语言和文本、理解他者四个方面，本文拟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待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现象，分析跨文化传播的重重理解障碍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探究“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 关键词：文化；传播；理解；他者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13）06－90－06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往活动。这一传播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巨大差异，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许多理解障碍， 交流变得异常艰难，而几乎很难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跨文化传播的历史总是伴随着偏见、误读、刻板印象、民族中心主义、歧视、冲突乃至战争。哲学解释学这门学科探究人类一切理解活动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 描述理解的每一个步骤，力图阐明各类理解现象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理解不再由进行解释的主体所支配。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始于前理解，由于“事情本身”和“效果历史意识”得以可能，并在语言中开展。在跨文化传播中， 理解同样始于前理解，即对自我和自身传统和文化的理解；理解在语言中，主要是在与“文本”和“他者”的对话中开展。本文试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待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现象，从理解自我、理解传统、 理解语言和文本、理解他者的四个步骤来分析跨文化传播的重重理解障碍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探究“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 一 理解自我 理解自我最首要的是要知道前理解的存在，以 及如何在此基础上正确展开理解。理解始于何处？按照我们最通常的观念，理解应该是在某种陌生事物出现时发生的。比如，当我们认识一个陌生人，接触一种新的文化，这时候我们需要理解。当我们了解了陌生人的基本情况， 掌握了新文化的要义，理解似乎就完成了。哲学解释学则从存在论出发，对理解始于何处做出了不同的描述。解释学认为，在一切理解之前已经有一个理解的前结构，即前理解。前理解由前有、前见、前把握构成。前有是指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地进行理解，比如当我们说“桌子”、“门”，我们已经先把它们看作为桌子、门，而不必加以疑问和解释。如果没有这些可以说出的东西，我们就无法说话，无法理解。我们的理解早已建立在这种已有的对世界的理解之中。前见是理解的着眼点和一种先行判断。无论是理解一件事物还是一个人，我们总是着眼于其中的一个点、一个方面开始理解，并带有某种判断。于是，被理解的东西保持在前有中， 被前见地瞄准，然后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在解释前我们已经断然地或有所保留地拥有了某种概念框架，我们才能按自己决定好了的概念方式进行解释，解释奠基于这种前把握之中。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历史、文化之中的人，绝不会生活在真

认知神经科学解读

认知神经科学 美国心理学家葛查尼革（M.S.Gazz0aniga）主编，1995年出版。认知神经科学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学科（1991年正式问世），以探讨认知活动的脑机制为其研究任务即研究人脑各组件包括分子、细胞、脑组织各区及全脑如何调用以实现自身的认知活动。 《认知神经科学》由170多位国际著名学者撰写。全书由11篇，92章，1400多页，百余张插图和27张彩色图组成。每章作者总结其研究领域的实验成果，概述了其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存在问题。 11篇的篇目为： 1 分子和细胞水平的可塑性（7章），阐明机体对环境反应中的机能和结构的灵活性（flexibility）多变性（Mutability），是知觉，记忆等认知过程的重要基础。 2 神经发育和心理过程的发育（6章），介绍了一些神经生物学研究新技术，用当代脑功能成像成果来说明婴儿脑发展和认知发展的关系。 3 感知觉（17章）阐明单一感觉神经元的信息与主观感知觉的变化，神经元间编码和感知觉的多样性，信息加工组合及其对环境制约的关系。 4 运动系统的策略和规划（8章）从神经生物学讨论皮层运动区神经元对不同运动及其阶段的活动规律。 5 注意（8章）阐明各种感觉刺激在心理定向中的作用。 6 记忆（8章）阐明记忆过程和多重记忆系统的脑结构及其作用（包括海马、边缘系统、颞叶和额叶皮层等）。 7 语言（7章）从神经心理学，语言学和语言发展等方面讨论语言的获得，产生和理解的脑机制。 8 思维与表象（7章）从理论上阐明思维与表象的脑功能实时动态规律，在方法上总结了近年来应用事件相位电位，脑构像技术和脑损伤病人的神经心理学与动物模型研究的成果。 9 情感（9章）阐明从恐惧到情感及其和意识的各种复杂情况的神经生理学基础，包括杏仁核、脑干、海马、边缘系统和基底神经节的理论。 10 进化理论（7章）讨论心、脑机能结构的进化及其种种理论之间的争论， 11 意识（8章）回顾了意识生理研究的历史，和20世纪60-80年代间的快速眼动睡眠与梦的关系，割裂脑病人和失语症等对意识神经问题研究的多种事实。 原著已于1998年编译成中文出版。为了帮助读者对本书形成这门新学科的整体概念，译者沈政撰写了一篇"总论"（见本书正文前），指出原著"为我们描绘出认知神经科学对基本认识过程的研究成果和存在问题"，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当代前沿科学专著。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综述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综述 以往的欧洲哲学往往偏重乃至偏执一个方面，或存在或认识，或主体或客体，或西方或东方，以至于它们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而H.-G.伽达默尔对话哲学的出现，使得哲学的基本倾向由对抗转向对话。他用对话去理解逻格斯，并将理解与其历史性相结合，认为历史性才是人的基本存在。 标签：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综述 一、引言 H.G.伽达默尔这位古典语言的专家，主要研究古希腊的语言和著作，特别是柏拉图的著作与诗歌。另外得益于P.纳托尔普，他可以阅读E.胡塞尔或M.海德格尔寄来的私人信件和未发表稿，这使得H.-G.伽达默尔从中受益匪浅。可以说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在胡塞尔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传统解释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伽达默尔对接受这三者的影响直言不讳：“胡塞尔曾使之成为我们义务的现象学描述的意识，狄尔泰曾用以放置一切哲学研究的历史视界广度以及特别是由于海德格尔在几十年前的推动而引起的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指明了作者（按：指伽达默尔）想用以衡量的标准。这种标准尽管在阐述上还有着一切不完善性，作者仍希望看到它没有保留地被加以应用。” 二、伽达默尔的哲学转向 传统的语言本体论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甚至媒介，就难逃语言的牢笼，难免在哲学内部挣扎。M.海德格尔曾试图借助于 F.荷尔德林的诗的语言的帮助，用那种半概念、半诗的语言来取代形而上学的语言;然而，他的语言仍然是独白的，并没有因此而能够完成对形而上学语言的改造。H.-G.伽达默尔试图借助于对话，来实现对形而上学语言的根本性超越。他通过语言的普遍性来构建他的本体论，这与海德格尔思想是很不一致的。这样一种的超越，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而且也是一种哲学境界、思路等方面的超越。可以说，以往的欧洲哲学往往偏重乃至偏执一个方面，或存在或认识，或主体或客体，或西方或东方，以至于它们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而H.-G.伽达默尔对话哲学的出现，使得哲学的基本倾向由对抗转向对话。这是欧洲哲学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以往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在自然和历史中去发现作为理性的逻各斯。伽达默尔用对话来解释思想，他认为人的思想就是人与自己内在心灵的对话。由此他用对话来解释思想，从而使他与以往的哲学家区分开来。他自己已指出了与海德格尔的这种差别：海德格尔首先把理解这一概念刻画为此在的普遍规定性，他的意思正是指理解的筹划性质，亦即此在的未来性。然而我并不想否认，我曾经在理解诸因素的普遍关联中强调了接收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这一方面。这一差别的实际结果是，海德格尔重在理解此在的人，伽达默尔则重在理解历史流传物即文本。以上关于理解问题的不同，正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的

哲学解释学的解释理论与复杂性探索

哲学研究 哲学解释学的解释理论与复杂性探索 赵光武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解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古已有之。古代神学解释学与法学解释学是关于理解、解释与应用的技巧,亦称解释技艺学。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近代解释学,认为解释是排除误解进行复制,本质上是一种重建解释学,被当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由海德格尔奠基,加达默尔发展完善的哲学解释学,使解释学的发展实现了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加达默尔围绕着理解这个论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包括: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是在成见的推动下不断创新的过程;视域融合是理解得以发生和进行的过程;视域融合与用语言对话是同一个过程。解释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认知思维的复杂性,具体表现:视域融合的自组织性;视域融合的整体涌现性;视域融合过程的曲折性;视域融合的开放性。哲学解释学以无视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关系的姿态,把认识过程、语言过程独立化,使 主体虚化 、 真理退场 、 客观性丧失 ,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哲学的后现代性质;其复杂性维度对复杂性探索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古代解释学;近代解释学;哲学解释学;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4-0005-07 收稿日期:2004-04-18 作者简介:赵光武(1931 ),河北滦南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解释学发展的前期阶段 解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解释学一词的希腊文的词根是赫尔默斯(Hermes),也可以说该词来源于赫尔默斯。赫尔默斯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他不仅有双脚而且脚上有双翼。他的任务就是来往于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与人世间的凡夫俗子之间,迅速给人们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他的传达就不是单纯的报导或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翻译和解释,即把人们不熟悉的神的语言转换成人的语言,把神的隐晦不明的指令给人们解释清楚。从词意来看,解释学的工作就是一种语言转换,一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陌生的语言世界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 解释学作为一门理解和解释的学问,自古有 之,源远流长。它产生以来,其前期阶段包括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古代的神学解释学与法学解释学。神学解释学以圣经为解释学对象,法学解释学以罗马法为解释学对象。这时,只是由于人们 缺乏对文本的理解才产生解释学的工作 , 解释学就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而出现 [2](编者导言P2-3)。神学解释学是传达诸神的意志,人们必须承认这种意志是真理,必须绝对服从,并付诸实施,加以应用。法学解释学也具有这种绝对承认、绝对服从,并付诸实施的规范性职能。 可见,古代解释学包含三个要素,即理解、解释和应用,这三者是统一的互不分离的,没有前后之别,不是先有理解,后有解释,也不是理解在前而应用在后。解释就是理解,应用也是理解,理解的本质就是解释和应用。古代解释学把这三个要素均称之为技巧,即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这种技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方法规 第41卷第4期2004年7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 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Vol.41,No.4 Jul.2004

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162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Ｏ文章编号：1673–2804(2011)01-0162-03 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张 睿，韩 虔 （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 关键词：阐释学；翻译主体；翻译客体；权力话语；翻译标准 摘 要：回顾了阐释学发展的历史，解释了现代阐释学中“前理解”、“视域融合”、“偏见”等基本原理的内 涵，最后从翻译的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权力话语、翻译标准等四个方面的讨论了现代阐释学对翻译学的深 刻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科学主义转向了语言论的阐释哲学（Hermeneutics），对人文科学的影响巨大，不仅仅使人们开始对语言给予普遍性的关注和重新审视，而且人们认知范式的变化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理论研究。对强调“忠实性”的翻译标准、作者的主体性、文本的绝对权威等等方面，阐释学开启了崭新的视角，对研究语际间语言转换的翻译学理论来说，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一 现代阐释学的内涵 阐释学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中比较流行的方法论，“它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不过是用来指传达神喻、解释经典的学问”[1]。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阐释学、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三个阶段。古典阐释学局限在宗教层面，解读经典、注释经书，满足于获得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传统阐释学由施莱伊马赫的浪漫主义理论、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和赫斯的意图说文本理论三大体系构成。传统阐释学承认理解的历史性，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理解和认识这样的意识活动，都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传统阐释学力求使阐释者摆脱一切历史影响，超越历史环境，达到对文本完全不带主观色彩的、透明的、无蔽的理解”[2]。他们把阐释者自己的历史环境的东西看成是理解的障碍，看成是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根源。所以传统阐释学认为阐释的核心是避免误解，阐释者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还原作者及文本的原初意义。 现代阐释学沿袭了传统阐释学的阐释具有历史性的观点，但是却接受了阐释者对文本的误读。两大领军人物是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 海德格尔对阐释学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前理解”的概念。前理解包括了“先有”、“先见”、“先知”三个层面的意思。这三个层面涵盖了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心理等人类一切从逝去到当下的精神物化物。他认为，任何一个阐释主体在进行文本的阐释前，就已经处于这种前理解状态中，受到既定的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心理的侵占，不可能无蔽地、透明地对文本原初意义进行阐释。因此，“阐释主体从前理解起步达向文本，势必带着历史‘偏见’去理解文本的意义”[3]。可以说，就是历史导致了“此在”的阐释主体对“彼在”的文本意义获得中的偏见。 迦达默尔从海德格尔那里承接了“前理解”及其三个层面的含义，统统把他们纳入到他自己创建的术语“视域”中，即他认为在文本理解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视域：一个是阐释主体的视域，一个是文本（作者）的视域。“阐释主体的视域指浸淫阐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彼端（逝去）与此端（当下）之间”，亦即“从逝去的历史延伸而来的阐释主体存在着的当下视域”[3:44]，被称为第一视域，是历史强加给主体展开理解的起点；文本作者创建文本所存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为第二视域，它影响了作者的理解即文本意义的生成。阐释者无法摆脱由自身历史存在而来的“先见”，但同时却又不可能以自己的“先见”去任意曲解阐释对象，“先见”只接纳它所能接受的理解。因此，对任何文本的理解，都会卷入这样两个不同历史背景，即阐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只有二者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迦达默尔称这个过程为“视域融合”。所以阐释者因为受到自己“视域”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理解的偏失，这个偏失就是理解在走向视域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偏见”。迦达默尔不强调无蔽地、透明地获得文本的原初意义，而是充分肯定了阐释者或读者在阐释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且承认个人的历史存在对个 第11卷 第1期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V ol.11No.1 2011年1月Journal of Hebei Politechnic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20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201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