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规模和特点

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规模和特点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缺乏系统的、可靠的有关国内人口迁移统计资料。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1954～1987年间的全国人口迁移数据，已汇总发表在《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但其中问题不少，主要的就是对统计对象缺乏严格的界定，各种类型的迁移混在一起，更有甚者，不少地区视人口迁移为平衡人口总数的“弹性系数”，统计时随意性很大。典型的如青海省1960～1962年间对死亡人口未作如实统计，缩小了死亡数，夸大了迁出数。天津市在1973～1981年间年均漏报出生人数达4360人，这些婴儿第二年一般均计入“迁入人口”。类似的问题在其它地区也相当普遍。结果造成在中国这样一个国际人口迁移率极小的封闭系统中，迁入总人数不能与迁出总人数相互抵消，有的年份差额竟达数百万人之多，这不能不影响到上述这套统计数据的实用价值。

根据由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统计，1954～1987 年间，中国年均迁入1840万人，迁出 1752万人。由于其中的 1966～1971年间部分省区缺统计，经修正后年均迁入、迁出数分别应为1956万人和1868万人，迁入率和迁出率分别为 23.7‰和 22.6‰。以上可见，迁入与迁出之间有近90万人的差额，表明统计中确有缺陷。但若取二数的平均值，即年均迁移1910万人，迁移率为22.2‰，则是大体可信的。

1987年中国进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其中包括了人口迁移的内容，并对统计对象作了较严密的界定。这次抽样调查中的迁入人口，指的是从1982年7月 1日到1987年6月 30日由外市、镇、县迁入本市、镇、县，并一直居住到1987年7月1日零时的人。其中既包括有户口迁入的人，也包括虽无户口迁入，但已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在本地居住不满5年的人。5年内有两次以上迁入，以最近一次为准。很显然，如此清晰的界定，同相对含糊而有缺陷的日常户籍登记统计在科学性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遗憾的是，不同地区在对上述规定的理解和执行上仍有差异。例如，按规定一个城市市区内的迁移是应予排除的，实际并非如此，表62 反映了由市、镇、县三部分组成的中国三大直辖市的市内迁移情况。

从表62可见，北京市完全计入了市区内部迁移，天津市则完全予以排除，上海市在6.88万的抽样人口中统计出3人，年均0.6人，既未完全排除，市区内迁移率又小得难以思议。三大直辖市就出现3种不同情况，这不能不使此次抽样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受到影响。

按1％抽样调查数推算，前述5年内中国迁移人口共3053万人，年均610.6万人，迁移率为5.90‰。与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1954～1987年间的年均数据相比，尚不及其1/3，可见统计范围差异很大，很重要的原因看来是抽样调查只统计跨市、镇、县的迁移，而户籍统计则包括了其内部迁移。

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也包括了人口迁移的内容，从而填补了前3次普查在这一领域内的空白。第四次普查设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状况”一栏，以此同目前普查所有地比较，可反映出5年来的人口迁移状况。同1％抽样调查一样，这次所统计的也只是跨市、镇、县的迁移，仍然不包括市、镇、县的内部迁移。如上海市的市区包括12个区，总人口达821万之多，但在普查中统统算作一块，其内部迁移未得到反映，从而失去了一次研究城市内部人口迁移的好机会。同1％抽样调查不同的是普查将迁入者的迁入时间由半年改为1年，这一改变显然是比较适当的。

除了未包括市、镇、县的内部迁移和居住未满1年的迁移外，这次普查的人口迁移项目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1）5年中多次迁移的，只计算1次。

（2）5年中已死亡的迁移者，以及未满5足岁的迁移者，均未予计算。

（3）5年中迁出又迁回的人员也未予计算。

因此，1990年普查数据所反映的实际上只是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总量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有偏低的倾向。

据此次普查10％提前抽样汇总的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至1990年7月1日的5年中，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共3384万人，年均676.8万人，年均迁移率为6.15‰。与1987年1％抽样调查相比，规模略有增大，若按相同口径调整，增长可达1/3，说明近几年中国的国内人口迁移确有较大发展。

但若在国际间进行横向对比，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规模仍明显偏小，依然保持人口分布相对凝固化的特点。据统计，近年美国年均国内人口迁移率达200‰，日本和前苏联为60～70‰，印度也达到30‰，而中国据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数据仅在22‰左右，差距明显。1987年1％抽样调查和1990年人口普查提供的迁移数据反映的只是跨市、镇、县迁移，必须加上市、镇、县的内部迁移才具有可比性。据估计，后一部分在迁移总量中一般约占3/4，甚至更多一些，但以此推算出来的全国人口总迁移率估计不高于25～30‰，仍未达到在经济和人口状况方面有较大可比性的印度的水平，说明中国人口迁移的规模确实偏小。适度发展人口迁移有助于增强经济和人口的活力，对此似应引起更多的重视。

根据迁移规模，可将上述30余年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4～1962年。期内各年人口迁移率均在30‰以上，1960年还创下了年迁移 3300万人，迁移率达 50‰的最高记录。虽然这些数据与以后各年份是否完全可比尚有疑问，但期内人口迁移比较活跃确是不争之事实。一方面50年代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全国职工总数由1953年的1856万人激增到1960年的5969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农村。期内国家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典型的如1955年冬青海省设立“移民垦荒局”，翌年即从河南、山东、安徽等省迁入约7万人。另一方面50年代国家对城市人口规模尚未严格控制，户口管理也相对宽松，故各地自发性人口迁移规模也不小。进入60年代，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庞大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同连续大幅度下降的粮食产量形成极大反差，政府不得不大规模精简职工队伍，下放城市人口，再加上不少地区因食品极度匮乏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人口迁移上的一次大退潮。

第二个阶段是1963～1970年。期内人口迁移率由前一阶段的30‰以上骤然跌落到仅略高于20‰，表明国内人口迁移规模显著缩小。这一阶段全国性的人口迁移事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陆续展开，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大批工厂、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从沿海迁往内地，从而带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期内仅迁入青海省的职工及其家属即达10余万人，迁入贵州省的达8万余人，迁入四川省的职工多达40万人。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阵人口大迁移的政治风暴，如遣返“五类分子”，下放城镇人口，干部下放劳动，兴办“五七干校”等，而其中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大约1700万一二十岁的中学生抛到了全国各地农村，成为世界人口迁移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事件。期内广大农村经济萧条（1969年全国人均农业国民收入比1957年低12％），农民生活艰难，尽管户口管理趋严，向着边疆地区的自发性人口迁移仍相当活跃，仅流入黑龙江省的人口每年即达20万人之多。

第三个阶段是1971年以后。除1979等个别年份外，迁移率均在20‰以下，与60年代相比，人口迁移的规模又有所减小。70年代初，前一阶段由国家组织的“遣返”、“下放”、“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名目繁多的人口迁移渐入尾声，到1973、1974年，全国迁移率降至极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前一阶段被“遣返”、“下放”或“上山下乡”的人员纷纷返回，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大退潮，充分表明“文化大革命”中花费了国家大量财力、人力进行的这些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均非出自当事人的自愿。与此同时，一些“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表面化，国家不得不重新加以调整，于是不少在前一阶段内迁的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又迁回到原迁出地或其它生产布局条件较好的地区，仅在四川省，迁入又迁出的高等院校就有北京农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上海化工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分校等多所。由于以上情况，本阶段人口迁移的方向与前一阶段正好相反。期内农村经济渐趋繁荣，以往那种逃荒觅食型的自发迁移大大减少，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颁行，以及户籍管理方面的某些松动（如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落户，某些新开发区采取控制常住户口，适当解决暂住户口，短期工作人员不办户口等措施），务工经商等类型的人口迁移有很大发展。以1990年普查与1987年1％抽样调查作对比，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人口迁移规模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这一现象在户籍登记机关的统计中反映得不够明显。

与外国相比，新中国建国40余年来的国内人口迁移，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1）人口迁移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有关政策的深刻制约，国家有组织的计划性迁移在迁移总量中占了大部分。

中国是一个以实行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迁移同人口再生产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几十年来，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各级政府部门组织了一系列各种类型的人口迁移。此外，职工的招收和退休，兵员的征招和退伍，大专院校的招生和分配，以及干部的调配等等，都是在国家计划下安排的，这些都对国内人口迁移起到基本的制约作用。婚姻、投亲靠友等迁移虽属私人性质，但因牵涉到就业、就学、粮食供应等等问题，仍受到国家计划一定程度的制约。

为了使人口迁移同社会经济条件相互适应，政府部门在不同时期制订了一系列有关政策。例如，从5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实行严格控制，农村人口不能自由迁入城镇，中小城市的人口也不能自由迁入大城市。70年代进一步明确规定：“从农村迁往市、镇，从其它城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3市，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应适当控制”（见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进入80年代以来，根据社会经济新的发展形势，人口迁移政策有一定程度的变动，如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落户等，取得了明显的积极效果。

中国根据本国的国情，把人口迁移置于国家计划和有关政策的制约之下，无疑是很必要的。这样大大减少了人口迁移中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避免了因其规模和流向失控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否则毫无控制地让人口任意迁移，在中国这样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定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不符合全体人民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此外，有组织的计划性迁移，在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尤其是内地和边疆的建设上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建国以来由政府部门组织的人口迁移中失误之处也不少，其中有一些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另一些则属于主观与客观脱离，移民时没有充分论证其发展条件、经济效益及生态后果，如某些地区违背自然规律的大规模移民垦荒以及某些“三线建设”等，其后果不仅事与愿违，且劳民伤财。因此有组织的人口迁移虽确实起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与自发移民相比，花费大，问题多，巩固率低，也是事实。从国外的情况看，前苏联有组织的移民比过去已大大减少，70年代后不超过总数的5％，即行政组织措施的作用相对减弱，经济杠杆的作用逐渐增强。在巴西，自发移民的定居效果也优于政府组织的移民。其中的道理说到底还是一个自愿与否及效益高低的问题。因此，今后除非很有必要，一般不应再由政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政府的作用应主要放在引导、规划、法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综合机制的健全上，也就是在人口迁移中只起间接的作用，具体事务应由企业或移民本人承担。

与政府有组织的移民相对应的是民间的自发性移民。应该承认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对这类移民在政策上是不鼓励甚至是严加限制的，但尽管如此，其数量仍然很大，据估计迄 80年代初的30多年中，仅自发性的省际移民总数即在1000万人以上，其中黑龙江省独占500万人，内蒙古约200万人，新疆100余万人，迁入青海和宁夏的合计也有100万人以上。

新中国虽然对户口管理极为严格，却始终存在自发性的人口迁移，规模有时竟超过政府组织的计划性移民，从深处看，这种现象仍属正常。首先，中国存在着促发人口迁移的客观经济需求，这就是地区之间人口、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三者比例关系的显著不平衡，以及居民生活水准的显著不平衡，这些必然会产生引发人口迁移的“推力”和“拉力”；其次中国地大人多，情况复杂，再周密的计划经济也无法安排得面面俱到；再次，中国的计划经济也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关人口迁移的政策及其组织管理工作也同样需要不断改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定规模的自发性人口迁移是很正常的；而在如今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就更是如此。

50～70年代人口大量自发流向黑龙江省，并非偶然。该省荒地多、森林多、煤矿多，客观上劳动力比较缺乏，故谋生之路很广，只要肯吃苦、能干活，挣钱就比较容易，这对人口压力大、经济收入低的内地农民显然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当时产生于“自流人员”中的歌谣：“出了山海关，就数双鸭山。来到双鸭山，棒打不回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而当地的矿山、企业也乐于雇佣这些能干力气活的农民。至于在林区伐木运材、零星开荒、采集山货、猎捕野兽等的“自流人员”就更为普遍了。

就“自流人员”本身而言，促使他们离乡背井迁居遥远的异地谋生，动机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乃是一个经济因素，就是想挣取更多的收入，或者改善其它生活待遇。此外，其它动机也不少，如有的地区地理条件差，水源或烧柴难以解决；有的属地方病多发高发区；还有的人想多生孩子，往往设法迁往生育政策掌握较宽的地区，如冀北农村姑娘就很愿意嫁到内蒙古去。

总之，自发性人口迁移既有其客观需求，又有其范围广阔的来源，大量出现无疑是正常的。而且，这种迁移也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它无需国家投资，能灵活地调节人口、资源和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三者的关系。当然，自发性人口迁移也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无政府性，对计划经济会有所冲击，但只要加以积极的引导和适当的控制，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

（2）人口迁移是在户口登记制度的管理下进行的。

中国在建国之初就建立了相当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凡居民变动定居地点均需经户口管理部门即公安部门批准，并且要办理户口迁移手续。1958年1月国家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把全国划分成城镇和农村两大类居住区，从而形成两种户口类型，这两类居民的居住和迁移都受到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实际上是排除了迁移的自由。从这一点来看，许多自发性迁移都是非法的，因为他们未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迁移时不曾随带户口，到了迁入地后，移民及其子女都将成为国家正册以外的“黑人黑户”。当然，自发性迁移的既成事实最终会得到国家的承认，移民除一部分被遣返回原籍外，其余将就地

得到安置，同时补办户口迁移手续。但通过自发性迁移将农村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则绝无可能，因此，户口登记制度管理的重点是占全国人口 80％的农民。

世界上其它国家一般也都建有户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其基本作用是掌握人口动态，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而在中国却增加了控制人口迁移、分配生活资料、引导就学就业、协助计划生育等特殊功能或附加功能。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后一段长时期内的具体国情来看，建立一套相对严密的户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并赋予它控制人口迁移等附加功能，确是必要的、有益的，从实践来看也是有效的，否则很难使人口迁移同社会经济条件相协调；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一方面的失控的确造成了许多严重问题，而在中国，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已得以避免。

然而，不能就此认为中国户口制度的上述种种特殊或附加功能是天然合理的，它们已使这一制度具有难以迁移的固定性，在城乡之间和大中小城镇之间户口的等级性，以及实际上不同户口享受不同待遇的价值化倾向。例如，一些城市对获准迁入本市的移民要按人头收取一定的费用（名目往往是“城市建设费”），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户口迁移有官方价格。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民间在户口迁移上有“黑市价”和“集市贸易价”，即不同等级的户口对迁，“吃亏”的一方可以向对方提出经济补偿，其数量当然完全是因地因时因人而异。中国户口制度的这些特点已造成越来越多的人户分离现象，具体表现是人迁户口不迁，致使许多户口空挂。中国户口迁移中的等级性甚至已被专政机关用作同犯罪作斗争的手段，即注销罪犯城市户口，将其迁往农村。据说此举的震慑作用竟超过了死刑，等级森严的中国户口制度由此可窥一斑。

上述种种现象与中国经济水平低、城乡差别大显然有关，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应该逐步松动或改变，因为通过户口管理以行政手段硬性地控制人口迁移，把城乡差别通过户口登记在法律上固定下来，确有其一定的弊病。应予指出的是，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户口登记制度已有了不小的改进，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有利于人口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迁移流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看来户口制度上的特殊或附加功能今后还会进一步得到转移或淡化。

（3）人口迁移长期受到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

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经历了许多次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有席卷全国、压倒一切之势，有时甚至主宰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这种状况同国家对户口的紧密控制结合在一起，不能不对人口迁移产生深刻影响。由此产生的政治性迁移，次数多、规模大、波及面广，每一次都使全社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震撼。所有这些迁移，既非出自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非出自当事人的志愿，事实上当时也从未出现过“迁移”的字样，根据不同对象分别使用的是“遣送”或“下放”，无论迁出地还是迁入地都是作为纯粹的政治任务来对待。与人口迁移关系最密切的政治运动主要有“反右斗争”、“反右倾斗争”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尤其是后者，在几年时间之内，人口迁移名目之繁多，令人叹为观止，诸如：遣送阶级敌人回原籍改造；兴办“五七干校”；文艺界贯彻“五七指示”；医疗卫生界走“六二六道路”；机关事业单位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下放城市居民；战备紧急疏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等。现在，所有这些迁移人口根据党的政策和本人的意愿已基本上全部返回，但国家和人民为之付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代价，却是绝难弥补的。

（选自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

人口迁移：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计划生育教育--人口迁移：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日期：2007-04-24] 来源：作者：[字体：大中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迁移的流向和机制亦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发生逆转，延续数百年的向北方迁移转换为向东南沿海迁移；城镇化进程加速，向稀疏地区进行开发性迁移转变为向人口稠密区的集聚性迁移，中国正在经历着和平时期最频繁的人口流动。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加入WTO的压力情况下，中国可能发生大规模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大量农村劳动力将脱离传统农业，其中相当部分将以不同形式进入大城市，而城市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以及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变化，必将促使中国人口迁移日益频繁，这样，人口的流动性也会随之不断提高。总之，当代中国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中国人口转变、城市化迅速与经济转型的历史性重要阶段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和发展研究方面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 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都是社会活跃度的重要衡量指标，其中，以定居为目的的人口迁移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过程，其研究价值尤为突出。 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性的急剧变化，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有关部门也进行了多项调查。但是迄今为止，有关的研究仍然被统计数据和统计口径等问题所困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不断加强，现有的户籍迁移统计数据却不能反映这一趋势，各次人口普查所取得的迁移数据，则是反映一个时间截面上的存量指标，它是所有年份迁移累计的结果。迁移年度数据是计算迁移强度、测算整个社会人口流动性活跃程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多种探索。 人口迁移是有一定时间和空间界定的人口移动现象，它和临时性的人口流动，特别是旅游、商务、通勤等类型的人口流动有明显差别。国际上一般将人口迁移定义为改变常住地超过半年或一年的人口移动。但目前在公安部门发布的迁移统计中，人口迁移被局限于迁移手续的那部分人口，即"户籍迁移"人口。而其他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事实迁移人口"，则和其他类型的流动人口一起全部被称之为"流动人口"或"暂住人口"。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越来越多的没有办理户口迁移的自发性人口迁移排斥在外，从而不能准确反映中国人口迁移的实际情况。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在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和1987、199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均按常住地标准统计人口，按其统计口径，迁移不仅包括办理了户籍迁移手续的人口，也包括那些没有办理户口迁移、但是离开原住地超过一定时限的人口。我们认为，各次普查／调查所采取的迁移统计口径更能反映人口迁移的真实含义，因此采取这一口径。资料是另一个问题。目前全国性的迁移资料，一是由公安部门发

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及影响

上海金融学院 20 13 ——20 14 学年第一学期 《人口社会学》课程代码：53220913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1 班姓名毛奕琳学号 2013137106 成绩_________ 答题纸 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及影响研究 摘要：中国的人口迁移从古至今分为若干阶段，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改革，人口迁移活动日趋活跃，而伴随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城市化进程，人口迁移受到计划时代户籍制度和市场化的双重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人口迁移的流向在相当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体制的牵制，反而言之，大量人口的定向流动又反作用于经济上，两者呈相辅相成关系，所以人口迁移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关键词：历史诱因；城市向心力；时代性特征；经济主导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改变，包括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就中国而言，从古至今的人口迁移时常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动荡，其规模也大小不一。 一、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研究 中国古代的人口迁移通常受到地理环境、战乱和政策的影响，可以大致地分为三个关键性的时期，从这三个时期可以大致观察出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特点。 第一阶段，公元前221年前的人口迁移，是一种低水平的生存型迁移。根据历史的推测，秦国建立之前的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最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繁殖，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自然资源养育了当时中国的很大一批人口，然而众所周知，由于当时的地理知识有限，缺乏人口迁移的诱因，人口迁移的速度相当缓慢。 第二阶段，公元前221-公元1376年（秦朝至元末）的人口迁移，是一种强制型和自发型相结合的人口迁移。东汉末年分三国，这一时期正是转乱纷飞的高峰时期，密度大、时间长的战争从而导致了人口迁移在当时十分集中。“安史之乱”、“靖康之变”都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迁移的关键导火索。以北宋末年为转折点的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郑真真杨舸 2013年05月14日09:06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

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图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

中国古代人口迁移

中国古代人口迁移 一、古代的人口政策 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基本是以简陋的手工工具为整个生产力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人的体力成为操作工具的主要动力。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或劳动人手的增加，对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人既是劳动者、生产者，也是封建国家征税和为之服兵役、服徭役的主体，因此，人力资源倍受重视，封建国家往往采取鼓励人口繁殖的政策。不仅如此，封建国家还往往把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当作社会繁荣昌盛和国家强大的象征。 国家鼓励，促进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兴盛发展，但长此以往，人口的不断增加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将会产生消极后果。如滥垦乱伐、盲目开荒、与水争地等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总之，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同时又对社会发展起促进或延缓作用。只有当人类自身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互成比例协调发展时，人口增长就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反之，人口偏多或偏少对社会发展都会起延缓作用。 二、古代人口流向 (1)由人口稀少的荒漠草原向黄河流域迁移。如东汉以后的五族内迁；元朝时女真、蒙古人的南下。 (2)北方人民南迁。如西晋末年起，北方农民南迁；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人民流落江南。 (3)内地人口向边疆迁移。如秦朝迁50万中原人去越族地区；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到边疆去。 (4)华人外流，如唐朝时有人到南洋，郑和下西洋后，去南洋的人更多。 (5)外族内流。如唐朝时，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我国一些地区居住；元朝时形成回族。 *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高潮主要在：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②唐末安史之乱后经五代十国至两宋。

关于人口迁移的文献综述

文献作业 学生姓名xxx 学号xxx 院（系）城市与环境学院 专业地理科学 题目关于人口迁移的文献综述 指导教师xxx

关于人口迁移的文献综述摘要：人口是生活在特定社会制度、特定地域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称。人口的空间分布是指一定时点上人口在各地区中的分布状况, 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对人口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把握是开展各项研究工作和合理功能区划的前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近年来城市人口数量激增，加之自然环境和城市规划问题，造成了城市局部地区人口拥挤就业人口分布不均匀等社会问题。因此人口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关键字：人口迁移，城市化，人口政策、 正文： 流动人口社会空间是原有城市空间底质上经过流动人口的各种实践活动而人格化的空间，是一种再造的空间. 近年来，国外人口迁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① 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 ② 人口迁移的政策研究。 ③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 ④ 人口迁移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 对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研究是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研究得出人口迁移基本上是从中西部指向东部, 从不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 从农村地区指向城市地区, 并且迁移的目的地呈现多元化趋势。

杨云彦、陈金永, 蔡建明指出自1960~1980 年代大多数迁移的流向是由东向西, 而改革开放后, 人们迁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总体格局由自东向西转变成由西向东。王桂新利用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得出大部分人口净迁入区集中在东部地区, 而大多数人口净迁出省区位于中、西部地区。Liang and White 认为北京、上海、天津一直是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地; 北京、辽宁、上海、浙江、湖北、广东、陕西所接受的省际迁移人口均超过全国总迁移人口的4% 以上, 这些省市大都位于东部地区, 而人口净迁出率较高的省、区大多在中西部地区. 人口迁移的政策变化 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引起了政策制定者以及有关专家的关注。一些学者建议将人口迁移纳入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杨云彦,张再生等均认为户口体系是人口迁移的主要障碍之一, 户口体系不利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户口体系必须彻底改革或者彻底废除。曹景椿认为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的合理迁移与流动, 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势在必行。 人口迁移研究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概念的定义与统计口径问题。目前有关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与统计口径仍未统一。如我国不同地区户籍统计中人口迁移的统计口径不一, 有的地区采用半年, 户口迁出原地半年以上的为迁移人口, 有的地区则采用一年。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 而且客观存在着三大

中国人口迁移

示范教案二（中国人口迁移）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历史上，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其原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学会因时因地比较不同时期人口迁移的特征，并进行科学地预测。 2．通过身边的人口迁移的事例，培养学生通过现象看到本质的能力，学会分析某一事例的深层原因。 德育目标 加强学生对人口观的认识，了解我国目前的人口迁移动向，实事求是，培养学生的正确的人口观，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重点 中国人口迁移的现状和原因。 ●教学难点 联系历史知识与事件，了解我国历史上和建国后的人口迁移状况。 ●教学方法 1．我们可将三个阶段进行对比、比较、分析、讨论各个时期的人口迁移特点、方向和原因。 2．多举一些实例，活跃课堂气氛，增强学习兴趣，加深学生理解。 ●教具准备 多收集一些我国从历史上到现在的人口迁移的资料与事例，丰富课堂内容，并分析其迁移的原因与结果。还可配合一些资料图片，更直观地反映某个阶段的人口迁移状况。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人口迁移与环境的关系，主要了解了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有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等，人口迁移与环境的关系其实是相互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学习我国的人口迁移状况，了解我国历史上、建国后和当前的相关人口迁移政策及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下面我们来学习： 1．6 中国人口迁移(板书) 本节课的内容，主要是我国人口迁移的一些基本情况。教材分作三部分内容来作介绍：首先，我们应私饫 飞衔夜 丝诘那ㄒ聘趴觯黄浯问切轮泄 闪⒌?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口迁移；最后，我们再学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主要是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本课内容是在上一课的基础上展开的，内容比较简单，我们要多注意通过各种媒体，收集有关资料，作进一步分析与补充。下面我们先来学习课文的第一部分。 一、历史上我国的人口迁移(板书) 请同学们阅读这部分内容，结合历史知识，了解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口迁移情况及其特点，将政治、历史、地理三科内容融为一体综合分析。 学生看课文后，老师可组织学生联系历史、政治背景等知识，分析、讨论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原因、方向和特点，最后给予总结。 人口迁移是人的居住位置在空间的移动，是产生人口数量不同的区域差别的外部原因，它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和地区性。人口迁移使迁入地区的人口数量提高，从而改变了人口的地域分布。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国人口最初生活和繁衍于这一片地区。从秦汉时期开始，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我国人口频繁地迁移，由黄河中下游平原向四周扩散，特别是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扩散，从而使人口逐步扩散到我国的每一个地区。据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分析，由“安史之乱”引发的大迁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地区，中国人口地区分布的中心首次由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 纵观中国古代人口空间分布和迁移的大势，概括起来就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人口分布最初集中在中原地区，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移民和开发等原因，到唐代时就出现了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的局面。由于人

中国人口现状分析与前瞻性研究综述

中国人口现状分析与前瞻性研究综述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综评4 月末，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作为新世纪摸清中国人口家底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六普”启动之初，便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切。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国情出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多国的敏感神经，中国的人口问题俨然也成了一个“国际问题”。美国有媒体认为，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会拖累目前活力四射的中国经济，劳动力总量的缩减可能会让未来的中国走向“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反方向，并给薪酬支付带来压力，进一步导致通胀率上涨。印度一些媒体则从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中，“敏锐”地找到了“赶超中国”的突破口，认为印度拥有更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所以印度未来的发展更有动力。不过，当代世界国家实力的竞争，早已不是人口数量的比拼，而是以人的素质和人才的竞争为核心。中国的人口问题，也早已不是单纯的数量问题，人口的结构、分布、素质越来越成为深层次矛盾的痛点。纵观1949～2049 年百年人口发展，1949～1999 这50 年，中国曾经历了人口从5.4 亿增加到12.6 亿的巨大压力；而从1999～2049 这50 年，在继续承受人口总量压力的同时，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包括城乡人口结构、出生人口性别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等，正在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的主要矛盾。最新普查结果揭示出中国人口国力的几大变化，如人口总量与人口素

质的变化，人口流动增速迅猛、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分布不均衡加剧、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等，也都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存在的几大变数。过去30 多年，我国之所以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妥善解决了人口问题，并充分利用人口资源的比较优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未来10～20 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战略机遇期，也是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此时，全面地认识人口问题，客观分析人口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握好新的人口变动趋势，进一步完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更显紧迫和必要。如果能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充分考虑人口因素的新变化，因势利导，再造新的人口资源比较优势，会极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未来发展注入强大动能。相反，如果决策失误或贻误时机，任何一个人口问题都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制约现代化进程、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需要把人口发展战略作为最基础的国家战略，科学谋划相关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外媒分析：人口结构变化使中国面临挑战【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4 月28 日报道】题：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增速放慢今天公布的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增速已降至10 年前的一半，而且中国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和老龄化程度都更高了。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10 年中国国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

历史上我国的人口迁移 1.“永嘉丧乱”时期 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腐朽的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安史之乱”时期 发生在唐代，约有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 3.“靖康之乱”时期 发生在北宋，1125年金灭辽开始南下攻打北宋，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 4.“金完颜亮”时期 1161年金撕毁了与宋的合约，大举南侵，淮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迫使淮河流域的居民南迁到长江流域，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地。 5.“蒙古兵南侵”时期 忽必烈等上汗位后，于1273年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主要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向珠江流域迁徙，主要迁入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6.“走西口、闯关东”时期 19世纪后期的旧中国，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入东北，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1923年－1930年间移入东北达300万人，1937年一年就达到70万人。此外，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也有很多来自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民。 7.“东南沿海下南洋”时期 欧美资本主义侵入东南亚后，为掠夺东南亚资源，招收中国破产农民作为开发殖民地的劳动力资源，并贩卖中国劳工，致使东南亚人口激增。 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从秦汉时期开始，我国人口就由黄河中下游平原向四周扩散，重点是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扩散。由“安史之乱”而引发的人口大迁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人口，中国人口地区分布的中心首次由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 引起我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原因，其中最直接的就是移民支边、战争和自然灾害。如我国历史上，每发生一场战乱或者灾荒，就会引起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编辑本段新中国成立后到80年代中期的人口迁移 这一时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表现为：规模小，频率低，受国家政策影响。 1.1954年－1960年，活跃时期 2.1961年－1976年，低潮时期 3.1977年－1984年，回升时期 从迁移方向上看：我国人口净迁出地区有：辽宁、山东、上海、四川；迁入与迁出持平的地区是西藏；其余地区为人口净迁入地区。 迁移原因

《人口迁移》教案

《人口迁移》教案 《人口迁移》教案1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①了解人口迁移的概念和分类。 ②探究人口迁移的特点，举例说明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③正确认识人口迁移客观存在及其正、负影响。 ④通过有关人口移动的讨论，学会全面地、客观地分析某一具体的人口迁移现象。 （二）过程与方法： ①通过分析人口迁移与人口移动两概念的关系，明确不同地理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 ②通过剖析人口迁移的基本原因推力拉力作用，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各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使学生学会正确看待各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 ③在讨论过程中，引导学生团结协作，大胆表达、交流，发展学生学会合作、与人交往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人口迁移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结合生活实际，解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用科学的理念、发展的观点看待生活。激发学生探究地理问题的兴趣，养成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培养学

生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人口观和环境观。 二、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 1.人口迁移的地理范围（国际、国内）。 2..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及其变化。 （二）教学难点 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流向，尝试分析时代背景。 2.利用推拉理论分析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及其变化。 三、教学方法 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多媒体教学 四、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播放录像，导入新课： 播放一段我国“民工潮”和“春运”的画面，人口的大量移动。 承转过渡：这些人的移动是人口流动，还是人口迁移呢？什么是人口迁移呢？请同学们阅读教材P16正文第二段并思考这两个问题。 第二阶段：出示问题“什么是人口迁移“，引导、组织学生思考。 ①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 人口自然增长是人口变动的一个方面，人口迁移是人口变动的另一个方面。人口迁移是人口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变更定居地的空间流动行为。

人口迁移研究综述

人口迁移研究综述 旅游学院 A0821班 30号王兴友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中国人口的流动大 大加快，掌握人口迁移的相关理论规律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对中国对人口迁移研究的进展以及国外对人口迁移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简单的总结与评价。 关键词：人口迁移理论综述评价 1.国内人口迁移研究进展 1.1对迁移人口的社会经济与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早在80年代,已有许多研究涉及到迁移人口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等社会经济与人口学静态特征。90年代以来, 对迁移人口的收入,消费状况及行为方式等社会经济动态特征的研究增多。这些研究大多采用实地调查与统计分析方法。从年龄结构来说,大多数的研究认为迁移人口以年轻型人口为主。杨云彦、黄晨喜、王桂新等的研究都显示出迁移人口绝大部分都是以年轻人为主[1]。就性别结构来说,迁移人口以男性为主,约占总迁移人口的60%—80%,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女性人口在迁移中也占有较大比例,如张善余、张茂林认为在短距离的迁移中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而省际迁移人口中则以男性为主[2]。就文化程度来说,基本上所有的研究认为迁移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蔡建明、马清裕,黄晨喜均认为迁移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总人口的平均水平,范力达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更喜欢向东部地区迁移[3]。就职业构成来说,迁移人口的职业主要以工业、商业贸易及服务业为主,周祖根认为迁移人口更容易获得在政府与教育部门的工作[4]。范新城、吴立军(2007)认为,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城乡收入差距(I)、城市就业率(π1)、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P)。 1.2对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的研究 许多研究得出人口迁移基本上是从中西部指向东部,从不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从农村地区指向城市地区,并且迁移的目的地呈现多元化趋势。[5] 王桂新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得出大部分人口净迁入区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大多数人口净迁出省区位于中、西部地区[5]。Liang and White认为北京、上海、天津一直是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地;北京、辽宁、上海、浙江、湖北、广东、陕西所接受的省际迁移人口均超过全国总迁移人口的4%以上,这些省市大都位于东部地区,而人口净迁出率较高的省、区大多在中西部地区[5]。王桂新利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995年1%人口抽样资料,发现80年代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主要从中、西部地带迁出,主要迁向东部地带; 90年代以来,西部地带一些地区对中部地带的迁移人口开始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人口迁移流向继续主要向东部地区集中的同时,迁移吸引中心发生多极化;迁移格局中北京、上海是两大全国级吸引中心,广东、新疆是两大地区级强势吸引中心[5]。Liang指出无论是省际或省内人口迁移中,农村为源地的人口迁移占有绝大多数;周皓认为在1990年至1995年间,由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占总迁移人口的60%左右[5]。 1.3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规模和特点

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规模和特点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缺乏系统的、可靠的有关国内人口迁移统计资料。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1954～1987年间的全国人口迁移数据，已汇总发表在《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但其中问题不少，主要的就是对统计对象缺乏严格的界定，各种类型的迁移混在一起，更有甚者，不少地区视人口迁移为平衡人口总数的“弹性系数”，统计时随意性很大。典型的如青海省1960～1962年间对死亡人口未作如实统计，缩小了死亡数，夸大了迁出数。天津市在1973～1981年间年均漏报出生人数达4360人，这些婴儿第二年一般均计入“迁入人口”。类似的问题在其它地区也相当普遍。结果造成在中国这样一个国际人口迁移率极小的封闭系统中，迁入总人数不能与迁出总人数相互抵消，有的年份差额竟达数百万人之多，这不能不影响到上述这套统计数据的实用价值。 根据由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统计，1954～1987 年间，中国年均迁入1840万人，迁出 1752万人。由于其中的 1966～1971年间部分省区缺统计，经修正后年均迁入、迁出数分别应为1956万人和1868万人，迁入率和迁出率分别为 23.7‰和 22.6‰。以上可见，迁入与迁出之间有近90万人的差额，表明统计中确有缺陷。但若取二数的平均值，即年均迁移1910万人，迁移率为22.2‰，则是大体可信的。 1987年中国进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其中包括了人口迁移的内容，并对统计对象作了较严密的界定。这次抽样调查中的迁入人口，指的是从1982年7月 1日到1987年6月 30日由外市、镇、县迁入本市、镇、县，并一直居住到1987年7月1日零时的人。其中既包括有户口迁入的人，也包括虽无户口迁入，但已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在本地居住不满5年的人。5年内有两次以上迁入，以最近一次为准。很显然，如此清晰的界定，同相对含糊而有缺陷的日常户籍登记统计在科学性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遗憾的是，不同地区在对上述规定的理解和执行上仍有差异。例如，按规定一个城市市区内的迁移是应予排除的，实际并非如此，表62 反映了由市、镇、县三部分组成的中国三大直辖市的市内迁移情况。 从表62可见，北京市完全计入了市区内部迁移，天津市则完全予以排除，上海市在6.88万的抽样人口中统计出3人，年均0.6人，既未完全排除，市区内迁移率又小得难以思议。三大直辖市就出现3种不同情况，这不能不使此次抽样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受到影响。 按1％抽样调查数推算，前述5年内中国迁移人口共3053万人，年均610.6万人，迁移率为5.90‰。与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1954～1987年间的年均数据相比，尚不及其1/3，可见统计范围差异很大，很重要的原因看来是抽样调查只统计跨市、镇、县的迁移，而户籍统计则包括了其内部迁移。 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也包括了人口迁移的内容，从而填补了前3次普查在这一领域内的空白。第四次普查设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状况”一栏，以此同目前普查所有地比较，可反映出5年来的人口迁移状况。同1％抽样调查一样，这次所统计的也只是跨市、镇、县的迁移，仍然不包括市、镇、县的内部迁移。如上海市的市区包括12个区，总人口达821万之多，但在普查中统统算作一块，其内部迁移未得到反映，从而失去了一次研究城市内部人口迁移的好机会。同1％抽样调查不同的是普查将迁入者的迁入时间由半年改为1年，这一改变显然是比较适当的。 除了未包括市、镇、县的内部迁移和居住未满1年的迁移外，这次普查的人口迁移项目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1）5年中多次迁移的，只计算1次。 （2）5年中已死亡的迁移者，以及未满5足岁的迁移者，均未予计算。 （3）5年中迁出又迁回的人员也未予计算。 因此，1990年普查数据所反映的实际上只是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总量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有偏低的倾向。

2020年中国人口大迁移研究报告

2020年中国人口大迁移的研究报告 现代经济，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 是创新创业的基础，人口迁移带来的居住需求是房地产发展 的根基。 我们曾提出业内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 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长期倡导“城市群”模式，尊 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近年大力呼吁“尽快 全面放开生育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 1、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 1.1.省级：粤浙人口再集聚与渝皖川回流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从“孔雀东 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 部并存三个阶段。从常住人口变化看，2001-2010年、 2011-2015年、2016-2019年，粤、浙常住人口年均增加分别为171、69、131万和83、15、65万，而江苏三个时期分别为51、16、18万；皖、桂、川、豫、湘、渝、黔、鄂等中西部省份由2001-2010年的年均负增长转为2011 年后的正增长；东北三省由2001-2010年的年均正增长转为2011-2015年的 负增长，近4年减幅扩大。

从剔除自然增长因素之后的人口迁移看：近4年广东、浙江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由2011-2015年的14、-7 万大幅回升至2016-2019年的76、46万，呈现明显的人口再集聚趋势； 上海、北京因近年严控人口规模，均由人口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岀； 山东近年经济转型落后，年均人口净流出规模较2011-2015年继续扩大； 中部省份除安徽由年均净流岀转为净流入外，其余各省均为持续净流出状态； 重庆、四川、陕西近年人口持续回流，其中重庆、四川近4年年均人口净流入规模在10万以上； 东北三省经济持续低迷，人口净流出规模持续扩大，辽宁由2001-2010年年均人口净流入14万下滑至 2011-2015年的2.3万，近4年年均净流出5万。 1.2.城市：深圳、广州、杭州、长沙年均净流入超 20万 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近4年深圳、广州、杭州、长沙4市年均净流入超20万，北京年均净流出超10 万。2001-2010 年、2011-2015 年、2016-2019 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中，人口净流入的分别有155（1 市数据缺失）、134 （10市数据缺失）、120个（14市数据缺失），人口净流入城市数量占比分别为46. 1%、41?0%、37. 2%；三个时期人

人口迁移(答案解析版)

湘潭市第十七中学高一地理周周清课堂作业（二） 范围：人口迁移和地域文化与人口 时量：45分钟总分：100分得分：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单选题（每个2分，共60分） 1．下列属于人口迁移的是( ) A．“五一”节到美国旅游 B．上海人出差到北京 C．广州某同学去北京上大学 D．某市领导下乡检查工作 2．下列人口迁移事件中，与图中B箭头所示人口迁移相符的是( ) ①北宋末年，由于战争引起的中原人民大规模南迁 ②19世纪，俄国向西伯利亚流放犯人 ③明清时期，广东、福建等省的人民移居东南亚 ④在我国工作的外籍工人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3．若甲国为中国，A箭头表示中国目前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其含义正确的是( ) A．从中、西部流向东部 B．从沿海流向内地 C．从城市流向农村 D．从经济发达地区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 改革开放在我国引发了规模日益扩大的劳动力跨区流动，形成了庞大的的民工潮。 4．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流动人口大量增加 B、人口流动主要是由国家组织的 C、流动人口数量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D、人口流动主要有自发形成的和国家有组织的两种形式 5.下列对当前人口迁出主要流向的表述与实际最相符的是( ) A、河北流向辽中南地区 B、安徽流向京津地区 C、湖南流向长三角地区 D、广西流向珠三角地区 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一直维持在2亿人以上，且持续增长，城乡间人口流动是主要的流动形式。完成6-7题。 6.城乡间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水平提高联系密切，下面三者关系排序应是 ①城乡间人口流动②农业专业化发展③城市工业、服务业发展 A. ①→②→③ B. ①→③→② C. ③→②→① D. ③→①→② 7.关于我国人口流动的叙述，正确的是 A. 人口流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B.生态环境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 C.区域协调发展会减缓流动人口增长 D.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可提高城市化水平

中国人口迁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WS23 人口迁移） 中国人口迁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翟振武）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1、概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国际上，迁移和流动并无实质上的区别，联合国《多种语言人口学词典》将人口迁移定义为：“人口在两个地理单元之间的空间移动，通常会涉及到居住地的永久性的变化”（UN，1958）。其中的关键要素有两点：地理区间的改变和居住地的永久性改变，而这两个要素也就是区分人口的迁移性移动（migratory movement）和非迁移性移动（non-migratory movement）的重要特征。与国际上通用的定义相比，我国对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定义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由于我国独特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因此人口的移动行为是否改变其户籍就成为了区分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主要标志。除此之外，相关权威学者认为，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的核心区别在于：流动人口只是暂时离开了其常住地，而进入了暂住地或客居地的人口，最终是要返回其常住地的；迁移人口则是改变了定居地的人口，通常并不再返回原来的常住地。1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统计时，把在一个地方居住达半年以上的人口，无论其户口在何地，都算作这个地方的常驻人口。在很多地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甚至长达几年。比如，在北京的400万流动人口中，居住北京5年以上的人口高达40％以上。中国的城市化率指标，都是按照在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统计的，而城市常住人口中，包含了大量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因此，中国的人口流动其实就是人口迁移的一种形式，是户口没有变更的迁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我 1翟振武 段成荣，《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5

16世纪以来的世界人口迁移

世界人口迁移概况 1.中世纪以前的人口迁移 人类的迁移现象几乎与人类同时诞生，但是，在公元1650年中世纪结束之前，人口迁移的规模都很小。中世纪以前人类社会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交换不发达，地区间的联系甚少，缺少人口迁移的动力。加之，当时交通运输十分落后，海洋、高山和沙漠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人口迁移活动基本上是在各个相对独立的大地理区域内部进行。例如中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便伴有多次人口南迁的现象。此外，在欧亚大陆内部广袤的草原地带曾发生较大规模的游牧民族的迁移。例如公元前2世纪，原来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因受匈奴压迫西迁到中亚阿姆河一带，并征服了大夏；公元初年匈奴人从中国北部向西迁移，曾引起了中亚一系列民族的迁移。 2.近现代人口迁移 中世纪以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开发，资本主义的兴起及交通工具的进步，世界人口迁移规模开始扩大，并使全球人口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近代人口迁移以大规模、长距离跨越海洋迁移为主要形式。主要人口迁移流向有： （1）欧洲人向新大陆和非洲南部迁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人便开始向南北美洲迁移。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为掠夺新大陆的金银财宝，占领了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等地，但因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人口很少，移民数量不大。其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德国和法国人也相继移入北美。随后出现的是向澳大利亚移居，进入澳大利亚的第一支移民队伍是1788年抵达悉尼的800名英国囚犯。据统计，18世纪的后50年中，欧洲迁往其它各洲的移民将近100万，其中英国移民约占2/3。 近代大规模移民是从19世纪开始，至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初移民规模较小，自40年代开始逐渐加大，20世纪初达到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移民达到最高峰。这段时期，移民的主要流向仍然由欧洲至新大陆，主要迁入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据统计，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迁居新大陆的欧洲人有5030万。移民主要源自英国和爱尔兰，次为德国。 （2）非洲人作为奴隶被贩运到南北美洲西方殖民者为解决开发新大陆过程中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残酷地将非洲黑人作为奴隶从非洲运往美洲。1619年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贩运至北美，此后贩卖黑奴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半叶。在长达3个世纪的奴隶贸易活动中，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总数达1500万人，至少有4000多万名黑奴在被贩运途中，因受残酷虐待、饥饿和传染病折磨致死。估计整个非洲因奴隶贸易而损失的人口达一亿以上。迁入美洲的黑人主要来自几内亚、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地，迁入美洲后，主要分布在西印度群岛、巴西和美国。 与此同时，在亚洲也曾掀起一股人口迁移的热潮，但规模小于欧洲和非洲。主要流向是：19世纪，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劳工移居东南亚各国（如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法属印

中国人口迁移趋势

中国人口迁移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加上政策不允许农村居民迁入城市，我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数量较少。从80年代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超大规模剩余劳动力成为全国城镇化的主体力量，人口红利得以释放，因此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梳理我国人口迁徙趋势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人口迁移：乡镇企业发展推动补偿性高峰 在经历了60-7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后，上世纪80年代进入恢复性城镇化阶段，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带来了城乡迁移的浪潮，尤其在1984年后，国家逐步放宽对人口迁移的制度限制后，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在小城镇落户，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据统计，1979年至1981年我国人口省际净迁入量为626万人，净迁出为107万人，迁移活跃度较70年代明显提升。 当时的人口迁移表现具备以下特点：1、人口迁移还主要集中在省内。1985-1990年全国平均省内迁移率在20-30%左右，其中广东省省内迁移率达到40%以上； 2、地区之间的迁移活跃度分化明显。总迁移率最高的北京达到74.2%，而最低的河南只有12.4%。

流迁人口的活跃也推动各个地区人口区域的变化，直辖市、沿海城市以及部分非农城市开始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百万民工下广东”的民工潮开始显现，折射出改革开放进程对我国人口再分布的直接影响，而中西部省份以及东北省份向东部沿海城市迁移的趋势也在当时开始形成。 从区域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东部省市的人口吸引力开始初步彰显，而人口迁出最大的省市包括四川、浙江、黑龙江等中东部区域，“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成为当时小城镇发展模式的典型。 上世纪90年代人口迁移：东部城市群开始形成 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后，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建设的神话，人口迁移流动进入快速提升周期。相比80年代，人口迁移流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1、迁移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期间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迁移量都增长了近4倍，并且非正式迁移(在人口普查中根据户口登记状况离析出来的“人户分离”的人群)对总迁移的贡献度逐步加大，到2000年，非正式迁移的占比高达70%，远远超过80年代； 2、人口迁移原因变化。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增强以及电子和汽车产业兴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为人口流迁的核心动力，人口迁移原因也从原来的工

浅论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和原因

城乡迁移 ----------浅论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和原因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城乡人口迁移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就业岗位的增加,农村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乡镇企业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都明显促进了城乡人口的迁移,而实际迁移距离和"无形"迁移距离制约着城乡人口的迁移。 关键词：人口城乡迁移；影响因素；形成特点；人口迁移；迁移原因；迁移选择；迁移方式 目录 一、摘要—————————————— 二、关键词—————————————— 三、前言—————————————— 四、探讨人口迁移问题 1、城乡人口迁移数据的概况—————————————— 2、城乡人口迁移的形成原因——————————————— 3、城乡人口迁移的阶段变化——————————————— 4、城乡人口迁移的形成特点———————————————— 5、当今社会中国面对城乡人口迁移所采取的的措施—————— 6、参考文献——————————————————————

前言 从人口迁移进程的变化、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与迁移选择和迁移方式、迁移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及影响等方面,综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进程及研究成果。大量的实证研究,使人们对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有了日益清晰的认识,但多数仍停留在国外人口迁移理论的框架之内。在人口迁移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居民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及迁移人口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分析比较的影响等方面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1、城乡人口迁移的数据概述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成分的日益多元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抑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性壁垒逐步削弱，农村人口的迁移权利不断扩大。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城市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也迫使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到城市谋求出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推动着中国人口迅速城市化。1978～2003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8％上升到40.53％，城镇人口也由1.8亿人增加到5.2亿人，增长了近3倍。但是，由于统计数据和统计口径等问题的困扰，迄今为止，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实证研究仍是空白。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