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毕天云
[关键词] 韦伯；现代性；理性化；马克思；哈贝马斯
[摘要]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本文分析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和现代性的命运等思想，并与马克思、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比较，最后讨论了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意义。
众所周知，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最早产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西欧）并非出于偶然，它既是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的结果，更是欧洲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现代性不断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以现代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性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性问题是贯穿社会学发展的一根“红线”，现代性问题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当今国际知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早在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的社会学观点，皆根植于他们对现代社会形式之基本结构与发展趋向的不同观念上。”[1]英国的另一位社会学家尼格尔·多德在199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与现代性》一书中，以“现代性”为主题线索，介绍和评析了“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有代表性的十五位社会学家的现代性思想。[2]韦伯，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三个大家之一，他的研究视野当然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游离”于社会学的“中心主题”之外。特纳（Bryan S. Turner）认为：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理解韦伯对其事业的看法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看作对现代性性质的孜孜探求。”[3]目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在学术界炒得沸沸扬扬，要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真谛，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返回古典”，看看讨论现代性问题的“祖师爷”们“说过些什么”，后人从中能“得到些什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韦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在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现代性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解韦伯的现代性思想，首先要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韦伯晚于马克思46年出生，在他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在思想界和政治“场域”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主要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韦伯则主要生活于资本主义从“自由时期”向“垄断时期”过渡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竞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换法则由于垄断的形成而显得软弱无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质生产方面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间奇迹，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逐步衰落和丧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韦伯阐述了他的现代性思想。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4]这段论述集中地表现了韦伯的现代性思
想。
韦伯认为，理性化、理智化是他所处时代独有的，换句话说，在韦伯看来，人们现在通常所称的现代性是以理性化或合理化为基本特征。韦伯指出，理性化渗透和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①经济理性化。韦伯认为，经济理性化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体现理性化特征的合理性的组织，因为它把经营活动与家庭分离开来，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仅是一个消费单位；它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薄记）精于计算，计算越是精确，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程度就越高；它是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这是现代西方的独特现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则只有一些迹象；它在技术上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依赖现代科学，尤其是以数学及准确而有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韦伯认为，这一切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②行政理性化。韦伯说，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按章办事的行政管理制度与之匹配。在韦伯的眼里，在国家机构的诸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官僚制是最符合理性要求的行政管理类型。因此，行政理性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官僚制化，“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5]“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和有关的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6]③法律理性化。在韦伯的心中，行政理性化与法律理性化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法律的理性化就没有行政的理性化，法律理性化是行政理性化的保证。台湾学者陈介玄在“韦伯论西方法律合理化”一文中指出，“在韦伯看来，西方法律体（body of law）有诸多不同的理性层面，依此，许多可能的法律思想朝向合理化发展。其中，最基本的两个思想元素乃是‘通则化’(generalization)和系统化(systematization)。所谓‘通则化’是指将与具体个案之判决相关联的理念，化约到一个或多个原则上，亦即一个或多个命题上；所谓‘系统化’，乃是所有分析蜕化之法律命题的整合，因而，构成了逻辑清晰、内在一致，且至少在理论上无裂缝之规则体系。”[7]陈介玄还进一步从法律内在层面的合理化和外在层面的合理化两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韦伯有关西方法律理性化的思想。[8]④文化的理性化。在韦伯那里，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即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正如哈贝马斯所总结的：“韦伯把那种除魅过程描述为‘理性的’，该过程在欧洲导致了宗教世界观的瓦解，并从中产生出世俗文化。随着现代经验科学、自主的艺术和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道德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出现，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使我们能够根据真理问题、审美问题和道德-实践问题的各自内在逻辑，来完成学习过程。”[9]关于文化理性化的具体表现，韦伯分析了音乐的理性化、建筑的理性化和道德的理性化等，重点阐述了音乐的理性化，包括音乐乐理层面的理性化和音乐乐器层面的理性化及其音乐理性化的社会因素和
承携者。*⑤个人的理性化。按照韦伯的观点，个人的理性化集中表现为渗透在新教徒生活中的伦理理性主义和新教徒行动的准则——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伦理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因素之一，并着重分析了在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的新教徒的入世禁欲天职观怎样成为一种社会行动，而在其后的发展中，又怎样逐渐与原来的宗教神学相脱离，并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合为一体的。韦伯说：“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10]又说：“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1]，即世俗的生活指导有其宗教的基础。最后，这种以天职观念和为职业劳动献身的精神的特殊具体的理性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全面系统地渗透在一切生活领域。
韦伯不仅从横向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理性化的表现，还从纵向的角分析了现代性的展开——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是韦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术语。他从这一核心概念出发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认为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何谓理性化? 在韦伯那里，其基本含义是指理智的思考和计算。它是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所使用的，而不是来自事物本身的概念；同时，这一概念具有相对性，只有在人们从特定角度观察事物时才有合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事物本身则无所谓合理性与非理性。例如，对于一个不信宗教的人来说，任何一种宗教的生活方式都是非理性的；对于一个享乐主义者来说，任何一种禁欲规则都是非理性的。[12]在西方学术史上，“理性”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韦伯对“理性”和“理性化”概念有着独特的理解。关于“理性”，韦伯曾使用过“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等概念。韦伯在对人们的社会行动进行分析时，把社会行动分为合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两大类，其中合理性行动又分为工具（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两类。工具理性的行动“是由关于环境和人类的其他客观行动的期望所决定的行动；这些期望被用作获得活动者自己理性地追求和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价值理性的行动是“由对于某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他行为有意识的信念所决定的行动，它并不取决于它的成功的前景。”[13]在观察理性化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时,韦伯又常把合理性区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韦伯说：“一种经济行为的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的程度。相反，实质上的合理，应该是指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从曾经、正在或可能赖以观察的某些（不管方式如何）价值的基本要求的立场看，允许用货物供应现存的人的群体（不管其界限如何）的程度。”[14]这里，形式合理性主要表现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实质合理性则主要归结为目的与后果的价值。在韦伯那里，工具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基本同义，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意义也基本一致。据韦伯的观点，形式（工具）合理性与实质（价值）合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从工具或形式合理性出发，价值或实质合
*关于音乐理性化的详细讨论，参见陈介玄的论文“韦伯论西方音乐合理化”，载《韦伯论西方社会的合理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23-178页。
理性行为是非理性的；反之，从价值或实质合理性的观点看，纯粹工具或形式合理性又是实质上非理性的。韦伯说，理性化是“这样的知识和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15]而技术与计算就是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的运用，这样，也就是形式是理性的而实质是非理性的。因此，根据韦伯对理性化的看法，作为过程的现代性——理性化——实际上是形式（工具）合理性的扩展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离、冲突，以及形式合理性压倒实质合理性，占据社会各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过程。所以，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过程或者说西方近代社会合理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形式合理化”而“实质不合理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反之，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则是一种“实质的合理性”和“形式的非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形式合理性比实质合理性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韦伯的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在回顾社会主义国家80余年实践的酸甜苦辣中，韦伯在20世纪初近乎先知的思想，再也不能无视其合理性和真知灼见了。依笔者浅见，韦伯这一观点实质上“点到了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效率与公平这一难题的髓”，它不仅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中长期存在的效率与公平不平衡的事实，而且指出了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同时兼顾是何等的艰难，人类将继续在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冲突的困境（或者说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苦苦求索。
韦伯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他以一种高度的热情讴歌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理性化，更在于他以一种冷峻甚至是残酷的眼观指出了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命运。韦伯虽然不是一个“算命先生”，但他确实具有“留情不算命，算命不留情”的气质和风度；他在为人们展示现代性的美好的一面时，也指出了现代性的另一副令人不悦的面孔。韦伯给现代性“算命”的结果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这种略显凄怆和悲凉的命运包括：①意义的丧失。在韦伯看来，由于理性特别是工具（形式）理性化的过度发展，将导致人们无法对世界做整体的把握，科学理性也无法提供对世界、对人生的终结意义的解释，结果只能是“意义的丧失”。“文明人的生活已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有个终结，因为在进步征途上的文明人，总是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无论是谁，至死也不会登上巅峰，因为巅峰是处在无限之中。亚伯拉罕或古代的农人‘年寿已高，有享尽天年之感’，这是因为他处在生命的有机循环之中，在他临终之时，他的生命由自身的性质所定，已为他提供了所能提供的一切，也因为他再没有更多的困惑希望去解答，所以他能感到此生足矣。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会‘有享尽天年之感’。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结产品。所以在他看来，死亡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既然死亡没有意义，这样的文明生活也没了意
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它的无意义的‘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无意义。”[16]②价值多元性与“诸神不和”。韦伯认为，理性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真、善、美三种价值集于一身的现象不存在了。由于理性化，由于科学理性无法回答世界的意义问题，从而使价值呈现多元性，并且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立场。“有些事情，尽管不美但却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变得神圣。……有些事情，不仅是它尽管不善而成为美的，并且只从它不善这方面看，它才是美的。……有些事虽然不美、不神圣、不善，却可以为真，此乃一项常识。”在“诸神不和”情境中，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抉择。“对于每个人来说，根据他的终极立场，一方是恶魔，另一方是上帝，个人必须决定，在他看来，哪一方是上帝，哪一方是恶魔。”[17]一旦当你做出了抉择，“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因为只有你坚持忠实于自己，你必然会达到这样一个终结的有着内心意义的结论。”[18]③自由的丧失。韦伯看到，理性化尤其是行政理性化的必然结果是个人自由的丧失，即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独立价值不复存在。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为了管理的效率，官僚体制是必需的；但官僚制使整个社会成为一架大机器，每一个在其中工作的个人则成为这台机器的一个部件或要素，承担一定的功能；为了服从整个体制或系统的功能需要，个人必定要压抑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在官僚体制中的人们缺乏内在的精神的支持，在一切关系中都持一种冷漠态度；在这样的制度中，每个人都成为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个人按照自己信仰、理想的价值而行动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压制。韦伯说：“每当想到世界有一天将会充满着这样一些小小的齿轮，——一些小人物紧紧抓住职位不放并极力钻营更高的职位——就像埃及历史的景象重现……真使人不寒而栗。这种对官僚制的追逐真使人绝望透顶。就好像在政治中……我们只需要‘秩序’，此外别无他求；倘若一旦秩序发生动摇，我们就会感到六神无主，畏葸不前；倘若完全脱离了秩序，就会感到孤立无援。难道世界有朝一日只有这种人而没有别的人存在吗？我们现已完全被卷入了这样一种进化过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怎样促进和加速这一过程，而是设法反抗这个机器，免于灵魂被分割标价出售，摆脱这种至高无上控制一切的官僚生活方式，以保持人类中一部分人的自由。”[19]面对现代性的上述“宿命”，韦伯不无忧虑地总结到：“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20]这就是现代人无法避免的命运。韦伯为现代人描绘的未来不是花团锦簇的夏日，而是冰冻冷酷的漫长冬夜。
韦伯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的，他的现代性思想具有浓厚的“文化决定论”色彩，这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的“经济决定论”形成鲜明的对比。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资本主义学说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学说实质上就是他的现代
性理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现代性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因素、文化因素都不过是经济因素尤其是人们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和观念反映，归根结底，只有经济才是社会的基础。就此看来，西方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经济决定论并非一派胡言。韦伯和马克思研究的对象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韦伯研究的着眼点不同于马克思。马克思解决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怎样在欧洲发展起来的？韦伯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理性化的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欧洲？马克思的分析主要是一种纵向的“内部”分析，韦伯的研究则主要是一种横向的比较研究。国内某些学者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学说来反对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犹如用张三的性别与李四的年龄作比较，实在是没有说到“点子上”。韦伯在比较分析（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中，他并非没有重视经济和政治的因素，读过《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韦伯是在从经济、政治角度无法解决他所要回答的问题的前提下，才转向文化变量的。尽管如此，韦伯从来就没有对具有“文化决定论”色彩的现代性思想作出“独断论”的结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他写下了一段具有“自知之明”的话：“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代替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21]韦伯对现代性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深入体悟的。韦伯并不反对现代性，因为他非常清楚，现代性的产生是世界理性化的必然产物。对于现代性，我们看到的韦伯既不是一个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乐观主义者。韦伯是一个辨证的客观主义和现实主义者，他既肯定现代性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也不否认现代性的消极后果，这一点与马克思和哈贝马斯有相近之处。在韦伯的内心深处，“对现代性抱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他和马克思都相信，在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下，‘固有的一切都将消融殆尽’。现代化过程破坏了传统秩序，也破坏了传统权威借以使这个世界可以理解并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现代性对一切都提出了质疑，并将他们置于单一的理性原则面前予以衡量。”[22]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消极后果,马克思提出“异化论”，韦伯得出“非人格化”和“铁笼论”，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三位大思想家可谓“殊途同归”。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消极后果，韦伯似乎显得“无动于衷”，他只是“诊断了疾病”，但未开出治疗的“药方”，这为后现代主义者留下了启迪智慧的思想源泉。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马克思则截然不同，主张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共产主义来取代已经失去合法性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落后的东方国家，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来跃过资本主义现代性。第一副“药方”（可称为“西方共产主义学说”）迄今没有经过真正的实践检验，我们将拭目以待；第二副“药
*在国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直至今天仍然仅仅从“科学社会主义”和“两个必然”的意识形态角度解读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学说。这种理解没有错，但仅仅停留在该层次上是不够的。随着对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深入，笔者越感觉到和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学说其实就是他的现代性理论。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共同工程”，这一过程首先出现在西方，但并不意味着“西方现代性”就等同于“人类现代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学说，实际上揭示和分析的主要是西方（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也许用“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更恰当）问题。
方”（可称为“东方共产主义学说”）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效果有喜有忧，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和调整。从马克思的“激进”立场看，他更像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哈贝马斯在与后现代主义者的论争中，采取为资本主义现代性辩护的立场，试图以“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来替代“工具理性”，重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性基础。这是一项宏伟的工程，“药效”如何，一时还难以断言。仅此而言，哈贝马斯更像一个“现代主义者”。
韦伯分析的现代性主要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准确地说是现代性的西方形式（或者说是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他的现代性思想有无普遍性意义呢？我想，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韦伯的现代性思想中既有普遍性的成分也有特殊性的因素。就其共性的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无法逃脱这一全球性的历史进程；区别不在于你是被动卷入还是主动参与，而仅仅在于现代化的早晚、快慢和程度。尽管伴随现代化产生的现代性首先出现在西欧，然后向北美和全球扩散和传播，但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个性之中必然包含着共性。韦伯把西方现代性的成长过程主要视为“形式（工具）理性化”的过程，这反映了现代化的一个共同规律。现代化的速度和水平主要靠效率来解决，在“知识经济”时代，没有工具理性（特别是科技理性）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解决效率问题。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于解决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实质（价值）合理性”、忽视“形式（工具）合理性”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韦伯关于现代性具有二重性的深刻洞见提醒我们，别“一相情愿”地把现代化设想为一个完全美好的前程；在享受现代化成就的同时，要承受“现代化的代价”。韦伯关于形式合理化走过头必然“物极则反”的忠告，对于一个深具“中庸”传统但又经常做“形而上学”行动的民族来说，并非一句过时的“劝导”。就其特殊性而言，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根”深深植于西方文化的传统之中，他对东方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由于“客位”角色的优势，确实显现出许多过人的精辟、独到甚至是入木三分之处。但他毕竟是“从西方看东方”，而不是“从东方看东方”，难免有“看偏”、“看漏”和“看花掉”的时候。看看今天的现实，我们发现，不仅西方的宗教能孕育出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东方的宗教也有这个能力。
韦伯离我们而去已经80余年了，但韦伯的思想对现代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韦伯的现代性思想的魅力将是持久的；读着近一个世纪之前的韦伯著作，看着今天的社会现实，笔者对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一句话深表同意：“韦伯，我们同时代的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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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特纳.探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3.
以马克思·韦伯的思想解读《浪潮》中的魅力权威
【摘要】电影《浪潮》中，为什么短短的五天时间里，学生们可以发生这么多变化？是什么力量成就了一个这样的团体或者说组织？本文以电影《浪潮》为研究对象，结合马克思?韦伯的分层、组织理论分析影片中的体现出的魅力权威及其合法性。 【关键词】《浪潮》；马克思?韦伯；分层；组织理论；魅力型权威 2008年德国导演丹尼斯?甘塞尔将一段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真实故事改编为电影《浪潮》搬上荧屏。影片用犀利的镜头揭开人性的弱点，让我们看到自己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坚强，相反，比想象中更容易受到影响。电影讲述德国高中教师赖纳?文格尔将班上的学生组织成一个团体进行了一次教学体验。随着团体的名字“浪潮”、统一的制服、标志和手势的一一诞生，学生们逐渐狂热起来，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浪潮”的标志，把不合作者排除团体，事情逐渐出乎赖纳的意料，他急忙终止“浪潮”的时候，学生们沮丧失落，而深陷其中的蒂姆更是接受不了现实，枪击同学后饮弹自尽，赖纳因此被逮捕，影片以赖纳惊愕失措的表情结束。为什么短短的五天时间里，学生们可以发生这么多变化？是什么力量成就了一个这样的团体或者说组织？本文试从马克思?韦伯的思想中找到其中的解释。 一、马克思?韦伯的分层、组织理论以及魅力权威的合法性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其实质内容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社会等级序列。韦伯承认，在研究社会不平等时，把经济因素作为分层标准是必要的，但同时社会的分层结构是多层次的统一体，因此韦伯主张从财富、声望、权力说那个角度考虑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的不平等。 韦伯的组织理论首先是基于对组织中权威的分析研究。韦伯认为，根据组织内部的权威关系，可以揭示出不同组织所具有的特性。个人为什么会服从命令？人们为什么会按照他们被告知的那样去行事？为了阐释这一问题，韦伯将权力与权威进行区分，他指出，权力是无视人们反对、强迫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是出于自愿，权力具有强大的强制性，而权威具有某种自愿性，容易被多数人接受。正是这种权威制度使下级把上级发布的命令看作是合法的。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为基础的。权威能消除混乱，带来秩序，实现组织目标，推进社会发展。韦伯认为，组织与权威的关系密切，任何一种形式的组织都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没有权威，组织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根据权威的合法性，韦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 1、传统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是一种古老形式的权威，这种权威统治的形式是宗法家长制，它是建立在对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对这些传统行使权力者的地位合法性的坚定信念的基础上的。 2、魅力型权威。它是以对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超凡的神圣性、英雄行为或典范品格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人所产生的榜样力量或所发布命令的信仰为基础的。它建立在非凡人格、英雄气概、创业奇迹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来自于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所谓魅力，即一个领袖人物的超越凡俗的品质，它可以是不同凡响的气质、人品、性格、学识、智慧和能力，也可以是凡人不能理解的神授魔力。具有魅力权威的领袖人物，必须拥有某种超人类甚至超自然的，也是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超人权威的本质是“敬仰”。 魅力型权威的核心是个人崇拜，这种组织所依赖的往往是某种信仰，而不是强制性因素。所以，要维持个人崇拜组织的生存发展，领袖人物就必须不断地以某种新的方式来表现出他的魅力。这就像现在体育明星、演艺明星一样，只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奇迹，为“粉丝”提供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崇拜者的兴奋和激情，否则就会失去其受人崇拜的魅力。所以，这种权威是最不稳定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一般来讲，伴随着领袖的魅力的失去，这种个人崇拜组织就会转化为传统型组织或法理型组织。这种转化过程，即社会学中常说的“祛魅”。 3、法理型权威。它是以一种对正规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
迪尔凯姆与马克思韦伯社会方法论的比较
迪尔凯姆与马克思韦伯社会方法论的比较 摘要：迪尔凯姆与韦伯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两位思想家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建构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对立。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和自然一样有其运行的特殊规律，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试验和比较的方法来认识和解释现象；并依据此，迪尔凯姆提出了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基点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体系。韦伯则从社会唯名论的角度认为个体是社会的真实存在，社会只是个体集合在一起的“名称”。并依据此将“社会行动”作为其“理解社会学”的研究基点，韦伯社会学的任务便在于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动并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作因果性的说明。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论社会事实社会行动 迪尔凯姆与韦伯是古典社会学阶段两大方法论———实证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哲学观、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核心概念以及解释策略等方面各辟溪径,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主要探讨的是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及基本假设的一般原理问题,包括研究的立场、方位、视角、基本观点以及解释社会现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逻辑程序等。 从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孔德最早提出“社会学”的概念也是将其划入哲学领域，进而对社会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并提出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后为社会学的集大成者迪尔凯姆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但它却与社会学古典理论奠基者之一的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完全不同，并因此分别开创社会学研究两大不同的方向领域。就它们的社会根源则是来自于欧洲中世纪经验哲学正统流派的唯实论和非正统的唯名论。唯实论则与维名论的观点相反。这种以唯实论和维名论的思想来看社会便产生了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名论者认为社会只是单纯的名称，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并确认只有个人行为和细节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社会唯实论者则认为社会是一个有各种制度和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具有强制性。这种哲学思想在对社会的看法上在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社会学思想里则表现为分别以“社会事实”和“社会行动”为逻辑基点和研究基点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和思想体系。 迪尔凯姆继承了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统，并对社会学作了明确的定义，认为它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的科学，从而从研究对象上是它与其他的学科区分开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后，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统计和比较，从各类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事实发生的主要原因，即从社会结构来解释社会事实，用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在这，社会事实实际上就是研究的基点，他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都是围绕起展开的。韦伯则是吸收了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尤其是康德和狄尔泰的思想——对社会学做出了完全不同的界定，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做出因果说明的科学”。韦伯的这种社会学思想被称之为“理解社会学”，他的基点便是“社会行动”。正是因为这种“社会行动”是具有独特性和主观意向性，也只有人自己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我们无法采用实证主义的比较规范的自然方法来解释它，而唯有用人文主义的理解方法才能解释“社会行动”。基于此，
马克思韦伯的简要评价
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 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18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1903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迪尔凯姆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宏大巨著。然而，这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术”的思想背后，又有怎样的“生活”背景支撑呢？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韦伯《经济通史》导读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韦伯《经济通史》导读’ 伊拉.科恩(Ira ]. Cohen) 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 众所周知，“在很多主要方面，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Zeitlin,1981;129),因此，韦伯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种泛泛的比较既包含了正确的因素，也存在着某种歪曲.一方面，毫无疑问，韦伯深知为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休观点，与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联系。特别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说韦伯在很多方面赞同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主要指韦伯接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正是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剥削，从而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尽管韦伯确实强调了雇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说韦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意思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自山市场竞争。虽然自由市场在韦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并不像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那样，把市场的运作看作其现代资本主义描述的支点。 韦伯的著作清晰地表现出他所受到的来自斯密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韦伯影响更紧密的一个来源是维尔纳·桑巴特，终其一生，韦伯对桑巴特的著作都是批判性地接受的。然而，韦伯与桑巴特的观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别(Roth,19716;239)。因此，似乎难以想象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尽管在韦伯生活的年代，桑巴特的这本著作在德国学界广受赞誉。无论是对于理解韦伯在《经济通史》中的分析，还是为了更一般地引用韦伯的著作，作为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们衡量自身工作的一个经典性的基准，了解以下这个意义深远的理论问题会很有帮助:韦伯是怎样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他会这么看?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 看法，是受其主题兴趣的影响的，这种主题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明。这些主题或“价值相关”的兴趣.不仅包含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特性，还涵盖了其文化特征这并不奇怪。因为，对韦伯来说，经济、文化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单独推动历史的发展。相反，韦伯方法论的基础是 特殊经济动机~一(已经)不仅处处影响和改变满足文化的需求和偏好的模式，而且影响着其内容。即使在最主观的方面，也是如此.来自社会关系、建制和受物质利益制约的集团的间接影响，无一例外地扩展到文化的每个角落…经常是潜移默化的).一…另一方面，形成某一历史特定文化所有的活动和情景又影响着物质需要的形成和满足、利益集团的整体性及其实施的权力类型。这样它们就会再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1949165-66) 韦伯的综合主题兴趣的最具一般性特征，与对空前地渗透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所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和文化生活方式中的某一特定理性有关。从韦伯学术著作的整体上来看，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这种理性的渗透对西方文明中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韦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总休特征是这样概括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最主要是因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我们时代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遁入直接的或个人之问关系的友爱之中(1946c,155) 那么，韦伯所说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特征的理性和理智到底是指什么?问题的核心与精确计算和抽象原理的技术手段用于达到相同的固定目的有关。照韦伯看来，这种形式理性成了
论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
马克思~韦伯
浅谈韦伯理解社会学及其方法论 摘要：韦伯所构建的体系庞大的理解社会学，不仅为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铺设了最重要的一段基石，而且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学的思想财富。韦伯认为社会学就是致力于解释性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这种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为了保证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有效性，他提出了“价值中立”和“理想类型”的方法论。在社会学界引起轰动，至今其学说为后人所敬仰。本文主要就其理解社会学及其方法论进行讨论。 关键词：理解社会学、价值中立、理念类型、 马克思·韦伯（1864-1920）是社会学学界公认的“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学说始终闪耀着魅惑而迷人的光芒，他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影响着哲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们。同时，韦伯也是个多产作家，其著作覆盖面非常的广泛，涉及各个学术领域。我在此主要讨论韦伯的理解的概念与其方法论理论。尽管他在这些方面的学说依然是备受争议，甚至为此形成的两大阵营，事实上，这种争论恰恰又推进了韦伯方法论向更好更完善的方向发展，韦伯的方法论，形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探讨一个理论。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环境下去理解，看韦伯是如何解释他的那个时代，而其现实意义，则是随着时代发展得到的验证与实用，与我们今日现实处境的相关性，亦或说是借鉴意义。我们称韦伯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因为他所研究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依然在研究的问题。韦伯的思想始终在“现实性”的背景之下长期被关注，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理解社会学 韦伯曾说:“社会学是一门与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有关，并因此与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联系说明有关的科学。”[1]这也就是说，在韦伯看来，社会学是一门理解社会行为的科学，人的行为具有一种内在的可理解性，这是因为人是有意识的[2]，而理解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概念，面对社会事实，研究者
迪尔凯姆与马克斯韦伯思想比较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学生姓名：吴金丹 学号：20084053021 专业：社会工作 中国·大庆 2011年11月12日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摘要：迪尔凯姆与韦伯是古典社会学阶段两大方法论，实证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两位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建构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对立。他们在哲学观、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核心概念以及解释策略等方面各辟溪径、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就两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做一下浅显的分析与比较。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论宗教社会学 一、二者主要思想对比 法国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继承和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 以其全面客观的分析方法成为实证研究社会的典范, 他明确地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事实”的科学, 使社会学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指出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和普遍性, 研究社会的具体方法是通过观察、统计和比较, 从各类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中, 揭示决定某一社会事实的主要原因。迪尔凯姆的理论被称为“社会学主义”。 而德国社会学家M ·韦伯则受狄尔泰等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 认为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对象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 无法采用自然科学的“规范方法”加以研究, 而只能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加以阐释。因此他将社会学归结为一门“社会行动”的科学, 认为社会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社会行动。社会学就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并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基于社会唯名论的立场始终认为个人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 只有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 二、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一）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与社会行动 1、迪尔凯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社会的”事实 ,指的是它以社会整体为基础 ,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 ,不仅不以个人的事实为基础 ,不以个人的事实为转移 ,而且具有个人事实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质。 2、韦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是“社会的行为”, 它是指行为者在行为过程中以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这种主观意义考虑了他人的行为)为根据与取向的行为。 社会行为的社会性,与“社会事实”的社会性不同,它不是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而是存在于、产生于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之中。
【韦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韦伯】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1:00:06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岳梁 摘要:在全球化竞争与发展和中国迅速走向全球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考察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性话语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极为不公平的现象,这就是:关于现代性话语的皇冠 属于马克斯·韦伯,而于具有原创性地位的卡尔·马克思无缘。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与韦伯在现代性话语中不同境遇的原因,认为当时人和后来人不仅误读了马克思,而且有意歪 曲和肢解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这是造成马克思关于现代性话语缺场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马克思韦伯不同的境遇透视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上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所谓的后现 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处充满着后现代发展的话语是不奇怪的。但是,不管人们多么热衷于发展的全球化转向、发展含义的转向与发展模式的转向的时代话语,有一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话语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但奇怪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只要人们一提到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必然追述到马克斯·韦伯,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认为没有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就不会有中国的五四运动;“在现实和未来的时代里,德国也好,各国也好,社会科学任何一个领域的学者,都能够从韦伯那里汲取营养、获得灵感、寻求思想和方法论资源,找到研究的出发点。” [1](p.2)当今没有人或很少有人把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追述到马克思。这是极为不公平的,也是极为不客观的。马克思是千年伟人,按照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的话说:“对社会的无情的批判精神”与“对未来的强烈的憧憬”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这样的世 纪伟人如果没有涉及时代的核心问题和主旋律那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理想的行政组织：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主要特点为，1、组织成员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2、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实行劳动分工；3、按等级制度形成一个指挥链； 4、在人员关系上，表现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之间是一种指挥和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不同的职位和职位的高低来决定； 5、承担每个职位的人都需经过甄选，并经过考试和培训； 6、人员实行委任制，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 7、管理人员非组织所有者； 8、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并且有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和考核制度； 9、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这些规则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适用于一切情况。韦伯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是最符合理性原则的，其效率是最高的。 （二）韦伯对权力的分类：韦伯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的。他把权力划分为三大类，1、合理的法定权力；2、传统的权力；3、神授的权力。韦伯认为，在这三种权力当中只有合理和法定的权力是行政组织的基础，因为这种权力能保证管理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能按照人的才干来选拔人才，并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这是保证组织能够健康发展的最好的权力形式。 （三）理想的行政组织管理制度：韦伯认为，行政组织中除了最高领导外的每一个官员，都应按下列准则被任命和行使职能，1、他们在人身上是自由的；2、他们按明确规定的职务等级系列组织起来；3、每一职务都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权范围；4、职务是通过自由契约关系来承担的；5、候选人是以技术水平为依据挑选出来的，他们是被任命而非选举的；6、他们有固定的薪金报酬，绝大多数有权享受养老金，雇佣当局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有权解雇这些官员，但这些官员则始终有辞职的自由；7、这个工作是任职者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工作；8、它成为一种职业，有着一种按年资或成就或两者兼有之的升迁制度，升迁由上级的判断来决定；9、官员在完全同所管理财产的所有权无关的情况下工作，且不能滥用职权；10、他在行使职权时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纪律约束和控制。
马克思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 第一节马克斯?韦伯的生平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州的埃尔富特市。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1869年他携眷迁居柏林。后来成为柏林市议会议员。他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斯坦-韦伯是位很有文化修养、热衷于宗教和社会问题的妇女。她在1919年去世。她对她的儿子影响很深，使他对宗教具有炽热的感情。 青年时代的韦伯在他的父母亲的客厅里结识了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许多杰出人士，如狄尔泰、莫姆森、聚贝尔、特赖奇克和卡普等人。1882年，18岁的马克思?韦伯考入海德堡大学，在法学院注册，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他同时攻读历史、经济、哲学和神学，并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和辩论会。19岁在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三个学期之后，韦伯在斯特拉斯堡服了一年兵役，先是普通士兵，后来晋升为军官。他为曾经担任过帝国军队的军官一直引以为荣。1884年进入柏林大学和格丁根大学继续深造。1886年通过高等学校法学考试。 1887－1888年多次参加在阿尔萨斯和东普鲁士举行的军事演习，成为由关心社会问题、具有种种不同倾向的大学生组织的“社会政治联盟”的成员。该组织是施穆勒于1872年创建的，受“社会主义者讲坛”领导。1889年在柏林获法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世纪商业企业史》。同年，开始学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登记为开业律师。 1890年再次参加法学考试。应“社会政治联盟”的要求开始调查东普鲁士农民的境况。1892年提出关于东德意志农业劳动者境况的报告。1893年与玛丽安妮.施尼特格尔结婚。1891年《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公法和私法的意义》发表。这篇论文以及他和莫姆森教授进行的答辩使他获得了教授资格，在柏林大学谋得了一个教席。从此，韦伯开始他的大学教授生涯。1894年担任弗里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发表论文《东德意志农业劳动者境况演变的趋势》。1895年去苏格兰和爱尔兰旅行。开始在弗里堡大学授课。第一次讲授的内容是：《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1896年韦伯应聘去海德堡大学任教，接替克尼斯教授退休后留下的
浅谈对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理解
浅谈对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理解 ——以其宗教社会学思想为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社会学专业 曹象梅） 要】对于许多社会学家来说，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作为社【摘 要 会学界的中心人物，他的思想及其著作也成为人们研究评论的焦点。正如柯林斯所说：“没有争议也就没有韦伯。”[1]他系统的阐述了一个理论上包罗万象，其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文主义社会学体系。本文以其宗教社会学思想为例，简单阐述出笔者对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理解。 】理解社会学，社会行为，宗教社会学 关键词】 【关键词 一、社会学方法论简述 (一)学术渊源 学术渊源 韦伯的学说阐述了一系列对立的主题，如目标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职责伦理与信念伦理、文明进步与文化演进的悲观主义等等。但由于受到其父母的不同影响，韦伯试图在政治与学术、行动与反思、现实与道德、享乐与禁欲等两极端求解决，他那多重取向的智力工作便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另外，他还有一些志同道合，学有所成的好朋友，他的许多观点也深受他许多同仁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来看，韦伯的思想及其学术旨趣与现代德国的历史主义（狄尔泰）、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齐美尔）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几大思潮有甚深的关系。 首先，他的社会科学代表了一种以历史主义观点超克实证论者的自然主义的努力。在他看来社会科学是典型的历史科学，他也强调他的努力旨在获取社会事实之历史方面的知识。其次，韦伯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尤其是接受了典型的李凯尔特与齐美尔的问题：选择历史材料，并将之组织为一种有意义的整体，它并非简单的反映事实，而是认识主体的一种创造，并且认识主体须采用适当的认识工具及精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韦伯思想的第三个来源。在韦伯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切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论都必须考虑马克思的成就。韦伯在对古代世界经济史的最初研究时，他既利用了马克思在个别问题上的假设，又讨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而且韦伯涉及的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但是他的解决路径与马克思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关于社会过程的经济条件的假设具有重大的启发价值，如适加修改，可以成为对文化现实的某一方面的合理分析。[2] 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与韦伯社会分层理论的比较
2015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与韦伯 社会分层理论的比较 李海涛*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韦伯社会分层理论为社会层级研究提供了两种不同分析范式。它们在理论性质、分层标准和意义背景上都存在诸多不同，并且具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力和判断力。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在从动态方面解释大型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上具有优势，而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在解释静态的社会分层格局和个体地位方面显得更胜一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观韦伯社会分层理论比较政治学 人是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主体。在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人由于掌握资源的不同而居于不同的层级，对资源标准的确定以及对社会层级的划分向来是政治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就理论形态来说，在对社会分层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具有标识性意义，他们的基本范式和核心观点之间具有某些相似的成分，同时也存在许多重要的分歧，这些分歧造成了后来各种“阶级分析”和“社会分层研究”的分野。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说法，两位大师有关分层的理论构成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两个极点，“可以设想各种阶级理论是沿着一 *李海涛，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条连续线排列的。这一连线的两极完全可以视为由马克思和韦伯的经典理论分别占据”①。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观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如同商品这一概念包含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内容一样，阶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中也包含人类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对抗首先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物质关系的体现，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对人类政治生活的研究不能脱离对经济生活的研究，从经济社会的深层本质来透视政治是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研究的重要贡献。可以说，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建立联系的基本概念就是阶级。 1.阶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相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阶级的存在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在原始状态下，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极为低下，没有剩余产品的人类只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才能免于饥饿和死亡，而没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也就没有阶级的存在。在那样的时代，总体利益的一致使得社会秩序单靠传统习惯的力量就能得以维系。所以摩尔根说，在原始社会“一种强有力的民主精神弥漫于整个机体之中”②。但历史的辩证法在于，原始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为基本秩序的维系所提供的条件，恰在于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利益诉求，而当出现独立的利益诉求时，这种维系的条件也就不复存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转折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当除了维持生存的需要外还有着剩余产品时，私有制和剥削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从而也打破了原始的平等状态。不同的人占有物品的多寡不同，于是便出现了富贵者和贫穷者；不同的人在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于是便出现了支配者和受支配者；不同的人因不同的地位而获得不同收益，于是便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就是阶级的分化。 从生产所推动的历史发展中找寻阶级产生的根源是马克思研究阶级的贡 ①②〔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英文版）、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第134页。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39页。
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_韦伯与马克思
理论与现代化 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2011－09 Sep ，2011 2011年第5期NO．5，2011 本文把“现代性批判”界定为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韦伯以“理性化”概念切入到现代性诊断与批判之中，立足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在文化—世界观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做出了“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时代诊断。马克思通过“异化”概念来揭示现代性悖论，将“异化劳动”阐释为现代性问题的“本质性一度”，指出了它有经济学和哲学两种话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表现为对国民经济学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 一 理性化是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总命题”，也是其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韦伯的理性化存在两种逻辑：一为文化—世界观的理性化；二为社会—制度的理性化。①理性化的吊诡（paradoxes of rationality ）在理性化的两种逻辑中都体现出来并有所不同。第一种逻辑反映的是，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总体理性与片面理性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来的是理性的相对化与主观化。理性本身分解为多元的价值领域， 从而毁灭了其自身的普遍性，价值多元论由此产生。第二种逻辑指的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理性内部发生分裂，内涵出现变化。理性化内部充满了手段与目的、 工具与价值、权力与自治、奴役与解放之间的紧张，并且不断演化为前者对后者的支配与统治。其核心要点在于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与权力合谋，成为统治现代人的“支架”。韦伯的现代性批判建立在理性化的两种逻辑之上，并表现为两个方面：理性化导致的价值冲突问题和理性化与自由的悖论问题。“多神论”和“铁笼”这两大隐喻最为直接地体现出韦伯现代性批判思想。 韦伯把现代性特征定义为“祛魅”，即理性化。 “祛魅”意指的乃是尼采的命题：“上帝死了”。“上帝死了” ———就其要害而言———是现代与传统的决裂。这种决裂导致的后果乃是“多神论”。传统社会提供了一种绝对真理和价值标准，整个世界是一个充满“客观”意义和伦理价值之总体。现代世界是一个“上帝已死”的图像，传统确定性和“客观”意义丧失了合法性，导致了真理和价值的多元化。原始宗教时代是一个多元 作者简介：唐爱军（1984-），男，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邮编：200453 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韦伯与马克思 唐爱军 摘要：本文把“现代性批判”界定为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韦伯以“理性化”切入到现代 性的揭示与诊断中，立足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展开现代性悖论的阐释；马克思通过“异化”来揭示现代性悖谬，将“异化劳动”领会为现代性困境的“本质性一度”，并对异化劳动的经济学话语和哲学话语实现批判，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体现为一种“双重批判”。文章最后对两人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同与异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关键词：韦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性化；异化劳动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11－07
【韦伯】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韦伯】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0:56:43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杨文革 [摘要]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首推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的“法理型”显然更加切实、合理。 [关键词]认同;合法性;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 [中图分类号] D523. 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6) 01-0156-03C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现代政治学把“为什么人们要服从某一特定国家或者某一特定的统治体系”,这种一般性的讨论应用在具体国家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者,所以认真研究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对于深刻理解合法性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一 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主要是指“符合法律的”、“与既定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正当的”等,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古希腊时期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主要是把它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例如,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按“政治活动是否符合法律”重新将政体划分为“依法治理的政体”和“不依法治理的政体”两大类;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法律的统治应该是一切良好政体的基本条件,并提出“适应于一切政体的公理(是):一
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1](p·210)。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时,合法性理论开始转而成为解释政治统治是否有效、如何持久的工具。在古罗马,当合法性这一概念初次出现时,行使权力只有与永恒的过去相一致时才被认为是合理的,而过去的神圣法律程序则是从创建时的决议条款中产生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证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时认为,任何共同体的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立一种和平的一致性(共同的认可)。 对于这样做是否能够推进共同体的和平,他根本没有权利加以怀疑……因为统治者所依据的乃是对于君主和所有平民都有约束力的自然法,而他所谓的“法”,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指“人们据以从事某一活动以及避免从事另一活动的某种规则或者说尺度”[2](p·109)。 自近代社会以来,由于世界观的变化,人们对传统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的论证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在考察人们是否有义务尊重国家并服从法律时,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和洛克所思考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何时、依据什么,政府才能施合法性的权威于社会之上?” 嗣后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就说:“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3](p·9)他又认为:“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3](p·19)所以卢梭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回答这个问题。”[3](p·11) 然后,卢梭详尽地阐释了一个关于社会契约的理论,认为统治的合法基础在于“公意”,基本上构成了近代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政治合法性问题大体上仍然是由这些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所设定的。但是只要是探讨政治合法性,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杰出的学者———马克斯·韦伯。二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韦伯的政治思想也是其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思想不但在他所处的年代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今社会仍有巨大的启发性。就其政治思想而言,“主要体现在《经济与社会》和《政治论文集》两部著作之中。仅以《经济与社会》为例,有关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将近一半篇幅,该书在他生前只不过是一部手稿,并未正式出版。在他去世之后,由其夫人玛丽姬娜·韦伯加以整理,并冠之以《经济与社会》予以出版。”[4]在韦伯的政治思想中,他着重论述了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
马克思韦伯
马克思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初期德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学术研究范畴属于社会学，后世也公认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其实他的学术贡献并不限于此，韦伯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多个学科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社会学以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韦伯的大名。就连中国的《史学理论》杂志，都开辟了韦伯专栏。仅仅以管理学领域而言，找不出一本不提韦伯的管理学教科书。可以说，韦伯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了管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凡是谈到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地方，都把韦伯和泰罗、法约尔并列。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师各有特色。如果说，泰罗是以新教徒的执着和认真，把企业管理导向科学；法约尔是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构建了管理学的宏观大厦；那么，韦伯就是哲学家式的冷峻和严密，创立了组织理论。这三位，都无愧于管理学界的大腕称号。韦伯年代的德国，正处于以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大陆上高歌猛进，拿列宁的话来说，“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列宁选集》第二卷708页)。然而，对普鲁士传统的因袭，使德国的近代
工业后面拖着一条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的尾巴。这种情形，正如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纺织业的迅猛兴起和对自由贸易的渴望受到重商主义的抑制一样。斯密的理论，摧毁了阻挡英国发展的障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韦伯的贡献，也正是以专业化的工具理性，打破了德国的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控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把马克斯·韦伯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但是，韦伯在生前却并不那么幸运。他的一生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而且总会出现戏剧性的阴差阳错。他的青少年时代平淡无奇，既没有显示出早慧和睿智，又没有学业上的勤奋和刻苦。一直到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读法律时，他还同那些浮躁浅薄的少爷学生没什么两样。据说，他们的通病就是学得少，玩得多，看书少，喝酒多。在那些学生的胡闹中，韦伯自己也上过决斗场，还差一点用剑把脸划开。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在他服了一年兵役后，可能是受军队严格纪律的影响，当他再次返回校园时，刻苦用功，同以前的吊儿郎当判若两人。看来，有时候当兵也是有收益的。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韦伯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谋取到了大学教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但好景不长，他同自己严厉的父亲关系一直较僵，在海德堡，两人发生了剧烈争吵。不久他父亲暴卒，使他非常悔恨和内疚，导致自己精神失常。有人说，如果弗洛伊德能够与韦伯碰面，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