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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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
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
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
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以杨小凯
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
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
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
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
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
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
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
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
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
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
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
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
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
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
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
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
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
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
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
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
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
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
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
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
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
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
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Dinopous与Thompos（1999）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进行检验，认
为并不存在对于规模效应进行支持的经验事实。所有这些均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相吻合方面尚不尽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对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类型的新古
典增长理论。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比AK模型更能解释趋同。
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
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
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7]，Engen 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
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
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18]。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
向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因此，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John Laitner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九十年代后兴起的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
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
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但是，90年代在估计方法（如对于Barro型回归的突破）、变量的调整
（如多国的长时期数据，见Summers-Heston(1988/1991/1995),又如对于教育数据的调整，见Barro and
Lee(1998)）、数据的调整（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对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研究）
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新经济增长理论定义，新经济增长理论是怎样在克服新古典增长理论缺陷的基础上产生
新古典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趋同性，即有着相同技术和人口增长率的国家最终
会接近于相同的稳态增长率（虽然稳态收入可能不同）。然而，大量数据结果表明，在比较长的时期来看，各国
之间的增长率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一些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增长模型反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新增长理论。新
增长理论是指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各国增长率差异而展开的研究成果的
总称。新增长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试图把增长率内生化，因此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模型对新
古典增长模型缺陷的突破主要是从两方面：
（1）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总量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而新增长模型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规模收益递增。
并且，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由于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在积累的同时促进了
技术进步，从而技术进步成为模型的内生变量。
（2）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要素的边际收入递减，而新增长模型假定要素的边际收入不变，如AK模型，从
而改变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一些结论。
说明内生增长模型与新古典增长模型有何不同？请阐述内生增长理论能解释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吗？
（1）内生增长是指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不是来源于外部因素，而是由经济有机体内部因素引起的增长。
（2）内生增长模型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区别为：
新古典增长理论持“外生”说，即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外生的力量，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前提下，当扣除了
物质资本要素和劳动增长因素之外，剩余部分便是由外生技术进步带来的。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依
赖于外生变量(如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新古典生产理论假定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任何经济都将逐渐
收敛到各自的稳态水平；除非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人均产出不可能持续增长。
内生增长模型将资本这一基本要素广义化，不但用来指物质资本，同时还包括人力资本在内，它通过生产
者“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外部利益”的作用，使得投资收益递增，从而避免了资本积累收益递减倾向。另外，内生增长理论对研究与开发活动更加重视。在技术进步中包含着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生成机制，并且这些研
究与开发出来的产品能够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因此，市场结构和垄断地位为技术持续进步提供了动力。
（3）内生增长理论不能完全用来解释增长的国际差异。
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着争论，其用到的许多概念无法测度：
①规模效应。内生增长理论一般都包含某种“规模效应”，即人口规模越大(外部性模型)，从事人力资本积
累或R&D活动的人口比例越高(R&D模型)，经济增长率就越高。琼斯首先提出了质疑，认为内生增长理论关于“规模效应”的预测与工业化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并不一致：二战以来，尽管各国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和工
程师的数量和比例都有了巨大的提高，但经济增长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增加。其他一些学者指出，如果确实
存在规模效应，那么像印度、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应该具有较快的增长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②资本积累。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而内生增长理论则将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或
R&D视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过，绝大多数的经验检验都表明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③R&D。在内生增长理论中，R&D模型是最有前途的分析框架，也符合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具有微观基础的
经济学发展趋势。不过，多数的经验检验并没有证实R&D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④许多内生增长理论模型都用到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很难测度的。
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非常强调知识和技术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是，对知识的研究还远不够深入，
知识仍是一个缺乏明晰界定的概念。
简述罗默与卢卡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
答：20世纪80年代罗默、卢卡斯等人将人力资本概念引入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
长的发动机。从微观上看，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是使投资者个人或家庭取得更高的收入。在宏观上，人
力资本则具有外部效应，即个人或厂商的人力资本积累会对其他人或厂商的生产率增长做出贡献。
所谓“人力资本”，其内涵极为广泛，它不仅包括劳动力数量及其平均技术水平，还包括花费在教育、技能、健康、知识的改善，新技术新产品创新能力等方面开支所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同样会给个人及社会带来收益。这种“资本”之所以被称为“人力资本”，是因为无法将该资本和它的所有者分离。
罗默在其模型中，假定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有三种投入：资本、工厂自己的生产知识、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当各个厂商作决策时，是将社会拥有的知识作为给定量，考虑如何利用资本和自己的生产知识去达到利润
最大化。不过，个别厂商的知识不可能永远保持为商业秘密，这些知识会不断地成为社会所拥有的知识。正是这种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会使社会的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持续。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动力。
与罗默不同，卢卡斯强调产出依赖于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的外部作用表现在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上，而不是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力资本对产出水平发生影响，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取决于行业平均技术水平（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加上本期内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会有效提高经济中的实际投入，使产出水平上升。单个经济单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在对其产出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
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综述
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 【摘要】：由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取得的巨大的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差异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消费东部要高出许多,而西部有的甚至还停留在解放前的状态。由于地理文化的差异造成现在的现象。正文更加充分揭示了差异的原因以及实证分析。 。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差异 引言: 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绩效已经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奇迹”，而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地区间差距的扩大迹象，正在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注意的焦点。与此相平行的是，大多数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或问题的早期研究，一般是将中国经济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近来的理论研究则越来越注重各个地区之间的差距。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和数据可得性的差异，已有研究中对地区的划分，按划分程度的粗细，通常包括：按行政单位划分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沿海和内陆，城镇和乡村。少数研究中也有按华北、东北、东南、南部和西部五大区划分，以及以长江为界划分的南北。 地区差距是指经济、社会以及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素差距
组成的“集合体”,即地区间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差距。在经济学研究中，衡量地区差距的指标，主要集中在人均或者劳均GDP、GNP，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少数研究中也涉及其他一些社会指标，如平均受教育年龄、人均卫生支出，有的甚至构造了系统的指标体系。本文关注的核心是各地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及其形成原因，所采用的指标大多是反映地区产出或收入差距的指标，如人均GDP、不同省份的有效人口增长、人均消费等。 中国的学者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差距的研究还是相当多的，不管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多的文献去查。笔者基于今年9月份2006年的统计年鉴，从实证方面做一个时间上的跟进，以及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正文：（—）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 我国地区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即随着开放进程的推进，开放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关系逐渐凸现出来，同时地域差异被放大。在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全国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相对生产增长率，也即相对人均产出增长率并不必然位于全国前列，如相对开放度较高的广东、浙江、海南、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劳动生产率排在全国前10名之内，而同样是相对开放度较高的北京、天津、辽宁和上海的劳动增长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很显然，在这个时期内，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为下一阶段各地的进一步开放做了准备，但总的来说，开放对各地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地方优势并未随着开放得到充分发挥，此时开放的地域性差异不显
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提要] 我国目前仍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为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的增长，应进一步完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科技经济市场 1引言 500年至1500年，经济的年增长只有0.1%，在1000年的漫长岁月中，产出只增长了3倍，而18世纪的英国却取得了10倍于过去的增长率。这一现象第一次让人兴奋不已，古典经济学家们首先探讨了经济增长问题，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为主要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核心工作，他们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杰出前驱，斯密强调劳动专业化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李嘉图则强调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马尔萨斯则强调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视野都被局限在识别影响增长的因素和说明决定经济增长过程的机制上。 哈罗德1939年发表的《关于动态理论的一篇论文》和1948年出版的《走向动态经济学》，提出了经济学界的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使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从定性走向了定量，1946-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发表了二篇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哈罗德和多马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既是对凯恩斯宏观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又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起点，从而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开始将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作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2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开始 1870年以后，经济学主流关注的重点从供给转向了需求，经济增长的研究已远离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哈罗德-多马则开创了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复兴。 现代经济学的增长模型是建立在Harrod（1939）和Domar （1946）的基础上，按照Harrod-Domar模型，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的最主要因素有两个：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率。由于假设前提的局限，在他们的模型中，资本和劳动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即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呈现出“刀刃”特征。但Harrod-Domar模型标志了经济学界运用数理经济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始，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革命：他对资本积累和劳动就业的研究，对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资本和劳动作为经济增长所必须依赖的两大要素，显然具有直接的影响。这一模型既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也是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起点，同时，它也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内生化进程的出发点。 Harrod-Domar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意义。这是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经济增长率的起点，模型中四个外生的参数：资本-产出比、储蓄率、技术进步的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将这四个外生变量内生化而进行的。 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准 索罗在Harrod-Domar模型的基础上新引进了三个假设：（1）总 量生产函数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样具有新古典性质；（2）劳动和资本这二种生产要素在任何时刻都处于供求均衡状态；（3）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在此基础上索罗于1956年发表的论文《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成了近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的基准点：（1）自索罗模型开始，新古典生产函数就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标准的总量生产函数；（2）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整个经济时刻都处于动态一般均衡状态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通则；（3）索罗模型将给定人们掌握的技术下的劳动生产率内生化，于是在其模型中引入了那个著名的代表技术水平的变量A；（4）索罗模型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确立了一个思想传统：它使经济增长理论变成了完全从供给方面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源；（5）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主流经济增长模型都以自己的长期增长稳态来解释形成“卡尔多稳态”的原因。 罗索模型通过假设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解决了Harrod-Domar模型中的“刀刃”问题，但它却不能解决没有外生给定技术进步时产生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此外模型中的储蓄率也不是通过个人动态最优化行为内生决定的，更为紧要是的它能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许多问题却不能解决经济增长本身！索罗模型的缺陷激发了经济学家们构造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的冲动。其中，拉姆齐模型通过变分法解决了消费都在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有效折中，解决了最优化的储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路径，沿着这条思路的研究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卡斯和库普曼斯在1965年作出的贡献：他们将拉姆齐的消费都最优化理论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使新古典模型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 4将储蓄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考虑消费者的最优化决策行为，而是假设储蓄是产出的固定比例，并且是外生给定的，从而使这个模型缺乏微观经济基础。于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将资本内生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将储蓄率内生化。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第二步内生化不仅导致了拉齐姆-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无限斯界模型）的产生，而且也导致了戴蒙德的世代交替模型的诞生。 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储蓄内生化，首要条件是建立附有对时间的主观帖现率的新古典的效用函数，在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分析中，重要问题之一是决策的时间范围，即决策的个人是将未来无限长时间中的效用最大化，还是仅仅将自己有限的一生的时间内进行效用的最大化，以前一种时间假定为条件建立的经济模型被称为“无限期界模型”（Infinite Horizon M odel）以后一种时间假设为条件建立的模型被称为“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 odel）。 拉姆齐以数学模型论证了最优消费行为下，一国储蓄所必须满足的条件（Ramsey,1928），但由于当时经济数学工具的限制，拉姆齐推导出的其实是每个时点上的最优储蓄，而没有依据基本的效用函数指出整个未来时期中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的动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佘时飞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中山528402） 摘要：在哈罗德-多马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基础上，索罗将资本进行了内生化，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和戴蒙德则将储蓄进行了内生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此后沿着内生化方向，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内生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成为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主导方向，本文将对这一方向的发展作一个较为系统的综述。 关键词：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内生增长 经济研究 趦趻 2009年第8期
可持续发展概述
可持续发展概述
可持续发展理论概述 摘要：可持续发展的产生背景、发展概况、在新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都与全球经济息息相关。自上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到现在，可持续发展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不断改善、创新的过程。其意义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生态文明 1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二战结束后，在三次科技革命完成的背景下，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人口膨胀、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生态发展的不平衡等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1962年美国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发表，阐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公害事件，首次将环境污染这一严肃问题摆在世人面前，震惊了全球。随后，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增长的极限》认为防止世界大系统崩溃则必须放慢经济增长及停止人口膨胀。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指出环境问题主要是发展不
足的问题，不仅发达国家要对环境资源问题负责，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要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伴随着资源的减少，尤其是工业化生产又加剧了环境的恶化程度。这是联合国组织首次把环境问题与发展联系起来。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中国家要致力于环境保护问题。人们已经意识到发展与环境协调一致的重要性。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和全球多个国家的政府、专家制定了《世界自然保护大纲》 , 提出应该把资源保护和人类发展统一起来考虑 , 第一次较明确地表述了既要发展又要保护的思想。在该大纲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强调不能将“可持续发展”与“持续增长”，“持续利用”概念混为一谈。可持续发展是强调发展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布伦特莱发布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指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一个能持续人类进步的道路,人们寻求的不只是局部地区的短暂发展, 而是在整个地球遥远将来的发展。该报告也给出了公众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利益的发展。1990 年，
应用文-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原因理论研究综述--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研究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原因理论研究综述－－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研究'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 增长和经济 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 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 。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 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 ”，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新经济增长理论力求以一种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不同的思路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开拓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路，因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和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当今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恰好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理念和开拓新的道路。 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点严重问题 （一）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 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至今仍有25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吃不饱、穿不暖。按联合国设定的日均1美元的贫困线基准，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则达2亿多。据世界银行测算，2001～2003年间，中国1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增加了16%，而1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却降低了2.4%，这一差距于今更大。按官方统计，20012年，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0.474，业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10：1，这一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严重程度。若按专家学者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 （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消费水平下降 中国社会保障薄弱，国内储蓄过高，导致消费下降，也严重影响扩大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虽然迅速而成效显著，但却未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应配套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经济改革和增长同步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严重滞后，而且在农村和贫困人口中甚至欠缺。由此而造成人们普遍感到经济上无保障和社会安全网的缺失，因而不得不压缩开支、节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30%，而且总体消费水平20年来一直在下降。据官方统计，政府和公众总体消费从20世纪80年代占GDP 的62%，下降到2012年的43%；公众消费占GDP的比例已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33%。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亚洲国家50%～60%的水平。 （三）投资过度，污染严重 中国经济连续保持8%左右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投资持续不断地高涨和进出口贸易的连年高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长此下去，过热过快的投资增长必将造成生产力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出口贸易的过速持续增势必将造成贸易摩擦和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面临这种严峻的问题，必须加以有力的调控。中国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实施紧缩政策，但成效不大，第一二三产业投资比重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过度投资是以能源、资源的高耗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中东部大地的水系、土壤、空气大都被严重污染，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从哈罗德多马模式到现在, 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哈罗德模式是第一个发展阶段, 索洛模式和丹尼森模式是第二个发展阶段, 舒尔茨模式是第三个发展阶段, 目前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第四个发展阶段。新增长理论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所引起的递增收益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它不仅对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发展解读
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发展 1986年，Romer向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递交了一篇仅仅七页的论文，与会的经济学家及Romer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对于今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研究的影响。事实上，由Romer的论文及其他后继者的工作，开创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即内生增长理论时代。从经济学家角度来看，尽管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均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但增长理论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因而更关注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及其增长路径的原因，其基础是一个足够简单而符合实际情况的生产函数，而宏观经济学则考察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怎样在一些合乎现实情况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是经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形成了今天内生增长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新增长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对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乃至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框架（例如，Kremer （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则是其对于具有经典意义的Solow模型所作出的更合乎现实的修正。这主要体现在其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因是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所遇到的困境，理性预期的出现，从本质上并没有挽救宏观经济学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是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些远离现实的更复杂的数学模型,例如Sala-I-Martin(2001)指出，新增长理论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使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理性预期转移到长期问题，而理性预期对于长期问题事实上没有作出贡献。本文旨在探讨由Romer及Lucas 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并说明其现代进展。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渊源 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经济增长的途径。早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如A.Smith、K.Marx、 D.Ricardo等，均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但真正建立了增长理论现代形式[2]的却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Harrod与Domar。Harrod与Domar在Kenyes所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上，将其进行动态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现代时期[3]。 Harrod与Domar使用了里昂惕夫性质的生产函数，即F=MIN（K/G，L），并使用I=S均衡条件，得到了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但是，由于Harrod与Domar所使用的生产函数的非连续性，导致这种均衡是十分不稳定的，正是Harrod—Domar模型的路径被称为刃锋上的增长的原因。在1956年，Solow对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创立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的贡献在于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并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可完全替代[4]，这种具有连续性的生产函数使经济学家可以寻找到一种稳定的持续增长路径。
中国经济发展概述
小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这句话表明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基本构成方式起决定的作用。这句话间接证明了经济的重要性。 我们在这篇报告中详细说明的正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将中国经济史分为农业，商业，手工业，力图从这些历史冰山一角展望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的发展史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个重要的部分。 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特点，也都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经济的共同规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发展，包括人口的增殖、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此外，还有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劳动对象的发展与改变。从先前至民国。历朝历代都出台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富民强，稳定政权。一个好的经济政策所必需要具备的条件即是适应当下的国情，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间历经了漫长而艰辛的发展过程，详细的在报告中已写出，以下是一些总结：
秦朝的经济制度是由商鞅变法打下的基础，其目的是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经济发展始终处于政治的控制之下。它的不利影响是因其集中经济力量创造人间奇迹的盲目干预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人民的不满以及社会的动乱。但他在经济上所做的“同一”模式又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汉袭秦制，自不必详述。 跳过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的阶段。首先南方的经济发展逐渐达到了与北方齐肩的程度，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再者，随着唐代与外国的交流日益繁密，中国的两条丝绸之路也形成了往来车马川流不息的热闹场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并且，唐代的生产力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农业的曲辕犁，筒车。手工业诸如丝绸，唐三彩也各有发展，还出现了银行的雏形柜坊。 宋代完成了经济中心南移的漫长过程。。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的统治下，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经济极其繁荣，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明显地居于前列。有历史学家说宋朝时藏富于民，应当不差。讲到宋代，不能不提王安石变法，青苗法的推行最终以失败告终，是因为王安石只是一味的想着扩大政府的收入，从商人地主手中获取利益，在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王安石把改革的内容单纯的依靠理论来建立，有悖实际反而动摇了宋朝的根基。 在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中，强调召军移民开荒屯田的重大经济效益及其对改变全国人口与土地布局和缩小边区与内地经济差距的巨大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doc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目录 理论概述 理论内容 理论思路 理论概述 理论内容 理论思路 展开 编辑本段理论概述 内生增长理论概述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 编辑本段理论内容 储蓄率内生 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储蓄率是外生的，Cass(1965年)和Koopmans(1965年)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储蓄率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选择或者说对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储蓄）的偏好。 内生储蓄率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供给的内生决定，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资本）从数量上得以在模型内加以说明。然而，Ramsey-Cass-Koopmans
模型对储蓄的内生性的技术处理并没有消除模型本身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Ramsey模型暗示长期增长率被钉住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值x上。一个更高的储蓄意愿或技术水平的增进在长期中体现为更高的资本或更有效的工人产出水平，但却不会引起人均增长率的变化。 劳动供给内生 新古典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一个给定的人均产出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然而标准模型没有考虑人均收入及工资率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被Malthus所强调的那种影响——也没有把在养育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考虑在内。 内生增长理论的一条研究路线通过把迁移、生育选择和劳动/闲暇选择分析整合进新古典模型中来使人口增长内生化。首先，考虑针对经济机会的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对于给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而言，这一过程改变了人口及劳动力；其次，引入有关出生率的选择。这是容许人口和劳动力的内生决定的另一条渠道；最后，另一条与在一个增长框架中劳动供给的内生性有关的研究思路则涉及迁移及劳动/闲暇的选择——劳动力与人口不再相等。 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年），Ehrlich and Lui(1991年)，Rosenzweig(1990年)讨论了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内生技术进步 把技术变迁理论包括进新古典框架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标准的竞争性假设就不可能得到维持。技术进步涉及新观念的创造，而这是部分非竞争性的，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对于一种给定的技术，换言之，在给定有关如何生产的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假定在标准的竞争性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中规模报酬不变是合理的，则以相同数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来复制一个企业从而得到二倍的产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生产要素中包括非竞争性的观念，那么规模报酬则趋于递增。而这些递增报酬与完全竞争相冲突。特别的，非竞争性的旧观念的报酬与其当前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零）相一致，这将不能为体现于新观念创造之中的研究努力提供适当的奖励。 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的主要突破在于把技术进步引入到模型中来，其消除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报酬递减的途径有三种： 要素报酬不变 ： 考虑把物质和人力资本都包括在内的广义的资本概念（AK模型）
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
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 1传统发展模式及其局限性 经济增长战略：一国以国民生产总值(GDP)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水平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增加为目标的经济战略。 1.1 经济增长战略 1.1.1经济增长战略的贡献 GDP的增长提高整个世界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 使一些国家消除贫穷，提高收入水平；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消费向更舒适发展 1.1.2经济增长战略的缺陷 贫富不均严重 社会问题突出 1.2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使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目标实现的战略。 1.2.1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贡献 个人或社会福利的改善 教育、健康、总的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改善 一个国家的自重与自爱意识的增强 1.2.2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缺陷 环境污染现象严重 生态环境遇到破坏 自然资源日趋枯竭 1.3 可持续发展战略 1.3.1可持续发展战略产生的背景 1.3.2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的意义 2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2.1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渊源 2.1.1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 忧患意识 “和谐”与“中道”思想 “天人合一”观念 绿色意识 互动共济的人伦观
2.1.2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 斯密提出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限度论” 李嘉图的“资源相对稀缺论” 穆勒的“静态经济论” 18世纪末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理论 《历史原理》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前者以几何级数增长，后者以算术级数增长。马尔萨斯就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的研究观点，被后人称之为“资源的绝对稀缺论”。 20世纪70年代以增长极限论为代表的悲观主义思潮。 人类世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如富裕中的贫困，环境的恶化、不断控制的城市扩张、、、、等等。这些难题的产生，是五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五种因素是：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和污染。它们最终限制了地球上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围绕这五大因素，罗马俱乐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最后的讨论结果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梅多斯等人综合成名为《增长的极限》一书。2.2 现代可持续发展观的诞生与演进 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源于工业革命后，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环境和资源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人类开始用驻足全球的眼光看待环境问题，并对人类前途的问题展开了大论战。从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开始，经过增长有无极限的争论，到1972年第一次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们对环境的问题日益忧虑和关心。而从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Brown）先生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问世，到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发表，表明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有了不断的深入。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更是高度凝聚了当代人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认识深化的结晶。 可持续思想产生和发展历程中几个代表性人物、著作、思想，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及其要义： 2.2.1早期的反思——《寂静的春天》 20世纪中叶，随着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特别是西方国家公害事件的不断发生，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Karson）在潜心研究美国使用杀虫剂所产生的种种危害之后，于1962年发表了环境保护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她向世人呼吁，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发展道路容易使人错认为是一条舒适、平坦的超级公路，而实际上，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
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作业 题目：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 姓名：郝飞飞 学号： 2014822012 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目录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及涵义 (1)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 (1)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涵义 (1) 二、科学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1) （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1) （二）发展观念的模式的统一 (2) （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的统一 (2) 三、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2) （一）有助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2) （二）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 （三）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 （四）有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 (3)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 （一）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落实科学发展观 (3) （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水平 (4) （三）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5) 参考文献： (5)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伴随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当下我国正处于提速增效、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些问题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遵照党的十八大指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伟大部署，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本文指出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关系，立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出发构思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与方法。即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水平；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内生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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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 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 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 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以杨小凯 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 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 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 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 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 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 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 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 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 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 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 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 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 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 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 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 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 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 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 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 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 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
文献综述 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综述
第1章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综述 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和主要载体。随着近些年来我国采取的区域经济政策，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区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学术界也相当重视区域经济方面的理论和实战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就是以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的。 1.1 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综述 目前国外关于区域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也产生很多与区域经济学相关的分支学说。目前关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即区位理论分析及定位、区域经济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分析。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关于区域经济学的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文献有很多。 1.1.1 区位理论分析及定位 区位理论分析及定位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传统的区位论在进行区位分析时把空间看做是一个连续的空间体，认为在此空间内的经济活动都与空间内的某一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相关。伴随着数学规划模型的发展，西方的区域经济学研究者开始建立相关的空间资源配置模型来使得经济物品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达到最优。国外区域经济学关于区位分析及定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厂商区位、居住区位、公共设施区位、空间均衡分析、空间动态变化分析等方面。 区位理论通常以达到空间均衡为其研究重点。在厂商区位分析方面，达到空间均衡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空间均衡的分析研究重点都放在单个行业的生产均衡上。居住区位分析方面，主要与居住区位的选择和与此相关的迁移模式相联系，尤其是住房市场以及市场中的交易问题。从动态的角度看，包括住房的买卖、出租；从静态的角度看，主要涉及到区域空间范围内的居民及其居所的分布。公共设施区位研究方面，在西方国家大量的公共服务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控制的。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所受到的公共干预的原因和程度都各不相同。这就涉及到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有蒂伯特(1961)、阿诺特(1979)、施韦策(1983)等。在空间均衡分析方面，恩克(1951)在《空间分离市场之间的均衡：电子模拟解》首次把空间均衡理论应用于众多领域；萨
可持续发展理论文献综述
可持续发展理论文献综述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历程概述 可持续发展观点的出现最早能够追溯到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野生动物基金协会（WWF）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其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纲要》文件中首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布伦特兰女士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报告《我们共享的未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该报告中不仅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还围绕可持续发展展开了系统性的阐述，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也成为了在所有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中最被人们认可且影响深远的一个，此后学者们对可持续的定义多数都是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成的。 1981年，美籍学者布朗（LesterR.Brown）在其着作《建设一个发展 的社会》中写到“通过控制人口的过度膨胀、保护资源基础与开发高效绿色的可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 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中，来自178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密切联系在一起，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不仅使得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探索阶段走向实践阶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付诸行动，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同年，中国政府当局也首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其编制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自此，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内容被正式纳入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中。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