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效课堂提问”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开始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中,并受到日益关注,但目前仍是处于研究的发展阶段,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还有深入和拓展的空间“除此以外,提问的地位、现状和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都要求关注课堂的“有效提问”

首先,提问是一种古老而又传统的教学方法,但这并未能降低研究“提问”的必要性和价值“相反,正因为“提问”是教师使用频率最高的方法之一,也是占用了大量教学时间的方法之一，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日渐加快，合理高效地利用时间、精力、资源的观念深入人心，高效果、高效率、高效益更是社会各个行业和部门的追求。与其他类型的活动一样，提问作为一种教学活动，如何改善过程绩效，提高教师效能便得到更多地关注，因此深入研究“有效提问”也就更有必要和更具意义“有效的问题和提问被认为是优质教学和学习的核心，应具有永恒研究价值。

其次，提问行为的普遍实施与提问行为质量效应的相对低下形成反差“尤其是语文教材改革、新的课程标准的提出以及素质教育的推行,致使语文课堂提问面临适应教育的时代变化问题“现实的小学语文课堂要求教师必须能认识、辨别和反思自己的提问行为,并且也急需一些具体、适切、有普遍借鉴性的操作技术,为一线教师的课堂提问教学提供行之有效的策略。再次，国外关于教师有效提问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不是所有的方法和结论都适合于我国小学语文教学的国情和现状，所以不能全盘照搬“本研究基于我国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提问现状，综合考察了一些国外资料，最终选择性地进行了借鉴，并结合了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以期成功做到国外优秀成果的引入与之融合。

最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需要落实于提问这一实际、具体、关键的教学行为之上“课堂提问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教学方法,普遍得以致许多教师已经将其纳入带有随意性教学的自动化动作之中，这与教师的专业化理念相背离“而近年来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研究逐渐转向至教师的教学专长方面,课堂提问是教师的必备技能之一，有效提问则也成为“有效教师”的专业化要求“本文立足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要求进行有效提问研究,旨在促进教师的专业需要指出的是，教师的提问行为更多地发生于尚缺乏独立发现和提出问题的低年级学生身上，所以在学段上选择小学，这一时期更多体现出教师提问的特点,对教师提问的研究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提问在课堂教学中占要重要地位，是构成课堂的重要部分，是教师经常使用的教学方式。提问的效果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有效的提问对于课堂教学至关重

要，提问的成败决定课堂的成败，会提问的教师才是会教的教师，提问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无效的提问必然导致无效的课堂。

提问对于学生发展具有很大功能，有效的提问能够激发学生思考，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增强学生的创作性思维能力，养成良好的思考的习惯，能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有效的提问能够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内化，进而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综合素质的提高，道德内化，知情意的发展，三维目标，知识，情感，

二、提问的功能（重要性）

(一)从教师的角度看提问的功能

1、引导教学，有助于引导教学目标的完成和教学重难点的突出；

2、监控教学，检查学生对各方面的掌握情况并调整教学的进度；

3、诊断教学，获得妨碍学生学习的因素；

4、补救教学，改进教学的方式方法等；

5、管理教学，促进有序课堂的形成；

6、反思教学，为后续的教学提供借鉴。

以上是以教学过程中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为主要参照,一堂课任何时候对教学目标和任务都不可回避，尽管预设目标实现的程度有异，教学任务完成的多少有别，但教师的提问效果终究离不开以此来衡量，对提问功能的研究也就因此需要这一参照“而在达到教学目标和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通过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对提问能力的锻炼，将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和专业化发展,这也是课堂提问有效的应有之意。

(二)从学生的角度看提问的功能

1、引起学习兴趣，激发求知欲；

2、集中注意力；

3、诱导学生参与,发展与人交往的能力；

4、获取知识，促进记忆和理解；

5、培养语言表达能力；

6、培养思维能力。

其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向来是研究提问最为关注的一点“小学生课堂中思维活动的发动与展开较多来自于个体以外的刺激，而教师提问是最重要的外部动因之一。这种作为外部动因的提问被认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教师提问对学生的思维具有始动性，即教师的提问可以发动学生的思维,起着外部推动力的作用；其次，教师提问对学生的思维发展具有方向性和引导性；教师提问的内容已经规定了学生思维发展的方向和任务，引导学生按照相应的方向去思考；再次,教师提问对学生思维具有强化性,教师提问的目标越高、难度越大时，要求学生思维的强度就越高；最后，教师提问对学生思维的发展具有调控与调整性。教师提问的方向性、目标性和指导性可以控制与调整学生思维发展的速度；同时能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的需要，不断调整问题的难易程度，以加速或延缓学生思维发展的进程。以上儿个方面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的，具体体现为知识的丰富、智能的提高、情意的陶冶和人际的和谐，课堂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禾、发展的主体，提问有效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收获“使学生最大方面和最大程度的获益更是课堂提问有效的应有之意。

三、语文课堂的特点和目标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

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同时，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和谐发展。

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感受和理解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四、高年级学生的特点

小学高年级是思维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的求知欲向着更高更深层次发展，思维呈现出独立性和主体性的特点，课堂中教师的高效提问对促进他们的发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管理理论

１．资源学派与核心能力理论２．学习型组织理论３．有关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论４.最新趋势 １.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 ２.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

心能力。核心竞争力 （一）.基本概念：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二）.观点基本：（1）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资源、知识、技术等的积累、整合过程。（2）并不是企业所有的资源、知识和能力都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而只有当资源‘知识和能力同时符合珍贵、异质、不可模仿、难以替代的标准之时，它们才成为核心竞争力，并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２．学习型组织理论彼得·圣吉1990年的著作《第五项修炼》从组织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战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动态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组织学习就是适应环境变化的有效方法。对于企业的成败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在已经到来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学习变得特别重要。作者也具体提出了成为学习型组织所必须具备的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其中：系统思考贯穿于其他四项修炼的全过程，它整合其他四项修炼而成一体。对组织来讲，单独进行某项修炼并不难，但这并没有多少意义，必须把这五项修炼结合在一起进行，才有可能建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

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

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学院：班级：姓名：学号：

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冷战时代的结束，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的广泛普及，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人类进入了新经济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成为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显著特征。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了一些体现时代特征的管理理论，主要有精益思想、核心能力理论、人本管理理论、组织扁平化理论、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和最新趋势。 一: 精益思想: ?精益思想的产生背景 精益生产(LP—Lean Production)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P．沃麦克等专家通过“国际汽车计划(IMVP)”对全世界17个国家90多个汽车制造厂的调查和对比分析，认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方式是最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一种生产组织管理方式。 ?精益思想 精益生产：企业把客户、销售代理商、供应商、协作单位纳入生产体系，同他们建立起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而组成一个企业的供应链。 精益思想：是指根据用户需求定义企业生产价值，按照价值流组织全部生产活动，使要保留下来的、创业价值的各个活动流动起来，让用户的需要 拉动产品成产，而不是把产品硬推给用户，暴露出价值流中所隐藏的muda，不断完善，达到尽善尽美。 ?精益思想的五个原则 (一)根据客户需求，重新定义价值 精益思想的关键出发点是价值，价值只能由最终客户来确定。即价值只有在由具有特定价格、能在特定时间内满足客户需求的特定产品 来表达时才有意义 (二)识别价值流，重新制定企业活动 识别价值流的含义是在价值流中找到哪些是真正增值的活动、哪

些足叮以立即去掉的不增值活动，即浪费。精益思想要求价值流域中的 各个企业重新思考其经营方法，共同发现浪费，消除浪费。 (三)使价值流动起来 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如部门的分工、大批量生产等等。阻断了本应动起来的价值流。精益将所有的停滞视为企业的浪费， 用持续改进、JIT、单件流等方法创造价值的连续流动。 (四)依靠客户需求拉动价值流 理解拉动思想的最佳途径，要从一个实际客户表示对一件实际产品的需要开始，然后倒推至，把合意的产品交给客户所需要的各个步骤， 而不是把用户常常不想要的产品硬推给他们。拉动原则更深远的意义在 于能抛开预测，直接按用户的实际需要进行生产。 (五)追求尽善尽美 价值流中浪费的步骤不可能通过一次改善彻底消除，浪费是被不断发现和具体化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当前的价值流状况设定一个新的 目标，重新开始流动和拉动的过程，发现和消除更多的浪费，不断地持 续这改边过程。 二：资源学派和核心能力理论： 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２.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理论产生背景 1、对波特产业结构分析理论的不满：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理论虽然提供了对企业进行战略分析的完整框架，说明了产业吸引力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决定作用。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利润差距并不比产业间的利润差距小，在没有吸引力的产业可以发现利润水平很高的企业，在吸引力很高的产业，也有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这些都是波特战略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另外，波特的战略理论还往往诱导企业进入一些利润很高、但缺乏经验或与自身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角化经营，这方面不少失败的案例也对该理论提出了疑问。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波特后来又提出了以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为核心的战略分析模式，但是由于其几乎涉及企业内部所有方面，反而使主要问题得不到反映，不能很好地把握战略重点，因而其局限性仍然非常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即:1994-1997年政府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高通胀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1998-2002年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扩大内需,降低高失业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二次“软着陆”;2003年下半年至今政府采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减缓物价上涨压力,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避免大起大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中国这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1994－199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从紧 1988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于是中国政府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1991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南方谈话”推动了新的改革热潮，也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政府的领导部门对于推进改革显得消极被动，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改革长期落后的部门。同时，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各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划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等方面，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气泡，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由此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通货膨胀开始攀升，并且在达到高位后长时间居高不下。到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结果导致了比1988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3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点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集团化、金融国际化和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 第一，跨国流动的巨额短期资本同实物经济越来越脱节，变化大大决于实物经济的变化，严重“虚拟化”，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因此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这种虚拟资本往往可以用较少的本金控制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千倍于己的资金，投向风险高、回报高、周期短的外汇、股票、期货以及衍生工具等市场。它们抓住某国经济结构中的弱点进行炒作和投机，且其流动不遵循实物经济的逻辑和规律，而主要受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左右。因此，表现为资本大规模的无序、不可预测的跨国流动；这种不受实物经济规律约束的虚拟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流动反过来对实物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并购、重组更加活跃，高潮迭起。80年代以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在东道国新建项目来形成生产能力，进入目标市场。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跨国投资则主要以兼并和收购方式实现，并一次次掀起并购热潮。通过同行业并购，跨国公司强强联合，得以优势互补、增强实力，直接借助已有的资源和渠道迅速有效地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据

统计，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约占全球并购总额的8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占20%。1997年以购并方式实现流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已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流量的58％，价值高达3420亿美元。欧元启动后，欧洲资本大市场的形成将迫使欧洲的企业、金融机构大规模合并重组，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资本追求利润和投资安全的双重属性，在跨国流动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外国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对投资地的安全和增值可能性进行评估和权衡的过程。从流向上看，约70％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30％流向发展中国家，且集中在少数社会政治稳定、政策完善宽松、经济发展较快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90、1995、l99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高达79．3％、70．6％和68％，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分别为20.6％、28.l％和30.2％，且主要集中在拉美、加勒比地区和南亚、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非洲的份额极小。 第四，随着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的加快，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成功及其持续发展将更多地取决于能否便捷而有效地利用东道国的本地智力和社会综合资源（相对于自然国是否具有鼓励开发创新的商业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否拥有具备创造和创新潜力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是否拥有相关的配套产业和企业群，是否具备丰富资源而言）来加强其适应市场的竞争能力。因此，东道的知识、智慧和信息等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 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 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 比较分析及其引起的思考 摘要：频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总共发生了四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本文通过对这四次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从成因背景、影响程度、各国治理措施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共性和特性分析，从而为我国经济在日后如何应付金融危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金融危机；比较研究；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四次比较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衍生的金融危机（2007年至今）。从历史进程来看，金融危机频发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普遍呼声，我国应当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来分析探讨以前各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特点，以期发现其中的一些共通之处，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上面提到的四次危机都是近期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其产生、发展都有其自身深刻的背景原因。因此，本文分别从危机的背景和成因、危机的传递和影响以及解决危机采取的对策三个大的方面来分别对上述四次危机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比较，从中寻找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风险的防范等有所启示。 一、四次金融危机简介 第一次是1992年9月的欧洲货币危机,又称“9 月危机”。是年9月,在欧洲外汇市场出现了大量抛售英镑和里拉、抢购马克的风潮,一时间,英镑和里拉对马克的汇价急剧下挫,在官方干预无效的情况下,英镑和里拉先后退出欧洲货币机制,实行自由浮动。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以及爱尔兰也受到重创。在这场危机中,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以及瑞士等国的中央银行向外汇市场投人了近10 0亿美元的资金,损失约60亿美元。欧洲货币体系因此面临自建立13 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它迫使欧洲货币体系在短时间内两度调整汇率,这就给欧洲货币体系乃至经济与货币联盟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次是1994岁末199 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 94年12月19日墨西哥财政部长突然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次日,政府又宣布中央银行不再

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然而,最近几年里,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以及各国政府担心由此引发经济动荡而频繁实施高强度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让人们重新反思现代经济中有关泡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思索: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扩张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吗?本文把泡沫问题放到现代金融经济这个大框架内来讨论,以揭示泡沫扩张向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以及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资产价格、金融不稳定假说与经济泡沫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中的泡沫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某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陡然涨价,使人们形成远期价格将继续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主。这些买主中,大多属于只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资产本身的用途及其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的投机者[1]。但是,资产价格上升通常伴随着预期的反向变化并带来价格的暴跌,最终导致金融危机。K·加尔布雷斯不仅详尽地描述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泡沫事件,而且还将 由金融过度投机而引起的资产价格飚升,继而价格狂跌并使经济陷入大萧条的现象称之为“泡沫”[2]。 J·斯蒂格利茨在他的《关于泡沫的讨论》一文中认为,如果投资者相信某种资产能以高于他们的预期时,这种资产的现实价格就会上升。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对泡沫状态的一致定义,但是一些基础性的解释却是共同的: (1)泡沫最直接的表现是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暴跌; (2)泡沫期间的金融投机活动异常的盛行和猖獗; (3)基础经济因素对资产价格变动几乎不会产生影响; (4)泡沫发生的主要载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费雪是最早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金融不稳定性的机制与经济泡沫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经济学家。费雪认真总结了以往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同时出现负债过度(over-indebeteness)和通货紧缩(defla-tion)现象是多种市场产生大动荡和经济泡沫的最根本原因。在“负债过度”和“通货紧缩”并存的情况下,各经济主体为减轻债务而采取的行为导致物价下跌,以致陷入实际利率上升、借款人实际负债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负债-通货紧缩理论对1873-1879年的美国经济不景气、1929-1933年的全球性大萧条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尔顿利用这一理论对上述两次危机产生时的情形作了富有说服力的详尽描述。但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无法进行定量的测算,财富最容易受到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负债-通货紧缩理论难以解释财富效应。为了解释经济主体在不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各种选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金融不稳定的运行机制,凯恩斯提出了“不确定性”模型[3]。 凯恩斯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的诸要素是确定的,其他的相关情况也都是预知的,所以,对未来的预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风险也是可以测量而不是变幻莫测的。而在凯恩斯构建起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将市场经济中的金融交易作为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经济行为来分析,并十分重视考察与经济主体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诸如货币持有量、利率、资产价格、设备投资等。在凯恩斯模型中,列举出了“危机”的概念,重点关注的是在不确稳定条件下人们的预期,对风险形成的判断以及信心。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建立了一个在不确定前提下,投资的变化使得整个经济态势发生变化的模型:投资由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贴现率决定。由此推断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在组织有序的投资市场上,如果一旦人们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率倘若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泡沫。1987-1977年日本经济泡沫、以及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为凯恩斯“不确定性模型”的应用性提供了佐证。 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 thefinancial instability hpythesis)进一步完善、丰富了凯恩斯理论,特别是在下列三个方面所作的贡献,为当今理论界研究经济泡沫提供了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分析框架: (1)在“以投资为中心解释经济周期”中融入“投资的金融理论”,并将金融制度、金融惯例的变革等因素一并考虑进去; (2)在资本资产的价格形成和设备投资决定方式的框架下,考察经济主体的债务结构及将来还本付息的合约内容; (3)重视预期的形成,并强调贴现率与金融市场的利率随资本资产的流动性评估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4)根据借款人金融债务派生出的本息及其实际经济活动带来的收益,将资金借方的金融理财划分为套期保值金融、投机金融和庞兹金融三种类型,并强调景气时期泡沫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借款人从避险金融向投机性金融的转移过程,而在金融缩水和泡沫崩溃过程中,主要的变化趋势是由套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1、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兼并重组成为重要主题，新的管理 思想和技术大量涌现和应用，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比重下降（围绕团队 和流程重组，以提高成本有效性、企业灵活性及反应速度）。查尔斯.汉迪的 生产率和利润公式：用原来一半的人，支付两倍的薪酬，创造三倍的价值。 2、技术变革与服务经济势不可挡。计算机从提高效率工具变成群众沟通、组织 学习、知识分享工具，网络及通讯商业应用导致一部分工作消失和产生、工 作方式变化，服务业效率提高支付高薪酬、相应提高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经济3、对个人及组织整体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企业必须提高自己的核心能力，表现为能与企业区别、员工现有的知识能力（外在）、态度、动机、价值观、 行为（内在）等。 背景 4、客户的预期和期望不断提高。在传统基础上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应调整组织设计、领导技能，建立与客户满意度联系的绩效制度。此外，客户 概念延伸到组织内部。 的 5、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周期越来越短。职能型组织的审批制不能适应市场，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增加灵活性和效率，向员工授权，要求员工获得更多能力。变化 6、对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供给和使用在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员工向智能型转变，对员工更大授权，员工学习新知识技能，承担更多风险，新员 工更关注发展、自主挑战。雇佣由终身承诺变为绩效契约。 1、组织设计与工作设计：职能型向市场导向组织结构转变，个体向团队转变。 2、沟通方式：垂直（决策方向单一）向平行（信息水平流动）。 管理 3、职业保障：靠贡献而不是靠忠诚。 实践 4、对待风险和错误：允许合理犯错误，要求承担风险。 的 5、创新活动：由专门部门到所有员工，要求持续创新。 变化 6、经营战略：企业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做得有效率，做自己能做得最好的事。 7、组织有效性的来源：从裁减人员、削减费用到提升质量和服务。 8、对变革的反应：由被动地使外部效应最小化到开拓外部市场抓住机会。 9、满足客户方式：注重客户潜在需求。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拉开了中国的公共艺术狂潮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拉开了中国的公共艺术狂潮的序幕。 公共艺术在中国也叫“城市雕塑”，这个不太贴切的名称实际上也象征了中国公共艺术从幼稚状态开始的起点。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这条路基本上通过市场招标来作为主要方式来进行。中国的公共艺术主要分两大块：一块只由政府建设和规划项目内设立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项目等。 这主要是通过政府城市雕塑委员会来负责实施。另一块是由企业、地方政府等通过市场进行招标的地产项目来设立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 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但这个平等在中国的公共艺术市场上并不存在。因为这是一个不完全成熟的市场，诸多非市场元素还在其中产生影响。另一个影响中国公共艺术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现代化公共艺术启蒙的缺乏。民众不太理解现代艺术和城市公共艺术，决定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项目交给谁创作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也不太具备现代艺术和城市公共艺术的基本素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学院培养公共艺术人才是当下急务所需的。作为一名公共艺术家，一个能进行商业谈判和企业管理市场经营者，一个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有深入了解的文化实践者。在公共艺术实践中，大部分雕塑家习惯将自己的架上纯雕塑作品放大做成城市雕塑，这样的雕塑往往不是过于个人趣味，就是离公众的文化心理隔得太远。这种将城市雕塑纯艺术化的做法使中国的公共艺术一直没有定位清楚真正的公共艺术概念。这也使中国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一直没有能够真正成为公众文化的一部分。这使得很多雕塑家在公共艺术市场上不是很成功，同时也让那些个人趣味极强的跟公共空间不搭调的城市雕塑在城市街头成为一种强制性和文化暴力。 “什么是公共艺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90年来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作者：高晓东 提要：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诸多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 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 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 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 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 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 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亚待加强。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宋代士大夫是宋史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之一，可谓成绩斐然。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专著简介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1]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置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体现,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宽大的胸襟、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忧患意识、炽盛的禅悦之风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仁以行道’的人世精神”，他们既治学、修身、独善其身,也忧国忧民,兼善天下,其文化品格的内在特质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2]把握了北宋文人融参政、文学、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主体特征和社会角色, 对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重点突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既志在当世而又党同伐异的矛盾特征,对由此特征产生的文士群体的分化组合和政治命运及由此造成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考察和辩论, 综合考察了党争与学术、文学在相互渗透、交互影响中的正面促进或负面效应。作为续篇,《南宋文人与党争》[3]揭示出南宋党争乃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著者对南宋近一百五十多年间延续不断的党争历程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文学命运及其走向提升到党争层面上来深人剖析,对南宋党争的动力和文化性格作了深人的论述。并着力于对党争这一文学生态的描述,充分关注了南宋文人的主体性格以及政治、文学命运的走向, 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南宋党争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南宋士大夫群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 宋代文人心态史》[4]认为北宋文人在继承与革新的文学历程中,留下了辉煌的成果,也留下了偏颇的足迹。南宋文人更迫切地感受到外族侵略的威胁及耻辱,因此在对文学的思考中,会带上更为浓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色彩。方如金等《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5]对南宋浙东学派主要领袖人物陈亮以及整个浙东学派进行了整体研究。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6]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学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诊释。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7]一方面深刻分析了宋朝“祖宗之法”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现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祖宗之法”寄托了士大夫的某些理想情结,士大夫成为其推衍主体,因而它既是统治者的政治规则,又成为士阶层的政治信念。此书着重把握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20世纪90年代艺术_理论的回顾_易英

文章编号:0257-5876(2002)05-0112-11 20世纪90年代艺术:理论的回顾 易 英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展的,艺术运动、艺术风格和艺术思潮都与具体的社会条件发生着深刻的联系,在90年代的特定条件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构成现代艺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背景。艺术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与前卫艺术、后殖民主义、架上艺术与观念艺术等一系列问题都在90年代艺术中体现出来。本文从社会批评的角度在理论上对9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进行了回顾、总结、分析与批判。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后殖民文化 政治波普 策划人 架上艺术 观念艺术作者简介 易英,1953年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 图一 燕灵路来福面馆(2002) 翁云鹏 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时候,首先要提出经济的问题,这与80年代总是谈到思想解放运动大不相同。这不仅因为中国社会发生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深刻变化,也因为这个大环境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艺术的生产不可能孤立于经济制度之外,在市场经济的大系统内,逐渐形成艺术生产的制度,从前卫艺术到体制文化,无不在这个制度内运作。90年代初是现代艺术运动陷入低潮的时候,而 艺术市场恰恰在这时出现,尽管这时的艺术市场还很不成熟,完全是境外的买方市场,但对现代艺术的冲击是很大的。1992年的/广州油画双年展0是1989年后最大规模的现代艺术展,这个同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展览却为理想涂上一层金钱的颜色。展览的宗旨是要把中国的前卫艺术推向市场。当时的现实困境是前卫艺术后继乏力,在经济的压力与诱惑下,前卫艺术严重分流。一些艺术家看到前卫艺术前途无望,一部分人接工程做装修,一部分人转而制作迎合市场趣味的绘 ) 1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竞技体育向职业化、高度竞技化方向发展。体育的目的、功能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冲破了原有的价值体系，其间伴随的体育价值选择的混乱给体育道德建设带来许多亟待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如职业运动员的不道德行为问题，教练员、体育信息中介人等追求名利的思想与体育运动的“善”的背离，观众体育道德规范的界定问题等等尤为引人注目。这些理论问题假如不从哲学的高度、从体育价值视角探讨，从更广的背景上认真地、战略性地加以审视，将不能高效、省时的促使体育现实从混乱走向健康有序发展道路。因此，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适时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必定能站在国内体育科学研究的前沿，廓清体育价值选择与体育道德建设的相关理论问题，进一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切实解决体育改革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体育价值即体育的功能（效用）与人类需要之间的主客关系。体育价值包括：（1）体育外在价值。包括：①体能的外在价值；②体育知识的外在价值；③运动技能的外部价值；④快乐的外在价值。（2）内在价值。包括：①体能的内在价值；②体育知识的内在价值；③运动技能的内在价值；④快乐的内在价值。判定体育价值的有三个标准：内在价值的标准；满足的标准；一致的标准。体育价值的属性有：（1）属人性和社会性；（2）客观性和主体性；（3）应然性和实然性；（4）局限性和拓展性。 借鉴价值哲学理论，从学理上我们可将体育价值选择定义为，体育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作用过程中，主体根据自己的内在尺度，对客体的属性、功能及其对主体可能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比较，以求用最小的代价取得对主体最大体育价值的过程。体育价值选择有以下特征: 第一，主观能动性；第二、中介性；第三，社会历史性。体育价值选择目标是主体在价值选择和决策过程中，在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价值倾向的体现。是追求参与还是以获胜为第一要旨，是在竞争中凸显运动员个体价值还是在合作中彰显集体精神，是在公正的旗帜指引下下追求机会均等还是在公平的前提下忽略运动员先天的条件不平等，是重视结果还是卓越的表现。实践是检验体育价值选择合理性的最终标准。在价值论上，实践还是价值和价值关系的确定者，是价值标准的本质形式。价值选择的合理性标准，必须从以下四方面加以确定。第一，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是否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第二，逻辑上的一致性；第三，现实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第四，眼前利益和将来目标的一致。体育价值评价基础上的合理化价值选择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其一，体育价值选择合理性的主体条件。其二，体育价值选择合理化的技术条件。其三，体育价值选择的过程条件。体育价值选择主体性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至今时装发展与流行的研究报告

20世纪90年代至今时装发展与流行的研究报告 20世纪最后十年的时尚界（1990~1999） 时代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经济不景气，能源危机进一步强化人们的环保意识，“回归自然，返璞归真”成为时装设计新主题。生态热不断升温，各种自然色和未经加工的本色原棉、原麻、生丝等织造物成为人们追捧的面料。 服装造型上，追求无拘无束和舒适感，因而休闲服和便装迅速普及。重叠穿衣再次成为时髦的穿着方式，内紧外松、内短外长成为流行。衣着开始简化，内衣外穿和无内衣现象愈演愈烈。 90年代出现的“中性风潮”即女装的男性化和男装的女性化，体现出男女社会角色的趋同的现实以及人们淡化性别差异，追求个性的思想，也体现了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著名设计师： 比利时设计师诺顿（Dries van Noten ）和马丁﹒马杰拉大举进军巴黎，法国设计师长久以来缺乏新意，只剩戈尔蒂埃勉强支撑大局，不过巴黎仍是世界的时尚中心，每年两次的时装发布会，仍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马丁﹒马杰拉比利时设计师，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他和诺顿同样毕业于比利时皇家安特卫普学院，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米兰，从事流行分析，接着在法国设计师戈尔蒂埃旗下担任助手。1988年，他离职并自行创业，隔年在巴黎举办时装秀，立即受到瞩目。 马杰拉的作品充满实验风格，80年代的川久保玲掀起一股前卫风潮，马杰拉则更向前推进一步。马杰拉的作品富有创意，在他的设计中，裙子可以用西装布拼接毛衣直套到头顶，让头部和脖子结合为一……不过这些创意仅用于他自己的品牌产品中，1998年接任爱玛仕后推出的作品相对而言收敛很多，不过爱玛仕在他的主掌下的优雅风格，加上简洁的裁剪仍令人刮目相看。2004年开爱玛仕，结束了设计总监的生涯。 马克·雅各布斯 Marc Jacobs 有“坏孩子”之称的这位美国服装设计师，作为Louis Vuitton 品牌的设计师依旧我行我素：长发、纹身，一幅摇滚的打扮，在行为上也是如出一辙：如拒绝CFDA 奖，出席正式场合还是不加梳理的头发，脚上穿着网球鞋的模样。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赢得“纽约金童”的赞誉。 1963年4月9日，于纽约出生，16岁为Charivari 做过设计，活跃于54工作室1981年，毕业于Highof Artand Design ，后就读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与Robert Duffy 合伙组成Jacobs Duff Designs Inc 。1997年，加盟Louis Vuitton 为Artistic Director 设计总监。 让·保罗·戈尔蒂埃法国设计师，受英国“朋克女王”薇薇安·韦斯特伍德的影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公务员考试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公务员考试，在进入21世纪之后，该项考试趋于成熟和稳定。每年都会在10月份国庆过后发布招考公告，一般来说公共科目笔试时间都在11月底（11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如果遇到其他较为重要的会议或者活动，可能会推后到12月初举行（如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就是在12月初举行的）。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每年年底举行的考试都是下一年度的公务员考试，比如2009年11月底举行的公务员考试就被称为2010年公务员考试，这点对于考生选取参考书和教材尤为重要。 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考试包括笔试（公共科目、专业科目）和面试。以前公共科目笔试按A、B类职位分别进行。A类职位笔试公共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A）和《申论》；B类职位笔试公共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B）；专业科目笔试和面试时间由招考部门自行通知。从2006年开始，A、B类都要考一样的科目，就是《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只不过《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分别命题。 各个地方的考试科目都是地方自定的，一般都有笔试和面试。笔试科目各有不同，北京、山东、浙江、上海和广东等省的笔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黑龙江省的笔试科目为《综合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要报地方公务员考试的同学要注意查阅当地政府公布的招考简章，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目前就公务员考试改革的趋势来看，倾向于向考《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靠拢。 三、面试及心理测评 结构化面试 综合能力和个人素质 情景模拟 实际操作 无领导小组讨论 四、体检 组织体检 身体状况 五、考核 审阅档案、调查了解 品行、业绩 六、审批录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征地制度变迁——兼论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的影响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很大转变，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由“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城市”，由“抓住办企业的权利”转向“抓住土地开发权”，从侧重工业化转向侧重以土地开发为主的城市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逐步由依靠企业转向依靠土地征收和土地出让[1-6]。中国的经济增长也由工业化的“单引擎”转变为（高价）城市化与（低价）工业化的“双引擎”[7-8]。 这种由政府主导并高度依赖土地收入的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复杂的。一方面，加快了中国城市扩张的步伐，提高了城市化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在1996—2010年扩张了19843.82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为5%，并且年均增速从1996—2000年的约2.7%增至2001—2005年的7.9%和2006—2010年的4.5%（见图1）。城市化率则由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约30%提高至2010年的近50%。经济增长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速，经济总量一举跃升至世界第二位[8]。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9-10]以及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11-12]是解释这一模式的主要理论。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指出了这一模式的负面影响：（1）政府通过压低土地价格（以及放松劳工和环保标准等）引资，短期内提高了GDP，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无效率的“竞次”模式[13-14]。（2）并不必然促进地方政府将收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反而加剧了地价和房价过快上涨以及城市生产和生活成本上扬，导致“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1，8，15-16]。（3）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以及中央银行的金融风险，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府与农民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17-18]；造成地权不稳定并减少了农业投资，导致腐败加重并系统化[19]。 对于政府主导的“土地财政”模式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方面讨论：一是分析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困难的动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