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度)Word版

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度）

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

专业：中国哲学

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导师：陈少明教授

作者：潘大为

答辩委员会（签名）

主席：

委员：

2003年5月

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潘大为

2003年5月18日

感谢台湾中华儒道研究协会支持

《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

摘要

《〈史记〉中的〈庄子〉》考察《史记?庄子列传》描述的古本《庄子》的面貌。

《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分析汉隋唐宋四代史志中记录的《庄子》变迁。

依据以上两文提供的文献学背景，《对“庄子非孔说”的两种辨正》比较两篇宋人对《庄子》哲学的解说。

关键词：《史记》史志《庄子》传本篇卷

Title: Textual Versions of Zhuang-Zi in the Catalogues in the Annals of four Dynasties

Major: Chinese Philosophy

Name: Pan Da Wei

Supervisor: Chen Shao Ming

Abstract

Zhuang-Zi in Shi-Ji studies the face of Zhuang-Zi of archaic textual version appeared in the Biography of Zhuang-Zi of Shi-Ji.

Textual Versions of Zhuang-Zi in the Catalogues in the Annals of four Dynasties analyses the textual evolution of Zhuang-Zi in Han, Sui, Tang and Song Dynasty. Based on the philological fact above mentioned, Two Essays on Zhuang-Zi as a Confucianism’s Opposition makes a contrast between two explanations of Zhuang-Zi philosophy given by two writers in Song Dynasty.

Keywords: Shi-Ji, the Catalogue in the Annals, textual version of

Zhuang-Zi, chapter, volume

目录

摘要 (Ⅰ)

目录 (Ⅱ)

引子………………………………………………………p.1 《史记》中的《庄子》………………………………p.2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p.9 对“庄子非孔说”的两种辨正…………………………p.21 参考文献…………………………………………………p.25 文献综述…………………………………………………p.26 附录一：俞正燮《庄子司马彪注集本跋》……………p.27 附录二：王安石《庄周》（上）………………………p.27 附录三：苏轼《庄子祠堂记》…………………………p.28 附表：汉隋唐宋四代史志中的《庄子》………………p.29

引子

《庄子》并不故弄玄虚，然而它的单纯却正是它令人着迷的地方。不论后来者从中读出多少微言大义，这种单纯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肉眼就可以凝视的文字本身，正如风行水上，月至中天，诗人吟咏后，我们看它们的眼便从此不同。但是有太多诗句翱翔在月亮和我的手指之间：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

庖人所见，无非牛也。

《史记》中的《庄子》

《庄子》及庄子，正史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

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

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

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

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

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

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1

《庄子》一书（以及其它诸子书），意旨如何姑且不论，毕竟有典有册，考其前后本末，即知流传有绪，不是天书。《史记?八书》不录典籍，上录《史记》列传的记载是今人了解汉武时（史迁作书时）《庄子》一书——准确地说是《史记》所云“十余万言”——的面貌的依据。但是，《史记》列传关注的中心在传主，体例与后世史书的艺文志/经籍志大有不同，但正如清人章学诚所言2，此中包含的信息并不局限于体例而能一脉贯通。以“见书不见人”之眼观之，《史记》庄子列传恰是对《庄子》——“十余万言”——的一篇极妙的介绍：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作者的名氏爵里和生活时代。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作者的思想要旨。

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篇幅、风格。本句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3（以下简称《索隐》）注：“其书十万余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视“其著书十万余言”意即“其书十万余言

1《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汉志六艺第十三?之三》：“《艺文》虽始于班固，而司马迁之列传，实讨论之。观其叙述，战国、秦、汉之间著书诸人之列传，未尝不于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反复而论次焉。刘向、刘歆盖知其意矣。故其校书诸叙论，既审定其编次，又推论其生平；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史家存其部目于《艺文》，载其行事于列传，所以为详略互见之例也。……《艺文》据籍而纪，其于现书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书，固其势也。古人师授渊源，口耳传习，不著竹帛者，实为后代群籍所由起。盖参观于列传，而后知其深微也。……《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而列传之与为表里发明，此则用史翼经之明验也。”（章学诚著《校雠通义》未见有单行本，可参看中华书局1994年版章学诚著、叶瑛校注的《文史通义校注》后附，引文见该书第1023-4页。）

3本文引《史记》古注两种：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可看《史记》，(汉)司马迁撰、含(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这“十余万言”是庄子所著的一本完书，非。史迁“据……诸子百家之书”4作《史记》，，然而当史迁作《史记》之时，彼“诸子百家之书”尚不是诸子百家之“书”也。列传言诸子著“书”处甚多，以书名、字数、篇目（含篇数和篇名）的有无分类如下：

有仅记书名者：

《管晏列传》（晏子）：“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有记书名、篇数、不记篇名者：

《老子韩非列传》（申子）：“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有记字数、篇数者：

《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有仅记字数者：

《孟子荀卿列传》（荀子）：“（荀卿）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有仅记篇数者：

《老子韩非列传》（老莱子）：“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孟子荀卿列传》（慎到）：“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

有记字数、列举部分篇名者（庄子入此类）：

《老子韩非列传》（韩非）：“（韩非）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孟子荀卿列传》（驺衍）：“（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有仅列举部分篇名者：

《管晏列传》（管子）：“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5

私人著述始于战国，已为人熟知6，但著述的情形如余嘉锡所说7，“古人著书，并无专集，

4《史记索隐》序：“……又其属橐，先据左氏《国语》、《系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而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错综隐括，各使成一国一家之事。”

5“屈原赋二十五篇”，《汉书?艺文志》不入《诸子略》而入《诗赋略》。屈原与诸子同时，著述体例（不是文体）可以与诸子互照，故此处一并列出。

6参看罗根泽著《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收入罗根泽著、周勋初编选《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7语出余嘉锡《古书通例??案着录第一?汉志着录之书名及别本单行》。《古书通例》收入余嘉锡著、周士琦编选《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引文见该书第200页。并可参看傅斯年著《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原文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1930年），收入傅斯年著、吕文浩选编《出入史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

”此种别行的散篇，亦即《史记》云诸子著“书”之“书”。上录《老子韩非列传》“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一段内，“韩非之所著书”不指《韩非子》而指散篇《孤愤》、《五蠹》，即是明证。“老子乃著书上下篇”之书、“著书二篇，号曰申子”之“书”、“故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之“书”等，也都是指这种散篇，而不指《老子》、《申子》（《申子》者，先有“著书二篇”，然后“号曰申子”）、《庄子》书。所以即便其人一生著作不辍，然而著述辑集，亦必“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定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秦、汉诸子，惟《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为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其它则多是散篇杂著，其初原无一定之本也。”8

由是观之，所谓某子之“书”，本来即是由后人编篡而成的“某子著述集”，并不是由某作者（某子）造意结构、“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的一本著作；造意结构、自成首尾者，仅是在成“书”之前已广布流传、后被收入其“书”作为“书”的组成部分的一篇一章；而篇目的取舍、排列乃至裁剪，从而成“书”的整体面貌——包括“书”名——并不取决于这些篇目的作者，端看编“书”人、传“书”人的眼光与手段9（而且这个由散篇编篡成书的过程也未必是一次性的10）。故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可，曰“庄子著《庄子》十余万言”则非，余嘉锡“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即是此意11。司马贞作《索隐》，时在唐开元年间，考《庄子》一书，自《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有“《庄子》五十二篇”后，历朝史书《艺文志》（《经籍志》）均有著录，足证成书甚早，流传久远。司马贞将“故其著书十余万言”理解为“其书十余万言”，当是不知史迁据以作庄子列传者，与唐代的《庄子》传本的形貌并不相同，后者虽然其来有自，毕竟是“第二手”下，又翻过数重了。

上述，欲概观某子著述，必待其平生随作随传的散篇辑集为一而后可，而且所得的辑集是相对完全的（但不必定是唯一的）。所得著述辑集的概貌体现为字数与篇数，两项记其一，已可说明史迁能合某子（传世的）著述而为一观。然而以上《史记》录诸子“书”，记书名者三（《晏子春秋》、《申子》、《孟子》），记书名兼记篇数者二（《申子》、《孟子》），或记字数而不言篇数、或记篇数而不言字数、或字数与篇数并记、然而皆不记书名者十之八九。既已将平生著述合为一观，岂能不题书名？可能是史迁所见的诸子“书”，包括庄子的“十余万言”在内，还只是其人著述的初步辑集，尚未由后学“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12，遑论于一“书”之内甄别为《内》《外》篇。不过书名虽阙，但所得辑集有十余万字之多，一家之学，名下已经蔚然可观了。

又：依史迁说，庄子的著述有十余万字。但今本《庄子》只有七万字左右。而司马贞所见《庄子》虽与史迁所见“书”年代悬隔，然而《索隐》照抄史迁“十余万言”之说而不加置评，莫非司马贞所见的《庄子》传本与史迁所见“书”字数大致不差，面貌较今本更古吗？

8语出《古书通例??论编次第三?古书单篇独行之例》，见《余嘉锡说文献学》第238-9页。

9参看张舜徽著《群书辨惑二十讲》中第四节《子史标题辨惑》（上）、第五节《子史标题辨惑》（下）。收入张舜徽著、张君和选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郑良树：“古籍其实是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们是生机蓬勃，有增减的变化，也有衍生异化等的演变；即使已编篡‘定型’的书，也不排除有第二及第三次编辑的可能，把初编未曾搜入的材料，或者初编以后衍生出来的新材料再行篡集。”语出郑良树著《诸子著作年代考》一书的序文（《论古籍辨伪的名称及其意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并参看收入该书的《论晏子春秋的编写及成书过程》一文。

11参看《古书通例??案着录第一?古书书名之研究》。

12余嘉锡《古书通例??案着录第一?古书书名之研究》：“（周秦）古人着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见《余嘉锡说文献学》第190页。

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名篇。上述，史迁论庄子著述，未及篇数；但字数既有十余万之多，合篇数亦不少，假设有数十篇，应不为过。但列传言及诸子著述，本意在明其家学而不在遍录其书，故列传所举出的篇目，当是史迁以为最能见其宗旨（“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者。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以下简称《正义》）（也作于唐开元年间）云：“此庄子三篇名（指《渔父》、《盗跖》、《胠箧》），皆诬毁自古圣君、贤臣、孔子之徒营求名誉，咸以丧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与史迁所述三篇主旨正同；张守节所据以为《史记》作注的《庄子》传本中的《渔父》等三篇与史迁所见三篇文句是否尽同虽不可知，要亦源出一本。三篇今本《庄子》俱存（《渔父》在杂篇第三十一，《盗跖》在杂篇第二十九，《胠箧》在外篇第十），要亦不差。然而史迁于“十余万言”之中不举今人看重的《齐物论》、《逍遥游》等（或是史迁未见，或是史迁见到但不重视，故不称引，两种情况都说明其时受人——世人和史家——重视的庄学著述与后世不同）而特举《渔父》、《盗跖》、《胠箧》者，为何？傅斯年的解释是：“盖今本庄子乃魏晋

间人观念所定（指郭象定本），太史公时，老氏绌儒学，儒学绌老氏，故此数篇独重。”13判

别甚明，但其中尚有一语不能道尽处——

章学诚有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14——《史记》时，“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15者，门户是也；“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者，宗主是也；《渔父》、《盗跖》、《胠箧》之作，欲“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门户是也。《史记》老、庄、申、韩合传，“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16，正明史迁眼

中的庄子，并不自成一家之法，而以老子之家法为法；既以老子之家法为法，又欲立传勾画其自家面目，则不能不在地表上划线，持宗主以为门户；既持宗主以为门户，那么最能见其

面目特征的，并非洋洋洒洒“散道德，放论”17的浮词，而莫过于其著述中持门户之见最深、

攻击异端最烈的篇章。亡佚的已无从谈论，遍览今本所存的篇目，《渔父》、《盗跖》、《胠箧》门户之深、攻讦之酷，庶几无出其右。十余万言中独举三篇，并非率尔为之。

但是，既视庄学为老学的附庸，又何必为其强立一传、勾画其并不清晰的“自家面目”？前述，“故其著书十余万言”，指明当时附在庄子名下、流传于世的辑集已有十余万字之量，规模和影响虽不及儒、老，却绝对不是修史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道。但是，如果《史记》说庄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是汉初黄老之学大行之下的自然反应，那么其后《史记》变其宗主为其门户，不论是史迁独识还是史迁采俗说入己书，都是彼时儒老自悬门户、相攻不已的偏狭世风的体现。时流易趋如是。

然而史迁以为最见庄学宗旨者，却是宋以后人眼中《庄子》书最为可疑的篇目。自苏轼《庄子祠堂记》首疑其伪，是非纷纭，余响至今不绝——不是因为《盗跖》等篇文义不明，相互抵牾的理解都可以自圆而并存，而是由于《庄子》篇目参差而《盗跖》等篇文风刻露，

13傅斯年《史记研究》，收入傅斯年著、陈克艰选编《史料论略以及其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4语出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浙东学术》。见《文史通义校注》第523页。

15《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6《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赞》：“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17同上。

派性鲜明，解释者或弃或取，全无转圜之地。然而，对“十余万言”的成书由来和著作体例尚未辨明，仅从义理或辞章上断其真伪，实难使人心服。上文曾引《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著书事：“……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可见诸子的著述不独写成后以散篇流行，而且传世的散篇亦不题作者的姓名（章学诚：“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18）；作者的姓名并传其书者亦往往不晓，唯近者知之。然则后来辑集某子著述合为一观者，又焉知此种不题作者姓名而传云某子所作的散篇确系此子所著？漏取和误收已经难免，后世复将此种不纯的辑集一概题云“某子书”，以为书中的内容尽出其人，又误。然而此间更有不可以真伪论者：“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自汉武以后，九流之学，多失其传。文士著书，强名诸子，既无门徒讲授，故其书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盖自是而著述始专……后人习读汉以后书，有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皆必手著。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不知古人著述之体，正不如是也。”19

上述，司马贞把史迁“其著书十万余言”理解为“其书十万余言”，反映出唐人对上古人著作体例已然隔膜；史迁汉初人，所见被认为是庄子著述的庞大辑集未必尽是庄子的亲作，然而并不辨其中孰出庄子、孰出庄子后学、孰出后人附会依托，一笔记云“故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者，可见史迁时诸子家学传承已然不明，人于所见诸子书，亦已不知其由来。但是，在史迁为不知、不辨、颠倒错乱亦不为怪者，在今人却正不可不知、亦不可不辨。而且不以真伪论其书，不等于不必问其书变化由来、不辨书中诸篇之所从出20。章学诚有所谓“一人之史”：“有一代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集之始于流别也，后人汇聚前人之作，欲以览其全也。亦犹撰次诸子，即人以名其书之意也。诸子之书，载其言并记其事，以及他人之言其言者，而其人之全可见也。” 21既收其人手著，又录弟子门人所记其人言行，并录入后学发挥之作，从而，被史迁认作是“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的辑集，不仅不是一本“庄子写的书”，而且也不是“庄子著述集”，反而更象是一本“有关庄子的书”，一本“庄子著述和研究资料合集”。由此将史迁眼中与宋人眼中《盗跖》等篇的两种面目重新看过，正中章学诚所道：“庄周《让王》、《渔父》诸篇，辨其为真为赝，屈原《招魂》、《大招》之赋，争其为玉为瑳。固矣夫！文士之见也。”22

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本句是难句。“畏累虚、亢桑子”歧解有二：一说指篇名“《畏累虚》、《亢桑子》”，如清人俞正燮23；一说指庄书中的人物（或地点），如唐人张守节（说见后）。二说暗通之处在于

18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繁称》：“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其书。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见《文史通义校注》第395页。可参看《古书通例?案着录第一?古书不题撰人》、《辨附益第四?古书不皆手著》，见《余嘉锡说文献学》第182页以下、第259页以下。

19语出《古书通例?辨附益第四?古书不皆手著》，见《余嘉锡说文献学》第259页。

20参看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一书的序文（《论古籍辨伪的名称及其意义》）和后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21语出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见《文史通义校注》第348页。

22同上。

23（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庄子司马彪注集本跋》：“庄子，《史记》言其著书十余万言，其篇目有《渔父》、《盗跖》、《胠箧》、《畏累虚》、《亢桑子》。”下文又有“今知所阙十九篇目，《畏累虚》、《惠施》、淮南王《庄子略要》而已”似以《亢桑子》即今本《庚桑楚》。见《癸巳存稿》卷十二。俞正燮《癸巳存稿》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传世藏书?子库?文史笔记》有收入。

章学诚所说：“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24亦即史迁所见“十余万言”中不但有关于“畏累虚、亢桑子”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可能分别处在两个篇目的开头，故人能“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25——本句“畏累虚、亢桑子”如指篇名，则说明史迁所见“十余万言”在《渔父》、《盗跖》、《胠箧》外，又有《畏累虚》、《亢桑子》篇。

本句《索隐》注：“按《庄子》，畏累虚，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可知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有《畏累虚》篇，该《畏累虚》篇有关于“老聃弟子畏累”的内容，此其一。司马贞并认为列传“畏累虚”指《畏累虚》篇，此其二。今本《庄子》无《畏累虚》篇，仅《庚桑楚》篇（杂篇第二十三）首句“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遍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累之山”留有痕迹，且已变人名（“老聃弟子畏累”）为地名（“畏累之山”）。而今本《庚桑楚》文中的人物“庚桑楚”（“庚桑子”），在《索隐》注中也可窥见一斑：“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也。’”

列传“畏累虚、亢桑子”并列，或同指庄子著述篇名，或同指“十万余言”中的虚构人物（地点），二者必居其一，断无“畏累虚”是篇名而“亢桑子”是“人姓名”的道理。如果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在《畏累虚》篇外，又有《亢桑子》（或《庚桑》）篇，则司马贞不但无理由不认为《史记》文中的“亢桑子”（“庚桑”）同样地是指《亢桑子》（或《庚桑》）篇，而且无理由不效仿前例自行注明。然而，《索隐》明言“畏累虚，篇名也”，对“亢桑子”却只列举异本（王劭）他说（司马彪）而无自注——不仅如此。司马彪注本《庄子》今不传，

看唐初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杂篇庚桑第二十三》26（以下简称《释文》）篇名下

陆氏自注：“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老聃之役”《释文》注：“司马云：‘役，学徒、弟子也。’”“庚桑楚”注：“司马云：‘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书作亢桑。’”注中“司马”即司马彪。司马彪说“太史公书作亢桑”，意谓《史记》庄子列传“畏累虚、亢桑子之属”中的“亢桑子”即“庚桑”，指人名——将《索隐》引司马彪注与《释文》引司马彪注对看，不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有《亢桑子》（或《庚桑》）篇，而且没有丝毫迹象暗示司马贞将《史记》庄子列传“亢桑子”三字理解为篇名，此其三。然而《索隐》称“畏累虚”是篇名后又云“即老聃弟子畏累”，复引司马彪“庚桑楚，人姓名也”说注列传“亢桑子”三字，能否猜测，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中无“亢桑子”而有“庚桑楚”，而且有关虚构人物“老聃弟子畏累”和“庚桑楚（亢桑、亢桑子、庚桑）”的记载，是同在传本——由司马贞引司马彪《庄子》注可知司马贞曾见司马彪《庄子》注。看《释文》“畏垒”二字别注，“垒”字下有：“崔本作累……李云：‘畏垒，山名也。或云在鲁。又云在梁州。’”与今本《庄子》“畏累之山”说合，与司马贞“老聃弟子畏累”说大异。司马彪《庄子》注，《释文》“畏”“垒”二字下无，但“老聃之役”、“庚桑楚”以下多有称引，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当不是司马彪注本——的《畏累虚》篇中？此其四。

再看本句张守节《正义》注：“《庄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韂生之经，若槁木无情，死灰无心，祸福不至，恶有人灾。言庄子杂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设言语，无有实事也。”引文出自《庚桑楚》篇，字句与今本《庚桑楚》篇首略同，而且张氏所见《庚桑楚》篇也在《杂篇》内，与今本

24语出《文史通义?内篇四?繁称》，见《文史通义校注》第395页。

25成玄英《庄子序》：“《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郭象仍于题下即注解之，《逍遥》、《齐物》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拇》、《马蹄》之类是也。”见（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26《经典释文》多散入后人注本的诸子书。单行本可看中华书局1983年版。

《庚桑楚》篇同，此其五。

《正义》引《庚桑楚》篇本文注本句，但对《庚桑楚》篇本文“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的“畏累之山”和“庚桑楚”如何化为本句的“畏累虚”和“亢桑子”却语焉不详，对《索隐》所说的“亢桑子”、“庚桑”以及《索隐》引司马彪“庚桑楚”之间的异同更无所论及；《索隐》详解“畏累虚”、“亢桑子”，但《索隐》说“亢桑子”极小心，一若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并无“亢桑子”三字，称“畏累虚”出自篇名后，又有“老聃弟子畏累”一说，孤文单证，不可理喻——是司马贞务求详赡而张守节仅观其大略，还是二人所据《庄子》传本不同？抑或二人分别为之作注的《史记》传本文字有歧异？如果前文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中关于“庚桑楚（亢桑、亢桑子、庚桑）”和“老聃弟子畏累”的记载同在《畏累虚》篇中的猜测可以成立，那么由司马贞所据的《庄子》唐代传本揣测汉初人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史记》“畏累虚、亢桑子”，可能仅指同见于史迁所见《畏累虚》篇之内的虚构人物，而不指《畏累虚》篇和《亢桑子》篇。至于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的《畏累虚》篇与张守节所据《庄子》传本的《庚桑楚》篇又相去几何，是否俱是今本《庚桑楚》篇的前身，不详。无论如何，“畏累虚”、“亢桑子”与《渔父》等三篇一样，在史迁眼中代表了“十余万言”的风格。然而从汉初人眼中最见庄学风格的“畏累虚、亢桑子之属”到今本《庄子》杂篇中的粲然遗迹（看前引《庚桑楚》篇本文）路途漫长，司马贞、张守节所据的《庄子》唐代传本与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相去几何，已不能得知。而司马贞的《畏累虚》篇和张守节的《庚桑楚》篇，都作为历史中闪现的遗踪片影，反映出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郑良树语）在后世的流行变迁。

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

作者其学在当时诸子之学中的位置。

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作者其人在当时现实社会中的位置。以下并举作者一事为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

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牺牛孤豚（犊）故事,见今本《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牲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惟文字简繁有别，可知史迁立言有本——并且凡《史记》庄子列传拈举者，均在今本《外》《杂篇》之内。但本段《正义》注：“《庄子》云：庄子钓于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愿以境内累。’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二千岁矣，巾笥藏之庙堂之上。此龟宁死为留骨而贵乎？宁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宁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与此传不同也。”并不说牺牛孤豚故事的出处，反而引述《庄子》中情节雷同的神龟故事与列传的记载对照，当是张守节所据以为《史记》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并无史迁记载的牺牛孤豚故事，故举其所见《庄子》传本中最为接近的故事备考。《正义》所举神龟故事见今本《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与《正义》引文略同。吴承仕云：“庄生对楚使，谓死而留骨，不如生而曳尾，文见《至乐》篇。（按：文在《秋水》篇。吴说误。）而牺牛孤犊之喻，乃所以辞国之聘，事异而辞指大同，故史公并为一谈，要之皆寓言也。”27史迁裁剪庄子故事入其书，但取精神，改写润饰在所不免，两故事“事异而辞指大同”、“要之皆寓言也”，极是，但此故事与彼故事毕竟各有出处，历历如上，“一字片言，必标所出”28，不可不辨。

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

《庄子》一书，自《史记》庄子列传以后，又有历朝书目等代记变迁，考其先后本末，即知流传有绪，不是天书。尽管世易时移，无止无常，《庄子》成书时的最初形貌无由为后人所见，但是后人对于《庄子》一书在历史中的流传变迁，却能由有限的史籍（主要是历代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29）中努力获得不完全的了解，并由此推想《庄子》在哲学史中的可能真相。

1. 从《汉书·艺文志》到《经典释文》（上）

《史记》有庄子列传，但《史记?八书》不录典籍，现存的庄子所著书在历代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以下简称史志）中的最早记录见于《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汉志?诸子略》著录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30，中有：

庄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31

这也是对庄子著作的最早的正式记录。其中言庄子者一，言及庄子者二，较之同在《诸子略》道家部的“老子”三家经传32固然单薄，然而上引《汉志》“列子”、“公子牟”两条，

27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1页。

28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说林》：“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藉重语于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悬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见焉，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见《文史通义校注》第349页。

29历代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均有失录之书；看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道家?庄子》（《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第二卷，严灵峰编著，台北正中书局，民国64年版）所集历代解庄注庄之书，见于历代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的不过大半。但正如姚名达所说：“向来撰目录者多据其所典藏之书而从事焉，或官府世守，或私家新收，于以登记名目，取便稽寻，其在当时当地之功效甚大。然时移世易，彼琅环插架之书既多毁灭，轴签编目之录亦鲜流传。后人欲考镜古代学术源流，书籍存佚，舍史籍中之艺文、经籍志，殆莫由焉。……史志之所以见重于世，即斯之由也。”语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30《汉志·诸子略·道家》。

31同上。

32《汉志·诸子略·道家》“老子”一家著录书四种，其中传三种：《老子鄰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并有刘向《说老子》四篇。道家部“文子”、“蜎子”、“关尹子”“黃帝君臣”条亦称引老子。

均引庄子所著书推定作者之时（“先庄子，庄子称之”），可知其时庄子书必定流传较广、寻常可得，不是人间小书，否则断不能为班固引为推断他书的依据。但班固《汉志》脱自刘歆《七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