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人性观

人性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管理措施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而韩非子提出的“人性自私论”就是其关于管理理论的假设。他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即要想治理好天下，就必须要适应人的本性，自利是人生理上的基本需求“:人无羽毛，不衣则不犯寒??不食则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非舆人仁而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在他看来人们拼死用力的行为无非是期望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和气力为代价，去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社会就是一个依靠利益而运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互为利用的现实，但这又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因为私利的追求是人们事业成功的动力源泉，只要相互之间充满着互利的关系，他们就可以相互合作。“：夫买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加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皆挟自为心也。”。

由此可知“:人的欲望是构成人性的基本结构，是人生历程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做为当代企业主应该从人的欲望出发，对组织成员加以外在的控制从而实现既定的目标。今天的实际情况也告诉我们“:几乎所有成功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以顾客中心，并高度重视目标市场顾客的需求”。而要做到这点，企业

主首先要满足员工的欲望，才能促使其提供卓越的顾客价值和顾客满意度来稳定与顾客的关系，从而实现双赢目标

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喜欢好东西，厌恶不好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别人有好的行为，就要奖励他，要避免别人不好的行为，就给他一些惩罚，用赏罚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合适。

法家从人性好利论出发，认为人的价值就是表现为用气力去争名夺利，争到名利就是价值。因此，名利的大小多少就成了他们衡量一切行为的价值的尺度：

人性——行为动机——产生行为——达成目标

在韩非及法家的人性论里，人的本性是自利、自为、自私，人的心智有为一己之利的计算心。而“法”的设置只要能满足人性自利要求的规则，自然也就能为人们所接受。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八经》）

法家的这种人性论对现代管理是有启示意义的。

企业的管理活动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自为心，具有一种威慑利诱的力量，体现出一种诱发力和胁迫力，使员工的行为达成组织的既定目标。

韩非子未同其师荀子般对人的本性做道德判断，只客观描述：认为，人生具有好利恶害的自然本能，非善非恶，只是客观事实，是一切礼法制度赖以建立和施行的前提。所以，韩不主张“化性”，而主张“因性”，亦即利用人性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故其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俱矣。”（《八经》）

管子明确指出，“民恶忧劳，我扶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管子》）。”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韩非子·问辩》）。”任何言论和行为，如果施行后能够产生预期的功效，那才是有价值的。“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

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

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集中表达了目的的重要性。“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小，乃可谓功（《韩非子·南面》）”，这是说用效率的重要性。但施事难免利弊并存，“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子·八说》）”，此时就必须“出其小害，计其大利（《韩非子·八说》）”，“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韩非子·八说》）”。

中西方人性理论对比分析

中西方人性理论对比分析 一、西方人性假设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的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他认为经济现象是具有利己主义的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之有利于他人，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泰勒制是其典型的代表，这个经济理论对应的管理方法就是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管理人，从而达到预期的目标。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和西方，这种人性假设下对应出现的管理政策确实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对应的是中国政治上的稳定，西方经济利润的增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也更加凸显，这种人性假设的实质是把人看作一种单纯的动物，无视和抹杀了人的社会性。在这种人性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管理措施，不可能真正、持久地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以及激发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 （二）“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梅奥总结了霍桑实验，提出了“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社会人”的观点认为，工人不是机械被动的动物，对工人劳动积极性产生影响的也绝不是只有经济报酬，工人还有一系列社会的、心理的需求，比如对尊重的需求等。这种“社会人”假设的观点类似于孟子“性善论”中的观点，将人性向好的一面去看，不再片面地将人性看作追求利益者，而是把人的社会需要看作人类行为的动机，“社会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在劳动中与其他人交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同，这就给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自我实现人”假设 由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马斯洛提出。他认为：“人拥有五个层次的需要，即生理的、安全的、爱与归属的、尊重的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每当一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另一种需要便会取而代之。”其目标就是自我实现，竭尽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利用自己的天资和能力，使自己变得完美。该理论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人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立体的个体，个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思想，重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他强调发挥人的潜能与价值，由此也推动了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 （四）“复杂人”假设 美国行为学家沙因对人性进行了归类，并且提出了四种人性假设，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种之外，又提出了“复杂人”假说，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需要和不同的能力，工作的动机不仅有复杂性而且有不确定性，人的许多动机安排在各种重要的需求层次之上，这种动机阶层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是不一样的。人可以依照自己的行为动机、工作能力及工作性质对不同的管理方式作出不同的反应。沙因基本上将人性的各种情况作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归纳，给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时代任何人的万能管理方式。 二、中国早期人性假设 （一）“性善论” 首先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就是仁义礼智，这些不是从外部给予我的，而是我自己本来就拥有这些的。[1]在管理学的角度上，孟子的“性善论”主张管理者应该施以仁政，因为人的本心是善的，是好的，所以管理者应加以引导，使其顺应自己的统治。 （二）“性恶论” 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他的思想与孟子截然相反。“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认为人生来是恶的，肯定性恶是人的固有的本质，主张对人的管理办

对法家的个人见解

河北工程大学 学院：信电学院 班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01 姓名：王鹏 学号：110210108

对法家的个人见解 题目摘要：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 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 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关键词：法家、韩非、荀子、李斯 一、法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了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私田主、国君与公田主即大夫之间的经济关系矛盾；国君的集权与重臣擅权的政治关系矛盾；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的治国方略矛盾。在制度上是实行井田制和宗法分封制，还是实行私田制和君主集权制的矛盾。在这种局面下，虽然有大批有识之士以满腔的热情一边深入思考，一边参与社会实践，视自己个人理念和社会价值为一体，纷纷提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开始了后世学者所称道的先秦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但是对当时社会变革影响最大而又最切实际的还是法家了。 二、法家的思想渊源及确立 法家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吸收各家学说之所长，糅合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独有的法治思想。之所以将这些生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且没有师承关系的人统称为法家，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主张：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进化观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以“法治”作为治国的方针，通过农耕和战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鼓吹君主集权以至君主专制，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他们的思想关于治国方略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等众多领域。 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战国末期韩人，师从荀子，口吃。韩非则结合了法、术、势，提出君权至上以及“三纲”。他在对既往政治经验和百家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实现了法家思想的系统化。这就充分说明法家思想是起于实践的，是总结性的，是相对晚熟的。从源流上来讲，法家思想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来自古人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第二是来自儒家的"礼"制传统；第三是来自道家的方法论。当然，法家还包容了其他学派诸如墨家、名家、纵横家等派的思想，但是这些学派相比前三种渊源的作用较小。 法家思想体系的最终确立应归功于韩非，韩非被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就在于他综合与总结了以前法家所取得的成果及经验教训，建立起法、术、势相统一的法家思想体系，从而使法家思想系统化。韩非兼收并蓄，融儒法两家学派，集慎、申、商三巨头思想为一体，将法家的理论规划为一个完整而鲜明的体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盛时期，并为后来秦赢政“扫六合，成一统”打下了完备的思想基础，因而怎样赞扬这位天才的法家人物也不为过。

东西方思维模式比较之中西生死观的比较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比较 ————中西生死观的比较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内容丰富，本文将对其中一个微小组成部分即中西生死观进行比较分析。生死观是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如何对待生命，生命是目的还是手段，是权利还是义务，是快乐还是痛苦等，其次是如何对待死亡，是直面死亡还是惧怕死亡，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必然，还是对人的惩罚。研究中西生死观的比较对于我们拓宽在生死问题上的视野有极大的作用，有利于我们对传统生死观的扬弃，也有利于我们引进西方的优秀思想，为我所用。 一、中西生死观的共同点：重生敬死 中西方虽然有着很大的文化历史差异，但在生死观上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重视生的价值，人们都期望能够好好活着，延年益寿。二者也都很敬畏死亡，把人生彼岸看作是一个神秘而充满希望的地方，对死寄予最后的希望。 1．重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中西方的生死观都重生，爱惜人的生命。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可以看出，他重视的是人而不是鬼神。重的是生，而不是死。道家学派把重生理论发挥到了极致。早期道家学者厌恶世人为名为利为权势而进行的复仇，提倡一种重生至上主义。中国古代还有着很多渴望长生不死的迷信做法，如修炼、求长生不老药等。这些寻求长生的做法，都体现了人们对生的重视，对生的渴望。 西方思想家也重生，他们注重人生的幸福，注重合理的，高效率的，充分的享受人生。 在《荷马史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阿喀琉斯是死后说：“我宁愿在人间当一个帮工，也不愿在阴间当冥王。”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问是幸福的，有战争，有荣誉，有美色，什么样的欲望都可以去追求，在阴间，什么都没有。在伟大的死和平凡的生中他选择了平凡的生。自由主义幸福论者特别强调肉体的无痛苦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集团标准化工作小组 #Q8QGGQT-GX8G08Q8-GNQGJ8-MHHGN#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 摘要：中国和西方人性论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能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中人性论分野的是整体和谐论与二元对立论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以及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相信“人皆可成尧舜”,认为人的灵与肉是和谐统一的,人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和等级主义、专制人治、清官情结、明君情结。西方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对立性,人自身具有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天使的一面与野兽的一面,两者常常冲突,人并不必然趋善,人性有其局限性、脆弱性、需要外在的他律性,从而直接导致西方文化的自然主义,并成为西方平等、民主、法治思想的基础。 关键词：人性论整体和谐二元对立 法国18世纪着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曾指出的,“适合于人的道德学应当建立在人性上,它应当告诉人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而对你的目的,这就是全部道德学的撮要。”因此，人性问题对于伦理学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人性理论是任何道德学说的理论前提。 一、中国人性论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人性善恶上,其观点繁纷复杂,张岱年先生把我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善恶的理论划分为六种:“( 1)性善论———孟子,后来的宋明理学以 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性善论。(2)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后来王安石亦主性无善恶。( 3)性恶论———荀子。( 4)性有善有恶论———世硕。后来董仲舒、扬雄亦主此说。(5)性三品论———王充、韩愈。(6)性二元论———张载讲天地与气质之性,程颢、程颐讲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朱熹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朱门弟子讲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把这些观点归纳一下,实际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和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后来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都是对这三种观点的发挥或综合。

孟子荀子人性论浅析及其异同比较

1、“性”所指不同。孟子“性善论”中“性”主要指人的社会属性。“性者，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尽管他提到过一些人的自然属性，但却不承认这是本性中的性。而荀子“性恶”论中的“性”则主要是指人先天遗传的自然属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荀子所讲的人性，是人的自然机能和性情。 2、对“性”本源的认识不同。孟子将普通的道德属性加在了“天”上，把“天” 看成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规范，天道、人性合一。荀子提出了“天明人之分”的观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要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同时，他还用天人之分的观点去论证了“性伪之分”：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 3、孟子强调先验的道德观，荀子强调后天的极伪而成。孟子通过“四端” 论，说明了人的本性已经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道德观念即是善端的扩充。同时，孟子还提出了良知良能来补充“四端”，同样“良能”也是生而就有的能力。而荀子指出“人之学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因此，他反复强调道德观念是后天学习积累而成的。从大方面说，孟子的性善论是站在历史事件已达到的静态成果角度，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站在动态的历史实践的追求过程角度。 1、人性追求目标同一为“善”。孟子不仅认为人生来本善，而且也认识到后天教育环境的不同导致最重的人性差异。基于此，他提出了追求善的人性目的论“明人 伦” ，即“父子有亲，君臣有父，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才会达到善的目的。可见孟子是以善为人性追求的最终目标的。荀子的性恶论虽然主张人性是生来为恶的，但他的性恶论追求的目标也是善而不是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不难看出他不仅提出了人性善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种追求善的倾向。他指出，“古之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是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由于认为人性恶，所以荀子要求通过圣人教化、用礼义法度引导人不断进步，从而达到最高境界——人人为善，合于善也。由此可见，荀子的“礼义之化”同孟子所追求的善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这充分表现了孟荀人性论在追求目标上的一致性。 2、修养人性的方法同样为教育。孟荀在人性最好追求上都归结于善，在达到此目标的途径上，也都选择了通过教育来修养人性。前者是扩充善端，后者是化性为伪。

马克思主义,感悟人生

马克思主义感悟人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我不仅掌握了基本的哲学知识，同时，也为构造自己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让我开始运用哲学的的观点去分析生活中的问题并且解决问题，从而让自己的目光是全面的，促使自己更快更好的成长起来，并迅速成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学习这门课程对于学习其他课程是一个从宏观角度理解的基础。我觉得学习这门课程对我最大的益处，不仅在于学习到了理论知识，更多的是让我自己的思想觉悟提高许多，分析和解决生活学习问题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们常说“人生在世”。人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抱着什么态度面对这个世界？这是人生最大，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哲学是以提高人生境界为目标的学问，是提高人生境界之学。它不以追求知识体系或外部事物的普遍规律为最终目标，而是讲人对世界的态度，讲人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理能带给我们自由，科学给予我们知识，只有哲学才会赋予我们智慧。哲学有两大领域，其中一个就是对人生的思考，追问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因此，哲学脱离人生，将是空洞的，人生缺少哲学，将是盲目的。人的一生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过程，哲学就是教人以经得起痛苦和磨炼的人生态度之学。 哲学与人生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可分割，构成一个辩证法统一的整体。人类社 会的发展历史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结果。人本身是物质生产的主体， 也是进行其他各种生产的主体。价值对于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起到很大的作用，同 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在社会发展中，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力量发 展的真正源泉。哲学的价值论是人们在实践中知道人们评判好坏、善恶的态度和选 择。指引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从而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总是处在不 同的时空中，努力地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在各自的人生境界中度过一生。复杂多 变的社会生活和迅猛迈进的信息时代，使人们对生存的意义和奋斗的方向更加迷惑。 哲学能使人们对日常生活中不断遭遇的事物的本质性进行再认识，从而帮助人们处 在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中。 哲学作为世界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广阔而深远的世界图景和实际而可靠的生 活依据，为人生的境界形成奠定了基础。哲学作为方法论，能从根本上完善人的思 维方法，提高人的思维水平，培养哲学的生活态度，并用这种生活态度去思考世界， 建设人生。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人应该得到自由的发展空间。在科技社会相当 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科学文化知识作为能量，从自 身实际出发不断地完善自我。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发展变化着的客观实际出发，从 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而不附加任何外部的主观 成分。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清自身的价值，在学 习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自己，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

【名仕生活】中国文化的生死观

中国文化的生死观 马晓蕾 【摘要】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何种文化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他们对于生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却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波斯王泽克西斯(Xerxes)看着自己统帅的英武的军队浩浩荡荡向希腊进发时,突然心头一酸,潸然泪下。他转过身对他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的确,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生与死是人生的两端,每个人不论是轰轰烈烈地度过一生,还是平静地走完人生旅程,最后都要殊途同归地完成一次生命的终结。生与死是对立的统一。世间万物,有生有死,但惟有人类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死亡对每个人而言的终极性。人永远追求永恒和绝对,但在现实的局限性即人总有一死的前提下,给人的无限性追求以彻底的摧毁。因此,人对于人生意义、目标及种种终极性的追索都无不起源于生死问题的思考。 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与世界上其它文化一样,生死问题在人们众多的苦难问题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对任何人来说,生有生的痛苦,死有死的可怕,而人们又总是想追求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既是宗教需要解决的,又是哲学需要解决的。中国人很早就对生死开始了深入的思考,对待生死的态度多种多样。其中,代表中国文化主流各层面的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的生死观也各不相同,但都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影响,并且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一、儒家之生死观:道义超越生死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其影响也最大。儒家从现实出发,很重视人的生命,不轻生。《尚书·洪范》中说“五福”(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其中“五福”关于寿命就有两条,即“寿”、“考终命”;而“六极”直接涉及身体的有“凶短折”和“疾”。可以看出儒家认为身体的善终是福,而身体的短命和疾病都是不好的。儒家重视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在他们看来,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情,尽一天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关系。 死亡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回避不了的。但是,对生采取敷衍塞责态度的人对死是恐惧的;而对生采取积极负责态度的人对死则是顺其自然的,并且不追求死后或来世的幸福。对于将来之死,儒家认为应坦然处之,不必担心,生必有死乃自然的事情。这样一种死亡观念,也成为中国死亡观的主流。汉代杨雄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他反对神仙之说。王充也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论衡·道虚》)南北朝范缜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 摘要:中国与西方人性论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能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中人性论分野得就是整体与谐论与二元对立论得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以及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相信“人皆可成尧舜”,认为人得灵与肉就是与谐统一得,人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得泛道德主义与等级主义、专制人治、清官情结、明君情结。西方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对立性,人自身具有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天使得一面与野兽得一面,两者常常冲突,人并不必然趋善,人性有其局限性、脆弱性、需要外在得她律性,从而直接导致西方文化得自然主义,并成为西方平等、民主、法治思想得基础。 关键词:人性论整体与谐二元对立 法国1８世纪著名得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曾指出得,“适合于人得道德学应当建立在人性上,它应当告诉人什么就是人,什么就是人给自己提出得目得,以及达到这个目得得方法、而对您得目得,这就就是全部道德学得撮要。"因此,人性问题对于伦理学得特殊意义就在于人性理论就是任何道德学说得理论前提。 一、中国人性论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得理论主要表现在人性善恶上,其观点繁纷复杂,张岱年先生把我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善恶得理论划分为六种:“( １)性善论—-—孟子,后来得宋明理学以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性善论。(2)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后来王安石亦主性无善恶、( 3)性恶论-——荀子、( 4)性有善有恶论———世硕、后来董仲舒、扬雄亦主此说。(５)性三品论-—-王充、韩愈。(6)性二元论—-—张载讲天地与气质之性,程颢、程颐讲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朱熹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朱门弟子讲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把这些观点归纳一下,实际上最具代表性得就是孟子得性善论、荀子得性恶论与告子得性无善无不善论、后来关于人性善恶得思想都就是对这三种观点得发挥或综合。 孟子发展了孔子得人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乃人之异于禽兽者,因此人性体现在人得社会道德本性上,而不就是自然本能上。孟子并非完全忽视人得本能欲望,只就是她认为这不就是人得本质。孟子认为告子得瞧法会混淆人、犬、牛等各种动物得区别,她从人与动物区别得角度来论述性。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就是善得,她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就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就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孟子并不认为人生来就就是正人君子,只就是认为人性内天生含有善得因素,如果不受环境得阻碍,加上自身加强学习、修身养性,人之善就会从内部自然发展出来、孟子一方面认为“人皆可成尧舜”;但另一方面她又认识到大多数人实际上就是成不了尧舜得。她认为人都先天存有“仁义礼智”四种善良本性得因素,但就是一般人并不能保持并光大这些人性之光,仍然等于禽兽,只有少数圣人君子能保持并光大这些人性之光、因此孟子在政治上寄希望于君贤臣忠民顺,以正君为本。“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下》)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人以某种希望与尊严,也造就了为数较少得明君清官,但却为人治、专制等级制提供了合理化得基础。 荀子就是中国性恶论得代表,其性恶论得基本观点就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得自然本能导致人求私存利,而个人追求私利物欲就是社会纷争与动乱得根源、因此,她认为,人性只能逆(即改造)而不能顺,只能化不能因。因此,社会才有必要建立起严密得礼法制度来改造约束人性之恶。她认为人虽然有求利求乐之恶端,但同时人还有智能,因此任何人通过学习礼法与道德修养都可以成为圣人。“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

法家人性观

人性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管理措施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而韩非子提出的“人性自私论”就是其关于管理理论的假设。他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即要想治理好天下，就必须要适应人的本性，自利是人生理上的基本需求“:人无羽毛，不衣则不犯寒??不食则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非舆人仁而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在他看来人们拼死用力的行为无非是期望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和气力为代价，去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社会就是一个依靠利益而运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互为利用的现实，但这又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因为私利的追求是人们事业成功的动力源泉，只要相互之间充满着互利的关系，他们就可以相互合作。“：夫买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加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皆挟自为心也。”。 由此可知“:人的欲望是构成人性的基本结构，是人生历程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做为当代企业主应该从人的欲望出发，对组织成员加以外在的控制从而实现既定的目标。今天的实际情况也告诉我们“:几乎所有成功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以顾客中心，并高度重视目标市场顾客的需求”。而要做到这点，企业 主首先要满足员工的欲望，才能促使其提供卓越的顾客价值和顾客满意度来稳定与顾客的关系，从而实现双赢目标 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喜欢好东西，厌恶不好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别人有好的行为，就要奖励他，要避免别人不好的行为，就给他一些惩罚，用赏罚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合适。 法家从人性好利论出发，认为人的价值就是表现为用气力去争名夺利，争到名利就是价值。因此，名利的大小多少就成了他们衡量一切行为的价值的尺度： 人性——行为动机——产生行为——达成目标 在韩非及法家的人性论里，人的本性是自利、自为、自私，人的心智有为一己之利的计算心。而“法”的设置只要能满足人性自利要求的规则，自然也就能为人们所接受。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八经》） 法家的这种人性论对现代管理是有启示意义的。 企业的管理活动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自为心，具有一种威慑利诱的力量，体现出一种诱发力和胁迫力，使员工的行为达成组织的既定目标。 韩非子未同其师荀子般对人的本性做道德判断，只客观描述：认为，人生具有好利恶害的自然本能，非善非恶，只是客观事实，是一切礼法制度赖以建立和施行的前提。所以，韩不主张“化性”，而主张“因性”，亦即利用人性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故其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俱矣。”（《八经》） 管子明确指出，“民恶忧劳，我扶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管子》）。”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韩非子·问辩》）。”任何言论和行为，如果施行后能够产生预期的功效，那才是有价值的。“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 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_个人整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理解仍是我们今天理解人的基本根据。哲学史可以说是对人性理解的历史。从已有的全部哲学史来看，只有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才是全面而真实的。这种理解中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抽象概念中的人，这种具体生活中的人才是具有类特性、社会性、历史性以及生命双重性的人。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克服了以往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以及对人的完整性的分裂，还人以真实面目。只有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才会有正确的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哲学才会对人的生成、发展、完善起到观念上的促进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人与社会发展的理想。这种理想即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人的个性的充分实现，以这种“自由人联合体”构成的社会是属于人的真正的社会，这种社会实现了人与自身本质的统一，实现了人与自然、社会矛盾的解决。这种理想为人与社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马克思虽然是西方的哲学家，但他不是局限于狭隘的民族国家的视域内思考问题，而是立足于整个人类，关注人类的命运。因而，马克思不是纯粹西方意义上的思想家，而是真正属于全人类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具有人类性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人类发展的意义上对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这也是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理论根据所在。

一、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 认识马克思主义人性论，需要考察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在中国的情形，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分析人性论具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去魅》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重大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科学发展观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而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为了正确把握这一核心理念，显然需要搞清楚人性是什么？为此则必须对于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主要失误有所廓清。这个失误主要就是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去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继者中，又有人提出了人性就是‘阶级性’的观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性理论本身变得扑朔迷离了。”然而由于《去魅》的焦点不在于此，因而未能对人性就是阶级性的观点是如何使得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变得扑朔迷离的展开论述。我借评论《去魅》之际，对此略作论述。人性就是阶级性的观点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反映了阶级关系，因而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阶级关系；所以，人的本质就是人的阶级性即阶级本质。这就构造了人性即阶级性的“经典公式”。马克思有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性即阶级性的“经典公式”，虽然是以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为前提的，然而实际上却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曲解。在中国20 世纪40 年代至80 年代，上述的“经典公式”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

生死观

如果说人生哲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智慧反思，那么关于人之生死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对生死问题的反思，从中可能获得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领悟。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关于生死的讨论，不乏智者与睿者，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派别--儒道两家，都是围绕人生价值这一核心著书立说的人生哲学。并且儒、道两家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有着深沉的思考，且都有独到的见解，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对中国人之生死观有着强有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理性思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道家顺其自然的生活观，是不主张追求、而是珍惜、热爱生命的。 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先哲们对生的看法。 对宇宙的思考最多的就是老子，老子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儒家对宇宙的思考比较简单，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 老子哲学并非单纯探讨有关宇宙客体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生命存在自身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它问题，如生命的存在。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个体生命之生，主要探讨了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个至关重要问题。老子对人世间诸多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始终贯穿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终极指向。老子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在这条天地人的大法则的指引下。在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久的存在于世，恰好是因为他们从不强求让自己永久的存在。他们从不要求世间万物给予回报，无私博大，无欲无求，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仁”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爱，而是偏爱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天地对待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恶。圣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待百姓也是一视同仁，任凭百姓自作自息。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儒家认为“天行有常”而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儒家会为了道而献身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可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 说完了生，我们再来看看死。 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状态算是死亡呢？

论林语堂小说的人性观

论林语堂小说的人性观 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年，以传播中西文化为己任，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现代作家。他凭借自身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体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游走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之间，他站在世界文化大同的理想上，融合中西方文化之精髓，形成其独特的中西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深刻影响着林语堂对中西方人性的理解。本文以林语堂海外时期创作的七部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e唳》、d《朱门》、《红牡丹》、《赖柏英》、《唐人街》、《奇岛》为研究对象，探讨林语堂小说的人性观。特殊的人生经历，促使林语堂对中西方人性进行对比反思，通过理性的思考，林语堂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对个人情感和欲望的排斥，而西方文化则肯定人性，尊重人的价值，追求个体自由和地位平等，这是西方人性观的优势所在，因此林语堂的小说中总是绽放着人性的光彩，人的欲望和需求的实现成为林语堂关注的焦点。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是最不能使林语堂满意的，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善的观点正好弥补了西方人性的缺失，他将这一观点贯穿于小说创作中，塑造出一批大爱大善的人物形象。林语堂结合基督教和道家人性观的共同之处，崇尚人性自然，主张顺应自然，保持本真的人性。林语堂理性地认识道家出世哲学的消极厌世情绪，有感于西方工业文明之下，金钱物质的盲目崇拜，人性的扭曲变异，从而推崇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世的人性观，弘扬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由此U可知，n林语R堂的人e性观g是建i立s在中t西e方人r性基础之上的，林语堂通过不断地审思最终

形成其兼具中西特色的健全的人性观，实现中西方人性的和谐互补。本文总结林语堂小说人性观的特点，从爱的包容与快乐哲学、自然人性、传统家国情三个角度进行论述，进而分析林语堂小说人性观形成的原因及其价值意义。

马克思人性观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与 西方管理心理学的人性假设 什么是人的本性？怎样认识和理解人的本性？这是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也是管理心理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对人的本性的看法，仍是管理理论、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的基础。把人看成“性本恶”的“经济人”、“性本善”的“自动人”，还是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对管理将产生不同的作用。本章试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对西方管理心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作简要评述与介绍。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 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 （一）人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其共同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它包括经济关系、（物质关系或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以及思想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本性说到底，是人的社会属性，是由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超阶级、超时代的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带着社会性的、阶级性的人性。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人性。 人的社会属性是不能离开自然属性而单独存在。人性乃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①人作为有机体首先是自然实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源于动物，又超出了动物，人的自然属性与生理需要同动物相比，也有根本的区别。 ②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每个人都以社会成员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 ③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 ④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个性。 个性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人的心理特性的总和，人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个性上面，个性是以社会性为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其实质乃是社会性。 人的个性是由个性倾向性，性格系统、智能系统、自我调节系统构成的。个性是人的社会进程的结果，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环境相

从对死亡的态度看中西方文化现象的区别

从对死亡的态度看中西方文化现象 摘要：中西方文化中对待个体生命的态度及生死观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的社会所影响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本文试从死亡观解读中西方的文化现象，分别从精神生活，向死而生的态度以及自杀现象来浅述。 关键字：死亡观精神文化自杀向死而生 死亡是个无法逃避的话题，也不乏大量的学者从各个领域展开对其的研究，死亡是神秘的，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知道的人也再也不能回来。作为现象研究，死亡涉及的范围广泛。中西方对死亡的态度折射出了不同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实。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西方重视“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对死其实是怀着一种莫名的惶惑和恐惧的，因为对死亡的意义从未深究，不知道死亡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面对亲人或朋友的死，他们的悲痛是一种彻底的绝望；相比之下，我们很少看见西方人在葬礼上毫无节制的痛哭，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重感情，而是他们早已了解了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在他们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最后的终结，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这使得他们对亲人或朋友的离世表现得更加理性，他们的悲痛更多是来自于一种对分别的惋惜和伤感。 中国人似乎不如西方人重视精神生活，反而更看重实实在在的物质享受，生前如此，死后亦然。亲人去世，常会以焚纸的方式祭奠亡灵，寄托思念。不过烧的不是书信，而是纸钱、纸衣、纸车马等，不外乎是一些生前所需的吃喝穿用，仿佛人死之后已经无形无象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也照样过着人间的世俗生活，照样需要人世间的荣华富贵。过去有钱人家死了人，还要把真东西拿去陪葬的，这一点，看看中国历代皇帝的豪华陵寝和无数随葬的珍宝就知道了。 可是，很少听说欧洲哪个国家的帝王陵墓修得如此富丽宏伟，或者是墓地里挖出了多少珍奇宝物。西方国家的墓园内草木茐茏，偶有一束鲜花散放在某个墓前，温馨而淡雅。每一座墓前都是一尊体现死者独特个性的雕塑，个个构思精湛，形神兼备，别具匠心，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徜徉其中，使人在艺术的感染下得到精神的陶冶和心灵的启迪。 二、西方“向死而生”的文化传统 “向死而生”是死亡本体论的建构，海德格尔认为，死即“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或说是“向死而生”。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以向死存在的方式活着，就是说一直以“有死”或“能死”的方式活着。这种贯穿一切“活着”的死亡存在，先于任何形式的亡故。死亡所意指的结束，不是此在的在终极的存在,而是这个存在者的向终结的存在。向死而生指的不是活着的人与等候在生命尽头的死亡之间的一种外在关系，人们不是一步步走向还在远处尚未到场的死亡，而是在我们的“走向”本身中死亡已经在场；或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 【摘要】：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理论认为人格发展必然会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影射在人格上，形成不同的人格特质。从不同的文化渊源、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分析可发现，中西人格心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化渊源、人格的出发点、主体内涵、成长过程、人格动力、理想人格标准、研究方法、归宿等方面。中西人格心理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具有各自的优缺点。中国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文化，突破西方心理学的框架，采用多取向方法开展创造性研究，到生活实践中去解决人格心理学方面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人格；人格差异 因受现代思潮的影响，“文化因素”已引起心理学界学者的关注。“文化指文明成果中那些历史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主要一个因素，他外在于人类个体，而有对于人施加者强大强制力量。”人们发现，文化对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与潜在假设的影响上，而且这种影响是无意识却又是高层次的，它决定着人们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方式。学者深人探讨文化与心理学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探讨文化对人格的种种影响。人格研究的文化取向扩大了文化与人的相互构成。Kardiner曾提出“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理论”。荣格曾说:“人格是文化要求其成员所承担的角色”。但是对于“文化如何影响人格”这一问题却存在着不同观点，有的把文化看作能以某种方式对人格形成过程施加影响的独立因素;有的把人格看成是文化的内在化的构成，有的则把人格看成是文化的产物。 在这里，我们认为应从文化本质以及文化所定义的价值体系渗入个体行为模式加以解释和剖析，这样才能从本质上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实质。一、文化渊源的不同 （一）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中国文化根植于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故带有浓厚的农业心态:自给自足、谋生而不谋利。眷恋家园故土，安于现状，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由于知识的不发达，经验成了人们最主要的依赖，因此老人常是青年的领航。中国人崇古尊老、重权威、求和思稳的思想与中国以农业为主的伦理社会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也培养成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平和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是古希腊，陆海相间的地理结构形成了西方人与海共处的生存

孟子荀子人性论浅析及其异同比较

孟子荀子人性论浅析及其异同比较(下) 1、“性”所指不同。孟子“性善论”中“性”主要指人的社会属性。“性者，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尽管他提到过一些人的自然属性，但却不承认这是本性中的性。而荀子“性恶”论中的“性”则主要是指人先天遗传的自然属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荀子所讲的人性，是人的自然机能和性情。 2、对“性”本源的认识不同。孟子将普通的道德属性加在了“天”上，把“天”看成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规范，天道、人性合一。荀子提出了“天明人之分”的观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要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同时，他还用天人之分的观点去论证了“性伪之分”：“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 3、孟子强调先验的道德观，荀子强调后天的极伪而成。孟子通过“四端”论，说明了人的本性已经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道德观念即是善端的扩充。同时，孟子还提出了良知良能来补充“四端”，同样“良能”也是生而就有的能力。而荀子指出“人之学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因此，他反复强调道德观念是后天学习积累而成的。从大方面说，孟子的性善论是站在历史事件已达到的静态成果角度，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站在动态的历史实践的追求过程角度。 1、人性追求目标同一为“善”。孟子不仅认为人生来本善，而且也认识到后天教育环境的不同导致最重的人性差异。基于此，他提出了追求善的人性目的论“明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父，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才会达到善的目的。可见孟子是以善为人性追求的最终目标的。荀子的性恶论虽然主张人性是生来为恶的，但他的性恶论追求的目标也是善而不是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不难看出他不仅提出了人性善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种追求善的倾向。他指出，“古之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是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由于认为人性恶，所以荀子要求通过圣人教化、用礼义法度引导人不断进步，从而达到最高境界——人人为善，合于善也。由此可见，荀子的“礼义之化”同孟子所追求的善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这充分表现了孟荀人性论在追求目标上的一致性。 2、修养人性的方法同样为教育。孟荀在人性最好追求上都归结于善，在达到此目标的途径上，也都选择了通过教育来修养人性。前者是扩充善端，后者是化性为伪。 孟子认为教育首先是要通过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要求人们存心养性，“求其放心”，把失去的善找回来并扩充之。其次，孟子还十分重视教师对人性追求善的作用。他曾明确指出，“教人以善，谓之忠”、“夫子教人以正”（《孟子·离娄下》）由此，孟子对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 荀子由于主张人性恶，故他注重化性为伪，通过教育使人为善。“伪”是人为、加工的意思，在这里主要就是指教育，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才会使人变善，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同时荀子也强调环境教育在人性善恶转化中的作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捏与之俱黑。”（《荀子·劝学》）基于此，他强调“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使自己在优良环境中受到熏陶，从而使自己符合圣王之道，以达到善的目的。另外，荀子还提供了积习致善的方法。通过锲而不舍和持之以恒，达到“涂之人可以禹”的境地。 当然，除此之外，二人的人性论在一些细节上亦有相似之处，比如孟子的“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与荀子“顺是”的类似，孟子寡欲思想同荀子节欲思想的相似等。 第二种观点 相异之处： 1、立论的基础不同。通过前面的探讨，我们知道了孟子是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作为其“性善论”的立论基础，他认为人具有“四心”，“四心”经过发展壮大又会成为“四端”，“四端”经过环境及个人的主观努力便会成为“善性”。而荀子则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立论的基础，以人的本能为性，人因为有这些本能而相互争斗，残杀，最后导致社会秩序遭到破坏，荀子便是因人的本能而得出“性恶”的结论。立论基础的不同是产生性善、性恶这两种相对立观点的根本原因，因此，立论基础的不同是两种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2、实践的不同。（1）道德实践的目的不同，孟子主张修善的核心是“扩而充之”，找回失去的善端；而荀子则认为修善是为了除掉人的恶性，人为地去培养善心，即“化性而起伪” （2）“道德实践过程的不同，孟子认为修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回善心，因而主张顺着人性扩充；荀子则认为修善的主要目的是要除掉恶性，建立善性，因此主张逆着人性去修善。” （3）培养德性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孟子强调培养道德要先自律而后推己及人，鼓励人们发挥主体能动性；而荀子则强调道德修养一方面要自己不断地学习和积累，以及学时择人择地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