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对信赖利益保护的司法适用

论行政法对信赖利益保护的司法适用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最早源自于德国的行政法院的判例，是德国行政法院基于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而确立起来的一项行政法原则。关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我国学术界具有不同的理解与定义，至今也尚未能对该原则的界定形成统一的阐述。我国学者大都从其中一个侧重点出发，比如从行政机关的职能要求、信赖利益的主体、行政管理的目的性等为切入点予以界定其内涵。笔者认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指行政相对方因合理信赖行政主体所作出的生效行政行为而产生信赖利益，且这种信赖利益具备正当性且应当得到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撤销该生效行政行为，即使行政机关符合法定条件需要改变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也必须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补偿。

(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狭小

行政活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受到行政法的调整。但是我国目前只在《行政许可法》中确立该原则，并未在其他行政法律法规中予以确定，即是说，我国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仅局限于行政许可这一授益性行政行为，并未对其他行政行为纳入信赖利益保护的范围之中，而在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非行政许可行政行为损害公民信赖利益的案件发生，尽管法院在司法

实践中发挥积极能动性而在非行政许可案件中有意识地采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精神，但由于无法可依，法院也只能是作为阐释理由，并不能作为判决的直接依据。例如，2011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海安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海安县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确认案”。在本案中，尽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并未出现“信赖利益”的字眼，但实际上体现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精神，形成了“企业因信赖利益取得国有土地竞买人资格够国土部门物权取消”的审判规则，这同时也说明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并不仅仅发生在行政许可案件中，在行政确认、行政登记中也存在对信赖利益的损害，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信赖利益的保护。

(二)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判断基准不明确

《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生效的行政许可。此处使用的“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种不确定概念往往赋予行政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要求行政主体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价值判断以便决定是否将该概念适用于个案之中。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摇摆不定，因为法官面对“公共利益”这个价值性描述的概念，只能依据法官的良知、自我良知来判断个案中的“公共利益”的概念、范畴，并判断是否适用了于个案。但一方面，

在现实生活中，公共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本就混淆不清，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在判断不明或者判断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极容易出现公共利益的错误判断。另一方，我国长期采取“公共利益优先”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取向，社会本位主义在社会主流价值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个人利益往往需要让位于集体、社会、国家利益。于是，我国在立法层次方面也是以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为主导的，例如，民法领域中规定的违反公共利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因此，从我国的社会发展历程以及司法实践的经验来看，个人利益“一直被置于利益保护次序的末端，一段时间甚至被完全否定”，法官在审判中缺乏明确的司法判断基准，且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缺乏对价值进行实证分析的法学思维，在司法实践中易形成“公最优，私最后”的惯性思维，陷入“凡是侵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个人利益即是违反公共利益”的思维，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判断具有恣意性，过度偏向和重视公共利益，造成“公益优先变成了公益必须优先”，导致法院在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又忽视对信赖利益的保护，片面注重公共利益，这是对信赖利益予以保护尤其是存续保护所遇到的最大阻碍。

(三)行政补偿制度的缺位

我国《行政许可法》虽规定了侵犯信赖利益的补偿保护方法，但对补偿的标准、补偿方法、补偿程序并无明文规定，造成行政补偿制度的缺失。主要是行政补偿标准的不明确，

《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并未明确应采取何种标准，尽管规定的不明确给行政机关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但“适当”的认定权由行政主体拥有，作为补偿主体的行政机关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损害最小的适当补偿标准，将会损害行政相对方的信赖利益，也不利于化解、协调行政补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分歧。

鉴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对当前我国构建诚信政府、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意义以及我国目前对信赖利益保护制度的立法空白，应有针对性的加以完善。

(一)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

目前，我国《行政许可法》并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在法律上，公共利益属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学者们对该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各有不同，有人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考虑，也有人将公共利益区分为不同种类，认为公共利益是这些利益之和。但是上述抽象的界定始终不能严格控制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判断的自由裁量权，司法适用的过程便是要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恣意性，必须摆脱单纯的主观判断而探究客观标准。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标准、方法予以界定，既要进行价值性判断，又要注意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下面进行简要阐释:首先，通过法律列举方式，目前，各国基本采用此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例如日本的《土地征用法》列举了17种“公益事业”的情形。我国可以采取列举形式将显

而易见的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条文体现出来，例如国防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国民教育等范围。其次，价值判断形式。法官需要对个案中涉及的权利主体的人数、范围、权利性质、公众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等因素予以考虑，并要注重对公共目的的调查，即要求在对“公共利益”进行价值判断的同时还要量化公共利益。一般而言，如某一利益在广泛的地域内符合该地域所有人的利益即公共性、内容上具有共需性即满足公共需要或具备公益性性质即对多数人的共同利益的实现，如上则可认定其公共利益。再次，行政程序形式。由于公共利益的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往往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法律条文也不能囊括所有的公共利益情形，所以有必要制定行政程序予以界定、判断，主要包括听证程序以及调查程序。听证程序通过征求公众或者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予以判断;调查程序通过行政机关或者其他专业性、独立性的机构的深入调查意见予以判断。如前文所述，行政程序的功能在于限制权力、保障权力，其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的支撑下保证参与人之间平等、理性地进行对话协商的过程，而不是由行政主体恣意、专断地作出决定，因此，行政程序能有效地控制行政主体在“公共利益”自由裁量界定权的恣意性。因此，笔者建议修改《行政许可法》，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确定行政许可、撤销的程序规则，例如行政主体资格、申请、审查、通知、说明理由、听证、调查、期限、

责任等程序的细化规定，这也是程序公正和程序理性的要求。

(二)利益权衡司法规则的确定

主要是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的衡量规则，这也是笔者从事民事审判以及行政审判实务中遇到的难题。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要经得住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双重评价，而公共利益以及信赖利益的权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个效果的体现。要权衡两者，必须要理清两者各自的价值，运用价值位阶原理予以判断，首先是量化信赖原则和公共利益，把握信赖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性质和位阶方面的衡量，对公共利益涉及的群体人数、群体性利益性质、群体性需求及其对社会需求的可期待性方面予以考量，此阶段，如有必要可采取听证方式听取利害关系人或者相关民众的意见，实质上是确定信赖利益构成。其次，确定个案中的信赖强度，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标准予以判断，比如行政机关的级别越高，信赖度约高;书面形式要比口头形式的信赖度要高。信赖度越高，信赖利益就越高。再次，通过比例原则予以确定衡量规则，此阶段，我们要侧重考察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即正当目的)、必要性与最小性(及是否符合公共需要、损害最小)、均衡性(是否合理考虑了相关要素)，确定孰轻孰重，如果个案中，公共利益要重于信赖利益，则可改变或者撤销生效的行政行为。

(三)构建完善行政补偿制度，量化行政补偿的标准

有权利就有救济，但救济的功能得以全部实现，需要完善的救济制度的构建。首先，应当确立行政补偿标准。我国《行政许可法》并未明确规定具体的标准，仅是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在法院对具体的案例中，也出现了行政相对方所获之补偿远远低于所受之损失，甚至会出现相同条件的、相同情况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处理后出现相差较大的判决。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应当确定公平补偿标准，既符合我国的经济水平的国情，也合理弥补了行政相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其次，扩大行政补偿范围，目前，我国的形成补偿范围仅限于财产损失，但是信赖利益的损失并不仅仅包括财产损失，并不仅产生在财产权中，例如信赖利益也存在于非财产权利中，如受教育权、选举权、婚姻权等人身权利中。笔者认为应将补偿范围扩大到人身权，毕竟信赖利益包括既得利益与期待利益，如果仅仅补偿既得利益而忽视或者舍弃对期待利益的补偿，既违背了信赖利益保护的目的，也不利于维护受损方的合法权益、社会稳定。第三，完善行政补偿程序。公平、公开、科学的程序可以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有效地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性。结合我国目前行政补偿制度的缺失，笔者建议制定可行的行政程序，以规制与保障权力为目的，借鉴行政赔偿程序的经验，从行政程序的启动主体、义务主体、申请、听证、决定、告知以及救济途径告知上均应明确规定。

作者:李振枢单位:广西兴业县人民法院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0．

［2］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大学出版社，20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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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运用建议分析

作者简介:孙永灏(1985-),男,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经济法专业200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调控。 我国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运用建议分析 孙永灏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青岛266100) 摘　要:通过对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分析,提出随着我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发展,信赖保护原则应当作为我国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予以确立,并尝试分析我国确立信赖保护原则所面临的障碍,以及如何排除这种障碍,以确立我国的信赖保护原则。最后,通过分析思考,以及对多方学者的意见的参考,对我国建立和完善信赖保护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信赖利益;信赖保护;行政补偿;行政赔偿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3198(2010)08202362021　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及确立意义 1.1　概念及渊源 信赖保护原则源于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最初是指合同 双方主体都应当讲究诚实守信,不得任意改变或撤销自己 一方的行为,以免对另一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基于公法、 私法所共同的法之理想所形成的一般法律原理,人们发现 在公法领域也存在主体双方应当信守承诺的必要性,于是 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内涵从私法领域被引入公法领域。其 在行政法领域的外在表现就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正 当合理信赖应给予保护,由此形成了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 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的定义,可以表述为:行政主体应保护行 政相对人基于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存续性而产生的正当合理之信赖利益,或在行政相对人因信赖其行为而遭受损失时,应给予利益之补偿。简单的说:“是保护可信赖的期望利益”。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在德国发展起来的一项行政法原则。联邦行政法院于1957年10月就信赖保护作出了第一个日后遵从的判决,1976年《德国行政程序法》的颁布标志着行政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法典中得到正式的确认。日本20世纪60年代引入信赖保护原则,20世纪70年代得到充分的论证,并将其与诚信原则,禁止反言原则一起作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案例和判决中直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台湾《行政程序法》第1条将“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作为一项立法目的,第8条规定:“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方法为之,并应保护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在英美法系国家虽没有明确提出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但却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制度,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确立的合法预期的制度,美国的不得翻供制度。1.2　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意义 按照现代公共服务的观念,现代行政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管理行政而应当是一种服务行政,政府与公众间关系己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而应当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相互信任关系。只有政府信任公众,才能发展民主,为公众提供优良的服务;也只有政府取得公众信任,才能获得公众的长久支持和积极合作。而政府要取信于公众,就必须要对公众讲诚信,尤其是当公众基于对政府的信任而产生一定的信赖利益时,政府不能任意改变其行为或承诺从而损害公众的信赖利益,如果公众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害,政府应当对公众进行合理补偿。可见,信赖保护 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也是建立在现代公共服务的观念基 础上的。从现实情况上看,在我国目前某些法律权威不足、人们对某些法律和政府部门缺乏足够的信心和信赖的情况下,在行政法中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信赖保护原则注重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在注重行政效率、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更强调公正,强调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人的合理利益的保护,它体现了现代法治公正、平等、人权等基本精神。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立法中的确立无疑将对我国的政府建设、法治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　我国关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发展现状 2.1　相关立法及其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法注重的是对行政主体行为的规范,相对忽视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改革开放以后,信赖保护原则也开始传入我国,经过我国学者的长期研究和呼吁,我国行政法实务界也开始关注信赖保护原则。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了体现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该解释第59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规定判决撤销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责令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另外该解释第58条法关于确认判决的适用方面也规定了责令行政机关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的内容。这表明我国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已开始萌芽与发展了。 最有标志性意义的当属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的有关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其中第一次出现了信赖保护的条文,这是我国行政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得到确定。《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销己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另外,该法第69条中也有关于信赖保护原则 — 632—

试论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定位

试论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定位 [摘要]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德国行政法院在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中发展起来的一项行政法原则。其在保障人权、规制行政权的行使、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由于缺乏对信赖保护原则的合理定位，间接阻碍了该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发展。笔者认为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应被定位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最终通过制定我国行政程序法加以确立。 [关键词]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法基本原则 一、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德国行政法院在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中发展起来的一项行政法原则。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只能在给予合理补偿相对人的信赖损失的前提下才得变动。该原则的核心思想即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1] 二、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现有地位 从世界范围来看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地位有三种表现：[2] 第一种是明确信赖保护原则是具有宪法效力等级的一般法律原则，不仅约束行政活动，而且约束立法行为，学理和判例上均从宪法原则或者一般法律原则的高度推动其发展。如德国和荷兰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 第二种是明确将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将其使用范围限于行政行为特别是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废止，以此为着眼点把信赖保护原则与法律的安定性原则、依法行政原则结合起来，协调这些原则之间的冲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已经将信赖保护原则视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只是在法律规定或者法学研究上把信赖保护原则的重点放在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废止方面。采取这种做法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等。 第三种是没有明确提出信赖保护的概念，但是在其行政法律体系或者行政法学研究中，具有信赖保护的相关规定或者观念。法国、英国和美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即属于这种情况。 在我国，长期以来受传统的行政法思想的影响，“依法行政”被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不论是在我国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和推崇。而具有保障人权、规制行政权的行使、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等价值的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长期处于立法上的空白。在我国现有行政法律体系中，信赖保护不是行政法的一个原则，更谈不上是一个基本原则。同时，我国行政法学中也很少对此展开研究，信赖利益多是作为民商法上的概念出现。因此在我国行政法中缺乏对信赖保护原则的合理定位。 三、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应有定位 （一）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原则而非宪法性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究竟是行政法的原则还是宪法性原则？一般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为规制公权力的行使而发展起来的，扎根于公法的肥厚土壤。在它的发源的德国，最早也是被用于限制授益行政处分的撤销。因此，信赖保护原则是一个行政法层面的原则。但同样是在其发源地德国，近年来学者在谈及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性时，多用“宪法原则之位阶”来表达。在

论 行 政 法 信 赖 保 护 原 则

论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

论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的是信赖保护原则的发展及成的要件。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它的意义所在。 古人云：人无信，而不立。诚信一直是我国自古以来最为重视的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最起码的准则。时代发展到今天，诚信这个词语被赋予了多种含义，但是最初的释义却是人们一直追寻的所要达到的那种境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仅如此地需要诚信，现在人与行政机关打交道更是如此。行政机关相对于他人来说，在行政法领域具有地位上的优势及强势，因此，行政机关的一言一行，及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都关系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行政机关是一种服务性质的机关，若想做好人民的“服务员”，就必须具有诚信这种品质。相对于此，行政相对人便由此产生一种信赖。行政法学有多种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的原则，到底是如何产生及规定的，它的意义所在，便是本文所要阐述的。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具有相同的效力等级，具有直接的适用性，全面约束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 一般认为，信赖保护原则德国行政法院在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则。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肇始于德国行政法院判例，后经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效仿、继受与发展，现已成为大陆法系行政法之一般原则。依据该原则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保障人权、维护法的安定性、实现实质的法治行政方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该原则，经合法性和安定性、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权衡，如果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或者只能在给予合里补偿的前提下才能撤销。信赖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因此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信赖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是相对的，依法行政原则要求保持合法的状态，撤销一切违法的行政行为，对此应当一如既往的遵守。而信赖保护原则则要求保护受益人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造成的状态的信任，维持违法的行政行为。 构成信赖保护原则应具备以下三个要件： （一）信赖保护存在的基础。此为信赖保护原则存在的前提，无此前提信赖保护原则无从适用。通说认为构成信赖保护原则之基础是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1此在理论上不是没有争议，如有学者认

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定位

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定位 [摘要]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德国行政法院在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中发展起来的一项行政法原则。其在保障人权、规制行政权的行使、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由于缺乏对信赖保护原则的合理定位，间接阻碍了该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发展。笔者认为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应被定位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最终通过制定我国行政程序法加以确立。 [关键词]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法基本原则 一、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德国行政法院在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中发展起来的一项行政法原则。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只能在给予合理补偿相对人的信赖损失的前提下才得变动。该原则的核心思想即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1] 二、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现有地位 从世界范围来看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地位有三种表现：[2] 第一种是明确信赖保护原则是具有宪法效力等级的一般法律原则，不仅约束行政活动，而且约束立法行为，学理和判例上均从宪法原则或者一般法律原则的高度推动其发展。如德国和荷兰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 第二种是明确将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将其使用范围限于行政行为特别是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废止，以此为着眼点把信赖保护原则与法律的安定性原则、依法行政原则结合起来，协调这些原则之间的冲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已经将信赖保护原则视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只是在法律规定或者法学研究上把信赖保护原则的重点放在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废止方面。采取这种做法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等。 第三种是没有明确提出信赖保护的概念，但是在其行政法律体系或者行政法学研究中，具有信赖保护的相关规定或者观念。法国、英国和美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即属于这种情况。 在我国，长期以来受传统的行政法思想的影响，“依法行政”被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不论是在我国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和推崇。而具有保障人权、规制行政权的行使、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等价值的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长期处于立法上的空白。在我国现有行政法律体系中，信赖保护不是行政法的一个原则，更谈不上是一个基本原则。同时，我国行政法学中也很少对此展开研究，信赖利益多是作为民商法上的概念出现。因此在我国行政法中缺乏对信赖保护原则的合理定位。 三、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应有定位 （一）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原则而非宪法性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究竟是行政法的原则还是宪法性原则？一般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为规制公权力的行使而发展起来的，扎根于公法的肥厚土壤。在它的发源的德国，最早也是被用于限制授益行政处分的撤销。因此，信赖保护原则是一个行政法层面的原则。但同样是在其发源地德国，近年来学者在谈及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性时，多用“宪法原则之位阶”来表达。在

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一)

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一) 内容提要：信赖保护原则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中已经得到明确的确认，其行政法学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但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运用和行政法学中的研究还比较落后。我们应该从法律价值本身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去探求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而不是从其他法律原则中去演绎或者类推。以此为出发点，来全面探讨信赖保护原则的丰富内涵，寻找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的最佳方式，并从有关国家和地区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中寻找有益的经验。关键词：信赖保护原则渊源内涵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在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中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程度不等的运用。有的国家信赖保护原则已不仅是其行政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已成为其宪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如德国；有的国家信赖保护原则在其行政法中虽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在其行政法的许多具体规则上则较好地得以体现和运用，如法国、英国、美国；有的国家虽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其适用范围主要限于行政行为的某些方面，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也属此类）。因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学中，信赖保护原则也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然在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中，信赖保护原则还鲜有规定和研究。本文拟对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和内涵、适用的主要情形、对信赖予以保护的方式以及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运用状况，作一粗浅的探讨。其目的在于推动我国行政法学关注并深入研究信赖保护原则，以最终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基本原则的地位，以全面约束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执法行为以及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为。一、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内涵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法律的某种共同要求在不同的部门法中的体现，还是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个渊源关系？这是我们在探讨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内涵时必然遇到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民法领域，诚实信用原则及其所支配下的法律规则，已不仅仅是法学家们的推崇，更为各国法律所确认并明文规定，成为民法中公认的“帝王条款”。然而，诚实信用原则是否适用于行政法领域，在历史上曾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法作为公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与私法有着严格的分野。强行规定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是行政法的重要特征，而意思自治、主体地位平等是私法的主要特征。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私法规则的重要准则，不能适用于行政法，否则，行政法规则的严格性将会受到破坏。〔1〕可见，否认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行政法的重要理由是强调公法与私法的绝对对立。例如，被称为德国行政法鼻祖的奥托？麦耶就认为，法的一般原则并不存在，公私法的混合关系也不存在，私法规定不得补充公法的欠缺。〔2〕就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中，其理由又有不同。“私法类推”说认为，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乃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的合理类推所致。与民法相比，行政法这一新兴部门法，在许多情况下尚缺少具体规定，此时，为了解决问题，完全可以从相关法域中类推适用有关规则。例如，日本著名行政法学教授盐野宏就认为：“信义诚实的原则乃至信赖保护的原则，是将在私人间适用的法原理适用于行政法关系的情况”。〔3〕“一般法律思想”说认为，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并非由民法规则类推而来，而是自始至终地存在于行政法中的，只是民法领域中较早地发现了该原则而已。行政法中未规定信赖保护原则，不等于说行政法中不存在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乃是一般法律思想的必然表现，在所有法律秩序中具有规范法律交易的任务。“法本质”说认为，法乃是由国民法意识所成立的价值判断。正当的事于公法和私法均予承认，不正当的事于公法和私法均不被承认。而这一判断的根本要求乃诚实信用。因此，该原则构成法规范，并全面直接适用于所有法规范之中。〔4〕我们认为，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否定性的观点因其将公法私法的绝对对立作为其理论基础，因此，越来越为现代法律所不能认同。而肯定性的观点中，“私法类推”说将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解释为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合理类推，有欠妥当。而“一般法律思想”说和“法本质”说则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在当代法学理论以及法律实务

合同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合同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我国《合同法》中并未明确提出信赖保护原则，而是通过具体规则予以体现。信赖保护，“是指在交易中，一方当事人对于由另一方当事人作出的严肃、肯定的允诺、表示或行为所产生的确信、依赖应得到保护（朱广新著：《合同法总则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8页）”。在合同关系中，保护的信赖对象主要是意思表示的“表见”。表意人向受领人作出意思表示，受领人如何领会理解表意人所发出的意思表示至关重要。基于意思受领人的立场，对于表意人之意思能够根据事实情况所理解或者依据理性人的标准能够得出合理理解，则受领人之理解应该得到保护，此为对表意人意思表示之“表见”之合理信任。易言之，受领人所信赖者在表意人意思表示之外在表象（表见），基于该表见生信赖，基于信赖得保护。 卡尔·拉伦茨教授认为，人类社会需要一种和平的状态。若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则社会处在潜在的战争状态中。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能够得到普遍的维持，信赖能够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的时候，人们才能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关系宽松的共同体中。信赖丧失殆尽时，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就受到了至深的干扰。因此，信赖原则是一项在实定法中的正当法原则（参见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无信赖则无合作，无合作则个体的人格无从发展，人格尊严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因此，信赖关系不但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条件，而且对个人的尊严及价值实现也不可或缺。我国《合同法》中如下条款中体现出信赖保护原则：

第一，《合同法》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信赖保护原则产生对要约撤销规则的限制。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的“理由”应该是对要约人意思表示之“表见”产生合理信赖，基于该“表见”认为要约人不会撤销要约。因此，要约人应该对自己的“表见”负责，不得撤回要约。 第二，《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该行为表明该方当事人自愿接受合同效力的约束，有产生合意的明确意愿，另一方基于对其信赖也已自愿接受，合同形式虽有瑕疵，但应该支持其成立。 第三，缔约过失责任最能体现信赖保护原则。《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当事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都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一方当事人信赖另一方当事人的善意且为交易支出了必要的费用，而事实上另一方当事人存在恶意，导致一方当事人支出的浪费，则违背诚信方应对其行为负责，应赔偿善意方的支出损失。第四，表见代理和表见代表是基于身份而让相对人产生信赖，虽然身份并非真实，但法律基于对信赖的保护，依然支持相对人所诉求的效

浅析信赖保护原则

浅析信赖保护原则 [摘要]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最先由德国行政法学者提出，后为世界各国立法所接受。随着内容、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行政信赖保护原则逐渐完善国家行政法律制度，彰显公平正义、人权等现代法治精神。该原则的合理运用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制约行政公权力，规制行政行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 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和运用是必须而迫切的，它在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益；约束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肆意变动；塑造诚信政府形象；重视行政法治的健全与完善，最终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等等。《行政许可法》中对信赖保护原则精神的体现和规定，具有里程碑式的、航标式的非凡意义，不仅为行政许可给予了正确的指引，更是为今后整个行政法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解读 （一）关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定义 学术界对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定义向来各持己见，观点不一，近年来兴起了对这一原则的不断讨论。姜明安教授认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政府对自己做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1]应松年教授觉得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形成值得保护的信赖时，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撤销或者废止该行为，否则必须合理补偿行政相对人信赖该行为有效存续而获得的利益。” 基于以上的介绍，笔者分析概括如下：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在某一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所作的行政行为产生合理充分的信赖，且此信赖利益是被法律所认同、值得被法律保护的，则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撤销、变更或废止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若因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得不变动既存法律状态，须对因此变动而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进行赔偿或补偿。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特性 信赖保护原则，充分突显了人民正当权益的保护性、法律系统的有序性以及诚信道德的高尚性，其特征如下： 第一，普适性。即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于各种行政程序，不区分行为类型、体系，亦无论具体抽象，均可适用。 第二，制衡性。信赖保护原则适用的终极目标旨在寻求两种利益间的制衡点。在行政法领域，双方地位悬殊，显著不平等，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得以使行政相对人的私人利益有机会与一向追寻的公共利益站在同一层面上，公平地进行利益较量，以最大的利益保护程度来判断二者之间的取舍、去留。打破了传统的唯公共利益无限是从的格局，更利于实现价值利益最大化与社会的和谐。 第三，救济性。即补偿信赖利益人因信赖而为处分，却因变动而致可能利益的实际损失，它并不具备惩罚性。在行为关系中，此类救济性措施对于相关行政部门并不是处罚性手段，而只是出于对其公权力的制约而必须采用的一种补偿手段。 该原则具有双向保护功能，是传统行政法理论的一种背向发展新思路，属于例外于一般规定的特殊情形，作为原则，它的适用不像某一规则的适用那样有规

行政法基本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 随着现代法治文明的发展,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中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越权无效原则。民法学家认为,民法上的诚信原则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在行政法领域,信赖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似乎也越来越有成为本领域“帝王条款”的趋势。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德国学者认为,信赖保护原则部分源自在法治国家原则中得到确认的法律安定性,部分源自诚实信用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存在信赖基础。即行政行为生效且此生效事实被相对人获知,相对人如不知有该行政行为的存在,即无信赖可言。其次,具备信赖行为。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必须是相对人已采取了信赖行为,且信赖行为具有不可逆转性。其主要表现为:授益性行政行为赋予行政相对人的是某种物质利益,而行政相对人已对该物质利益进行了处分,如对作为物质利益载体的特定物、不可分物等进行了处分;或授益性行政行为赋予行政相对人的是某种资格,而行政相对人依此资格从事了某种行为。再次,信赖值得保护。即值得保护的信赖须是“正当的信赖”,且信赖利益须显然大于撤销或废止原行政行为所欲维护的公共利益;否则,该信赖也不值得保护。 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主要有四: 其一,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非有法定事由和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即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公定力。其二,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授益行政行为后,事后即使发现有违法情形,只要这种违法情形不是因相对人过错(行贿或提供虚假资料、信息等)造成的,行政机关亦不得撤销或改变,除非不撤销或改变此种违法行政行为会严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其三,行政行为作出后,如事后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但是行政机关在作出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决定前,应进行利益衡量。只有通过利益衡量,认定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所获得的利益确实大于行政相对人将因此损失的利益时,才能撤销、废止或改变相应行政行为。其四,行政机关撤销或改变其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如这种违法情形不是因相对人过错造成的,要对相对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赔偿。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撤销、废止或改变其合法作出的行政行为,如这种撤销、废止或改变导致相对人损失,要对相对人的损失予以补偿。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的基本涵义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保持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有些国家将此基本原则以法律明定。例如《荷兰行政法通则》第三章第四条规定:“某个(行政)命令对一个或更多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后果,这不利后果须与命令的目的相当” 比例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比例原则的要求主要有以下三项:其一,行政机关拟实施行政行为,特别是实施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不利的行政行为,只有认定该行为对于达到相应行政目的或目标是必要的,必需的,才能实施。其二,行政机关拟实施行政行为,必须先进行利益衡量,只有通过利益衡量,确认实施该行为可能取得的公益大于可能损害的私益,才能实施。其三,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必须在多种方案中进行选择,择其成本最小的,收益最大的,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案实施。狭义的比例原则又称最小损害原则,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其目的和手段必须对称和相适应。行政机关不得采取超过目的需要的过度的措施,应尽可能使行政相对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程序正当原则 在西方国家,对行政行为特别要求程序公正,因此,正当程序原则是它们行政法的重要基

诚信政府与信赖保护原则

诚信政府与信赖保护原则 有着“诚实守信”传统美德的中国,今天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严重的信任危机。今年北京、武汉等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在地方“两会”期间提出议案,呼吁加强立法,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明确表示要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就此问题提出议案。在民间,有人倡议将每年的9月19日作为“诚信日”,借用“久又久”的谐音,将中国“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继续发扬光大,又有人提议成立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协会,这种种倡议表明了人们对诚信重归社会的期盼。然而,在各种呼声中,最应受诚信原则约束的领域──政府行为,被人们忽视了,政府似乎超然于诚信社会之外。而事实上,实践中政府不守诚信的事件不时见诸新闻媒体。如某市政府发布文件规定能引来外资多少者,按比例给予奖励;某市民在引来外资若干后却拿不到奖励,一气之下将市政府告上法庭;某农民企业家在市政府苦口婆心游说之下,放弃正在经营的业务投资若干开办花卉市场,后因市政府拟将土地作它用被指令停工,前期投资全部化为乌有,未获分文赔偿,等等。 诚信在中国自古即为修身立国之根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意思是一个人不讲诚信,那么就不能立身处世。而法律意义上的诚信原则则源于罗马法,由主观的善意与客观的衡平所构成,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诚实、善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普

遍地规定和接受了此项原则,诚信原则也因而被称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成为规范私法活动的最高原则。作为私法原则的诚信原则能否超越私法领域而适用于政府的公权力行为呢?从国外的作法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在联邦德国,民法典规定的诚信原则被适用于公法领域,并结合法的稳定性原则逐渐演化发展出行政法上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所谓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个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已产生信赖利益,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因其具有正当性而应当得到保护时,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这种信赖利益,或者如果撤销必须补偿其信赖损失。根据联邦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在撤销违法的授益性行政处分时,如果受益人并无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并已对该授益行政处分产生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该违法的行政处分。在此种情形下,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优于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在美国,行政机关在改变长期适用的政策时,如果这种改变对于真诚信赖政策的人发生影响时,必须制定法规,不能采用裁决的形式。行政机关通过裁决建立规则时,不能违反原先得到行政机关同意而广为流行的习惯。我国台湾地区也多次在行政诉讼中判决行政机关不得“出尔反尔”或“强人所难”。 诚信原则在联邦德国等国家作为一项私法原则,扩张适用于公共领域的背景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改变。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职能发生重大转变,社会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代替阶级统治职能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特别是社会服务职能处

《行政许可法》的信赖保护原则条款释义

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 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 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 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释义】本条是关于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含义 信赖保护原则起源于早期的“不准翻供”原则，二战以后在世界许多国家行政法治实践中得到广泛认可和运用，其中德国是推行这一原则的代表。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行政决定一旦作出，就被推定为合法有效。 法律要求相对人对此予以信任和依赖。相对人基于对行政决定的信任和依 赖而产生的利益，也要受到保护。禁止行政机关以任何借口任意改变既有 的行政决定甚至反复无常，即便是自我纠正错误，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有错必纠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但在撤销行政行为这一点上，主要限于 对相对人课以义务为内容的违法行政行为方面，在此领域，即使相对人已 超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限，行政机关仍可随时撤销这类违法行政行为；但在授益性行政行为方面，信赖保护取代法律优先原则而居于主导地位，对于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尤其在违法原因可归责于行政机关的情 况下，应当首先着眼于保护受益相对人的权利或者利益，行政机关原则上 不得擅自撤销。如确实基于明显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收回该项权利或者 利益，也必须给予受益相对人补偿，以免让相对人承担政府自身违法的责任。信赖保护的具体要求是：（1）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行为一经作出， 未有法定事由和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2）对行政相对 人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作出后，事后即使发现违法或者对政府不利，只要行 为不是因为相对人的过错所造成的，亦不得撤销、废止或改变；（3）行政 行为作出后，如事后发现有较严重违法情形或可能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撤销或改变此种行为时，行政机关对撤销或改变此 种行为给无过错的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给予补偿。行政许可法体现了这一 原则精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 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决定。 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第一，无论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都要以诚信为基础。诚实守信既是一项道德原则，也是一项法律原则。

论行政法对信赖利益保护的司法适用

论行政法对信赖利益保护的司法适用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最早源自于德国的行政法院的判例，是德国行政法院基于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而确立起来的一项行政法原则。关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我国学术界具有不同的理解与定义，至今也尚未能对该原则的界定形成统一的阐述。我国学者大都从其中一个侧重点出发，比如从行政机关的职能要求、信赖利益的主体、行政管理的目的性等为切入点予以界定其内涵。笔者认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指行政相对方因合理信赖行政主体所作出的生效行政行为而产生信赖利益，且这种信赖利益具备正当性且应当得到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撤销该生效行政行为，即使行政机关符合法定条件需要改变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也必须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补偿。 (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狭小 行政活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受到行政法的调整。但是我国目前只在《行政许可法》中确立该原则，并未在其他行政法律法规中予以确定，即是说，我国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仅局限于行政许可这一授益性行政行为，并未对其他行政行为纳入信赖利益保护的范围之中，而在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非行政许可行政行为损害公民信赖利益的案件发生，尽管法院在司法

实践中发挥积极能动性而在非行政许可案件中有意识地采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精神，但由于无法可依，法院也只能是作为阐释理由，并不能作为判决的直接依据。例如，2011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海安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海安县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确认案”。在本案中，尽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并未出现“信赖利益”的字眼，但实际上体现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精神，形成了“企业因信赖利益取得国有土地竞买人资格够国土部门物权取消”的审判规则，这同时也说明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并不仅仅发生在行政许可案件中，在行政确认、行政登记中也存在对信赖利益的损害，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信赖利益的保护。 (二)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判断基准不明确 《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生效的行政许可。此处使用的“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种不确定概念往往赋予行政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要求行政主体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价值判断以便决定是否将该概念适用于个案之中。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摇摆不定，因为法官面对“公共利益”这个价值性描述的概念，只能依据法官的良知、自我良知来判断个案中的“公共利益”的概念、范畴，并判断是否适用了于个案。但一方面，

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刘小涛摘要：信赖保护原则是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在现代行政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在对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与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对比。探讨了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形式和范围，并结合《行政许可法》的实施进行了分析。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涵义和地位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德国发展成功的一项行政法基本原则，目前已经成为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一般法律原则。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对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同时也具有相通之处。根据各国立法和司法判例所确立的标准,以及我国许可法对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表述,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涵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前提--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行政主体应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以诚实信用的方法作出行政行为。这是现代行政法对行政主体的首要要求,也是现代国家在人民之中公信力提高的必然要求。 (2)对象--人对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信赖,这也是现代行政法信赖保护的范围。 (3)基础--相对人要有值得保护的信赖。所谓值得保护的信赖,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是指其对行政主体已产生了正当的信赖利益。 (4)实现方式--以适当的方式给予保护。这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最终实现,也是其最直接的体现。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对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可作如下界定: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其在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或撤销的,在相对人无过错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必须合理地补偿相对人的信赖损失。 信赖保护原则的地位 传统上,行政信赖保护主要表现为行政立法的不溯及既往以及违法行政行为撤销的限制.在行政法治不断革新的今天,仅仅如此理解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难免过于褊狭.实际上信赖保护原则贯穿于当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之中,且符合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诸项标准。 1、信赖保护原则贯穿于当代国家行政权力运行及对其实施监督。在各个环节之中,并起着不可替代的指导、引领作用。在立法环节,信赖保护原则要求政府不得随意制定、颁布有溯及力的法律,或者在制定这些法律之后对由此遭受损失的公民利益加以合理的补偿;在执法环节,行政主体对其因执行法律而形成各种行为、事实、状态、结果等,一经相对人知晓并形成合理信赖就不得随意反复;在监督环节,赋予公民参与行政管理活动、监督和影响行政过程的权利,如建议权、评议权、检举权等,这既成为刺激公民监督国家行政权力的动力,又成为限制行政恣意的有效外部压力;在司法与救济环节,公民有理由就其正当信赖利益的损失寻求司法权力的支持,从而获得赔偿、补偿等有效救济;就公民对法律的遵守而言,公民可以基于其对政府的信任而有预见性地决定对自身事务的处置,而不必担心其正当利益由于政府的反复无常而受到损害,如此则法律及政府提出的普遍要求易为公民所接受与遵守。 2、信赖保护原则体现于当代行政法律体系的各个部分之中,是统率这一法律体系的重要原则之一。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就行政组织法而言,当代行政组织法注重行政权力分配的统一!明确并为人民所了解,反对政出多门，各自为政。这样就使人民对于各行政机关所拥有!

信赖保护原则的案例

信赖保护原则的案例 2004年3月的一天，为了改善整治乱设的广告牌，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执法局双流县综管办的执法人员来到了成都机场高速路两侧，对路边所有的广告牌进行强制拆除。机场路十几家广告公司觉得很冤，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40多座广告牌当时都是经各部门层层审批，办理合法手续的，怎么突然变成违法广告了呢？就在强拆现场，广告尚们联合进行抵抗，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当时，在机场路竖广告牌是非常不容易的，广告商们天天顶着炎炎烈日到工商、土地、交通等部门交费，跑断了腿费尽口舌办完各种手续后，还要再花20万元的建设成本才能在指定的地方竖立广告牌。广告牌竖起以后，工商部门每年还要到现场对广告牌竖立的位置和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查，只有两项内容都通过了才准许发布广告。对广告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广告商表示理解，但是对广告牌的位置也要一年一审，十几家广告公司就觉得有些不合情理。一座广告牌造价几十万，商家3年才能收回成本，如果有关部门第一年批准但是第二年不批准了，那几十万元钱不就泡汤了吗？广告公司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到2001年年审的时候，广告公司突然被告知由于政府职能发生转换，工商局不再对广告牌竖立的位置这一项进行审批，而是转到了市容环境管理局。但是，当他们跑到成都市市容环境管理局打听情况时，却得知现在局里要搞清理，目前只能暂停审批，等待规划。几个月过去了，市容环境管理局的态度仍不明朗，既没说批准也没说不批准，这种摸棱两可的做法急坏了机场路的十几家广告公司。毕竟，有的广告牌立起来不到一年，成本远远还没收回，况且很多广告公司和客户都签了几年的合同，一旦停止发布广告就要承担违约责任，这其中的损失该由谁来赔呢？ 然而，6个月过去了，十几家广告公司盼来的却是一纸强拆令。2004年1月，四川省成都市市容环境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规划局、工商局、交通局5部门突然发出通告，机场路现有广告牌必须全部拆除，一个不留，而原因就是这2年广告牌没有通过市容环境管理局的审批。这个理由让十几家广告公司非常气愤，于是，他们决定向成都市市容环境管理局讨个明白。在市容环境管理局，广告商们情绪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广告并不是没有手续，而是手续到期了，但是转到市容环境管理局后，你们一直不给批，白白空置了两年。现在突然要拆除广告牌，我们岂不是太冤枉了？可是，市容环境管理局一直解释，由于市里的规划一直没有出来，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审批，所以才耽搁了这么长时间。而十几家广告公司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两年没有审批导致现在的混乱局面，责任在于市容环境管理局行政不作为，并不在于广告公司，而后果更不该由广告公司来承担。 广告公司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政府同意他们在这里设置广告牌，而且他们也按照要求交纳了费用，这就意味着政府默许和认可了广告设立的合法性十几家广告公司认为，5大局这样做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血本无归，濒临破产，而且如果他们发布的广告被强行中止，他们还要按合同进行赔偿，这对广告商们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他们天天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还有什么比生存没有保障更可怕的事呢？

论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适用

论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亦称保护相信原则,也有学者将其冠为“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始于一战后的德国,特别是1973年召开的德国法学者大会将行政法上之“信赖保护”作为其主题之一,引起各国学者广泛关注。1976年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对该原则加以明确规定。与以往的立法相比,我国《行政许可法》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就是在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中首次引入了西方国家盛行已久的信赖保护原则。这无疑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创举和进步,必将对促进我国政府及政府公职人员转变执政观念,树立诚信意识,建设诚信政府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行政许可法》的这一立法贡献必将载入史册,在未来的实施中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具体适用这一原则,使之在执法实践中得以切实有效地贯彻落实。 一、适用范围与方式 信赖保护原则主要发生在行政立法和行政行为领域。 1.立法中的适用。行政许可在立法中的适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的溯及既往问题,而是法律变动时的利益保护问题。对与前者,我国《立法法》第54条作了统一的原则性规定,即法律不溯及既往,有特别规定除外。对于后者,传

统的行政法并不主张国家对立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但随着公共负担平等观念的传播,人们开始认为:如果法律确使特定人利益遭受到重大损害,国家应负赔偿责任,以制约法律过于频繁变动,保护民众对法的信赖和基于此种信赖实际和期待产生的利益。如德国、法国等都规定国家要对立法行为负赔偿责任。我国《行政复议法》把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范围,其可诉性呼声亦愈来愈高涨。《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2款明确提出: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而导致许可的变更或撤回,行政机关应当对因此遭受损害的的相对人给予补偿。可以说间接实现了法律变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2.许可行为中的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重点发生并体现于行政许可行为中,集中表现为对行政许可的撤销、变更与废止的限制。对此,《行政许可法》在第8条2款和69条做了具体规定。 按照现代法制原则,行政行为一旦成立,即具有确定力和存续力,任何机关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或撤销。这与传统的“依法行政”、“有错必纠”原则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各国立法均试图在权利稳定性和行政行为合法性之间寻找妥善的解决途径。如德国率先区分了合法与违法两种不同情形,同时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性(有利)行政行为、负担性(不利)行政行为和混合性行政行为。按照通常理: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