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王宝强事件

王宝强离婚事件下的网络道德审视（葛作然）2016年8月14日凌晨，演员王宝强在个人微博中发表离婚声明，称其妻子马蓉与经纪人宋喆有婚外不

正当性关系，严重伤害婚姻破坏家庭，所以决定离婚。王宝强的离婚声明一发出，立刻引起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评论，消息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扩散。之后，事件在网络舆论中持续发酵，不但当事人王宝强、马蓉和宋喆的消息被披露，与三人相关的亲朋好友也被牵涉其中，成为网民们挖掘内幕消息的渠道。据悉王宝强熟悉和交好的明星好多都躺着中枪，不出来力挺王宝强就被网民们吐槽。王宝强离婚事件，不仅迅速占据了各大网站娱乐新闻的头条，而且还抢了正在进行中的里约奥运会的风头，一度成为网民们最关注的热点话题。截止8月20日晚，短短六天时间，百度搜索“王宝强离婚”的相关结果约为个，王宝强微博中关于离婚声明的消息转载量 次，留言条，点赞次。马蓉微博中与离婚案件相关的两条消息分别被转发14万次和18万次以上，留言分别达到481万和409万以上，都是爆发式关注。对于王宝强离婚事件，除了网民不间断地关注、吐槽、人肉搜索和爆料外，网络上还出现大量趁机蹭关注的行为，即借王宝强离婚事件炒作自己或自己的网页和微信号，博取高点击率。段子手们更是找到了素材，用各种形式发段子，表达对此事件的看法，表明态度。总之是微博、微信、朋友圈一时间真假消息满天飞，网站消息铺天盖地，夸张一点儿说只要打开网页就是“王宝强”，只要看评论，就是网民在大骂马蓉和宋喆。人们乐此不疲地转发着“王宝强”，炒作着王宝强离婚事件。可以说2016年8月中下旬，在网络舆论集中大爆发的背景下，王宝强离婚事件以极快的速度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风口浪尖上。当然，这个事件扩散的同时把网络道德的各种问题深刻地暴露了出来。

网络道德是指人们在网络环境和网络空间中所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是一种约束人们网络行为的道德力量，也是调整人们网络道德关系的行为规范。网络道德也可以说是现实社会道德在网络环境和网络空间的反映，但因为网络具有虚拟性、自主性、开放性、大众性、技术性等多种特点，致使网络道德又不相同于现实社会道德。较之现实社会道德，网络道德呈现出很多新特点和新现象，网络道德乱象也更复杂，因此需要整治和改善的方面更多。随着人们对网络应用的普及，网络道德问题越来越凸显。如果不对网络道德加以整治，必定会严重影响网络环境，让网络舆论负向价值横行，颠倒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网络安全隐患，造成网络道德问题。下面将从王宝强离婚事件透射出的网络道德乱象进行分析，然后对网络道德适用原则进行论证，最后对当前网络道德走出危机和困境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王宝强离婚事件下的网络道德乱象

1、侮辱谩骂，助长网络戾气。王宝强的离婚声明在8月14日凌晨通过微博爆出后，很短的时间，网民就对王宝强妻子马蓉和经纪人宋喆骂声一片，侮辱性的言语越来越强烈。似乎如果不对马蓉和宋喆谩骂，就不足以表示对王宝强同情和支持，也不足以发泄怒气和表明立场。诚然，如果王宝强离婚声明中所述全是事实的话，王宝强理当博得人们的同情。何况王宝强作为一线有名的影视演员，拥有超多的粉丝和超高的人气，获得很高的关注度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如何，这也不能成为因为喜欢和力挺王宝强就谩骂马蓉和宋喆的理由。马蓉和宋喆的所作所为违背道德，违背公序良俗，可以接受道德审判，但是被谩骂和人身攻击，就被侵犯了权利。以恶制恶的方式绝对不是道德所提倡的。因为谩骂和人身攻击这种不理智的方式和侮辱性的语言本身是违背道德的，它们只能助长网络戾气，助长网络暴力。

2、人肉搜索，侵犯个人隐私。王宝强离婚事件在王宝强发表离婚声明后快速发酵，与之相关的新闻消息不断被挖掘，甚至不太相关的人和事都被人肉搜索，以至于严重侵犯个人隐私，对当事人及其亲属造成很大影响。网民们乐此不疲地人肉搜索各种和王宝强离婚事件沾边的线索，波及面越来越广。王宝强在美国的住宅什么样，购买住宅的条款有什么异样，住宅的出售信息如何；王宝强公司的股权变更、产权分析情况；王宝强老家父母的动向如何；王宝强以前的影视剧和电视栏目有哪些；王宝强和马蓉昔日的照片、生活点滴有多少；马蓉的现状和经历爆料；马蓉的私生活曝光；马蓉父母的来头是什么；宋喆的行踪爆料；宋喆与马蓉交往历史的内幕……总之，能搜索的都搜索，能八卦都八卦。网民们纷纷以获取新消息为乐，恨不得把当事人的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根本不考虑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虽然王宝强作为公众人物，不可避免地会被放在一个开放的视野，但是并不意味他就此没有了隐私权，他的家人更是。但是网民们没有节制地人肉搜索，已经严重侵犯了当事人及其亲属的隐私权，这早就远远超越了离婚案件本身。马蓉和宋喆因为网民的高关注度和没完没了的谩骂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成了网民们在网络上聚众发泄和指责的对象，两人的隐私差不多被扒光。

3、借势炒作，满足一己私利。王宝强离婚事件发生后，不少网民和网络推手针对“明星”、“经纪人”、“背叛”、“圈套”、“财产”、“人品”、“婚姻关系”等一系列核心词进行炒作，蹭明星事件来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可以说各路人士纷纷从不同角度分析、批判、甚至谩骂和侮辱，把自己装扮成道德的审判者，“有理有据”地分析、高高在上地指责。各大网站也蜂拥而上，追踪报道，不甘心错过社会舆论热点、失去赚取高点击率的宝贵机会。如果说事件之初是处于王宝强的明星效应，出于对事件的正当宣传的话，那么事件发展到后面就演变成借势炒作行为，没有底线地曝光现象，这些就不能不说是网络道德严重失范了。各路人士，各种平台

竞相炒作王宝强离婚事件的真实意图，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赚取网民的点击率，提高网民对自己的关注度，从而谋求各种利益。有消息称，某饭店打出广告，说跟王宝强名字一样的就免单；还有人说要拍摄《宝宝不哭》的微电影；也有人说要借给王宝强钱帮他打官司；还有人声称打算嫁给王宝强……当然更多人分析婚姻危机的原因，梳理王宝强公司股份变更的来龙去脉，预估离婚官司的判决结果。总之，五花八门，但无一不是借机吸引网民关注。

4、网络恶搞，就为火上浇油。网络恶搞是网络上一种恶意的搞笑行为，目的是利用搞怪行为逗笑网民，博取超高人气。恶搞在最初是某种滑稽幽默行为的代名词，跟“无厘头”有些近似，但是后来就演变成了有意歪曲、颠覆、甚至讽刺、挖苦、谩骂的一种形式，成为少数网民发泄不满、调侃社会、嘲讽时态、甚至进行网络攻击的形式。网络恶搞最大的弊端是歪曲事实，误导试听。我国大陆自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成名之后，网络恶搞就开始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并且有个别人因为专门进行恶搞而一举成名。因为网络恶搞，李白、杜甫都很受伤，乌七八糟的诗作都贴上他们的标签；因为网络恶搞，国内外历史事件、伟人名人都成了恶搞素材；因为网络恶搞，严肃的社会话题、正统的文化思想都被拿来进行“创作”。网络恶搞这种只求逗笑网民博取超高关注而忽略价值观念正确与否和忽视网络道德的行为是应该受到严肃批判的。王宝强离婚事件发生后，很快恶搞的视频和图片，以及打着李白旗号的诗作就出炉了，并在微信微博里疯传，从而误导人们的试听。这对于王宝强离婚事件的当事人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这种行为是与网络道德原则背道而驰的。

5、混淆视听，发布传播假消息。王宝强离婚事件短时间内就搞得沸沸扬扬，真假消息满天飞，除了跟当前社会网络普及，智能手机、电脑普遍应用，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传播速度加快等诸多原因有关外，还跟网民的猎奇、偷窥、好胜、宣泄等心理有关。少数网民和网络推手故意制造假新闻，传播假消息，唯恐天下不乱。网民们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不辨真假就批评指责、舆论攻击，或者进行恶意转发，故意造成舆论压力。发布和传播假消息的行为，已经违背网络道德，如果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话，当追究造谣传谣者的法律责任。王宝强离婚事件发生后，各种假消息频出，让事件本身更显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6、盲从跟风，扩大网络舆论。王宝强离婚事件超高的关注度，跟网民的盲从跟风行为不无关系。某网站公布说短短一个礼拜，“王宝强离婚”有关新闻的阅读量已经超过90亿次，这个数字是否可信不便考证，但是王宝强和马蓉微博的留言数量是真实的。王宝强离婚声明的留言超过300万条，马蓉微博里两则和离婚有关的微博留言量加起来将近1000万，这里还不包括消息被二次、三次或更多次转发后发生的留言数量，也不包括与王宝强有交集的亲朋好友、明星微博里的留言，更不包括离婚事件相关消息被转发、被恶搞的数量，所以单从网民们对王宝强离婚事件的参与度来讲，就已经是一个超高记录了。这种几乎全民参与的网络行为背后，暴露的正是网络道德的危机。网民们把娱乐狂欢建立在当事人的痛苦之上，把正当的舆论批判变成了舆论绑架，为当事人及其亲属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私人生活。

7、牵连无辜，超越道德底线。王宝强离婚事件波及面之大是超出想象的。网民们基本上一边倒地同情和支持王宝强，谴责和谩骂马蓉及经纪人宋喆。的确，如果王宝强离婚声明所述原因属实的话，马蓉和宋喆应当接受道德的谴责，王宝强也应当获得同情和支持，但是不管怎样，都应该有个度来约束，而不应当所有当事人都被扒光示众，更不应当因此殃及池鱼。据悉跟王宝强有交集的明星，例如跑男节目的邓超等人，因为王宝强离婚事件，微博里也被大量留言，被斥责不站出来力挺王宝强。也有某些明星以前的离婚事件被翻出来，与王宝强离婚进行对比。更有甚者，王宝强的邻居、员工等人，以及与王宝强离婚事件沾边的事都被扒出来。就这样，很多无辜的人的隐私因为王宝强离婚事件受到侵犯，这显然是严重超越道德底线失范行为。

8、媒体参与，助长网民热情。王宝强作为知名的影视演员，其言行本身就受媒体关注，而此次的离婚事件更因为“妻子出轨经纪人”、“转移财产”、“公司股权变更”、“阴谋”、“婚姻关系”等热点话题助长了很多网民的猎奇和偷窥心理，吸引了更多网民的关注，从而掀起一个突发性网络关注热潮。不但凤凰、新浪、腾讯等众多网站一直跟进消息，就连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甚至英国BBC都有了相关的报道或讨论，而大众媒体的积极参与，毋容置疑会助长网民的参与热情。从某种角度上说，中外媒体对王宝强离婚事件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舆论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舆论会影响人们的判断，网民对王宝强离婚事件的当事人造成的网络舆论压力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可以说即便此离婚事件最终能通过法律渠道妥善解决，但是此后也不会完全消除网络舆论的严重影响，最起码当事人马蓉和宋喆在此次事件中形成的网络形象会很难改变了。

二、王宝强离婚事件下的网络道德原则审视

1、网络道德应当遵从正义原则。正义原则普适所有人，而非对一方正义而对另一方任意践踏权利。王宝强离婚声明一发出，因为公开声明其妻子马蓉和经纪人宋喆有婚外不正当性关系，以至于要离婚。于是，大量网民开始扮演正义的化身，力挺王宝强，同时谩骂马蓉是现代版的“潘金莲”，谩骂宋喆是小人勾当，谩骂马宋二人是奸夫淫妇，早就阴谋布局。诚然，因为王宝强多年来塑造的影视形象深入人心，却为最亲最近的人被判非常值得人同情，但是在真假消息满天飞的网络环境里，为了力挺王宝强，就谩骂、侮辱马蓉和宋喆，践踏他们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的行为，也绝非正义的表现。

2、网络道德应该遵从无害原则。无害原则是网络道德动机和网络道德结果两方面都应该遵从的道德原则。不管动机还是结果，如果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和影响，都是不可取的。从王宝强离婚事件看，很多网民在一时激愤的情绪下，故意言辞激烈，利用侮辱人格的语言去宣泄，去谩骂，动机上就存在“把奸夫淫妇骂死”的过错，存在认为“如果不站出来表态就不仗义”的错误想法。虽然很多网民会说为了力挺王宝强，但是这也是违背无害原则的。何况，这样做，舆论压力对王宝强造成的困扰也会成倍加大。任何不计后果的网络动机都是不可取的，如果网络行为的结果失当，那就更不用说了，更与道德无害原则背道而驰了。

3、网络道德应当遵从自主原则。自主原则是指网络主体在不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和不良影响的前提下有权自主选择网络行为和方式，自由表达个人意愿，抒发个人情感，同时也要求网络主体对网络空间的其他主体及其行为给予充分的尊重，平等地交流、沟通。从王宝强离婚事件看，网民们的网络行为是单方面的自主、自由行为，根本不考虑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感受，也不考虑其肆意宣泄情绪可能造成的后果。假消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势必会误导人们的试听，对法院审理案件也可能产生干扰，这是违背最基本的网络道德的。

4、网络道德应当遵从知情同意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是一条应然原则，是道德的理想状态。王宝强离婚事件相关的各种消息被相继曝光，大量个人隐私被一一揭露，显然都是网民们乐此不疲的人肉搜索和媒体穷追不舍的结果，这些曝光行为没有争得当事人的同意，就根本谈不上知情同意原则。我们说知情同意原则不但是现实社会道德的重要原则，也是网络道德应该遵循的原则。在网络环境里，由于虚拟性、隐匿性、开放性、广泛性等特点，网络人际关系更需要道德维系，知情同意原则更显得弥足珍贵，更需要网民们共同去遵守。

三、王宝强离婚事件下网络道德建设的启示

网络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让信息传播和相互沟通变得方便快捷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网络问题。例如网络安全问题，网络信誉问题、网络监管问题、网络道德问题等等。从王宝强离婚事件在网络上形成的巨大影响来看，当前的网络道德已经陷入困境，需要社会各方面齐心合力进行网络道德建设，整治网络道德环境，提高网络道德意识，加强网络道德修养。但是网络道德建设不同于计算机和网络的硬件建设，也不同于电脑软件和网络技术的更新，它不需要技术支持，却需要各个层面全体网民的共同维护。网络道德建设也不同于法律建设，因为道德本身是软约束力，依靠大家的内心信念、公序良俗、社会舆论来维护，它没有国家强制力来保障执行，所以建设本身就有难度，需要的时间更久远。因而，网络道德建设必须要凝心聚力，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网络舆论正能量，消除网络暴力和网络戾气，营造安全和谐的网络环境。如果想要取得理想的效果，必须从以下三方面加强。

第一，国家层面。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监管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网络环境进行密切监管，特别是对影响力巨大的网络站点和网络平台要严格督查，防止其一味地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和网络道德责任，误导人们的视听，对人们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另外，国家还要通过官方渠道不断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人们的网络道德意识，促进人们进行网络道德修养，不断提升人们的网络道德水平。

第二，网络管理层面。网络管理者对网络道德环境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网站信息的选择、传播、反馈等都需要网络管理者严格把关。网络管理者也是网络道德环境维护者，如果网站或网络平台的管理者不遵从网络道德规范，不对假新闻、色情暴力的新闻、有悖于国家方针政策或煽动叛国叛党的负面新闻等加以抵制，任其在网络中传播泛滥的话，那么极易造成严重后果，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对网民的网络行为不进行正确引导，对浮现在网络中的网络戾气不进行疏导、排解的话，也会滋长网络暴力，污染网络环境，影响网络的良好发展。除此之外，网站和网络平台管理者不应当袒护和纵容网络推手，助推网络道德失范，当然，更不应当自己充当网络推手，通过制造网络热点赢取超高人气，谋取一己私利。

第三，网民层面。网络道德建设离不开网民。没有网民的参与，网络道德建设就无从谈起。从网民层面讲，网民自身要加强道德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网络行为；不轻信谣言，不传播谣言；不盲目跟风；不因为在虚拟环境就毫无顾忌、口无遮拦、粗话脏话连篇；不发布和传播有悖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言论；不发布和传播色情、毒品等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信息；不参与网络犯罪；不推行自由主义、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观念；不进行网络绑架，对其他网民侮辱人格、网络攻击……总之是从自身出发，坚持网络道德的基本原则，加强网络道德意识，努力提高网络道德修养，主动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环境。

王宝强离婚事件是一个突发事件，在网络上掀起超高关注热潮既与王宝强的明星效应有关，也与事件本身涉及的诸多因素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热点有关。王宝强和马蓉的婚姻关系，两个人的身份、学历、家庭环境差异；经纪人宋喆与王宝强和马蓉的关系；马蓉和宋喆的行为；王宝强家庭财产和公司财产的分配；王宝强成名历史与人格评定等都成为网民的热切希望了解的内容，所以才会导致事件持续发酵，影响越来越大。也正是通过王宝强离婚事件，网络道德失范现象才暴露得更加淋漓尽致，网络道德乱象才更加凸显，但这未必完全是坏事。如果能通过此事件，社会各方都自省、自查、自纠，从而加强网络道德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道德环境，也是王宝强离婚事件对网络的重大贡献了。

天价片酬谁之过？

与在里约奥运会上金夺金的中国运动员抢足风头的王宝强马蓉离婚闹剧也随奥运落幕渐渐悄无声息了，但王宝强要求保全一个多亿财产的诉求，再次引发了全社会对天价片酬的热议。

相貌平平，文化程度不高的王宝强却能在无数默默无闻的群众演员中脱颖而出，应该承认他具有优秀演员的天赋，自身也是很努力的。但成为小明星仅仅过了几年就拥有一个多亿财产，也确实令人惊讶。王宝强起诉离婚，要求法院分割财产包括9套房屋，其中美国洛杉矶的一处房产，一辆宝马x5轿车、一辆宾利轿车，还有许多品牌的珠宝、首饰，名表、包、服饰等。王宝强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明星，他还远不如一些大腕明星拥有的财产。

不太关心娱乐八卦的人，可能不清楚影视明星的片酬高到了何种程度。最近电视剧《如懿传》爆出猛料，这部尚未播出的电视剧刷新了中国明星片酬的新纪录：霍建华以7200万片酬接拍此片。周迅的片酬更是达到了惊人9500万，也就是说《如懿传》光是请男女主演俩人，就要花掉近1.7亿。

大牌明星片酬一般在2000万--6000万元左右，可称得上天价。

天价片酬既严重影响影视业健康发展，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

一是严重影响影视剧质量。相对于日韩与好莱坞明星片酬通常只占影视总预算的20%至30%，而目前我国国内当红演员的片酬占到影视制作成本已超过50%。高希希导演的刚刚关机的电视剧《楚汉传奇》可以说创下了电视剧界的投资之最，1.7亿的前期投资就已经让人咋舌，随后，投资又追加到2亿2000万。70%制作费被演员“瓜分”，高片酬“逼”得高希希直喊“太恐怖了”。一位业内著名人士说，因为明星演员费用支出太高，造成编剧配音等其他工作人员的酬劳极低。因为没钱，剧组制作经费也无奈只好压缩，不能实地取景，只能进摄影棚。为了省钱也不能根据影视剧故事情节要求拍摄，尽量凑合，结果拍摄制作的影视剧越来越难看，更不要谈艺术性了。背景假、情节简单经常成为网友讨伐的重点。

二是不能激励演员在德艺双馨上进取。因为演员只要成为明星，并且一直拥有众多粉丝，就会片约不断，就会获得高片酬。所以，有些新演员就依靠话题、绯闻等炒作努力成明星。成明星后，不是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尝试和取得新突破，而是继续依靠炒作提高人气，维持曝光率。现在观众发现一些明星就靠一张英俊漂亮脸蛋，越来越不会演戏了。相信进过电影院看过国产电影的，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当红明星领着天价片酬奉献给观众的却是十足的烂片。—些明星演员取得高报酬后，迅速成为大富豪，不以公众人物自律，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炫富、吸毒、嫖娼，屡屡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民众的承受能力，污染社会风气。

三是价值导向严重偏移。演员片酬呈爆炸式增长，近30年涨幅超过了5000倍，而科学家、教授和各行各业劳动者的收入涨幅却相形见绌。两弹一星功臣们为国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一辈子的收入也与法与明星演一部影视剧的片酬相比。航天科学家们工作多年也感叹在北京上海买不起一个厕所。发明“中国神药”青蒿素的屠呦呦，拯救了全球无数生命，获的诺贝尔科学奖的奖金也只有46万美元，甚至不够买间北京的卧室。普通工人农民一辈子的收入也无法与明星一部影视剧的片酬相比。明星们靠天价片酬可以轻松地在北京上海，甚至国外购买高档别墅。明星的天价片酬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矛盾。

有人可能会说，演员天价片酬是市场经济决定的，无可厚非。但当前畸形的明星片酬已经超出了市场经济可以解释的范围。好莱坞面对的是全球市场，其票房价值与国内的电影电视剧不可同日而语。如作为全球最卖座的电影《阿凡达》的票房超过27亿美元，相当于180亿人民币，而国产有史以来最高的影视作品是《美人鱼》票房为33亿人民币。在相差悬殊的票房下，国内影星的片酬却和好莱坞相差无几，这种现象说明国内明星的天价片酬绝非真正是市场经济决定的。

造成畸形的明星天价片酬，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玩票”的急功近利炒高了明星价位。随着经济和娱乐产业飞速发展，进入影视圈的新手和热钱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准备上市的公司，为了拼业绩，动辄投资5000万、1亿拍影视剧，盲目上马请大牌明星，抬高了明星片酬。在他们眼中，名演员和投资成功划等号，所以只请明星，不用新人。“大牌愁档期，小牌愁没戏”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些玩票影视剧的玩友抱着“炒短线”的想法，拍完后就收手，根本不管有没有破坏市场规律。

电视台、视频网站的购片模式助长了明星片酬的疯涨。如今大部分电视剧都是预售，未拍先买，购买方首先看明星阵容、导演、编剧等“硬件”条件。一些电视台、网站根本不注重剧作的内容或制作水平，只关注于明星的阵容和收视率。为求保险，只认“熟脸孔”。有钱任性的结果就是，只要看到有中意的当红明星就一掷千金，结果明星的片酬自然被炒了起来。

制片方不择手段地哄抢演员抬高了片酬。既然电视台、视频网站凭“脸”购剧，制片公司也就展开“抢人”

大战。毕竟熟脸演员数量有限，电视台、观众认可的也就那么几个。每年全国拍摄数百部影视剧，而受到观众热捧的明星演员也就那么几个，供不应求便成为必然的结果，涨价也就是必然了。而且需求越大，涨得越厉害。

粉丝观众们无意给天价片酬推波助澜。如果一个片子找了李易峰、杨幂、鹿晗等，就有1亿的粉丝票房打底，还有几亿的观众稍经宣传后就愿为天价片酬的明星们埋单。如结合个IP砸点钱营销，这票房基本就有3.5亿以上观众打底了。这样的生意哪个投资人都愿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最近表态将对天价片酬亮剑。相信通过治理，将星片酬限定在合理区间，提高拍摄和制作经费比例，将会为文艺的繁荣和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可以鼓励一些用心拍戏、用心演戏的人创作出更好的文艺作品。

一个好汉三个帮

好汉和三个帮’的故事，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但，要是认为自己真的懂了，彻悟了，恐怕许多的人未免有些浅薄了吧！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泥巴三个桩。一个人，如果想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没几个好帮手，纵使您是天才在世，恐怕也是成不了事的，信么？有的人说：凭个人的努力，凭个人的奋斗，凭个人的拼搏精神就能成就事业。这种说法其实是幼稚的，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些言论通常是那些个别的所谓成功者们刻意粉饰自己的狭隘手段，其用意在突出个人形象，渲染个人英雄主义，抬高个人的声誉，从而获取个人的更大利益，对么？您看现今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比较多呢？

毛泽东那个时代，毛泽东及其一帮泥腿子为什么能取得天下？靠的是马列主义的真理，靠的是人民大众的力量，靠的是广大贫苦人民的团结，而绝不是靠一个或两个所谓的天才决定的，对么？毛泽东他一个人能打出天下来吗？这些大老粗们，这些泥腿子们，为什么能打败很多很多喝过洋墨水，有这样军校文凭那样势力背景的强大对手？靠的是正确的路线，靠的是集体的勇敢和一群人的坚韧。

诸葛亮未出隆中时，可为才华横溢，书生意气，指点江山，如此的俊杰可当时也只能在隆中停泊着……只有在他遇着了刘备这样的英雄，并有了关张赵之流的鼎力帮助，才把他的隆中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三国演义”。

生活中，有的人的确谋略过人，谈天说地，无不通晓，可这些人为什么总是一筹莫展呢？很多很多的人为什么一辈子总是一事无成？为什么呢？分析其原因，结论是：不是他们不够智慧，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缺了几个忠诚的好帮手！

相反，有的人资质平平，却成就了事业的辉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了得力的好帮手。帮手能力越强大，事业就能越辉煌，特别是敢于并善于用能力比自己强的人做帮手，是做事最能成功的关键因素。比如：刘邦，他一无文化，二无背景，可是他得到了天才军事家韩信的帮助，他得到了天才谋略家张良的辅助，他得到了天才政治家萧何的支持，因此他就能开创汉朝；刘备，一个靠织席子为生的街角贫民，但是他得到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天下悍将的帮助，特别是得到了天才的智慧之神诸葛亮的辅助，所以他就能三分天下；朱元璋，只是一个和尚，只是一个乞丐，还是一个文盲，但是他因为有了刘伯温、徐达、常遇春等人的帮助，所以他就能建立明朝。

一个好汉有了帮手，特别是有了能力比自己强的帮手，这时，需要好汉要有气度，要有胸怀，要有大海纳百川的敢想、和敢情，而且还得能驾驭，善运用。这是一柄双刃剑，高手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低能儿会穷于疲命，甚至死于非命。智慧高超的帮手，能为你提供正确的纲领，能为你拿出正确的决策；有勇有谋的帮手，能把你的决策执行到极致，这些帮手是一马当先、无往而不胜的大将；会理财的帮手，能给你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能让你经济无忧；文化造诣极高的帮手，他们能帮你厚泽民、德辉众、直到兼善天下.........

这些好汉和三个帮，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大智大勇，他们用汗水、用鲜血、用生命、刻塑出了真正的文化。他们不会像陶渊明那样消极偱世，他们不会像杜甫那样感伤连连，他们不会像李白那样豪气而不谦，他们不会像李清照那样婉约怜人弱不禁风，他们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哗众取宠，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卖予权势家、做起了奴才的扮相、弄得自己汉不汉贼不贼的..........

这些好汉和三个帮，他们就是一个泥巴三个桩。他们相得益彰，敢想敢做，雄才大略，实实在在的做出了大事，实实在在的用行动在山河书写着与日月同辉的俊美。所以，要成事，一个好汉要有几个好帮手。帮手也需要好汉，就像渴望生长的树枝需要春雨需要春晖一样；帮手遇着了好汉，是千年的机遇，是能力的舒展，是生命的怒放！

有的人是好汉，因为他具备了好汉的功能，因为他能泽春雨，因为他能洒春晖，因为他能播孕出一个气候，所以不是人人都能做好汉的，不具备做好汉素质的人非要去做好汉，他必然会事与愿违，而且他还会造成一群人的悲哀。有的人是帮手，因为他具备了做帮手的功能，因为他能把一个纲领、能把一个思想、能把一种精神彻底开出花结出果来，所以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好帮手的，不具备做帮手素质的人非要去做帮手，很容易造成一个好端端的计划流产……

一个人好汉没好帮手，是很不幸的！他们的不幸在于梦想总是难以变成现实，往往给世人一种“纸上谈兵”的话柄，街头巷尾的“沸言”总是排山倒海，而好汉只能望着天空感叹英雄末路！

一个好帮手遇不着好汉，也是可悲的！他们的可悲在于才能得不到痛痛快快的施展，他们就像千里马遇不着伯乐一样，只能“穷困”在“浅水”里，一辈子庸庸碌碌，最后含着泪死去，很少有人会去注意他眼里泪水的寂寞……

所以，现今，人们很注重“圈子”，特别重视“人际”和“人情”，因为这里面有真文章；现今，也只有把自己真正融入这些“圈子”里，把自己真正融进“人际”和“人情”里，才能修得打开如今错综复杂社会的钥匙。当您

拿着“钥匙”打开了现今社会里的大门时，就会发现，现今社会里的所有故事，其实就是正在上演的“一个好汉和三个帮”的故事。

说说科举

一

远古时期，游牧部落，有首领。自然是体格强壮，能获猎，有呵护族人部落生存能力者为之。

进入农耕，能教人识稼禾，事耕种，作器具，尝白草，造字记事，疏竣水患者当敬为圣贤。有神农氏，仓颉，尧，舜，禹。那时这些先贤们的产生，应该是群体拥戴、推举，以及遇贤能者让位。即“禅让”。因为这一段时期首领的更替未见有杀戮争夺的记载。

随着农耕社会的发展，有了生活物资的剩余积累，即财富的出现和资源占有现象的产生，这就有了部落之争。结果是“强者为王”，首领就有了“王”的意思。实际上，“王”者以及后来的统治者和“权”的出现，皆源于财富、利益，以及对财富资源的分配之争。“王谋权，权为利，利养权”。( 文章阅读网：https://www.docsj.com/doc/d05271699.html, ) 至商汤，有了“国”的雏形。

武王伐纣，周王灭武。初步形成了强权统治阶层，有了国和国家的概念，自然也就出现了统治管理阶层。此阶段统治者除了沿用征战讨伐的有功人员以掌管国家的权力和爵位外，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分封天下。出现了诸侯、卿、士大夫各辖地域自治管理模式。

先秦时期，在分封制的基础上，有了世袭制，权势由近亲属及后代接替，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以世卿为主，突出体现了王权和族权的高度统一。王朝最高统治者往往视血缘的近疏，决定官员爵位的大小和等级。这种以世卿世禄为核心的世袭制的出现，一直影响着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管理制度。即使是在明令取消的朝代，“祖上福荫，当之传承”。很有点体制内，“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味道。完全例外的当然有，那就是王朝颠覆更替，由新的统治阶层取代旧的统治阶层，然后还是世袭制，“世卿世禄”，“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些一直根植于国人思想中，难以消除。

魏晋时期，群雄四起，各诸侯国角力竞争，出于对人才的需求，统治阶层推出了“举荐制”，即由公卿、权臣根据需要，推荐所需人才。这就是晋平公期间，祁黄羊“举贤不避亲”的故事。大意是当时有地方缺一类似公安局长的官，祁黄羊举荐了一人，晋平公说：此人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说：我只知道他能胜任这个职位。某地缺一县令，祁黄羊举荐了自己的儿子。晋平公又说：这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我考虑的是他有做这个县令的能力，并未考虑他是我的儿子。这就是史上颇有名气的“举贤不避亲”。

至今在山西祁县街头还有祁黄羊的雕象，突出记载着这位乡贤的著多政绩和举贤不避亲的故事。

“举贤不避亲”，理论上也能说得通，实践中也并非不可行。在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选拔任用人才制度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了。例如在战争中，举荐自己的儿子带兵冲锋向前就未必是循私情、谋私利。但不能成为一种制度，个中道理应该是都懂的。

二

隋朝立国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始把选用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手中收归朝廷，统一了人事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开设“进士科”，即对进爵受禄之士的产生实施了科举考试制度。方法内容取当时社会文化学问最高端的“五经”为题，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采用“诗赋”，“试策”进行文化程度、理政能力方面的书面考试，按考试成绩的名次选配任用官员。这是科举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

科举制度的出现并公开进行，用规定的知识结构和才能作为录取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平等的公开竞争，轻门第，重才学。屏弃了权门贵族对进爵受禄的垄断。破除了“寒门无士子”的格局。显示了选拔人才公平、公正的优越性。

隋代产生的科举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证明：公平、公正是一切社会发展的主线和诉求，公平、公正就象阳光、雨露般重要。人们始终不渝的追求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希望统治阶级做到公正、勤政、廉洁。隋代的科举制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这在当时世界各国文化、文明史上应该是走在前面的。

唐朝沿袭了科举制并不断完备。唐科举除实行制度化外，又增加了一级科考，形成二级选拔制：一，“常科”即每年一次例考，时间程式制度化。二，“制科”即在第一次例考中举的生员中，由朝廷吏部主持，皇帝参与“钦定”的二次科考，以选拔高层管理人员。

唐时沿用了不论门第等级和贫富，皆可报名应试的政策，同时对吏部高层考试，时称“进大级”，增加了面试和“政审”项目。面试条件据说一，“形貌端正丰伟”病态羸弱的不行。二，回答提问语言要清晰有条理。三，要有一笔好字。四，要能写出判案文书，看用词是否得当。政审当然是乡里无劣迹，居家持孝道。还要有地方大户具结的担保文书。这就使得天下才俊，读书人有了公平竞争的环境，上升均有通道。以至人们勤奋读书，端庄做人，讲道德，重孝道。社会风气大变。这是唐代一度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想了解唐代经科举选拔的人才水平能力究竞如何，我们今天很难具体领教了，不过看看同时期的李商隐有过的一段评价：“天地之灾变尽解矣，人事之兴废尽究矣，帝王之道尽识矣，圣贤之书尽知矣”，可以感觉到水平还是不错的。

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唐王朝还设置了武科考试，由兵部主考，考体力，刀、枪、骑、射等科目，当然也有“武策”之类的题试论文。“文才武举”，天下人才皆有入仕报国之途。

宋朝科举在继承唐之旧规的基础上，对科考内容进行了一些重大调整和充实。以前的科考教材和应试内容一律出自“五经”。南宋王安石变法，涉及科举内容，开始增加了由朱熹汇编的“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就是后代被读书人奉为典籍的“四书五经”。

宋代科举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太宗、宋仁宗时，当时的权贵阶层为使自己的子弟增加入仕机会，一度暗箱操作，人情干预判卷录取，还对社会中下层子弟人为限制报名录取。由于做法过于显弊，致怨声四起，影响了社会稳定。朝廷大为不满，除严加整饬外，皇上还曾以“势家不当与孤寒争进”的上喻，限制权臣子弟报考，“违者即便是登弟也罢之”。以尽量保持人才选拔的公正和公平。这一“圣喻”政策在当时是怎么贯彻执行和具体落实的，不正之风纠正的如何，未见有什么记叙，不过一些明显的弄权作弊行为还是应该有所收敛的。

自有科举出现，延续上千年，作弊与反作弊也始终存在。即便苛责严刑，防范穷尽细密，亦未能免绝。

三

明代科举最具特点的是开创了用“八股文”应试的范式。

后代人对“八股文”一词印象颇深，尽管有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八股文的由来及文体构成，但受明、清读书人对八股文的非议和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一文影响，一般对八股文制均无好感。

科举至明代，在社会上影响极大的科考入仕制度始终存在两方面的聚焦。一是层出不穷的科场舞弊和反舞弊，二是面临每年数量大增的试子，使得考卷的评判出现了面广量大评判难的局面。或者说是如何准确公正评判考生的试卷成了一个突出问题。每期科考同一题目，千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各有思维、风格，下笔千言，洋洋万字，各自发挥。如果没有一些格律条规的的程式要求，都随考生不着边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这篇好，全凭主观臆测，没有明确的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这就促成了科考改革。于是出台了一些政策、规定，对所考文章需按一定的格律要求写作。具体为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且全篇不得超过千字。称为八股。八股文也就由此而来。

按八股程式考试，检验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以规范的段落和一定的字数表达见地，文章主要部分的遣词造句还需讲求排比、对偶、对仗工整、平仄有意。既象论文，又似诗赋。文短且精，言简意赅。这一来立刻产生的效应就是加大了考试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对考生的文章有了细化的评判标准。

和古往今来对考试制度的品评一样，考试制度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伴有无穷尽的争议和褒贬，八股取士更是如此，最大的争议就是格式死板，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式化的规定，不能让考生自由发挥，扼杀了他们的创造精神，使读书人失去了主体意识。只为功名利禄做学问，去屈从这一考试制度。积极的评价，是在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基础上，得以甄别考生试卷的名次评判，至少在操作层面上有了客观评判的依据。

八股文制有可能会弃失优秀人才，但能努力经历过八股文考的生员们亦未必不是优秀人才，只是未考中者反响激烈，考中者则忙着做官去了，自然无从抨击陈弊。

据说当时还流传一个说法：某大臣的奏章洋洋洒洒数千字，朱元璋读了两千字尚未见主题意思，便发了脾气，将该大臣打了一顿，以后便要求各大臣使用八股文这种文章格式，由此推广到科举。这一故事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托词，是借助圣意来推行科举改革的宣传手段吧。

不管怎么说，明科举开创的八股文程式还是被实施并一直继承下来了，其文风也有遗传。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提出的“反对党八股”就有传说中朱元璋看奏章发脾气的味道。实际上即或是今天的高考，亦有很多程式化要求，如学生论文，开篇、结尾，每章节应阐述的内容均有相应规定。

早些年，我们听各级领导报告讲话，开篇总是国际国内形势大好，上级组织领导的英明正确，接着是本地区形势大好，有各种数据、好人好事，再接下就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列一、二、三……，下一步工作一、二、三……，要求做到一、二、三……。结尾总是争取更大的胜利。但凡正规一些的报告、文章、讲话均似如此格调，这些秘书们应该是清楚的，至于有没有八股文的味道就说不清楚了。

如今的领导干部水平高了。研究生、博士生比比皆是，讲话做报告也不同了旧时，但有时候，有些人往往是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工作任务和要求（稍复杂一些的喜欢上论坛了）必用一些现代的，时新的，与时俱进的，上层中流行的，领导人喜欢并常讲的，足以显示有文化内涵的词句语言，上下左右装饰一番，有时还能兼有古词赋的风采，排比连贯、对仗有致，偶出圣人古训名言，夹个英语单词。其骨子里除显示其学识才干渊博深厚外，是否留有组上遗传的八股文味道，就不得而知了。

有时偶尔得见外国人竞选总统的讲话，就知道了我们组上文风之醇厚，汉语言之博大精深。

四

科举至清代，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在清代建立了较前期更加完善的社会教育系统。清王朝曾设有各类官学。京师设有国子监、宗学、八旗官学等最高学府。这些高等学院自然也是培养高级官员的摇篮，特别是“八

旗官学”都是朝廷高干、八旗子弟专门读书的地方。和坤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各省设府学、州学、县学。除这些官学外，还有民间私人和地方乡绅、贤达人士开办的私塾、社学、义学等。清廷还设了学政官员，专司教育管理和科举事务。

清代开始重视社会教育，当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有特权，分类别、分层级的教学模式客观上形成了各种门槛，受教育的机会向官宦富家子弟倾斜，下层贫民得不到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教育资源不能均衡发展。至清末民初更为明显。以致大批贫家子弟无望仕途，只能在战场上拼个出路，一搏高低。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清代为满人统治，科考自然有歧视政策。朝廷核心管理层多为满员，享有特权。如京师官学的八旗高干子弟做官就不必经过科举途径，而另有一套选拔任用制度。雍正时期就曾一度分两榜取士，满人只考翻译一科。官员中，封疆大吏，省部级官员则多由满人担任，汉人科举得中者均为中下层官吏，能进入高层的是少数。

时至清末，时代发生了剧烈变化。欧洲工业革命起了大潮，西方列强的炮舰震动了清廷。

其实世间的一切变化，均是人的变化。新事物后面一定是人的新思维，新知识，新创造。这时人们或许醒悟到：我们的青年才俊千百年诵读“四书五经”，除深喑为官之道，驭民、治民外，不知民主，不懂科学，不习工商，不思变革，不会新军务。对此清廷也似乎意识到要实现新政“师夷之长”，办洋务，开学堂，“从娃娃抓起”送童生留学欧美。由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取仕制度也就从根本上面临风雨飘摇了。

这是西方的工业文明和价值观第一次侵蚀到中国。

1905年9月20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推广新式学堂。提出“国人应入新学堂，求新知识、新学问，以强国家”。清廷照准后，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落下了帷幕。

五

取消延续千百年的科举，是一场震动朝野和社会各界的大事件。

历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读书求新知识，读书为救国图强当然应该。但让读书人和做官失去直接联系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后果？今天看来恐怕当时主张取消的、反对取消的和批准取消的都不会想到。著名新派代表人物严复当时即敏感指出：“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其重要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结果如何非吾辈浅学微式者所敢妄道……”。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件动摇国体、政体的大事。只是当时没有什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套说辞，也没有分什么东方、西方价值观罢了。

据有关资料载：取消科举，清廷也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进行缮后并解决若干遗留问题。如对社会现存生员先后进行了两次考试。在一定范围内录用了一批官员。还出台了类似当今“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政策。规定三十岁以下者入新学堂，或据条件入伍为军官。三十岁以上经考试未任官员者授与一定衔职（即学位、职称）作为官员队伍的预备替补人员待用。当时也有一部分人自主创业，介入工商、洋务。还有转向新学堂当教员的，也有不少出国留学的。总之，现实中眼前的矛盾能慢慢化解，然而“读书做官”，读书只为做官，读书就能做官的路径还是被截堵了。

任何时代的社会，总是有一些精英分子，有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志向，一旦没有了通往这一平台的路径，当然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除非当政者有社会深层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走西方同时期的宪政、民主、议会、选举之路，给有志报国的才俊精英一条坦途。然而中国特色决定了此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宪政、民主无缘。

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北京火车站遭革命党人炸弹袭击。就好像是在预示中国宪政道路之维艰。

1913年3月20日，一生追求革命，致力实施宪政，主张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实行议会选举制的国民党创始人宋教仁，也是19岁时考中的清末秀才。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则是宪政这面旗帜在中国的彻底倒下。

枪声、爆炸声似乎在昭告国人，中国只有走革命、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于是一幕幕有声有色，枪和炮，血与火的历史大剧就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上演了。

一千三百多年前科考制度的创立，是中国文化史，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科举制最具本质意义的就是朝廷在选用官员方面，开辟了一条公平、公正竞争的道路。在“进士”科考面前，不论豪门贵族，出生成分，或平民百姓，或下层寒士，唯才是举，唯才录用。当然其最大的弊端是诺大国度，百姓万民，读书做官成根深蒂固观念。中国历代政治体制中，官员是管制型、驭民型，而非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服务型。官有权，权生利。千百年来，国人最优秀的精英人才皆集聚于官场，为官有道，驭民有术，已成不破之传统。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科技，创新、创造，工器具研习，商贸往来，皆属体制外不入流之俗举。“士、农、工、商”的排列即是写照。此实遗患国人不浅，至今尚有影响。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社会精英都去读书做官，都向往官场，这个国家和民族注定会出问题。

科举制度的废除有一百多年了，然而科举制留下的文化积淀和各种问题，仍是值得我们不断研究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