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余英时

本文系华裔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12月15日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卢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的演说全文。该奖项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能够成为2006年“克卢格奖“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觉荣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后我才明白，今天我得奖的主要理由，是要透过我彰显中国文化传统和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知识史；前者系我终身学术追求的一个学科，后者系我选择专精的领域。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学教育，并前往我现已归化的国家——美国继续攻读研究所。

中国“道”概念反映现实世界

这些年来随着知识领域逐渐开阔，我才认清要清楚认识中国文化，必须知道它独特的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清楚的轮廓是在孔子时代(公元前551年至479年)，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关键年代———西方称之为“轴心时代”。根据学者的观察，好几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包括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腊，在这段期间都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其产生形式不是哲学论辩，就是后神话宗教想象，或者如同在中国的情形，是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识。这种觉醒导致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产生区隔。对超现实世界的新视野提供有思想的个人，不管他们是哲学家、先知或圣贤，必要的超越观点，从而检视并质疑现实世界。这就是一般所知的“轴心时代的原创超越”，但其精确形式、经验内容和历史进程则每种文化各不相同。这种超越的原创性在于它对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响力。

在孔夫子时代，中国的原创超越系以“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出现，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世界的象征。但这个泄质凳澜绲摹暗馈痹诔趺壬本陀胂质凳澜绲娜粘Ｉ钕⑾⑾喙兀獾阌胫嵝氖贝钠渌盼幕娜徊煌＠绨乩既衔懈隹床坏降挠篮闶澜纾质凳澜缰皇钦飧鲇篮闶澜绲目奖矗缙谥泄苎Ь刺岬秸庵指拍睢；浇涛幕焉竦氖澜绾腿说氖澜缫环治泄诮檀骋裁挥姓庵智宄幕帧Ｔ缙诜鸾涛幕朔穸ㄏ质凳澜纾涫游槲蓿泄闹钭影偌艺也坏饺魏卫嗨频墓鄣恪?BR> 认识中国文化须靠比较观点

相对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与人的世界不远。但

“道”的观念也是由轴心时代中国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庄子所共享。他们一致认为，“道”隐而不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中实践“道”。轴心时代创生的概念影响力日渐深远，特别是孔子思想和“道”的观念，几世纪来对中国人的影响无远弗届，从这点看来，要说“道”与历史组成中国文民的内在与外在也不为过。

在把中国文化传统视为本土起源且独立发展的产物的前提下，过去数十年我尝试沿着两大轴线研究中国历史。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时也要靠“比较观点”。我所谓的“比较观点”系指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16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20世纪之初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不能摆脱中国对抗西方的诸多问题；如果缺乏比较观点，只在中国的环境下诠释中国历史，很可能堕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

中国改朝换代与历史延续性

我对中国知识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涵盖古代乃至20世纪，而我的第二个轴线始终把重点放在改朝换代之际。和其他文明比较起来，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延续性与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携手并进。因此我为自己设定两个研究目标，其一是辨识中国历史上知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其二是尽可能辨识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是否有其独一无二的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变迁往往超越了朝代的兴亡；“朝代循环”在中国

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暂流行，但这个名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开始以西方的历史模式重新建构及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从此一般都认为，中国一定也曾经历过和欧洲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阐述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敝人深信，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

1940年代开始思索中西的对抗

接下来容我转到另一个问题：作为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中国与西方如何在历史的脉络下对抗？正如前述，我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0年代晚期，当时中国对抗西方这个大问题笼罩了整个中国知识界，从此时时萦绕在我心头。因为在美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且不时出入于中、西两个文化之间，这个问题对我已经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经过初期的心理调适，我早已对美国生活方式乐在其中，但同时仍保留我的中国文化认同。然而关于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核心价值兼容，最好途径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中去寻找。

中国与近代西方初遇是在16世纪末期，当时耶稣会教士来到东亚传教，其中对文化敏感的利玛窦很快就发现，中国的宗教气氛是非常容忍的，儒、释、道基本上被视为一体的，就是在这种宗教容忍的精神下，利玛窦才得以使当时许多儒家菁英分子皈依基督教。儒家认为人心同一

及人人皆可得“道”，这样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国基督教徒宣扬一种基督教与儒家的合成体，等于让中国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进去。

19世纪晚期，一些心胸同样开明的儒家热心接受在西方当道的价值和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个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人权。当他们之中有人前往欧洲与美国，并停留足够时间去做第一手观察时，一致深感佩服，而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宪政民主的理想与制度。

儒家思想尊重人类尊严

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出现两个对立的儒学派，一是现代儒学(或称新儒学、当代新儒学)，一是传统儒学，两个学派都鼓吹民主，并对早期儒家经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开有系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显然已经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价值系统的兼容性视为理所当然。

最后我对“人权”要说几句话。“人权”和“民主”一样，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词，原本不存在于传统的中国儒家论述。然而如果我们同意，“人权”这个观念正如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那我们也大可宣称，虽无西方的术语，儒家思想已有“人权”的概念。在《论语》、《孟子》和其他儒家经典中，都载明了承认普遍人道和尊重人类尊严。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纪，帝王谕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对人类尊严的观念作为禁止买卖或杀戮奴隶的理由。在这两份年代分别为公元9年和35年的帝王谕旨中，

都引述了孔子所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儒家从未接受奴隶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义之赐，晚清的儒学者才会欣然领会西方有关人权的理论和做法。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科举制度

为科举制度申辩 导语：1905年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废科举后的100年中，它背负了种种的骂名。人们对科举制度存在着几大误区：1.科举无法选拔真才。2.科举造成中国科技落后。3.考试作弊说明科举制黑暗。4.妇女无权参加科举，因此科举制很不平等。5．科举造成官本位体制。6．科举导致官场腐败。 更有“范进”、“孔乙己”、“陈士成”等“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的眼前，因此，在很多人眼中，“科举”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贬义词，被当作是“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吃人工具”，被认为是国家落后、主权沦丧的的一大帮凶。 然而，作为一种人才选拔的制度，“科举”真的是上述罪名的“元凶”、“主谋”么？科举制度的弊处一定大于利处吗？ 科举之前 要评价科举制度功过，自然需要了解科举制度形成之前的人才选拔制度。 秦朝以前，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到了东周，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国君服务。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

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 提拔民间人材。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 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 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魏文帝时， 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 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两晋、六朝时沿用此制。 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 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 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 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 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也即是说，科举制度出现之前的一系列人才选拔制度，尽 管经过多次改良，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仍在于“不公平”。尽管 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公平，但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形 式上说，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这种平等择优的竞争方式 具有超越帝制时代的生命力。 一一申辩 人们加之于科举的种种罪名，往往源于对科举的误解，或 有“本末倒置”、“以偏概全”的嫌疑。 误解一：科举无法选拔真才

我对酒文化认识

我国是酒的故乡，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一。酒的酿造，在我国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酒与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酒文化是指酒在生产、销售、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总称。酒文化包括酒的制法、品法、作用、历史等酒文化现象。既有酒自身的物质特征，也有品酒所形成的精神内涵，是制酒饮酒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特定文化形态。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著述，留下了斗酒、写诗、作画、养生、宴会、饯行等酒神佳话。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对人文生活、文学艺术、医疗卫生、工农业生产、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影响和作用。 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这是酒的产生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中国是酒的王国。酒，形态万千，色泽纷呈；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皆堪称世界之冠，包括白酒，啤酒，葡萄酒，黄酒，米酒，药酒等。然而大体上又分两种：一为果实谷类酿成之色酒，二为蒸馏酒。有色酒起源于古代，据《神农本草》所载，酒起源于远古与神农时代。《世本八种》（增订本）陈其荣谓：“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一作杜康）作秣酒。”仪狄、少康皆夏朝人。即夏代始有酒。余以为此种酒，恐是果实花木为之，非谷类之酒。谷类之酒应起于农业兴盛之后。陆柞蕃著《粤西偶记》关于果实花木之酒，有如下记载：（广西）平乐等府深山中，猿猴极多，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猿酒。 中国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饮酒之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中国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在许多场合，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酒与诗，从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如此，中国众多的名酒不单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美的启示与力的鼓舞；每一种名酒的发展，都包容劳动者一代接一代的探索奋斗，英勇献身，因此名酒精神与民族自豪息息相通，与大无畏气概紧密相接。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酒魂！与欧洲标榜的“酒神”，甚称伯仲。似乎可以认为，有了名酒，中国餐饮才得以升华为夸耀世界的饮食文化。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这便是酒，便是中国的国粹。

四川七大历史文化名城

四川七大历史文化名城 四川历史悠久，至今已有4500余年文明史，号称“天府之国”。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都、自贡、乐山、宜宾、泸州、阆中、都江堰等7座城市，数量仅次于江苏省、河南省. 1.成都市 简称“蓉”，别称“锦城”、“锦官城”，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位于四川省中部，是中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西南地区科技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全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试点城市、金融对外开放城市、行政副省级城市。2003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成都综合实力位列第九位。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并被《财富》（中文版）杂志评为“中国最佳商务城市”。2004年当选《CCTV》“全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 ,经济总量在西部12个省会城 市中排名第一。 2.自贡 自贡具有两千年的盐业史和71年建市史，1939年国民政府批准建立自贡市，为四川省最早的省辖市和工业重镇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23个建制市之一，还是川南地区第一座100万城市人口大城市，川南区域中心城市。恐龙、井盐和灯会被称为自贡的“大三绝”,“小三绝”是龚扇、扎染和剪纸，素以“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江姐故里” 等美誉而蜚声中外。

从清朝中叶以来，自贡一直是中国井盐生产的中心，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和一批全国知名企业及科研院所，并以机械、化工、盐业、纺织、轻工、食品、灯饰、新型建材等为支柱产业的工业城市。同时也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对外开放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四川省级风景名胜区、四川省级园林城市、 中国“文学之城”100强市。 3.宜宾 别称：“僰道” 、“戎州”、“叙州城”，位于中国四川省中南部。因金沙江、岷江在此汇合，长江至此始称“长江”，故宜宾也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长江宜宾—宜昌段亦称川江。宜宾是著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举世闻名的名酒五粮液，即产于这里，发达的酿酒工业使宜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酒都”。宜宾市是长江上游开发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素有“西南半壁古戎州”的美誉。

浅谈中国酒文化

浅谈中国酒文化 【摘要】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是酒的故乡。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又同时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化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介绍了中国酒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并研究了其深刻内涵，最后探讨了中国酒文化的现实意义，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酒文化研究的热情，继承和发扬中国酒文化。 【关键词】酒文化；起源与发展；内涵；现实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三大酒系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的饮酒已经摆脱了单纯的食用价值，凝结了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创作，上升为一种饮食文化。中国酒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蕴涵而在世界酒文化之林中独领风骚，中国酒文化蕴涵丰富、自成体系，具有很大的精神文化价值。中国酒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更是一种艺术文化。酒文化对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深刻的意义，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 1中国酒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中华酒文化起源于酒的酿造，而民间对酒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例如仪狄酿酒，相传夏禹时期的仪狄发明了酿酒，《战国策》中有这样的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 ‘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杜康酿酒，《说文解字·巾部》中也有记载:“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这个说法在民间广为流行；酿酒始于黄帝时期，《黄帝内经·素问》中记载黄帝与岐伯讨论酿酒，《神农本草》载有酒的性味；酿酒与天地同时，带有神话色彩的说法，“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然而无论那种说法,都能说明我国的酿酒历史距今起码在四千年以上,当今的许多考古发现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不过现代观点认为酒是谷物自然发酵的产物，晋代江统《酒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或云杜康。有饭不尽，委馀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果酒和乳酒是第一代饮料酒，旧石器时代人们以采集狩猎为生。水果中含有较多糖分，易自然发酵生成果酒；动物乳汁中含有蛋白质和乳糖，也易发酵成酒。商代出现了利用谷物糖化再酒化的酿酒技术；先秦时期，出现了活性微生物或其酶类的直接酿酒法；汉代发展了制曲技术并从西域引进了葡萄酒的生产；唐宋开始酿造果酒和药酒；元代出现了蒸馏法酿制的烧酒技术；明清时期，伴随着造酒业的进一步发展，酒度较高的蒸馏白酒迅速普及。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形成了具有中华特色的酒文化。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结晶。 2 中国酒文化的深刻内涵 中国酒文化与礼仪 酒礼，是酒行为的礼节，用以体现酒行为中的贵贱、尊卑、长幼乃至各种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有时这种礼节还非常繁琐。但如果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下不遵守，就有犯上作乱的嫌疑。又因为饮酒过量，便不能自制，容易生乱，制定饮酒礼节就很重要。明代的袁宏道，看到酒徒在饮酒时不遵守酒礼，深感长辈有责任，于是从古代的书籍中采集了大量的资料，专门写了一篇《觞政》。这虽然是为饮酒行令者写的，但对于一般的饮酒者也有一定的意义。古代饮酒的礼仪约有四步：拜、祭、啐、卒爵。就是先作出拜的动作，表示敬意，接着把酒倒出一点在地上，祭谢大地生养之德；然后尝尝酒味，并加以赞扬令主人高兴；最后仰杯而尽。在酒宴上，主人要向客人敬酒，客人要回敬主人，敬酒时还有说上几句敬酒辞。客人之间相互也可敬酒。有时还要依次向人敬酒。敬酒时，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避席”，起立。普通敬酒以三杯为度。

《余英时访谈录》简介

《余英时访谈录》（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却被称为海外的中国良心。近二十年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中心人物——余英时访谈实录） 书名：余英时访谈录 装帧：精装 ISBN：978-7-101-08277-7 开本：32开 成品尺寸：145*210 定价：32元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书影 一、本书卖点 1.“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首位华人得主、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首部长篇访谈实录。 2.全面梳理余英时的学术视野，了解他的学术养成脉络，看他论学不专骛于一门，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如何修成一代大家。 3.“品读大师眼中的大师”，囊括余英时对钱锺书、陈垣、钱穆等大师的观察和评价，“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4.采访实录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尤其是第三段采访，是特别应中华书局约请而成。 二、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现居美国。 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克鲁格奖”

被称为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用于奖励那些对人文学科有创见的学者。余先生是前后三届五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华人。余英时获奖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著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方以智晚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采访人陈致：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三、内容简介： 精彩深入的访谈需要与受访人的精神世界直接面对，让受访人的思想轮廓显现、精神之光闪耀。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先后三次访问余英时先生，洞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谈有致，精彩纷呈。 余英时先生身处海外，对中华文明、中国社会怀抱真诚的关切，访谈录中袒露对学术与人生的追求。他对思想史的梳理切中中华文化研究的肯綮，于变动中发现思想的联系，既洞察入微，又通达宏观。访谈真切地反映了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养成脉络，包括他对钱锺书、钱穆、陈垣、陈独秀等人的评价都涵括在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察中。 本书是由陈致应《明报月刊》《国学新视野》和中华书局徐俊先生之约对余英时先生的采访整理而成，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本书以余先生的《我走过的路》为序、刘梦溪先生为余先生做的访谈《为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为附录，丰富读者对余英时先生的认识。 四、目录 001 我走过的路余英时 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中国十大魅力城市排行榜

中国十大魅力城市排行榜 中国十大最佳魅力城市之一：泉州 泉州洛阳桥 泉州地处海峡西岸经济区中部枢纽，与港澳东南亚联系密切，拥有丰厚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旅游资源，浓郁的民俗风情，誉称“花锦山川，人文荟萃”。 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文化遗产、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678处，其中国家级14处。泉州是闻名中外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曾创造过“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历史辉煌。誉称“东方第一大港”、“光明之城”、“世界宗教博物馆”，留下大量极为珍贵的“海丝”史迹。“海上丝绸之路&<2539;泉州史迹”和“中国泉州南音”已列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定址泉州。 历史文化街区中山路的整治与保护项目荣获联合国“2001年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总长28公里的内沟河整治及排洪排涝工程荣获联合国“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迪拜）奖”40强之一。泉州还被评为“国际花园城市”金奖第一名和“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此外，泉州的“文化遗产管理项目”在25个国家城市评比中荣获唯一的金奖。 中国十大最佳魅力城市之二：大理 大理三塔 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大理，是多元文化与自然和谐共荣的乐土，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四顶桂冠。 大理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大理就是白族先民的生息繁衍之地；秦王朝一统中国时，大理就已醒目于国家版图上；西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在大理设置郡县，

我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穿越大理，把四川的蜀锦、云南的普洱茶运到了印度和阿富汗。至今，大理仍是滇西第一大城市。 大理文化灿烂。永镇山川屹立千年的崇圣寺三塔，承载大理厚重历史文化的大理古城，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寺登街，以及分布在苍山之麓、洱海之滨的太和城遗址、元世祖平云南碑、佛图寺塔、喜洲白族名居等历史文化遗迹，贯穿了唐、宋、元、明、清，鲜活地见证着大理的发展史。 大理风光旖旎。相伴相生的下关风与上关花、交相辉映的苍山雪与洱海月，构成了大理最为浪漫迷人的“风、花、雪、月”四景。 大理民俗浓郁。白族的服饰、民居、婚嫁、信仰、习俗和庆典节日，都洋溢着浓浓的民族风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白族民居古朴清幽；暗喻“风花雪月”的白族服饰明艳轻快…… 大理古有“妙香佛国”之称。佛教盛行于南诏国后期和大理国，被尊为国教。大理国传世二十二代皇帝中，就有九位禅位为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十大最佳魅力城市之三：三亚 阳光、海水、沙滩 三亚是海南省南部的中心城市和交通通信枢纽，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开放黄金海岸线上最南端的对外贸易重要口岸，是建设中的国际热带海滨旅游城市。 三亚市地处海南岛最南端，古称崖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1992年考古学家在落笔洞发现了一万年前的三亚人遗址，把海南人类历史提前了二至三千年，是目前已知海南岛最早的人类居住遗址，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旧石器文化分布最南的一处遗址；沿海一带还发现古波斯人的墓群。早在秦始皇时期设置的南方三郡，崖州就是其中之一的象郡。宋代成为我国最南端的地级规模的州郡，因其远离帝京、孤悬海外，自古以来三亚一直被称为“天涯海角”。 三亚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汇集了阳光、海水、沙滩、气候、森林、动物、温泉岩洞、田园、风情等十大风景资源，亚龙湾、天涯海角、南山文化旅游区等首批国家4A级景点景区。驰名中外。风景优美。三亚拥有完善的接待能力，年接待能力达800万人次，喜来登、凯莱、万象、香格里拉、假日等国际知名品牌酒店纷纷落

浅谈中国酒文化

浅谈中国酒文化 中国人爱酒，中国的文人更爱酒，嗜酒如命。会朋友吃饭要酒，勤于政事要酒，打通关系要酒，做文章要酒，做书法要酒，春风得意时要酒，悲苦自伤时要酒，平时自己自斟自饮也是无比的惬意，尤其是老人，大多数的老人们并不需要什么五粮液，什么茅台，如果能给他们一碟花生米，再来二两老白干，那便是老来人生得意之事。品了酒，也品了人生。中国被认为是酒的发源地之一，当然就的文化也是由来已久的，沉积千年的。这里我写亵谈酒的狂欢，也是取自醉酒后妄谈一切之意，亦不必为那些烦人的责任去承担什么，也不必去规规矩矩的写什么论文，谈到哪算哪，岂不自由，快哉！ 中国的造酒技术甚早，那些史学家们大多认为源起于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酒为何人所造呢？这恐怕是说法不一的，有“上天造酒”、“猿猴造酒”、“仪狄作酒”、“杜康造酒”等传说，但这毕竟是传说，我们很难知晓，即便知晓又有何用呢？曹孟德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以看得出来，酒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功能的文化。一些事物的起源往往不必究的得那么甚之又甚，欧洲诸国各说我们的酒文化才是真正的酒文化，我们有“酒神”，这有什么必要呢？酒大体上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你说你早，我说我早，大家都有道理，因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在中国，我可以说我们中国人个个都是“酒神”。醉酒后的狂欢，是一个平等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地位、阶级的局限可以被忽视，人们可以纵欲，可以狂舞，一切都变得肆无忌惮，这就是酒的狂欢。然而酒的狂欢释放着人们天然的真意。仿佛我们忘记了痛苦。但仿佛又一说我们仿佛可以探得，中国的酒神仿佛就是远古的巫文化的代表--萨满。中国的祭祀少不了酒。王国维说：“盛玉亦奉神人之器谓之酉，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中国上古时期，在祭祀中，萨满以之那迷狂的舞蹈，使人神相通，上古的人民享有这一份迷狂的崇拜。我们也可以从这嗅出“酒神”的味道来吧！这仿佛在屈原那光怪陆离的诗歌更能窥得一斑。 酒的狂欢，是一种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的心理相互妥协的载体。酒可以使人释放出早已郁积在心中的郁闷，显现真的自我；但也可使人堕落，甚至亡国。夏朝，仪狄发明旨酒（当然一说也有杜康），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在哲学史的个案研究中,道学的意义是由一系列外在的、基于西方哲学的建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大概被他包括在这个概括中)。道学被哲学化地从儒学中抽离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离(例见,卷1,33页)。这一看法与上一段的论述是一致的,因为余先生抱怨说,由于将道学主要看成是论道或传道的术业,因此学者们对道学党争通常缺乏足够的重视(例见,卷2,104页)。与此不同,余先生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对张载抱怨人们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卷1,172页)深有同感。余先生有翔实的史证支持他的看法,这里我只简要地评介一下他关于张载的《西铭》以及程颐的评论的解释。程颐认为,张载既讲用(实际功用),又讲体(本质),因为理一分殊。林栗由于持更古典的看法,故反对张载将君比作天之宗子,因为人人为兄弟(这是相对平等的观念)将引发思想与天下的混乱。与林栗固守君主专制的立场不同,朱熹接受了张载的比喻,并以此作为士大夫须承当与君共治天下这一主题的另一种表达。这显示了道学是如何将起初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提升到抽象的宇宙论与形而上学,余先生强调,假如我们仅仅将理一分殊解读为纯粹的哲学命题,那我们是迷了路(卷1,200-218页,238-239页)。朱熹之所以要接受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是为了抗衡孔安国将传统的皇极训解为大中。朱熹以为,正如无极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一样,君应该无为而依靠大臣们(卷1,242-249页)。余先生之所以这样解释,不仅是为了凸显道学家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也是为了说明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譬如,余先生对内圣外王作了广泛的讨论,以说明修身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行道于天下,与皇帝共治的步骤。尽管有人可能想把余教授的研究看成是朱熹的政治活动的扎实研究(即仅视为政治史的研究),但显见的是,余先生是以其专论来说明对朱熹以及其他道学家而言,政治文化比哲学思辩更为基础。 即使有人不同意余先生关于政治文化及其涵义的强硬论述,他的两卷本专着中针对一系列不同论题所作的细密深刻的释证仍富启发。这里举两个特别重要且富新意的例子。其一是运用心理史学来分析宋高宗、孝宗与光宗父子间的张力;其二是对国是(今人所谓基本国策)的强调。揭示皇帝父子间的张力,并使之与最终引发针对道学的庆元党禁的党争联系在一起,实需严密的考证。这一开创性的工作长达200余页的一章,本身已基本上是一专论(卷2,383-587页)。国是当然是一个四季不断的问题。北宋后期的国是核心议题是变法,南宋则是和、守与战。既然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些专题作过研究,则起初不免要问,为什么余先生还会认为国是问题受到忽视,要求用国是概念来解释宋代党争的变化。答案似乎是这样的:余先生率先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国是体制化、法制化,并给予政治制度的保障,以及为政治争论涂抹上道德的色彩,使党派分极化的王朝。此外,他还通过分析论述具体事例,说明皇帝和大臣怎样以操纵国是的修辞权压制其他士大夫的异议。质疑国是,最终会被顽冥不化的官员视为犯罪或不忠(卷1,340-387页)。人们也许可以说,余先生对此历史专题的关注,或有感于他对9/11之后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们利用国家安全的议题大做文章的观察,当然这无损于他的鲜活洞察与历史文献的厚实。 对余先生来说,关于朱熹的这一研究最终只是宋代政治文化和历史研究的大范式和新进路的开端而己。他的研究涉及多方面,洞见甚多,我仅举数例。首先,这个范式涉及宋史的分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道学史与宋代政治史,余先生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前王安石与前道学阶段,即北宋最初的60-70年;第二是围绕王安石熙宁变法而展开斗争的北宋后期,也是道学成为一个思想派别的时期;第三是王安石变法以后的时期,余先生也称之为朱熹的时代,这时期国是已转为和战问题,同时道学已慢慢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想派别。 其次,在余先生重要且富洞见的研究范式中,强调王安石与道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与共同的基础。例如,欧阳修以及其他古文运动的思想家与王安石不同,他们没有将内圣与外王联系在一起,因此,从古文运动转向道学的关键环节是王安石将内圣看成是外王的基础。寻求三代之治和重返经典等等,王安石与道学家处在同一个谈辩境域或话语中。只是,相对于王安石的内圣进路及其思想中显见的佛教影响,道学是在反对王安石新学与新法的脉络中发展的(卷 1,67-102页)。王安石作为宋代第一位成功地得君行道的士大夫,其崛起构成了另一条脉络中的关键转折点,他鼓舞了其他士大夫致力于共治天下的理想。既然朱熹和其他道学领袖们都

历史文化名城名单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单 目前国务院已审批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达到117个（琼山与海口分记算2个）。 直辖市（4）：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河北（5）：保定市、承德市、正定县、邯郸市、山海关 山西（6）：平遥县、大同市、新绛县、代县、祁县、太原市 内蒙古（1）：呼和浩特市 黑龙江（1）：哈尔滨市 吉林（2）：吉林市、集安市 辽宁（1）：沈阳市 江苏（10）：南京市、徐州市、淮安市、镇江市、常熟市、苏州市、扬州市、无锡市、南通市、宜兴市 浙江（7）：杭州市、绍兴市、宁波市、衢州市、临海市、金华市、嘉兴市 福建（4）：福州市、泉州市、漳州市、长汀县 江西（3）：南昌市、赣州市、景德镇市 安徽（5）：亳州市、歙县、寿县、安庆市、绩溪县 山东（8）：济南市、曲阜市、青岛市、聊城市、邹城市、临淄市、泰安市、蓬莱市 河南（8）：郑州市、洛阳市、开封市、安阳市、南阳市、商丘市、浚县、濮阳市 湖北（5）：江陵（荆州市）、武汉市、襄樊市、随州市、钟祥市 湖南（3）：长沙市、岳阳市、凤凰县 广东（7）：广州市、潮州市、肇庆市、佛山市、梅州市、

雷州市、中山市 广西（3）：桂林市、柳州市、北海市 海南（2）：琼山市、海口市 四川（7）：成都市、自贡市、宜宾市、阆中市、乐山市、都江堰市、泸州市 云南（5）：昆明市、大理市、丽江县、建水县、巍山县贵州（2）：遵义市、镇远县 西藏（3）：拉萨市、日喀则市、江孜县 陕西（6）：西安市、延安市、韩城市、榆林市、咸阳市、汉中市 甘肃（4）：张掖市、武威市、敦煌市、天水市 青海（1）：同仁县 宁夏（1）：银川市 新疆（3）：喀什市、吐鲁番市、特克斯县 一、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24座）（国务院1982年2月8日批准） 北京（直辖市）承德（河北）大同（山西）南京（江苏）泉州（福建）景德镇（江西） 曲阜（山东）洛阳（河南）开封（河南）苏州（江苏）扬州（江苏）杭州（浙江）绍兴（浙江）江陵（现荆州湖北）长沙（湖南）广州（广东）桂林（广西）成都（四川） 遵义（贵州）昆明（云南）大理（云南）拉萨（西藏）西安（陕西）延安（陕西） 二、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38座）（国务院1986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研究方法参考书目

一、必读 王力、朱光潜等著《怎样写论文——十二位名教授学术写作纵横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谢泳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洪子诚著《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桑兵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含《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卡尔·波普尔著等著、季重等译《猜想与反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伊姆斯·拉卡托斯著、兰征译《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陈致访谈《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李泽厚著《走我自己的路》，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王元化著《思辨随笔》，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章学诚著、罗炳良译注《文史通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二、选读 1.《胡适口述自传》、《师门辱教记》（罗尔纲）、《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大时代小人物》（何兹全）、《王炳照口述历史》、《黄济口述历史》《顾明远口述历史》等口述历史、自传（关注其中对治学方法的总结）； 2.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冯友兰、陈垣、余英时、陈平原、杨义谈论治学方法的单篇论文（结合其单篇论文体会其中的方法论意义）。 3. 潘新和著《语文教师素养随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李海林著《语文教学科研十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传统酒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传统酒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酒文化不仅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有身深厚的积淀，从古至今，影响深远，具体如下： 一、酒的起源 茶是天赐，酒乃人酿，酒河溯源当寻酒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云：“古者，仪狄作酒，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又云：“杜康作秫酒。”杜康即夏王朝第六代中兴之祖少康。寒浞杀相时，少康尚未出世，相妻逃回母家生杜康。杜康长大成人后娶虞氏女，虞氏是庖正，杜康跟岳父学烹调，发现了米饭自然发酵的现象，酿出了“醴醺”——一种甜酒，由此酒就产生了。 二、历朝酒文化概论 酒的历史悠久，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已和酒结缘。 夏、商、周三朝，酒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颇大。虽然影响很大，但是酒还是首先用于祭祀，然后才是人来享用。总而言之，酒之用还是服务于等级制度。春秋战国礼崩乐坏，酒之用也就随之下移了，但先秦时期，小民还是酒缘甚浅。 秦汉时期，酒文化都在小范围的发展、扩散。 魏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正处于上升阶段，其“知识分子”商充满了生机，所以在“处世”的过程中还是和外界发生了对抗，“使酒任性”就是对抗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以竹林七贤之阮籍、刘玲为代表。 到隋唐时期，酒文化发展到了巅峰。唐代的烧酒、葡萄酒均已进入了成熟阶段，剑南春之誉至今不衰。唐诗是唐文化的代表，诗仙李白更是名副其实的酒仙。诗圣杜甫亦是酒中人，所作《饮中八仙》反映了盛世的酒中豪情。 赵宋王朝时期，诗人失去了酒中的豪情，走向清醒。 到以后，封建制度日益加深，对百姓的压抑更甚，酒文化更加黯淡，既然产生不了酒仙、酒豪，嗜饮者就只能是酒鬼、酒癫，甚至是酒棍、酒霸、酒害、酒祸。酒产生不了豪情，却能产生麻木、沉沦、邪恶。 三、传统酒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酒文化以酒为载体,以酒行为为中心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酒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同时还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金华市

金华市 古子城历史文化街区八咏老街夜景图片来源：住建部 一、城市概况 金华市地处浙江省中部，“南扼括苍，西控赣湘，北唇严杭，东屏杭绍。”为浙江之心，两浙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古属越国地，秦入会稽郡。历名东阳、婺州，或设郡、州、路、府，或设道、区、专区和地区。金华市现辖金东、婺城2区，兰溪、东阳、义乌、永康4市和武义、浦江、磐安3县。 2007年3月18日，国务院批准列金华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古子城历史文化街区保宁门广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古子城历史文化街区全景图片来源：住建部 二、历史沿革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分吴越地置会稽郡领县二十四，而乌伤隶焉（乌伤因颜孝子而名）。西汉兴封刘濞王吴地，（乌伤县）在封內。濞诛，（乌伤县）仍隶会稽郡。新莽时，改乌伤曰乌孝。东汉初平三年（192年），分乌伤县西南置长山县（以县东北长山为名）。设西部都尉治所。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年），始分会稽郡西部置东阳郡而长山为附郭之县。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年）为金华郡（郡以山名），郡治长山。隋开皇九年（589年），废东阳郡，又分吴州置婺州。唐天宝元年（742年）复曰东阳郡，领金华、义乌、兰溪、武成六县。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东阳郡为婺州。五代、吴越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升婺州为武胜军。北宋淳化元年（990年）改武胜军为保宁军。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为婺州路。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路，改宁越府，设江南行中书省分省与此。至正二十二年又改宁越为金华府领县七。明成化七年（1471年），又割县西南界白沙乡五都之地属于汤溪，金华府

辖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八县，故有“八婺”之称。清沿明制。1912年废府。1914年置金华道，辖区扩及原衢州、严州府。1927年废道，各县仍直属于省。 1949年5月7日，金华解放，设立浙江省第八行政区。10月，改名金华专区。1955年3月，衢州专区撤销并入。1968年4月，改为金华地区。1985年5月，撤销金华地区，原金华、衢州两县级市分别升为地级市，实行市管县体制，并于金华城区设立婺城区，郊区设立金华县。原金华地区的龙游、开化、常山、江山县划归衢州市管辖。2000年12月31日，撤销金华县，设立金华市金东区。 历史建筑-老火车站图片来源：住建部 三、历史文化价值 金华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20-2021学年高二历史上学期半期适应性考试试题

2020-2021学年高二历史上学期半期适应性考试试题 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48分) 1.有学者认为，儒家对现实经验层面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理所当然的伦理道德规范，是适应社会需要的，有不可变易的价值。这说明，儒学长盛不衰是由于 A ． 以血缘关系规范君臣关系 B ． 以血缘关系规范社会秩序 C ． 其观念植根于社会生活中 D ． 宣扬要绝对服从君主要求 2．从汉到明清，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等人在道德上名声扫地，但法家思想被后继统治者悄然继承应用。这一现象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A ． 专制加强对法家思想地位的巩固 B ． 专制的加强对儒家思想的冲击 C ． 儒家理念与政府专制集权的矛盾 D ． 儒家思想与专制集权不可调和 3．盖儒学既为“国学”，也就成了仕途的“敲门砖”，则功成名就者自有官方的俸禄赖为供养，因此自然就懒于进取和教化。而后进学者一心钻研仕途，更无心于教化了。这实在是儒学的悲剧，也是一切官方学说的悲剧：一种思想一旦列为官方哲学，则必然没落、僵化，对此亦不妨借今证古。一切官方哲学，无论其如何鼓吹，最终都免不了被人民唾弃的命运。以下对材料内容理解正确的是 A ． 主流思想不一定是思想主流 B ． 儒学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 C ． 所有的官方哲学都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D ． 儒学成为了人们进仕的唯一途径 4．古代官员未到退休年龄而提前请求辞去官职致仕归家的现象称为“乞休”。下表是根据《明实录》统计的明代官员乞休情况。据此可推知 当时 A ． 君主专制制度已经登峰造极 B ． 修齐治平的责任意识日益淡化 C ． 传统家国同构观念开始瓦解 D ． 士大夫自我实现途径趋于多元化 5．钱乘旦《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中这样评价理学:“它(理学) 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上述材料旨在说明理学 A ． 博大精深但有一定封闭性 B ． 排斥儒学以外的一切思想 C ． 概括了世间所有自然规律 D ． 内容丰富、探索世界本原 年代 年数 乞休次数 年平均次数 洪武 35 0 0 正统 29 4 0.14 成化 23 103 4.48 隆庆 6 76 12.67 万历 48 893 18.60

浅论中国酒文化及其精神文化价值

浅论中国酒文化及其精神 文化价值

摘要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在中国，酒文化更对伦理道德，文化性格，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语言文字，社会理想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酒文化以酒为载体, 以酒行为为中心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中国酒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蕴涵而在世界酒文化之林中独领风骚,中国酒文化蕴涵丰富、自成体系,具有很大的精神文化价值。 酒文化概念的引入 “酒文化”一词,是由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教授提出来的。萧家成撰文提出酒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酒文化就是围绕着酒这个中心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的、技艺的、精神的、习俗的、心理的、行为的现象总和。 围绕着酒的起源、生产、流通和消费, 特别是它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它的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等方面所形成的一切现象,都属于酒文化及其相关的范围。酒文化是以酒为特质载体,以酒行为为中心的独特文化形态。酒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同时还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影响, 与其他文化现象紧密联系。从本质上说,酒既具有自然属性, 又具有社会属性。酒文化研究的对象既包括原料、器具、酿造技艺等自然属性,更侧重于酒的社会属性, 即酒在社会活动中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艺术、科学技术、社会心理,民风民俗等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酒文化的历史 从现存的文字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酒在古代就有深远影响其中，纵情肆欲，荒淫透顶者有之：殷纣王荒淫无道，喜作长夜之饮，以酒为池，县（悬）为肉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身无羁绊，放浪形骸者有之：晋朝名士刘伶嗜酒如命，经常乘一辆小车，提一壶酒，让仆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叮嘱仆人：如果我死去，就地随便埋掉；饮酒为文，才思奔涌者有之：李白斗酒诗百篇，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浅斟细酌，交谊叙旧者有之：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寂寥落寞，有酒无朋者亦有之：无人竭浮蚁，有得至昏鸦凡此种种，蔚为大观中国的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 甲骨文就已有了酒字，写法是中间是个酒瓶，两侧曲线表示酒溢出，显然在甲骨文以前酒就出现了。据载：公元前21 世纪建立的夏王朝各代统治者大都喜欢饮酒，尤其夏朝末代帝王桀，每天只知和宫女侏儒等喝酒玩乐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西周的统治者以商纣王酗酒亡国之事为戒，开始实行酒禁政策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祭祀会盟用酒和各阶层人们饮酒的礼仪规格与限制越来越松两汉施行酒禁政策，虽说汉代统治者一再下令禁酒，但远比不上秦代严格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酒产生了特殊的兴趣虽说时有酒禁，但是总起来看是放纵饮酒的隋唐的统一，农业的持续发展，为酿酒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唐代各阶层人们均喜欢饮酒及至宋代，内忧外患，宋人不再具有唐代人的豪情壮志，他们转而在酒色之乡寻求安慰，及时行乐于是统治者对酒采取暗中鼓励的政策，借以多征收酒税以充实国库，所以宋代酒禁是松弛的，除了官僚士大夫外，市民饮酒之风也兴盛起来，各种酒肆在全国城乡普遍设立古代人做官不仅仅以科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