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一、简介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是美籍爱沙尼亚经济学家，哥伦比大学教授纳克斯（Nurkse）于1953年在其著作《不发达国家资本的形成》一书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纳克斯认为，“一国穷是因为它穷”（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即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并非国内资源不足，而是因为经济中存在若干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

二、主要内容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循环来论述：

（1）从供给方面看，资本形成有一个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低，低收入意味着人们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消费，而又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了储蓄水平低、储蓄能力低；低储蓄能力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导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效率难以提高；低生生产率造成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形成“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2）从需求方面来看，资本形成同样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下，这就意味着较低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低购买力导致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又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使得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难以提高；

低生产率又带来低产出和低收入水平。这样，形成“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诱—低资本形成—低生产效率—低产出—低收入”恶性循环。

循环过程如图所示：

贫困恶性循环图

三、解决

将两个循环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一方面，即使有了投资引诱，也缺少储蓄可以用来投资；另一方面，即使有了储蓄，也会因为投资引诱不足而难以消化储蓄。这两个恶性循环相互联系，很难打破，很难由向下的循环转变为向上的循环，因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困难是难以改变的。要打破恶性循环，必须采取平衡增长方式，增加储蓄的同时扩大投资，在许多行业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形成各行业之间的相互需求，扩大市场容量，以保证投资成功。

贫困概念的经典释义――贫困经济学理论探讨之一

贫困概念的经典释义——贫困经济学理论探讨之一谭诗斌 荆州扶贫信息网来源日期： 2003-10-30 本站发布时间： 2005-12-15 14： 44： 51 阅读量： 820 次形式逻辑学认为，概念是反映客观现象或客观现象本质属性的基本思惟形式。 概念的认识价值在于，能在对象中找到本质的、一般的东西。毫无疑问，科学的贫困概 念则是反映贫困现象本质属性的一种抽象。因此，研究贫困问题，必须首先把握贫困概 念的科学涵义。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贫困便一直成为迄今为止各社会形态中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 对于贫困这一社会存在，人们可以从感性上直觉它，但似乎很难从概念上把握它。 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中的贫困，人们能较容易地根据一些现象，如缺吃少穿、营养不良、没有足够收入、无法获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来作出感性判断，但真正对贫困作出抽象判断并对其一般概念给出准确、科学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贫困的特征是大不相同的。 同时，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对于贫困的理解和评价也是大不相同的。 正因如此，有些学者对贫困概念的科学涵义的可知性表示怀疑，陷入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困惑之中。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贫困一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萨缪尔森著： 《经济学》第14版，上册，第658 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英国学者奥本海默也认为： “贫困本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具备确实性。 它随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而变化。 ”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对“贫困”这一概念的涵义作出了种种解释。 较为经典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中国的传统解释——财货贫乏论中国古汉语对“贫”、“穷”、“困”的释义主要是指处于财货匮乏的境况。 关于“贫”，《说文》释义： “贫，财分少也。 ”《广韵真韵》曰： “贫，乏也，少也。 ”关于穷”，《广雅释诂四》释义： “穷，贫也。 ”也就是说，“贫”与“穷”含义大体相同，都是指缺乏财物。 但“贫”与“穷”有量或程度方面的差别。 《左传昭公十四年》说： “大体贫穷相类，细言穷困于贫，贫者家少财货，穷谓全无家业。 ”《荀子大略》道：

贫困理论

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在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 （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Pete Alcock）首先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Alcock, 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A）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B）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

中国的反贫困战争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和性别问题1 张林秀 （1999年10月29日，成都） 引言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内和国际上的统计资料，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有2亿多农村住户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1999）。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也很快。 一方面多数人认为贫困人口减少了许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不甚了解。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理解决定缓贫取得顺利的因素和贫困农村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本身。因为迄今中国仍有5千万到1.02亿人生活在国定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否更多地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或者说，应该归功于国家的扶贫项目？在评价扶贫投资状况时，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国家的扶贫投资在瞄准上是否有效？投下去的资金能否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指导制订就中国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做出有助于今后改进缓贫工作的决策提供信息依据。首先，简要描述中国的贫困地区的政策，以四川省的县级资料来分析对贫困县的瞄准是否准确。其次，重点分析扶贫项目对增长的作用。评估一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有多少是由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所至。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透国非农就业具体地考察一下农村妇女问题。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通过收入指标来考察贫困。虽然在收入和其他福利指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Wang和Zhang （1999）以及世界银行（1999）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地区和文盲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表现较差的地区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考察瞄准和决定增长的因素时，我们用的是西部贫困省的数据，即四川省。 贫困地区的政策 虽然1986年中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全国规模的扶贫方面的政策，这并不等于说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没有受到过特殊关注。考虑到贫困地区对整个经济的边际贡献小，即便改革不成功损失也不会很大，改革者们允许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公社比其他地区早些解散（早在70年代末期）。当时中央政府已在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了，有的是通过直接的预算转移支付（Park 等，1996），有的通过粮食销售补贴或其他方式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帮助（Park, Rozelle和Cai，1994）。然而，由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开，预算资源越来越稀缺，这些支持一直在减少2。市场改革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产量和收入普遍提高（Weersink 和Rozelle,1997）。这些变化帮助一些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在中部和沿海深受“以粮为纲”政策影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适合生产粮食（Lardy，1983）。 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改善边远闭塞地区资源匮乏农户的贫困状况，这些地区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将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国务院，1989a至1989e;1991）。为此国务院专门组建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即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或LGEDPA）负责新的一轮反贫困战争。领导小组的工作重心是官方划定的“贫困”县。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负责从预算中划出一部分，同时让银行从扶贫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下贫困县的选取过程，考察一下几个主要的扶贫项目。 1该文主要摘自于以下两篇文章：（1）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黄季火昆合写的“中国的反贫困战争”；（2）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Andy Mason 合写的“新的机遇和阻碍：中国农村的非农工作、工资和性别”。

(完整版)发展经济学学习题库

发展经济学习题库 一、选择题 1.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经济“起飞”所需具备的条件不包括( C ) A.农业和工业中采取了现代的组织技术与方法 B.储蓄率不低于国民收入的10% C.人口增长率不高于3% D.经济中出现了新的重要的工业部门，而且能带动辅助部门发展 2.如果资本产出比是3，经济增长率为9%，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计算，储蓄率应为( D ) A.3% B.6% C.12% D.27% 3.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科学技术水平是( A ) A.内生变量 B.外生变量 C.常数 D.变量 4.人口过渡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的变化，发达国家正处于第三阶段，其特点是( C ) A.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 B.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 C.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 D.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 5.根据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我们知道：在城乡收入差距一定的条件下，城市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则( C ) A.城市的失业率越低 B.农村的失业率越高 C.城市的失业率越高 D.城市和农村的失业率同步下降 6.已知某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是15%，名义利率是8%，则实际利率为( B ) A.-8% B.-7% C.7% D.23% 7.绿色革命就是( B ) A.对动物和森林实现彻底的保护，避免对野生动物乱捕乱杀，对森林乱砍乱伐 B.推广和应用粮食优良品种 C.农业生产广泛运用基因工程技术 D.广泛播种和生产绿色食品 8.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属于( B ) A.极端的平衡增长理论 B.温和的平衡增长理论 C.完善的平衡增长理论 D.不平衡增长理论 9.熊彼特认为，正是由于企业家群体的创新，才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活动不包括( D ) A.引进一种新产品 B.开辟一个新市场 C.实现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D.扩大生产规模 10.环境污染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是( D ) A.人们的健康状况会受到损害 B.社会生产效率下降 C.优美的环境给人们带来的愉悦感和舒适感可能消失 D.以上三项 11.一个人的学历证书或培训证明是要解决( D ) A.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 B.教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C.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D.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 12.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两类知识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两类知识是( B ) A.科技知识和经济学理论知识 B.技术知识和属性知识 C.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 D.工程技术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 13.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它就是( C ) A.土地的收益递减 B.劳动的收益递减 C.科学技术进步 D.人口增长放缓 14.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是(A ) A.李斯特的“幼稚工业论” B.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假说 C.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 D.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

社会资本与贫困：一个理论框架的解释(一)

社会资本与贫困：一个理论框架的解释(一)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

(完整版)贫困理论A-F双临界值方法介绍

A-F方法介绍 贫困的内涵很丰富，也有很多种界定方式。从最早的绝对贫困，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到的资源贫困、能力贫困等。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贫困到多维贫困的转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也包括了人均寿命、卫生、教育和生活条件等社会文化因素。直到2010年，UNDP第20个《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多维贫困指数MPI，认为贫困的维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收入不足的范畴，其涉及到不良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谋生手段的缺乏、恶劣的居住条件、社会排斥异己社会参与的缺乏等诸多方面。 A-F双临界值方法，在2007年5月，由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的Sabina Alkire和James Foster基于Sen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发展为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简称为AF 方法，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如前文提到UNDP与2010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了AF方法计算得到的MPI指数。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小林（2009）采用A- F方法，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王艳慧等（2013）对河南省南阳市四个国家贫困片区县进行了多维贫困度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A-F双临界值方法的优势是能够同时将离散型的定型数据和连续型的定量数据纳入测试模型进行测量。同时，A-F双临界值方法提供的是一种测量多维贫困的框架，非常具有弹性，更多的关键选中留给研究中自己决定，包括选中贫困的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各维度的权重以及贫困的临界值等。 Sen (2002)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人们的这些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因而导致贫困，所以，多维贫困测算的目的就是识别出哪些个体的哪些可行为能力被剥夺，从而测算出标示贫困个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指标(H)，标示贫困深度的“平均剥夺份额”指标（A），以及标示贫困人口群体综合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指数”指标（MPI）。 本文利用“维度加总”和“维度分解”策略来综合评价贫困个体在各个维度的具体贫困状况。其中，“维度加总”能够计算贫困个体所有维度指标的综合贫困指数——MPI，“维度分解”则可以计算出各个维度指标对综合贫困指数的贡献程度。所设计的具体算法如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图1为多维贫困测算的流程图，表1为变量释义）： 1)根据所构建的多维贫困维度指标体系，把入户调查数据中各户所对应的数据项导入到数 据矩阵中。构建农户数据矩阵Y（n?d）。其中，n表示测算个体数量，d表示指标数量。 2)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中确定的指标临界值以及农户数据矩阵Y，可以得到相应的剥夺 矩阵g0（n?d）。剥夺矩阵g0用来表示存储农户被剥夺的情况，如果农户在某指标下是被剥夺的，在剥夺矩阵中该农户该指标的值为1，表示其为剥夺状态；否则该值为0，表示为不剥夺状态。 3)在剥夺矩阵中根据贫困临界值K确定出多维贫困个体，并且把非贫困个体的剥夺值进 行归零处理，剔除非贫困个体的剥夺信息对贫困加总的干扰，把归零后的剥夺矩阵称为已删减矩阵g0（K）（n?d）。该矩阵能够记录表征为多维贫困个体的指标剥夺情况，矩阵中的K表示贫困临界，即被确定为多维贫困个体的被剥夺指标数不小于K值。 4)根据已删减矩阵的贫困个体剥夺信息进行贫困加总，计算出多维贫困发生率、平均剥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8.14)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 2017年08月14日 01 版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八十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扶贫的理论、模式、难点及路径

扶贫的理论、模式、难点及路径 一、扶贫的主要理论 国外学者对扶贫开发问题的研究早于我国，他们称之为反贫困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系统。 1、xx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克斯(Nurkse)在他的《不发达国家资本的形成》一书中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中存在着两个恶性循环，一个是因为低收入而导致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再到低收入；一个是低收入导致低购买、低投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再到低收入。这两个循环相互作用，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经济缓慢发展和难以摆脱贫困的境地。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走出贫困，就一定要加大投资力度，提高国民储蓄能力，进而促进资本的积累与形成。该理论指出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也为这些国家摆脱贫困指明了方法，但由于过于强调储蓄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功用而受到非议。 2、xx的“低水平陷讲”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基本处在维持生命或者接近这一水平的均衡状态，也就是所谓的“低水平均衡陷讲”。他认为当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这一理论值时，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就会被比国民经济收入增长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从而使得人均收入倒回到维持生命的阶段；而当人均收入大于人均收入这一理论值时，国民经济收入增长又超过了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就会相应增加；然而一旦国民经济收入水平下降到与人口增长水平一致，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会达到一种新的均衡。故在最低人均水平增长到人口增长率相等之间，就存在着所谓的“低水平均衡陷讲”。该理论分析了资本不足、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强调了资本积累和形成对摆脱“低水平均衡陷讲”的决定性作用。 3、舒尔茨的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理论

贫困的测度和标准及计算方法

贫困的测度和标准及计算方法 贫困测度是贫困研究的基础，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 Sen（1976）指出，贫困测度必须要面对以下两个问题：（1）贫困的识别；（2）利用贫困的信息构造贫困指数。建立在正确选择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的贫困测度，才能更好的为反贫困事业做出贡献。 早期的贫困测度中，贫困识别是依据居民收入或支出的高低。（在贫困主体的识别过程中，贫困标准的确定至关重要，一般是根据当地居民生活的最低保障水平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进行制定，因此各国贫困标准的设置不尽相同。贫困标准（即贫困线制定）上，根据《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2010年1期，中国采用2100大卡热量作为农村人口贫困营养标准设定食物贫困线，并用回归计算方法推算出非食品贫困线，再将食品贫困线与非食品贫困线相加得到贫困线。但中国的贫困标准被认为相对较低。）而这种单维贫困测度，以收入或支出作为贫困标准，忽视了个体的脆弱性和贫困的长期性，个体的健康、教育、财产状况以及公共品的可获得性都会影响到个体的贫困程度。 杨改兰一案中，13年其家庭总收入为元，在12月的低保户动态评议上，因为家庭收入高于当年农村低保标准，核销了低保资格。这就是以收入为贫困标准的体现。虽然在这一惨案中，我认为低保资格的撤销并不是悲剧造成的主要原因，心理的病态和教育的贫穷才是主要的原因。她的生长环境导致她的心理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又缺乏关注和因其缺乏教育而没能及时采取纾解干预手段，种种矛盾叠加，让杨改兰长期处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无法纾解，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是一种心理健康的“贫穷”。 Sen（1999）认为，贫困应当被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能力贫困”意味着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难以借助于现代教育、信息扩散、知识外溢、社会资本积累等效应来充实自身的经济能力，以致人力资源含量、知识与技能水平极低，在发掘经济机会、参与经济政策决策、增加对自身的投资、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创新性经济活动中获利、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等方面“无能为力”。所以要正确衡量个体的贫困程度，就必须从多个维度来考虑个体被剥夺的状况。

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

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贫困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青睐。在现代传统经济学中，贫困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收入问题，许多贫困或经济平等的测量指标如基尼系数，都是以人们的收入作为研究基础。而阿马蒂亚·森在对大量的贫困问题研究后提出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贫困度量方法，并且从权力缺失的考虑出发，对贫困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解释。本文将介绍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延续其研究思路，以期给经济学补充一个从更深刻的伦理层次认识贫困的视角。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伦理经济学贫困理论权利失败 贫困的概念 （一）贫困度量的传统方法 在度量贫困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基尼系数”等一系列指标。然而，以上指标只是从一个方面即收入的低下去衡量贫困，充其量只能作为识别穷人的一种方法。在一些传统的研究中，度量贫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先定义一个贫困线并以此统计出穷人的数量，再把贫困定义为贫穷人口与社会总人口之比，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ead-count measure），记为H。在这种方法下，全体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收入的降低丝毫不会影响贫困程度，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只要不越过贫困线，也不能得到任何体现。二是度量全体穷人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距离总和，即比较流行的“贫困缺口”度量法，可以公式化为“收入缺口比率”（income-gap ratio），记为I。而这种度量法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只要穷人之间的收入转移不突破贫困线，收入缺口比率对收入转移就肯定是不敏感的”。 （二）贫困的识别和加总：森贫困指数 由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较全面的贫困定义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和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的总体印象，即贫困的“识别（identification）”和“加总（aggregation）”。上述两个指标H 和I分别度量了其中一方面，H代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而I代表与贫困线相比绝对收入的贫困比率。为了弥补度量中缺少的收入分配问题，阿马蒂亚·森引入了基尼系数G，G度量的正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从而阿马蒂亚·森得出了一个更精确的衡量贫困的指数P，P=H{I+(1-I)G}（阿马蒂亚·森，2001）。P指数很好地把握了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识别”和“加总”了贫困，而且反映了分配的不平等程度：P随着G的增大而增大，当分配绝对平均即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时，G为0，此时P=HI。 （三）权利方法 在考察了贫困的度量之后，阿马蒂亚·森转入了关于贫困成因的分析。阿马蒂亚·森（2006）认为生活的贫困不仅指这个人确实身处贫困状态中，而且包括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造成的机会的缺乏，从而使其不能自由地选择其它生活方式。经济贫困的表象如低收入等最终也应将被视为能力的剥夺，人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缺少获得正常生活条件的能力，“权利丧失”才是贫困的根源。 在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权利包括了：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劳动权利和继承转移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由行动并获得所需的基础，其中的任何一个权利散失或遭到剥夺都将影响人们的可行能力。在贫

理解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_评_社会变迁_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_

农业经济问题 (月刊) 2009年第10期 理解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 评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丁士军 赵 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期,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进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贫困现象与弱势群体。在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还有一部分受到直接冲击和影响的人群,如国有企业转型带来的下岗职工和大型工程项目建设造成大量的工程移民。这些受到直接冲击的人群,经历了职业、环境和生计等多方位的改变,承受着因为社会政策和外来力量的介入导致的失业、贫困等问题,成为社会的边缘化人群。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工程移民。在当前的研究中,人们对主动外出务工经商的自愿移民群体问题有很多关注和了解,而对工程移民问题的研究和认识还是更多局限在工程和技术层面;对于工程移民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多关注制度安排和安置环境,缺乏对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 由杨云彦、黄瑞芹、胡静和石智雷合作的新著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该书尝试从新的视角研究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这是作者历时三年多完成的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以工程移民作为研究社会变迁中介入型贫困的切入点,在南水北调中部工程库区第一手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工程移民群体在外力冲击下的村社和个人特征,深入研究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移民缓解贫困的作用和运作机理。作者不仅对社会变迁过程中贫困易发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和明确的理论解释,还就介入型贫困的缓解对策和能力再造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读全书,这本专著有以下一些特点和创新: 第一,全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贫困人口和贫困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很早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论解释,更缺乏足够深入的实证分析。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是问题研究的关键,不然,所有论述只能游浮于表面。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一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以重大工程建设带来的大量非自愿移民作为研究社会变迁导致群体贫困问题的研究对象,具有原创性。进一步地扩展到受社会变迁影响的其他边缘化群体,如农民工、下岗职工以及失地农民等等,还涉及到农村贫困以及在外力冲击影响之下的可持续发展。该书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方面突破了研究社会变迁中贫困问题的实证难问题,这不仅对于贫困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社会变迁以及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作用;另一方面突破了学术界研究工程移民就事论事、局限于移民群体、缺乏理论升华的问题,为研究工程移民打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预示了重要的研究前景。对这一点,我相信仔细阅读过这部著作的读者将深有体会。 第二,重要的理论创新。社会变迁会带来一部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并成为贫困高发人群。为什么在外力影响下会带来一部分人的贫困?其贫困的特征和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该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提出并研究 介入型贫困 和弱势群体 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学术专著。该书对以上问题给 108

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它由美国学者刘易斯（O．Lewis）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而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的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 贫困文化理论基本上属于贫困的个人责任论。虽然刘易斯并不认为这种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是这种理论还是遭到许多批评。主要的批评观点包括：贫困文化理论夸大了穷人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穷人本身并不是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各群体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反映，贫困文化理论未能解释穷人贫困的起始原因。 贫困作为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相生的社会现象，人们长期以来总是将其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分析，从而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是实践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依然如故。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乃是源自于贫困文化。 一、什么是贫困文化？ 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的―贫困文化‖这一概念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人们常常将―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二者之所以被混淆，主要是由于二者包含的―文化‖一词所引起的。―文化贫困‖中的―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知识‖ 一词的含义，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然而，―贫困文化‖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的，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总而言之，―文化贫困‖主要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而―贫困文化‖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念。

马克思理论与我国的贫困问题

马克思理论与我国的贫困问题 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困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依据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制度决定、技术基础和表现形态等三个层面,并结合我国二十多年扶贫的实践,分析当前贫困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提出进一步加快有效反贫困的对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贫困，反贫困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贫困理论与我国目前的贫困问题似乎无关,其实不然,虽然马克思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若去掉相关社会制度的内容,其中贫困理论的一般规律的分析,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困问题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一)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按照人均年收入668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表明,我国农村2600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将近5000万刚刚脱贫的低收入人口。此外, 2200万城市居民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属于各地政府的扶贫对象。目前约有9000万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还不足千元。 ①按照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应当与时俱进。萧灼基教授就曾呼吁:“应该把贫困标准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1000元。”② (二)原因分析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还存在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毋庸置疑,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得国家具有强大的调控能力。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规律仍然会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因此,用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来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当然,这种作用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除此之外,我国的贫困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部门间差距、区域发展不协调、自然资源不平衡等诸因素引起的,这是与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不同之处。 目前我国城镇所出现的劳动就业难与贫与贫困问题密切相关,而劳动就业又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就会降低对劳动就业人口的需求,即使企业规模扩大,在就业人口总量有所增加的条件下,相对量的减少是一种必然性。既要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又要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阶段和我国充足的人口资源优势,调节高、中、低程度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合理组合,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从源头上消除劳动就业问题所导致的贫困。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三种剩余人口的论述来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从而掩盖了他们失业和半失业状态,这是一种隐态;其中的农民工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就是一种显态,他们成为了过剩人口,即“潜在的过剩人口”或“流动的过剩人口”。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场经济活跃的地区,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使输出者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和创收机会。同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输出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这对于减缓农民贫困问 ①中国有9000 多万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 http: / /www. sanxiau. net/dep t/ jcc / read. asp? id = 447. 2005 - 5 - 27. ②萧灼基. 贫困标准应从目前水平提高到1000元。 http: / / finance. sina. com. cn / economist/ jingjixueren /20050527 /22001631932. shtml

贫困陷阱与贫困循环研究--以贵州麻山地区代化镇为例

第36卷,第2期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Vol．36,No．2,pp94-101一一2015年4月一一一一一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April,2015一一一 ???????????????????????????????????????????????doi:10．7621/cjarrp．1005-9121．20150213四区域农业四贫困陷阱与贫困循环研究 ? 以贵州麻山地区代化镇为例 王亮亮1,杨意蕾2(1.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陕西西安一710128;2.深圳德安泰防护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深圳一518055) 摘一要一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重视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部分地区仍然发展缓慢或 者返贫现象突出三该文以贵州省 十二五 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背景,着重从贵州麻山地区产业结 构单一二收入水平低下二劳动力外流二基础设施不完善二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方面分析了贵州麻山地区近 几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出了贫困陷阱,并研究了导致该地区陷入贫困循环陷阱的原因三文章以发展经 济学家纳克斯的 贫困恶性循环 二纳尔逊的 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缪尔达尔的 循环积累因果理论 为 基础,探讨分析了麻山地区存在的4因素贫困循环链,即环境要素制约型贫困陷阱二物质资本因素制约型 贫困陷阱二基础设施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和人口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三文章通过实地调查,结合现有理论 基础,提出错综交织的循环链扣是麻山地区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源三最后,总结了摆脱困境的5条政策性 建议三 关键词一贫困陷阱一贫困循环一循环链贫困论一贵州麻山地区 一收稿日期:2014-03-04一王亮亮为硕士研究生一杨意蕾为工程师一?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 1　引言 经济学领域对 贫困陷阱 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三发展经济学中的 贫困陷阱 ,是指由于经济中存在恶性循环,使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落后且难以摆脱的情况三通常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二家庭二群体二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再生产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三因此,贫困陷阱常与贫困循环相伴而生三1953年,拉格纳四纳克斯在其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不足,限制了资本形成,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1]三1956年,纳尔逊利用数学模型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二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二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三他认为,低水平均衡陷阱是由较低的人均收入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 陷阱 [2]三随后,缪尔达尔在此基础上提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三认为,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是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关联二相互影响二互为因果的积累结果三在经济循环积累过程中,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三前者指落后地区的资金二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落后地区发展要素不足,发展缓慢;后者指发达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3]三从20世纪40年代起,大批殖民地二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各个国家都在与贫困进行艰苦斗争,发展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脱贫之路,但是减贫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三20世纪50年代的理论重点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的重大意义并在宏观层面分析经济问题三到了20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