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中印文化交流

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将中印关系的发展推向一个高潮。在中印两国学者和政要的热情支持下，1934年5月，印中学会首先在印度成立。次年5月，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其最大成就是推动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的两个学会对于增进中印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印度都是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上两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相得益彰，两个相邻大国之间有着悠远的经济和文化往来。然而，由于英国殖民者侵占印度为其殖民地，并进而侵犯中国西藏，导致中印政治关系中断。中印文化交流也进入了特殊的年代。19世纪20年代，印度国大党奉甘地为领袖，掀起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高潮，出现各条战线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猛烈冲击英印当局的殖民统治，中国则出现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推动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发展。

泰戈尔访问中国与中印学会的建立

1913年, 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1924年4月，泰戈尔访问中国，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泰戈尔热”。

中国报刊上充满了欢迎和赞美泰戈尔的文章。泰戈尔访华的主要接待人和翻译、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称颂泰戈尔的访问中国，如同泰山日出，“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翻登了云背，临照在天空”，是“东方的复活”，是“光明的胜利”。中国的左翼作家则从另一角度对泰戈尔表示敬重，《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刊载沈雁冰的文章，赞美泰戈尔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泰戈尔先后访问了中国的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到处发表演讲，与众多中国文化名人交流，向中国人民传递印度人民的情谊，对于恢复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时，曾深情回忆泰戈尔在中国的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赞扬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惦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

泰戈尔访问中国，首先推动了中印两国革命运动的互相支持。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标志的中国反帝爱国运动得到了印度国大党、印度共产党等各种政治势力的欢呼与支持，也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印两国的民族主义政党和领袖加强了联络和互相支持。

中印学者的互访，自古以来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传统，即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也没有完全中断。早在1901年11月至1903年5月，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在印度居留17个月，著有《印度游记》，开创了近代中国学者游学印度的先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关注印度，主要目的是“举印度之事以警中国”。据林承节统计：康有为有80篇论著100处，梁启超有近百篇论著200余处提及印度。他们猛烈抨击英国殖民者对于印度的高压统治和种族歧视制度，深切同情和描述了印度人民的亡国奴生活，分析和研究印度亡国的原因，将对印度问题的思考与中国如何避免重蹈印度覆辙问题相联系。自泰戈尔访问中国后，推动中国高层学者出现了一个游学印度的高潮。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初，中国学者谭云山、徐志摩、许季上、许地山、高剑父等先后访问游学印度。尤其是谭云山长期在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任教，并曾周游全印度，著有《印度周游记》《印度丛谈》等，对于推动中印间的相互了解起了重要作用。

从1931年起，谭云山与泰戈尔酝酿建立中印学会的计划。在中印两国学者和政要的热情支持下，1934年5月，印中学会首先在印度成立，设在国际大学，泰戈尔任主席。次年5月，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任理事会主席，戴季陶任监事会主席。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学会推动了一系列中印文化交流活动。如中国中印学会向印度印中学会赠送中国古籍，第一批有6万卷之多；分别在印度的大学设中国国学和中国佛学讲座，在中国的大学设印度佛学和印度文化讲座；推动中国学者陶行知等访问印度，选派留学生赴印度学习等。

泰戈尔与中国学院的建立

中印学会最大的成就是推动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在谭云山教授的积极奔走下，筹集款项的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泰戈尔则在由他主持的国际大学专门拨出一大块土地用于建设中国学院。1937年4月14日，该学院举行成立典礼，甘地亲自致函祝贺，尼赫鲁派女儿为代表出席，泰戈尔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称该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中国和印度接壤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两国人民现在要把这些信道开阔平整起来，使之畅通无阻，以便更密切有效交往。”谭云山被任命为中国学院院长。中国学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印文化交流关系达到了新的水平，中印文化交流由此而有了一条常年开通的渠道，其意义不可低估。

抗日战争期间，中印文化交流继续得到发展。1939年8月，尼赫鲁访问重庆期间，曾撰写《发展中印关系意见书》送交中国国民党中央。该文指出：中印两国皆在作培养国力、争取自由的奋斗，因此彼此可以借镜之处甚多。并提出7点建议，深得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赞同。国民党中央陈立夫、朱家骅在参考尼赫鲁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印文化合作办法办法大纲》。这反映了中国官方积极推动中印文化交流的意愿和政策走向，使双边的文化交流活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39年底，著名中国画家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历时1年多时间。其他赴印讲学访问的著名学者还有陈翰笙、常任侠、金克木、徐梵澄、吴晓铃、陈洪进等。1940年初，中国太虚法师率佛教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赫鲁曾会见该代表团。同年，中国回教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穆斯林领导人真纳会见代表团。11月，国民政府派遣考试院长、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率中国高级友好访问团访问印度，并携带蒋介石亲笔函分致甘地、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当时，尼赫鲁由于参加反战不合作运动已被英印当局逮捕入狱，戴季陶到尼赫鲁家表示慰问，并转交了蒋介石的信件和礼物。1941年年8月，印度独立运动家、全印妇女协会副主席卡拉黛维夫人访问重庆，蒋介石在会见时表示：“中国得到自由与独立以后，第一要务当为协助印度与朝鲜之解放与独立也。”

泰戈乐逝世与中印友谊的提升

1941年8月，泰戈尔因病逝世，中国朝野无限哀痛。中国战时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亲发唁电，内称：“耆贤不作，声委无闻，东方文明，丧失木铎，引望南邻，无任悼念。”并撰写挽联“诗圣云亡”。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的挽文对泰氏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泰戈尔“是歌颂自然的诗人，也是改革现实的健将；是东方精神的号兵，也是国际主义的旗手；是印度的儿子，也是亚洲文化的卫

士、世界文明的前驱；他曾为印度不合作运动而忿怒，他曾为中国反侵略战争而呐喊，他曾为东方兄弟的命运而忧思，他曾为西方朋友的学术而奔驰；泰戈尔先生而今不在人间，可是他的精神却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

1941年11月19日，由中央研究院、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印学会、中国哲学会等7单位联合举行泰戈尔先生追悼大会及纪念演讲会。11月24日，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决定由中央广播电台播放泰戈尔先生之留声机片，并由张道藩发表广播演讲。12月5日，又由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等领衔发起建立“泰戈尔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大型的纪念册，内容包括泰戈尔先生的传略、年谱、著作表、来华讲学纪事、照片、函电、自制乐谱、相关的纪念文字以及挽诗、挽词、挽联等18种资料。这些都表达中国人民崇敬和怀念泰戈尔的心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结成同盟国关系，共同进行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援助印度等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成为中国官方战时重要的外交目标之一，并视之为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中国官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尤其是对英、对美交涉中，继续劝说英国放弃殖民主义立场，抗议英印当局对于印度“不合作运动”的镇压，不断催促美国主持正义，对英国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顽固的殖民主义立场，早日给予印度独立的承诺和保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印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2年8月，中印学会为适应战时中印关系的发展需要在重庆举行会议，修改会章，扩充会员，推举朱家骅为理事长，顾孟余为副理事长，陈立夫等为常务理事，戴季陶为监事长，陈布雷为副监事长，王宠惠等为常务监事。戴季陶指出：“现在印度已具有独立自治之政治规模，其人口在4万万以上，以世界言之，合中印两国人口即达8万万以上，故就新亚细亚言以及就新世界言，中印文化之研究合作，实与人类之安危祸福、国际之治乱兴衰所关最大。”

中印学会拟定了详尽的工作计划，关于组织工作，以“详切拟定各种会议之章则，健全本会之组织，加强行政之效率”为中心工作；关于总务工作，以“精密筹划本会应用经费之来源及其处理办法”；关于研究工作，以“特聘中外知名之专家，共为中印各项事业之臻密发展而讨究，且对中印双方有志中印事业优秀之学子介绍而达成交换留学，储育今后本会工作之基本干部”为中心工作；关

于学会活动，以“切实促进中印双方相互之了解文化之交流”为中心工作。同时，该学会还拟定了《研究及编译工作计划纲要》。

中国中印学会参与了推动中印关系发展的一系列活动。1942年10月，印度印中学会也于圣地尼克坦举行大会，修改会章，扩充会员，推举泰戈尔的哲嗣罗缔·泰戈尔为主席，尼赫鲁为名誉主席，从中可见泰戈尔在中印文化交流之中依然发生着重要的影响。11月24日，该学会第3届年会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举行。中国教育部、中国中印学会朱家骅、戴季陶、中国驻印专员沈士华、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保君健等致电祝贺。会议就印中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决定。

1942年11月8日，中印学会举行茶会招待印度驻华专员梅农夫妇，到各界政要80余人，宾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家骅称颂：“印度与中国乃兄弟之邦，有数千年之友好关系，从未发生过战争，学术上互相影响尤多。”梅农答称：“中印情谊之基础，全建筑在感情与文化上，故能互相了解。中印两国间虽有喜马拉雅山之阻隔，然历史上中国之伟大学者，曾不辞艰辛，跋涉万里以至印度，其所企求者不过学术而已”，指出：“自二次大战爆发以来，世界上爱好自由之民族团结一致，此时中印遂得再度携手，喜马拉雅山之阻隔，已为航空所征服，此后两国交通自更便利”等等。同年，印度发生严重粮荒，灾民数超过千万，饿死者无数。中印学会发起组织“印灾筹振会”，聘请宋美龄为名誉会长，戴季陶、朱家骅任正副会长，由中国朝野重要人物30余人任委员，曾举行大会，发动国民募捐，援助印度灾民，使两国人民的情谊更进一步。

泰戈尔访问中国，开辟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印间的两个学会对于增进中印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4课 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4课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2019年同步练习卷 一．选择题（共16小题） 1．下列可印证唐朝时期中印友好往来历史的是（） A．遣唐使B．玄奘西行C．鉴真东渡D．唐招提寺 2．唐朝的对外开放不仅影响到亚洲文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唐朝“开放”的表现包括（） ①鉴真东渡日本 ②玄奘西游天竺 ③日本“遣唐使”来华 ④郑和下西洋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3．“唐朝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并列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声誉远扬海外，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当时，与我国进行友好往来的亚洲国家是（）①日本②新罗③天竺④雅典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D．②④ 4．某小组开展研究性学习时，检索了一下关键词：“日本”、“佛教”、“《东征传绘》”、“唐招提寺”。他们研究的主题是（） A．玄奘西行B．鉴真东渡 C．郑成功收复台湾D．戚继光抗倭 5．高僧玄奘和鉴真不忘初心，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到达理想的彼岸。其“西行”和“东渡”的共同作用是（）A．加强了边疆管理B．开凿了丝绸之路 C．传播了中国文化D．扩大了唐朝疆域 6．“有容乃大”是唐朝超越前朝的特有文化气派。以下能体现唐朝“有容乃大”的是（） ①玄奘到天竺学习佛学 ②吐蕃与唐朝“和同为一家” ③日本多次派出使者来唐朝学习 ④马可?波罗来中国经商。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7．认知和探究历史地图，从中提取有效信息，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如图反映的史实可用来直接研究唐朝的（） A．民族交往B．对外交往C．经济繁荣D．文化昌盛

8．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是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正像春雨润物细无声。说到唐朝外交，我们不自觉地就会跳出一个词：开放。对于开放，人们的印象往往是文化的输入，可是对唐代而言就是凭着开放，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唐文化圈。下列与唐文化圈形成无关的是（） A．册封少数民族首领B．玄奘西行 C．遣唐使、鉴真东渡D．新罗留学生涌往长安 9．玄奘携带佛经自天竺归来后，根据他的口述，由他弟子记录整理而成的作品是（）A．《西游记》B．《西厢记》 C．《天竺记》D．《大唐西域记》 10．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只有一个年号叫贞观。下列史实不是发生在贞观年间的有（）A．文成公主入吐蕃 B．广用贤才，形成“房谋杜断” C．发展生产减轻赋税 D．鉴真东渡日本 1.（2018?福建）下列可印证唐朝时期中印友好往来历史的是（） A．遣唐使B．玄奘西行C．鉴真东渡D．唐招提寺 【考点】唐朝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遣唐使、玄奘西行、鉴真东渡 【分析】本题以唐朝时期中印友好往来的历史为切入点，考查的是唐朝对外交往的相关知识点。 【解答】唐朝时中国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贞观初年（唐太宗时），他从长安出发，历经艰险，前往天竺，在那烂陀寺游学，成为著名的佛学大师。贞观后期，携带大量佛经回国。他专心翻译佛经，还以亲身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中亚、印度半岛以及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 故选：B。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历史史实的准确识记和理解能力。注意掌握唐朝对外交往的有关内容。 2.（2018?滨州）唐朝的对外开放不仅影响到亚洲文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唐朝“开放”的表现包括 （） ①鉴真东渡日本 ②玄奘西游天竺 ③日本“遣唐使”来华 ④郑和下西洋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考点】唐朝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遣唐使、玄奘西行、鉴真东渡

从中印饮食习惯看民俗差异

从中印饮食习惯看民俗差异 摘要：现今世界人们主要使用的餐具主要有以下三类，它们分别是筷子、刀叉和手指，这是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按进食方式划分的话，世界版图可以三分天下——欧洲和北美主用刀叉；中国、日本、越南、韩国和朝鲜等用筷子；非洲、中东、印尼及印度次大陆以手指抓食。为何会产生如此差异？古往今来有不少学者也发现到此现象并对此进行研究，但大多以三类餐具为基本点出发探讨各使用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甚少有人以以三者为终点进行探讨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饮食习惯差异，今笔者基于个人兴趣主要跟大家分享、探讨关于中印饮食习惯差异产生的一些想法或者臆想。 中印饮食 若说到餐具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提及到饮食，这是与餐具最直接相关联的事物。中国自古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令中国物产富饶，上至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一样（除却有毒动植物）不可搬之上桌，因此中国的食物种类繁多，按理与之相搭配适应的餐具也应是种类多样，据相关史料考据中国历史上曾在不同时期出现过箸，刀叉、匙，但最后唯余箸即筷子一统江山,反观印度。印度也是一个饮食丰富的国家，有面点闻名的印度飞饼、也有米饭等，咖喱是印度人民的最爱，据曾旅居印度的人士介绍，印度人民每餐必有咖喱，可谓是无咖喱不欢，但我们知道咖喱类食物皆是流质食品，极少做成干物，以常理推导印度人民必是选用可开怀畅食的汤匙，但与之相反印度人喜用手指进食，作为一名自小习惯使用筷子进食的人我很难想象印度人民是如何进食，当然也很是佩服他们流质食物也能用手抓食得干干净净。既然饮食同为丰富多样那为何不曾出现相似的进食方式？我认为有历史现实的因素也有文化差异的原因。 中国

浅谈清朝玉器

摘要：清代是中国玉器制作的又—鼎盛时期,它集历代之大成,总结发扬数千年的雕刻技艺,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玉器,用途之广,雕塑之精,设计之妙,创新 品种,达到了高峰。 关键字：玉器的发展玉器的制作玉器的纹饰玉器的文化含义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各种工艺美术空前繁荣，其中玉器艺术更为突出。 清代是我国古代玉器最为发达的时期，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较以往有超越性的突破。此时，制玉作坊遍布各地，由宫廷直接控制的作坊便有十处。南方以苏州、扬州为中心的“南作玉”和北方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作玉”，是此时最具代表的两大流派。清代初期的玉器制造主要在民间，宫廷制玉较少。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的喜好，原料的丰富以及工艺的进步，宫廷制玉发展较快，不仅出现了大批礼器，还制成一批体积庞大、雕琢复杂的玉山，一些乾隆御书的题记、诗文，还被琢刻于玉册之上，置于精巧别致的紫檀匣中收藏。乾隆之后宫廷制玉有所衰退，但晚清民间市场仍十分活跃，不断推动清代制玉的发展。 清代玉器无论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期。形成了不同风格和技术特色的“南玉”“北玉”制玉中心。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黄玉极少，也受到爱重。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仍是苏州专诸巷，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工艺后来居上，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图玉山》即其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 清代玉器无论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期。由于乾隆皇帝爱玉，所以清代玉产地主要有除了苏州、扬州还有宫廷，呈三足鼎立趋势，各具特色。 清代玉器品种和数量繁多，以陈设品和玉佩饰最为发达。陈设品有按青铜器为祖型的仿古形式器皿及各种仁兽，瑞禽的造型，新增的品种有山水、花鸟玉山，浮雕图画式的玉屏等。玉佩的品种更为丰富，成为各阶层民俗事项和服饰广泛佩戴使用的装饰品和吉祥物。此外兼有实用功能的各种玉器皿，文房用品数量和品种也较历代多有增加。 清代玉器在制作上以乾隆时代为分界线，前期治玉重视选料，由于开采条件改善，采集到的优质白玉、羊脂玉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材质的精美，为这一时期能产生许多珍宝性艺术品，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工艺加工方面，琢工精巧，光工细腻。乾隆时代的玉器皿的轮廓线都极规则，横平竖直外缘及子口转折严整挺拔。棱角多呈劲挺锋锐状。起凸的浮雕图案边缘，也处理成锋利边线，观之剔透，触之扎手。在抛光工艺上也很讲究，一般细光处看不见琢镞的痕迹，细光能达到玻璃光亮度。 清代中期以后，玉器生产渐入衰落，不但规模减退，工艺制作上取巧偷工造成规格越益粗糙。如所琢树木花草枝梗，不再精到的琢出圆润的，符合生态的形象，仅以两面削琢的角形凸起代替。花卉图案也不再细致地琢出枝叶穿插、花叶翻卷的形态，太多取平面的浅浮雕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取得了哪些成就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取得了哪些成就 在明清时期虽然中国处于闭关锁国时期，对外来文化予以排斥和不接受，但在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历史的趋势下，中西方文化得到交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下面是我对明清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所得到的成就的总结和概述。 一，西学中传 明清时期，最早给中国带来西方文化的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宣传他们的信仰，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化送到东方大地。 （一）语文学 利玛窦着有西字奇迹一书，系用拉丁拼音注读汉字。其后又有金尼合（Trigault Nicolas）着西儒耳目资一书，也是讲拉丁文拼音与注音的，其条理比西字奇迹更为完密，此为西人介绍拉丁文的最早著作。当时中国学人多受其影响，方以智之作通雅，即曾引述该书。荷兰人占据台湾，曾设学校，教授当地人学习拉丁文。当时士人的应用文件，都采用拉丁文，朋人称为「红毛字」。所以在明末清初，已有许多人懂得拉丁文。 （二）天文历法 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天文学和历法。先是在万历三十八年，因为日蚀不验，发现旧历的错误，就有李之藻与五官正周子愚等上疏。请采用西洋历法，以改良旧历，并推举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等西洋教士。朝廷未及采纳，而发生了南京反教风潮，而有禁止耶教、驱逐教土之令。后来延至天启、崇祯年间，再

发生日蚀的错误，旧大统历与回回历都不验。明思宗便接受徐光启的建议，成立历局，以光启为监督，主持修订新历法。即以崇祯原年戊辰为新历元年，名之曰崇祯历。并起用李之藻，征聘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布、汤若望等。开局之后，徐光启便偕同李之藻、龙华民等，先从事译书研究与观察的工作。第二年李之藻病故，崇祯六年徐光启也去世。当光启病笃时，举荐当时通晓西学的前陜西按察使李天经继续主持历局之事。后至崇祯七年，成历书一百卷，共分十一部，名曰崇祯历书，又名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六年又议订历法条议二十六则，历法虽成而明亡，竟未及施行。后来清兵入关，即采用西洋教士所研订的新历法，并用汤若望为钦天监。继汤后又用南怀仁为钦天监。 南怀仁死，又用闵明我、徐日升、戴进宝、巴多明、高慎思、汤士选、毕学源等人，或为钦天监，或任顾问。 介绍西方天文历法的译述，重要的著作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着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有徐光启与诸教士共同译述的日躔历指、测天约说、测量全义、恒星历指、月离历指、交食历指，与李天经所著的历元等书。有清初西洋教士共同编译的新法表异（汤若望作)、历法西传、康熙永年历法、历象考全书、仪象考成等书。 与文字著作同时介绍到中国的是天文仪器的制造。在崇祯时，历局成立，在邓玉函、罗雅各布等西洋传教士指导下，制成新式天文仪器多种。包括「七政仪」、「列宿仪」、「平浑仪」、「交食仪」、「天球仪」、「地球仪」、「日晷」、「时钟」。后来这些仪器多被闯贼李自成所毁。

中印两国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分析

中印两国多方面的文化交流 摘要：从文化战略的角度分析全球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影响，特别分析了两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障碍，旨在促进和推动这两个文化大国全方位的发展与合作。 关键词：中国、印度、全球化、宗教文化、文化交流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文化交流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文化关系 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中印两国将在“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基础上展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领域的合作。可以预计,在未来中印关系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文化理解和文化交流可望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有时是指狭义的宗教文化,更多的时候则是指广义的文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进一步接轨,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印两大邻国之间的联系也前所未有的增强。2005年底,印度总统卡拉姆在新加坡访问时表示,中印之间因1962年边界冲突造成的伤疤已经痊癒,阻碍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问题正得到逐步解决,中印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将进入新的时期。 1.中国再次掀起“印度热”的新契机 从《战国策》、《国语》等中国典籍中发现所受印度文化影响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看到中印文化交流已经进行了数千年。广泛的交流促进了双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发展,也促进了双方科学技术的昌盛。季羡林先生因此总结道:“在全部世界史上,要举一个文化交流双方获利的例子,非中印文化交流莫属。中印文化交流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典范。”[1]从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看,“佛国之伟”使中国人仰慕西天,鼓动了中国高僧西进求法,进而推动中国出现“印度热”。但是在这之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式微甚至基本消失,中国对印度文化历经了漫长的淡漠阶段,中国人对印度本土的文化变迁也越来越陌生。特别是近代,印度的“亡国奴”形象虽然令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无限同情,但却无论如何不能激起他们的敬仰之情,“印度热”也就缺乏根基。研究中印文化关系的一些学者认为,从9世纪后“印度已不再对中国文化有重大的影响了”[2]。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听到在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创造

浅谈中国古代玉文化__论文

浅谈中国古代玉文化 摘要：几千年来，中国人喜玉、爱玉，和玉有着不解之缘。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处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接受人的崇拜。其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 Abstrac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hinese people like jade, jade love, and the jade has the indissoluble bond.Jade in the Chinese people's mind is in a supreme position, worship of the recipients.Its long history,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make its Oriental spirit materialized expression of vivid,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ssence. 关键词：发展文化内涵文化影响 正文：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开采、加工和利用玉(透闪石质)最早的国家，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玉，尤其是白玉，在古人心目中是最美、最珍贵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用玉、爱玉、佩玉、崇玉、藏玉的情怀。 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对玉的崇拜更多地源于古人类对玉器工具的深厚感情。其中有光泽的白玉被他们视为心目中神圣的主宰者给予的馈赠品而小心收藏。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又逐渐丰富了这种大自然赐予崇拜物的内涵，中国玉文化最初的启蒙思想正源于此。 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中形成了民族爱玉心理，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特色之一。在源远流长的中华玉文化发展史上，随着玉器的大量发掘及人们对玉器的认识、理解的不断深化，玉器逐渐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归纳一下，主要有下列几点： 生产工具。玉器诞生之初，它曾作为生产工具使用过。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出土过玉制的凿、斧等生产工具，有的带有使用痕迹，说明它曾用于生产或战争。 祭器。远古人类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出于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迷茫、误解而产生一种错误的世界观，由此出现了早期的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并逐渐发展到由巫师持有特殊的工具执行祭祀的使命，这类特殊的工具就是祭器。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制祭器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原始先民认为，玉器具有通神的功能，是通神的崇拜物，是偶像。至奴隶社会阶段，玉

分析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与交融

分析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与交融 分析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与交融中西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鲜明的特色.本文首先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概况进行了阐释和说明,并且从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找出两者差异所在.我们应该把握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势,找到互补之处,在中西文化交融之中推动我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一、中西方传统文化概况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况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影响了整个社会历史的,较为稳固而又具有动态特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观念文化的总和.[1]中国特殊 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民族在区域位置上比较独立,但在文化上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内聚性,与此同时,中国辽阔的地域又使得各种文化的构成因素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地理环境来看,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互补性;从物质生产方式来看,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固有的特征,即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具有相对封 闭性特点的文化;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无论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其主流仍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使得中华文化具 有了稳定性和延续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 和发展基本上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进行的,被深深的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既厚重、质朴、进取,也包含着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弱点. (二)西方文化概况 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作为世界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文化,其源头主要有两个:古希腊罗马文 化和古希伯来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是一种具有世俗精神的文化,在 思想、科学、艺术、历史等各方面取得了令后世侧目的成就.中世纪

古玉臻美首届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古玉臻美—首届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中国古代玉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实物 证据。省思斋主等几位藏家以收藏保护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积几十年的财力与精力，从海内外征集收购了一批种类别致、材质上乘、造型优美独特、工艺精湛、内涵丰富的战国汉代时期的玉雕珍品，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玉雕艺术所取得辉煌成就的认识。日前，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等单位联合在西安举办“古玉臻美—首届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研讨会”，特别邀请了多位著名专家学者，现场观摩省思斋主等藏家提供的精品玉器，从不同视角对其切磋琢磨，共同探讨这批玉器的内涵和价值。与会专家学者发言摘录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看到王院长这批藏品，我觉得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很震惊。这些玉器工艺的精湛程度是非常惊人的，非常精美，称得上品位高贵。我倾向于尊重云辉先生对玉器年代的判断，赞同他的观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扁杯的造型非常新奇，还有秘戏图纹样的玉卮，都非常罕见。总之，这批藏品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是非常有价值的，是非常珍贵的研究材料，可以和我们先秦典籍里记载的贵族生活结合起来印证研究。对于王院长的关中民俗博物院，我们都应该感谢他这么多年的努力，为

我们保留下来这么多值得珍视的民俗文化标本。李银德(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我讲讲对两种器物的想法和感受。一个是枕，汉代的枕头分为四种：第一种像长方盒子，第二种像板凳，第三种是大块玉料制成的实心玉枕，第四种是镂空的，类似现在的凉枕。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应该说是第五种。它的工艺是完全不同的，枕面由三块玉板组成，围栏上雕刻着各种形象的纹饰，还镶嵌有宝石。这种器型之前没见过，而且比以前出土的同时期文物要更加华丽。另外一个是卮。整体来讲，汉代的玉容器的数量非常稀少。这一批就达七件，方的圆的都有。这几件玉卮保存情况是很好的，铜胎、银构件里还加了一些其它的材料，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它们的规格在当时都是顶级的。王院长花了极大的心血，这是用个人的力量建成了一座国家级别的博物馆，我们文博工作者都十分感佩。张尉(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我感觉非常震撼。这批玉器可以说突破了以往的一些认知。它们的造型、纹饰、工艺技法上的多种复合，都有很大的突破。在我们既有的出土文物里边，有这种品种，但完全相同的造型和纹样是没有的。尤其是秘戏、杂技等图样在玉器上出现，这真是开了一次眼界。这批实物对战汉时期玉器资料的丰富是非常有益的，它给予我们一种新的信息。这种信息有助于我们对战汉玉器研究作进一步的探索。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参观了关中民

中西文化交流史作业

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体育文化交流概述 ——以蹴鞠为例浙江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沈杭枫 2012210238 引言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繁衍生息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极其灿烂的传统文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运动的蹴鞠就是其中的一种文化体现，蹴鞠起源于中国古代的齐国(今山东临淄)，“蹴术”与“鞠术”作为一种古老的技法早在黄帝时代就已存在，中国古代的蹴鞠没有发展成为现代足球，实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国际学术界主要有3种足球起源学说，即英格兰说、波斯“哈巴斯托姆”说和中国临淄说。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沿用了民间和公学两条发展路线，得以迅速发展；英国足球运动随着英国的全球扩展迅速向全世界推广，实现足球运动全球化发展。 据说足球起源于古代的蹴鞠，我一直怀疑，古代蹴鞠的直接后裔应该是小孩踢的毽子和沙包。后来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蹴鞠的历史还真有一点意思。 关于蹴鞠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战国时期在齐国的临淄和刘邦的老家沛县都很兴盛。汉代踢球不仅在宫廷和民间盛行，而且成了军事训练的科目。到了唐代，出现了充气的皮球，蹴鞠的玩法就增多了。 汉代军队有专门的球场，规定为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两端各设六个对称的“鞠室”，各由一人把守。场地四周设有围墙。比赛分

为两队，各十二名，互有攻守，以踢进对方鞠室的次数决定胜负。这大概是现代足球运动的雏形，“鞠室”是最早的球门。 唐代蹴鞠由双球门对抗赛演变成单球门的比赛，主要用于为朝廷宴乐和外交礼仪竞赛表演，一直流行到两宋以后。比赛时中间隔着球门，球门设在两根三丈二尺高的竹竿或木柱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球门中间有直径两尺多的“风流眼”，三十二名球员分为“左右军”，各在球门一侧，双方互不接触，进行比赛。在球不落地的情况下，以穿过风流眼多者为胜。 充气球可以踢得很高，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没有了汉代的直接身体对抗，于是踢球就出现了各种花样和技巧，也出现了女子蹴鞠。唐代出现了没有球门的“白打”，到两宋盛极一时。白打主要是比赛花样和技巧，亦称比赛“解数”，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解数”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据说象高俅那样的高手能用头、肩、背、臂、胸、腹、膝，“一身都是蹴鞠”，使“球终日不坠”。每一套解数都有多种踢球动作，如拐、蹑、搭、蹬、捻等，宋人总结有“十踢法”，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膁，一些动作还取了好听的名字，如转乾坤、燕归巢、斜插花、风摆荷、鸳鸯拐、佛顶珠、旱地拾鱼、金佛推磨、双肩背月、拐子流星等。白打在玩法上，有一人独踢，二人对踢，三四人对踢，五到九人穿花踢等等，可见宋代的蹴鞠，不仅由射门比准转向身体技巧方向发展，而且玩法上已经和后世的毽子的玩法没有多少区别了。 宋代还有专门靠踢球维生职业蹴鞠艺人。在皇宫宴会上有表演踢球的名手，在市井瓦子里有踢球的明星。宋代的踢球艺人还有自

玉器文化的心得体会

玉器文化的心得体会 篇一：浅论玉器文化中的艺术 浅谈玉器文化中的艺术内涵 【摘要】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尊贵、美好、道德、地位的象征。玉堪比君子德行，空灵莹润，是最有价值的收藏品之一。玉器的发展伴随着人类的发展，是研究人类文明的重要史证，笔者从出土玉器的外观造型浅谈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并且从道家和儒家的角度来分析玉是如何从历史长河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今重要的艺术收藏品和文化传承的载体。 【关键字】玉器文化艺术内涵 中国的玉器文化拥有7000多年的历史留痕，玉器文化的传承从未断层。玉，寓意着中国的传统美学，象征着美好生活，意味着吉祥幸福。《礼记·曲礼》中有这样一段话”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玉，还是一种品德和地位的体现。 一、玉器外观造型的文化蕴意 玉器的外观与时代工艺水平以及当时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玉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映射了时代变迁的痕迹。从旧石器时代形象象征的玉器、新时期时代当作生产工具和武器的玉器、周王朝用于礼仪的玉器、西汉用于辟邪和容器的玉器、隋唐代表官阶高下的玉器、宋代融入生存意识的玉

器、明代融入工艺美术的玉器、清代涉及广泛领域的玉器。 起初，由于工艺美术制作水平的限制，玉器仅仅只能作简单的碾磨，制成简单质朴的玉斧、玉铲，在当时的条件制约下，生产资料极度匮乏，玉器倾向于成为生产工具来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玉器的外观朴素，薄厚不一，造型不规则，反映了原始时期生存条件恶劣，人类在各种生存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极其艰苦的生存和发展，当时的玉器反映了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而作出的一系列努力。 玉刀、玉戈等玉质武器的出现，造型、雕琢、钻孔、抛光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此时的玉器形象意味着人类已经战胜了大自然对人类繁衍的制约，阶级和国家开始出现，人类族群内部开始争夺生产资料和土地资源，大规模战争开始出现，形成的奴隶制度促进了手工业下制玉工艺的显著发展，玉器制作工艺开始走上正轨。 玉制礼器的出现，并将玉赋予了“德”的理想和内涵，玉器开始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成为“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开辟新社会秩序的象征，也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玉器成为当时人人佩戴的装饰品，成为深入人心教化民众的化身，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使得玉器使用范围极剧扩张，选玉和制玉的技术远超以往。 用于殉葬的“明器”出现，明器意味着当时的人类已

中泰文化交流

摘要 东南亚地区作为华夏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接触地带,沟通了中国和古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泰国文化。关于中泰两国交往最早的历史记载出现在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在中泰两国之后的官方和民间的交往过程中,汉文化对泰国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第一部分从宗教特点看中泰文化交流对泰国宗教的影响。第二部分从节日民俗看中泰文化交流对泰国的影响。第三部分中泰的历史交往梳理了中泰交流的脉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泰国文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必然结果。汉文化影响泰国的过程,促进了泰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本文从历史、地理、政治等层面, 论述了中泰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交流。 关键词:泰国;文化;交流;华人 目录 摘要 (1) 引言 (1) 一、中泰文化交流对泰国宗教的影响 (1) 二、中泰文化交流对泰国节日民俗的影响 (2) 三、中泰的历史交往 (2) 结语 (3) 参考文献 (3) 引言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以西,独特的地理位置从陆路上和海路上连接了中国和古印度两大文明古国,文化上则深受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它在泰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取两大文化中的因子,形成了灿烂而独特的泰国文化。 一、中泰文化交流对泰国宗教的影响 泰国素有“黄袍佛国”之称，到处佛寺林立，仅首都曼谷就有400多座，全国共有32000多座，还有30万僧侣，其中许多人终身为僧。泰国佛教本属小乘佛教，推崇印度原始佛教教义，但随着中国人迁居泰国，自南北朝以后流行中国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律宗也被带入泰国，一些高度“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的特色逐渐影响到泰国的佛教，最明显的是“观音”信仰和“弥勒佛”信仰。“观音”在中国，已经由印度佛教中的男性形象转变为女性形象，而在泰国的“观音”也为女性。“弥勒佛”在中国逐渐演变为“大肚和尚”、“笑和尚”，而当代泰国寺庙中的“弥勒佛”，大多也是这般模样。可见，即使在宗教方面，泰国佛教也具有了一些中国元素。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三论文献视野方法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三论：文献、视野、方法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如何展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目前中国学术界在这个研究领域的难点和任务是何？在方法论上应注意那些？本文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建立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文献学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界一个进步除其他原因外，敦煌文献和安阳考古的发现是促使其学术一大飞跃的关键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与国外汉学家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一直不占上风，究其原因也在材料。傅斯年说的很清楚，“本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籍。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2以后，汉学家的研究也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内核文化研究，如沙畹对《史记》 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的研究，中国学者也开始进入四裔之研究，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但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对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不如外国学者，这里的核心问题仍是材料的掌握。 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就两次，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一次是明清基督教的传入。我本人主要研究明清基督教传入的前半段，即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从这段研究来看，目前向前推进的关键仍在于材料的发现和整理。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献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以中文文献为主体的东方历史文献，3一类就是西文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荷兰文等欧洲多种语言的文献。 关于中文文献《四库全书》是官方首次收入天主教的文献，在四库的采进书目中有西学书共24种，四库所著录的西学书有22种。雍乾教难以后，天主教发展处于低潮，从而使得许多天主教方面的书只有存目，不见其书，到清末时一些书已经很难找到，如陈垣先生所说：“童时阅四库提要，即知有此类书，四库概屏不录，仅存其目，且深诋之，久欲一赌原书，奥中苦无传本也。”4至今中国学术界尚无法全面统计出明清之际关于西学的汉籍文献究竟有多少种，近年来钟鸣旦等外国汉学家陆续出版了藏在台湾、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有关文献，5但仍为完成。陈垣先生当年提出的要编一本象《开 3这里所讲的东方历史文献包括日文在内的一些亚洲语言的文献。参阅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4方豪《李之藻辑刻天学初函考》，载《天学初函》重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 5钟鸣旦黄一农杜鼎克祝平一编《徐家汇藏书楼藏明清天主教文献》，台湾辅仁大学1996年；钟鸣旦杜

浅谈中国古代玉文化

浅谈中国古代玉文化 中国玉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玉是尊贵、坚贞、美好的象征，自古以来在中国人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内涵。 玉器的产生是社会文化发展所致。玉的本质是石，玉器是由石器转化而来的，这个转化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认识了玉具有比石更多的优良品质，因此，对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识了玉与石的差别。 距今1万多年的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细石器时代遗址、辽宁阜新查海文化遗址及距今七八千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已经出现玉制的原始工具，被学术界公认为揭开玉器史序幕的先驱。 新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出现了农耕、畜牧、制陶、编织、狩猎、捕鱼等原始生产方式，这是先民们创造的得以定居生活的物质条件。随之，人们的精神生活日渐丰富，玉器以其特有的审美价值和象征价值被人们所崇尚与崇拜，其产生也成为必然。 玉器的成熟标志着氏族社会末期社会大变革的到来，象征着王权、神权、军权三位一体所构成的礼及礼法制度的产生，体现了玉文化的精神价值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物

质文化。后来出现在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江、浙、沪一带的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像满天星斗一样在华夏大地上闪现着耀眼的文明之光。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文化中，礼仪用玉一直占中国玉器的主流，玉礼器主要用于祭祀活动。玉器是礼神的礼器，非一般人所能拥有，先民们认为它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 史前时代玉器种类单调，主要为简单的工具和装饰品，制作技艺比较简陋、粗糙。到了商周时代，玉器品类繁多，造型多样，工艺技术精致。春秋时期之前用玉者显示威严、高贵和美感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其中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对玉料质地要求的提高和对它的特性赋予人格化的推崇。 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儒家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所以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战国玉器较之春秋时期玉器品种更加丰富，突破了春秋时期以小件为主的装饰玉、葬玉等，出现了大型的玉璜、玉璧、龙形佩、带钩等器型，工艺更加精细，玲珑剔透并多以镂空、浅浮雕的技法，构思巧妙，造型独特，装饰多变，不但有谷纹、云纹等几何纹，还出现了螺旋纹、花叶纹及描写自然生活的图纹。同时，战国玉器中的神兽造型作品，均饱含着一种张扬的气势，大大增加了玉器内在的精神韵律，充分显示了各路诸侯踌躇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 两汉社会政治相对稳定，思想环境较为宽松。黄老无为、儒家贵玉、道家神仙长生观念、辟邪厌胜，以及东汉弥漫的谶纬、

中印文化交流的探讨

中印文化交流研究报

告 小组成员：李瑞青陈彩虹 李明杨琴 中印文化交流研究报告 摘要：中印交流始于秦代，到两汉时逐渐频繁，在隋唐时趋于高潮，宋元时更加深入。在这2000多年的交往史中，文化交流是柱石。印度佛教、音乐、舞蹈、天文历算、文学语言、建筑和制糖等传入中国，其影响正如鲁迅所言，“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同样，中国的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传入印度，也极大地丰富了印度文化。两个大国，地理上相邻，交往历史如此漫长，却鲜有战争和冲突，有的只是文化上的交流和学习、友谊的传播和加深，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 正文：中国从西汉起史书中就有不少关于印度的记载，印度先后被称为身毒、辛头、天竺、贤豆等，到唐代玄奘改译为印度沿用至今。

古代印度是指今日的南亚次大陆，主要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国。印度人何时知道有中国的存在及与中国有交流，在印度史书中没有准确的记载。在著名史诗《摩柯婆罗多》曾又多次提到中国（china支那），一般认为它是中国秦字的音译。但是由于成书年代不详，无法确认。据中国《史记》的《西南夷列传》中记述，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在大夏（汉代西域之国，今伊朗、阿富汗一带）看到中国四川出产的蜀布和邛竹杖，便问此物从何而来。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从东南的一个叫身毒的大国那儿来的，距此数千里，有蜀人在那里卖东西，蜀布和邛竹杖是从他们那儿买来的。这是古代中印交流的可靠证据。而且此事说明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印的民间贸易早已存在。近代在印度迈索尔发现了中国公元前2世纪的钱币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公元前135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中国到西域各国的通道后，中印之间的交流逐渐频繁起来。据《前汉书》记载，从汉武帝起，中国和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建立了外交联系，并进行了大量物质交往。当时，从印度传入中国的物品有珍珠、白玉、水晶、玛瑙等。在公元1世纪时，从中国向印度传去了桃树和梨树，所以梨树在古代印度有‘中国王子’之称。后来在中印交流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中国化。 据史书记载，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年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西汉末哀帝时期（公元前1世纪末），另一种说法是东汉明帝时期（公元1世纪中叶）。东汉明帝永平11年，为了安置东来洛阳的印度僧侣，以便僧侣翻译佛经，传授佛教仪规。明帝命人建立了中国第一座

中国和印度IT产业发展比较报告

本文摘抄赛迪IT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和印度ＩＴ产业发展比较报告》一文目录纲要，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对大家更了解印度有所帮助。 中国和印度ＩＴ产业发展比较报告 上篇国民经济比较篇 中印两国在经济发展领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2001年11月26日，印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全国军校联合会成立52周年纪念会上说，印度将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领袖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竞争对手。 一、地理位置与资源环境 （一）地理位置 1.印度：盘踞在南亚次大陆的雄狮，扼印度洋咽喉 2.中国：太平洋西岸最大的国家，有漫长的海岸线 （二）资源与能源 1.印度：印度自然资源潜力大，海洋资源丰富 2.中国：中国能源蕴藏量大，但开发程度较低，人均量少 二、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概况 （一）中国比印度经济起点低，发展速度快，规模总量大 1.1950年印度经济水平比中国高（印度国民收入为美国的 2.3%，中国为美国的1%） 2.1980年两国GDP总量几乎差不多，而且印度还稍领先 3.2001年，印度GDP为4980亿美元，不到中国的一半 （二）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共性 1.人口负担重，经济结构层次低 2.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 （三）中印同为农业大国，中国农业生产水平高于印度 1.印度是农业大国，但生产率水平低，增长速度慢 2.中国农业生产水平略高于印度，但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四）提高工业生产水平是两国经济发展的共同核心 1. 中国和印度共性是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工业尤其是制造业，装备和技术水平落后，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 2. 印度30多年来工业平均增长率5.8% 3. 中国从1952年以来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1.5% 三、中印对外经贸情况比较 （一）对外贸易规模中国占绝对优势 1.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32位；2001年提升至第6位 2.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4%，而印度不到1% （二）对外经济活动能力中国远胜印度 1.2001年中国直接利用外资（FDI）468亿美元 2.印度利用外资不足，2000年利用外资2 3.2亿美元 3.中国外汇储备多，抗国际风险能力强（2000年末中国外汇储备1656亿美元，2001年底突破2000亿美元 4.印度外贸长期处于逆差，积累的外汇极为有限（2001年印度外汇储备约450亿美元

宝玉石鉴赏课结课论文

浅谈中国古代玉文化 摘要： 中国是世界上用玉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玉”在古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古代，玉广泛用于祭祀、政事、人际、装饰等方面。其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而玉石器又给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本文将从玉石的发展历程及它所带来的影响介绍中国古代玉文化。 关键词：中国、古代、玉文化、影响 中国一直都有“玉石之国”的美称，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玉就作为美好、神圣、贵重和祥瑞的珍宝得到人们的喜爱。而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开采、加工和利用玉(透闪石质)最早的国家，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而什么又是“玉”呢？甲骨文的玉字，像用绳子连贯在一起的一串玉璧的形状，本义当指玉器，泛指玉石。 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对玉的崇拜更多地源于古人类对玉器工具的深厚感情。其中有光泽的白玉被他们视为心目中神圣的主宰者给予的馈赠品而小心收藏。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又逐渐丰富了这种大自然赐予崇拜物的内涵，中国玉文化最初的启蒙思想正源于此。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和田白玉(夏商王室认可的帝王之玉)、河姆渡文化出土的白玉璜、玉璧以及兴隆文化遗迹发掘的白玉块，显示了古人类的智慧与一刻一磨的劳动结晶。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已超脱出原始的美感和装饰意义，逐步走上了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相结合的道路，开始成为信仰、权力、地位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玉的温润、致密、柔和、坚韧、正义、光洁、谦和、清越绵长、表里一致、瑕不掩瑜、气如白虹等一系列特征代表了君子的仁、知、义、礼、乐、忠、信、德、道等完美品行，概括了“君子比德于玉”的思想，把德和玉结为一体，将玉与君子结缘。物质、社会、精神三合一的独特的玉意识，成为中国玉文化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汉代崇尚玄学、道教、皇权贵族祈求长生不老，渴望得道成仙。汉代玉器采用写实与夸张的创作方法，将人们想象中富有浪漫色彩的仙人生活与现实中有生活气息的人间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玉器的造型上，采用粗旷豪放、高度概括、舍弃细节的手法，把握对象的神韵气势，

中印认识与合作

长时间的隔阂和相互的猜疑使印度政府很难了解中国真正的战略意图，实际上中国远没有印度想象的那么复杂，他的战略意图无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意在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他不会容忍印度对其内政和外交的任何干涉。 *中国寻求和巴基斯坦建立特殊的伙伴关系来彻底孤立印度，并试图在南亚地区架空美国的影响。中国一直是巴基斯坦最可靠的盟友，多年来在财政、外交、军事乃至核计划方面，中国都向巴提供了诸多支持，深得後者信任，因此中国拥有独特的优势来对巴基斯坦的决策发挥影响力。中国在巴拥有巨额投资，如援建阿拉伯海岸的瓜德尔港，以便获取海湾石油供应。此外，中国也担心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发展会殃及新疆。上述种种因素将可能使巴基斯坦成为中国与西方扩大合作--从迄今的经济挂帅拓展到外交领域--的舞台。“巴基斯坦的情况很有意思。在这里，中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重合，”斯摩尔说。 *中国进行核扩散既有物质利益上的考虑也有地缘政治上的考虑。 *中国寻求和缅甸加强双边关系的目的在打通进入印度洋的陆上通道。 印度开发核武器，部分用于防范它认为的中国威胁，中国则帮助巴基斯坦研制原子弹作为回应，这就是上述不信任情绪的一个例证。 此外，在讨论影响未来中印关系的因素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印度水资源面临着被中国控制的危险。印度有两条大河发源于中国（布拉马普特拉河和印度河），一旦中国在上游建立水坝蓄水发电，或者任由上游的洪水不加控制的流向印度，这对印度来讲都意味着一场灾难，最近印度军方就有人向政府提出，去年印度东北部的洪水和中国境内的水坝破裂崩溃有很大关系。在经济方面与中国进行互惠交流是必要的，但要搞清楚中国的外贸规则，特别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中美贸易会出现如此大的有利于中国的逆差，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印中贸易的健康发展。 为了奠定印度的百年基业，印方应该明确毫不含糊地向中国方面说明印度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界定，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国防政策，使双方对对方的意图都心知肚明，以免发生因两国在理解对方意图时出现偏差而引发不必要的争端。印度政府还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的现实来校准自己的位置，即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忘乎所以。 胡锦涛主席已经跟印度总理辛格会面了，当前中印关系里我们最需要防止的就是挑拨离间。印度总理跟胡主席会面讲得非常清楚，印度把发展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摆在最重要的地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绝不允许任何人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反华政治活动。中印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用三个“C”来代表，就是竞争、合作、挑战。中国看重的是合作，更多的希望与印度在国际区域和双边层面开展坦诚的合作与对话。但反观印度，在三个“C”当中，竞争是他比较强的心态，但这可以理解，印度2007年GDP才超过1万亿美元，在长期的竞争趋势中中国仍然占有优势。相对来说实力较弱的一方希望跟实力较强的一方竞争，这是可以鼓励的，只要不以损害对方的利益为原则我们都鼓励。印度也主张跟中国的合作，但在这些方面之外，中印其实是有存在冲突的可能的，比如在西藏围绕3,500公里长的喜马拉雅边界问题争执不休。印度在印度洋上的一些举动对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善意的信号 中印互为重要邻国，均有着历史悠久的灿烂文明，又都属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两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文化、贸易和人员往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国僧侣、商队和艺术家之间等来往交流，对中印之间加强了解发挥了独特作用。 “印中文化上的相似相通之处，让中国人更愿意了解印度，更容易喜欢和接受印度。”上海世博会印度馆总代表、印度贸易促进会主席苏巴什帕尼说，“上海世博会为两国人们加强了解提供了新平台，我们预计世博会期间将有500万中国人参观印度馆，在对印度有所了解后，他们将是潜在的游客、合作伙伴和投资者。一切将从‘了解’开始。” 实际上，中印两国经贸关系近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0年到2008年，中印贸易额从29亿美元增长到518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印双边贸易额在2010年1至7月已达345．62亿美元，同比增长51．6％，全年有望突破两国的预定目标600亿美元，为2000年的20倍。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印度则是中国在南亚最大贸易伙伴。 经济结构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