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刑事风险防范解读

一、企业家没有刑事风险防范意识或者低估刑事风险

1.重民事风险轻刑事风险

目前企业的法律顾问和法务部门，主要关注的是诸如知识产权等民商事法律风险，对刑事的法律风险往往疏于防范。很少有企业家聘请专门的刑事法专家提供帮助，往往都是东窗事发之后找最知名的刑事法专家，找最知名的刑事法律师打官司，但这个时候为时已晚。

2. 只要对GDP贡献比较大，相当于买了免予刑事风险的保险？

一些地方政府追求GDP，企业只要在本地GDP贡献比较高，对地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有点违规行为地方政府有时会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很多企业家形成一种侥幸，只要对GDP贡献比较大，相当于买了免予刑事风险的保险。这样的种种心理导致我国企业普遍对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不重视，很多企业家不懂法律，也没有法律意识，长期游走于刑事法律风险的边缘。

3. 用钱可以免灾？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制度不健全，很多领域都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人们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一些胆大的人敢为天下先，靠猛打猛冲闯出一条“血路”。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较高的层次，有关制度的逐步建立、健全，模糊地带越来越少了，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潜规则”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过去人们不以为意的做法，现在就有可能是违法甚至犯罪了。同时，由于腐败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一些企业家还习惯于“用钱消灾”，风险过大。

二、企业家低估刑事风险原因何在？

1. “用钱消灾”还存在现实的土壤

企业家习惯用钱消灾，与他们的经济实力有关。更重要的是，用钱消灾有着现实的土壤。在高度重视GDP 的大环境下，企业往往得到了权力机关更多照顾，不少企业成了当地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地方政府在企业及其经营者的违法行为面前，有些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再加上少数官员腐败行为的存在，企业热衷于找官员做“靠山”，一拍一合，花钱消灾成为现实。

2.企业家法律意识淡薄

某些小灾小难可以花钱消除的现实，培育并养成了企业家“用钱消灾”的习惯。当相信可以“用钱消灾”的同时，也必然促使一些企业家违法心理膨胀。企业家们避免去相信这样一个现实，即触犯某些刑律，花再多的钱也难以“免灾”，而“倒下”则是必然。某些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淡薄，缺乏长远的眼光，太过追求眼前的利益。

3. 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邓宁格关于资本和利润的经典论断，“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似乎成为一些一心追求利润之人的行为合理化的理论支撑。事实上，资本追逐利润无可厚非，但是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否则，法律，甚至是最严苛的刑律，都有可能让践踏法律的行为人为自己的行为买单。这样的代价是巨大的。

三、企业家应尽量避免的不当做法

1. 避免习惯性“用钱消灾”

企业家擅长于进行成本与效益的计算，他们有时也把这个优点用到了纠纷的处理上。然而，认为用钱可以避免刑事责任却不总是符合成本效益理论的，事实上则可能严重违背该理论，不利于企业以及企业家自身的长远利益。金钱并不是万能的，收钱之人也要受法律的约束，他也并不一定能让你免灾，即便他有这个意愿。

2.避免经营方式触碰法律的底线

经营方式不断踩“雷”，这其中除了一些急功近利、铤而走险的企业外，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实际败在了“创新”上，这些“创新”的经营方式往往伴随着极高的经济风险，成则赢得光环无数，败则带来刑事风险，成为阶下囚。有的情况是，企业家根本不知道法律的底线在何处，或者虽然知道法律的底线，但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而冒险，这都是应当谨慎避免的。

3.避免因“找钱”而“倒下”

国企老总“触网”大多为个“钱”字，他们太“有钱”；民企老板触犯刑律成因较多，不过在融资问题上犯罪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是

因为“找钱”而“倒下”。在融资环节频频犯罪，反映出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旺盛，导致出现了不惜以犯罪手段进行融资的现象。如何建立健全一个完善的金融供应体系，如何让民间资本健康发展，是政府和社会需要解决的事情。作为民营企业家则需要警惕风险。

4.避免毫无思考而从众

同样的一个行为，别人做，没事；你做了，犯事了。这时，你感到很无解，感到很无奈。法治社会尚待健全，许多行为并不规范，做事应当更加谨慎。利润会使一些人盲目，然而企业家更具责任，因此，凡事应当考虑长远，避免被利润牵着鼻子走。

四、企业家如何做好刑事风险防范？

刑事风险和其他风险一样，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因此企业家首先应该优先具有防范刑事风险的底线意识，这种意识的强弱决定着企业家和企业究竟能够走多远。

在已经发布的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中，收集的300多起案例，涉及77个罪名。国企老总涉及到罪名最多的是受贿、贪污，但是民企老总除了主体资格有特殊限制之外，几乎都有涉及，所以民企老总风

险点太多，职务侵占罪、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抽逃出资、信用卡诈骗、合同诈骗、贷款诈骗等等。

1.行贿罪

行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含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费、手续费）的行为。

立案标准

对个人行贿涉嫌下列情节之一的，应予定罪：

（1）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2）行贿数额不满一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②向三人以上行贿的；③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④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2、单位行贿罪

单位行贿罪（刑法第393条），是指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

重的行为。单位行贿罪的主体是单位，所谓“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立案标准：

1．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2．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 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

（2）向3人以上行贿的；

（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

（4）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规定关于个人行贿的规定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案例一：麻某系某公司主管车队工作的负责人，负责管理车队及缴纳养路费等事项。为少缴公司车辆养路费，麻某向路政局养路费征收稽查处收费员闫某先后行贿人民币38万余元，使养路费征收稽查处少征收养路费人民币348万余元，其个人获利人民币1.5万元。检察机关以行贿罪提起公诉；辩护人以麻某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其不是为个人谋取利益为由主张麻某不行贿罪而是单位行贿罪；法院以麻某主观上是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是为其个人谋利，体现的是单位的意志为由，对麻某以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2)

案例二：符某为由其投资创办的某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公司营业房拆迁补偿事宜，向拆迁部门负责人行贿人民币12万元。补偿过程中，符某以公司名义和拆迁部门签订拆迁补偿合同，获得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其中200余万元为行贿所得的非法补偿。符某随即将1000余万元转入个人的银行卡并由个人使用。检察机关未以单位为被告提起公诉，法院以符某构成单位行贿罪判处二年有期徒刑缓期二年执行。(23)

本案定性不当。符某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可以代表单位意志，但在本案中，公司营业房拆迁的全部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客观上已全部归于符某个人，符某在主观上也是明知并追求这一结果的。尽管符某以公司的名义行贿，并谋求公司营业房拆迁补偿款，看似与个人无关，但实质上是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获取了非法利益。因此，按照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之规定，符某应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4.虚报注册资本罪

虚报注册资本罪：(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

（1）立案标准：超过法定出资期限，实缴注册资本不足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

出资数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超过法定出资期限，实缴注册资本达到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仍虚报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造成投资者或者其他债权人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十万元以

上的。

（2）律师分析：本罪几乎是每个民企的原罪!

在实缴注册资本不足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一般为3万)的情况下，只有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在30万以上，才有可能涉及本罪。在实缴注册资本达到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情况下，只有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在100万以上，才有可能涉及本罪。

5．职务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是指(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

（1）立案标准：数额在五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2）律师分析：在民营企业中的人员利用职权“贪污”的行为，叫做“职务侵占”。在私营企业中由于企业所有者的个人财产与企业

财产高度混同，无法区分，在企业中担任职务的企业主反而会更容易触犯。

6.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1）立案标准：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律师分析：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别：

①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利率4倍以内者有法律效力，超过4倍的法律不予承认。

②企业借贷对象指向特定对象，如家庭成员、亲友、本单位职工、国家机关等进行拆借，则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而不属于刑事犯罪。

企业家涉及的刑事罪名汇总

在过去的几年里，企业家涉刑案频发，触礁者转眼间身败名裂，丧失财富、自由乃至生命，因此，企业家应在以下几个环节做好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以避免出现大败局。 1）企业在设立、清算和融资环节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1）在设立和清算环节，企业容易涉及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妨害清算罪、虚假破产罪等罪名。 （2）避免因融资而“倒下”。企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经营，资金起到如同“血液”般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证券融资，还是银行贷款，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证券、金融法律法规，否则，很可能触犯刑律。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供应体系和民间资本难以健康发展是企业家因“找钱”而“倒下”的部分外因，而将行为规范在法律范围之内则是自保之所需。 ① 违反证券融资的相关法律规定可能涉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以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违反现行贷款融资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可能涉嫌贷款诈骗罪、高利转贷罪以及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 ② 企业在资金短缺急需融资来缓解资金压力，但又无法正常获取银行贷款的时候，企业可能不得不从其他渠道来寻求融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家可能采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资金。比如，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是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 2）企业在生产、销售环节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不同行业的企业都有质量标准、安全生产、卫生以及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如果企业未达标生产或者销售，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企业及其负责人则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至一百五十条专门设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来规范企业的生产、销售产品的行为。对于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同时特别针对药品、医用器材、食品、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化妆品以及一些对使用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产品设立了专门的刑法规定，对这些产品的质量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要求行为者主观上是明知，且生产、销售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方构成既遂；而针对食品类、医药类商品，则多数只需行为者实施了生产、销售特定商品的行为，或者行为构成了一定的危险则既遂成立。3）企业财务管理环节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1）税务管理中的刑事法律风险 企业必须依法纳税，如果违反国家关于税务征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具有偷税、逃税，抗拒缴税、逃避追缴欠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行为，

企业经营者的刑事法律风险

企业经营者的刑事法律风险（上）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公司企业往往认为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涉及合同法、商法，对于刑事法律风险的认识不是很到位。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四种刑事风险 在当前，我们在经济活动过程当中可能有四种情况，与刑事风险有关，与犯罪有关。 第一种情况，一部分经营者，为了个人私利或者为了少部分人的私利，不惜采用犯罪手段来达到个人目的，危害了公司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或者是危害了其他个人的利益。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犯罪行为，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犯罪行为。 第二种情况，由于法律的界限不是非常清楚，由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不够成熟，有些人不经意地、不小心地、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某种犯罪。他并不是有意地触犯法律，也并不是有意地追逐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非法利益，而是他不了解法律，把握不好界限，无意当中陷入了犯罪。这是很可悲的，也很可惜，这个时候更要注意把握好法律的界限。 第三种情况，是由于法律界限不清和市场环境中存在的一些新问题，因情况过于复杂而界限不好把握，也由于我们的立法上的问题和司法机关执法水平的问题，致使有些人被错判了。我在办案当中也遇到不少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判而错判了。有些错案的发生不仅仅在于违法取证等程序问题，有时候还发生在实体问题之中，尤其是在经济犯罪中，由于司法人员对法律规定的界限把握不好，产生错误认识，把无罪的行为当做是有罪的，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同样是很危险的。 第四种情况是更可悲的。如我刚才所说，由于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够成熟，有人为了追逐某种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或者是某种权利，而利用我们的司法机关、利用我们的法治环境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有意地将自己的经济对手、政治对手或者是个人利益的冲突者推向犯罪，甚至公然诬陷他人犯罪。这种情况也是时常出现的。 大家可以想象，在当今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能够不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吗?在我们简单分析了刑事风险的四种情况后，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当前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尤其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更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提醒自己，避免出现刚才说到的那些问题，避免那些不该发生的后果。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是不该发生的。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涉及单位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个人犯罪、单位犯罪有很多。我挑一些常见的、容易出现法律界限模糊的问题给大家讲一些案例，我们来分析一下。 案例一是罪犯还是功臣 1、贪污罪

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各位同仁： 大家好，感谢大兴区司法局为我们提供这次机会，有幸与在座的各位共同学习、探讨有关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问题。 翻看法制新闻，一些著名公司、企业的违法犯罪让人触目惊心： 1994年全球富豪龙虎榜，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跃然其上，位居中国富豪榜第4位。2000年5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南德集团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3年9月，“上海首富”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周正毅因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006年5月刑满释放。不久上海社保案发，2006年11月30日周正毅因犯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6年，其单位农凯集团被处罚金335万元。 2009年4月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中，顾雏军因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3.53亿，被判决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 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总裁张海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资金1.2亿、挪用资金864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以2.1亿元的天价购得中央电视台的5秒标牌广告，被称为“标王”的爱多公司的总经理胡志标因犯票据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罚金65万元；原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褚时健因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4937万元；被告人田文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万元。 还有著名影星刘晓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方宏剑都因公司事务而深陷囹圄。 看到这么长长的一串落马企业家的名单，他们或者因为这种罪名或者因为那种罪名入狱，内心不免震撼!他们触礁了，从此被羁押、失去自由、被关进监狱，从威风凛凛的企业领导变成阶下囚，甚至失去最为宝贵的生命。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要职，管理企业的运营，掌控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所在企业发展的方向与速度。但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风光”的背后，却面临各种法律困扰。据统计，如果按照罪名计算，我国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超过100个！企业从设立到终止的全过程，其高管都可能因为实施了不法行为而构成犯罪，从而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企业高管的法律风险，不仅关乎自身利益，更关乎企业的前途与命运，防范势在必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企业家往往忽视自身的刑事风险，等到大难临头才追悔不已。 忠告各位企业家：总裁办公室和监狱的距离其实不远——仅一墙之隔。经济犯罪的法律风险其实是可以控制的。很多企业家是一心做事业的，他们的犯罪大多是无心的。只是由于决策过程中缺乏法律意识而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企业家作出重要经营决策之前，咨询和听取专业律师的意见，是避免法律风险的重要而有效的举措。 企业家请远离黑社会 一、企业家不要企图通过黑社会来解决纠纷

企业家经济犯罪风险防范之公司企业人员受贿案

(企业家经济犯罪风险防范之一)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典型案例： 被告人李白被捕前是北京某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采购及库房主管。因涉嫌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于2006年5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 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京通检经诉字(2006)第51好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白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于2006年8月24日向法院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年5月间，被告人李白利用担任北京某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采购及库房主管、负责开具入库单的职务便利，多次向该公司供货商李放索要钱款。李放为取得入库单以结算货款，于同年5月25日按照李白的要求在其指定的农业银行卡内存入人民币1万元，李白将这笔款取出后逃匿，后被查获(涉案赃款已被扣押并发还)。上述事实，被告人李白在开庭审理中无异议。并有人证李放、李丹等人证言，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帐户明细查询，存款业务回单，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劳动合同，身份证等证据证实。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白身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应依法惩处。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白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全部涉案赃款已追缴发还，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3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白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罪名解读：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一、概念及其构成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它不仅侵犯了公司、企业的正常管理活动，也因其产生的不正当行为有碍公平竞争原则，使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受到干扰，随着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各种类型的公司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伴随着的是公司、企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各种经济往来中，大肆索取或收受贿赂的情况，如购买原料、产品收受回扣等等也越来越多。由于这些人员身份不一，不同于传统受贿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因而完全适用本法第385、386条的规定容易造成对国家工作人员打击不力或者是对公司、企业的职工打击过滥的现象。所以，本条针对当前公司、企业职员贿赂犯罪日益严重的形势，设立了本罪，对贿赂犯罪的主体做出了修改，对这种类型的犯罪惩治更加协调和合理。 (二)客观要件 行为人在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行为，或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详续费的行为。 1、索取或收受了贿赂。所谓贿赂，是指金钱、物品或其他诸如房地产使用权、计划供应票证等财产性利益。所谓索取贿赂，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他人求其谋取利益或解决困难等时，采取刁难、拖延、要挟等手段，主动向对方索要贿赂的行为。至于索贿的形式，则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采取口头形式，也可以采取书面形式;既可以当面索取，也可能通过第三者转告索要;既可以是公开索要，又可以暗示请托人给予;等等。所谓收受贿赂，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是否执行其本身职务所要求的行为为条件，收受他人主动送予财物的行为。在索取贿赂中，犯罪

如何防范企业经营中的刑事法律风险.doc

如何防范企业经营中的刑事法律风险 近年来经济转型，很多企业都遭遇困境，不少创业多年的企业家都纷纷倒下、跑路，这里面固然有宏观经济持续低迷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跟法律有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关于如何防范企业经营中的刑事法律风险，欢迎借鉴参考。 一、企业融资的刑事风险 企业融资不外乎两种途径：向银行融资或者向社会融资。这两种融资方式如果操作不当，都有可能构成犯罪。 1.向银行融资的刑事风险 (1)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向银行贷款是传统的主流融资渠道。早年间，由于不归还银行贷款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多，因为那时刑法只规定了一个"贷款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必须要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贷款企业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证明难度较大。但20xx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一个新罪名——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不管行为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有"欺骗手段"，骗用了银行资金(包括银行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等)，就构成犯罪。 何为"欺骗手段"?以财务账册为例，企业大多有两本甚至三本账，至少有对银行的一本帐和对税务的一本帐，给银行的报表跟给税务的报表不一样就是"欺骗"。可怕的是，银行放贷时明

知道企业提供的报表不真实，甚至有时候还指导企业如何把报表做得符合银行的条件，但到贷款还不了时，银行告企业骗取贷款罪还是一告一个准。 更可怕的是，司法解释对这个罪名的规定是只要骗用过贷款，即使贷款还了也可以定罪。再比如企业向银行申请承兑汇票，必须要提供购销合同、发票等交易背景资料，而这些交易往往是虚假的，这样就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犯罪了。 (2)信用卡诈骗罪。 向银行融资，除了常见的贷款和开承兑汇票，还有一种是信用卡透支。刑法专门规定了一个信用卡诈骗罪，主要就是针对恶意透支信用卡。司法解释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就属于恶意透支，并且恶意透支只要超过1万元钱就可以定罪。所以，对于银行信用卡透支一定要注意透支的额度和期限，不能随意透支，也不能无视银行的催收。 (3)高利转贷罪。 向银行贷来的钱不能随便用，尤其不能转借给别人，真要转借也不能贪便宜赚利差。那些专门做资金生意从银行贷款放高利贷的行为不用多说，还有一些企业并不专门放贷，但有时候如果把从银行贷出来的钱转借给别人，并且在贷款利息的基础上再加多点利息，这样就可能触犯高利转贷罪。 司法解释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

企业常见刑事法律风险预防

企业最常见刑事法律风险的预防 2013-11-21 林东品法眼看财经 一段时间以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以其存在的隐蔽性、后果的严重性，引发了各界热议。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能否预防，如何预防，是摆在企业、企业家和法律人面前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在长期的企业刑事法律服务实践，以及专项研究过程中，我们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旗下的博和刑事法律服务中心总结了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思路 企业风险管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理论，我国也于2011年2月6日颁布了《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指南》（GB/T27914-2011）。但是，我国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防控理论和实践还处于刚起步阶段。我们认为，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是企业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它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管理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根据企业经济活动规律和组织体机能，以及刑事法律的固有特征，我们认为，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应当坚持从识别到防控的总体思路，在识别的基础上，做到事前预防和事后控制，并最终将企业遭受刑事法律风险侵害的后果降到最低。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识别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识别，是指对企业各业务单元、经营活动、业务流程中存在的刑事法律风险进行查找与辨别，并对应归入相应刑事法律风险类型的过程。 根据识别发生的不同阶段，可以将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识别区分为事前识别和事后识别，前者是指风险尚未实际形成引起刑事追诉，企业自身在律师指导下进行自查式体检，发现自己存在的可能引起刑事追诉或者可能被犯罪侵犯的风险；事后识别，是指风险已经引起刑事追诉，企业在律师指导下，确认自己作为被追诉对象所面临的追诉内容究竟是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或者确认自己作为被侵害对象，应当如何向司法机关主张自己的权益保障、主张什么内容和程度的权益保障。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识别，在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中具有重要地位。只有及时地查找到刑事法律风险，再正确地判断其性质，才有可能最终处理好该风险，实现后果最轻化。 然而，企业经营的实践规律决定了很少有企业进行事前的识别，因为此时刑事法律风险引发损害后果的紧迫性不明显。而即便是事后识别，现实生活中也是最末端的。比如，企业可能被指控涉嫌某种犯罪，此时企业仍然存在某种侥幸心理，不是立即聘请专业律师介入，识别和分析可能发生的最终结果；而是在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企业账户被查封等实际的后果出现时，才会去聘请专业的刑事律师介入，此时律师只剩下刑事辩护工作可做了，整个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效果难以保障。再比如企业在被他人的犯罪行为侵害时，寄希望于司法机关主动追究对方刑事责任，或者简单以事实陈述方式向司法机关报案控告，而不是聘请专业刑事律师从个案个罪立案标准、特别是司法机关工作常规思路出发，撰写兼具事实陈述和法律分析的报案材料，最终能够依靠刑事手段实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也很难实现。 我们倡导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识别是动态化、全面化的识别，即是全方位的识别。具体内容是：聘请专业刑事律师作为企业刑事法律顾问，邀请专业刑事律师团队对企业进行刑事法律风险体检等。当然，在进行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识别过程中，需要选择符合企业自身经营管理状况的识别方法，一般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依据企业主要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识别，是指通过对企业生产、销售、市场、采购、投资、人事、财务等主要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细致梳理，查找每一活动中可能存在的刑事法律风险。

公司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公司、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一、“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概念：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的触犯刑事法律规范，应受刑事处罚行为的风险。 我国法制环境尚不尽如人意，人们的法制观念尚未普遍建立。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各类法律风险：１、民商事法律风险。如企业在签订、履行商事合同中经常发生的经济纠纷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２、行政法律风险。即因企业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行为风险；３、刑事法律风险。对企业危害最甚、有可能对企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风险就是刑事法律风险。 二、典型案例：2008度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自2008年9月9日起，因食用奶粉造成婴幼儿患肾结石病的新闻开始见诸新闻网站和其他新闻媒体；随着事件的发展和被曝光，国家质检总局开始对整个奶制品行业进行质量全面检查，发现“三鹿”等20多家企业生产的奶粉含有“三聚氢氨”有毒物质，有近30万名婴幼儿受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三鹿事件的直接后果： １、包括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河北省委常委兼石家庄市委书记在内的一批行政官员被免职； ２、直接责任者21人被起诉、判刑。其中： 三鹿董事长田文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概况：略）

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混合物的张玉军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向三鹿集团销售有毒原奶的耿金平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他18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或有期徒刑。 ３、“三鹿集团”破产。 曾经有过的辉煌：1956年以32头奶牛、170只奶羊起家的“幸福乳业合作社”；经过50多年的拼搏，发展为仅品牌价值就达近150亿元的中外合资“三鹿集团公司”。连续15年全国销量第一，年销售额100亿元以上，中国奶粉业“老大”，中国500强企业之一。董事长田文华有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全国政协委员等一百多项荣誉称号。 事件出现后的轰然倒下：2008年9月12日全面停产；同年12 月25日宣布破产还债。总负债达11.03亿元（尚不包括10月31日后发生的各种费用），已经严重资金不抵债。 “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深刻教训是不言而喻的。 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犯罪的常见类型： １、原材料采购、与其他企业合作过程中的刑事法律风险： 购买劣质原材料或者假材料进入生产流程造成后果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刑法第140条、第141、142条）；

企业高管们法律风险

企业高管需面对的刑事法律风险 文/朱勇律师 一、企业高管刑事法律风险现状 随着《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发布，企业管理层犯罪成为社会、司法界热议的话题。盘点近儿年来的中国企业家刑事犯罪案例，仅2011、2012两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受理的企业经理职务以上管理人员犯罪案件, 约占全部职务、经济类犯罪总数的5%o 从国企老总到民企创始人，或贪污受贿、或行贿、或渎职、或合同诈骗、 或虚假岀资抽逃岀资、或逃税，一时间官员高管落马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如曾经国美的黃光裕，如当下广药集团与香港鸿道集团'‘加多宝”与“王老吉”之争等。从一个个体行为发展成一个刑事或民事案件，经媒体和社会关注，成为一个社会事件。这些案例，均发端于企业高管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高管的刑事法律风险需加倍警惕。 即便如此，II前?的企业界仍未对高管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给予足够車视，仍就明LI张胆、肆无忌惮，且呈燎原之势。我们不禁要问，企业高管作为社会精英群体是不懂法还是对法律缺乏敬畏呢？ 在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上，万科集团首席律师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口前在中国普遍存在着法律不如法规、法规不如规章、规章不如政府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批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企业家们拿出大量精力攻领导、弃法律就不足为奇。尤其LI前选择性执法泛滥，法律失去了规则的刚性而变成一种弹性工具，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谁还愿遵守法律？虽如此但法治在进步，大量案例告诉人们，领导是鼎不住的，关系是靠不住的，唯一能让企业家稳健前行的是一一法律，这才是企业家内心应当坚守的正能量。

二、公司高管的法律界定。 根据《公司法》第217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莆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三、从企业高管刑事犯罪的罪名分布来看，常见犯罪类型。 1、贪污侵占挪用类犯罪； 2、行受贿类犯罪； 3、非法经营类犯罪； 4、诈骗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其他犯罪类型。 其中以贪污侵占挪用类犯罪和其他类型犯罪占比重最大，高达统汁案例的71% （摘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企业高管刑事犯罪案例分析）。 四、企业高管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 1、“权利”成为发案的核心要素，表现为“用权”和“买权”。企业中经理以上管理层人员，掌控了一定的管理实权，包括企业事务的决定权、人事权、财权等等。如果，企业内部缺乏必要的制约、监管机制，相关人员就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自己牟利。这也是为什么贪污、侵占、挪用犯罪，高发的原因所在。而在部分国有垄断行业中，企业的管理者代表国家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很多周边行业和下游企业，为了从国有企业中获得利益，自然有求于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于是有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开展类似权力寻租的活动，出现了不少国企管理层人员受贿的案件。 2、企业资金链断裂、融资困难、竞争激烈迫其铤而走险是犯罪的重要诱因。近几年来，国内多地出新“崩盘”的现象，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如温州、广东、福建等地。?时间成为圈内聚会大家常常提及的话题，貝屮是有?些骗了公司进行的犯罪运作，但也确实有中小企业主是为了融资而有意为Z。为了融资，还有一些企业髙管通过诈骗、虚假 交易等手段，制造虚假业绩和财务报表，欺骗风投、担保公司和银行，究其原因都是为

商界警示企业管理人员不可不知的88种刑事法律风险

商界警示：企业管理人员不可不知的88种刑事法律风险 内容简介 商界警示：企业管理人员不可不知的88种刑事法律风险》出版以来，笔者还收到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为了答谢广大读者朋友的厚爱，在法律出版社的大力鼓励和支持下，笔者以《商界警示：企业管理人员不可不知的88种刑事法律风险》为基础进行了修改和重新写作，删除了不痛不痒的理论知识，增加了常发的和新增的风险点，调整和完善了框架结构，最终得以《商界警示——企业管理人员不可不知的88种刑事法律风险》面世。 相比于《商界警示：企业管理人员不可不知的88种刑事法律风险》，这本新作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具有很大的亮点。在内容方面，不但根据2009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偷税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风险进行了修改，还针对实践中常发的合同诈骗罪、串通投标罪、虚假广告罪、非法经营罪、非法传销罪等风险增设了“市场运作中的刑事法律风险与防范”一章的内容。 作者简介 娄秋琴，1979年9月生，江西上饶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现系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一执业领域为刑事辩护，主要涉及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案件。著有《公司企业管理人员刑事法律风险与防范》（法律出版社2008年）、《从政警示——国家公务人员不可忽视的66种刑事法律风险》和《商界警示——企业管理人员不可不知的88种刑事法律风险》（法律出版社2009年），曾多次给中央党校国资委分校、云南建工集团总公司等机构及大型企业进行国企人员刑事风险防范方面的讲座和授课。经办的典型案例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外资金利用司助理巡视员何某某受贿案；首都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某某受贿案：北京市某质量监督检验站单位受贿案；江苏赣榆县反贪局刑讯逼供致该县供电局副局长梁某某死亡案；北京首起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等。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唐旭阳律师 一、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概念、内涵和现状 （一）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概念 企业风险的概念 2006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企业风险做了如下界定：企业风险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影响，该《指引》将企业风险分为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和法律风险。严格来说，法律风险贯穿于其他四类风险之中。 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 企业法律风险在我国法律规范中首次出现在国务院国资委2004年5月颁布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之中，但该办法没有对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进行解释，综合各理论界的解释，企业法律风险可以定义为：企业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的变化，或者企业相关当事人不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与现有的特定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基于这些规定的合同约定相冲突，从而使企业承担损失或者损害的可能性。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概念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外部刑事法律环境的变化，或者企业及其相关当事人的不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与现有的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发生冲突，与企业期望的目标相违背，从而使企业承担损失或者损害的可能性。 （二）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内涵 1、企业外部环境刑事法律风险和企业内部因素刑事法律风险（基于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引发因素不同）。 1）藐视法律，主动行为或者消极放任行为引致犯罪。 20年前，我国加快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很多人曲解邓小平同志的“两猫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核心理念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加之以前国家的市场环境不是很好，法治环境也不太好，诚信规

食药企业如何在不同阶段防范刑事法律风险

食药企业如何在不同阶段防范刑事法律风险 导读：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企业家涉刑案频发，触礁者转眼间身败名裂，丧失财富、自由乃至生命。中国企业家如何做好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以避免出现大败局值得注目！ 一、企业设立、清算和融资环节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一）企业的设立和清算如同人的出生和死亡，要做到善始善终，企业家应尽量去掉浮躁、消除任何可能存在的隐患。在设立和清算环节，企业容易涉及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妨害清算罪、虚假破产罪等罪名。其中，虚报注册资本罪应引起企业家们的重视。事实上，公司法对企业注册资本的数额要求越来越低，企业家应避免弄虚作假、制造泡沫经济而给企业埋下隐患。 （二）避免因融资而“倒下” 企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经营，资金起到如同“血液”般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证券融资，还是银行贷款，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证券、金融法律法规。否则，很可能触犯刑律。民企老板触犯刑律成因较多，在融资问题上犯罪的人不在少数。在融资环节频频犯罪，反映出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旺盛，导致出现了不惜以犯罪手段进行融资的现象。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供应体系，民间资本难以健康发展，是企业家因“找钱”而“倒下”的部分外部原因。在现今外部环境之下，企业家将行为规范在法律之内则是自保之所需。 1.违反证券融资的相关法律规定可能涉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以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违反现行贷款融资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可能涉嫌贷款诈骗罪、高利转贷罪以及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 2.另外，企业在资金短缺急需融资来缓解资金压力，但又无法正常获取银行贷款的时候，企业可能不得不从其他渠道来寻求融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家可能采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资金。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是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 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极大影响和争议的东阳富姐吴英案在2012年5月21日迎来了终审判决，吴英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当然，吴英表示自己是借贷而不是诈骗，也有不少社会人士对其表示支持，但是法律在于执行，吴英违背了现行法律规定。以案为鉴，企业家应谨慎避免触雷。 二、企业如何在生产、销售环节做好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国家对不同行业的企业都有质量标准、安全生产、卫生以及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如果企业未达标生产或者销售，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企业及其负责人则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企业家及高管人员刑事法律风险及防范

企业家及高管人员刑事法律风险及防范 一、刑事法律风险的严重性 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中最为重要的，企业的高管、股东涉及到刑法责任，风险是更为严重，可能导致公司的倒闭。若个人涉及到刑事犯罪，对以后人生有很大的限制，若有一次犯罪处刑的记录，在以后的经营管理中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比如：对终身都有一个记录的存在，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规定在上市公司或者担任公司高管人员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要求。刑事责任不仅是限制人身自由，对企业也是很严重，对企业而言是致命的，对个人而言则是终身。 近年来涉及到的企业家的刑事法律案件越来越多。由于种种原因，企业家平时对于一些细节没有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留下巨大的隐患。在传统的观念中，在公司法已经实行20多年，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中，对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之间的划定不是很清楚，这是一种传统的认识问题。我创立了一个企业，投入了多少的资金，相应的取得了企业的一定股权，成为企业的老板之一。企业成立后，与公司老板的资产的相对独立的，但是企业主会将公司的财产认为是自己的。比如一个企业有三位股东，买了三辆汽车，三位股东分别占有一辆汽车，他们认为他们占有公司一定股权，就有权利能够利用公司的财产。特别是在财务管理、经营管理或者家族式的经营中体现的更多，从一些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的案例上看，这类案件的存在不是少数，区分不了公司的财产与个人的财产，这是一个隐患的存在。 二、刑事法律风险的成因及引发的问题 （一）刑事法律风险的成因 （1）党政机关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显然是引起刑事法律风险的直接原因。 刑事法律风险是可能是隐蔽的、隐性的东西，由于党政机关主动地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引发的刑事法律后果。如海关查处走私，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某些货物涉嫌走私，如低报货物的价值、属于海关监管的货物被出售或转移，这类的问题，作为海关来说，是属于主管的对象，因此有权主动地追究刑事责任。 或者公司通过集资的手段来销售商品，实际上商品本身的价值不高，但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它，以此来实现集资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又以更高的价格将商品回赎，用这种手段在社会上募集资金，将资金用于其他的地方，经过多次的这种行为，出现问题，资金收不回来，所以有很多参与资金募集的出资者到期收不回钱，其中有相当多退休的老人家，眼看收不回钱，几百上千人到政府闹，企业家就被抓捕。这样大规模的集资肯定会被检察院起诉，后在辩论的时候，发现虽然存在集资的行为，但没有诈骗的意图，这种高成本的融资行为，都是按照前几次的行为进行的集资，只是在这一次中资金无法回笼，导致问题的出现，后来法院接受我们的辩护意见，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该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手段上确定是一个犯罪行为，但目的上没有存在犯罪。这个罪名相对于集资诈骗罪来说，罪名与刑罚轻了很多。 国家机关主动地追究，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由于老人家到政府那讨说法，引起政府相关部门主动执法，追究相关企业的法律责任。 （2）集中打击的时候 传统上我国似乎喜欢搞运动，老一代的革命家开始脑子里就充满了战争的观念，所以我们的政府常常出现一种事情，任何事情都喜欢当成战役来打。因此集中打击被当成战役，为了出成效，造成影响，实际上这种做法容易造成平日执法的疏漏。反映了法制环境有待改进

中国企业家高危法律风险启示

一、企业家低估刑事风险 1. 重民事风险轻刑事风险 目前企业的法律顾问和法务部门，更多关注的是诸如知识产权等民商事法律风险，对刑事的法律风险往往疏于防范。 2. 以为对GDP贡献较大就不会秋后算账 一些地方政府追求GDP，企业只要对地区经济发展有贡献，有点违规行为地方政府有时会睁只眼闭只眼。企业家以为只要对GDP贡献大，当地政府不干预，干什么都没有问题。很多企业家不懂法律，也没有法律意识，其实他们的许多行为是有刑事风险的。 3. 用钱可以免灾？ 改革开放初期，制度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人们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一些胆大的人靠猛打猛冲闯出一条“血路”。但是随着制度逐步建立、健全，模糊地带越来越少，一些过去的“潜规则”正面临风险。过去的做法，现在就有可能是违法甚至犯罪了。一些企业家以为有事可以“用钱消灾”，但往往现在行不通了。 二、企业家最易犯的十大高风险罪名 1、贿赂 受贿类犯罪是企业家犯罪适用频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也是国企企业家犯罪最为常见的罪名。当民营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有权与管理权出现分离时，民企高管的受贿现象也开始显现。 2、非法集资类犯罪 银行贷款政策不利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合法融资渠道狭窄，资金需求缺口巨大；另一方面，股市持续低迷、房市调控、CPI高位运行、银行存款负利率等因素叠加，致使民间资本保值压力增大，急需投资渠道。在民间资本市场供需两旺，而相关疏导性制度安排又缺失的情况下，非法集资类犯罪高发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3、侵吞资产类犯罪 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严格的财务及资产管理都十分必要。事实上，民企发展必然经历“个体户”向现代公司的转型，作为“法人”存在的公司必须向社会独立承担责任，公司也因而具有了“公”的性质，上市公司在这一点上表现尤为明显。发生在民企的职务侵占犯罪，特别是民企老板、投资人的职务侵占犯罪将会成为值得关注的刑事法律风险点。 4、欺诈类犯罪 欺诈类犯罪是企业家犯罪媒体中发生率最高的犯罪类型。企业家犯罪作为智力型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方式上更多地表现为围绕经济利益“智取”而非“力夺”。欺诈类犯罪居多，符合该领域人群犯罪的一般规律。由此，防欺诈也成为商战中的要务。 5、挪用类犯罪 挪用类犯罪的查处率通常低于贪污、职务侵占等侵吞资产类犯罪的查处率，相当比例的挪用行为因事后归还而未被发现或追究。然在充满商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真正价值在于使用、流转而非简单的持有、占有或所有。一次短期的资金周转就有可能带来巨额利润，资金的使用权在相当程度上比资金的所有权更有价值。高收益和相对较低的被查处风险，使得挪用类犯罪无论在国企还是在民企中都较为常见。 6、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民营企业作为经营性经济实体，有固定的员工，有组织结构，有一定经济实力，往往也有地域或行业影响，并且在现行体制下难免与有关公职人员有些关系。如果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出现某些持续性的违法行为，在认定标准又掌握不够严格的情形下，该企业从形式上看，就较容易齐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要件。涉黑犯罪构成的这一主体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立法的科学性值得进一步审视。 7、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有的犯罪企业家为牟取巨额非法利益，专门聘请开票人员、财务人员，利用伪造的海关完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对外承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业务，涉及虚开金额数动辄上亿，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国家税款损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呈现专业化、企业化、规模化趋势。

企业及高管在企业治理中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企业及高管在企业治理中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甘肃政剑律师事务所朱兴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经济法律秩序的日益健全，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一个又一个的企业家诞生，与此同时我国的企业家因触犯刑律而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也日益增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这类事例更加层出不穷。 企业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不但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还面临着诸如经营管理、法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风险。随着法治的进程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企业高管越来越注重法律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开始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对企业进行风险控制。但就当前的形式而言，这种法律顾问服务的领域和范围一般偏重于对经济或者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刑事风险涉及的偏少，而众多的企业和企业高管们面临的最严峻的风险恰恰是刑事风险。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的触犯刑事法律规范，应受刑事处罚行为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旦从可能变为现实，往往会给企业或者企业高管带来致命的打击，引来牢狱之灾。对企业危害最甚、有可能对企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风险就是刑事法律风险。 对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任何人都是具有内在需求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主动谈及防范风险的却很少呢?有人认为自己主动谈防范刑事风险，就可能会被别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了，还有些人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谈防范刑事风险，是主动规避犯罪、是挑战社会、是不光彩的行为，担心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些人认为刑事犯罪离自己太远，只要自己不主动去实施犯罪，就不会有什么风险，也就没有必要主动去防范。 其实，这里面存在很多误解，应当先予以澄清。犯罪当然是应予严惩的，一旦犯罪，不但犯罪的人因此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国家、社会和他人都可能会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害，因此控制和规避犯罪不论是对个人还是是社会都是尤为重要的。在实践中，不排除有些企业高管为了个人私利，积极主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但除了积极主动有意犯罪之外，还有不少人陷入刑事风险则是被动的、无意的。问哦避免无意陷入犯罪，也为明晰不可触动的犯罪“红线”，就应正确识别刑事风险。

企业家刑事风险防范解读

一、企业家没有刑事风险防范意识或者低估刑事风险 1.重民事风险轻刑事风险 目前企业的法律顾问和法务部门，主要关注的是诸如知识产权等民商事法律风险，对刑事的法律风险往往疏于防范。很少有企业家聘请专门的刑事法专家提供帮助，往往都是东窗事发之后找最知名的刑事法专家，找最知名的刑事法律师打官司，但这个时候为时已晚。 2. 只要对GDP贡献比较大，相当于买了免予刑事风险的保险？ 一些地方政府追求GDP，企业只要在本地GDP贡献比较高，对地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有点违规行为地方政府有时会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很多企业家形成一种侥幸，只要对GDP贡献比较大，相当于买了免予刑事风险的保险。这样的种种心理导致我国企业普遍对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不重视，很多企业家不懂法律，也没有法律意识，长期游走于刑事法律风险的边缘。 3. 用钱可以免灾？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制度不健全，很多领域都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人们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一些胆大的人敢为天下先，靠猛打猛冲闯出一条“血路”。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较高的层次，有关制度的逐步建立、健全，模糊地带越来越少了，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潜规则”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过去人们不以为意的做法，现在就有可能是违法甚至犯罪了。同时，由于腐败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一些企业家还习惯于“用钱消灾”，风险过大。 二、企业家低估刑事风险原因何在？ 1. “用钱消灾”还存在现实的土壤 企业家习惯用钱消灾，与他们的经济实力有关。更重要的是，用钱消灾有着现实的土壤。在高度重视GDP 的大环境下，企业往往得到了权力机关更多照顾，不少企业成了当地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地方政府在企业及其经营者的违法行为面前，有些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再加上少数官员腐败行为的存在，企业热衷于找官员做“靠山”，一拍一合，花钱消灾成为现实。 2.企业家法律意识淡薄

(整理)与企业或企业家有关的刑事法律风险.

与企业或企业家有关的刑事法律风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司、企业等经济实体呈现快速增长，而同时跟企业和企业家相关的犯罪也迅速的增加，呈现越来越大的势头，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呢？我们这些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有哪些风险呢？下面笔者将从刑法角度来列举一下跟企业和企业家有关的法律风险。

刑事法律风险，指企业或企业家触犯刑法受到法律制裁以及作为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或损失所必须面对的风险。 一、企业或企业家触犯刑法 企业触犯刑法的法律风险，即企业法人由于涉嫌刑事犯罪而给企业带来的法律风险，也即企业构成单位犯罪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单位犯罪是1997年3月14日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刑法之后新规定的内容，因此许多企业家对此还不太熟悉，甚至还根本没有意识到为了单位的利益也有可能构成犯罪。 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决策或由单位负责人决定而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触犯刑法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包括以下罪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刑法第一百四十条） 生产、销售假药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 生产、销售劣药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材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条） 走私淫秽物品罪（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走私废物罪（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刑法修正案四第二条）虚报注册资本罪（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 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一百六十条） 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 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款） 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刑法修正案第三条） 高利转贷罪（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