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张静

提要：本文的主题有关转型时期群体性不满的成因。针对“收入差距论”的解释局限，作者试图揭示“结构性失位”对于高学历群体的影响。在回顾文凭教育的传统后，论文展示了高校学生的毕业求职意愿、他们对未来社会身份的预期、过去几年高学位的产出和失业规模、毕业生求职的实际去向、其职业单位和地区类别的变化等数据。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大量高学历青年进入社会时面临的结构进位困难，不断动摇着新成员获得预期身份的稳定秩序，从而影响着该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同时，教育作为社会分流稳定器的作用也在弱化。

关键词：结构性失位文凭教育社会身份预期群体性不满

一、社会群体的结构定位

历史上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在解释社会不满的积累和成因方面，社会学一向关注转型中的结构变化，特别是社会成员在收入、声望、地位和身份等方面的分流秩序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一关注点与经济学常见的收入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分析存在一致的方面，但也有重要区别。

一致的方面在于，经济学与社会学都同意，超过限度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来源。经济学者已经指出，再分配权力的减少和失业增加，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极大挑战。以往社会是通过再分配权力“平衡”不同需求的，而今必须经过市场，这种新的再分配机制激励了竞争，结果更有利于强者，因而在不同程度的获益者之间形成对立（加普，2009），从而引发社会不满。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留下了不稳定因素”，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三倍半，城乡差距之大

*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是受教育的年轻人群体。我的研究助理吴肃然对数据图制作贡献良多，在此致谢。但论文的观点应当由我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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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之最……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和间歇性的权利抗争开始出现（姚洋，2010）。这些认识与社会学中“转型理论”的结论一致。

区别的方面在于，对于结构性不满的积累，社会学认为，收入的正当性和与此有关的社会地位预期问题，具有同等的解释重要性。社会学者近年对中国部分地区的调查表明，人们对收入结果的差距具有相当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他们认为收入差距大具有负面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劫富济贫”的收入拉平办法（Whyte＆Han，2003）。分析显示，人们对收入差距是否容忍，不仅与差距的结果有关，更与对差距的评价有关，即收入是否“正当”。在对100多名基层人士的访谈中，研究者发现，有的收入差别被他们认可，有的则不，理由是，人们认为有些差别是公平的———比如体育竞赛和科技竞赛奖金，有些则不公平———比如走后门、运用关系或者依靠权力垄断获得的收入（张静，2008）。社会成员评价收入的标准，一是看作为（有无切实的贡献），二是看程序（是否经公开竞争的规则），三是看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能够被广泛分享），越接近这几个标准的收益，人们评价为公正的概率越高（王冠中，2008）。这说明，社会成员对收入差距的不满是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它们特指那些“不正当”的收益。

收入“正当”与否的社会“评价”，看上去具有经济学者通常认为不重要且难测量的主观性含义，但与排除了主观内容的“客观”看法不同，社会学已经不再把社会结构看成仅仅是“客观”外在的，它认识到，我们所言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包含着群体的主观预期和客观地位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社会结构由“预期结构”与“现实结构”两方面组成，二者可能重合，也可能分离。重合与稳定和秩序有关，分离则与变迁和动荡有关。比如，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因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和文化显示出差异。在一些社会，人们认为贫穷源于懒惰，应由自己负责，所以未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不满；而在另一些社会，人们认为贫穷源于他人的掠夺和分配不公。这些不同的看法，影响着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归因和本身地位的认同。显然，归因为他人或制度限制，才会加强结构性的社会不满和对抗。

这一点提示了，在对社会不满的解释中，需要注意普遍预期的基本标准与社会变动的关系，特别是非个人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变动的关系。非个人的社会预期是结构现象，它指的是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某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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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对应的结构位置———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生活方式的预期。这一预期来自他们的经验，其形成与制度历史有关，因此可以说，现实社会结构“生产着”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所处类别的社会预期。在转型中，个人境遇和地位的差异可能不确定，变化很快，甚至偶然，但是结构性的社会预期往往变化较慢，而且相对稳定。比如，对受过何种教育的人群应当属于什么社会类别，正常情况他们一般应获得什么样的职业地位，进入到社会结构的哪一位置，多数社会成员有大致相似的认可标准，这些标准引导着人们的行动方向。虽然社会变化经常缓慢改变这些标准，但一种新的结构预期形成需要相当的时间。比如，在同一个行业内，从前的社会标准是资历优先，这样年长者的地位普遍高于年轻者成为预期，如果实际情况与此不符，就被视为不公，积累不满。但当人们开始接受以工作贡献为地位标准时，资历优先的做法反被视为不公。所以，当社会变动中一类人的境遇与原先相对稳定的预期差距拉大，意味着结构性失位（structural dislocations）（Hancock＆Welsh，1994）问题出现：这类人群历经投入（比如完成高等教育）后，却无法进位于预期的结构位置。很明显，这一状况引发的不满并非具有个人性质。

在世界各地，财富充足的社会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人富有，而是因为竞争和获得财富的方式及结果，与预期的结构位置相对一致并稳定，社会中形成清晰可辨的类别定位作为“未来”引领人们进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目前付出什么、未来得到什么是相对清楚的，就像选择什么样的路，进入什么样的位置类别，终点具有可预见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不是来自个体，而是来自社会结构的固定性，它向每个人传递着有关信息，因而在宏观上维持着社会稳定。即使个人的机会暂不确定，因能力和竞争差异出现不同结果，但经过某渠道进入到某类别的机会结构却是稳定、持续和可预见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给社会成员提供稳定感和行动目标，他们根据这些目标确定方向、投入精力，原因是可以在预期中“看到”自己未来的位置。

显然，社会成员和团体拥有清晰可辨的结构定位，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的不确定性只改变某个位置上的个人，但不改变宏观的位置结构。如果各类人群流动的路径没有阻断，他们进入的社会类别符合一般的社会预期，就不足以制造结构性的社会不满。而如果年轻人普遍出现结构进位困难，将增加相关群体前途的不确定性，扰乱他们对未来社会地位的稳定预期，这种非个人的失序无法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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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努力改变，于是群体性的不满积累并将目标指向社会不公。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经济“收入差距”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收入不平衡可能导致社会不满，但是它不能对转型时期的特别现象做出充分解释：为什么最低收入者（比如农民）群体并非是最不满意的群体，为什么有些财富不平衡的社会，并没有结构性的群体不满发生。在理论层面，“收入差距”虽然可以解释不满的一般性来源，但不能具体地解释不满的独特性来源，尤其是转型社会特有的结构性不满积累问题。在实践层面，收入差距论可能会误导政策指向，视发展经济和财富分配为解决问题的惟一药方，指引政策走向追求GDP或加强福利再分配，而不是结构变革的方向。比如，教育扩招大跃进作为舒缓就业问题的行政干预，不仅把问题的解决引入了表面和短期追求的歧途，而且掩盖甚至加重了更基础的结构性失衡事实。

二、教育理念与社会身份预期

中国是一个追求文凭的国家。原因在于文凭对社会地位的分流作用：文凭大致可以作为标识，确定人们初次进入社会时的基本位置———职业、阶层、地点以及社会地位。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但却可能通过获得文凭改变自己的未来。在重要性上，文凭作为身份象征的意义一向超过作为技能掌握的意义。在人们的认识中，不同社会职业和单位、地域总是含有等级含义，它们在地位上不被视为平行，而是高低重叠的纵向结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使不是优越于官吏，通常在社会地位上也被认为是与之平等的（周荣德，2001/1966：257－258）。

在这个意义上，文凭教育不断在提供社会成员进入某种更高身份结构的资格，它的目标不是产出普通的、掌握专门技能的劳动者。在历史上，只有受过教育者可以入选为“师”或者“吏”的后备，他们的身份显然区别于一般的劳动阶层。在社会分流中，脑力和体力的职业差别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不同，更代表着社会身份不同。这种身份在获得教育文凭后就确定了，其后不会消失。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家境破落到生活无着的地步，身份却还是一个读书人和绅士，自视与其他的劳动者有别。还比如，在袁世凯等上奏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之“妥筹办法”中，官员们特别建议清廷，在取消科举时必做的一件事是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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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八：4－5）。可见，学历虽可消失，但身份不可不延续，在这一理念下，那些曾经科举确立了功名者，其地位理应被朝廷和社会承认：即旧式科举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阶层进阶，所以，科举改革虽废除了旧知识之有用性，但并不因此使得旧文凭持有者失去身份资格，所以须安排“出路”。在这里，教育的角色，相当于是社会结构的门卫，控制着流动的社会身份分类以及再生产。

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教育变革，客观上都曾改变不同人群的位置、职业和升迁路径，盖因为文凭具有变动不同人群之机会结构的效应。可以列举的有科举制度的改变，这一举措曾切断了知识群体向（基于掌握传统知识的）官僚群体流动的固有格式，知识群体预期的机会结构和事业晋升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邹谠，1994：52－53）。20世纪中叶，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动，中国教育又一次发生变革，教育的政治性标准确立———为工农兵服务和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在那个历史时期，80%的人口扫盲，干部队伍普及文化，学习新知和学历提升，曾经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教育的这些改变，给大量出身普通的劳动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文凭使他们从体力劳动者变为脑力劳动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在田间地头和车间干活的人，变成了坐办公室的人。

文凭提升社会地位并非仅指经济收入。它还包括更多的内容：有资格和机会进入的职业，有资格享用的政策特权（进入体制内，有福利保障），以及有资格享有生活地域的选择、工作稳定性、社会声望、资历的可积累性调动等等。显然，这些方面无法用金钱购买获得，经济收入高并不能代替社会地位高，后者须经过教育文凭获得。因此才有相当多的小企业主抱怨，自己虽然赚了钱但还是社会地位低。近年大量的毕业生蜂拥进入公务员考试，也不是仅仅在追求收入———实际上很多市场单位比公务员收入高，他们是在期望获得体面身份和受尊敬的职业，这也与社会地位考虑有关。由于教育和社会地位获得的这一特殊关系，很多人把自己晋升身份的障碍归因为学历，这一认识进一步巩固了文凭与社会地位预期的关系。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未来运用体力还是脑力工作，差别在是否经过大学以上教育。

令人惊奇的是，经由文凭获得地位，赢得安全和尊重，避免成为“劳动人民”的理念，并没有因过往几十年的“平等”教育而减弱。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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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习惯人等的社会分类，力图与他人拉开距离，比如名片的抬头普遍愿意列出学历和职位，以显示较高的身份。文凭成为社会分类的前奏，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还做与从前同样的工作，就会有不正常甚至“丢人”之感。大学生村官也必须用种种优惠政策推动，否则响应者少，原因是很少人认为村官是大学生（身份）应当从事的工作。他们反问，如果要做村官，为何还要上大学？上大学难道不是为了离开农村吗？很明显，这些基层性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并不符合大学生对自己身份的预期，高等教育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职业预期。在学生心目中，取得文凭后进入更高级的单位或更大的城市是理所当然的，有文凭者与干部任职一样，终生可用，而且只能向上、不能向下流动，否则就是人才浪费，文凭越高就应离开基层越远成为共识。在城乡二元体制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文凭几乎是改变农民身份的首要途径，文凭教育也成为拖延就业的蓄水池，很多人宁愿不工作，也不愿意进入社会基层。这些行为源自高等教育对于身份预期的生产，它让受教育者认为，自己已经剥离了原来的身份，有资格进入更高的社会结构位置。

教育产出的社会身份“提升”预期，如果能够与社会实际的地位结构相符合，尚不存在问题，但如果二者背离，托克维尔所言“教育的缺点”就会发生。①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正是，教育生产出大量具有高身份预期的人群，但进入社会后他们不得不成为普通劳动者。市场需要的身份类别与教育制造的身份类别预期有极大错位，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后无法成功进入预期的社会结构。文凭为终身地位的保险功能已经消失，大量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后，不得不面临再次的地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预期的稳定秩序被“扰乱”，地位不能确定并非是个人而是群体和结构性现象。而高学历教育的扩张政策以及传统的文凭等级理念，实际上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

①180年前的秋天，托克维尔在自己的访美日记中写下如此感想：“在欧洲，最令我们头痛

的是那些出身低微又接受了教育的人，教育使他们产生了离开本阶级的渴望，却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手段。但在美国，教育的这一缺点几乎没有出现，教育总是提供致富的必要手段，并且没有引发任何社会问题”（托克维尔，2010：38）。此观察虽冷峻，但真实，值得思考。

三、毕业生增长与就业率下降

近年的统计数据可以显示上述情况的严重性。在过去几年的教育大跃进中，高学历扩招现象普遍：全国本专科和研究生的平均毕业数量大约翻了5倍，从1999年的100万人左右，扩大至2009年的600万人

以上（国家统计局，

1999－2008；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见图1）

。

图1历年全国高校毕业（含本专科及研究生）人数（1999－2009）

上面只是一个均值。进一步对比本科和研究生毕业数量可以发

现，

本科毕业生增长不到6倍，而更高的学历———研究生及博士毕业生增长近9倍。这表明更高学历者数字增长更快。

与此同时，高等院校学生的当年未就业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表1，图2）。

表1

历年毕业人数和未就业人数（单位：万人）年度

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毕业人数133.75187.75239.12306.8377.5477.8559625未就业人数46.4265.1675.5692.74116.48143.51146.45

165对比毕业生人数和未就业人数，可以发现，每年最少有约3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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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历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未就业人数（2002－2009）

毕业生进入流动待业人群，再考虑到历年未就业毕业生的积累，即使其中不断有人进入工作职位，仍可粗略推估，每年计有接近两百万毕业生加入到待业青年群体中。如果注意不同的信息来源，不排除这个估计可能过于保守，例如，一项全国11个地区的调查显示，2008年这些地区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为35.6%，当年就业之低，达到30年来之最（转引自闫晓虹，2009）。

四、毕业生的工作预期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并非社会不需要劳动者，而是大量劳动者的职位不符合高校学生对就业身份的预期。

根据《中国青年报》对2307名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调查（胡明等，2010），学生选择的就业意向排序是：国有企业（43.1%）、事业单位（36.3%）、外资企业（34.7%）、党政机关（32.0%）、民营企业（28. 1%）、自主创业（21.2%）、公益组织（6.6%）（图3）。①

同样的调查显示，受访学生对“最愿意去的就业地区”选择结果为：省会城市（47.9%），北京、上海等大城市（36.9%），中小城市（27. 9%），发展速度快且地理区位重要的二、三线城市（6.6%），农村地区（2.5%）（图4）。

①由于可以多选，该项调查的数据总和都超过100%。

图3

在校大学生愿意就业单位意向

图4在校大学生愿意就业地区意向

受访学生对“大学生职业目标”的选择排序是：领导者或管理者（45.

9%），生活与工作平衡（38.5%），安全感和稳定感（34.5%）（图5）。

多数学生最愿意进入的是管理性机构和岗位，与近年公务员报考

人数大增可以相互印证。调查问及

“公务员职业吸引大学生的缘由”，学生回答的排序是：福利好（66.5%）；稳定性好（66.3%）；保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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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在校大学生职业目标

（59.5%）；工资高（46.9%）；工作轻松（45.2%）；社会地位高（43.9%）；其他收入高（19.2%）；权力大（18.3%）（图6）

。

图6公务员职业吸引大学生的缘由

根据大学生村官发展调查发表的数据（温薷，

2009），2009年北京大学生村官近2000个受访人中，

选择考公务员的居第一位，占42%，选择续签留任村官的占13%，选择在农村创业的占13%，选择自谋职业的占9%，选择考研的占9%（图7）。多数大学生村官期待进入公务

员职业，

显然，对他们来说，村官只是一个向公务员过渡的职位。社会学研究2010.6

图7北京郊区大学生村官去向意愿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报告显示，在大学生“蚁族”中，有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这意味着，七成以上蜗居在大城市的高学历青年是从基层流动而来，具有省会城市或大城市出生背景

的人在

“蚁族”中实际上不足7%，而这些人的家庭年收入也不超过5万元（高庆，2010）。大学生“蚁族”的状况说明，这些青年完成了高等

教育，

离开了农村在城市就职，虽然经济收入有所改善，但并没有显著提高社会地位。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获得与身份相符的位置和尊重，而

期待进入“应当的”社会地位。因此，宁愿找不到工作，不少收入稳定

的劳动职位也被他们拒绝，

原因不在收入，而在该职位的社会声望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社会中一种结构性人群在不断增加：他们受过

大专以上教育，

年轻，流动，有较强文字能力或技术，熟悉电脑操作，预期着毕业后的向上流动，

自视已经获得某种更高的社会身份，但是又无法在实际的社会结构中兑现。这些人的职业和收入往往不稳定，为了

生存的需要，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不得不”成为普通的劳动者。而这一实际地位与文凭教育给他们的身份预期形成强烈反差。

五、毕业生就业变化趋势

这一强烈反差还可以通过就业学生的实际去向观察。在过去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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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业学生毕业时成功寻得工作的去向，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就业单位类别逐渐向基层转移；二是就业城市逐渐向非中心城市转移。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所编的《升学与就业：高考填报志愿指南》历年期

分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文科“法学”类学位毕业生

2002－2008年在四类单位①的就业趋势情况如下（图8

）：

图8文科法学类毕业生在四类单位的就业变化（单位：万人）

这里的“法学”类，指的是教育部系统制定的文科学位类别之一，

其中包含政治学、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法学、公安、国际关系等12个专业。以往这类专业的毕业生更容易进入机关的文职岗位，它们属于收入稳定、福利好、地位高、权力大的部门，正是一般认为的较高级别管理性单位（甲类和乙类），也是毕业生获得身份的重要职业标

识。但统计所示，

毕业生能够进入者在过去几年中大幅度下降，只有丙类———中等教育、艰苦事业单位、艰苦企业、基层社区、农村类的单位入职比例在增高。相对于高文凭者的预期而言，这等于实际地位在下降。

上述情况不仅发生在文科，部分工程类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十分类似（图9）。

再看毕业生就业城市的变化趋势。在同样的时间段里，高校学生社会学研究2010.6①四类单位指，甲类：机关、国有企业、三资企业、部队、金融单位；乙类：科研、高等学校、一

般事业单位、医药卫生；丙类：中等教育、艰苦事业、艰苦企业、基层社区、农村；丁类：自主

创业、自由职业、升学、灵活就业、暂不就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

2003－2009）。

图9理科生物工程类毕业生在四类单位的就业变化（单位：万人）

在A 类和B 类地区①的就职人数呈下降趋势，其中入职北京和上海地区的人数下降尤为明显（图10）

。

图10文科法学类专业毕业生在四类地区的就业变化（单位：万人）

部分工科专业的情况比文科略好，但基本趋势类似（图11）。以往大城市是容纳高教毕业生最多的地区。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毕业人数连年上升，但进入A 类和B 类地区的学生逐年下降。这些事实预示，高等教育给年轻人的地位预期与社会结构给他们的实论文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①四类地区为，A 类：北京、上海；B 类：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重庆、天津、浙江、福建、山东、广东；C 类：海南、安徽、广西、河南、湖北、湖南、河北、江西、云南、山西、陕西、四川；D

类：甘肃、贵州、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内蒙。（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

20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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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理科生物工程类专业毕业生在四类地区的就业变化（单位：万人）

际位置差别很大，而教育大跃进中不当的高学位和专业产出比例，正在加强着这一不平衡。教育产品（毕业生）进入社会时面临结构进位困难，不断动摇着新成员获得预期身份的稳定秩序，教育的自然分流作用开始产生负面价值。

六、专业变化对信息的反应能力

如果说，在高速转型时期，教育发展往往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属于正常，但教育产出长年无法对结构需求的信号有所反应并自动调整，就不应视为正常。在教育常规统计中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校“录取规模增幅”，以及高校内“专业比例变化”———这几个数据之间的共变系数都很小，它们的相关性很弱（表2）。这表明，在宏观层面上，高校各专业的学生就业率，并没有对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调整发挥信息引导作用，就业低的专业不仅没有少招生，甚至可能扩招生。这显示，教育专业缺乏灵活弹性的体制来敏感捕捉信息，对应社会结构的需求，及时改变不适应的产出状况。

如果教育系统没有建立对社会结构信息的反应能力，就会出现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反而招生率最高的现象。仅以师范专业为例，2005年至2008年，本科师范毕业生各门类中，就业率基本属于较低的文学专业，却在2008年入学在校生比例中排列各专业第一（“学信网”编，2010）（表3）。这样的教育“产品”，宏观上当然会强化社会预期和结

论文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构进位的不平衡。

表2高校专业规模增幅与就业率相关性

简单相关系数样本量意义

规模增幅与07年就业率.150137相关性很弱

规模增幅与08年就业率.130137相关性很弱

高校内部专业比例变化与07年就业率.087137相关性极弱

高校内部专业比例变化与08年就业率.06137相关性极弱资料来源：“学信网”编，2010。

表3本科师范毕业生各门类就业率

毕业人数就业率（年）

20052006200720082005200620072008法学98179633112581196882.7277.7777.8979.70教育学2209224213321243436679.6374.1275.6477.03文学62093790739999310992780.875.6675.2678.13史学546053327845866986.6378.5679.5878.87理学4654156545692387541786.4479.7678.0479.53工学1911626185283562804180.4777.2374.9279.21农学653871124184893.1187.4975.8393.63管理学162022533052318381.3679.4176.6781.78经济学134********.310092.99资料来源：同表2。

七、结论与讨论

上述事实表明，教育系统的社会身份预期产出，与社会结构的实际状况不仅已经失衡，而且它缺少获取信息并自动调整的能力。文凭教育每年产出几百万抱有地位上升预期的高学历者，但社会结构中并不存在现实的位置。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学生在进入社会后碰壁，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预期难以结构进位，但文凭教育还在大幅度扩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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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品（学生）而言，上大学已经改变不了命运，他们的事业通道很难依靠文凭定轨。这种群体性的结构失位现象连年积累，加剧着一类人共同的命运感、受挫感和不公平感，与他们自视应当的地位形成反差对照，当然影响着这一人群的价值、态度和行为。

因此，从解释的角度，高学历青年群体中弥漫的“愤青”现象具有结构性成因。虽然教育的学位产出功能———将社会成员在职业、地位、收入和身份方面分开———在世界各地都类似，但是当教育观念和产出内容脱离了社会结构的实际时，宏观上，将影响新成员有序结构进位的稳定性，从而积累群体性不满。而从政策反思的角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教育本是良策，但如果教育传统本身的品质如故，结果完全可能相悖。倘若教育追求的产出主要在量而非质、主要在身份而非技能，必将败坏教育作为结构分流之社会稳定器的自然职能。其沉重代价，表现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在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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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谭深

The Problem on Structural Dislocation of Social Status Zhang Jing 41………………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the causes of group discontent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al period.In addition to “the theory of income gap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dislocation ”upon highly educated young groups.After reviewing the tradition of diploma-oriented education ，this article exhibits the following trends ：graduates'job will ，their anticipations about future social status ，the scale of highly educated outputs and unemployed ，graduates'actual positions in the society and the classifications of their employers and locations.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as graduates enter the society ，the difficulty of “structural advance ”will be met ，which shakes the order of gaining anticipated social status for new generations and influences the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of them.Meanwhile ，the role of education as a social distribution stabilizer is weakening.

Developmentalist Government and Urban Hukou Threshold ：Rethinking hukou system reform Wu Kaiya ＆Zhang Li 58………………………Abstract ：After years of transition from the central planning system to the market-oriented one ，the actual progress of hukou system reform has not m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ublic ，which is removing every restriction on accessing a formal registration in the city.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eek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rrier of hukou system reform.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list government ，the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rationale for the existence of hukou barrier.Applying the projection pursuit model as well as the techniques of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data of 46cities ，our empirical findings show that the hukou barrier at the city level can be largely explained by many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ic output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the provision ability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the degree of outside dependenc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Market or Non-Marke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Main Causes of Income Inequalities in China Today Chen Guangjin 86………………Abstract ：In existent researches on mechanisms of the making of income inequalities in China since 1978，there are two kinds of causal-attributing patterns.The first pattern ascribes income inequalities mainly or completely to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marketization ，while the second one ascribes them mainly or completely to various non-market mechanisms.Based on eight nation-wide surveys of rural and urban households from 1989to 2008，this paper firstly applies methodologies of inequality

透过默顿_失范理论_看当代中国社会失范现象(1)

3．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 美军认为，在进行反叛乱作战时，必然要面临同大量平民密 切交往的问题，与这些平民交往的效果，将直接影响到反叛乱作 战的实施和效果。反叛乱作战胜负的标准就是民众对政府的认 同感。只有有效保护平民安全，恢复基本生活、建立有效地安全 保障机制，才能最大限度赢得人民支持，孤立反叛分子。当然这 其中可能更多涉及非军事行动。 4．网络战 该条令对于如何应对信息时代叛乱分子提出了建议，认为现 代的叛乱分子懂得使用因特网来发布招募和转移信息。为此，不 能将反叛乱作战理论仅仅局限于军事行动上，新型的网络战同样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在现行的国际机制下，叛乱分子取得传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可能性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仍在可控范围。但是对于一些破 坏信息资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恶性计算机病毒、卫星信 号干扰器材等，叛乱分子得到，还是比较容易的，特别时计算机病 毒和恶意程序。 因此，美军对于与反叛乱有关的网络战的重视程度也是比较 高的。 四、对我军的启示 如何更好地应对今后可能发生地类似事件，美军的反叛乱作 战给予我们很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反叛乱作战的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说自从有了对于原始社会 族群权利的争夺，就已经开始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形式和手 段都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如何更为有效地维护政权稳定，打击叛乱 势力，无论是美国，还是我国，都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注释： 宫旭平，董鸿宾．简析美军新版《反叛乱》条令．外国军事学术．2007（7）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军的反叛乱作战主要是指在国外进行的，即在美国领土之外 的别国进行作战。对我军而言，主要是维护我国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打击境内叛 乱势力， 维护国家统一。

患者身份识别制度

患者身份识别制度 1目的 全院所有参与患者服务的人员，在为患者提供服务时均应采用本制度规定的2种身份识别方式核对患者身份,保证患者身份识别的准确性，杜绝因身份识别而导致的异常事件。 2范围 全院所有参与患者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护理、医技、药剂及财务、后勤、餐饮等为患者提供医疗、护理及其他服务的人员。 3定义 3.1患者服务:指任何涉及患者干预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治疗（如给药、各种穿刺等）、有创操 作（手术、腔镜等）、任何诊断性操作（各种激发试验等）、辅助检查、问诊等。 3.2腕带：一种方便医务人员核对患者身份的含有多种信息的识别带，住院患者腕带上有便于移动 设备识别的二维码，记录病人的基本信息(如：姓名、年龄、、住院日期、各种医疗信息等)。 3.3操作物：指操作时患者的药物及治疗单、血制品、饮食单、输血申请单、输血记录单、检验申 请单、检查申请单、手术通知单等。所有操作物上均有两种身份识别信息。 3.4住院号：患者在本院办理住院手续时，系统自动生成的编号，为本次住院特有，又称病案号。4内容 4.1所有工作人员在采集患者身份信息时都要严格核对患者的有效证件，确保信息准确无误。 4.2身份识别信息及方式：同时使用两种方式识别患者身份，但不包括患者房间号和医院特定位置。 4.2.1门诊患者使用“姓名”和“出生年月日”两种身份识别信息，出生年月日各采用yymmdd编码 （如2001年1月1日编码为20010101）； 4.2.2住院患者使用“姓名”和“住院号”两种身份识别信息，病室号和床号不能作为患者的身份识别 信息。 4.3患者身份识别时机：在进行诊断性操作、提供治疗和其他操作前识别患者身份。 4.3.1为患者问诊、给药、输血或使用血制品及采集血液和其他标本前。 4.3.2为患者实施各种辅助检查前，发放患者检查报告前。 4.3.3临床进行的所有治疗和操作前、侵入性操作前、手术前均要对患者进行身份识别。 4.3.4患者转科交接时。 4.3.5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接送陪检患者前，膳食科工作人员发放膳食前。 4.3.6无陪护新生儿出入院身份识别按《无陪护新生儿出入院身份识别流程》执行。

分离性障碍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分离性障碍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对于疾病有很多，是非常可怕的，疾病的发生人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有时候都是马马虎虎的，比如分理性障碍变现这个问题就引起了一部分人们的注意，当人们出现这些疾病的时候，还不知道它的具体情况，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分理性障碍的具体变现有哪些？ （1）分离性遗忘表现为突然出现不能回忆自己重要的事情，特点是丧失近期的阶段记忆，可为部分性和选择性，一般围绕创伤性事件。这种遗忘不是由器质性原因所致，也不能用一般的健忘或疲劳加以解释。 （2）分离性漫游指患者在觉醒状态下突然从家中或工作场所出走，往往离开的是一个不能耐受的环境，进行无计划、无目的的漫游。此时患者意识范围缩小，但能进行日常的基本生活和简单的社交接触。有的患者忘掉了自己既往的经历，以新的身份出现。漫游可持续几十分钟到几天，有的可以更持久。这种发作

突发突止，清醒后患者对病中的经历不能完全回忆。 （3）分离性木僵患者的行为符合木僵的标准，检查也不能发现躯体疾病的证据。通常在一定的生活事件之后，患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不动，对外界的刺激几乎或完全没有反应，完全或几乎没有言语及自发的有目的的运动。但患者的肌张力、呼吸运动均存在，有时可有睁眼及眼球的协调运动。 （4）出神与附体障碍本症表现为暂时性地同时丧失个人身份感和对周围环境的完全意识。患者的意识范围明显缩小，注意和意识仅局限于或集中在密切接触的环境的一二个方面，只对环境中的个别刺激有反应。常有局限且重复的一系列运动、姿势、发音。如果患者的身份被鬼、神、或死亡之人所代替，则被称为分离性附体障碍。发作过后患者对过程全部或部分遗忘。 （5）分离性运动障碍表现为一个或几个肢体的全部或部分运动能力丧失。常见的形式有肢体瘫痪、肢体震颤抽动或肌阵挛、起立或行走不能、失音症等。瘫痪可为部分性的，即运动减弱或运动缓慢；也可为完全性的。共济失调可为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尤以双腿多见，引起离奇的姿势或不借扶助站立不能。也可有一个或多个肢端或全身的夸张震颤。

失范的三维分析模型

失范的三维分析模型 朱力 2012-10-25 15:48:51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06年4期第118～123页【作者简介】朱力，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南京210093 【内容提要】类型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解释事物的基本方式。由于对失范的类型分析有利于把握失范的特征和对失范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价值、规范、行为三个维度的分析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发现其中有既符合理论逻辑，又符合经验事实的失范类型。 【关键词】失范/类型分析/三维视角 类型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解释事物的基本方式。亚历山大(Alexander)认为，人们之所以常常采用类型化方式来解释世界是“因为他们充分期望每一个新的印象都将是他已经发展起来的对世界所作的理解的一个类型。这种类型化方式不仅仅是在传统的总体水平上起作用。即使当我们遭遇到某些新的和令人激动的事物时我们也期望这种新的特性和令人激动的特性是可以被理解的：它将被我们在我们已拥有的参考词汇范围之内所认识。我们无法将自己从我们的分类系统中剥离出来”①。尽管我们力图将遇到的所有事物都概括到我们已有的分析框架中去，但真实的事物每每不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用现有的分析系统无法涵盖的新事物及其新性质，这时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新的范畴或类型来标示它们。类型分析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将研究对象化繁为简，清晰地把握事物的特征。我们应用这一方法，可对纷繁复杂的失范进行梳理，进行深入分析。类型分析只是一种失范

行为的形式分析，不能替代原因分析。它必须与因果分析结合起来，才更具解释力。 一、以往失范的分类 高兆明以不同社会背景下失范的社会性质为标准将失范分为：“(1)常态下的社会失范，其所赖以形成的那个社会生活方式在根本上仍然没有失却其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因而，这种社会失范一般不会形成大规模、全局性、持续的社会失范现象，它更多的可能是在一种局部、暂时的意义上出现。而且这种社会失范现象本身对社会秩序更多的是具有直接消解性的消极性，虽然这种社会失范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最终转化为推进理性进步的积极力量。(2)转型时期中的社会失范，其存在的根据在于既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活世界失却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在于社会生活方式本身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它一方面意味着曾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对社会生活发挥有效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的合理性受到强烈冲击，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诞生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意味着这种社会失范的原因在于两种生活方式的更替，以及由此决定的两种社会价值规范的更替”②。还有是以失范的主体为标准来分类，可分为群体失范与个体失范。群体失范是指失范的行动者是一个团体、组织或单位，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有组织、有计划地做出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个体失范是指个体自身所做出的失范行为。“一些种类的失范是一个人单独行为的结果，另一些是群体行为的结果。这里的群体可以是一个公司或一个政府部门，如一个公司向某个政府部门的行贿受贿活动”③。 我们回归到一种最简单的分类，既是按照失范发生的不同的领域进行分类。因为在不同领域中，失范的主体、失范的目标、失范的手段、失范的行为有着较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得与失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得与失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在结构性货币政策上也屡有创新之举。无独有偶，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一直未消，但央行始终未有全面宽松举措出台，反倒是再贷款、PSL和定向降准等所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相继浮出水面。两者共同引发了市场关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利弊的热烈探讨。 应该说，由于目前财税体制改革尚处“引而未发”状态，制约了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此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可以部分承接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因此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过渡时期的“越俎代庖”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一步地，在本届政府急欲树立“定向发力”，而非“全面宽松”形象的背景下，诸如全面降准和降息的传统货币政策已在某种程度上“被绑架”。此时，央行祭出结构性货币政策也是苦心孤诣的“权宜之计”。不过，货币政策毕竟属于总量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固有缺陷，这使得货币政策的“总量之矛”往往难以攻克“结构之盾”！ 在本文中，我们系统梳理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得与失。明年我国央行可能向商业银行全面推行PSL，了解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利弊得失无疑颇有裨益。 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各国实施效果不尽相同，但仍体现了传统货币政策所不具有的三点优势： 优势一：充当危机救助。从美联储TAP（定期拍卖便利）和TSLP（短期证券借贷便利）的经验来看，此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确实扮演了重要的救市角色。其主要原因在于，次贷危机后，受“流动性陷阱”的约束，总量型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及传导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而央行可以凭借结构性货币政策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提高金融机构的资金可得性。这在恐慌情绪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迅速枯竭之际，对提振资本市场的信心，阻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蔓延均具积极意义。 优势二：引导信贷流向。结构性货币政策发端的最大肇因就是，各国相继出现了商业银行“惜贷”的问题。总量型货币政策虽能改善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但却未必能够提振商业银行的放贷意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遇到了梗阻。于是，各国央行竞相创新货币政策的工具，其要义就在于，将央行的基础货币注入与商行的放贷行为更紧密地挂钩，以提升对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虽说投出去的钱，就像泼出去的水，其最终流向殊难控制，但结构性货币政策却可通过激励机制上的设计和调试，在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上做出积极和有益的尝试。 优势三：引入激励相容。为实现定向调控的效果，结构性货币政策将委托代理理论中的激励相容机制引入其操作框架，这是其相对于传统货币政策的最大创新。此举既夯实了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又拓展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边界。从英国央行融资换贷款（FLS）和日本央行刺激银行借贷便利（SBLF）的经验来看，若没有激励相容机制的引入，其所谓的“定向滴灌”根本无从谈起。例如，英国央行为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将在申请FLS额度时中小企业新增贷款的权重放大至五倍；日本央行为激励银行增加放贷，在延长期限后的SBLF 中亦提供两倍于银行贷款余额净增量的资金。 然而，由于难以绕开信贷传导渠道，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亦存在如下三点缺陷：缺陷一：最终目标难以明晰。与传统的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不同，由于被赋予结构调整这一带有财政政策色彩的职能，结构性货币政策往往尽可能地诉诸从操作目标到最终目标的直接传导。然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却往往难以界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有四个，即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但这四者都不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的终极目的。如果硬要把结构调整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由于其概念太过宽泛，在实践中往往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衡量和观测的指标。从英国央行FLS的经验来看，最终目标的不明晰和难监测，使得英国央行难以有效

第六章 分离性障碍

分离性障碍 Dissociative Disorders 一、概述 历史 ?癔症（hysteria) hyster- 子宫 子宫在体内移动阻塞了呼吸通道 ?巫术和癔症 集体癔症（mass hysteria） ?S. Freud (1895) Anna O 历史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二版（DSM-II）（1952） 放弃使用“癔症” 特点 ?分离[转换]障碍的共同特点是部分或完全丧失了对过去记忆、身份意识、即刻感觉以及身体运动控制四个方面的正常整合。 ?假定它在起源上是心因性的，与创伤性事件、不可解决和难以忍受的问题及紊乱的关系在时间上有密切联系。因而，一般有可能对个体应付难以忍受的问题的方式作出解释与假设。 ?分离性障碍患者常对旁人看来十分明显的问题或困难表现出惊人的否认，他们将所能承认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分离性症状。 案例 警察发现一位穿着体面的妇女，大约三十出头，当时正漫无目的地走在州际高速公路上，于是警察便把她带到了医院。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她讲话有条不紊，但是语速比较慢，显然受过创伤，不过还不算是精神病患者。她呆在病房里，很少说话，只是在他人哄骗下才吃点东西。当问及他是谁时，她会注视着天空，或者耸耸肩，一副绝望的样子。于是大家给了她一个临时的名字——珍妮·迪。四个月以后，医生们仍然没有能够让她记起自己是谁，于是她被转移到了慢性病患者的病房。 案例 珍妮每天都会被带到心理医生的办公室，但她很少对医生的询问

做出回应。而且心理医生也无法对她进行催眠，因为她不愿意闭上眼睛，也不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催眠过程上。最后心理医生尝试了进行性放松。珍妮对这种方式反映很好。在每次放松之后，心理学家都会拿起办公室的电话机假装给朋友或亲戚打电话。然后他会把电话机给珍妮，建议她打个电话，但她总是说自己不记得任何人的电话号码。 案例 最后有一天，在珍妮做完深度放松后，心理学家又一次把电话机给她，让她随便拨一个号码。她这样做了，而且过了一会，她不断地拨同一个区号和号码，只是她不等电话铃响就挂了。但是心理学家把它记下了下来，他从珍妮手中拿过电话，自己拨了这个号码并且把电话交还给珍妮。电话那头竟然是她母亲，远在400英里以外的底特律，珍妮和母亲交谈了起来。 案例 事实上，珍妮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工程师。她原来住在波士顿，不过正打算要搬家，就在搬家工人来帮助她把家里的东西搬到新的住处那天，她就漫无目的地出走了。第二天珍妮的家人过来把她接了回去。（改变自Lyon，1985） 二、各类型的症状表现 一、分离性遗忘 Dissociative Amnesia 主要特点是记忆丧失，通常为重要的近期事件； ?分离性遗忘几乎总是顺行的； ?遗忘通常为部分性和选择性（围绕创伤性事件）； ?遗忘并为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困扰； 分离性遗忘 ?时间感、方向感以及学习新的信息的能力完好； ?遗忘的程度和完全性每天有所不同，但总有一个固定的核心内容在觉醒状态下始终不能忆及； ?遗忘的事件只是被隔离在意识之外； ?可能是分离性漫游的一部分。 分离性遗忘 分离性遗忘的模式： ?部分性遗忘 ?选择性遗忘

社会失范理论的本土化思考

社会失范理论的本土化思考 朱海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涂尔干失范理论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失范直接与集体意识相互关涉”；默顿将失范看成是一种结构性崩溃；梅斯纳和罗森菲尔德的制度失范理论在继承默顿衣钵的同时，反思了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及其相互关系，着重考查了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就社会失范理论的本土化进行了思考，主张在一个主客观连续体中考察个体意识、集体意识、模式化期待、制度化手段与失范现象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失范；集体意识；文化目标；制度化手段 人们一般将“失范”理解为原有规范失去作用、没有规范的状况或越轨行为，这主要是受美国学者的影响。“帕森斯把涂尔干看成是论述规范的理论家，而按照帕森斯的理解，规范就是…一组规则?（a body of rules）。”[1]默顿在《社会结构与失范》一文中也说：“正如涂尔干首先提出的，失范概念指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相对缺乏规范的状态。”[2]他“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派生性的，把“失范”（normlessness）看作涂尔干所谓的失范（anomie）的同义语。”[3]而雷蒙·阿隆认为，涂尔干的anomie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危机，这种危机以社会解体和个人与团体间联系脆弱为特征。[4](P361)anomie来源于法语，如果把失范单纯译为normlessness，在涵义上会产生很大的纰漏，因为从词源上说，anomie可以上溯到希腊文的anomois，有着“非等同”、“非相近”、“非相似”的意思，或者有差异和混乱的意思。因此，就这个概念的原意来说，它包含了超出单纯规范意义的涵义。[5](P78)可见，以默顿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对失范的理解和涂尔干的失范概念是有差距的。 一、“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框架下的失范 涂尔干的失范理论是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理论之下展开的，失范就是发生在由以相似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的社会向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有机团结的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以相似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的社会的集体意识（即其整合的基础）逐渐弱化，失去了维持社会整合的基础性作用；而通过社会分工形成的各有机组成部分在相互需要与依赖中逐渐形成了习惯，并在习惯基础上形成了规范，从而形成新的彼此协调的社会整合状况。问题在于，社会分工发展过快，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发展水平，这时社会陷入失范（anomie）状态。他在论“失范的分工”时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足以使有机团结发生断裂。另一个例子是劳资冲突。工业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劳资的冲突就越激烈，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发展水平。第三个例子是科学被分割成为许多狭窄的研究领域，相互之间毫无联系，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了。[6](P314-316)可见，在运用失范（anomie）这一概念时，涂尔干强调的是功能失调、社会失序的状况。 集体意识这个概念在涂尔干理论中占有首要地位。所谓集体意识，他认为就是“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7](P216)，“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散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但这不妨碍它具有自身的特性，也不妨碍它形成一种界限分明的实在。……它在南方和北方、都市和小镇都是一样的。它并不会随着世代的更替而更替，而是代代相继，代代相传。它完全不同于个人意识，尽管它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8](P42-43)宗教的衰落导致了集体意识的淡化，从而导致了失范的出现。另外，在关于犯罪与失范的相关论述中，涂尔干认为，犯罪与失范是两种不同的危机，“犯罪是社会健康的一个因素，是健康的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9](P84)，也就是说，犯罪是正常现象。他还认为，犯罪“同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由此也就成为有益的，因为与犯罪有密切联系的这种基本条件本身是道德和法律的正常进化所必不可少的”[10](P87-88)。“犯罪不仅是常态的，而且是健康的。因为它是自成一类

变态心理学 名词解释

变态心理学名词解释 （09）变态心理（心理障碍）：是一种伴随痛苦和功能性损伤出现的个体内部的心理功能紊乱，是一种不典型的或文化上不被期待的行为反应。 刺激泛化：在一些情景中，个体不仅会由中性刺激引起某个反应，相似的人或事都会引起这种反应。 标准化：是一个过程，通过标准化的过程可以确定一组标准或常模。这组标准可以用于测量、计分和统计分析的全过程。 知觉：人们通过感官得到了外部世界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头脑的加工（综合与解释），产生反映事物整体的心理现象。 错觉：对客观事物歪曲的知觉。 幻觉：是一种虚幻的知觉体验，指在没有现实刺激作用于感官时发生的知觉体验。 妄想：一种错误的、歪曲的病理性信念或判断，既没有事实根据，也与个体所处的背景和文化中公认的观念不一致；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都无法纠正。 自知力：内省力、领悟力，是临床精神病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指病人对自己精神疾病的认识、判断能力。 焦虑：一种以显著的负性情绪，紧张的躯体症状以及对未来的担忧为特点的情绪状态。 惊恐障碍：是指个体突然感到强烈的恐惧、紧张，或者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广泛性焦虑：指一种以缺乏明确对象和具体内容的提心吊胆及紧张不安为主的焦虑症，并有显著的自主神经症状、肌肉紧张及运动性不安。 恐惧症：也称为恐怖症，是一种以过分和不合理的恐怕外界客体或处境为主的神经症。 强迫观念：持续反复的念头、影像或闯入意识到冲动。 强迫行为：对强迫观念的反应包括固定仪式（如洗手，检查，抹擦）或心理活动（如数数，祈祷或默默地重复某个词语）。

(09)疑病症：是指尽管存在大量相反的证据，个体仍然深信自己患有严重的生理疾病，或过分恐惧会患上这种疾病。 病人角色：只要指社会公认的病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应该执行的义务。 医源性影响：是指医生的不恰当言语、态度和行为给病人造成的不良心理影响。 癔症：是一种以解离症状和转换症状为主的精神障碍，这些症状没有可证实的器质性病变基础。 解离症状：指部分或完全丧失对自我身份识别和对过去的回忆，CCMD-3称为癔症性精神症状。 转换症状：是指在遭遇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冲突时发生不不快心情，以转换成躯体症状的方式出现，CCMD-3称为癔症性躯体症状。 癔症性躯体障碍：曾被认为是歇斯底里，也称为转换障碍，是一种把心理压力转换为躯体症状的失常。包括3种类型：癔症性运动障碍、癔症性抽搐发作、癔症性感觉障碍。 (10)癔症性精神障碍：分离障碍又称解离症状，，是癔症的两大症状之一，在DSM-IV又称为分离障碍，之所以叫分离是因为这种障碍的症状是由两个或多个心理过程同时存在或交替进行的，而相互之间却没有关联和影响。 包括4种类型：癔症性遗忘、癔症性漫游、癔症性身份识别障碍、癔症性精神病。 癔症性遗忘：也称分离性遗忘症， 癔症性漫游：也称分离性漫游，是一类以突然意外地从家里或自己平常工作的地方出走，伴有不能回忆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的身份模糊不清，或设定一个新的身份为主要表现的心理障碍。 癔症性身份识别障碍：又称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人们在日常中称为多重人格障碍。 应激相关障碍：是一组主要由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引起异常心理反应而导致的精神障碍，也称反应性精神障碍。应激相关障碍有三种只要类型：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适应障碍。 急性应激障碍：是一类在接触极为严重的创伤性事件1个月之内发生的以分离症状、焦虑、警觉性高等为主要表现的心理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在创伤事件之后的严重而持久的精神障碍。

结构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我国劳动力供给偏差分析 摘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凸显,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的流动障碍。由于技能、地理位置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的劳动力供给偏差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劳动力在行业间或区域间的“有效供给”是缓解当前结构性失业的关键,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该大力加强教育和培训措施,提供良好的外在环境,促进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劳动力供给;偏差分析随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的变动,我国出现了结构性失业。当前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甚至超过了总量性失业,成为我国失业问题之首。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完善就业结构,把就业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战略高度,促进医学论文发表https://www.docsj.com/doc/8c17755649.html,/yxlwfabiao/就业成为了我国当前和以后相当长时间内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针对结构性失业,笔者尝试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进行研究,并借此寻求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理论依据,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结构性失业的成因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理论原因,在于劳动者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障碍。首先假定存在一个由A、B两市场组成的经济体系,两个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恒定,且初始状态都是充分就业,均衡工资是W 0,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A、B两市场劳动力供求处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用图1表示如下(其中,S I指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D I指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I=A、B)。 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不同市场的劳动力供求稳定状态受到了外界各种因素的冲击,A、B两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势必也会发生改变。改变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需求共同增加,二是需求共同收缩,三是两个市场劳动力需求异动。在劳动力供给恒定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增加或共同减少导致的都是极端结果,或者是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或者是永久性失业的存在(也许会在政府强制力作用下导致整体工资水平下降),因此,这两种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很少见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转型期,经常是劳动力需求的扩张和收缩在不同情况下共存。因此,根据我国国情,重点分析第三种情况。 假定A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D A曲线移至D A’,工资由W 0上升到W A,A 市场的就业量保持不变;B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D B曲线移至D B’,理论上工资下降至W B,但是由于工资率是缺乏弹性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因此工资继续保持W 0水平,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S 0-S 1)人失业。 如果两个市场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则B市场中将会有一部分富余人员流向A市场,使得A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至S A’。不考虑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这种流动将会缓解B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和A市场工资上涨的压力,最终使得两市场劳动力供求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均衡工资水平为W 1。如果两个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则结果是:(1)A市场将会因劳动力短缺而使工资率远高于均衡水平;(2)B市场由于劳动力需求降低和工资刚性的作用导致劳动者失业。事先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恒定的,因此这种失业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将上述A、B两市场扩展到多个市场,分析过程类似。 从上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外在表现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差异,结构性失业越严重,工资水平差异越大。 二、劳动力供给结构偏差分析在图1的模型中,A、B两市场也可看成是一个经济运行体

分离性障碍

分离性障碍 主讲人：耿昆 地点：放松治疗室 时间：2012-5-24 18:00 一、概述 分离性障碍，又称分离（转换）性障碍，旧称“歇斯底里症/癔症”，是一类由精神因素，如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情绪激动、暗示和自我暗示，作用于易患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 一部分患者主要表现为分离性遗忘、分离性情感爆发、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等精神症状，其自我意识障碍非常突出，具有发作性，发作后意识迅速恢复；另一部分患者表现为各种躯体症状（包括分离性运动障碍和分离性觉障碍），同时缺乏相应器质性损害的病理基础。 二、流行病学 分离性障碍在普通人群中的患病率约为3.55%（中国12个地区，1982年）。首次发病年龄在20岁以前者占14%，20~30岁者占49%，30~40岁者占37%，40岁以上者初发者少见。男性女性之比约为8:1（长沙，1989年）。我国部分地区有儿童、青少年集体发作的情况。 三、发病危险因素与发病机制 (一)发病危险因素 1、生物学因素 （1）遗传因素分离性障碍的遗传学研究结果不一致。 （2）素质和人格类型通常认为，具有表演型人格的人易患分离性障碍。所谓表演型人格即表现为情感丰富、有表演色彩、自我中心、富于幻想、暗示性高。（3）躯体因素临床发现神经系统的器质性损害有促发分离性障碍的倾向，脑干上段特别是间脑器质性损害与分离性障碍有某种因果关系。 2、社会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与分离性障碍的发生密切相关，对应激性事件的经历和反应是引起本病的重要因素。其中情绪不稳定、易接受暗示、文化水平低、迷信观念重的青春期或更年期女性较一般人更易发生分离性障碍。 （二）发病机制 分离性障碍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较有影响的观点大致归纳为两种。 一种原始的应激现象包括（1）兴奋性反应，如狂奔、乱叫等运动性兴奋状态（2）抑制性反应，如昏睡、木僵、瘫痪、聋哑盲等（3）退行性反应，如行为幼稚等 另外一种是有目的的反应分离性障碍常首发于困境之中或危难之际，而且病情的发作往往能导致脱离这种环境或免除这种义务。

道德失范

"道德失范" 英文对照 :moral abnormality; moral disorder; disordered moral (一）“道德失范”在工具书中的解释 1、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伦理原则体系或者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个人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和引导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失控、失序和混乱。道德失范表征出社会精神层面的某种危机和剧烈冲突，它常常是社会急剧变革或转型时期的产物。 （二）“道德失范”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 1、所谓“道德失范”是指旧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被普遍否定，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而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尚未形成，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处在一种规范真空的社会状态中。 2、所谓道德失范，就是指在道德领域的一些准则或规范，已经不能够通过社会的舆论压力或人们的内心确信来有效地调整和控制人们行为。 3、所谓道德失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规范约束力的失去或弱化，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具有道德责任能力的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不遵守本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丢失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的行为现象。 4、所谓道德失范，是指社会缺乏一个统一明确的道德规范体系，个人行为丧失是非善恶标准，由不同道德观、价值观相互冲突所造成的道德混乱和无序现象。 5、道德失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混乱。 社会失范（anomie）字面意义为没有或失去社会规范。在社会学中，主要指人们对什么是适当的社会规范的理解存在的本质上的分歧。关于社会失范的两种主要理论，是由迪尔克姆和默顿提出来的。迪尔克姆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失范是由于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改变尚未完成而造成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快于这种分工所要求的道德基础，这样，社会的某些方面便受到不适当的控制，从而导致失范。迪尔克姆还把失范与现代社会的病态相联系。例如，他在《自杀论》一书特别研究了失范型的自杀。失范型自杀就是在社会规范对什么事情可以去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去做还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时，人们陷入矛盾状态之中而容易引起的一种自杀。社会越是失范，自杀率就越高。他认为，无论是经济萧条时期还是经济繁荣时期，自杀事件都会有所增加，因为上述两个时期均置人们于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原有的准则和规范失去了作用，生活变得漫无目的，自杀便容易发生。默顿修正了迪尔克姆的心理学假设，他将失范的含义由无规范更改为规范冲突。在他对当代美国社会的分析中，他认为，社会价值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分离和文化所规定的目标同意欲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化的合法手段之间的分离，是造成人类不幸的原因。当人们不能用合法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时，失范就产生了。但人们也可以通过遵从、革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造反等不

10个心理学术语,懂点心理学,不做心理盲者

10个心理学术语，懂点心理学，不做心理盲者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心理学在生活中的应用日渐广泛。心理学能够通过对人类行为举止、微表情等的分析，推测出人类的心理状态，然后根据分析采取相应对策以达到预期结果。 1.脸孔辨识困难症 脸孔辨识困难症即无法辨认人的脸，或者辨认他人的面孔有困难。面孔认知障碍分两种类型：熟人面孔失认症和陌生人面孔分辨障碍。 2.意识 意识是人脑对大脑内外表象的觉察。生理学上，意识脑区指可以获得其它各脑区信息的意识脑区（在前额叶周边）。意识脑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辨识真伪，即它可以辨识自己脑区中的表象是来自于外部感官的还是来自于想像或回忆的。此种辨识真伪的能力，任何其它脑区都没有。当人在睡眠时，意识脑区的兴奋度降至最低，此时无法辨别脑中意像的真伪，大脑进而采取了全部信以为真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梦境”。意识脑区没有自己的记忆，它的存储区域称作“暂存区”，如同计算机的内存一样，只能暂时保存所察觉的信息。意识还是“永动”的，你可以试一下使脑中的意像停止下来，即会发现这种尝试的徒劳。有研究认为，意

识脑区其实没有思维能力，真正的思维都发生在潜意识的诸脑区中，我们所感知到的思维，其实是潜意识将其思维呈现于意识脑区的结果。 3.内省法 内省法是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又称自我观察法，是构造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手段。心理学研究通常要求被试者把自己的心理活动报告出来，然后通过分析报告资料得出某种心理学结论。 4.边缘性人格障碍 边缘性人格障碍(简称BPD)，是精神科常见人格障碍，主要以情绪、人际关系、自我形象、行为的不稳定，并且伴随多种冲动行为为特征，是一种复杂又严重的精神障碍。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典型特征有学者描述便是“稳定的不稳定”，往往表现为治疗上的不依从，治疗难度很大。 5.多重人格 多重人格障碍是心理疾病的一种，表现为一个人身上显示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角色”的人格特点。这些不同的“角色”各自有着自己的行为习惯、思考方式、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对自己的认知，轮番主导一个人的行为，有如“在一个身体里住着几个灵魂”。多重人格障碍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归类于第一轴的解

以失范理论分析我国当前社会的社会越轨

以失范理论分析我国当前社会的社会越轨 社会机构视野下的失范，以默顿的anomie来解释我国当前的社会。 他认为失范是社会结构文化在个体身上呈现的一种紧张状况。“文化结构承载的是普遍的概念、理想和价值，而社会结构则通过身份角色等方式确定某种行动是否被正当的规范所控制。”文化机构规定了行动的目标，社会结构规定了行动的手段。“无论目标的本质如何，文化目标与可行的规范手段之间的矛盾都会产生失范的倾向。”默顿认为，当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了由文化机构所规定的文化目标，而没有将由社会结构所规定的达此目标的制度化内化时；或者，通向这一目标的制度化手段受到阶级结构等方面的很大限制时，来自失败的威胁就会导致以失范为特征的“创新”这个个体适应模式的大量出现。 社会失范现象包括越轨现象和虽越轨现象但通常被看成是反社会的或不道德的现象。社会失范可以表现很多情景，如社会秩序的破坏、离轨、犯罪现象的增多，社会生活中道德的败坏、腐败的盛行等等。 根据相关资料表明，我们1980到2000年中国社会存在的失范现象的基本类型：经济失范、政治失范、道德失范、知识失范、秩序性失范、风气性失范。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个体意识、集体意识、模式化期待、制度化手段角度解释失范现象。 个体意识是指社会中的个人的意识，它是个人的社会经历与社会地位的反映，是个人独特实践的产物，健康的个体意识既强调个人的权利，也履行个人的义务。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集体意识总的来讲比较强大，而个体意识一直较为微弱，并且常常是以自我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当今这个急剧的大转型时期，集体意识在逐步消解，个体意识日益张扬但同时却丧失了集体意识（或集体意识过于淡漠）的个体太多了！缺乏集体意识的个体不是一个健康的个体，只能算极端利己者，丧失了集体意识的个体意识是极端利己主义意识，这样的社会成员多了，冲突也就随之而来，社会就动荡不安。 借鉴墨顿的“文化目标”概念，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了“模式化期待”的概念。它是指某一文化背景下的意义系统所持的社会期待。它是一个比集体意识低一个层次的概念，是集体意识里价值目标内容的具体体现。当前，货币已经从纯粹手段和前提条件演化成为生活目的本身这些问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日益严重，形形色色的失范现象逐渐增多 这些问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日益严重，形形色色的失范现象逐渐增多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V目录中英文对照翻译

DSM-V Classification Neurodevelopmental disease 神经发育性疾病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智力低下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al disorders智力发育低下 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全面发育迟缓 Unspecified intellectual disability未定型智力低下 Communication disorder交流障碍 Language disorder语言障碍 Speech sound disorder语音障碍 Childhood-onset fluency disorders (stuttering) 口吃 Social (pragmatic) communication disorder社交障碍 Unspecified communication disorder未定型交流障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自闭症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自闭症 与已知遗传/环境因素相关；与其他神经发育异常情况相关 分型A，B需要强证据支持 与智力异常、语言障碍或紧张症相关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缺乏/多动症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缺乏/多动症 Other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其他注意力缺乏/多动症 Unspecifie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未定型注意力缺乏/多动Specific learning disorder特殊学习障碍

企业人力资源供过于求、供不应求及结构性失衡的表现及对策

人力资源规划的政策 企业人力资源供求完全平衡这种情况极少见，甚至不可能，即使是供求总量上达到平衡，也会在层次、结构上发生不平衡，高职务需从低职务者中培训晋升，对新上岗人员需进行岗前培训等。企业应依具体情况制定供求平衡规划。 当预测企业的人力资源在未来可能发生短缺时，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方案以避免短缺现象的发生。 1．将符合条件，而又处于相对富余状态的人调往空缺职位。 2．如果高技术人员出现短缺，应拟定培训和晋升计划，在企业内部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拟定外部招聘计划。 3．如果短缺现象不严重，且本企业的员工又愿延长工作时间，则可以根据《劳动法》等有关法规，制定延长工时适当增加报酬的计划，这只是一种短期应急措施。 4．提高企业资本技术有机构成，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形成机器替代人力资源的格局。 5．制定聘用非全日制临时用工计划，如返聘已退休者，或聘用小时工等。 6．制定聘用全日制临时用工计划。 总之，以上这些措施，虽是解决组织人力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但最为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激励机制，以及培训提高员工生产业务技能，改进工艺设计等方式，来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企业人力资源过剩是我国现在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国现有企业人力资源规划的难点问题。解决企业人力资源过剩的常用方法有： 1．永久性辞退某些劳动态度差、技术水平低、劳动纪律观念差的员工。 2．合并和关闭某些臃肿的机构。 3．鼓励提前退休或内退，对一些接近而还未达退休年龄者，应制定一些优惠措施，如提前退休者仍按正常退休年龄计算养老保险工龄，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一次性发放部分奖金(或补助)，鼓励提前退休。 4．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如制定全员轮训计划，使员工始终

分离转换障碍

分离转换障碍

分离转换障碍 别名:癔症，歇斯底里症 英文名称 Dissociative disorder 就诊科室 临床心理科 常见病因 具有暗示性、表演性、自我中心、情绪化、幻想性等性 格，封闭性的同源文化环境，多因素遗传 常见症状 丧失近期的阶段记忆，外界的刺激几乎或完全没有反 应，过后患者对过程全部或部分遗忘等 病因 1.心理因素 个体对应激性生活事件的经历和反应是引发本病的重要因素。幼年的创伤性经历也可能是成年后发生分离转换障碍的重要原因。此症患者常常具有一些共同的人格特征，包括：具有暗示性、表演性、自我中心、情绪化、幻想性等。 2.社会文化因素

此症患者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大多生活在封闭性的同源文化环境中。因此受教育程度、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对分离转换障碍的发生有重要作用。 3.生物学因素 目前分离转换障碍的遗传学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些研究发现分离转换障碍患者的一级亲属的同病率较高。但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本病为多因素遗传疾病。临床表现 1.常见的临床表现形式 （1）分离性遗忘表现为突然出现不能回忆自己重要的事情，特点是丧失近期的阶段记忆，可为部分性和选择性，一般围绕创伤性事件。这种遗忘不是由器质性原因所致，也不能用一般的健忘或疲劳加以解释。 （2）分离性漫游指患者在觉醒状态下突然从家中或工作场所出走，往往离开的是一个不能耐受的环境，进行无计划、无目的的漫游。此时患者意识范围缩小，但能进行日常的基本生活和简单的社交接触。有的患者忘掉了自己既往的经历，以新的身份出现。漫游可持续几十分钟到几天，有的可以更持久。这种发作突发突止，清醒后患者对病中的经历不能完全回忆。 （3）分离性木僵患者的行为符合木僵的标准，检查也不能发现躯体疾病的证据。通常在一定的生活事件之后，患者

当前中国的道德失范的成因分析

当前中国的道德失范的成因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峻的道德失范现象。造成中国道德失范的原因是各方面因素的交错影响的结果，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表现。正确分析当代中国道德失范的成因，对于正确把握当前中国道德现状，进而为推动中国道德重建任务都具有深刻的现实和实践意义。解决连德缺失问题，应加强对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淡化行为主体的功利性思想。 道德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内容，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它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所维系，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集体、国家、社会、自然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被世界公认为礼仪之邦，具有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地不断深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却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许多十分严峻的道德失范现象正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显现出来：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逐渐改变，集体主义价值观逐渐淡化，社会公德逐渐丧失，职业道德陷入诚信危机。道德的底线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底线，正确认识道德缺失现象，探讨解决道德缺失问题的对策，对于唤醒沉睡的人性，营造德福一致的文化氛围，重塑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道德缺失现象的几点表现 1、诚信缺失 诚信是一个古老的道德命题，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体现。由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较短，受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人们对经济学本身的内涵还不了解，导致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诚信缺失现象。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企业信用缺失、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缺失。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假东西充斥如假文凭、假政绩、假鉴定等，不一而足。以企业信用缺失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企业逾期应收的贷款额占贸易总额的指标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仅占0.25%一0.5%;而我国目前超过5%，其水平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10倍到20倍。 2.职业道德缺失 道德是一定群体认同的调节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集团之间行为关系的规范、原则的总和。一个群体所遵循的规范和原则是以某种职业的道德体系来体现的，职业领域中的道德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