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一)_1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 东北作家群· 端木蕻良(之一) >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新时期里，发生了一 个根本的变化。 这 个变化是以重新发露它的意义和价值开始的我们重新解读了鲁迅，从 鲁迅的著作中发 现了与政治家、革命家的思想学说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发现了他对中 国国民性的批判和 对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追求，发现了他的孤独和绝望，发现了他对孤 独的和绝望的抗争 ，并从他对孤独和绝望中发现了他的哲学；我们重新解读了茅盾和郭 沫若的作品，不但 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与外国文学影响的联系，也从他们的作品中发 现了种种难惬人意 的弱点和不足；我们重新发现了徐志摩、李金发、卞之琳、戴望舒、 何其芳、冯至、《 九叶集》派的诗、《七月》《希望》派的诗，重新发现了胡适、梁实 秋，重新发现了周 作人、林语堂、废名，我们把他们的作品从尘封的资产阶级文人、反

革命分子 的档案馆里解放出来，使他们的作品重新焕发了昔日的光彩；西方的 研究者、港台的研 究者帮助我们发现了张爱玲、苏青、徐@①、无名氏，我们自己则发 现了沈从文的小说 、新感觉派的小说，新武侠小说、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进入了我们 研究的视野……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曾对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投射过关注的目光。 新时期最早以东北作家 群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大概是我的师弟王培元，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 东北作家群的，他 后来编辑出版了《东北作家群小说选》；在东北作家群研究中卓有成 效的是东北师范大 学的逄增玉先生和河南大学的沈卫威先生，他们都有东北作家群研究 的专著出版，对东 北作家群各个作家的分别研究也在东北作家群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东北地区自己 也曾出版过东北作家研究集刊类的刊物，出版过大型的东北作家的丛 书。 但所有这一切 ，在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学研究的论坛上，都没有发生更大的影响。 在当今的社会上，人

们热衷的是周作人、 林语堂的散文， 穆时英、 施蛰存、 张爱玲的小说。 这当然是无可非 议的，并且是我们新时期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但假若我们从整体上对我们当前的 文学研究进行一次扫描，我们会发现，在我们每一步都似乎朝着一个 理所当然的正确方 和向前进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都真诚地、认真地进行着自己的探索 和研究，都在发露 着我们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我们却也在不自觉中遮蔽了很 多东西。 十七年 被奉为主流的左翼文学受到了自那时以来最严重的冷淡，甚至鲁迅因 与左翼更亲密的 关系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怀疑乃至轻视，似乎左翼文学已经没有 多少值得称道的地 方，似乎它原本来就是一次历史的失误。 在十七年，左是坠在它胸前的一块荣 誉奖章，而现在，左则成了打在它脸上的一块耻辱的印记，而十七年 被贬为 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学的作品则拥有最大量的读者，似乎他们才 是当时最最 正确的文艺方向的坚持者，其作品也体现了那个时期最高的艺术成就，

不左在十 七年是一块耻辱的印记，而现在则成了一个光荣的符号。 左翼文学被遮蔽了， 东北作家群自然也就被遮蔽了，因为东北作家群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 学的旗帜下陆续 走向文坛的，他们的基本倾向从来都是左的。 虽然上述那些研究者还在不断地阐释 他们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但他们的作品却已经没有多少读者。 假若我们现在问林语堂是 谁?施蛰存是谁?只要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给我们作出正面的回答， 但假若我们问端木 蕻良是谁?骆宾基是谁?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能够回答出来了。 但是，只要真的读过端木蕻 良、骆宾基作品的读者，只要不是以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是依其文学作 品本身的价值和意 义感受和衡量他们的作品，他们就一定是较之林语堂、施蛰存低一个 等级或几个等级的 作家吗?我认为，情况远不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对萧军和萧红是熟悉的，但我们熟悉 萧军并不是熟悉他的作品，而是熟悉他与萧红的关系，而对于萧红， 我们常常一反过去 的态度，不是把她视为一个左翼作家，而是将之视为一个非左翼作家

而得到我们的肯定 的。 我们没有以她为标记拒绝张爱玲，但却常常以她为标记拒绝丁玲。 东北作家群的作 品在无形中被我们遮蔽了，我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的作品，而是我们自 觉不自觉地离开了 他们，离开了他们作品的思想意义和审美风格。 我们告别了豪放和粗野，走向了细腻和 缜密。 这个变化不是不可理解的。 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动荡中走出来的，是在从 革命文学、左翼文化、解放区文学发展出来的十七年的文学中走出来 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旗帜下 横扫了学院派知识分子，横扫了所有被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 知识分子， 同时也包括当时革命文学、 左翼文学、 解放区文学阵营中的大多数人。 我 们厌恶了豪放和粗野，我们尝到了左的苦涩，我们希望一个稳定的社 会，一个和睦 的人际关系，一个充满了爱和同情的世界。 任何带尖刺的东西，任何富有震撼力的激情

，任何与我们平静生活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东西，都会在我们的心灵中 引起一种恐怖的回 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们需要周作人，不需要鲁迅，周作人即使批评我们，也带着 温和的性质，而鲁迅的攻击则令人感到一种无可逃遁的紧张；我们喜 欢徐志摩，不喜欢 闻一多。 徐志摩的潇洒和从容是我们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一种人生 态度，而闻 一多则令我们感到一点憋不住的激烈，一种与我们希望平静的心背道 而驰的情绪；我们 喜欢戴望舒而不喜欢艾青，因为艾青的诗中有一种承担的沉重，一颗 动荡的反叛灵魂； 我们喜欢张爱玲而不喜欢丁玲，因为即使张爱玲感到荒凉和寂寞的那 个世界，也是我们 愿意进入的世界，而丁玲的世界却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进入的。 那是一个太危险的世 界， 一个令我们自身难保的世界……所有这一切， 都是我们这些知识分 子自然而然的倾 向，也是无可厚非的倾向。 我们就这样进入了文化界，成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精英。 我们还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不满，但我们已经能够在我们的文化中

居住下来，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按照我们自己给自己制定的作息时间表按部就班地进 行我们文化的建 设，按照我们给自己制定的质量标准检验我们的学术成就。 我们不承认任何外在 的权威，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威；我们不承认任何的圣人，我们就 是我们自己的圣人 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我们就是真理、正义、公道、进步、社会文明 的象征，我们以 反主流文化的姿态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 但是，我们是怎样成了我们时代的精英，我们时代的圣人的呢 ?我们 是在文化 大革命之后进入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制造了半生 的苦难，但也为我 们清扫了中国当代文化的空间。 旧的主流文化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没有了自愈的能力 ，我们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般地大踏步进占了新时期的文坛。 在开始，我们还能听到从 远方传来的零星的枪声，到了后来，到了比我们更年轻一代的作者那 里，则连这枪声也 听不到了。 这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人生观和文化观。

我们喜谈建设而厌恶破坏， 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我们需要破坏和不需要 破坏的所有的东西 ，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莽 莽苍苍的文化空间。 我们不必破坏什么就能建设起自己的园 地，这个园地的建设有西方文化的现成图纸。 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封闭为我们保留 下了这些图纸的新颖性和创造性，使我们在中国大陆文化的疆域内获 得了创 造者和探索者的美誉；我们喜谈温和而反对激烈，因为文化大革命压 制了反对我 们和不反对我们的所有人的气焰，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严峻的文化敌人， 我们不需要 激烈也不会激烈；我们喜谈爱情而诅咒憎恨，因为文化大革命让我们 在变成弱者的强者 身上发泄了所有的憎恨，只有把文化大革命那段应当让毛泽东负责的 经历丢到九天云外 ，我们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就是没有憎恨也不会憎恨的人。 我们好说告别革命， 实际上不是我们告别革命，而是革命告别了我们。 我们根本就没有革过命，也

从来没有打算去革命，我们向谁告别?……总之，我们是戴着白手套而 采摘了我们的文 化成果的。 但一当我们成了文化的精英，一当我们在被文化大革命清扫出来的文 化 空间中安了营，扎了寨，并且占领了这个领域的角角落落，其他的人 就很少有可能挤进 我们的文坛了。 他们开始向经济的领域、政治的领域进行战略转移。 但一当转入经济的 领域、政治的领域，我们这一套文化却行不通了。 在经济的领域里，金钱就是皇帝，经 营手段就是将军，我们的人道主义只能当老板们的擦脚布，谁要真把 我们的文化当成金 科玉律，谁就会被拔光吃净；在政治的领域里，权力就是生命，策略 就是骨骼，我们的 幽默和冲淡只能当政治家会议桌上的一种点缀品，谁要是真把我们的 文化当成自己的指 导思想，谁就会永久地被踩在别人的脚下，成为各种政治斗争的牺牲 品。 我们在文化 上胜利了，但我们在社会上却失败了。

在文化上，我们讲的是人道主义和个 性主义，是理解和同情，是幽默和冲淡，是达观和超脱，是中庸和和 平，而在社会 上，行动着的却不是我们的文化原则。 金钱和权力以及金钱和权力的联合力量起于草末 ，聚于原野，奔流在长江大河，我们的精英文化微笑着迎接了这阵给 世界带来清爽和活 力的狂风，但当它像龙卷风一样在世界上汇聚成了一股其大无比的力 量，我们的文化的 宫殿却也开始发生着精神的坍塌。 它把我们的文化连根拔起，抛到空中，旋到天上，而 后又撒落在大地。 我们的文化实际早已成了文化的碎片，收拾不到一起来了。 我们高谈 着个性主义，但我们的个性主义却不能不是在现实规范约束下的个性 主义；我们高谈着 人道主义，我们要求别人对我们实行人道主义，但我们却未必对比我 们更弱小的人实行 人道主义；我们高谈着自由，但真正得到自由的仍然是金钱和权力， 而不是社会上的人 ；我们高谈着同情和理解，但我们同情和理解的永远是那些根本不需 要我们理解和同情

的国家和个人，是比我们更强大、更富有的国家和个人。 他们没有我们的同情照样能够 强大和富有，而需要我们同情和理解的却未必能得到我们的理解和同 情……我们自以为 成了我们时代的孔子，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成了我们时代的杨朱。 我们与杨朱不同的是 ，杨朱为我，杨朱的文化也是为我的文化，而我们讲的却是人类、国 家和社会，是人类 的文明、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发展。 在开始，我们是用现实的感受看待文 化的，是用对中国的体验看待西方的，是用人的需要看待科学和理性 的，现在却颠倒了 过来。 我们开始用文化规范现实的感受，用西方的标准要求对中国的体验， 用所谓科学 和理性的标准来衡量人、要求人。 我们开始是被别人的思想标准和文学标准所衡量的， 而现在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思想标准和文学标准衡量别人、要求别人。 但这也恰恰证明了 ，我们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正统的文化、高雅的文化、主流的文化， 我们以反正统、反 高雅、反主流的姿态体现的却是我们时代的正统的、高雅的、主流的

文化。 这正像朱元 璋，反了皇帝，成了皇帝，我们则是反了主流文化，成了主流文化。 我们用我们的主体 性扫荡着一切不同于我们的人的主体性，似乎所有的人都必须匍匐在 我们的文化价值标 准面前惴惴不安地等待我们的审判。 在我们的文化价值标准面前，连鲁迅也成了不值一 哂的心理变态狂、不可救药的激进主义分子、横躺在我们前进道路上 的一块僵硬的石头 但据说，这都是为了反对主流文化的需要。 二 在我们谈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时候，提出来的常常是谁是主流 文化、谁不是主 流文化的问题。 我认为，这种提问题的方式就是值得商榷的。 谁是主流文化?谁是非主 流文化?这个问题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层面上才能进行确定的指认， 而一当脱离开这 样一个特定的时间层面，主流文化可能成为非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 也可能成为主流文 化，想在不断流动的历史上指认一种文化是不是主流文化，那是根本

不可能的。 谁是官 ?谁是民?今天我当了官， 我就是官， 明天我不当官了， 我就不是官了。 主流文化和非主 流文化的问题也是这样。 所以，这里的问题首先是什么是主流文化、什么是非主流文化 的问题，而不是谁是主流文化、谁不是主流文化的问题。 什么是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 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被普遍视为合理性、合法性的文化。 正因为它是被普遍视为 合理性、合法性的文化，所以它的生产和传播是不会受到政治、经济 法权的抑制、压迫 和摧残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受到政治、经济法权的自觉的或不 自觉的保护；什么 是非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被普遍视为 非合理性、非合法 性的文化。 正因为它是被普遍视为非合理性、非合法性的文化，所以它的生产和 传播是 不会受到政治、经济法权的保护的，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受到政 治、经济法权的自 觉或不自觉的抑制、压迫或摧残。

实际上，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就其本身是没有正确 和谬误之分的，主流文化既不是绝对正确的文化，也不是绝对谬误的 文化。 它像任何一 种文化一样，都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本能需要但又不是所有本能需要的 体现，是现实社会 一部分人的本能需要但又不是现实社会所有人的本能需要的体现。 它之成为主流文化永 远是现实社会一种本能需要压倒其他所有其它本能需要、一部分人的 本能需要压倒其它 所有人的本能需要的结果，因而它也自然地具有一种社会霸权和文化 霸权的性质。 社会 霸权是说整个社会都会强制地让每一个人都简单地、无条件地服从它 的文化原则，违背 它的原则就是违背整个社会的原则，并且会受到社会各种形式的惩罚； 所谓文化霸权就 是在文化上它的原则和结论已经被确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所有其它 的文化则必须为自 己作出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并且是以主流文化的原则作为论证的 公理、定理系统的 这样，主流文化实际已经是一种失去文化本质的文化。

文化本身就是在人类相互交流 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人类不断求知的过程。 它既然已经被社会公众承认为绝对的真理， 既然已经不需要对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作出新的证明，它就失去了 人类相互交流的功 能，也退出了人类求知的过程，其文化的性质就退化甚或消失了。 非主流文化也不是绝 对正确的文化或绝对谬误的文化，但自然主流文化已经在社会上具有 了社会霸权和文化 霸权的性质，它就一定会对每个个体的人的另一些本能需要构成抑制、 压迫和摧残，并 且这种抑制、压迫和摧残在 社会的少部分人那里则成为不可忍受的。 法家的文化对于秦 王朝的统治是一种合性、合法性的文化，秦朝的法律对于推行秦王朝 统一的政策和法令 是一种需要， 但到了陈胜、 吴广那里， 则成了无法忍受的压迫和摧残。 当受到抑制、压 迫和摧残的人的本能要求还仅仅是一种内心的体验，还仅仅是一种无 可名状的痛苦，它 还不是一种文化，但当这种内心体验找到了一种语言形式，使之在社 会上有了公开表达

的可能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是在反抗主流文化的抑制、压迫和摧残的 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对主流文化进行证伪的过程中表现出 自己的独立性的， 所以非主流文化的总体特征就是其批判性，破坏性，它是对主流文化 的批判中逐渐 建构自己的。 但也正是由于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激活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其 中也 包括它所反对的主流文化。 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主流文化才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 ，而成了必须接受挑战、必须重新论证自己的东西。 假若它已经不能论证自己的合理性 ，它就无法继续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的认可和信奉，它的权威地位就 会逐渐地丧失，甚 至最终让位给反对它的非主流文化。 必须指出，非主流文化也是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因 为文化不能不是群体的。 文化是一种语言形式，是交流的手段，它至少还有一个发话者 和一个听话者，并且在二者之间能够起到彼此沟通的作用。 但主流文化体现的是社会整 体，非主流文化体现的则是社会整体之内的更小的社会群体，并且这

个社会群体也像它 的文化一样，是在社会整体中不被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的社会群体。 非主流文化在其内 部也是被普遍视为合理性、合法性的文化，也是对不同的本能需要和 少部分的现实需要 具有抑制、压迫、摧残的作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整个社会上已 经成为主流文化。 当它还是非主流文化的时候，即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建立 在反对主流文化的 基础之上的，也是在不断建构自己的过程中发生的。 这并不说明它在整体上已经是一种 主流的文化。 主流文化因其社会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性质可以建立在一个抽象的理 念的基 础之上，人们在不理解其合理性的基础上也必须遵从它、信奉它，其 理念是与自己的生 活体验、精神体验相脱离的，而非主流文化则没有这种社会霸权和文 化霸权，人们是在 自己的生活体验的推动下离开主流文化而趋向于非主流文化的，即使 这种文化理念自身 具有抽象的性质，其中也曲折地指涉着这些人的实际的生活体验和精 神体验，不是纯粹

的做戏，不是完全骗人的东西。 由于这种原因，主流文化往往表现出一种胖大而无力的 特征，而非主流文化则表现着一种瘦小而有力的特征。 主流文化的无力不是因为它本身 就是一种绝对谬误的语言形式和理论形式，而是因为这种语言形式和 理论形式已经与现 实人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失去了更直接、更紧密的联 系；非主流文化的 有力也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绝对正确的语言形式和理论形式，而 是因为它与现实人 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有着更直接、更紧密的联系。 非主流文化并不总是 能够上升为主流文化，恰恰相反，大量的非主流文化是不可能上升为 主流文化的。 中国 古代的道家文化从来没有上升到主流文化的地位，因为它自身并不具 有社会政治的性质 ，不具有成为主流文化的基本条件，但它却一直作为儒家文化的解构 力量存在着，满足 着社会联系之外寻求个人心灵平静的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要求。 但那些具有社会政治性质 的文化是有可能上升为主流文化的，社会文化的整体演化往往具体表

现为一种新的主流 文化代替了另一种主流文化，这种新的主流文化仍然将会遇到新的非 主流文化的挑战， 但它也给社会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新的基础。 西方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化、中国 20 世 纪初的三民主义文化，中国 20 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都经历 了由非主流文化向主 流文化转变的过程。 但在 30 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却不能视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 流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也 不是当时的主流文 学。 我们在反主流文化的旗帜下对鲁迅、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批判，并不具 有真正反主流 文化的性质，而是对现实主流文化的一种曲折的肯定形式。 三 我们对鲁迅、对 30 年代左翼文学的批判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旗帜 下进行的，但我们 所说的现代化，往往只讲少数知识分子理念上的现代化，而不讲整个 中国社会的文化化 、文明化。 实际上，中国文化的落后性不仅仅是由少数知识分子理念上的落后造

成的， 更是由整个社会经济上的落后造成的。 中国古代书面文化向来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文化 ，其中多数又是官僚知识分子。 中国大多数的社会群众无法参与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 他们的感受和体验得不到直接的表现，更无法发展出独立的文化。 少数具有反叛心理的 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一个更强大的官僚知识分子集团。 他们的文化是通过官僚知识分子的 消化和吸收才得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一定的影响的。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当时社 会的主流文化，但却永远无法构成一个相对统一的非主流文化，更没 有力量上升到主流 文化的地位上去。 这样一个文化发展状况，是不可能带来整个文化性质的变化的，是不 可能导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 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下发 生的，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却并不等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化，仅仅由 少数留学生把西方 文化的理念介绍到中国是无法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在 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文化生活、利用书面文化载体表达自己

30年代小说整理

30年代小说 一，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到30年代，进入成熟、繁荣的时期，究其原因： （见朱栋霖本p159） 二，30年代小说的成熟与繁荣的标志（或30年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一共6条，见笔记本整理） 三，小说流派 （一）“左联”和左翼小说 1 “左联”准备期 （1）普罗文学（小说）——见笔记本整理 主要是太阳社成员，以蒋光慈为代表。其他成员：洪灵菲，楼建南，戴平万，孟超，钱杏邨等。还有后期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华汉（阳翰笙）等。 注：太阳社（用文学为革命呐喊）——思想大于艺术，公式化、概念化通病。粗暴的革命画面，“革命加恋爱”的流行主题。 普罗文学（小说）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一转变时期出现的一个小说流派。 ①蒋光慈 强烈的宣传鼓动性，对重大事件的及时反映，昂扬的激情与艺术追求。但早期作品形象流于浮面。《少年漂泊者》以少年的流浪历程，展现五四到五卅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短裤党》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 《丽莎的哀怨》纠正简单化描写的尝试，写出人物思想性格复杂性。《咆哮了的土地》（《田野的风》）革命现实主义对“革命浪漫蒂克”一次攻克。以客观写实反映早期农民武装运动的风暴，对概念化的有力校正。 ②洪灵菲 凄婉与刚烈、感伤主义与英雄主义统一。后转向工农题材。 《流亡》知识分子型革命者在革命流亡中的困顿、爱情与不屈。自叙传色彩。 ③华汉 《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从政治观念生发故事。1932重版时五个序言对“革命的浪漫蒂克”进行了历史批判性总结。 （2）柔石／胡也频（二者转变都在后期） 同样是文学革命→革命文学转变中的初期无产阶级文学家（这一点与普罗小说家相同），与左联作家群具有相同的创作倾向。 ①柔石 早期写青年婚恋题材，后期表现知识者的追求、开掘下层人民的命运。《二月》

30年代的文学

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即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前的这一阶段，亦称30年代文学。这一时期： 1、文学思潮的空前政治化。文学思潮延续了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精神观念并且在理论资源方面多有开掘，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以阶级为标志的、具有斗争精神与激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 2、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文坛上起决定性的作用。从1928年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潮流强力地介入文学，令新文学的队伍发生了新的分化组合。 3、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及其他多种倾向的文学彼此对立竞争，又共同丰富这一时期的创作。在30年代的文学观念与话语中，主要存在着三种“人”的观念与话语的对话、冲突、交流与交融。一种是五四民主科学背景上的人文主义观念与话语还在承续与发展；一种是左翼革命文学的“阶级的人”的观念与话语，第三类就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人”的观念：世俗化中的充分人性化、传统世俗社会的大众伦理道德与大众人性观。 30年代的中国文学，因社会的大变动而产生了诸多文艺思潮并存、纷争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向。反映在文学与审美的层次上，形成了不同文学派别之间的对峙与互渗，并由此创造出极度繁荣的文学景观，使中国新文学出现了自“五四”以来的第二个文学高峰。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是中国今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进程。30年代后期上海的特殊环境吸引了许多从武装斗争中撤下来的革命文学青年，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与国民党进行文化斗争。左翼文学正是这一斗争的产物。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也收获很大，涌现了如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梁实秋、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等著名作家。 在通俗文学方面，张恨水、还珠楼主等人的创作引人注目。 民主主义文学： 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学平民主义与人道主义传统，批判社会黑暗，展示现实人生。 代表作家：巴金、老舍、曹禺等。 自由主义文学： 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精神和思想自由原则，政治上保持中立，文化上采取温和或保守的色彩，注重独立的艺术审美，以期建立一种民主、自由、文化范型。 代表作家：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施蛰存等。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三大主要文学派别是: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派。 左翼文学：以左联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政治色彩的人民大众为其文学描述对象，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文化功能。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不但是时代的主导思想，也是世界左翼文学的一部分。 一、主要发起人：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 二、代表作家：茅盾、蒋光慈、柔石、丁玲、鲁迅、周扬、夏衍、殷夫等 三、两个鲜明的特征：人民性和世界性 四、特点：这一时期的中国左翼文学将自己与祖国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五、主要文学样式：

吴福辉：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当下意义

吴福辉：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作者简介】吴福辉(1939-)，男，浙江镇海人，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100029 20世纪的中国，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完型中，将要走完这100年。这种文学的形成，因为一直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激进的左翼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相当的重视，成为研究界的焦点。同样，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其包容量却越来越显得狭小，最后甚至仅仅成了左翼文学单线索发展的简单化叙述，使得“现代民族文学”的丰富概念名不符实。进入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左翼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思索，而对其他非左翼文学也开始投入大量的关注。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这种格局，目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动。我认为，对以往左翼文学的深入认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因为学术界认识到，全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应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对在现代文坛曾经保持活跃状态的三种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应当做一合论。包括考察它们是如何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独特风貌的，探究它们的成因、业绩、影响面，以及对峙和相互渗透的程度。这种新的综合已具备条件，应当逐步进行。而且这种综合并非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加深对它们各自的认识。 研究历史的文学，是为了今天的文学。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从文风的小说。到1980年后连续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属于京派风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京派的复出。），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觉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历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条件下做现实的出演，并一定会延续到新的世纪。这就逼使我们思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真的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在情景吗？还是说它们只是一种蒙上灰尘的斑斓历史断片，有待我们追忆，有待我们于新的历史语境下作新的连接而已。 一多种文学形态存在的背景 左翼、京派、海派文学的产生，是“五四”文学分流的结果。从时间上看，是在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相继浮出地平线。左翼以1928年创造社作家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和太阳社成立做为标志，然后是1930年正式建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京派于1930年《骆驼草》创刊前，已经有了聚集的表现；到1933年沈从文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同年发生京海论争（注：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上海“玩票白相”的文学态度，同年12月苏汶（杜衡）在《现代》4卷2期发表《文人在上海》，由此爆发历时近两年的争辩。鲁迅、曹聚仁等都参与其中。史称“京海论争”。），为一新的起点。海派的兴起可用张资平与创造社决裂，带头“下海”，写出《苔莉》为契机，约是1928年。如果从作家们的分流情况考察，也是意味深长的。“五四”时期著名的两大文学社团，就在此时分流了。“文学研究会”的文人，随着政治与文学中心的南移，留在北平（北京）的一部分便成为京派，集聚在上海的如鲁迅（注：鲁迅是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研究会成员。此社团的宣言为周作人起草，经鲁迅修改。鲁迅不实际参加的原因是当时他兼政府教育部的官员。）、茅盾却变成左派作家的核心。“创造社”的郭沫若、田汉和从日本回来的“后期创造社小伙计”（注：创造社分前后期。1926年一部分留日左翼

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概述

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 (文献导读) 唐世贵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日

关于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 卅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发生在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空前剧烈斗争的十年内战时期.它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光辉的一个篇章.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根据历史史实,做了科学的结论,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说:”革命的文艺学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这就明确的对卅年代革命文艺运动做了高度的,实事求是的中肯评价.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又再一次肯定了卅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每当我们从新学习毛主席这些话时,再回顾那些文学前辈们艰苦奋斗的岁月,我们这些文学后学者总感到无比亲切. 对于卅年代的革命斗争,毛主席在做了前言之后,又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量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主席对党所领导的,以鲁迅为主将的左翼文艺运动做了高度的评价. 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应作为我们研究评价卅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时的指导思想. 众所周知,卅年代文艺运动内部存在着争执,展开过激烈的论争.早在一九二八年,文艺战线就发生过一次较大的论争.这就是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他们同鲁迅之间的争论.这次论辩初步阐明了文学的阶段性问题,作家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同鲁迅一起国共对”新月派”的斗争等问题.这些历史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中一部分人对革命文艺运动本身也有不正确的看法,特别是个别人把矛盾指向鲁迅先生,这是很不好的.现在看来,鲁迅在争论中是正确的.他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有力的说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他强调首先要做革命的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他指出文艺是很好的为文艺服务,就应”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他认为文艺是革命的主要工具,必须有文艺的特点.”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这些都显示了他对革命文学的相当深刻的认识.通过者次论争,大家重现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学习和介绍,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的发展. 党组织找到论争的双方与鲁迅一起,要求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左翼文学组织.于是1930年2月16号在上海一家咖啡屋召开了”左翼联资”的筹备费,鲁迅先生在会谈中讲了话,要求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为推进我国的革命文化,革命文艺而努力奋斗. 之后,3月2日在上海赛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教室里正式成立了左联.左联成立以后,成绩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左联在艰苦的环境中,在中国文艺战线上坚持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斗争,在鲁迅先生的坚强引导下,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好些作家为此献出了生命.30年十月左翼戏剧家宗晖被国民党杀害;1931年2月,著名的左翼五烈士英勇献身;1933年应修人,洪灵维,潘漠华等同志也相继遇难.鲁迅先生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们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斗争.”

左翼文学主潮形成

左翼文学主潮形成 一、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实践 （一）革命文学的初期倡导 1.“五四”时期，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端：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 2．20年代初期，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文学的倡导： 肖楚女的《艺术与生活》——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恽代英的《文学与革命》——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艺术》——鲁迅的《革命文学》 （二）革命文学的最初实践 1．蒋光慈的诗歌和小说 A蒋光慈（1901——193），原名蒋如恒，又名蒋光赤，安徽六安人。 1920年去苏联留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发起组织革命文学社团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 B现代政治抒情诗 诗集《新梦》——歌唱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活 诗集《哀中国》——沉痛哀叹“满眼都是悲景”的祖国 C 普罗小说 （1）处女作《少年漂泊者》——革命文学的自觉探索 （2）代表作《短裤党》——集中体现了革命文学初期小说的特点（阶级斗争观点，工农斗争生活，艺术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直白式抒情的倾向） （3）最后之作《田野的风》——革命文学开始成熟 2．瞿秋白的散文

A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英，江苏常州人。1920年以记者身份去苏联考察。在苏联期间，完成了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 Ｂ《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 （1）光明的探求和“心路”的轨迹。 （2）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滥觞——新闻纪实与理想激情交融，速写笔法与文学表现的结合 3．初期“普罗文学”作家 A郭沫若：诗集《恢复》，小说集《一只手》 B阳翰笙：小说《地泉》 C 洪灵菲：小说《流亡》《大海》 D张闻天：小说《旅途》 二、从革命文学运动到左翼文学主潮的形成 （一）革命文学运动 １．革命文学的倡导 郭沫若《英雄树》，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等。 2．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鲁迅等革命作家——创造社、太阳社成员 （二）左翼文学主潮形成 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２．左翼革命文学的建设 A左翼文艺理论建设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现实主义理论的探求 B左翼文学创作实绩 鲁迅、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等。

三十年代小说流派

三十年代小说流派 “新月派”（新月社与现代评论派）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新月书店、《新月月刊》、《诗刊》等。“人性论”：以“健康”、“尊严”为标志、清除粗劣的、卑俗的成分，因而是一种贵族主义的人性。——“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鲁迅）——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立。 鲁迅“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阶级性——（潜在）不能否认人性的客观存在，与极左思潮的差异与分歧。 京派 1930年前后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后继续在北平活动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其主要阵地是：《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等。代表作家：沈从文、废名、萧乾、卢焚等。 【文学观念：由（王国维）、周作人、朱光潜：（1）文学不直接宣传（针对左翼与右翼），又植根于人生，“怡情养性”。——文学本质论。（2）发展：宽容、多元多向。“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承传五四“幼稚的生发期”）。】（PPT上的）。 书】在艺术观上标举健康与纯正，反对“文以载道”的浅陋，关注乡村世界，去寻找挖掘那里永恒不变的人性美。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简称“左联”）的成立：1930年3月2日、上海。鲁迅作为旗帜，发表讲话。党团/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支部。——政治性（组织）强化。 刊物《萌芽》《拓荒者》《前哨》（后更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太白》、《光明》等 战斗：“左联”五烈士 理论：（苏联的影响，不断的斗争与变化）“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批评“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理论。左联的活动： （1）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加强译介工作，推动其传播。 （2）加强世界文学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联系。输入苏联等国作品 （3）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 社会剖析派小说 继承并发扬了五四时期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自觉地将小说创作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全景地再现中国社会现实，同时侧重从经济角度对社会进行观察剖析。艺术上注重宏大的结构、重大的题材。茅盾是开创者，吴组缃等是主力。 新感觉派小说 活跃在30年代上海的一支现代主义小说流派。阵地有《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代表作家如施蛰存、刘纳鸥、穆时英、黑婴、徐霞村等。新感觉派是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在上海的都市商业文明的孕育中成长起来的，更多关注人的潜意识的存在。 新感觉派承接了20年代张资平、叶灵凤的初期海派小说的余绪，下连以张爱玲、苏青为代表的40年代的市民小说，是海派文学的重要阶段和支流。通俗之余，更多了先锋文学的性质

大一下现代文学30年代小说

第六章：30年代小说（矛盾老舍巴金沈从文其他） 第一节：矛盾 一：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 1：文学批评家沈雁冰 2：小说家矛盾—社会剖析小说的开创者 贡献：提供了现代都市长篇小说的范本，提供了民族资本家和时代新女性两种人物典型 3：文学史意义：驾驭长篇的能力，塑造典型的才情，宏大豪迈的叙事，精雕细刻的工夫，批评视角的敏锐值得称道 社会剖析小说 概念由北大教授严家炎于1982年提出，指以矛盾为代表，包括吴组湘，沙汀，艾芜，王仁叔，叶紫等在内的一群作家的创作，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试图将科学的社会理想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是创作达到从本质上揭示生活真实并正确预示社会发展走向的目的。 特点：一般从社会政治经济分析入手，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社会，以阶级斗争为表现重心，以理性分析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 都受到影响 二：《蚀》三部曲 1：内容表现大革命运动前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深刻揭示了革命阵营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2：《幻灭》静女士慧女士 描写了不谙世事抱着美好幻想参加革命的知识女性静的性格悲剧—叙述者及文学史对静女士都持批判态度 静女士并非文学史或权威叙事者所谓的弱势女性，而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行动能力的现代新女性，静对学潮，革命的冷眼旁观与疏离态度及对革命的幻灭感受，呈现了矛盾对革命的理性反思与批判 3：《动摇》 摇摆不定的革命者方罗兰；魅力四射，现代开放的新女性孙舞阳；投机革命的反动分子胡国光（这一形象开启了左翼文学塑造反面人物的模式—凶残，贪婪，狡诈，道德败坏） 4：《追求》 描写大革命失败后一群青年知识分子苦闷颓废的生活状态，他们不甘寂寞，但所有的追求都以幻灭告终，小说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状态 张曼青：政治/教育/婚姻朱近如；王仲昭：报纸革命/陆俊卿；章秋柳：成立社团/以爱情与身体点燃他人；史循：嫉妒颓废/追求自杀 5：《蚀》三部曲的评价 艺术上比较粗糙 情趣上也不够平衡（身体叙事，男性欲望眼光，热衷于情色描写）但近年来却好评渐增，其值得肯定之处有 ①时代新女性形象系列的塑造，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等呈现了革命队伍中的时代新女性；形象特征：性感，开放，追求刺激，崇尚享乐，有着强悍泼辣的生命力和反封建的叛逆性 ②反思革命的激情与理性，小说以真挚饱满的激情，融入矛盾自身的经验，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角度反映大革命运动及其存在的问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清醒的批判精神 ③思想与艺术都超过了蒋光慈等人的“革命+恋爱”小说 “革命+恋爱”小说：左翼作家创作的表现革命者的革命与恋爱故事的小说，是30年代小说的重要现象。代表作家：蒋光慈《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野怨》丁玲《韦护》洪灵菲《流亡》三部曲华汉（阳翰生）《地泉》 特点：革命与恋爱是最重要的叙述元素，革命的浪漫蒂克，概念化，模式化（公式主义的结构+脸谱主义

30年代的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回顾30年代的中国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绚烂的一笔。在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方面，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30年代最引人瞩目的作家团体。因为直至1936年“左联”解散，期间6年的时间里，他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他们“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他们讨论大众语和文字阿拉丁化”；他们还引入“社会主义现实”的口号。以左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思潮风靡中国。他们与“新月派”争论文学的阶级性，与“京派作家”争论文学是否应与时代政治保持距离？“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之间相互对峙又相互渗透，使30年代的文学创作形成不同的文学景观，又存在某些共同趋向，形成了一种时代文学的特征。小说方面，左联和左翼小说家有着较大的影响。其中，茅盾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它的社会剖析小说“从典型环境来介绍并塑造典型人物”使他的作品极具成就。《蚀》三部曲、《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等等都将人物特有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刻剖析了社会现实的黑暗。蒋光慈是“左联”准备时期小说的代表人物。柔石的《二月》表现出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善写女性并始终保持女性立场的丁玲也有很大的文学贡献，她的《在黑暗》《自杀日记》及为她带来更大名气的《沙菲女士的日记》无疑都是经典之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转向农村题材的又一作品，也依旧带着丁玲的特色。张天翼是“左联”优秀的讽刺小说家，《华威先生》《包氏父子》等一批小说是他讽刺艺术的形成。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成绩不可小视。萧红又是一位创造力丰富的女性奇才。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带有强烈的情感，描述在东北这一片白山黑水沃土中人民仍旧挣扎在命运的枷锁中。还有很多优秀的左翼小说家如沙汀、吴组湘、叶紫、艾芜，端木蕻良等也都在30年代左翼阵营中贡献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京派”小说中的代表人物首推沈从文。他用他的小说散文建造出一个“湘西世界”，他是“京派”最高成就的体现者，他将他的美学观带到他的作品里，写出人性、写出湘西的风土人情及湘西儿女的情感历程。《边城》、《三三》《长河》《龙朱》，无不刻画出宁静安逸的水乡生活和善良、正直、质朴的人们。《八骏图》《贵生》《顾问官》也大胆地揭示了人的丑恶与虚伪。叶圣陶的《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王统照的《山雨》展现出京派作家坚持自己的“人生派”立场和现实主义风格。而废名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突出了“京派”作家除了显现乡村文学和统一审美感情外另一个特点就是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萧乾是个后起之秀，他的《蚕》《梦之谷》和以童年视角写下的《篱下》都包含健朗，充满生气及热烈的感伤。海派小说家又被誉为新感觉派。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被人称为“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海派重要人物施蛰存的短篇《上元灯》《将军底头》《石秀》和具有心理分析特色的《魔道》等都是30年代海派作家“轻文学”“都市”的力献。30年代形成了一个中国现代新诗歌的时代，相当于左翼诗歌团体的中国诗歌会诗人群，以其中殷夫和蒲风相当有代表性。徐志摩、陈梦家为代表的后期新月派及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相互竞争的局面。作为中国的大文豪鲁迅先生，在同一时期也成就了他的散文建树。那种带有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和犀利，“反常规”的杂文，无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30年代的散文中，包含有闲适、自在的幽默小品文（林语堂），也有《山水游记》《钓台的春昼》等真切灵活的文字（郁达夫），还有独特现实艺术散文的《画梦录》（何其芳）。在戏曲方面，30年代出现了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一位大师级剧作家：曹禺。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在群众心中扎根也使中国话剧走向成熟。同时，夏衍也是一位优秀剧作家，他的《赛金花》曾轰动一时，《上海屋檐下》则展现了夏衍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李健吾也是这一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不同于曹禺和夏衍，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多幕剧《这不过是春天》是其代表作。此外，《梁允达》《以身作则》《一个女人和一条狗》等戏剧作品表现出李健吾从现实中取材但分析人物行动，对戏剧艺术的探索精神。 在这三十年的现代文学中，我独独青睐诗歌，而在现代诗歌的创作中，我又偏偏喜爱30

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

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 20世纪的中国，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完型中，将要走完这100年。这种文学的形成，因为一直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激进的左翼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相当的重视，成为研究界的焦点。同样，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其包容量却越来越显得狭小，最后甚至仅仅成了左翼文学单线索发展的简单化叙述，使得“现代民族文学”的丰富概念名不符实。进入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左翼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思索，而对其他非左翼文学也开始投入大量的关注。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这种格局，目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动。我认为，对以往左翼文学的深入认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因为学术界认识到，全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应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对在现代文坛曾经保持活跃状态的三种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应当做一合论。包括考察它们是如何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独特风貌的，探究它们的成因、业绩、影响面，以及对峙和相互渗透的程度。这种新的综合已具备条件，应当逐步进行。而且这种综合并非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加深对它们各自的认识。 研究历史的文学，是为了今天的文学。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

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从文风的小说。到1980年后连续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属于京派风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京派的复出。），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觉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历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条件下做现实的出演，并一定会延续到新的世纪。这就逼使我们思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真的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在情景吗？还是说它们只是一种蒙上灰尘的斑斓历史断片，有待我们追忆，有待我们于新的历史语境下作新的连接而已。 一多种文学形态存在的背景 左翼、京派、海派文学的产生，是“五四”文学分流的结果。从时间上看，是在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相继浮出地平线。左翼以1928年创造社作家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和太阳社成立做为标志，然后是1930年正式建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京派于1930年《骆驼草》创刊前，已经有了聚集的表现；到1933年沈从文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同年发生京海论争（注：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上海“玩票白相”的文学态度，同年12月苏汶（杜衡）在《现代》4卷2期发表《文人在上海》，由此爆发历时近两年的争辩。鲁迅、曹聚仁等都参与其中。史称“京海论争”。），为一新的起点。海派的兴起可用张资平与创造社决裂，带头“下海”，写出

第十一章 30年代小说

第一节：老舍创作道路：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猫城记》、《离婚》 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进行了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 “京味”，语言传神，极富表现力。 一、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市民世界” 1、老派市民： 《二马》老马 《牛天赐》牛老四 《离婚》张大哥 《四世同堂》祁老人 2、新派市民（洋派青年） （1）西崽：蓝小山《老张的哲学》丁约翰《四世同堂》 （2）纨绔子弟：《离婚》张天真 《四世同堂》祁瑞丰、冠招弟 3、底层市民 《月牙儿》母女《骆驼祥子》祥子 4、理想市民（侠客兼实干家） 《老张的哲学》赵四 《赵子曰》赵景纯 《二马》李子荣 《离婚》丁二爷 《四世同堂》天佑太太、韵梅、钱默吟 “京味”与幽默 2、揭示北京文化心理结构 “官样”文化特征： “规矩”；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 1、受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 2、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 三、老舍的语言艺术 ①创造性地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 ②俗白中追求讲究、精致的美，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语文学性统一起来。 第二节《骆驼祥子》 1、造成祥子悲剧的原因？ 一、强者沉沦的悲剧： 精进向上——不甘失败——自甘堕落 二、悲剧原因： ①客观：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的逼迫 车场主女儿虎妞的诱骗 ②主观：祥子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弱点

第一节巴金创作道路 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他的 前期共12部中长篇小说，60多部短篇小说 ⒈前期题材： （1）写青年、革命者所从事的社会斗争，如长篇《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 （2）揭示封建旧家庭残害青年的罪恶及其走向崩溃的命运，如《家》。 ⒉巴金前期小说代表作： ①处女作：《灭亡》，是立志献身的年轻无政府主义者的心灵表白。 主人公杜大心，是一个悲剧英雄。他富有正义感和献身精神，又狂热而脆弱，加上错误理论的引导，在狂热、盲目、幼稚的斗争中无谓地牺牲了自己。 ②《爱情三部曲》： 《雾》、《雨》、《电》 ③《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 第二节《激流三部曲》 “激流”的含义： 1919年至1924年，中国正处与一个风起云涌的历史转折时期。作品反映在这一历史激流中，一方面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垂死的封建统治 ⑴高老太爷 封建大家族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专横、衰老和腐朽，象征着旧家庭和专制制度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 ⑵觉慧 封建专制的叛逆者，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典型。他对家庭的反抗，以至最终出走表现了“五四”新思潮的威力和新一代民主青年的成长。作家在觉慧身上寄托着对青春的赞美和生活的信念。 ⑶觉新 ◆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怯于行动的“多余人”，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 ◆性格：委曲求全、懦弱顺从 有责任感，忍辱负重 ◆是新旧交替时代的承载者 ⑷其他人物形象： 鸣凤：纯洁刚烈 梅芬：温顺驯良 瑞珏：善良厚道 冯乐山：荒淫残忍 四老爷：狡猾贪婪 五老爷：腐化堕落 四太太（王氏）：阴险奸诈 （二）《家》的艺术结构 以觉慧和鸣凤的恋爱以及觉新与瑞珏、梅芬之间的纠葛为情节发展主线，全面交织而展示了高公馆的衰亡过程。 （三）《家》的艺术风格——青春型 真诚热烈的青春之歌。 不求深刻隽永，倾向单纯、热情、坦率，以情动人，情感汪洋恣肆。 语言流水行云，虽然有时少锤炼，不耐咀嚼。 整体上却有一种冲击力，能渗透读者的内心。 第三节 《憩园》： 旧主人：杨梦痴（杨老三），儿子杨小寒 新主人：姚国栋，儿子小虎 第四节《寒夜》 《寒夜》的艺术风格——深沉 题材：小人小事 基调：悲哀、忧郁 主题：探讨人性、揭示人生世相

30年代的小说创作——老舍

30年代的小说创作——老舍 20112431 35 李铃风 内容摘要： 中国现代小说到30年代，进入了成熟、繁荣的时期。原因：一、社会、历史的巨变和外来文化的入侵，为小说文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二、丰富的中外文学资源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借鉴方法；三、作家们的积极探索并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成熟与繁荣的标志：一、小说题材空间的拓展；二、长篇小说的成熟；三、小说流派的涌现。 30年代，长篇小说的质和量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长篇小说名家名作纷纷出现，如矛盾的《蚀》、《子夜》，巴金的《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王统照的《山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老舍的《离婚》、《骆驼祥子》等。30年代的小说家们的长篇小说叙事博采古今、融汇中西，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小说流派有普罗小说、左联青年作家群、社会剖析小说、新感觉派和京派等。 老舍也是30年代小说创作的一员，他在3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占据这重要地位，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通俗性、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30年代老舍小说创作

正文： 老舍，北京人，满族（正红旗），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他出身寒苦，在贫民窟里长大，熟悉城市贫民生活，这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从他的作品就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被称为“描绘市民社会生活的艺术大师”。 老舍的小说作品种类很丰富，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这体现了他小说创作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小说文体的创新。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老舍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 他的短篇小说就文体而言，大体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写实与象征相融合的手法创作的抒情性小说，如《月牙儿》、《微神》、《阳光》等；二是以传统说话、民间讲唱辅之以西方小说表现手法的写实小说，如《断魂枪》、《上任》、《黑白李》、《柳家大院》等。 第一类小说大都采用情绪结构方式，较多的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象征、暗示、梦幻、犀利分析等手法，写人叙事，布景状物，均呈现诗一般的境界，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 第二类的写实小说，其实也不是纯粹的客观的写实，内中含有浪漫、传奇成分。他们除了注重人物刻画外，还比较精于故事的讲述和环境（背景）的描写。老舍对市民社会的形形色色人物均作了艺术的描绘，像《抱孙》对王老太太的封建守旧思想的否定，《马裤先生》对庸俗、丑陋、卑污的市侩主义者的嘲讽，都能显示出老舍小说文化审视的深刻性和艺术技巧的精湛性，还体现了文化审视和社会批判相融合的思想意蕴的特点。 老舍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 他的长篇小说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文博士》等。印象最深的就是《骆驼祥子》了。 《骆驼祥子》是其早期创作的优秀之作。它通过人力车夫祥子买车三起三落的悲剧人生，生动地展示了旧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人生苦难，表达了作者对挣扎在黑暗深渊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作品描写了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的年代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更描绘了封建迷信和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残害和剥削。祥子的人性美的毁灭暴露了旧社会旧制度的罪恶。小说善用叙述的文字、精辟的议论、自我辩解和同情的笔墨以及心理剖白、景物衬托等多样细腻的艺术手法，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变化。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

中国现代文学史复习归纳-30年代新诗

三十年代新诗 表现出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关注现实。二是表现诗人内心世界的情感。 一、关注现实。 三十年代关注社会现实的诗人主要有这样几部分： 1．左翼诗人。进步的或左翼的诗歌在社会政治的重压下曲折成长和发展，是30年代新诗的重要现象。他们主要是左联的殷夫，左联发起的中国诗歌会。 中国诗歌会： （1）1932年9月，由左联诗歌组发起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蒲风、穆木天、杨骚、任钧等。（2）1932年2月创办《新诗歌》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 （3）该会在北平、广州、青岛、天津、湖州等地成立分会，会员有200人之众。 （4）1937年4月，为适应抗战需要，中国诗人协会成立，中国诗歌会中的诗人大多参加这一组织，中国诗歌会解散。 （5）中国诗歌会影响较大的诗人主要有：蒲风、穆木天、任钧、杨骚、王亚平等。 2．与中国诗歌会同时出现的诗人：主要是艾青、田间、臧克家。 艾青：早期诗集：《大堰河》影响巨大。 田间：受马雅夫斯基影响，出版诗集有：《未明集》、《中国牧歌》、叙事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臧克家：1932年开始在《新月》月刊上发表新诗，出版诗集有：《烙印》（1933）、《罪恶的黑手》（1934）、《自己的写照》（1934）、《运河》（1934）等。其诗富有乡土气息，被称为“泥土诗人”。 二、表现诗人内心世界的情感。 与现实主义诗歌形成对照的是，一批诗人执着表现自己内心世界的情感，并追求诗歌艺术的美。这主要由两大部分诗人构成：一是新月后期诗人群；二是现代派诗人群。 1.新月后期诗人群： 1931年1月，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月派诗人进入后期发展阶段。其诗人主要有：孙大雨、叶公超、梁宗岱、卞之琳、陈梦家、邵洵美、林徽音等。 关于新月社、新月诗派、《新月》杂志、 新月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成员有：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主要是英美留学生。成立之初两年内没有专门刊物，主要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等为活动园地。1926年借《晨报》副刊创办《诗隽》和《剧刊》，提倡新诗格律化，肯定传统戏曲艺术的合理性。1927年，新月社的活动中心移往上海。 新月诗派：中国现代新诗重要流派之一，形成于1926年春夏之际，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新月诗派”主要以《晨报》副刊的《诗隽》为活动园地。1925年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1926年与闻一多创办《诗隽》，新月诗派形成。前期新月诗派提倡新格律诗，对新诗发展有重要贡献。其成员除徐志摩、闻一多外，还有朱湘、饶孟侃、刘梦苇、孙大雨等。 后期新月诗派主要是以1928年春创办的《新月》月刊和1931年1月创办的《诗刊》（季刊）为园地。后期新月与政治保持明确距离，提倡健康、尊严与人性，艺术受欧美格律诗广泛影响。后期诗人除徐志摩、孙大雨等人外，还有邵洵美、陈梦家、林徽音、卞之琳等。 1931年底因徐志摩遇难，《诗刊》停刊，不久，《新月》终刊，新月诗派衰落。 2.现代派诗人群 1．1932年5月，施蜇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所刊诗歌从艺术到思想都有若干共同倾向，被称为“现代派”。 2．现代派诗人主要有：戴望舒（主将）、施蜇存、南星、金克木、何其芳等，他们以刊物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诗人群。 3．现代派诗人的代表诗集有：《望舒诗稿》（戴望舒，1937）、《鱼目集》（卞之琳，1935）、《汉园集》（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三人合集,有汉园三诗人之称,1936）、《预言》（何其芳1945）等。4．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派诗潮走向衰微，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为40年代“九叶诗人”继承和发展。 5．现代派诗人的艺术来源：从外国艺术来看，主要受T。S。艾略特的影响，从中国来看，主要继承和发展晚唐五代李商隐、温庭筠等诗人的传统。 6．艺术手法：反对直抒胸臆，主要运用象征、暗示、通感等手法。 戴望舒、卞之琳的诗。

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之我见

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之我见 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是国民党政权由建立到相对稳定，同时又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为维持思想统治，国民党政府曾做过建立党制文化与党制文学的种种努力。这个时期显著的特征有三：其一是“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失了，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初步的运用，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此后二三十年间文坛的面貌；三是在左翼文学兴发的同时，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及其他多种倾向文学彼此颉颃互竞，共同丰富着30年代的文学创作。 在30年代决定着文学的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前者一般又称为左翼文学运动。以“左联”为中心，拥有一片发表园地，形成一种声势。这一时期的“左联”之外的作家无论在政治上与文艺上都具有不同倾向，本身也处于不断分化中。这些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没有“左联”那样共同的严密组织，未形成统一的文学运动。他们往往由于文学见解的比较一致而出版刊物，编辑丛书，由此集合一批文学好尚相近的作家，共同开展活动。无产阶级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各自发展、演变，构成了30年代现代文学两条基本历史线索，他们之间文艺

思想上的斗争、文学创作上的互相竞争，共同活跃着30年代的文坛。 三大文学派别创造了不同的文学景观，但有同一生存于3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因而在整体文学的张力场上又显示出某些共同的趋向，在整个现代文学历史发展中展现出一种时代文学的特征。首先是文学创作的题材空前规模的开拓和表现角度的新开掘；第二个特征则是着重社会解放，重视叙事；第三点，在这一时期心理刻画艺术得到了特别重视与发展；最后，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世界。 不得不说，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文坛是缤纷的，而这一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家的风格都是我所欣赏的，比如说开创新的文学范式的茅盾、带有独特“京味儿”和幽默风，擅长描写“市民世界”的老舍、还有大胆去讴歌青春，揭示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巴金、为我们建造“湘西世界”散文的沈从文、还有一大批像叶紫，萧红，丁玲，张天翼等等的小说家和徐志摩，戴望舒，臧克家等的诗人…… 在他们当中，我欣赏沈从文，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男人，一个具有如此特殊气质的大家。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的这句名言，如今刻在沱江江畔沈从文墓旁的大青石上。作家永远回到了故里－－曾被新西兰作家路

30年代的左翼文学

30年代的左翼文学 柔石《二月》 1、高高在上与世不相干的人 2、弄潮儿冲锋在前 3、衣冠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 此既是萧涧秋 鲁迅写道：“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轻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 悲悯民间疾苦，救助孤儿寡妇 求寻真理不得，不敢随波逐流 徘徊、迷茫 “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 “幻灭小说” 中篇小说《二月》是柔石的代表作之一，《二月》写于1929年，它与当时出现的茅盾的《幻想》、《动摇》、《追求》，叶圣陶的《倪焕之》等小说，在文学史上被统称为“幻灭小说”。 萧红（1911.5—1942.1）原名张乃莹 《跋涉》《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确实因为我是女人……” ——萧红 萧红李姓青年萧军端木蕻良 比较《生死场》和《为奴隶的母亲》

萧红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痛苦和灵魂融进她笔下苦难女性的身上，将她特有的“人生荒凉感”，与女性的孤寂、悲剧融为一体 鲁迅再为《生死场》作序中说：“它是‘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 为此，萧红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 《呼兰河传》的创作背景：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以自己的家乡和童年生活为原型 “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矛盾评 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的单调的美丽 思考：怎样看待萧涧秋“近代青年这样的一种典型”？ （一）了解 1、柔石的生平和创作简况 原名赵平复，门前曾有一块小石桥，上镌“金桥柔石”，所以就曾以“柔石”、“金桥”为笔名。浙江宁海人。1918年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因家庭困难，次年任慈溪县谱迪小学教员，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疯人》。1925年，到北京大学旁听。1927年夏，回故乡任中学教员，后任宁海县教育局局长。此时创作出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的生活。1928年，宁海群众暴动失败，宁海中学遭解散，他只身出走，寓居上海，从事文学活动，并与鲁迅密切交往。同年12月与鲁迅共同创办朝花社，并编辑《语丝》。发表中篇小说《三姊妹》、代表作中篇小说《二月》，并出版小说集《希望》。作品大都表现革命前后青年的苦闷与希望。 1930年参加“左联”，任执行委员，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以“左联”代表身份，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写有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同年，写了短篇力作《为奴隶的母亲》。1931年1月17日被国民党逮捕，2月7日被秘密杀害。终年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