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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龙宗智-

所谓非法人证，是指采取非法的方法，如刑诉法第４３条明确禁止的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对这些违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当代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其基本理由是：１、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对基本人权损害极大，应当严格禁止，而且禁止使用这类证据，不使违法者从中获得利益，是遏制这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２、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亦可能妨害获得案件的实质真实。因为“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违法获取的口供的虚假可能性较大。

对非法人证的确定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对那些整个证据材料的基本内容、或者主要内容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完全排除，即不允许进入庭审调查。如果已在庭审中提出后才发现其违法性，法官在判决时应排除其证明作用而不予考虑。但对仅有某些调查询问方式不妥（如某些询问具有不适当的诱导性），则只需排除不妥的询问内容，其他部分，如诉讼对方不提出异议或缺乏合理的反驳根据，亦可作为证据使用。

就非法获取的物证，包括根据某些不合法、不妥当的询问所获得的物证（如根据口供找到作案工具），在我国应当采用另一

种方式处理。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物证抹煞其证据能力是不适当的。仅仅因搜查、扣押手续或程序上的小的瑕疵而让重大犯罪丧失定罪条件，未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这种做法在我国社会背景下尤其不会被认可。加之，我国刑诉制度对搜查、扣押程序的要求不够严格，侦查机关灵活性很大，是否违法难以界定。例如就搜查问题，我国刑诉法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以及其他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但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刑诉法第109条、第111条）据此，侦查机关有很大的自由斟酌处理权，实际上可以对它认为可能隐藏罪犯或犯罪证据的任何地方包括人身进行搜查而无须出示司法令状。在侦查十分灵活同时对强制性侦查手段缺乏司法令状制度的情况下，要求贯彻非法物证排除制度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实行这一排除规则的美国，对强制性侦查手段如搜查、扣押，有十分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如：1、搜查除特殊情况外，必须经一名司法官员批准；

2、获得搜查证必须有正式的申请，而且必须以宣誓或者正式作证的方式来进行。向司法官申请时必须说明要搜查的地方，要扣留的物品，被扣留物品主人的情况，以及涉嫌刑事犯罪的根据。

3、搜查的范围必须作严格的限制。搜查证必须具体详细说明搜查的地点和扣押被认为违法，即使确系罪证，也应在诉讼中排除。除非符合某些例外情况，如符合“一览无遗”法则——警察能直接看到应扣留的罪证而无需搜索，同时应将此情况立即通知被扣押物品的嫌疑人。这说明，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使用除了必须有特

定的价值观念基础外，还必须有技术性的制度支持。

笔者主张对非法物证原则上不应排除，但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通信自由权、隐私权、合法财产和住宅不受侵犯等权利应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对这些权利的司法保护也应加强。因此，今后对以明显违法，情节严重的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的，基于利益平衡原则可以考虑排除其证明力。当然，无论采取何种做法，对于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员，都应当进行有效的教育和必要的惩戒。

（三）口供补强规则

这里所称补强规则，是适用于口供的一项证据规则。现代各国刑事证据法基于自由心证原则，只是对证据的可采性作某些限制（如排除传闻证据、排除非任意性口供等），对证据的证明力，则不作更多限制，而是交由法官自由判断。但对口供，则有某些例外，许多国家限制口供的证明能力，不承认其对案件事实的独立和完全的证明力，禁止以被告口供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而要求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在英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由于重视诉讼当事人的意愿和自决权利，如果被告人在法官面前自愿作出有罪供述，法官可迳行作出有罪判决，不要求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只有对审判庭外的自白鉴于对被告人身心进行强制的可能性大，其信用性较低，因而须有补强证据担保其真实性。

口供补强规则是指禁止以被告口供作为定案唯一依据而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的证据规则。我国刑诉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要求对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以其他证据作补强证明，从而确认了对口供的补强规则。

补强规则作为自由判断证据原则的例外，其成立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有利于防止偏重口供的倾向。由于真实的口供具有极强的证明力，如果允许口供作为定案唯一根据，势必使侦查、审判人员过分依赖口供，甚至不惜以非法手段获取，以至侵犯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二是可以担保口供的真实性，避免以虚假供述导致误判。而口供因种种原因确实存在虚假的很大可能性，即使是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也可能不实。为了防止基于虚假口供错误判决，有必要确立补强规则。此外，确立补强规则也是基于历史的教训。无论是我国，还是外国的诉讼史，都有制度性的偏重口供的情况。即以口供为“证据之王”，为获取口供而使刑讯合法化、制度化，形成了“罪从供定”的传统，从而造成了较多的冤假错案。在现代社会，也有口供主义的回潮，如十年“文革”。鉴于历史教训，确立并认真遵循证据补强规则是完全必要的。

一般说来，对补强证据不要求其达到单独使法官确认犯罪事实的程度，但也不是仅仅要求对口供稍有支撑。在理论上和司法

实践中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是要求补强证据大体上能独立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这是较高的要求；另一种是要求达到与供述一致，并能保证有罪供认的真实性，这是低限度要求。笔者认为，我国的补强规则，宜依第二种标准，即能够保证有罪供认的真实性即可。

口供补强规则在运用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共犯的口供能否互为补强证据，也就是说，凭共犯间一致的口供不需其他补强证据能否定案。对此各国有不同的实践和学说。在英美，一般要求对共犯的口供予以补强证明。但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共犯不论是否同案审理，其自白不属于“本人的自白”，不需要补强证据。这是将共犯口供区别于“本人自白”，对其不适用补强规则的主张。

我国法学界关于共犯口供定案问题主要有四种观点。（1）肯定说。认为共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互相印证，在供述一致情况下，可据以定案。（2）否定说。认为共同被告人的供述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同样具有真实性和虚伪性并存的特点，应受刑诉法第46条的制约，适用证据补强规则。（3）区别说。认为同案处理的共犯的供述应均视为“被告人供述”，适用补强规则。但不同案处理的共犯，可以互作证人，不适用补强规则。（4）折衷说。认为共同被告人供述一致，在符事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些条件是：经过种艰苦努力仍无法取得其他证据；共同被告人之间无串供可能；排除了以指供、诱供、

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情况等。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刑诉法第46条的明确规定，从法理上分析，以否定说较为有理。但考虑到共同被告的口供毕竟能起到一定的相互支撑的作用，对这种情况下，对补强证据不应作较高要求，只要补强证据能基本证明共犯口供的真实性即可。

（四）传闻证据限制规则

应当说，国外的传闻证据规则与刑事诉讼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质证原则的要求相统一，体现了现代控辩式诉讼的基本要求。这一原则一方面要求证人作证不得以道听途说无法验证的情况为根据，另一方面，要求证人直接出庭，发表言词证据，通常不得以很难质证的庭前书面证言作为证据。据此，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需接受法官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证人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从而辨别证言的真伪。

然而，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要求大部分证人出庭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家财力难以实现证人的经济补偿，国家警力难以实现证人保护，而且国家法律制度缺乏强制证人作证的配套性措施，这种情况下，要求大部分证人出庭，将使许多案件实际无法开庭。笔者认为，为贯彻现代刑事诉讼的言词、直接原则，为防止“控辩

式”走过场，应当努力创造条件，扩大证人出庭的范围，逐步贯彻排除传闻证据规则。但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考虑实际可能，由于实际条件并不具备，在相当时期内，只能实行“传闻证据限制规则”。即限制传闻证据的使用，凡是可能获得言词证据同时案件确实需要证人到庭作证的，不得使用书面证言等传闻证据。

为此，可设立三项标准：一、证人能否出庭。如果证人能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庭，应当要求其必须出庭，同时为其出庭提供必要的人身和经济的保障；二、证言是否重要。如果系对案件有决定作用的关键性证据，除十分特殊的情况外，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三、证言所证实的事实是否有争议。如果证言所证实的事实被告认可，辩护律师无异议，证人可不出庭。这一要求是借鉴了日本书面证言基于当事人双方同意或合意而取得证据能力的规定。也就是说，只要诉讼对方不提出异议，书面证言可以代替证人出庭作证。因为如果某一书面证言被告和辩护律师无异议，不要求证人出庭，即可保证被告方的权利，又有利于诉讼的经济。

第七章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第七章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第一节取证规则 一、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1.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含义与渊源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意指任何人都没有协助他方证明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义务，而且侦控机关亦不得强迫任何人负此项义务。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二、证人须履行作证义务规则 证人作证的国家义务 证人作证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立法原因 制度保障缺失原因 文化传统原因

三、证人特权规则 1.含义及其体现 证人特权规则，又称证人作证豁免权规则，意指公民在法定情况下可以拒绝充当证人或对某些问题拒绝陈述的权利。 主要体现在： ☆禁止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近亲属之间的特权 ☆基于公务秘密的特权 ☆基于职业秘密的特权 2.证人特权规则的价值基础 3.证人特权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四、令状规则 1.令状与令状规则 所谓令状，是指记载有关强制性处分裁判的文书。 令状规则，则是指执行侦查职能的警察和检察官只有获得了法官签发的令状的许可，方可执行逮捕、搜查和扣押收集证据的任务。 2.令状规则的历史源流与现世体现 3.令状规则的理论基础 ☆令状规则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的结果，体现了权力制衡的原则与精神 ☆令状规则体现了对公民基本权利司法保护的原则和精神 4.令状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第二节查证规则 一、直接和言词规则 1.直接和言词规则的含义和要求 直接规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场规则”；二是“直接查证规则” 言词规则又称为“言词辩论规则”，是指法庭审理活动的进行，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这一规则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参加审判的各方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从事审理、攻击、防御等各种诉讼行为；二是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平衡的。 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是或原则性、或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一些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虽然这些原则，有些在法学界获得普遍认同，有些却在应用于司法实践的同时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论，但都不影响一个既定事实，就是这些规则是目前我国有现行立法依据的，是司法实践中在收集、审查、采信证据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1、审判机关取证原则 刑诉法第43条、45条以及《解释》第54、55、56条分别规定了审判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义务和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我国现行的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官职权运用。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平衡的。 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是或原则性、或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一些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虽然这些原则，有些在法学界获得普遍认同，有些却在应用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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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龙宗智- 所谓非法人证，是指采取非法的方法，如刑诉法第４３条明确禁止的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对这些违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当代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其基本理由是：１、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对基本人权损害极大，应当严格禁止，而且禁止使用这类证据，不使违法者从中获得利益，是遏制这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２、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亦可能妨害获得案件的实质真实。因为“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违法获取的口供的虚假可能性较大。 对非法人证的确定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对那些整个证据材料的基本内容、或者主要内容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完全排除，即不允许进入庭审调查。如果已在庭审中提出后才发现其违法性，法官在判决时应排除其证明作用而不予考虑。但对仅有某些调查询问方式不妥（如某些询问具有不适当的诱导性），则只需排除不妥的询问内容，其他部分，如诉讼对方不提出异议或缺乏合理的反驳根据，亦可作为证据使用。 就非法获取的物证，包括根据某些不合法、不妥当的询问所获得的物证（如根据口供找到作案工具），在我国应当采用另一

种方式处理。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物证抹煞其证据能力是不适当的。仅仅因搜查、扣押手续或程序上的小的瑕疵而让重大犯罪丧失定罪条件，未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这种做法在我国社会背景下尤其不会被认可。加之，我国刑诉制度对搜查、扣押程序的要求不够严格，侦查机关灵活性很大，是否违法难以界定。例如就搜查问题，我国刑诉法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以及其他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但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刑诉法第109条、第111条）据此，侦查机关有很大的自由斟酌处理权，实际上可以对它认为可能隐藏罪犯或犯罪证据的任何地方包括人身进行搜查而无须出示司法令状。在侦查十分灵活同时对强制性侦查手段缺乏司法令状制度的情况下，要求贯彻非法物证排除制度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实行这一排除规则的美国，对强制性侦查手段如搜查、扣押，有十分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如：1、搜查除特殊情况外，必须经一名司法官员批准； 2、获得搜查证必须有正式的申请，而且必须以宣誓或者正式作证的方式来进行。向司法官申请时必须说明要搜查的地方，要扣留的物品，被扣留物品主人的情况，以及涉嫌刑事犯罪的根据。 3、搜查的范围必须作严格的限制。搜查证必须具体详细说明搜查的地点和扣押被认为违法，即使确系罪证，也应在诉讼中排除。除非符合某些例外情况，如符合“一览无遗”法则——警察能直接看到应扣留的罪证而无需搜索，同时应将此情况立即通知被扣押物品的嫌疑人。这说明，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使用除了必须有特

浅谈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理性化构建

浅谈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理性化构建 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诉讼制度，无不把认定事实真相作为解决案件或纠纷的前提条件。这个在当今社会已成为常理且又无比重要的观念，实际上在人类的蒙昧时期就有了。在推崇神明裁判的时代，虽然人类认识水平有限，但却发展出了适合当今情形的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那就是通过神示证据制度确定事实；法定证据制度是在克服神示证据制度的极端任意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类更加精确的认定案件事实的意志和愿望。因为当时有些人相信，通过制定更加严格的证据法则，可以限制在事实认定方面的恣意，但后来的人们发现，法定证据制度下机械认定事实的法律规定，恰恰事与愿违，走向了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反面。于是一种被称为“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被发展出来，虽然这种制度也并不是人类最满意的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和途径，但是通过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它却成了当代许多国家在诉讼中赖以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制度。 纵观诉讼制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事实认定问题可以说是诉讼过程的核心问题，所以，准确认定事实是人们对诉讼的最基本要求。当然，准确认定事实的追求在于案件事实的客观化。为了实现这个要求，人类总结出了很多经验，有的被确认为法律，有的作为准则被实际运用着，如证据裁判主义、证据规则等制度。本文拟从证据的两个特性入手，试图勾勒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理性化的构建蓝图。 一、证据问题 （一）证据的定义 关于证据的定义，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我国学者有关证据的学说主要有三种：事实说、双重含义说、统一说，其中事实说影响最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也即采用的事实说。该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从证据的定义可以看出：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正如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心所认为的：证据为正义之基础，全部的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在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 那么，一项事物满足哪些条件即可成为证据？从认识论的角度，任何事物要成为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从认识活动的真实性来看，它必须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即与案件事实有一定的关系，这个特征，在大陆法系国家被称为证明能力（证明力），在英美法系国家被称为相关性。（二）从认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一)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一) 司法活动中的证明，是运用证据资料按照思维逻辑判断某种事实真相的过程。为防止主观臆断，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对于证据的取舍与运用，不能不受某些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在法律上的体现，即为证据规则。因此可以说，规定证据搜集、证据运用和证据判断的法律准则即为证据规则。这一解释应当说是对证据规则概念在广义上的界定。由于在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中，证据运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证据能力，即某一证明材料是否具备作为诉讼证据的资格问题，而确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防止将不“适格”的证据纳入诉讼过程，因此，从狭义上讲，证据规则是指确认某一证据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法律要求。本文基于新刑诉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尤其是审判方式所作的重大修改，通过对国外情况的评介，重点研究适应新刑诉制度需要的证据规则问题。一、证据规则存在的根据及意义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在证据运用中，现代各国证据法虽然普遍认可与形式证据制度相对立的自由心证制度，允许事实栽断者根据理性和经验对证据作出自由判断，但由于诉讼证明过程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和证据及事实认定上的矛盾等原因，如果不确立为某一诉讼结构所需要的一定的证据规则，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正确确认。对诉讼主体的证明活动而言，证据规则的存在至少有两个作用，是在诉讼活动中规范诉讼各方的取证和举证行为；二是在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限制对证据的自由取舍。证据规则的存在及其内容首先受到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当今世界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即在证据调查上控辩方主导型的对抗制和法官主导型的审问制（即当事人主义和法官职权主义），对证据规则的繁简及其内容有不同要求。其突出区别在于：前者的证据规则复杂而严格，后者则十分简略且灵活。英美等国的对抗制诉讼，确立了详细而复杂的证据规则。如关于证明材料必须与案件实质性问题有关的相关性规则；关于防止难以确认不能质证的证据进入诉讼的传闻证据规则；关于不允许证人以意见或结论的形式提供证言的所谓意见规则；关于禁止非法获取的被告口供的供述自愿性规则；对非法获取的物证所采用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文件材料适用的所谓最佳证据规则等等。英美刑事诉讼重视证据规则，过去人们认为这与英美国家实行陪审制有关。因陪审员来自社会各界，大多不熟悉法律，为防止对陪审员的误导，法律不得不设置详细的规则，以限制当事人的举证和证明活动。但经进一步研究，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此。如日本不实行陪审制，但它一旦由审问制向对抗制转化，就同时借鉴了有关的证据规则。可见根本原因在诉讼结构。在当事人主义（对抗制）条件下，两造对抗并推动诉讼的发展进行，对于诉讼双方的立证如不设严格具体的标准和规则。则当事人难免随意使用证据，既易形成叠床架屋、拖延诉讼，又容易模糊讼争要点，甚至造成真假难辨。而在法官职权主义诉讼中，一切证据虽然可以由辩诉双方提出，但在诉讼中两造不得自由立证，法律授权法院裁量何种证据应当在法庭上调查，何种证据可以不予置理。证据调查和诉讼推进完全受制于法院，因此虽无详尽的证据法则，仍不须担心诉讼拖延和争议点模糊。尤其是法官职权主义鼓励法官运用各种法律允许的方法主动发现证据查明案件真相，这种实体真实主义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那种严格而且程序化的证据规则的约束。因此现代国家凡采法官职权主义，都强调法官的自由心证而无详尽的证据规则。我国过去的刑事审判采法官职权推进方式，因此少有证据规则。随着修改刑诉法，采用了所谓“控辩式”庭审方式，在控辩双方（有时还包括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直接向法庭举证的情况下，必然要求相应的证据规则，因为如前所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确立并遵守一定的证据规则，才能保证案件事实的真实回复，才能保障诉讼的效率，防止无约束控辩即所谓无规则游戏的发生。因此，研究、确立和遵守必要的证据规则，对于实现庭审的有序化，保证新刑事诉讼法的科学与有效的运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国外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据规则由于我国刑事庭审从法官直接调查向控辩方举证转化，加强了诉讼的对抗性，并具有了对抗制即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某些特征，因此我们应当研究和学习当事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

第四单元刑事诉讼证据制度 一、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种类（P396） （一）概述 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证据。 （二）证人出庭作证（P412） 1.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2.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3.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10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4.人民警察可以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例题·单选题】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经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作证。下列人员中，属于这一规定适用范围的是（）。（2013年） A.被告人的兄弟姐妹 B.被告人的配偶 C.被告人的父母 D.被告人的子女 【答案】A 【解析】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VS证人证言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有共同犯罪关系的同案犯的揭发，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同案犯其他犯罪事实的揭发、对非同案犯犯罪事实的揭发，属于证人证言。 2.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例题·多选题】王某伙同张某出售假发票，被公安机关抓获。王某为争取立功，将自己曾听到的张某抢劫他人财物的情况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后经查证属实。在张某抢劫案中，王某的揭发行为本身所形成的证据属于证据中的（）。（2012年，经调整） A.犯罪嫌疑人供述 B.证人证言 C.言词证据 D.直接证据 E.派生证据 【答案】BCDE 【解析】（1）选项ABC：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同案犯其他犯罪事实的揭发、对非同案

试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确定.doc

试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确定- 证据规则是近年来日益受到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其中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规定只有短短的8条，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近年来在司法解释中补充规定了一些证据规则，但远不足以满足实践的需要。因此，对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进行研究显得迫切和需要。本文拟就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问题进行粗浅探讨，以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我国确定刑事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证据是证明案件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问题是诉讼中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是运用证据资料按照逻辑思维来表示或判定事物的真实性的过程，它是一种人的主观理性思维判断活动。这种理性的思维活动，反映了法官对证据、证据与案件、证据与证据之间关系的认识过程。由于这种认识过程是主观反映客观，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因此为了防止主观臆断，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证据的取舍与运用不能不受某些规则制约。这些规则在法律上的体现即为证据规则。因此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审查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准则，其核心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

我国过去的刑事审判采取法官职权推进方式，因此少有证据规则。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刑事诉讼中职权主义做法，借鉴了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做法，形成了以职权主义传统为基调，吸取当事人对抗制因素的“控辩式”诉讼模式。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对抗力度加强，举证由控辩双方进行，对双方的举证如不设立严格具体的标准和规则，则当事人难免随意使用证据使庭审调查的范围无限扩大，导致拖延诉讼，模糊争议要点，甚至造成真假难辨的后果。因此必须要求相应的证据规则，才能保证查明案件事实，确保司法公正。因此确立必要的证据规则，对于实现庭审的有序化，保证刑事诉讼科学高效地运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而且确立科学的刑事证据规则，对保证诉讼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加强对人权及其他重大社会利益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二、确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应确立什么样的证据规则，应当考虑到以下两点： 1、充分尊重体现证据运用的一般规律以及“控辩式”诉讼要求的证据规则，大胆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向控辩式模式转化，国外经过长期理论探索和经验所认可和确立的

刑事诉讼证据的搜集规则

刑事诉讼证据的搜集规则 刑事诉讼证据的搜集规则(一)全面取证规则 即司法人员在调取证据时，应当尽可能的全面调取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材料，证据形式不仅要穷尽刑诉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七种证据形式，还要尽可能地全面调取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证据材料。 (二)合法取证规则 合法取证即要求取证主体合法、程序合法、方法得当。 1、主体合法要求证据的调取人必须具有合法的身份。 如调取证人证言时，必须有两名以上司法工作人员调取;辩护律师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必须征得人民法院的准许;司法人员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的照片、录像以及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生理上、精神上有陷缺或者年幼，不能辩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等。 2、程序合法要求证据调取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或方式。 如询问证人时应当事先告知其如实作证的义务及作伪证的责任;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住处或者司法机关进行，不得另行指定其他地点;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

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视听资料的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应当附有关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向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等。 3、方法得当要求调取证据应当采取正确方法。 如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但在司法实践中有设置“犯罪陷井”，引诱犯罪的特别例外情况，如在假币犯罪和毒品犯罪中，侦查人员“卧底”或利用“线人”诱惑犯罪行为人进行假币、毒品交易时被当场查获而取得的证据。 严格地讲“引诱犯罪”而获取的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是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但就我国当前的政治、法制和治安环境的现状而言，利用这种侦查谋略在侦破一些重特大刑事案件中又取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对“引诱犯罪”笔者虽然不主张严格禁止，但在“引诱犯罪”的启动程序上，应从严规范，从而使“引诱犯罪”成为享有国家侦查权的侦查机关在掌握犯罪嫌疑人已经犯罪或将要犯罪的确切线索情况下，在经法定授权后，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积极推进犯罪嫌疑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故意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查获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法律责任目的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控告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如果控方举证不足，则将承担其主张或控告的事实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被告人不负证明其有被控告的

浅析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及其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解读

浅析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及其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梁聪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及其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是一个刑辩律师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本文对刑事诉讼证据种类及其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进行解读，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一、刑事证据的种类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材料。证据种类，是指根据事实内容的各种外部表现形式对证据所作的分类。证据种类实际上是证据在法律上的分类，是证据的法定种类。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证据包括： （1）物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物证是以其外部特征、物品属性、存在状况起证明作用的，因此与其他证据相比，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稳定性。 （2）书证 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和反映的思想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质材料。书证的表现形式和制作方法多种多样，不限于“书写的文字材料”。书证属于实物证据范围，客观性较强。这里需要注意书证与物证的区别是“书证以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物证以物质属性和外观特征证明案件事实”。书证与物证的共同特点主要是都要有实物载体，属于实物证据。如果一个物体可以同时以上述两种方式发挥证明作用，它既是书证又是物证。

（3）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证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外的人，其陈述的是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证言往往会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单位”不能作为证人。 （4）被害人的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被害人对犯罪有较多了解，但也容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被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通常称为口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可以全面、具体反映案件事实，但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切身利害的关系，口供容易反复，时供时翻，这是口供比起其他证据所不同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6）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是指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具有这方面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进行鉴定后所作的书面意见。鉴定意见具有特定的书面形式，是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提出的分析判断意见，内容仅限于案件涉及的相关科技技术问题。与证言等其它言辞证据相比，鉴定意见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少。 （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勘验等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等进行勘查、检验后所作的笔录。勘验等笔录的表现形式可以包括文字、记载、绘制的图样、照片、复

(完整版)解析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王建武杨静证据规则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否真实，是否具有证明力，是否足以证明案件情况，需要司法人员遵循一定的原则加以审查判断。这种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就是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一般规则虽已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却是一个复杂而又具体地认识过程，仅凭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证据专章的八条规定，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对刑事诉讼中收集、采用、审查、认定和运用证据的一般方法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结合有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和学术界的观点，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规则 司法人员在调查证据时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收集证据应当全面，这是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基本原则。在具体运用时，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全面取证规则。即司法人员在调取证据时，应当尽可能的全面调取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材料，证据形式不仅要穷尽刑诉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七种证据形式，还要尽可能地全面调取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证据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清楚的查明案件事实，也是确保正确判案的前提。全面取证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已作了详尽的规定。

(二)合法取证规则，即要求取证主体合法、程序合法、方法得当。主体合法要求证据的调取人必须具有合法的身份。如调取证人证言时，必须有两名以上司法工作人员调取;辩护律师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必须征得人民法院的准许;司法人员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的照片、录像以及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生理上、精神上有陷缺或者年幼，不能辩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等。程序合法要求证据调取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或方式。如询问证人时应当事先告知其如实作证的义务及作伪证的责任;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住处或者司法机关进行，不得另行指定其他地点;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视听资料的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应当附有关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向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等。方法得当要求调取证据应当采取正确方法。如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但在司法实践中有设置“犯罪陷井”，引诱犯罪的特别例外情况，如在假币犯罪和毒品犯罪中，侦查人员“卧底”或利用“线人”诱惑犯罪行为人进行假币、毒品交易时被当场查获而取得的证据。严格地讲“引诱犯罪”而获取的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是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但就我国当前的政治、法制和治安环境的现状而言，利用这种侦查谋略在侦破一些重特大刑事案件中又取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对“引诱犯罪”笔者虽然不主张严格禁止，但在“引诱犯罪”的启动程序上，笔者认为应从严规范，从而使“引诱犯罪”成为享有国家侦查权的侦查机关在掌握犯罪嫌疑人已经犯罪或将要犯罪的确切线索情况下，在经法定授权后，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积极推进犯罪嫌疑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故意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查获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法律责任目的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控告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如果控方举证不足，则将承担其主张或控告的事实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被告人不负证明其有被控告的犯罪事实的责任。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可以提出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材料和意见，这种由被告人提出的材料和意见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辩护权，而不是义务，被告人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因此被告

(完整word版)刑事证据学名词解释全集(精心整理)

1.证据学：通常称为诉讼证据学，又称证据法学，它是以各类诉讼中的证据位研究对象的 专门学科。证据：证明之根据。 2.诉讼证据：是能够证明争议案情的已知事实与表现其内容的法定形式的统一。 3.刑事诉讼证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或者由辩护律师、 自诉人等依法提出的，用以证明犯罪事实是否发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有关案件实施情况的一切事实。 4.刑事诉讼证据的客观性： 5.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反之，任何想象、猜测、分析、估计、推断、梦 呓、卜以及来源不清的道听途说等并非客观存在的事实，都不能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 6.刑事诉讼证据的关联性： 7.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与争议案情有关联、能够发挥其证明作用的事实。反之，与本案无 关的其他事实与材料，都不能成为诉讼中的证据。 8.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9.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由司法机关或者当事人、辩护人等依据法定程序收集的事实。反 10.之，采取非法手段收集的材料，即使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其取证的手段不合法， 11.也难以成为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证据。 12.“弹劾式诉讼”：就是诉讼必须由原告对被告提出弹劾（控告）才能引起，国家并不主 动干预。 13.“纠问式诉讼”（“审问式诉讼”）：是指封建国家要求司法机关依据其职权，对犯罪行 为主动予以追究，在诉讼中又特别注重对被告人的“纠问”，采取各种手段逼使当事人招供。 14.“法定证据制度”：就是对于各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一概由法律预先作出规定，要求 法官必须按照法定 15.的规则来审查，判断证据。 16.证明标准：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其所依据的证据对案件的证明需要达到何种程度 才能据以定案。 17.证明任务：刑事诉讼证明任务是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18.收集证据：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必要步骤，是为追究犯罪奠定基础的工作，是判断和使 用证据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浅论刑事证据规则(一)

浅论刑事证据规则(一) 论文关键词：刑事证据规则体系证据规则 论文摘要：本文对刑事证据规则做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认为我国诉讼证据规则体系的建立不可为之过急，应该循序渐进。 一、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诉讼证据规则体系 我国是否存在一定的刑事证据规则?答案是肯定的。如《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类似于英美法的传闻证据规则;第43条的规定体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46条的规定体现了口供补强规则;《刑事诉讼法》第93条和第156确立了相关性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3条体现了一定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等。而各种司法解释也有对相关证据规则的进一步阐明。 但我国也没有建立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理由如下: 首先，在刑事诉讼证据相关规定中，诸多规定只停留于简单明示甚至是口号的层面，既没有规定违背的后果，又没有配套制度构建其执行细则，更未曾规定相关的防范方法，极其欠缺操作性。比如传闻证据规则，法律并未规定采用传闻证据的后果，也没有对实践中出现的大量控辩双方都默认传闻证据的情况规定该如何处理。还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亦未制定相关防范和监督制度，使得现实中非法取证的现象依然泛滥。再比如证据开示规则，由于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仍然偏向于控方，且存在较大弹性，放任了控方大量的可乘之机和选择空间，使得该规则难以实现立法初衷。 其次，一些应建立的证据规则没有且亚须建立。比如证人特权制度，这种制度防止使一些秩序良好的社会关系陷入不稳定状态，造成更大的损坏且保证证言适用的真实性:品格证据制度，这种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于成人案件的不科学应用造就了众多冤案并带来社会负面影响;意见排除规则，由于证人以意见为证言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司法改革尤其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力度加重的趋势下，有必要将其以立法加以规范，以防止不适证言对审判人员的干扰。 二、建立刑事证据规则勿可操之过急 鉴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自己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但又不可操之过急，理由如下: (一)我国尚需完善作为刑事证据制度基本原则的自由心证制度 法官在运用自由心证原则进行审判时，需要注意严格依据经验和逻辑的判断标准，因此这种原则表面上是把法官推向了审判结果操控者的角色，实际上却始终坚持于客观公正这一基本价值。因为该原则要求法官所依赖的并非绝对的自我，而是建立于人类公认的理性和积累于历史财富的经验，这也说明了经验与逻辑的客观性。因此我国应当建立以自由心证制度为基础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而不可片面追求客观真实。单纯的客观真实与我国对打击犯罪分子之结果这一制度层面上的重视相结合，会在办案人员心理上产生一定压力，促使他们不择手段地收集证据，结果适得其反，类似于杜培武案的一个个案例已让司法界感受到这样一种血的教训。由此可知，自由心证制度的完善，伴随着证明标准由“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向“排除合理怀疑”或“高度盖然性”转化，于放宽对证据收集标准的同时，也促进了证据收集方法的合法化。当然，笔者并非否认法官在自由心证审判中完全不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但这种极端倾向性明显是要弱于法定证据制度和客观真实制度的。有鉴于此，大陆和英美法系国家一方面确立了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另一方面又预设各种证据规则，以限制法官裁量的随意性。因此，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证据裁判原则和证据规则才会有存在的现实意义，并起到限制法官审判随意性的作用。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就需要以立法明确业已大量出现于司法实践的自由心证制度的地位，并不断完善其相关制度，如直接审理制度和审理不间断制度牛改善审判主体素质等软环境，为证据规则体系的生长成形提供良好土壤。

试论刑事证据规则确定

试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确定 一、我国确定刑事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证据是证明案件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问题是诉讼中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是运用证据资料按照逻辑思维来表示或判定事物的真实性的过程，它是一种人的主观理性思维判断活动。这种理性的思维活动，反映了法官对证据、证据与案件、证据与证据之间关系的认识过程。由于这种认识过程是主观反映客观，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因此为了防止主观臆断，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证据的取舍与运用不能不受某些规则制约。这些规则在法律上的体现即为证据规则。因此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审查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准则，其核心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 我国过去的刑事审判采取法官职权推进方式，因此少有证据规则。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刑事诉讼中职权主义做法，借鉴了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做法，形成了以职权主义传统为基调，吸取当事人对抗制因素的“控辩式”诉讼模式。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对抗力度加强，举证由控辩双方进行，对双方的举证如不设立严格具体的标准和规则，则当事人难免随意使用证据使庭审调查的范围无限扩大，导致拖延诉讼，模糊争议要点，甚至造成真假难辨的后果。因此必须要求相应的证据规则，才能保证查明案件事实，确保司法公正。因此确立必要的证据规则，对于实现庭审的有序化，保证刑事诉讼科学高效地运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而且确立科学的刑事证据规则，对保证诉讼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加强对人权及其他重大社会利益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二、确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应确立什么样的证据规则，应当考虑到以下两点： 1、充分尊重体现证据运用的一般规律以及“控辩式”诉讼要求的证据规则，大胆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向控辩式模式转化，国外经过长期理论探索和经验所认可和确立的证据规则，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可为我们所借鉴和吸收。这些规则不仅反映了对抗制诉讼的要求，也体现了发现客观真实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需要将一些法律规范和一些实际做法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规则，同时适当适应制度的变化确立某些新的规则。 2、应考虑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用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情况确立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官职权运用，因此对证据规则的要求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且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运用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尚有等优化，过分严格的规则要求实际上难以执行，如果强求确立和执行，将会损害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整体效益。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以为，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应确立以下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不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由于非法取证对基本人权损害极大，遭到世界各国刑事证据法的普遍禁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就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规定。这一规则的核心在于只要收集证据的手段是非法的，即使收集到的证据是真实可靠的也非诉讼上的证据，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应当在适用时予以排除。

试析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试析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试析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1-10-19 8:58 来源：【】【】 论文摘要：自我国于1997年颁布了新的以来，至今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做的不够专业。直到2010年，随着《最高人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我国终于在刑事诉讼法的层面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的内容及其意义等进行阐述。 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英美法系确立的证据规则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证据的关联性，另一个是证据的可采性。英美证据法认为，任何诉讼证据都必须与案件的事实有联系，但是，具备了关联性的事实材料未必都能成为案件中得以起诉的证据。从事实材料到诉讼证据，还应该具备可以被采纳的效力。因此，证据的可采性通常被称之为现代证据规则的灵魂。正如美国证据学专家华尔兹教授所说，大多数证据规则都是关于什么应该被接受为证据，即是否具有 可采性的问题。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证据可采性规则中的一个证据排除规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用违反规定的方法或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是非法的，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对犯罪人定罪与量刑的依据。这里所称的证据，主要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言词证据，当然还应该包括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所谓非法手段，主要是指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扣押、非法搜查等其他违法方法。 一、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原因 （一）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法律形象 以违反法律的方法，如刑讯逼供等手段去进行侦查、收集证据、追诉犯罪，这就相当于以暴制暴，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要求，将会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丧失应有的客观公正性，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司法机关的声誉，也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使司法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的主观心理产生扭曲 在刑事诉讼中，一切与诉讼有关的活动都应当以合法为前提，如果法律不规定采用暴力手段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应予排除，那么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为了尽快破案，或为追求办案效率，可能会频繁的采用暴力逼取口供的方法，还有的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都是罪犯，对罪犯，就应该打，打了才会

对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关问题的探讨

对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关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秘密侦查取证的相关问题： 目前使用秘密侦查的手段对及时准确地破获犯罪案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科技手段的使用，大大地增加了对犯罪嫌疑人个人权利的侵害，但要指出的是，秘密侦查是手段，而非证据本身，这种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视为非法证据而加以排除。对秘密侦查手段的规范，应借鉴民事诉讼中的有关规定，对秘密监听制度作出正式规定，即对违反程序规定取得的证据，在没有合法补救措施的情形下应当规定其适用排除规则。为了搞好这一立法，考虑各方因素我国应在秘密监听的适用条件、程序和个人权利保护等方面作出规定。 1、在适用条件方面，应限定对重大复杂的案件才能适用监控手段，在立法上：一是应从犯罪案件种类和性质方面去衡量；二是应从承担刑罚的轻重上衡量；三是限定必须是在其他侦查手段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或者其他侦查手段的使用会产生极大危险，代价太高的情形时才可适用；四是必须是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已经实施犯罪、预备犯罪的才可适用。否则，冒侵害人权之险去换取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犯罪案件的破获，显然是得失不相衡的。

2、在监控程序上，实行检察与法院批准相结合制度，且以检察批准为主。现行公安机关内部制约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侦裁分离的程序正义要求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理应成为唯一的审批监控程序的机关，但由于其担负一部分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故不宜全部包揽监控审批权，只有在不属自己管辖的自侦犯罪案件外的案件，才可行使审批权。把一切自侦案件秘密侦查的审批权交由较高级别的检察院审批。为了保证秘密监控手段的有效使用，充分发挥监控手段的特有作用，立法上应设臵例外情形，如对情况危急时，可以允许侦查机关自行按内部审批手续实施，然后限定于数日后报经审批机关补救或重新确认。总之，在审批机关上应实行公安侦查案件的秘密监控由同级检察院审批，检察自侦案件暂由省级以上检察机关审批。然后随着法治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过渡到检察与法院审批相结合的最佳制度。 3、在个人权利的保护方面，应赋予被监听者的审查与异议权，监控手段是秘密进行的，如果在监控方有意歪曲或栽赃的情况下，容易走样变形，因此，应允许被监听者审阅核对并提意见，这样有利于被监听人正视事实，认罪服法，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权利。 二、关于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审查的相关问题： 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是我们取舍证据材料的重要标准，也是刑事诉讼关于证据各种规定的出发点和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