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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大幅超预算”不可成惯例
□潘洪其
中央部门日前集中公开的2012年决算数据显示，80多个中央部门2012年决算总额达9200多亿元，超出2012年预算2200多亿元。与此同时，多数部门的“三公经费”实际执行数额低于预算，出现结余。据此前财政部公布的中央决算报告，2012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74.25亿元，比预算数减少5.59亿元。
此次中央部门公布2012年决算，其中公布的“三公经费”实际执行数令人印象深刻。首先，“三公经费”公布更加细化。如在因公出国费用中，几乎所有部门都主动公开了团组和人次；多数部门公布了公车保有总数量、新买了多少车、买车和养车各花了多少钱等。一些部门还首次公布了“三公经费”在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县级的分级支出。其次，“三公经费”实际执行数表明，去年中央部门在遏制“三公”消费、压缩“三公经费”支出上下了很大工夫，取得了初步成效，兑现了李克强总理作出的“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承诺。
中央部门节约“三公经费”的成绩值得肯定，但对80多个中央部门2012年决算总额远超预算的情况，更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和警惕。80多个中央部门2012年预算总额为7000亿元，决算总额超出预算总额2200亿元，超出预算31.4%。
中央部门预决算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行政开支，其中“三公”支出所占比重并不高，但因为“三公”消费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群众对“三公经费”居高不下反应强烈，中央出台硬性政策规定，敦促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大力压缩“三公经费”，这才有近两年“三公经费”逐年下降的突出成绩。然而，从“三公”支出的层面扩大到行政开支，进而扩大到整个财政预决算，不难发现，行政开支、财政预决算的变动趋势，与“三公”支出下降的趋势并不同步，在“三公”支出下降的同时，80多个中央部门的决算总额却出现大幅增加，超出预算总额比例高达31.4%，中央部门来之不易的节约“三公经费”的成绩，无异于被决算总额的大幅增加全部抵消了。
中央部门决算总额大幅超出预算，一方面表明中央部门的预算编制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无论是参考上一年度预算执行的结果，还是参考各部门自行上报的年度预算计划，财政部门在编制中央部门年度预算的时候，都应当进行科学、严谨的测算和规划，只要社会经济状况没有出现重大变动，决算总额和预算总额就不应当有太大差距，否则预算编制就是很有问题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编制预算是为了规范、约束实际的财政支出，使预算执行结果与事
先编制的预算计划大体符合，如果社会经济状况没有出现重大变动，却出现了决算总额大幅超出预算总额的异常情况，说明在相当程度上，财政预算已经失去了规范、约束财政支出，预防、遏制腐败的作用。
建立现代财政预算制度的根本目的，是要让政府预算成为年度立法，政府预算一旦经过立法机构批准，就成为立法机构对政府的授权以及政府对立法机构的责任状，政府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在预算制度的约束下，政府部门所花的每一分钱，都必须严格依据预算；预算执行中如果需要有所变化（如超出预算），必须按法定程序经立法机构批准，否则就是财政违法甚至犯罪行为。80多个中央部门决算大幅超过预算，财政决算几乎脱离预算的约束，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财政失范行为，决不能成为见怪不怪的惯例。今后如果再有类似情况，须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以维护预算制度的权威性和法律效力。
“政府退出募捐”迈出
“办管”分离第一步
□木须虫
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联合举办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会上，云南省公布《云南省公益慈善事业促进条例》文件，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该条例，今后，云南省的政府部门将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政府不再参与社会募捐。这是全国首个明确作出此类规定的省份。（7月19日《京华时报》）
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即意味着政府不再作为募捐主体开展募捐，同时也不再指定募捐对象。换言之，政府不再直接伸手来“办慈善”，而是把开展募捐的职能，交给慈善机构去自主履行。可以预见，此举带来最直接的变化，将会是政府“文件劝募”时代的终结，而与之相关“强捐”产生的负面情绪，将会无疾而终。
事实上，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与政企分开具有同等意义，都是政府转变职能，适应小政府大社会的需要，把更多社会能够自主完成的事情，交给社会自主调节，在微观层面上实现最优的配置。比如，政企分开激活了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赋予了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同样的，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的目的，是要改革慈善固有体制的弊端，实现政府对公益慈善的管办分离，把“运动员”的角色交给社会，政府专注于“裁判员”的角色，维护和激励社会公益慈善的健康发展。
可见，“政府退出”迈出的只是慈善“办管”分离的第一步，今后政府应该从一个募捐主体，转变为一个慈善行为、慈善活动的制度制定者、监管者以及重要公共设施的提供者和保障主体。首先，应加快公益慈善组织
登记改革，从政策层面给“准生”松绑，鼓励更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申请成立公益慈善组织。其次，制订和完善公益慈善机构运营管理的准则，规范慈善募捐、资金管理和实施捐赠等行为，促进其公开透明。第三，推进官方慈善机构改革，妥善推进“政善”分离，实现公益慈善机构地位平等化，并对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给予必要的扶持。
实现慈善“办管”分离是一个复杂而渐进的过程。对于公益慈善，既包含政府自身的定位，也包括公益慈善政策配套、“游戏规则”的构建，如何做好“退”与“进”、“破”与“立”以及“无”与“有”的文章，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
木须虫
（《“政府退出募捐”迈出
“办管”分离第一步》由金羊网
试点建立村民理事会须厘清功能界限
昨日报载，广州《农村村民理事会设立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正在市民政局网站上征求意见，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广州将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选取1-2个行政村开展建立村民理事会试点工作，以调动群众参与农村社区服务管理，提高村民民主自治的能力。
其实，在广州之外，建立村民理事会的工作几年前就开始“试水”。从《指引》中不难看出，广州提出设立村民理事会的一般性原则，与其他先行一步的地方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身特点。比如，尊重民意自愿成立理事会原则，这是相同的；广州不提倡理事会成员由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而有的地方则积极支持鼓励“两委”成员参与村民理事会。“英雄所见略同”固然好，对不同的方面，人们也不必立下判断，指点孰优孰劣，因为建立村民理事会毕竟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更何况，《指引》正在征求意见中，有识之士不妨献计献策，使之尽可能趋于完善，以更好地指导即将展开的试点实践。
在传统视域中，农村既然已经有了村民委员会这样一个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再建一个村民理事会，是不是多此一举，有没有叠床架屋之嫌？如果广大农村仍然是改革开放之前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没有建立村民理事会的必要，也绝不会有建立村民理事会的诉求与探索。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中，农村社会日益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和复杂性，村民事务也随之变得繁杂且往往具有外部性特征。如果现有的自治组织不能完全容纳村民的自治诉求，那么就必须创造新的形式来承载，否则，这种诉求就会游离于可控的范围，甚至不惜以破坏力的负面形象来自证其存在。在另一方面，由征地拆
迁等导致的冲突事件，往往根源于一些村“两委”罔顾村民意愿和利益、滥用自治组织公权力。因此，必须经由民众自愿和民主选举，找到一种矫正当前农村自治权力结构失衡的平衡力量，而村民理事会很可能成为这样一种平衡力量的载体。
这样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叫什么并不重要，现在都叫“理事会”，似已约定俗成，不妨继续沿用。更为关键的是，要看到设立这样一个自治组织的必要性，而其必要性又与其功能定位密切关联。广州市认为村民理事会有两大功能：一是协商本村重大利益事项；二是参与民主监督村“两委”。这是举其荦荦大者，相信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如果没有后一项功能设计，那么村民理事会就很可能只是一个临时性组织。有的地方正是如此，要修路、建桥，就成立一个村民理事会，路修好了、桥建好了，村民理事会也就解散了。但民主监督村“两委”的功能规定，则有使村民理事会制度化的内在要求。而在有的地方，已开始以修订法律的形式，确立村民理事会的法律地位。
在实践展开之前或实践之初，村民理事会会与村“两委”发生什么样的摩擦乃至冲突，谁也无法完全预料。也就是说，一个设立村民理事会的指引很可能注定是不完备的，要靠实践来发现问题，也要靠实践找出答案，更要通过实践才能走向成熟。不过，在试点之前，厘清村民理事会与村“两委”的功能界限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功能框架加以规范，就很难避免短期的秩序紊乱。同时，与运行多年的村“两委”相比，村民理事会显得稚嫩是正常的，但也须借鉴已有的经验，从实体与程序、权利与义务等方面有基本的要求，这样才可能获得一个较高的逻辑起点和行动起点。（作者是北京青年评论家）
近日，一名戒毒男子在路上遇警方设卡盘查，随后配合警方到医院接受尿检。尿检结果显示，该男子近期确实没有吸毒。他说自己戒毒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玩网游，“为了攒钱买游戏装备，就戒了毒”。专业人士猜测：这名男子的毒瘾应该不是很大，很可能是通过打网游的兴趣爱好将心瘾转移了。（据《新闻晨报》）
毒品之害，罄竹难书，有毒瘾的人为吸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毒品危害这么大，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一旦上瘾，就几乎戒不掉。而网瘾之害，近年来也屡被报道、反思，有人甚至说网瘾坏过黄赌毒。新闻中的男子，通过网瘾戒掉毒瘾，网友阅后，都不看好，纷纷跟帖说：“离了一坑，又进一坑”、“这说明网瘾比毒瘾更毒”……最坏的可能是，既戒不掉毒瘾，又沾上了网瘾。
千万不要误读这个新闻，以
为通过网瘾可以戒掉毒瘾，那真会害死人。可能最关键的还是，该男子的毒瘾不深，心瘾才有可能转移，或暂时转移。
最近，在杭州市左岸花园小区门口，每天停着一辆破旧小面包车，它的任务就是给一辆法拉利F430占车位。法拉利的车主说，家有4辆车，两辆停家里，一辆停地下车库，一辆停上面，但小区车位太紧张，“我也是被逼出来的！”（7月18日《都市快报》）
这年头，“买得起马配不起鞍”的事情早已见怪不怪。毕竟，一个车位动辄十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比一辆中档轿车还贵，相信买得起车却买不起车位的大有人在。但是，开着价值几百万元的法拉利，却买一辆破面包车来霸占小区的公共免费车位，这样的奇葩车主还真是头一回见。当然，这名车主确实有他的“苦衷”：家里车太多了，自家两个车位，外加地下车库一个，还不够用，“被逼出来的”。瞧，说得振振有词，听来却令人十分反感——你富得流油居然还想着法子占用公共车位，这不是找骂么？
如今，一些富人常常抱怨社会仇富心理严重，却很少想过公众为什么仇富。其实，只要富人遵纪守法且有公德心，有多少人会“仇”你呢？而恰恰是为富不仁之风盛行，才抹黑了富人形象，并加剧了社会的仇富心理。
广东该如何善待民办教育
□马由道
近日省府发布促进民办教育规范特色发展的意见22条，将对全省民办学校在身份、土地、产权、融资和师资等方面给予支持。先不说落实的前景，光是省府这片心意，就是对彷徨了近十年的民办教育工作者极大鼓舞。罗伟其厅长说民办学校“为政府省了这么一大笔钱，政府出点政策、出点小钱支持民办教育是应该的。”此话尤其温暖贴心。
广东省民办教育起步不晚，底子不薄，但因种种原因，近年来广东民办教育步履蹒跚，而内地却在赶超，在精英教育领域尤其明显。就拿教师薪酬来说，广东一些民办学校教师十年前就月薪过万，但是几乎十年冻薪，而公办学校教师薪酬大幅度提升，迎头赶超。教师薪酬不是孤立现象，它反映了广东民办学校日渐边缘化的窘况。只要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享受平等的政策支持，凭借民办学校的灵活机制，民办学校教师薪酬向公办学校看齐，甚至超过，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新的促进民办教育22条意见，将落实民办学校法人财产权摆在重要地位。产权清晰有利于民办教育机构做大做强，以至融资上市，只要省府政策到位，持之以恒，多年后广东一定会冒出若干家“新东方”。
罗厅长要求全省各地落实安排“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对
此我不抱有多大希望。安排款项不难，难的是将资金分配到正在做实事的人身上，真正起到促进作用。所以，不如将“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转变为教育券，直接发放给没有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学龄儿童。我们有严密的人口和户籍管理制度，直接向全广东的学龄儿童发放教育券，不会比中央向几亿农民发放耕地补贴的难度更大。事实证明，直接面向个人，比面向组织结构更透明而高效。教育券的意义还在于促进教育市场繁荣，而不是抑制，甚至毁坏教育市场机制。
在22条意见之外，我希望省府省厅还要关注公办学校不合理扩张的现象。公办学校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教育普及，但是近年来，公办学校利用与市县教育主管的亲缘关系，大肆向精英教育领域扩张，依仗公共财政支持、品牌资源和招生优势，挤压民办学校的用武之地。民办学校不可能指望与公办学校同等的公共政策和资金扶持，只希望省府能够出手抑制基层主管部门的扩张冲动，这是对民办学校的最大支持。
通过发展民办教育激活民间投资，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以薪酬优势，不拘一格吸引内地学术和产业人才，眼下就能为产业经济充当人才蓄水池或者智库的作用，这是广州眼前的短板。 （作者是教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