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双音化研究综述
漢語雙音化研究綜述*
莊會彬 趙璞嵩
提要 漢語史上的雙音化問題一直是漢語研究的熱點問題。以往的研究曾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現象做出解釋。總結起來，可以歸為功能觀和韻律觀，前者又可細分為補償說、功能差異說、修辭美學說、社會發展需求說，後者包括韻律偏好說、彈性說、音步轉型說。本文在綜述以往相關研究得失的基礎上，指出音步轉型說較以往的各種假說能更好地解釋漢語史上的雙音化問題。
關鍵詞 雙音化 功能觀 韻律觀 綜述
1．引言
多少年來，探討漢語雙音化的內在原因這一課題，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時至今日，大致歸納起來，洋洋已有七類，分屬功能觀和韻律觀兩大主流。它們是：
補償說 功能差異說 修辭美學說
社會發展需求說
韻律偏好說 彈性說 音步轉型說
當然，有些學者並非持單一說，而是堅持多維觀的思想，如郭紹虞（1938）認為在漢語的雙音化過程中，消歧與節奏共同起作用，呂叔湘（1963）則堅持節奏和語法共同起作用，李臨定（1990）更為認可語法和節律的作用。但這些並不影響我們下面的逐一分析。 本文結構做如下安排：我們先回顧四類雙音化的功能觀，即補償說、功能差異說、修辭美學說、社會發展需求說；之後爲三類雙音化的韻律觀，即韻律偏好說、彈性說、音步轉型說；最後做出總結。
2．漢語雙音化的功能觀
以往對漢語雙音化的功能視角基本可以歸入以下幾類：補償說、功能差異說、修辭美學
* 本文的寫作，得到馮勝利先生的指導；文稿初定，吳松博士百忙之中審讀了全文，並就繁簡轉換以及一些存疑問題給出了中肯的建議。所餘訛誤，概由作者負責。
功
能
观 韵
律
观
說、社會發展需求說。下面逐一展開。
2.1 補償說
具體說來，補償說可以分兩方面加以解說：一，對音節對立特徵喪失的補償；二，對單音節詞語義歧解的補償。下面逐一來看。
2.1.1 對音節對立特徵喪失的補償
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較多，最有影響的有郭紹虞（1938）、王力（1944，1980，1989）、高本漢（Karlgren 1949）、呂叔湘（1963）、Li & Thompson（1981）、湯廷池（1988）等。其根本思想是減少同音詞，消除歧義。如王力（1989：2）談到：
雙音詞的發展是對語音簡單化的一種平衡力量。由於漢語語音系統逐漸簡單化，同音詞逐漸增加，造成信息的障礙，雙音詞增加了，同音詞就減少了，語音系統簡單化造成的損失，在詞彙發展中得到了補償。
呂叔湘（1963：21）談到：
為什麼現代漢語詞彙有強烈的雙音化的傾向？同音字多應該說是一個重要原因。由於語音的演變，很多古代不同音的字到現代都成為同音字了，雙音化是一種補償手段。北方話裡同音字較多，雙音化的傾向也較強。廣東、福建等地的方言裡同音字比較少些，雙音化的傾向也就差些。可是不能認為同音字現在還在積極推動雙音化。北方話的語音面貌在最近幾百年裡並沒有多大變化，可是雙音詞的增加以近百年為最甚，而且大部分是與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有關的所謂“新名詞”。可見同音字在現代主要是起消極限制作用，就是說，要創造新的單音詞是極其困難的了。
Li & Thompson（1981：14）則指出：
由於音變——該音變相對廣東話而言更多見於普通話——許多以往明顯不同的音節在普通話變得相同。於是，在廣東話裡還讀音不同的“要”和“藥”在普通話裡已是讀音完全相同。同音詞過多的威脅轉而迫使漢語的複音詞數量劇增，其手段主要是複合……
湯廷池（1988：554-555）則做出了更為細緻的說明：
現代國語不但擁有大量多音詞彙，而且國語多音詞在詞彙總數所占之比率也遠高於其他方言。推其理由，不外乎現代國語在歷史上所發生的「語音演變」遠比其
他方言更為急劇而廣泛；例如，「入聲韻尾」‘-p 、-t、-k’的全然消失，「鼻音韻尾」‘-m’ 與‘-n’的合併等。於是本來不相同的音節結構也變為相同，結果產生了大量的「同音詞」（homophone）。據統計，國語音節類型的總數約為四百，而粵語的音節類型總數則達八百之多（以上統計，聲調的不同不計算在內）。華語常用詞彙的調查統計也顯示，在為數三千七百二十三個常用字裡，只發現三百九十七種音節類型，其中只有三十個音節類型沒有同音詞，其他三百六十七種都有或多或少的同音詞。除了音節類型的總數較少以外，國語的聲調種類也比其他南方方言的聲調種類（如上海話的六種、福州話的七種、陸豐話的七種、廣州話的九種）為少，語言的「同音現象」（homophony）因而更加嚴重。同音詞的大量增多，必然加重音節類型在區分功能上的負擔（functional load），產生許多「一音多字」或「一音多義」的現象。
例如，根據國語日報詞典，與‘一’同音的字，總共一百三十一個：即陰平十五個、陽平二十九個、上聲十七個、去聲七十個（以上統計，包括一字多音）。根據鄒嘉彥先生‘Three Models of Writing Reform in China’的統計，國語的同音詞達詞彙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八點六。就是把聲調的不同也加以區別，國語的同音詞也會達到百分之十一點六，遠比英語同音詞百分之三為高。為了避免或減輕同音現象妨礙語言信息的順利溝通，雙音詞與多音詞乃應運而生。今日社會，不以文字通訊而以語言交談的機會增多。尤其是在電視、廣播等大眾傳播的媒介裡，向不特定多數的聽眾發表談話的機會大為增加，更需要擴充多音詞彙來確保人際間信息之迅速而確實的傳達。這也就是說，在信息傳播的領域裡，我們已經從「看的文明」或「目治」邁入「聽的文明」或「耳治」，而且在環境嘈雜的工業社會裡更要求我們的語言容易聽得懂、聽得清楚。
針對這類假說，馮勝利（1997：30）指出其問題：
儘管從功能上解釋複合詞的來源初看很有道理，但該說潛藏著許多難以克服的深層困難。首先，功能說的基本理由是：簡化的音節所承載的信息量超過了原來音節所能承載的負荷。其實，事實並不盡然。我們知道，有些簡化的語音（如尾輔音），其實並未絕對消失，只不過“改頭換面”變成其他類型的語音形式（聲調）保留下來。從功能上講，這類新的形式正可作為舊形式丟失的補償。具體說，*-s變成了去聲（參見Baxter 1992：135），*-?化身為上聲（Baxter 1992：320；Pulleyblank 1962：225-227；Mei 1970）。聲調的出現至少可以說部分地減少了原有音節所承載的負擔①。
僅此一點，複合詞發展的功能說便失去了它原有解釋力，更不消說“語音承載信息負荷量的加劇”並不能作為語言發展的促變因素（詳論見Labov 1987）。
①以下事實清楚地表明新聲調系統（tone system）的形態作用：由聲調不同而相互區別的同源詞（etymological words）漢代急劇增加。比如（摘自Chou，1962：54）：
(i) 名詞（平聲）動詞（去聲）
冠（帽子）冠（戴帽子）
衣（衣服）衣（穿衣）
此外，端木三（Duanmu 1999）也詳細分析了該假說存在的問題，擇要如下：
一，沒有證據表明雙音詞的出現乃至詞彙化是為了減少同音詞所造成的歧義。雖然漢語中存在大量同音詞，但這些多數可以通過上下文消除歧義。而那些真正容易造成歧義的單音詞卻依然保持單音節形式，如“他”“她”“它”。
二，過去的一百年是雙音詞激增的時間（参呂叔湘1963：21），然而，漢語的音系卻無大的變化，這一點補償說難以做出解釋。
三，既然語言需要避免歧義，何以還會允許音變使得同音字增多？
四，有些單音節詞明明沒有同音詞，如“吼”“寵”等，卻它們仍有相應的雙音節，如“吼叫”“寵愛”等，這點亦非補償說所能解釋的。
2.1.2 對單音節詞語義歧解的補償
單音節詞語義歧解的補償說出現在清代注疏之中，可以說是一種支援功能解釋的證據。譬如漢代趙岐《孟子章句》使用“鄙”、“賤”兩個字注釋“賤”，如下：
(1)孟子：（王良）天下之賤工也。
趙歧：（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我們知道，“鄙”“賤”都有“技藝不高”之義；此外，“賤”還有“便宜”、“卑賤”、“輕視”等義。焦循（1763-1820）在《孟子正義》中由是指出：“王良絕非低賤之人”。“賤”在(1)中的意思只是“技藝不高”，趙岐所以以“鄙”釋“賤”，是用複合的方式來抵消單音詞的多義性。
針對語義歧解的問題，馮勝利（1998：§4.2；2009：30-32）做了深入剖析。他是分兩方面來談的。
首先，馮勝利指出，這種語義上辨析的要求，無疑是複合詞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能因此就得出“詞義辨析/消除歧解是複合詞發展的決定因素”這樣一個結論。事實上，文獻事實與這一結論相互矛盾。假如果真“詞義辨析/消除歧解”是複合詞來源的主要動因，那麼可以預測：並列式（如“鄙賤”）將是複合詞發展的主要形式，尤在發展的初期，然而，實事並非如此。馮先生引程湘清（1992：112）的統計資料指出，《論語》中的並列式複合詞（即下表中的“聯合式”）只占少數。
表1 《論語》並列和偏正式複合詞的比率
總數總數總數
複合詞聯合式% 偏正式%
180 48 26.7 67 37.2
如表1所示，《論語》中的偏正式複合詞占37.2%，而並列式複合詞只占26.7%。並列式少而定中式多的事實否證了功能說。
馮勝利進一步談到，功能說解釋還面臨著兩個問題，那就是該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反功能型（counter-functional）”複合詞。如：
(2) a.動靜
察其動靜。（《漢書·金日磾傳》）
b.車馬
大夫不得造車馬。（《禮記·玉藻》）
c.市朝
肆諸市朝。①（《論語》）
馮先生指出，根據功能的原則，一個詞的兩個成分必須都具備語義的功能才能參與構成整個複合詞的語義，否則無所謂功能。大多數的情況下的確如此。譬如，“戰鬥”（=“戰”和“鬥”）、“是非”（=“對”和“錯”）、“衣裳”（=上為“衣”下為“裳”）等等。不管合成的意義是二者之合還是抽象的概括，有一點很清楚：為了形成一個滿足語義的要求而組合起來的複合詞，其中每一組合成成分都必須具有獨立的語義值。如果其中一個意義是零，那麼它就沒有出現的價值和功能。沒有功能的形式，按照功能的學說的道理，是不能存在的。然而，(2)中的例子在古漢語中屢見不鮮。它們的存在給消除歧解的解釋帶來巨大的困難。如“肆諸市朝”的“市朝”只可理解為“市”而不能解為“市”和“朝”，因為按古人的規矩，行刑罪犯必須在市而不能在朝。
事實上，偏義複詞現象，在漢語長期大量存在，再如：
(3)擅兵而別，多佗利害。（《史記?吳王濞列傳》）
(4)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5)先帝嘗與太后有不快，幾至成敗。（《後漢書?何進傳》）
現代漢語中也有這類複合詞，比如：
(6)他要是有個好歹，孩子怎麼辦？
毋庸置疑，這類“偏義複詞”的出現和發展是無法用功能的方法來解釋的，因為它們在增加而不是為緩解交際的負擔，它們是“反功能”的。如果真像功能說所預設的那樣——複合詞的發展是為了減少因語音磨損所帶來的負擔，或是為了減少語義的歧解的需求——那麼“偏義複詞”就沒有存在的理由，更不要說是複合詞發展的結果了。
①在《孟子》中，“市朝”的意思只是“市”，而非“市”和“朝”合在一起的意思，如“韃之於市朝”。
2.2 功能差異說
功能差異說指的是那些認為單雙音節存在語法語義差異的觀點。功能差異說可以上溯到較早的時期，如《荀子·正名》關於“名”的見解：
……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聞而實喩，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
至民国，胡以魯（1921：60-61）在《國語學草創》裡談道：
抑吾國語之初發展也，以單節或雙聲疊韻之二節為範圍。作意義之引申，為語言之化分。其差甚少，其辨甚微。而同音異義同義異用語尤多。音韻之形式則簡矣，然時或混淆而難眀。假音之變容示區別，其不便為尤甚。且單節語慣用，則能攝有擴延之傾向……
於是而欲棄陳弊補不足使任意得創作新語以更替之者，則秉人為淘汰之原則可立見其新陳代謝矣。而無如語言乃社會心理之產物非獨斷所能造作也。無已，則惟加以訂正耳。不廢舊用之資料使之分擔專其職，或加以限定素以定其適用之範圍，擴延之使其概念明確而豐富，蓋折衷之得策也。此品詞分業而外二節複合或形式部附加之所以適用也……
此種發展名曰後天，以其在語言完全產出後耳。言其時世，惟形式附屬不過晚近事……至複合則《漢書》而下可勿論，即見諸《左傳》者亦已多矣。如“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險阻”“離散我兄弟,擾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是等語詞，迄今固猶未嘗死也。雅言社會上例中諸語詞殆皆通用。
即在通俗“婚姻、兄弟、同盟、國家”等體詞及“離散，擾亂”等用詞，亦皆用之，殆不能有所代。……
及至現代漢語，李臨定（1990）還注意到單雙音節在語法語義上存在以下差異：
第一，單音節動詞的賓語往往要求表具體義的名詞，而排斥表抽象義的名詞；與之相反，雙音節動詞的賓語往往要求表抽象義的名詞，而排斥表具體義的名詞。例如：
(7)埋vs埋葬：
a. 埋了親人/埋了死貓/*埋了舊社會
b. 埋葬了親人/*埋葬了死貓/埋葬了舊社會
(8)找vs尋找：
a. 找鋼筆/*找丟失了的愛情
b. 尋找鋼筆/尋找丟失了的愛情
(9)洗/刷vs洗涮：
a. 洗衣服/刷衣服/*洗罪惡/*刷罪惡
b. ?洗刷衣服/洗刷罪惡
(10)騙vs欺騙：
a. 騙我/騙錢/*騙輿論
b. 欺騙我/欺騙錢/*欺騙輿論
第二，雙音節動詞跟名詞組合在“指大”和“指小”上有時有所選擇：雙音節動詞要求所帶的賓語是“指大”的名詞而排斥“指小”的名詞，單音節動詞則沒有這種限制。例如：
(11)買vs.購買：
a. 買了十噸糖/買了一噸糖
b. 購買了十噸糖/*購買了一塊糖
(12)搶vs.搶劫：
a. 搶銀行/搶了一百萬鉅款/搶了一件衣服
b. 搶劫銀行/搶劫了一百萬鉅款/*搶劫了一件衣服
(13)印vs.印刷：
a. 印了十萬冊課本/只印了兩份
b. 印刷了十萬冊課本/*只印刷了兩份
(14)帶vs.攜帶：
a.帶著幾十萬現鈔/帶了兩塊錢
b. 印刷了十萬冊課本/*只印刷了兩份
第三，單音節動詞和雙音節動詞的對立有時也顯示在內動和外動的區別上。同義的單音節動詞和雙音節動詞，前者有時傾向於帶賓語(外動)，後者則傾向於不帶賓語(內動)。比較：
(15)考vs.考試：
a. 考學生/考聽寫/考大學
b. *考試學生/*考試聽寫/*考試大學
(16)玩vs.玩耍：
a. 玩水/玩捉迷藏
b. *玩耍水/*玩耍捉迷藏
(17)猜vs.猜測：
a. 猜謎語/你猜他現在在幹什麼?
b. *猜測謎語/*你猜測他現在在幹什麼?
(18)釣vs.垂釣：
a. 釣魚
b. *垂釣魚
(19)歇vs.歇息：
a. 歇病假
b. *歇息病假
第四，雙音節動詞名詞化的可能性比較大，單音節動詞名詞化的可能性則很小。例如：
(20)遭到了敵人的侵犯vs. *遭到了敵人的犯
(21)遭到了別人的欺騙vs. *遭到了別人的騙
(22)受到了敵人的攻擊vs. *受到了敵人的攻
(23)受到了大人的責駡vs. ?受到了大人的罵
(24)發動了向敵人的進攻vs. *發動了向敵人的攻
顯然，單雙音節有著不一樣的語法、語義功能。然而，這些並不意味著功能差異說就能立足，因為它仍然面臨著以下諸多問題：
第一，因果問題。雙音化和功能差異何者為因何者為果？是先有雙音化還是先有功能差異？考慮到上古漢語以單音節為主（極少有雙音節詞），可以斷定，這種與單雙音節對應的語法語義功能是後來發展起來的。那麼到底是功能差異促使了雙音化的發展（誘因），還是雙音化帶來了功能差異（結果）？
第二，無論答案是前者還是後者，都需要繼續回答承載特殊功能的詞為什麼多採用雙音節而非其他（如三音節或者輔音詞綴）。這其中肯定存在某種特殊機制的制約。
2.3 修辭美學說
有些學者認為，雙音節成為漢語構詞的範本有美學因素在中間起作用。事實上，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代，劉勰（約465-520）在《文心雕龍·麗辭》篇中說：“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劉勰1962：588）。
這一思想後來為諸多學者所繼承，如馬建忠在《馬氏文通·實字卷之二》（1898／1983：38）談到：“古籍中諸名，往往取雙字同義者，或兩字對待者，較單辭隻字，其辭氣稍覺渾厚。”
程湘清（1992：59-60）則進一步指出，“漢族人民自古以來形成這樣一種審美觀點，就是講究對稱……這一心理素質和審美觀點反映到語言上，就是講究成雙成對的語言片段和節奏，單音節要變成雙音節，三音節要變成四音節。”
毫無疑問，這種解釋不僅理論上難以成立，實踐上也難以“信征”。很簡單，三音節詞東漢以後大量出現，但它們並不平衡。同時，這一假設也無法回答下面這些問題：為什麼漢語史上發展出五言詩、七言詩，而沒有一直保持完美平衡的四言詩？因此，“兩字對稱”無法作為語言的內部規律而成立。規律不成立，結果也就難以為信。
2.4 社會發展需求說
總體說來，社會發展需求說傾向於外因使然。它所持的觀點是，雙音詞的增加是社會需要所致。如程湘清（1992：58）指出：“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思維能力也通過實踐不斷提高，這就要求用新的詞語把人們認識的成果、抽象思維的成果反映出來，以便更好地承擔交際任務。”因此，需要更多的詞彙來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的這一需求促發了複合詞的發展。
不可否認，到了漢朝，中國政治統一，國家強大。長期的和平促進了貿易的發展，中外往來，尤其是中印的交往日益頻繁。佛教的影響開始進入日常生活。社會日益複雜，為滿足新建立的國家的需求，創新表達手段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於是，也有人從語言接觸的角度來探討漢語的雙音化。如王力在《漢語史稿》（1980：342）里談道：“漢語複音化有兩個主要的因素：第一是語音的簡化；第二是外語的吸收。”
朱慶之（1992：124-130）認為推動漢語詞彙實現雙音化進程的動力是中古時期佛典的傳入和翻譯。
一般認為，漢語詞彙雙音化發生的內部原因是以單音詞為主的詞彙系統已不能滿足人們思維能力和認識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因此必定要朝多音節方向發展以增加表義單位;而其外部原因則是社會生產力和文化的發展導致
更多的概念的產生。二者相輔相成。同時，這種變化是逐漸的、緩慢的，必然要經過相當長的時期。但事實看來又並非如此……佛典所採用的基本上是一種便於記誦的講求語言節拍字數但不押韻的特殊文體。為了滿足這種文體的需要，佛典詞彙系統不但著意吸收了漢語已有的雙音節詞，而且還臨時制造了一些多音節的表義形式……佛典的詞彙系統一開始就表現出了異常強烈的雙音化乃至多音化傾向，其雙音節形式的含有量當遠遠超過同時期中土文獻語言的詞彙系統，甚至大大超過口語的詞彙系統……中古時期漢語詞彙雙音化的明顯發展也就是這種影響的突出表現之一。佛典不但把許多當時口語裡使用的雙音詞以文學的形式固定下來，而且還創造了一大批雙音節的新
詞，這些詞儘管有許多是臨時的，但是對於那些傳播誦習佛典的人來說，它們都是固定的、規範的，會在自己的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有意無意地加以使用，而且還會通過模仿創造出其他一些新詞。
端木三（Duanmu 1999）實際上也贊同“借詞說”。端木最早持節律說（metrical consideration）（Duanmu & Lu 1990），但後來端木（Duanmu 1999）意識到了一些問題，轉而指出“儘管節律能夠解釋漢語彈性詞長及其使用限制，它無法解釋為什麼現代漢語的雙音詞數量不斷增長。”但他同時也指出：“……避免同音詞的觀點並無法解釋漢語雙音詞的增加。實際上，雙音詞的增加主要是因為新詞增多，而雙音詞（多音詞）的引入主要是因為它們要麼本身就是多音節的，要麼它們不依賴於借入語而要求兩個或多個語素來傳達。”
湯廷池（1988：555-556）也認為：“西方科技新觀念的不斷湧入，更促進了科技名詞的大量漢譯，結果必然產生日益增多的多音詞彙。”
然而，儘管社會功能說能解釋部分詞彙的雙音化（特別是外來詞），對於歷史上的詞綴增加、複合詞出現等都無法做出解釋。
或許，外來詞彙，特別是佛典的譯介與漢語的詞彙雙音化存在一定關係——佛典翻譯為漢語詞彙雙音節化的一個催化劑，它豐富了漢語的雙音詞彙系統，對漢語詞彙的雙音節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它充其量不過是漢語詞彙雙音化的一個結果。更何況，如馮勝利所指出，即便社會功能說正確，仍存在一個語言學的問題需要解答：如果社會需要更多的詞彙和表達手段，為什麼派生式形態音綴，如前文所舉的*-s、*s-等沒有增加反倒丟失了呢？它們的丟失大大減少了詞彙總量，無助於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如果複合詞的產生僅僅是社會發展所引起的，那麼為什麼複合詞以雙音節形式佔優勢，而不是三音節或更多的音節呢？更重要的是，既然多形態的構詞法可以降低音節的負擔、增加詞彙的總量（如創造單音詞或通過詞綴構成新詞等），如果創造新詞是漢語複合詞的動機，那麼為什麼當時的語言不通過詞綴或其他的方式來達到目的，為什麼偏偏利用複合成詞的辦法呢？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無法解釋這一語言變化的內在機制。只靠社會功能來解釋，古代漢語複合構詞法的奧秘，仍是一個不解之謎。
3．雙音化的韻律觀
我們並不排除雙音化為其他因素所致的可能，然而上述的理論不足充當合理的解釋，因為它們均不能從理論上說明雙音化的必然性，更不能綜釋其他的相關現象，從而加深我們對漢語的認識。更何況“雙音”本是“語音”問題，因此，如果雙音化不首先從語音上得到合理的說明，就有舍本求末之嫌。
既然功能觀難以站住腳，我們不妨接下來考察韻律觀，看它是否能為漢語史上的雙音化提供一種貼切的解釋。與功能觀的眾說紛紛不同，韻律觀，總體說來，呈現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我們把它大致歸入三個階段：韻律偏好說（呂叔湘1963）、彈性說（郭紹虞1938）以及音步轉型（Feng 1997a，1997b，forthcoming；馮勝利2000）。
3.1 韻律偏好說
韻律偏好（rhythmic preference），是認為漢語傾向於使用[1+1]或[2+2]模式。學者較早即已意識到韻律偏好在漢語表達的重要性。如劉複（1939：56）曾指出“……為了聲調上的需要，把本來一個字可以表示的意義，擴充成功了兩個字；例如‘法律’與‘法’，作用實在是一樣的——我們說‘奉公守法’時只有一個‘法’, 到了說‘遵守法律’時，習慣上就一定要說‘法律’了。”這裡所謂“聲調上的需要”，就是我們現在說的韻律偏好。
金兆梓（1922：15）說“同義字相結合者，如‘眼目’‘樹木’等類，這種除上述理由，還有句調的關係，和《文心雕龍·麗辭篇》所說的道理差不多——這種道理，一言蔽之，就是‘偶語易安, 奇字難適’，並沒有意義的關係。”
及至呂叔湘（1963）反復強調的“單音節站不住”，以及呂雲生（1990：11）指出“……二音節音步的適用性幾乎是無條件的。這就導致了雙音化的發展趨勢，從而為並列複合詞的產生創造了最直接最重要的動力。”這些討論的背後都有韻律的思想在萌發。
應當承認，韻律偏好這一觀察為後來學者對漢語雙音化的探討起到了催生和助長作用，但它本身還是存在不少問題，譬如，韻律偏好說充其量是韻律發展的初級階段。它的宣導者還沒有真正弄清楚現象背後的規則。這一點尤以呂叔湘（1963）為代表。他一邊呼籲“深入發掘情況，分析因素，找出些明細的規律來”（10頁），一邊宣稱“這裡談的是
某些個傾向。傾向不同於規律，規律能否成立只看有沒有反證，傾向是數量多寡的問題，沒有統計作支持總不免是主觀印象”（22頁）。
3.2 彈性說
彈性說是漢語雙音化韻律觀的第二個發展階段。1938 年，郭紹虞發表了《中國語詞的彈性作用》一文，從音節和節奏角度研究漢語構詞、用詞特點。郭紹虞（1938）發現漢語的詞有彈性特點，可以在單音節和雙音節之間轉換，以滿足交際需要。
彈性說對雙音化的最大貢獻在於它首次採用了音步概念：“……複音語詞以二字連綴者為最多，其次則三字四字。二字連綴者成為二音步，三字連綴者成一個單音步一個二音步，四字連綴者則成為兩個二音步。”（郭紹虞1938：4）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彈性說本身並不認為漢語史上存在“雙音化”這一過程，而是堅持彈性的存在自古已然，至於單雙音節存在的原因，則是由於節奏造成：“語緩增字，語急則減字”，也就是說，節奏急者則用單音節，節奏緩者則用雙音節。然而，如此一來，問題就來：首先，它面臨著漢語史上的雙音節詞不斷增多這一事實的挑戰；而且，它也需要明確說明節奏的規則問題：具體哪裡節奏該快，哪裡節奏該慢？
3.3 音步轉型說
音步轉型說可以說是中國語言學貫通古今、融匯中外的一次結晶。其時國際上韻律理論蓬勃發展，韻律形態學、韻律音系學、韻律句法學先後被提出並系統地建立；在此之前，經過高本漢以來眾多學者的苦心經營，上古漢語音系的構擬也成為顯學，上古以來的漢語音節結構簡化的觀點也逐漸為人們所接受；而國內對雙音化的韻律研究也日益壯大，從早期的隻言片語，到七八十年代的各家之說紛呈，音步概念已經為許多學者所接受。音步轉型說呼之而出。就在此時，馮勝利（Feng 1997a，1997b）適時提出了音步轉型的觀點，較好地解決了雙音化的問題。
馮勝利認為，漢語雙音化的原因是音步轉型（Feng 1997a，1997b，forthcoming；馮勝利2000）。有證據表明，上古漢語是一種雙韻素音步的語言，但隨其音節簡化，漢語轉而採用了雙音節音步。具體來說，從先秦到兩漢之間，漢語的語音系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逐漸簡化。經歷了從CCVCC變成CV（C）的過程。與上古漢語複雜的音節結構相比，中古的音節結構在不斷簡化，其顯著的特徵表現為輔音韻尾的脫落（Feng 1997a：29）“複輔音韻尾的簡化，使得音節僅限於帶響音尾或塞音尾……”（Sagart 1999：13）。基於前人的研究（丁邦新1979；余迺永1985；Wang 1993），馮勝利（2000，2009）指出，漢語上古至當代音節結構經歷了如下簡化過程（C=聲母；M=介音；V=元音；E=入聲）：
(25)(C)(C)C(M)(M)VC(C) （早期上古音/諧聲時代）
C(C)(M)(M)(V)V(C) （中期上古音/周秦）
C(M)(M)V(E/m, n, ?①) （魏晉音及中古音）
①此處鼻音“m, n, ?”為本文作者所加。
(C)(M)V(n, ng) （近代音及現代音）
(C)(M)V①（當代北京話）
具體來說，在早期上古（a階段），音節具有複雜的結構。核心元音V之後，有複音韻尾甚至複雜的輔音叢，韻母本身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韻素，因此音節滿足音步雙分支的要求，可以構成一個音步。然而，隨著音節的簡化（b階段），輔音叢的輔音數量逐漸減少、脫落，縮短了原來音節的長度，當音節簡化到只有一個元音（c階段），即只包含單韻素的時候，音節不再滿足音步雙分支的要求。也就是說，倘若上古漢語中漢語採用的是雙韻素音步，那麼而到了中古漢語，由於音節結構的簡化，特別是韻尾脫落，韻母只剩下了一個韻素，如下所示：
(26)a. R → b. R → c. R
V C C V C V
μ μ μ μ μ μ
音節長度的縮短，使單音節本身無法構成一個獨立的音步。單韻素音節不能滿足音步雙分枝的要求，雙音節音步便開始出現。
(27)* f f
σ σ σ
這種演變說明音節結構的變化必然影響韻律結構。上圖清晰地顯示出韻律分量從a到c的演變過程中逐漸減輕，韻素μ數量銳減，當音節簡化後只有單韻素存在，音節便不能再構成音步。音節結構變化使韻律結構隨之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如果說a、b階段的音節還屬於重型音節，發展到了c階段，音節韻律分量變輕導致了音節內部無法形成分支。我們看到，音節的簡化和音步的轉型在漢語歷史上是同步發展的。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說法和很多傳統的說法不同。
首先，傳統分析中，音系變化和複合詞之間的唯一聯繫是音系變化導致大量的同音詞，由此促發複合詞的發展。我們的研究從韻律的角度重新審視音系和複合詞的關係，通過韻律構詞學的引入，對複合詞發展的過程有了全新的認識。
其次，音步的重要性學界早有共識（參郭紹虞1938；Chen 1979；Shih 1986），然而沒人將音步組合規則（Chen 1979；Shih 1986）和雙音節的歷時發展聯繫起來。相反，有些語言學家（如郭紹虞1938）認為雙音節音步自古而然，充其量不過是一種修辭的手段。這裡的分析則不同：雙音節音步是單音節音步瓦解的產物，它和音節簡化、四聲建立密切相關。
①根據Wang (1993)，現代北京話裡所有的音節都是開音節。
再次，這一理論還表明：複合詞不僅受句法的約束，更重要的是韻律促發的結果。因此，古漢語中的韻律詞可以自然而然地分為兩類：一類是詞，一類是短語，兩類都可列入詞典。前者是建立在詞彙化基礎上的複合詞（或者是由句法範疇轉化而來的複合詞如“司馬”）；後者是建立在高頻慣用基礎上的固化韻律詞（如“衣裳”“甲兵”）。有些雙音形式在詞典裡可有雙重身份：一是詞（如“天子=皇帝”），一是習語（如“天子=天之子也”）。
4．餘論
在雙音化的來源上，古今學者雖然有過大量的研究，但目前仍然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匯如下表：
歷時維度
自古而然古今不同
共時維度
功能差異說補償說
功能觀
修辭美學說詞彙擴展說
彈性說音步轉型說
韻律觀
韻律偏好說
這裡需要強調一點：雙音化的諸多意見可分為兩類：一是自古而然說（如郭紹虞1938）；二為後來發展說（如王力 1980）。相對而言，“自古而然說”難以成立。我們知道，先秦漢語是單音節語言，和今天的漢語截然不同。如果漢語的音步“自古而然”的話，那麼無法解釋後來的“雙音化”。所謂“自古而然”是說雙音節現象古今一樣。倘果真如此，不會有後來的“化”。在這個問題上，“自古而然論”不能自圓其說。當然，持此說者可以從雙音的功能上找原因，於是轉為“後來發展說”。後來發展說一般都從功能上找原因。然而，“功能”不能作為語言機制內部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如果說雙音節的發展真的由功能作用而致的話，它充其量也是外因，而不是內因。更重要的是，“功能促發雙音”的說法，很難說明：1）什麼因素促使固有的雙音得以“普遍化”；2）該因素出現、成立的條件是什麼；3）這些條件出現及發生作用的時代背景是什麼。
迄今為止，我們尚未看到這些因素的必然條件。這正如馮勝利（2000：124）所言，早期上古漢語是單音節詞彙控制、而非（雙音）“化”的局面，與後來的“雙音化”以及今天雙音節語佔優勢的局面大不一樣。馮先生原文抄錄如下：
儘管早期上古漢語並非沒有雙音現象，然而，其數量之少，絕不能跟後來的漢語同日而語。量的不同反映質的區別……同理，上古雖然也有雙音，但與後來
的性質迥然不同。《呂氏春秋?審己》曰：“凡物之然也，必有其故”。古今雙音不同的緣故是什麼呢？這個問題不從理論上來解釋，“雙音化的來源”就仍然還是一個謎。《呂覽》又曰：“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審己》）。
“故”是“所以然”，而欲明事物的“所以然”非理論不能。因此，沒有理論則不知其故。若不知其故則“合於事實也與不知同”（郭璞注：當，合也。謂“與事相合”）。不僅如此，不知其故則終必致困。可見，古聖先賢早已洞見解釋的重要。因此，我們不僅要知道雙音化的“然”，更重要的是追尋雙音化的“故”。
參考文獻：
程湘清1992 《先秦雙音詞研究》，载程湘清主編《先秦漢語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
丁邦新1979 《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歷史語言研究所輯刊》第50輯。
馮勝利1997 《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馮勝利1998 《論漢語的“自然音步”》，《中國語文》第1期。
馮勝利2000 《漢語雙音化的歷史來源》，《現代中國語研究》第1期。
馮勝利2009 《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郭紹虞1938 《中國語詞之彈性作用》，《燕京學報》第24期。
胡以魯1921 《國語學草創》，商務印書館。
金兆梓1922 《國文法之研究》，中華書局。
李臨定1990 《動詞分類研究說略》，《中國語文》第4期。
劉複1939 《中國文法通論》，中華書局。
劉勰1962《文心雕龍?麗辭》（範文瀾註），人民文學出版社。
呂叔湘1963 《現代漢語單雙音節問題初探》，《中國語文》第1期。
呂雲生1990 《論漢語並列複合詞形成的條件與原因》，《古漢語研究》第4期。
馬建忠1898／1983《馬氏文通》，商務印書館。
湯廷池1988 《也談“漢語是單音節語言嗎？”》，《漢語詞法句法論集》，臺灣學生書局。
王力1944 《中國語法理論》，商務印書館。
王力1980 《漢語史稿》，商務印書館。
王力1989 《漢語語法史》，商務印書館。
余迺永1985 《上古音系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周法高1962 《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朱慶之1992《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Baxter, William H. (白一平)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Chen, Matthew Y. (陳渊泉) 1979 “Metrica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oetry. Linguistic Inquiry 10: 371-420.
Duanmu, San (端木三) 1999 St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yllabic vocabulary in Chinese. Diachronica
16.1: 1-35.
Duanmu, San (端木三) & Bingfu Lu (陆丙甫) 1990 Word length variations in Chinese. Ms., MIT and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Feng Shengli (馮勝利) 1997a Prosodic Structure and Compound Word in Classical Chinese.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Morphology, Phonology and the Lexicon in Modern and Ancient Chinese. Ed.
Jerry Packard.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7-260.
Feng, Shengli (馮勝利) 1997b Prosodically Determined Word-Formation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4): 120-137.
Feng, Shengli (馮勝利) Forthcoming Disyllabification.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Karlgren, Bernard (高本汉) 1949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Labov, William 1987 The overestimation of functionalism. Fuclionalism in Linguistics. Ed. Dirven, René-Vilem Frie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11-332.
Li, Charles N. (李訥) &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ei, Tsu-lin (梅祖麟) 1970 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 86-110.
Pulleyblank, Edwin G. 1962-3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58-144, 206-265. Sagart, 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nguistic science. Series IV,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v. 184.). John Benjamins.
Shih. Chi-Lin (石基琳) 1986 The prosodic domain of tone sandhi in Chinese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Wang, Jenny (王志潔) 1993 The Geometry of Segmental Features in Beijing Mandarin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elaware.
An Overview of Studies on Chinese Disyllabification
ZHUANG Huibin ZHAO Pusong
Abstract: As a heated studied issue, disyllabifi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as drawn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Many approaches have thus been put forward to account for it. In general, most of them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perspectives, i.e., functional and prosodic.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consists of reimbursing, functional contrasting, rhetorical aesthetics, and social requirements, while the prosodic perspective consists of rhythmic preference, elastic words, and foot shifting. After a review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the present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foot shift account can explain the disyllabification of Chinese.
Key words: disyllabification, functional perspective, prosodic perspective, overview
(莊會彬河南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所 475001；
趙璞嵩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518172)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漫谈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漫谈 程棠 汉语进修学院举办这个讲座，讨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问题，邀请我参加，我很高兴。那我就先说，跟大家聊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问题，从宏观的角度谈点看法，不一定有什么系统性。 一、学科和专业的正名及定位问题 关于我们这个学科的名字，目前意见不一。为了说起来方便，我还是用“对外汉语教学”这个名字。 上世纪80年代，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发生了几件大事。大事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大事之二，是在高等学校设立了对外汉语教学本科专业，专门培养对外汉语教师。这两件事，对以后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学科建立之后，“增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意识，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就成了我们的口号，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在近30年的时间里，学科建设应该说是很有成效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不用我多说，在座的老师都能看得到。我也曾应邀写过一篇文章，专门介绍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过，今天咱们主要不谈成绩，而想说说还存在什么问题。年轻的老师对过去的事，没有我知道的多。我就讲讲老故事，可能对大家有点参考价值。 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学科和专业的名称问题。给学科起个名字，本来是很简单的事，但在我们这个学科里，却搞得非常复杂。这是开始没有意料的。 在1983 年以前，也就是“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之前，没有“对外汉语教学”这个术语。一般是说“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或简单地说“汉语教学”。上世纪50年代，有过“外国留学生语文专修班”；周祖谟先生写文章，用过“非汉族学生汉语教学”这个名称。80年代初，开始酝酿成立学会。1982年4月在北京召开学会筹备会；会上讨论起名问题。有人提议把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叫做“把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这是一个解释性的陈述，虽然能表明我们这个学科的外语教学性质，但用来作为学科的名字，觉得不怎么妥当，说起来也有点儿拗口。最后，大家决定采用“对外汉语教学”这个名称。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学会的名称也就这样定了。学会叫“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学科自然也就叫“对外汉语教学学科”了。后来又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还有一个“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是“国家汉办”。于是，“对外汉语教学”这个术语，就被普遍使用，并深入了人心。 但是，在这个术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问题，有人觉得不妥。一是这个名字学科性质不明确，因为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不见得都是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二是在国外的汉语教学就不能叫“对外汉语教学”，只能说“汉语教学”，如后来成立的世界性的学会就叫“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曾有学者建议用“华语教学”代替“对外汉语教学”。可是，“华语教学”是指海外华人和华侨的汉语教学，用来代替“对外汉语教学”也不妥。大家一时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名字，也就只好这么用着。反正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再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的名字也不能随便改。 学科的名称，大家有不同看法，跟着专业的名称也很费思量。1985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正式设立了对外汉语教学本科专业，培养对外汉语教师。 本科专业的名称跟学科的名称一致，起初大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后来遇到学科定位
汉语拼音教学研究开题报告材料
汉语拼音教学研究开题报告 一年级组 一、研究背景 （一）课题的提出 1．时代发展的需要 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语言工作委员会。他们的基本职责是“推广普通话，维护汉语言的规范性。”从这个机构的设置看，我们国家相当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性。汉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民通用语言，是中国的行政、贸易与教育的主要用语，具有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重要性，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语也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要学好、用好汉语，首先就要学汉语拼音，由此可见汉语拼音的功能、以及汉语拼音教学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 2．课程发展的需要 汉语拼音是识字的基础。《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总目标”部分明确提出：学会汉语拼音，能说普通话。在“阶段目标”的“第一学段”“识字与写字”一项中又提出：学会汉语拼音，能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能准确读音节，正确书写声母、韵母、声调和音节；能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所以，根据新课标的精神，汉语拼音教学的准确定位是：帮助识字和学习普通话。 汉语拼音是汉字的注音符号，是帮助小学生识字和学习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小学生在学习拼读方法，熟练拼读音节后，可以利用它来
识字、查字典、阅读注音读物，学习使用诸如“智能ABC”等各种拼音方法输入汉字……这些都是在使用工具为自己未来学习、扩展学习服务。它能帮助学习普通话。使用汉语拼音来正音正字，正确地使用普通话交流、阅读、朗读。它能辅助小学生的习作。孩子在书面交流或习作练习中，遇到不会写的字或一时想不起来的字，都可以先用汉语拼音音节来替代，方便时，再查字典确认汉字。 3．现状分析的需要 国内外大量有关拼音教学研究已表明，语音是儿童在阅读中获得语义的重要途径，加速培养儿童阅读能力的关键是帮助他们解决书面字词的形——音转换问题，儿童一旦掌握了“形——音转换的规则”，就获得了经书面词汇转换为口头词汇的工具，从而可以顺利阅读。汉字作为以表意为主的非拼音文字，不存在真正的形——音转换规则，生字障碍对汉语儿童早期阅读的影响尤为严重。为此，人们常常把拼音作为促进汉字形——音转换的工具。拼音可以为一种线索工具，在儿童已有音——义联系的基础上，为字形提供语音信息，顺利通过词义，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儿童克服阅读困难。也可在阅读理解等测验情境中作为线索工具，提高儿童的成绩。但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却发现，与全文注音和全无拼音条件相比，不同能力水平的儿童在生字注音条件下的学习效果不同。能力高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借助多种渠道获取语音信息，如认真听讲、借助图画或文字信息进行推测等，对拼音的依赖很小。而能力较差的学生过于关注是否顺利读出字音，而不关心语音信息来自字形还是拼音，相比之下，读拼音是一种他们
“新课程下的汉语拼音教学”课题研究方案精品资料
“新课程下的汉语拼音教学”课题研究方案 一、课题的提出 1．现状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有关汉语拼音教学的反映一直比较强烈，主要是汉语拼音难教，教学时间长，学生负担重，学起来感到枯燥乏味等。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主要是汉语拼音教学功能的定位不适当。教学汉语拼音，抄写字母的作业普遍较重，即使是抄写生字也总要带上拼音。其实，汉语拼音只是识字的拐棍，主要是认，有什么必要抄这么多呢？80年代推广“注?提”实验，因为要提前读写，所以“大纲”又在“帮助识字、学习普通话”的基础上增加了“帮助阅读”，并提出了直呼音节的要求。汉语拼音的教学时间由本来的四个星期增加到六七个星期，有的甚至要用八九个星期，使本来就比较难学的汉语拼音雪上加霜，一年级师生普遍感到苦不堪言。 未来的课程标准应如何给汉语拼音定位呢?我们认为，从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的实际需要来看，只能将其功能定位在帮助识字和学习普通话上。 2．改革汉语拼音教学的突破口。 首先是降低汉语拼音的教学要求： ①重认读不重书写。认读什么?认读声母、韵母，要读得准，记得牢。有个问题值得研究，开始阶段，声母、韵母、音节是不是可以只认不写?识字可以先认后写，汉语拼音为什么不能先认后写? ②求拼读不求直呼。汉语拼音以训练拼读能力为重点，要确保拼读练习的时间。 相关的语音知识不讲或少讲。如教声母，就读呼读音，只是要读得轻一点儿。不要讲声母的读音跟音节的不同，也不要讲呼读音后面还有个元音。非讲不可的要尽可能地深入浅出，最好是用童话故事或歌诀的形式。有的可以推到以后去讲，不要都集中在开头，希图毕其功于一役。 其次是要减轻负担，激发兴趣。 在安排上，允许采取多种形式。可以集中在开始一气呵成。也可以将拼音教学分为若干单元，拼音与识字交叉安排，以拼音助识字，通过识字又进一步巩固拼音。如学过了拼读单韵母音节，遇有单韵母音节的生字，如“木马”、“大米”、“拔河”等，就借助拼音来读准字音。在这个过程中，拼读的技能也得以巩固。然后再接着学复韵母音节，练习拼读复韵母音节的生字注音。依此类推。 编写拼音教材要贴近儿童的生活，并要有趣味性。汉语拼音对刚入学的儿童来说是陌生的，学习起来有一定困难。编写汉语拼音教材，要注意从儿童已经熟知的事物引入，并尽可能采取儿童喜闻乐见的故事或儿歌的形式。如学习一组字母，除了为每个字母配上形象的表音表形图外，还可以将它们组织在一幅图中，用故事的形式来表现，并用一首包含该组字母的儿歌来巩固。这样寓教于乐，儿童学起来就不会感到枯燥乏味了。 据此，我们拟进行《借多种方法，有效落实拼音教学的实践与研究》课题研究。 二、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1．多元智慧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用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证明每一个人最少包括8种智慧，它们分别是：语言、逻辑--数学、视觉空间、音乐、肢体运动、人际、内省以及自然观察等多种基本智慧。他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这些智慧不断受先天及后天的影响启发或开闭，而教育最主要的目的，不只是在知识的传授上，更是在发掘并引领这些智慧的发展。多元智慧理论对于规划孩子的教育，开发他们的智慧潜力，提高综合素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尝试着用多元智慧理论来指导汉语拼音教学。在课堂上，不断变换讲课的方法，从语言到视觉再到音乐等等，经常以创新的方式激活孩子不同的智慧，活跃课堂气氛，调动他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抽象枯燥的拼音符号变得具体可感，学生易于接受也乐于接受。 2．《语文课程标准》是国家教育部为了提供基础教育质量，开展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基础教育体系所制订的。这个标准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思想，体现国家对语文教育的要求，代表了语文教育改革的方向。《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
近五年来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综述
近五年来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综述 本文对近五年来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有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内容涉及有关对外汉语词汇具体教学方法的研究、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具体方法以外的有关研究和有关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总结性研究,目的是探讨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标签：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综述 外国留学生在习得汉语的过程中,要掌握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大语言要素。其中,词汇习得是对外汉语习得的核心,贯穿于汉语习得的全过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语言要素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和开端,而且还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处于对外汉语语言要素教学的中心位置。近五年来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研究,据统计,从2004年1月到2009年6月仅发表在四种核心期刊上的有关研究文章就有36篇。即《世界汉语教学》8篇,《语言教学与研究》13篇,《汉语学习》4篇,《语言文字应用》11篇。本文主要基于以上四种核心期刊的36篇相关文章对近五年来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作一个综述。 一、有关对外汉语词汇具体教学方法的研究 近五年来有关对外汉语词汇具体教学方法的研究文章有很多,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 在近义词、同义词等词汇方面:敖桂华(2008)阐述了近义词辨析的教学对策,揭示了近义词辨析的途径和方法,即辨析近义词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辨析语义,探究语义上的细微差别;深入语境,捕捉用法的差异;区别词性,认知词性的语法功能。对教师教学和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近义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吴琳(2008)针对同义词教学的复杂性提出了运用系统化程序化的方法建立分层有序的同义词异同对比项目系统,这样同义词就有了一个具体的操作流程,教起来更加方便。系统化程序化的方法还可以用来解决其他易混词语的教学,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教材编写以及辞典编纂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刘春梅(2007)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单双音同义名词的应用实例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70.59%的单音词和30.23%的双音词在使用中有偏误,并且这些偏误分布是不均衡的;单双音同义名词偏误的主要类型有语义差异引起的偏误、色彩的偏误、音节限制引起的偏误、受量词修饰引起的偏误等。产生这些偏误的原因有教材、教师和工具书等。 孟凯(2009)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反义属性词教学及相关的词汇教学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重视反义属性词语义与构词以及义项上的显著对应性;反义属性词中容易引起过度类推的语义与构词或义项上的不对应要着重强调;教师应帮助留
文字学分析研究综述
2007年《人大复印资料》文字类综述 2007年《人大复印资料·汉语言文字学》共收101篇全文，其中方言类22篇、文字类7篇、训诂类5篇、词汇类4篇、音韵类14篇、语法类49篇。论点摘编中收录了5篇文字学类文章。索引中收录了259篇文字类文章。综合上述三部分，2007年《人大复印资料·汉语言文字学》共收录271篇文字类文章。从整个汉语言文字卷来说，语法研究是重点，其次是方言研究，文字学研究相对少些。 笔者将文字类研究分为：《说文解字》研究，共48篇；现代汉字学研究，共 54篇；单字研究，共19篇；古文字研究，共24篇；汉字发生研究，共7篇；汉字结构形体研究，共40篇；汉字文化研究，共22篇；三字研究，共19篇；俗字研究，共5篇；专书研究，共9篇；族字研究3篇；其他类20篇。 笔者将对《说文解字》研究、现代汉字学研究、古文字研究、三字研究、俗字研究等研究方向做综述。 一、《说文解字》研究 《说文解字》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文字学的研究重点，2007年《人大复印资料·汉语言文字学》依旧收录了很大比重的《说文解字》研究成果。笔者将《说文解字》研究分为价值研究、重文研究、体例研究、文化研究、释义研究等方面。 1.1文化研究 《说文解字》中的文化研究是其研究重点，共有11篇。有一点比较特殊：收录的7篇部首及部首字研究<牛部、心部、玉部、女部、水部、木部、示部），都是研究文化。可见文化研究已经成为《说文解字》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说文“玉”部字小考》孔明玉宜宾学院学报 2007.1
这是一篇阐释玉石文化的文章。玉石文化在我国古代生活中到处可见，且能够反映一定时期的特点。《说文解字》亦收有“玉”部字，此文把《说文》所收“玉”部字进行分类，并与先秦文献和出土遗物相参照，试图说明我国玉石文化的早期特点。 《近十年对<说文>体现的文化现象的研究》王德周聊城大学学报 2007.2 这是一篇综述性的研究文章。《说文解字》是一座语言文化的宝库，书中体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多层面的。深入对《说文》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十分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经济等的认识。因此，该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论著。此文仅就近十年来关于《说文》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现象的研究作一综述，以期引起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1·2价值研究 《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宝典，关于它的价值研究也是层出不断的。2007年《人大复印资料》共收录8篇价值研究方面的文章。说文学一直来奉《说文解字》为圭臬，价值研究旨在指出其用处。有的从《说文》本身的价值出发，有的从说文学的其他理论著作出发阐释其价值。 《说文解字》的汉字史论与结构构成价值罗红胜、刘守安求索 2007.6 此文阐述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叙》对汉字起源、构造、字体、书体等作了详细地论述，揭示了汉字史论中的诸多问题。《说文解字》所建立的“六书”理论，是关于汉字构成的理论。它对汉字字体、书体不同结构方式的归纳、概括和对当时所应用的大量汉字结构构成的具体说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分析与实践价值。 《段注古今字理论的历史贡献》班吉庆扬州大学学报 2007.2 这是一篇阐释段注在古今字理论方面的历史贡献的文章。作者认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系统地阐释了古今字问题，段提出的一系列古今字理论，如古今字是古今人用字不同、古今字非古籀篆隶之别、古今字的古和今是相当而言的等等，在当时说来是非常卓越的。作者认为肯定段注的历史贡献，指出其中某些不足，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王筠<说文释例>校改本的文献学价值》唐桂艳文献 2006.4
汉语能愿动词研究综述
汉语能愿动词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能愿动词也叫助动词，是表示意愿、可能性、情理的一类特殊动词。汉语能愿动词一般放在动词前作状语，表示意愿、可能性以及情理等意义。能愿动词的否定形式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否定一个能愿动词要从意义上否定。 【关键词】能愿动词；分类；否定；不对称 一、能愿动词的界定 汉语的能愿动词是在汉语语法界颇受关注的一类词类，也叫“助动词”，是一类表示可能、必要、必然、意愿等意义的动词。马建忠《马氏文通》认为：“凡动字所以记行也，然……有不记行而惟言将动之势者，如‘可’‘得’‘足’‘能’等字，则谓之助动词，以其常助动字为功也。”[1]马氏在这一轮书中提出了助动字（词）这一类，并认为它有“助动词之功。”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使用了后来为语法学界较多使用的另一个名称“能愿”式。[2]吕叔湘则指出：“助动词这个名称是从英语语法引进来的，原文的意思是‘辅助性动词’，那是误会。”[3]他的论述明确了助动词属于动词的词类，是“辅助性的动词”，中心语是动词；而不是“辅助动词的词”，因为辅助动词的词范围比较宽，可以是副词、形容词等等。在这里，本文采用“能愿动词”的名称。 关于能愿动词的语法特征，丁声树、吕叔湘等[4]提出：能愿动词一般可以单独作谓语；能愿动词不能重叠；能愿动词不能带“着”、“了”、“过”；能愿动词不能带体词宾语。朱德熙认为：“能愿动词是真谓宾动词里的一类。”[5]这种真谓宾语“可以是单个的动词或形容词或动词，也可以是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连谓结构或由副词充任修饰语的偏正结构等。”朱德熙先生指出助动词的特点有：只能带谓词宾语，不能带体词宾语；不能重叠；不能带后缀“了”“着”“过”；可以放在“~不~”的格式里；可以单说。黄伯荣、廖序东认为：“能愿动词常在句子里做状语，还可以作谓语或谓语中心语；不能用在名词前；不能重叠；不能带助词‘着’、‘了’、‘过’；大都能构成‘~不~’和‘不~不’式。”[6]
汉语拼音教学研究
汉语拼音教学研究 一、研究背景 （一）课题的提出 1．时代发展的需要 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语言工作委员会。他们的基本职责是“推广普通话，维护汉语言的规范性。”从这个机构的设置看，我们国家相当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性。汉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民通用语言，是中国的行政、贸易与教育的主要用语，具有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重要性，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语也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要学好、用好汉语，首先就要学汉语拼音，由此可见汉语拼音的功能、以及汉语拼音教学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 2．课程发展的需要 汉语拼音是识字的基础。《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总目标”部分明确提出：学会汉语拼音，能说普通话。在“阶段目标”的“第一学段”“识字与写字”一项中又提出：学会汉语拼音，能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能准确读音节，正确书写声母、韵母、声调和音节；能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所以，根据新课标的精神，汉语拼音教学的准确定位是：帮助识字和学习普通话。 汉语拼音是汉字的注音符号，是帮助小学生识字和学习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小学生在学习拼读方法，熟练拼读音节后，可以利用它来
识字、查字典、阅读注音读物，学习使用诸如“智能ABC”等各种拼音方法输入汉字……这些都是在使用工具为自己未来学习、扩展学习服务。它能帮助学习普通话。使用汉语拼音来正音正字，正确地使用普通话交流、阅读、朗读。它能辅助小学生的习作。孩子在书面交流或习作练习中，遇到不会写的字或一时想不起来的字，都可以先用汉语拼音音节来替代，方便时，再查字典确认汉字。 3．现状分析的需要 国内外大量有关拼音教学研究已表明，语音是儿童在阅读中获得语义的重要途径，加速培养儿童阅读能力的关键是帮助他们解决书面字词的形——音转换问题，儿童一旦掌握了“形——音转换的规则”，就获得了经书面词汇转换为口头词汇的工具，从而可以顺利阅读。汉字作为以表意为主的非拼音文字，不存在真正的形——音转换规则，生字障碍对汉语儿童早期阅读的影响尤为严重。为此，人们常常把拼音作为促进汉字形——音转换的工具。拼音可以为一种线索工具，在儿童已有音——义联系的基础上，为字形提供语音信息，顺利通过词义，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儿童克服阅读困难。也可在阅读理解等测验情境中作为线索工具，提高儿童的成绩。但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却发现，与全文注音和全无拼音条件相比，不同能力水平的儿童在生字注音条件下的学习效果不同。能力高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借助多种渠道获取语音信息，如认真听讲、借助图画或文字信息进行推测等，对拼音的依赖很小。而能力较差的学生过于关注是否顺利读出字音，而不关心语音信息来自字形还是拼音，相比之下，读拼音是一种他们
汉语句子的组块分析体系
汉语句子的组块分析体系* 周强孙茂松黄昌宁 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北京100084 摘要：本文介绍了一种介于线性词序列和完整句法树表示之间的浅层句法知识描述体系：组块分析体系，并详细讨论了其中两大部分：词界块和成分组的基本内容及其自动识别算法。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句法分析和知识获取实验证明了这种知识描述体系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词界块，成分组，部分分析，句法分析。 1 引言 句法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针对完整的句法分析方法在分析大规模真实文本中遇到的困难，许多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着把一个完整的句法分析问题分解为几个易于处理的子问题，以逐步降低完整句法分析的难度，提高分析效率。这其中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是将词性标注(Part-Of-Speech Tagging)从句法分析中分离出来。通过利用局部语境信息进行基于规则或基于统计的词类排歧，目前的大部分词性标注工具对真实文本的标注正确率都达到了96%以上，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句法分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依据同样的研究思路，Steven Abney提出了块分析(chunk parsing)的策略[Abn91]，通过引进句法块(chunk)概念，他将句法分析问题分为三个阶段： 1) 块识别：利用基于有限状态分析机制的块识别器(chunker)快速识别出句子中所有的块。 2) 块内结构分析：对每个块内部的成分赋予合适的句法结构。 3) 块间关系分析：利用块连接器(attacker)将各个不同的块组合成完整的句法结构树。 这样，一方面由于对不同的子问题的准确功能定位，可以独立地选用不同的语言模型和搜索策略加以分析处理；另一方面，通过在块层次上进行自底向上的块间关系分析和自顶向下的块内结构分析，可以大大提高整体分析效率，达到降低句子分析难度的目的。 块分析策略的精髓在于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将完整的句法分析问题分解为句法拓朴结构分析和句法关系分析两个子问题。Steven Abney在研究英语分析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本来可以很自然地期望短语结构(phrase structure)在音律结构(prosodic structure)边界预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事实上，传统的短语结构描述与音律结构以及一些心理语言学家提出的语言应用结构(performance structure)之间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现象[Abn92]。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可以将标准的短语结构描述分解成两大部分：1) 一组直接成分块，即chunk，2) 成分块之间的句法依存(dependance)关系，从而在直接成分块和音律结构的φ-短语之间建立了很好的一一对应关系[Abn95]。将这一思想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块分析体系。 汉语的句法体系是在大量吸收和借鉴英语句法描述体系的有关内容和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几十年来，尽管许多汉语语言学家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汉语句法分析方法，如：中心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但究竟其中哪种方法更适合于汉语还存在着许多争论。另外，对于汉语句法体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汉语词类的确定，句法描述体系的建立等，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汉语句法研究的这种现状，给进行汉语信息处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6970500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 1987年8月14日，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正式成立。学会的成立促进了汉语作为外 语教学和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世界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本文以第一届 至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所收论文为依托，从重大的进展、明显的不足、 乐观的前景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 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 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朱德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 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朱德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 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 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 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 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 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 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 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 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 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 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 研究对象，朱德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 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 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研究综述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研究综述 本文对近二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研究进行综述。文章首先简要回顾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确立，然后系统地总结各家之说，附以笔者个人的观点和总结。 标签：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 引言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且存在着是否需要体系、有无体系和是否形成了体系之争。争论也促进了研究的深入。本文主要对近20年来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研究进行综述，首先对这一体系的建立进行回顾。 一、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产生和特点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是存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它不仅是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编写教材、进行汉语水平考试标准和等级大纲的重要依据。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随着1958年《汉语教科书》的出版而定型，它奠定了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基本模式，被称为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奠基之作。 此书完成于结构主义语法风靡中国之时，它吸收了结构主义语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语言研究同步进行，创造了“理论——实践”双向研究的成功范例，所确立的语法系统和对语法项目的选择、切分、解释、编排等注意到了外国人学习语言的特点和学习汉语的难点。基本上体现了合理性和实用性，然而这一新的体系也必然存在弊端。 随着新的语言理论和新的教学观念不断提出，特别是汉语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套语法体系的局限性也不断暴露出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对这一语法体系提出质疑，并提出要研究和修改现有的语法体系。 二、主要研究概况 对外汉语语法体系需要修改，相关学者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如何修改，是修改还是重建，各家的看法并不一致，以下是近20年来不同学者对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修改意见。 （一）在原有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完善 崔永华（1990）认为，《汉语教科书》中的语法体系理论基础太陈旧，体系
汉语语法研究参考文献
著作部分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1982年 曹逢甫《主题在汉语中的功能研究——迈向语段分析的第一步》语文出版社 1995年 陈爱文《汉语词类研究和分类试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语文出版社1986年 储泽祥《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方经民《汉语语法变换研究——理论、原则、方法》（日本）白帝社1998年 范晓（主编）《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 傅雨贤周小兵《现代汉语介词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傅雨贤《现代汉语语法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 高更生王红旗等《汉语教学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 1996年 龚千炎《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商务印书馆 1995年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语文出版社 1997年 郭志良《现代汉语转折词语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 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胡明扬（主编）《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6年 胡裕树范晓《动词研究综述》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6年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年 李临定《现代汉语动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 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1986年 李珊《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刘月华《趋向补语通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年 李子云《汉语句法规则》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年 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3年 陆俭明马真《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吕冀平《汉语语法基础》商务印书馆 2000年 吕淑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1979年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1984年
浅析对外汉语教学现状与发展趋势
1987年8月14日，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正式成立。学会的成立促进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世界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本文以第一届至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所收论文为依托，从重大的进展、明显的不足、乐观的前景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朱德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朱德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朱德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
对外汉语文献综述
对外汉语专业发展概况文献综述 0709600103 李鑫洁 一、引言 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有多久，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就有多久。中国同世界各国交往的密切程度，以及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兴衰。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汉语教学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和一项语言教育事业。目前这项事业正以崭新的姿态、面向世界、迎接未来。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创至今的50多年历史中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并梳理其时间逻辑发展的顺序，力求更直观、更系统、更有层次性地理解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概况。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对外汉语事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介绍对外汉语专业出现的历史渊源和初创阶段。第三部分介绍巩固和发展阶段中、围绕对外汉语事业提出的各种理论与见解。第四部分细致分析对外汉语专业的现状和趋势、展望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前景。 二、历史渊源与初创阶段 （一）历史渊源 西汉时，我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就有人来当时的长安学习汉语。而中国真正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至唐代，由于国力强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如日本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每批几百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也派遣留学生到长安，每批有百余人。以后的各个朝代也都有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元代实行霸权，留学生数量锐减），其中《老乞大》、《朴事通》等就是明初教朝鲜人学习汉语口语（北京口语）的教材。而明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和清末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可算当时影响较广的汉语教材。民国期间，中国政府也同外国政府交换了少数留学生，当时也有许多知名学者先后从事过对外汉语教学或相关工作。如老舍先生在1924~1929年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讲师，他当年讲课的录音，至今还保存在伦敦。 （二）初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 尽管中国角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历史悠久，然而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对外汉语”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在其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学术界乃至本学科内部对本学科的名称、性质、任务等基本问题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一些争议。一个学科的名称是该学科的内容和学科的本质特点的反映。在对外汉语专业的起步阶段，学术界对这个学科的名称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1．“对外汉语”：目前除了本科有对外汉语专业或对外汉语系外，少数学校已经有“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如北京语言大学把国内唯一一个国家研究基地叫做“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赵金铭教授的专论《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都使用“对外汉语”作为学科名。 2.“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基本上能体现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这个学科的特点和内涵，但客观上说，由于有“教学”两字，很容易让人把它归入教育学或学科教学论等学科中去。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试题精华版(含答案解析)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精华版 1、语法这—术语有哪几种含义? 答：语法这一术语有三种含义：（1）语法规律，例如：“汉语语法并不难掌握。”这里的“语法”是指客观存在的语法规律。（2）语法科学，例如：“语法研究语言结构的规律。”这里的语法指人对客观语法的认识。（3）语法教材或语法著作，例如：“这本语法教材写得不错。” 2、语法分析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答：语法分析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是把大类分成小类，例如把词分成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一是把整体切分成部分，例如把句子分成主语、谓语等等。进一步要寻求分析出来的单位所涉及的种种关系，包括：语法单位与语法单位的关系，如主谓关系、述宾关系等等；语法单位与客观对象的关系，如施事、受事等等；语法单位与谈话人之间的关系，如陈述、疑问等等 3、什么是词类?为什么要给词分类？ 答：词类指的是词在语言结构中表现出来的类别。语法上给词分类，为的是说明语句结构的规则，指明词的用法。 4、汉语划分词类的依据是什么? 答：对汉语的词进行分类，须以词的语法功能为依据。词的语法功能，是指词的组合能力，表现为：（1）能充当什
么句法结构成分，不能充当什么句法结构成分。例如名词经常作主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主语。（2）能跟什么词组合，不能跟什么词组合，组合以后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例如名词前面可以加数量词，组合后发生偏正关系。名词的前面不能加“不”。 5、举例说明如何区分实词和虚词。 答：根据词能否作句法结构成分，可以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能单独充当句法结构成分的是实词，例如“人、跑、红、马上”。不能单独充当句法结构成分的是虚词，例如“从、了、吗、和”。 6、举例说明如何区分名词、动词、形容词。 答：可以先用“不”测试，不能加“不”的是形容词。再用“很”测试，能加“很”的是形容词和心理动词；能带宾语的是动词。单音节动词的重叠式是AA，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式是上A 或AA的；双音节动词是ABAB，形容词是AABB。名词主要作主宾语，也可以作定语，动词主要作谓语，形容词主要作定语和谓语。 7、实词包括哪些类别？ 答：根据组合能力的不同可以把实词分为体词、谓词、加词三类。体词包括名词、数词和量词；谓词包括动词和形容词；加词包括区别词和副词。另外还有代替以上各类实词的代词。
成人汉语拼音教学研究 (1)
均是精品，欢迎下载学习！！！ 成人汉语拼音教学研究 夏芸 （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基础部江苏常州 213011）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终身学习”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加入了学习汉语拼音的行列。成年人的拼音教学有着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目的明确，实用性强。 关键词：成人；汉语拼音教学；实用性；目的性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学拼音应该是小学生的事儿。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脑、手机的普及以及“终身学习”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也加入了学习汉语拼音的行列。他们与小学生学拼音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目的性、实用性更强。 一、成人汉语拼音教学功能多样，但求学者目的性强。 《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将汉语拼音的功能定位在“帮助识字，学说普通话”上；即对小学生而言，汉语拼音仅仅是“识字、正音”的工具。但对成年人来说，汉语拼音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可以帮助识字、阅读、写作；可以帮助学习普通话；可以帮助操作电脑、手机等。熟练地掌握汉语拼音还可以培养成年人多方面的素质。 成年人年龄层次跨度很大，但来学拼音的人一般都有一定的基础；他们有阅历，有思想，敢质疑；而且都有一定的目的性——或为提高普通话水平，考取等级证书；或为学会上网、发短信等。笔者曾给成年人进行过普通话培训，也给中老年人上过汉语拼音及其运用课，感觉成年人学习非常认真、刻苦、执着，真正达到了“我要学”的境界。 二、成年人汉语拼音教学内容广泛，但应用性更强。 小学生的拼音教学内容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手写体、字母名称、《字母表》、声母、韵母、声调、整体认读音节等方面。而成年人学拼音则要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更突出实际应用。
对外汉语教学中“被”字句研究综述
学 生 实 习 报 告 实 习 名 称 学年论文 院 部 名 称 人文学院 专 业 对外汉语 班 级 09对外汉语 学 生 姓 名 李国军 学 号 0902105045 实 习 地 点 江宁校区 指 导 教 师 衣玉敏 实习起止时间： 2012 年5月16日至 2012年6月20日 金陵科技学院教务处制
金陵科技学院学生实习鉴定表 学生实习报告撰写要求： （1）格式要求：封面——学院：公办写人文学院，民办写龙蟠学院；纸张——A4纸；文献综述标题：字体——黑体，字号——小三，格式——居中；正文内容：字体——宋体，字号——小四，行距——固定值20磅；左右页边距：3厘米。 （2）内容要求：按照文献综述的结构和行文格式，从选题中选择一题练习撰写文献综述，字数不少于3000字。 附实习报告。
对外汉语教学中“被”字句研究综述 一、研究背景 对外汉语的教学与研究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广受众学者的注目，对外汉语发展势头日益猛烈。目前，学界学者就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指出了两条发展道路，其一是细化教学语法，其二是简化教学语法。细化教学语法以虚词和句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对长达二十多年的教学教育领域已硕果累累；相反，语法的简化研究则被相对忽视了。近年来，我国学者研究到“被”字句在汉语本体中占有很大的意义，“被”字句愈发受到了众学者研究青睐，学术界对“被”字句的发展过程做出了系统一致的研究，他们对不同时期的材料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分析，得出了可信度较高的结论。被字句基于这样坚实有力的基础其发展变化规律也具有强烈的说服信。“被”字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研究愈显出其重要性。 本文就被字句研究参考研读了大量文献，对被字句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做简要评析，粗略展示被字句在对外汉语中的框架，对部分问题进行探讨，为共促语言文化做贡献。 二、研究现状 各学者根据大量文献提供的资料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分析： （一）被动句本体研究 1．被动句式的提出 1924年黎锦熙的白话文语法著作《新著国语文法》是现代汉语被动句式的鼻祖，该作者认为，动词有两种形式，即被动与散动。随后，朱德熙、王力、吕叔湘等诸位大师先后以句法结构、句法发展、语义等逐个领域对现代汉语被动表达发表了研究看法，他们尤为重视被字句的发展。时至今日，语法学界仍旧对汉语被动句保持着谨慎的研究态度；诸学者们透过不同的视角，引证不同的理论，时刻对被字句进行着方位系统的研究。 2. 被动句式的研究探索及发展 刘进（2009）在《近代汉语被字句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中研究了“被”字是如何出现的，也就是被字句是如何实现其被动句式的变化的，其对“被”字的语义关系提出了质疑，指明“被”字作为语义关系仅表达了改字作用的微小部分，这部分或许并不重要，要深刻挖掘“被”字更为深层的意义要从话语的选题、性质等方面着手研究；刘殉（2000）《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中区别了汉语和英语的被动句式；邢福义（1996）《汉语语法学》文章中表述了被字句是可以在文章中广泛使用的；诸如此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目前被动句式的研究越来越完善、细致。首先对被动句式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化，分类也随之精细起来，赵清永（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