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词写作谈
歌词写作谈
歌曲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体，至于其诞生的先后，却有着不同的情况。但是，最普遍的现象是：作曲者自己去找喜爱的歌词，通过它把自己的激情表达出来。因此，作曲者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挑选一些自己喜爱且富于音乐性的歌词。但我仍想强调一下，作曲者首先应该有感受，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感情冲动，从而激发出创造欲望。
一、作曲者享有选择题材的自由。每个人具有各自的生活经历，不同的生活积累，会选择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生活。但要注意选择那些健康、向上的歌词，可以这样说：只要有益于培养、熏陶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道德、品格、信念、意志、智慧、勇气、情操等健康、充实的精神境界，那么就都是为社会主义新
时代服务的歌曲。
二、要注意挑选一些富于生活气息、有时代感和具有真情实感的歌词。姜白石之所以写歌曲《扬州慢》，是因“感慨今昔”。歌词描述了作者于1176年的一个初雪的傍晚，途经“胡马窥江去后”的扬州时，举目望去尽是“废池乔木”，听到的则是戌楼上传来的“清角吹寒”的悲怆调子。在词句中，作者通过特定的环境描写，坦露了自己内心凄清悲凉的心理状态。通过作者个人――“我”的感受来反映现实，有真情，有时代感，这是一首优秀之作。歌词中若把“我”和人民的命运、事业连结在一起时，通过一个有个性的“我”，作为一个侧面来反映人民的生活，即使在齐(合)唱的群众歌曲中，这个“我”和“我们”也是统一的。而且有时还会使人更感亲切且赋予进行曲以抒情性。例如：“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乔羽：《我的祖国》)“爱
我中华，建设我们的国家……”(乔羽：《爱我中华》)。这些语句描绘了个体和集体的关系，充满了诗意，感情是真挚的。
三、一首通俗的群众歌曲，主题要明确、集中，只有一个旋律而有多段歌词的分节歌更是这样。词意要鲜明，避免用一些冷僻的词或一连串形容词的句子，这些唱起来既不上口，听者也不易于理解。可借鉴、运用人民群众口语中生活、活泼的词句，用词要简洁、精炼，主题要突出。
至于歌曲的词是否都需要通俗易懂，这与歌曲的体裁(品种)分类有关系，与写歌为谁唱，在什么场合演唱有关系；是大家唱或是表演唱有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歌词的用词“文”一点或“白”一点都是可以的。
四、歌词是蕴育着音乐性的诗。好的词应有生动
的形象，应具有形象感的语调、语势，有一些动态的词汇，这些将会使音乐更活跃、逼真、动人。例如乔羽写的词：“太阳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河流停止了咆哮，山岳敞开了胸怀”(《祖国颂》)歌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招司词，瞿希贤曲)开头的词句原是“胜利的旗迎风飘扬”，后改为“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新词汇更生动，节奏更鲜明，它为一个豪迈而具信心感的音乐的开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歌曲后面的词句也是充满音乐动力的：“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
五、每首歌词都有自己的基调，这些喜怒哀乐的情绪应在词的音韵上有适当的反映。许多具有雄壮声势的歌词常常采用“洪亮级”的韵，因此，气势恢宏的《东方红》的歌词押“中东”韵；雄壮有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歌词押“江洋”韵等。要唱得响亮，
应注意选那些“A、O”音多的、歌唱时可以张开口放声唱的词；若需要表达如诉如泣的情感时，应注意多选那些用唇半闭而发出近似呜咽声的去入韵脚。韦瀚章写的《思乡》“柳丝系绿，清明才过了，独自个凭栏无语。更那堪墙外鹃啼，一声声道：‘不如归去’”！“苦”、“了”、“啼”、“去”，除了个别字句外，多数是闭口的声韵。主要是“i(衣)ü(迂)”的韵。歌词中的声韵也是表达歌曲情绪的一个有机体，因此，某些类型的歌词也需要采用较柔弱的“细微级”的声韵。例如：“乜斜”、“灰堆”、“一七”、“姑苏”等韵脚；而有些歌词却需要采用前两者之间的“柔和级”音韵，例如“怀来”、“姚条”、“小沾前儿”和“小人辰儿”等韵脚。
要选一些顺口的歌词，若有大体相近的韵则更易记、易唱。正如上所说，歌词要注意韵脚与音乐上表情达意的关系。
六、歌词是有形式的，句法也是多样的。常见的为七字句和五字句，这和我国传统诗歌的“七言”、“五言”有密切联系。七字句、五字句是歌词中的基本句式，其它句式，例如六字句、八字句、十字句多是这些基本句式的变体。由于七字句、五字句在音组上兼备奇数和偶数、节奏上的组合可能性更多些，因此更受欢迎。例如：肖华写词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十首歌词基本上都采用了七言的句式。虽然歌词的格式相同，但变化却是多种多样的，而旋律的发展也是千差万别，绚丽多姿的。
这类词体的句式长短一致，结构方整，易于配曲，但也容易流于呆板，在艺术形式上也难以给作曲家于新的启发。其实，词的组合和节奏的样式可以多种多样，词句可长可短，或长短结合，若词作者同意可由作曲者作适当的安排，以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方面
《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可作为范例，其作品格式相当灵活，多数句子也押在一个韵上，也有隔行押韵的，也有中途换韵的，韵脚灵活。若歌词的结构层次清晰，句子之间既整齐又参差，既对称又不对称，这给作曲家在安排乐句时带来难度，但同样又带来创造新形式的机会。有些词句非常难以安排，例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聂耳却为此而创作了新的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