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

本文根据2003-2011年中国22个城市群城市化“投入”与“产出”数据，利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模型，测度各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和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忽略污染排放的城市化效率测度往往会高估城市化的真实效率水平；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偏低，主要成因是要素资源投入冗余和污染排放过量；22个城市群在城市化效率水平、效率损失来源及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

的推动；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必须坚持生态城市化理念，充分考量资源约束和环境消耗，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不断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和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创新环境培育，提高城市群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取差异化的城市化效率提升措施。

关键词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2-0066-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2.009

中国城市化进程在扩大内需、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受资源环境约束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城市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效率偏低[1]。相对于单个大城市“摊大饼”式平面扩张的城市化模式，以城市群为城市化推进的主体空间形态理应更具效率。但城市群高密度聚集所产生的高强度相互作用，在推动城市群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高风险的生态环境威胁[2]。根据现有研究成果[2-4]，若综合权衡城市群城市化的投入、期望和非期望产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中国城市群人口、经济、社会、空间景观城市化效率均不尽如人意。如何应对未来人口、产业向高密度城市群大规模集聚所面临的资源环境挑战？如何保障城市群城市化持续健康推进？破解这些难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城市化效率，即以较少的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环境等投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国外学术界关于城市化效率研究成果多侧重不同城市化模式的效率差异比较分析[5-6]，较少关注具体的城市化效率问题。伴随中国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快速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效率问题日渐成为国内学术热点，在城市化效率的内涵[7]、影响因素[8]、评价方法[9]、区域差异[10-11]及

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12-13]等论题上，形成了一些开创性探索成果。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内容上，较少关注城市化效率的影响机制、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在研究尺度上，大多聚焦省域、城市，对城市群的研究尚属空白；在研究方法上，不少研究文献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存在将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混淆互用、市辖区指标与市域指标不加区分等问题，偏好选择径向和角度的DEA方法计算方向性距离函数，未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题，直接影响了测度结果的准确性。为此，本文以城市群为城市化效率研究的空间尺度，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测度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1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对象

根据《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和《201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城市群的崛起与协调发展》（人民出版社，2013）提出的中国城市群划分方案，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2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SBM方向性距离函数

由于传统的DEA模型是基于径向和角度测度效率，未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题，测度结果往往不准确或有偏[14]。为弥补这一缺陷，Tone提出了基于松弛的（Slackbased measure，SBM）效率测度模型[15]，它是一种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能有效避免传统DEA模型固有的松弛问题和角度选择，提高计算结果的精准性，且能解决非期望产出存在条件下的效率评价问题。根据Fukuyaman & Webe以及王兵的思想[16-17]，定义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如下：基于城市化进程的“投入―产出”过程，遵循DEA效率评价指标数量宜少原则，考虑数据指标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选取劳动力、资本、土地、水资源和能源作为城市化的投入，以综合城市化水平作为城市化的期望产出，以污染排放为非期望产出，构建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当LTFP、LPEC、LPTP、LSEC和LTPSC大于零时，分别表示生产率增长、纯技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规模效率提高和技术偏离不变规模报酬（CRS）；反之则反。

1.3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时段为2003-2011年，分析数据整理自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2012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相关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

年鉴以及中国计划出版社2004-2012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时空格局分析

2.1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空间格局

2.1.1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空间分异

测算结果显示，不变规模报酬（CRS）和可变规模报酬（VRS）条件下的城市化效率值迥异。根据经验，当两种技术条件下的计算结果不同时，应采纳VRS条件下的测算结果[19]。根据经典的SBM模型和公式（1），分别测算2003-2011年22个城市群的传统城市化效率和生态城市化效率（见表2）。前者是指不考虑“坏”产出（即污染排放），利用经典SBM模型计算的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后者是指考虑到污染排放，采用包含“坏”产出的SBM模型计算的城市群城市化效率。从22个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平均值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的传统城市化效率与生态城市化效率均为1；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生态城市化效率略高于传统城市化效率；其余城市群生态城市化效率均低于传统城市化效率。这表明忽略污染排放的城市化效率测度结果往往会高估城市化的真实效率水平。

从整体测度结果来看，22个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平均值为0.431，表明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偏低，要素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不高，普遍存在投入冗余、污染排放过量和文

明成果不足等问题。从经济地带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群的生态城市化效率高于中部地区城市群和西部地区城市群。

从单个城市群来看，仅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的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达到最优，城市化完全有效率；其余城市群因在资源要素配置与利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损失。其中，辽中南城市群、太原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损失相对较小。

2.1.2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损失及其分解

为揭示城市群城市化过程中要素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

损失的来源，本文根据前述公式，测度了五种要素投入和污染排放的冗余水平以及城市化的文明成果不足程度（见表3）。

通过对存在效率损失的19个城市群的效率损失进行分解和计算，发现19个城市群的平均效率损失为0.675，其中，劳动力、资本、土地、水资源和能源五种投入冗余造成的效率损失所占比重分别为15.55%、13.23%、12.14%、12.04%和11.43%，污染排放过程造成的效率损失占31.32%，文明成果不足的影响仅占4.29%。这说明绝大多数城市群的城市化仍是一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投入―产出”过程，普遍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并非城市化的文明成果不足，而是要素资源投入冗余和污染排放过

量。

从经济地带来看，各地区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损失的原因有所差异，但污染排放过量均是各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损失的最主要原因。东部地区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损失并不存在期望产出不足的症结，其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污染排放过量、资本投入冗余和劳动力投入冗余。中部、西部

地区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损失均存在期望产出不足方面的原因，但二者的主要影响因素略有差异。从单个城市群来看，各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损失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污染排放过量、劳动力投入冗余是两大主因。

2.2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动态演化

2.2.1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变化趋势

表4显示，22个城市群城市化的效率的平均值由2003年的0.513下降至2011年0.400，下降近22%。从城市化效率变化的空间格局来看，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下降幅度呈现西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东部的总体格局。从单个城市群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水平始终保持最优；长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总体上均呈上升态势；其余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宁夏沿黄城市群下降幅度（85.43%）最大，北部湾城市群（80.77%）次

之，鄱阳湖城市群、关中―天水城市群、兰西城市群、滇中城市群的下降幅度超过50%。

总之，2003-2011年时期中国城市群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与利用水平总体较低，且呈逐步恶化态势；但就个体而论，不同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变化趋势有显著差异。从空间差异的变动来看，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上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变化趋势。具体表现为：22个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变异系数由2003年的0.703增加

表5显示出两个时期22个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分的变动水平。22个城市群在2003-2007年和

2007-2011年两个研究时段的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平均值均为正值，表明中国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在两个研究时段均呈不断增长态势。这主要是由于纯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技术进步以生产技术和污染处理技术的改进，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资源使用量和污染排放量，最终提高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对比发现，2007-2011年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034，低于2003-2007年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0.086的增长水平。究其原因则是技术规模发生了较大变化，技术边界进一步向不变规模报酬（CRS）技术移动。另外，两个考察时段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为负数但后期的下降速度相对前期略有减缓，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群城市化过程中的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不断降低，但效率恶化

程度有所好转。

由于纯技术进步，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在两个考察时段的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平均值均为正值。从空间分异特征来看，中国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呈西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东部的梯度格局，前者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区城市群的规模效率急剧下降以及技术边界大幅向不变规模报酬技术移动，而后者则是由于东部地区城市群的技术进步不如中部地区显著。分阶段来看，三大经济地带的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均出现下降，同样是由于技术边界进一步向不变规模报酬技术移动。

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各成分的变化具有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城市群在两个考察时段的城市化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规模变化指数均为负值，且绝对值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群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水平降低且降幅增大、技术边界向不变规模报酬技术加速移动；纯技术进步指数为正值，且有较大幅度增长，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群城市化的技术进步加速；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由负转正，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群城市化的规模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先恶化后改善。中部地区城市群在两个考察时段的城市化纯技术进步指数均为正值、技术规模变化指数均为负值，且绝对值均有较大幅度

增长；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由正变负，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由负转正，表明中部地区城市群城市化技术加速进步而技术边界却向不变规模报酬技术加速移动，纯技术效率先改善后恶化，规模效率则先恶化后改善。西部地区城市群在两个考察时段的城市化纯技术进步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均为正值，但绝对水平均有较大幅度下降，表明西部地区城市群城市化技术进步、规模效率改善，但技术进步速度有所放缓、规模效率改善程度略有降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由-0.227增加至0.008，表明西部地区城市群的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在2003-2007年间不断恶化，而在2007-2011年期间纯技术效率恶化趋势有所改变；技术规模变化指数均为负值，且绝对值有大幅增长，表明西部地区城市群城市化的技术边界向不变规模报酬技术加速移动。从单个城市群来看，2003-2007年，除珠三角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和酒嘉玉城市群外，其余城市群的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增长态势，增长较大的有北部湾城市群（0.452）、滇中城市群（0.388）、呼包鄂城市群（0.341）；北部湾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的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规模效率变化和纯技术进步推动，呼包鄂城市群的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由纯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规模变化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主要是由于城市化技术偏离不变规模报酬的幅度小于规模效率下降的程度，宁夏沿黄城

市群则是由于纯技术效率急剧恶化导致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2007-2011年，

除酒嘉玉城市群外的21个城市群的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均为正增长，但由于受技术规模逼近不变规模报酬技术的影响，增长程度相对较小。其中，宁夏沿黄城市群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量最大，达0.386，远高于其他城市群，主要是由于前期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导致本期基期水平较低。

3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检验城市群城市化效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运用Tobit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影响因素包括城市群规模、人口质量、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和市场力量，分别用城市群GDP、每万人大学生人数、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科学支出、人均邮电业务量、人均铺装道路面积、非单位从业人员比重表示。因变量取不变规模报酬（CRS）条件下计算的城市化效率值。为了使数据更加平滑，对各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见，城市群规模、人口质量、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各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对城市化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城市群规模、人口质量对城市化效率的影响是负向的。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第二、三产业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将提高1.229个百分点。

技术进步对城市化效率也具有积极影响。科学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群城市化综合效率将提高0.016个百分点。但技术进步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程度较为微弱，远不及产业结构对城市化效率的影响。

城市群规模对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城市群规模与最佳规模存在较大偏差，有的城市群规模“偏大”，存在规模不经济；而有的城市群规模“偏小”，尚不具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与理论预期相反，人口质量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也具有消极影响，但并不十分显著。可能原因是现阶段我国人口质量的提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外部性，每万人大学生人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必然提升，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并不一定导致节约意识的增强。因此，特定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并不是随人口质量的改善而不断提高。

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市场力量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绝大多数城市群的信息化和市场化进程以及城际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相对滞后，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改善并未产生实质影响。

4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1）忽略污染排放的城市化效率测度往往会高估城市化的真实效率水平，要素资源投入冗余和污染排放过量是导致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偏低的主因。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必须充分考量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约束，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地位，遵循生态城市化理念，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提高城市群城市化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生态效应。

（2）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中国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推动。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必须坚持不懈地践行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方面，不断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城市群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和产业转型升级，构筑结构优化、技术先进、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及科学合理、协调互动、协同发展的劳动地域分工格局；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创新环境培育，不断夯实城市群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城市群发展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提高城市群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群持续健康发展。

（3）22个城市群在城市化效率、效率损失来源、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必须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取差异化的

路径措施。具体而言，需充分考虑城市群的资源禀赋、资源环境承载力、发展阶段特征和发展潜力，深入研判影响各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损失的具体原因和影响机理，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城市化效率提升方案。

（编辑：尹建中）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吴敬琏.城市化的效率问题和政策选择[J].中国经济报告，2013（2）：50-54.[ Wu Jinglian.The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and Policy Options[J].China Economic Report，2013（2）：

50-54.]

[2]方创琳，关兴良.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的综合测度与空间分异[J].地理学报，2011，66（8）：1011-1022.[ Fang Chuanglin，Guan https://www.docsj.com/doc/805945037.html,prehensive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Distinction of Inputoutput Efficiency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J].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1，66（8）：1011-1022.]

[3]杨青山，张郁，李雅军.基于DEA的东北地区城市群环境效率评价[J].经济地理，2012，32（9）：51-55.[Yang Qingshan，ZhangYu，Li Yajun.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DEA Model[J].Economic Geography，2012，32（9）：51-55.] [4]付丽娜，陈晓红，冷智花.基于超

效率DEA模型的城市群生态效率研究：以长株潭“3+5”城市群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4）：

169-175.[ Fu Lina，Chen Xiaohong，Leng Zhihua.Urban Agglomerations Ecoefficiency Analysis Based on Superefficiency DEA Model：Case Study of ChangZhuTan

‘3+5’Urban Agglomeration[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3，23（4）：169-175.]

[5]Cervero R.Efficient Urbanisation：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Shape of the Metropolis[J].Urban Studies，2001，38（10）：1651-1671.

[6]Quaas M F，Smulders S.Brown Growth，Green Growth，and the Efficiency of Urbanization[R].CESifo Working Paper：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2.

[7]靳相木.土地集体制度与中国城镇化效率[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78-81.[ Jin Xiangmu.Collective Land System and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in China[J].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5，（1）：78-81.]

[8]戴永安.中国城市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2）：103-117.[Dai Yongan.Chinas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and Affecting Factors：Based on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J].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2010，（12）：103-117.]

[9]刘晓峰，陈通，柳锦铭，等.城市化相对效率评价指标选择及评价方法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城市科学版，2007，24（3）：82-86.[Liu Xiaofeng，Chen Tong，Liu Jinming，et al.Study on the Index Choosing and Method of Urbanization Evaluation Based on ANP and DEA[J].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Urban Science Edition，2007，24（3）：82-86.]

[10]张晓瑞，王振波.基于PPDEA模型的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的综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2）：130-135.[Zhang Xiaorui，Wang https://www.docsj.com/doc/805945037.html,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Regional Urbanization Differences Based on PPDEA Model[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2，22（2）：130-135.]

[11]张明斗，周亮，杨霞.城市化效率的时空测度与省际差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2，32（10）：42-48.[ Zhang Mingdou，Zhou Liang，Yang Xia.The Timespace Measurement of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and Provincial Differences[J].Economic Geography，2012，32（10）：42-48.]

[12]孙东琪，张京祥，张明斗，等.长江三角洲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J].地理科学进展，2013，32

（7）：1060-1071.[Sun Dongqi，Zhang Jingxiang，Zhang Mingdou，et al.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Progress in Geography，2013，32（7）：

1060-1071.]

[13]肖文，王平.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效率与城市化效率比较分析[J].城市问题，2011（2）：12-16.[ Xiao Wen，Wang https://www.docsj.com/doc/805945037.html,parative Analysis to the Efficiency between Urban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J].Urban Problems，2011（2）：12-16.]

[14]Tone K.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1，130（3）：498-509.

[15]Tone K.Dealing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in DEA：A Slacksbased Measure（SBM）Approach[R].GRIPS Research Report Series Ⅰ，2003，005.

[16]Fukuyama H，Weber W L.A Directional Slacksbased Measure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J].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2009，43（4）：274-287.

[17]王兵，吴延瑞，颜鹏飞.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10（5）：95-109.[Wang Bing，Wu Yanrui，Yan Pengfei.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es[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0（5）：95-109.]

[18]Cooper W W，Seiford L M，Tone K.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A Comprehensive Text with Models，Applications，References and DEASolver Software[M].Springer，2007.

[19]Zheng J，Liu X，Bigsten A.Ownership Structure and Determinants of Technical Efficiency：An Application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o Chinese Enterprises （1986-1990）[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8，26（3）：465-484.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１9７8－200０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２0００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２２%,比１9７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９78年的2９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９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１949年建国到1９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１980年的3０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８．4%上升到４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１6.2％上升到30.５%,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１9．4%。[１]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９78年比1９4９年增长了3８．１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９４9年的3０%提高到1978 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９78年的77．１%；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９４９年的３５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３01０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４9年的31．６%上升到１97８年的６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１9５0年到１97３年，世界GＤ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９％，其中中国大陆GＤP年均增长5.１％，人均增长2．９%，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及发展方向

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及发展方向【引言】当前，当今，城市化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也最有力的发展趋势之一。然而，一个国家城市化的进程也作为了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象征，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城市化发展也取得了很大进程。然而，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要得到较好的发展并非易事，所以需要一个较好的指导方针来作指导，不然就会陷入发展不合理的陷阱。但是，在西方一些国家，城市化水平太高，以至于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关键词】：城市化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方向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经历了很长的道路，我国的城市化自1949年10.6%曲折的发展到1978年时为12%。从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的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相应的城市化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全面总结以前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智慧的中国人积极探索、创新寻找新的发展方向。特别是从84年中国开放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大量扶持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90年代，国家政策大力扶持推进城市化进程，到20世纪末时中国的城市化已取得了较大发展，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36.2%。这主要得意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各地普遍呈现出活跃现象，大中型城市迅速发展，形成了城市群、城市带、大城市圈，国家也大力加大了政策的扶持力度，把城市发展摆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8%左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是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到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到现在简直就不值得一比了，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中国的城市化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1）环境污染严重，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环境质量下降，趋于恶化；（2）中心区人口密集；（3）交通拥挤；4、地价房租昂贵，居住条件差；5、失业人口增多；（6）社会秩序混乱。【范恒山 2009年09月】总的来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大城市膨胀发展，中小城镇发展缓慢。这就说明我国城市化发展不合理，存在很大问题。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首先，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城市环境的污染，道路交通的拥堵，居住环境差等，因此，要建立现代化合理化信息化宜居型城市就得，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扩大绿化面积。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分担大城市的功能。其次，应根据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化起步晚，发展速度缓慢，发展不 合理等特征，制定合理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化战略，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的进程，而忽略了城市化进程对环境、交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不能盲目的照搬照套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和策略，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和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主要发展创新型特色城市，放宽大城市管理规模，重点建设几个国际型超级大城市。什么叫创新型特色城市呢？创新型特色就是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的我比他好。中国的大小城市估计有成千上万，但大多数城市不出名，城市形象不好，没有影响力，也许别人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个城市的存在，何来出名，何谈城市形象，城市影响力呢？举个列子：一个中型城市，也许你什么卫生、环境等都做得很好，但就是不出名。原因就是没有特色，但如果你一个中型城市，你把他的绿化全部弄成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植物（比如把南昌的全部绿化植物卖了，全部改种成竹子），或者把整个城市重点发展一种产业。水城威尼斯，宗教圣城耶路撒冷，无论它人口多杀，环境有多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不是说把城市全部建成宗教圣地或是把城市全建在水上。主要说明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要有所创新。

中国城市化发展特点研究

中国城市化发展特点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城市化建设出现新的契机，进入了城市、城镇发展的快车道，成为世界上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城市发展不平衡等不可持续问题，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本文将从城市化等的概念入手，阐述现有城市化指标的问题，并构建恰当的城市化指标体系，分析过去十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正确评价中国城市化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并对未来的城市化提供一定的建议。 一、研究背景 我国的城市化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过去30年间，中国保持了高速的城市化发展，但它是以发展的不平衡为代价的。这一时期，由于经济的过快增长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对城市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资金的需求都迅速增长，很多地方将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盲目扩大城市规模，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城镇新增人口主要集中到上海、北京、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少数地区，使得中国城市化布局极不平衡，城镇空间布局与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不相适应，使中国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各种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不断涌现出来，给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资源与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使得人类不能无限制的发展下去，1989年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1996年联合国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人类住区第二次大会，并在会议上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点 1、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 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聚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伴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善和社会文化的提升，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而反过来，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城市对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控制能力增强，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并使劳动效率提高，也就是说，城市化同样能够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表明，城市化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过度城市化或者城市化不足都将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了便于计算，在统计分析中，我们选择单项指标城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年11月13日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始终以两倍于世界同期平均速度的步伐高速发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迈进。 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背景链接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而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关于《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 该报告是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担任主编，组织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研究成果。这是继2009年之后专门研究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第四部年度报告。 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非同步 投资与消费失衡：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数，尤其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达到95%以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了8.7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消费贡献率只有45.4%，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点数只有4.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40.6%，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也出现了负值。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一直存在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发展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正常水平为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是我国的投资消费比接近1∶1。可见，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是我们重建设、轻消费、居民收入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原因。 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如果按照三大产业投资水平来看，第二产业投资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倾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始终没有取得突破，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43.1%，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4%。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我国主要以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不高，发育仍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中国城市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

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一、中国城市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1994年，中国地理学会设立了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我国城市地理研究集中在城市一区域、城市规划、城市化、城镇体系、城市发展方针、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7个方面。 1．城市—区域研究 城市与区域是相互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动态统一关系，具有多层次、开放型的特点。按照这一理论，城市总体规划必须以区域发展为基础来确定城市发展性质、发展规模以及城市空间布局，多层次的“城市—区域”体系是中国城市经济区的本质特征。区域分析和区域规划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的深化和具体化，必须改变传统的“就城市论城市、就区域论区域”的做法，使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据此，区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的分析工作作为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规划的基础得到广泛开展。目前，通讯技术发展迅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城市的区域围扩大，垂直联系加强，“城市—区域”观也赋予了新的容。 2．城市规划 90年代，大城市地域结构优化、中心城市的扩散机制及空间发展趋势等问题成为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主要加强了对大城市地域结构演变规律、扩散趋势、功能用地结构变迁等新趋势的探讨。近20年来，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城市体系理论研究、区域城市体系实证研究以及城镇体系规划实践。 3．城市化研究 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吴友仁就“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发表探讨性论文，由此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包括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乡村地区城市化研究和城市化特征研究 4．城镇体系研究 近20年来，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城市体系理论研究、区域城市体系实证研究以及城镇体系规划实践 （1）城镇体系理论研究：研究容广泛涉及到城镇体系的界定、理论框架的构建，各种不同层次（省域、市域、县域等）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划分标准、发展趋势等。 （2）区域城镇体系实证研究过去近20年中，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对不同等级行政区域、流域、经济区域的城镇体系研究。 （3）城镇体系规划实践，大学地理系宋家泰、顾朝林等汲取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城镇体系规划“三个结构一个网络”的理论，为城市规划部门广泛接受并应用。地理学者又开始尝试探讨新的城镇体系规划理论和方法，不再仅仅停留在对“三结构一网络”的一般分析，进一步加强对城镇体系动态演变、合理模式、结构调整和科学预测的研究。 5．城市发展方针的研究：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贯彻“以规模论发展”的城市发展方针。地理学家结合中国城市建设的总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对个别城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尤其将重点放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上。 6．城市空间结构研究：90年代，大城市地域结构优化、中心城市的扩散机制及空间发展趋势等问题成为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主要加强了对大城市地域结构演变规律、扩散趋势、功能用地结构变迁等新趋势的探讨。近20年来，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年份|总人口(万人)|城镇总人口(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1949|54167| 5765|10．6 1950|55196| 6169|11．2 1951|56300| 6632|11．8 1952|57482| 7163|12．5 1953|58796| 7826|13．3 1954|60266| 8249|13．7 1955|61465| 8285|13．5 1956|62828| 9185|14．6 1957|64653| 9949|15．4 1958|65994|10721|16．2 1959|67207|12371|18．4

中国城市化进程word版

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绕不开的发展之路 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47% ，发达国家和地区约为75% ，发展中国家在38% 左右，最不发达国家大约为22%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是31% ——中国要不要比学赶超？ 今年，各方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纷纷出笼：国家统计局说，未来5 年将达到3 3%—35% ，新世纪前10年将达到4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说，20 年内将提高到60% ；最新的说法是，在未来30～40年内达到70% 。 9 月，“中国城市化论坛——大城市群发展战略”从上海一直开到广州，以 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和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 将在2015年进入亚洲最大的三大国际城市群之列，专家们为中国的城市圈欢欣鼓舞。 且慢！几年前“珠三角迷乱都市化”的警告言犹在耳，都市里的村庄还赶不上现代化的快舞，撤县改市的换牌运动和城市圈的圈城运动是否另一场“大跃进”？ 在2001年8 月之前，珠海斗门县还是广东珠三角庞大的城镇群中的最后一个盲点。8 月1 日斗门县撤县成为珠海市的一个区，中国港—澳—珠三角地区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落。

作为中国内地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三角，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是50% ，规划中2020年将达到70% ——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而在更广袤的中国内地，新一轮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才刚刚开始。 城市化：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 尽管中国城市化历程曾经教训惨痛，但在中国，起码是目前，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仍然富裕程度最高。绝大多数人都因此坚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必成正比。有专家预算，在现有水平上，城市化每增长1 个百分点可直接拉动GDP 增长1.5 个百分点，是推动我国经济再高速发展20年最基本的动力之一。“如果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即达到50% 以上，每年可望增加上万亿元的消费需求! ”类似的乐观论调充斥了媒体，似乎城市化是扩大内需振兴经济的唯一途径。中国城市化的常用方法是“摊大饼”，围绕中心城市，像摊饼一样布局，乡改镇，县改区，县改市，每一级改制升格都有相应的经济与人口指标为依据，客观上也形成一种错觉：高速城市化不仅带动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彰显经济发展的“业绩”。但真实情况远非于此：珠海本地的报纸上，扑面而来的是斗门改制给当地政府百姓带来的欣喜与“振奋”云云。学者杨云彦1994年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60% 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甚至占到80% 左右。结果不仅农村没有变富，城市反而变穷了，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也难怪普通人有这样的看法：城市化嘛，不就是换块牌牌吗? “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依靠传统的

城市化进程状况调查报告

城市化进程状况调查报告 城市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趋势之一。我国正处在城市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国家”“规划已经把城市化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近年来，随着省、市、区沿江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已经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而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化的重要环节和内容，同时又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围绕如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我区城市化进程这一重大课题，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思考。 一、城市化的内涵及其发展 1、城市化的内涵。城市化又称城镇化、都市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的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状转化或强化的过程。因此，城市化一词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口的转换，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二是地域的转换，即由于城市数量增多、城市规模扩大（包括城市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转换；三是经济结构的转换，即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资本等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换；四是

生活方式的转换，即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包括农村的现代化过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衡量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也是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2、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化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遵循客观规律。一要以人为本。城市化要从物理空间的需求上升到人的生活质量的需求，要以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休闲娱乐水平为目标，稳步推进，科学实施，而不仅仅是让农民离开赖以生息的土地。二要节约资源。我国面临严峻的能源和资源危机，利用最少的能源消耗，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赢，是我们的必然选择。要倡导使用新能源与洁净能源，推进绿色公共交通，提倡绿色智能建筑。要保护耕地，节约土地，合理布局，高效建设和使用城市基础设施。三要保护生态。挖掘区域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建设一类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四要彰显个性。有特色才有魅力。必须把具有当地自然和人文特色的东西，保存好、利用好、发展好，使之与城市化建设相融合，从而彰显城市个性。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我国走向经济大国的必经之路，不仅加大了城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农村地域发展，平衡了城乡发展的节奏，拉动了国内消费，也带动了城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城市人口拥挤、交通问题、住房紧张、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化、有序化、科学化。 关键词：城市化问题对策 一、城市化概述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社会才能有更大的创新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可谓“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但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单纯、刻意、过激地进行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及稳健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总结出来并找出相应的对策，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善同指出：在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时，应当优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竞争力。 2.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先区域布局。 3.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利用。 4.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李研究员提出的标准将对我们找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坐标，指明方向。 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 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虽然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区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拥挤的问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我国大部分城市还不具有良好接纳包容这么多农村人口的条件，这就使得原本就不算发达的城市，无法解决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活、工作、学习、住房等各种问题，也给原本基础设施条件差、住房条件差的城市无形中增加了更多的压力，也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工商业集中，人口密度大，人工设备密度高，活动强度大，人多车多，导致交通拥挤。城市地域不断向四周蔓延，城市功能混杂，建筑密集，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摘要：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97年的29.62%。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改革开放、集约型城市化、健康发展、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可逾越的阶段。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前进的，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XX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

XX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 篇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现状研究 (调查报告) 我国农村城市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防城港市东兴谢宗耀 ) 一、摘要（介绍论文研究主题，300——500字） 农村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工化的必然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是一个由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落后的农业大国,科学地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决定着当代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改革开放2 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XX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了36%，XX年底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预计到十二五末，这一比例将超过51%。近年来尽管我国农村城市化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农村城市化存在着工业化程度不高、土地利润率不高、基础设施不配套等诸多问题。我们必须确定正确的农村城市化发展思路，完善配套的农村改革措施和政策，建立系统的城市化保障措施，建立融资机制，构筑多元的城市融资渠道。为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村城市化的现状，接着分析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城市化问题对策建议

英文（含摘要、关键词） 引言 城市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经济水平高低的重要标 志。当前的“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因而如何有效的解决“三农”问题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要统筹城乡发展和城镇化的战略，从农村之外来解决“三农”问题。农村城市化就是一条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之路。同时城市化战略也是中国保持长期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所以实施农村城市化战略是我国必须进行的，没有农村城市化的进一步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永远提不高，农村的广大市场也启动不了，扩大内需政策成为一句没有基石的口号。农村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当今是应该如何推进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是要不要进行农村城市化的问题。现在依然有许多体制性障碍阻止农民进入城市，可以说制度问题是农村城市化面临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但光有制度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就业机会的农民进入城市而且失去了土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愿意进城的。因而城市化必须要有经济基础，才能吸引农民进城，促进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所以如何选择几条促进农村城市化发展的路径是极其关键的，也是本文力求解决的主要内容。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武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 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 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摘要：小城镇的道路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战略 城市化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而且城市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解决农村劳动力出路的有效办法。至2000年底，我国共有城市668座，城市人口4.56亿，城市化率达到了36.9%。根据世界多数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已经进入了从30%到70% 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亦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实践证明：积极发展小城镇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将重点放在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上，放在提高城市质量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上来。因此，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始于建国，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非常缓慢。1949～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发动和包办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广大农村和众多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的进程之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不能进入城市化的进程，这就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仅从建国初的10.6%、136个建制市增加到1978年底的17.9%、193个建制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以市场导向的改革进程中新出现的由民间力量或社区组织发动并得到政府认可或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这期间城乡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跨地区流动。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和农业的束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初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城市为骨干，小城市为纽带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尽管如此，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城市化水平与世界水准仍有较大的差距。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由初期起步阶段向中期加速发展阶段转换的时期，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也必将与世界性潮流接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因此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道路新战略显得至关重要。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的迈进。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1. 城市化水平较低 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06%，这个指标，不仅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也与自身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现状 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复杂过程。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极为迅速，城镇人口比重已由1978年的18.6％提升到2005年的43.3％，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50％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我国城市化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据世界发展报告统计资料，2000年，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已达47％，中等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一般都在50％以上，高收入国家为79％。我国城市化水平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全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距过大 我国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东中西三大地带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从城市数量看，2000年全国667个城市中，东、中、西部分别为300个、247个和120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44.98％、37.03％和17.99％。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比中、西部地区明显要快。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宁沪杭、京津唐等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集聚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劳动力与高新技术，使沿海许多城市经济繁荣，市场活跃，生活水平提高，环境逐步改善，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2、生态环境恶化，资源问题严重 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及人口，但由于工业的粗放型发展和人口的高度聚集，污染物的排放量激增，造成了大气污染、垃圾满城、水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噪音不绝和光磁污染等各种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城市的生态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从水资源来看，随着城市大生产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大量增加，加之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了江河表面水的丰盈，超量和无度的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一)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一)城市化水平。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

2017中国城市癌症最新数据报告

权威发布丨2017中国城市癌症最新数据报告 发布时间：2017/3/24 10:48:04 2017年2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中国最新癌症数据，汇总了全国347家癌症登记点的数据。中国癌症统计一般滞后3年，最新公布的是2013年的发病和死亡数据。 2017年2月，由国家癌症中心赫捷院士、陈万青教授等人撰写的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in 2013: an analysis based on urbanization level" 在《中国癌症研究》英文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CJCR)2017年第1期发表，该研究报告了2013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数据以及不同城市化水平区域内常见肿瘤发病和死亡情况、发病趋势、防控重点等。 该统计数据来自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筛选的符合标准的255个登记点，涵盖3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43个高城市化城镇，83个中等城市化城镇和129个低城市化城镇。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疾病死亡原因。

每天约1万人诊断癌症，每分钟约7人确诊患癌 本次癌症统计，特别关注了不同城市地区的差异。RGA总结分析了相关报告和数据，整理出此份《中国城市癌症最新数据》报告，与大家分享： 关注8大风险 ①预期寿命85岁时，累计患癌风险高达36%; ②癌症发病两头高，中间低：中等城市癌症发病率最低; ③女性癌症在大城市最高，男性癌症在小城市最高; ④ 50岁以下，成年女性发病率均高于男性; ⑤肺癌仍为我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第一位，已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据国家建设部《2003年城市建设统计公报》显示，至2003年末，我国设有城市660个，城市人口近3.38亿，城市面积39.9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为33%左右。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998年为55%。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的状况，是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时而又不断反复的艰难道路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 近代史之前的中国城市化，因为它对中国今天城市化的发展不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启示作用，因此本文不予涉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100年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平衡。东南部城市化进程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远不如 东南沿海，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城市工业化特征差距悬殊。比如东南沿海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 等城市不仅在城市规模上迅速扩张，而且其工业化进程也较迅速。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不处在工业化进程之列。东南沿海城市的建筑、通讯、工厂、商业、交通已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程度的联系。譬如上海外滩一条街的高楼大厦，青岛的洋楼区。而其他不发达地区城市则不具备这些工业化的明显特征。 城市的商业化功能不显著。有一种说法，西方资本主义的每个城市都是以市 场为中心的，而中国城市是以官府、衙门为中心的，象北京，紫禁城是它的中心。而市场则散布在四周，比如菜市口、花市、瓷器口都在边上而不在中心。这一阶段的城市中心是属于官府，城市的政治、军事的特征和意义更为显著和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形态上商业化的功能不占主导地位。 城市文化畸形发展。由于列强的入侵，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已经受到了西方 文化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的一些风俗、传统习惯、戏剧、本土文化也占有一定的空间，这二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共存，相互影响但又并行发展着，实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奇特现象。例如：这一阶段的上海已经与传统的中国城市距离很远，西方的文化随处可见，并且占主流地位，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顽强地在这个城市中生存着。如沪剧、越剧这些地方剧种也拥有大量的观众，这种文化畸形发展的现象令人十分费解，不过，人们认为这个现象与上海日后形成的海派文化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时期大约是1949年~1980年左右，这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得非常艰难，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处在一种“反城市化”的状态。例如：对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的管理上实行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限制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甚至出现过大规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缓慢，有时甚至是倒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