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玄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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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玄学分析

作者：唐志远邹茜鸶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5期

[摘要] 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远绍旁搜，从自然论、才性论和玄学人生观三个方面，对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进行分析和阐释，认为此信集中体现了嵇康的玄学思想和人生观，可与他的其他著作相互印证。

[关键词] 自然论；才性论；玄学人生观

[中图分类号] I26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5—0102—05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along with abundant supporting material ranging from natural theory， talent and character theory to the metaphysical outlook of life， the article conducte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n Ji Kang's Yu Shanjuyuan Jue Jiao Shu， and insisted that this article epitomizes Ji Kang's thought of metaphysics and philosophy of life， which testifies to interact with his other writings.

Key words：natural theory； talent and character theory； the metaphysical outlook of life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被萧统收入《昭明文选》，志高文伟，峻绝可畏，是文学史上的一篇名作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李贽《焚书》：“此书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也引起后世学者的极大兴趣。但论者大多从这封书信的写作意图、历史背景出发，考察嵇康与山涛的关系、嵇康被杀的原因以及魏晋之际的政局等综合各家观点，认为嵇康此文的写作意图，或为真正意义的绝交，或为表明自己的心志，或为撇清关系、保护山涛。参看：缪宏《君子百行殊途而致——嵇康〈与山巨源绝交

书〉探微》，载《文教资料》2008年第2期；包秀艳《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论析》，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曾飘飘《〈与山巨源绝交书〉新

解》，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却对书信本身所包含的玄

学意蕴缺少关注。嵇康是一位大名士，也是一位玄学家，《与山巨源绝交书》集中体现了他的玄学思想和人生观，可与他的其他著作相互印证。本文即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远绍旁搜，从自然论、才性论和玄学人生观三个方面，对这篇名作略作分析和阐释。

一自然论

名教与自然之争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且往往牵涉政治斗争，如唐长孺先生所言，当时士人往往“以愤世嫉俗的心情提出…自然?来反抗当局所提倡的名教”、“而破坏名教实即是反对司马氏政权。”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众所周知，嵇康是追求自然、反对名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晋玄学的 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形成 【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哲学思潮相比，魏晋玄学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风格及其当时玄学思想家群体放任、超达、自由、解放的个性，是其前其后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一种思想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玄学，作为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残酷而又无奈的社会现实，几百年的思想发展，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需要以及当时的学风都是促进玄学产生的条件，本文力图从这几个方面解读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玄学；形成原因；影响； 1.什么是玄学 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2．玄学的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2.1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包融的结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到了汉代，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魏乱世，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统治者自然选择了儒学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阮籍《咏怀》高考诗歌鉴赏

阮籍《咏怀》鉴赏 古代文化 0422 1128 咏怀八十二首 阮籍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 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 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 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 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 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叙述刘向《列仙传》中的一个神话故事：“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水边），逢郑交甫。”交甫见而悦之，下请其，二女解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揣之，“趋去数十步，视，空怀无；顾二女，忽然不见。”这里借用此故事来发端起兴：叙江妃二女游于江汉之滨，自由逍遥地顺风飘舞，郑交甫遇到了她们便一见钟情，请她们解环相赠以为信物，二女答应了他的请求。交甫把环藏在怀里。那两位神女都年青美貌（婉娈），浑身飘散着香气。 以下八句则与《列仙传》记载不合，乃是诗人借题发挥想象，写双方别后的缠绵相思，赞扬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猗靡”，婉曲缠绵之意。“倾城”和“迷下蔡”，皆形容女子的绝世美貌。《汉书. 外戚传》载李延年歌曰：“绝代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臣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地名）。”这四句写郑交甫别后对二妃情致缠绵，衷心相爱，永世不忘；二妃那倾城倾国的美好容貌，已深深地印在交甫心中。“感激”四句则写二妃对交甫因相思而产生的离愁别恨。“萱草”即 谖草，据说见之可以忘记忧伤，故又名忘忧草。“兰房”，犹言香闺，即妇女居室。“膏沐”，古代妇女用的发油。这四句是从《诗.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北堂阶下）”，“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几句蜕化而来，描写的是二妃因感动于交甫的衷心爱慕而产生思念忧伤，不能自己，欲得萱草栽种到兰房，随时凭窗望见，借以忘忧。“女为悦己者容”，可现在对郑交甫徒有相思而不得见，因而头发散乱也懒施脂粉，倦于梳理；心中切盼交甫到来，可他偏偏不再来临，就像亟盼下雨而天空却偏偏出现太阳一样，使人 怨恨不尽。

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_史向前

2007年7月第31卷第4期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 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July2007 Vol.31No.4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 史向前 (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安徽合肥　230039) 摘　要:嵇康把对宇宙本体的追求引向了人的自我意识,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开拓了新的领域。其思想立论都是玄学辩名析理的产物,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是中国哲学认识论中的一朵奇葩。他 还带头倡导庄子的思想精神,促进了魏晋时期的庄学复兴和玄学思潮的进一步开展。 关键词:嵇康;玄学;庄子 中图分类号:B2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7)04-0014-04 嵇康(223～262),谯都铚(今安徽淮北市临涣镇)人,魏晋时期思想家,“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思想对魏晋一代玄学思潮的演变和整个社会风尚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主要从他“超越名教”的生命境界、辨析名理的思维方式以及师法老庄、复兴庄学等三个方面作一说明。 一 玄学是盛行于魏晋时期的一股时代思潮,其意义主要是一改汉代建立在经验世界范围内的烦琐经学和谶纬神学,而把目光投向了世界的终极本体,重新揭示出万物存在的依据,其核心即是名教存在的根据和价值。正始年间(240～249)的何晏和王弼通过发挥道家老子的思想,提出了“天地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首倡玄风,是为正始玄学。贵无论旨在说明“无”为万物之所资,即自然为名教之所本。社会政治也好,人生价值也好,不能只执著于名教的形式,必须把握名教之所以存在的根本:一种内在于人的忠信、敦朴的自然本质。如王弼所说:“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1]老子注第38章很明显,王弼的贵无论是企图借重和发挥道家老子的自然思想以重建儒家的道德价值。他相信只要这种自然本体建立起来,名教的本来意义和作用就可以得到恢复。 这只是王弼的理论构想。由于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和政治恐怖,尤其是正始末年的魏晋“禅代”,一直高举名教,同时,被士人视为名教代表的司马氏集团却公然以名教为幌子,争权夺利,剪除异己,使大批名士惨遭屠戮。如果说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牺牲的是一批“以天下名教为己任”的名士,那么魏晋“禅代”被害的则多是要求“名教出于自然”的名士。经过这样两次递进打击,所谓的名教已徒剩一副虚伪的面具,完全异化为道德的对立面。名士嵇康主要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魏晋之际。既然现实中的名教已经彻底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与自然本体分裂成对立的两极,也即不能在这种名教中寻求到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时,嵇康便不得不走向对它的超越。“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思想的中心命题,主张摆脱世俗名教的束缚而直任自然本体的开展。这也是以他为代表的“竹林名士”的基本旨趣。 与前期正始玄学相比较,嵇康的玄学表现出了一种境界意义的哲学形态。其思想的追寻已经从现实世界退回到自身,企图通过精神修养在自我生命中获得对自然本体的体认,由此达到一种完全超越世俗名教、精神与自然本体合一的生命境界。面对现实的人生困境,人们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精神呢?嵇康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是非善恶的抉择,因为它已被现实名教所扰乱,而在于自我意识、精神的觉醒,觉 收稿日期:2006-11-12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6SK047zd) 作者简介:史向前(1962～),男,安徽广德人,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

浅谈魏晋玄学

班级：中文系语教本132班 姓名：黄全星 学号： 130110102019 论文题目：《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黄全星 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新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也开始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本文将就于玄学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浅谈式研究，以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这一哲学范畴中收获文学的启迪。 关键词：玄学思辨文学影响 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 魏晋玄学,起源于魏正年间。从东汉末年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及社会矛盾问题开始日益显露，汉代儒家经学的衰落，也预示了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诞生。在法、道、墨等思想并起的过程中，经过学人不断地清谈讨论，得出了玄学最适合解释解决时局与理想问题的结论。玄学是在乱世中产生，它具有老庄思想中无为的思想特征，同时又对老庄思想进行了全新地诠释。玄学在当时满足了魏晋时期学者、文人对于形而上学追问的渴望。所以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 二、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及主要代表人物 （一）正始时期 １何晏，重要著作：《道德沦》，核心思想：宇宙本体是超言绝相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着；名教的衰败是由于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圣人无情而有性。 ２．王弼，重要著作：《老子注》，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核心思想：万物本体是永恒的，寂静不动，动是相对的，是物质现象世界的东西；“言意之辨＂；自然名教，自然为文化理想，名教为此理想的载体。 （二）竹林时期 １．嵇康，重要著作：《声无哀乐论》，核心思想：声无哀乐论，他认为声音和情感具有主客观的区别；明胆论，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人性的善恶和才能，是由赋受的气质决定。 ２．阮籍，重要著作：《通易论》，核心思想：阮籍反对虚伪的名

咏怀八首

咏怀八首 （其一） 一、教学目的 1、了解阮籍及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 2、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 3、学习诗人借景抒情的表达技巧。 4、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观点分析诗歌，理解诗人情感。 5、学习通过多种途径表现诗人“忧思”的方法。 二、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动静结合的手法；意象的选用，意境的营造。 2．难点：“忧思”的深意。 三、教学步骤： 一、导入 《滕王阁序》里我们学过这样的句子，“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阮籍嗜酒如命，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架车而行，路尽而返。那么他为什么如此“猖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阮籍的世界，走进他的《咏怀八十二十二首》(其一)…… 二、作家作品 1、生平、性格 阮籍，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的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时，他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籍容貌环杰，志气宕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忘其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晋书?阮籍传》） 籍早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备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 2、创作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而作，是总计平生所作诗，总题为“咏怀”。是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 主要作品有《咏怀诗》82首，抒写内心的苦闷，揭露现实的黑暗，充满愤世疾俗之情，限于政治环境，《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借古喻今的手法，诗旨遥深，隐晦曲折。阮籍继承了《诗经》、《楚辞》及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贡献。他的散文《大人先生传》，讽刺世俗庸人的虚伪和贪婪，文笔辛辣至极。辑有集13卷，已散佚。明人辑有《阮步兵集》，近人有黄节著《阮步兵咏怀诗注》。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 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 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三、诗歌鉴赏

“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精品文档12页

“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 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呈现了多姿多彩、迥异于两汉的风貌，空灵的玄学取代了繁琐的经学，本土的道教在逐渐地发展，印度的佛教也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内地，儒释道三教竞争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局面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近代学术先驱王国维曾经感叹“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①。当然王国维所感慨的这种“自来无能质言之者”的“可异”局面随着学者们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很快得以改变，其中汤用彤、冯友兰两位先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汤用彤先生对魏晋时期的佛教、玄学、道教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论断，作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人和奠基者久为学人所认可，而冯友兰先生因其工作主要是对中国哲学通史和哲学的研究，其对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往往为人所忽视。笔者曾撰文详细评述了冯先生对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认为他和汤先生都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人。②正是因为两位先生卓越的研究工作而使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得以凸显，从而改变了传统上视玄学为“清谈误国”的无用之学的情况。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迥异于两汉经学的新哲学，它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研究内容的转变（由对儒学经典的研究转为对“三玄”之学的研究），更意味着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转型。冯、汤两位都是具有高度方法论自觉的学者，其学术成就的取得也有赖于他们从事研究时所采用的新方法。对于方法论之于哲学的意义，两位大师都有深刻的认识，冯先生在早年（1921年）发表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一文中就指出：“不但因为方法论的不同，而生出专门哲学家与非专门哲学家的区别，并且在哲学史上，也因为

方法论的不同，而分出许多派别，生出许多争论。”③后来他在《新知言》一书中也特别强调：“一门学问的性质，与它的方法，有密切底关系。”④汤先生在其《言意之辨》一文中特别强调：“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段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⑤正是基于这种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他们才能从魏晋学术的变化中敏锐地发现和提出魏晋玄学所使用的新方法，进而提升和扩展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普遍性方法论原则。 一 在魏晋玄学史上，王弼和郭象是两位最为重要的玄学家。有趣的是，汤用彤先生更侧重于对王弼的研究，并在研究中发现和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方法，视为玄学的新方法；而冯友兰先生更侧重于对郭象的研究，并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也视为玄学的新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可以说冯先生“发现了”郭象而汤先生“发现”了王弼。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本文认为和魏晋玄学的特质以及冯、汤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背景都有很大关系。 就魏晋玄学而言，这种新思潮之所以有别于两汉经学，就在于其摒弃了经学以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解释经书及自然社会现象的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框架，注重从理性主义的角度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来探讨世界的本体，往往忽略具体的事象而醉心于抽象的理论，是一种“玄远之学”，这需要通过“得意忘言”的方法才能达致。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又称为“清谈”、“清言”等，往往要通过反复论辩的方式才取得理论的突破，而论

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新特点

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新特点 自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以后，儒学成为当时的官学，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成为读书人得以被举荐进入仕途的法宝。但是随着王朝的更替，权力的转移，统治阶级构成在变化，东汉政府不得不依靠大地主和地方豪强势力来支持和维护自己的统治，河北袁绍一门四世三公，世家大族开始逐渐通过手中已经掌握的权力来控制国家人才的选举，举孝廉的标准也在逐渐的变化，门第的高低成为了主要的标准，这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打下了基础。 但是随着儒学与政治直接挂钩，导致了人们读书就是为了步入仕途，然而许多权力的拥有者则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垄断仕途之路。国家政府的组成人员非富及贵，广大的读书人，对仕途的迷茫，对学习儒家经典失去了信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世，远离当时混乱的社会。 魏晋时期的读书人注重内在的精神寄托，豪放不加掩饰的为人品格与思辨学风，还给史学带来了：“言则玄远冷隽，行则高简魂奇”的风尚。魏晋名士经历了曹魏代汉，刘氏宗室遭殃，司马氏篡魏，曹姓皇室被诛，刘裕夺晋，司马宗亲覆灭，原先朕即国家，富有四海的天子成为了阶下之囚，刀头之鬼。他们尚且不保，何况臣下。政局险恶，最高统治者的凶残成性，名士成批的被杀，加深了内部分裂，富贵利禄又有何用，生死难卜。魏晋名士面对福祸无常，安危难测的人生磨难发现生之不易，死之可期。便由两汉时的对外在功名操守的追求转入对内在实体和人生真谛。由此魏晋玄学变成为了社会的主流。 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儒学的发展变产生了很多新的特点。 第一、两汉经学虽然受到玄学的冲击但是仍然有较大发展。 魏晋时期的儒学玄学化倾向终于导致了经学的沉沦。然而这样说也并不意味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毫无成就。事实上，在今存《十三经注疏》中，除了汉代学者的七部经注、唐代学者的1部经注外，其余五部均为魏晋学者所作。如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的《春秋觳梁传集解》、郭璞的《尔雅注》、韩康伯的《系辞注》，以及梅赜所献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等，都颇负盛名，在经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魏晋时期的经学研究除《春秋》学之外，最为热门的是《易》学，王弼，何晏等人的《易》学成就由于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且已严重玄学化。 第二、政府选官制度的变迁对儒学的冲击。 两汉的五经博士，举孝廉到曹操的唯才是举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确立，这一变化对儒学在民间的认可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今文经学与谶纬神学的结合，儒家学说趋于神秘化和迂腐繁琐，使儒学的独尊地位逐渐开始动摇。曹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体现的不仅是选拔官吏的标准，实际上也是对儒家忠孝名节思想的否定，使儒学进一步陷入困境。因此，儒学在这样的社会大动荡，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必须调整价值趋向，以关怀时代解决社会动荡。 魏晋政治统治者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已不再使用经术取士，而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做官的必须是门阀士族。因此，这时在学术上继续罗嗦西汉儒生始终没有讲请楚的今古文，在政治上已实在没有多少意义。 魏晋时期的儒家变的偏重义理，不固守汉代师法家法，博采众说，志立新异。儒家通过援佛道入儒，来缓和儒学所受到的打击。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东汉末年曾被张角、张鲁利用来组织农民起义，特别是北魏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使道教更加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从而使道教由一种民间自发的宗教演变成规范和制度化的宗教。 以王弼为首的义理派提出了“援道入儒”，援道入儒的目的是要以道家简洁明白的概念

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浅谈魏晋玄学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 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 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 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 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 魏晋玄学的产生

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建安时期，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 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中刘劭的《人物志》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它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的特点。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

魏晋玄学的繁兴及其儒学特色(一)

魏晋玄学的繁兴及其儒学特色(一) 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繁兴。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开启了一代玄风。玄学既是对两汉经学形式上的否定，却又是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玄学与经学这两种思潮，既在理论形态上相互对立，又在思想内容上一脉相承。 一、玄学家的儒学渊源 东汉末期，一些儒者、经学家面对道德危机和经学的没落，开始逾越儒家的礼度和经学的师法家法，不拘儒者之节，杂采老、庄之说。譬如：马融“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1），又训注《老子》、《淮南子》等道家著作。《后汉书·马融传》载：“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夫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戺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一代经学大师已津津乐道于老、庄之言，况论一般儒生文士？马融的弟子郑玄，不为经学所拘囿，“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后汉书·郑玄传》载：“（袁）绍客多豪谈，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上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叹服。”所谓“依方辩对”，使“竞设异端”的四方豪俊“莫不叹服”，可见老师大儒郑玄也已脱离经学窠穴，杂采百家了。至于经学深奥并曾正定“六经”文字的蔡邕，则憧憬一种“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2）的淡泊和空灵的道家境界。此外，汉末的杨厚、范升、虞翻、荀淑、顾凯等儒者，或修黄老之学，或为《老》、《庄》训解，或清淡而不涉世事，都已多少杂具道家色彩。 魏晋玄学正是循此路数发展而来。细案魏晋史籍，便会发现，玄学家大多数出身于经学世家，自幼受儒学濡染，谙熟《诗》、《书》，注解儒经，与儒家经学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兹以几位主要代表人物为例举述于下： 何晏（？一249年），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因曹操纳晏母，遂为操之养子，又娶探女为妻。史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师）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不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3）以神自况的何晏，除了着《老子道德经论》和《老子杂论》外，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周易说》一卷（4）、《孝经注》（5），《论语集解》十卷则是何曼等集诸家之解而成。《晋书·郑冲传》说：“（郑）冲与孙邕、曹羲、荀凯、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以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何晏等“集孔安国、马融、包氏、周氏、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义，并下己意，故为‘集解’。” 王弼（226一249年），“好说儒道”（6），通辩能言。《世说新语·文学》曰：“何晏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问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何晏“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7）王弼的《易》学渊自经学的荆州学派。汉末，刘表据荆州，兴建学官，编定经书，士子学人多相依附。荆州学者宋忠等治《易》重义理，与讲究阴阳象数的汉末《易》学不同。刘表青年时期曾师事王粲的祖父畅，后粲与族兄凯避乱荆州，投靠刘表，表以女要凯。蔡邕亦尝以数车书与王粲。王粲死后，其二子及宋忠因参与魏讽的谋反而被诛杀，而蔡邕所与的旧藏书遂转入王凯子业之手。而王业之子便是王宏、王弼。其后，曹操取荆州，宋哀与王氏北上，玄学遂盛于洛下。王弼曾着《周易注》十卷（8）、《周易略例》一卷（9）和《论语释疑》（10）。此外，见于诸史著录的有关《易》学著作还有《周易大衍论》、《周易究微》、《易辨》和《易传纂图》。 阮籍（210一263年），“容貌魂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善怒不形于色。……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11）。《世说新

阮籍《咏怀》(其一)鉴赏

咏此万古怀且邀琴月来 ——阮籍《咏怀》（其一）鉴赏 曾有段这样的经历，一读阮籍的《咏怀》诗，就不自觉地想起嵇康的古琴曲《广陵散》；反之，先听《广陵散》亦然。后来，慢慢地有些明白了，这诗心和琴心一样，都是在倾诉郁积诗人心中的万古情怀啊！《广陵散》，听起来是那样的压抑、沉重、冷涩，那如泣如诉、不绝如缕的幽咽旋律，让人隐约感到，这背后有难以言表的人生苦难，有说不尽的哀怨与愤懑。但音乐毕竟是抽象的艺术，旋律是“能指”，那么旋律的“所指”到底是什么，恐怕只有嵇康知晓。相较而言，阮籍的《咏怀》诗可以用文学的意象，形象生动地诉说悲剧时代诗人的心曲。 阮籍与嵇康是挚友，他们都生活在魏晋易代的正始时期，司马氏的黑暗统治时期。高贵乡公曹髦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父子，不仅篡逆之心早萌，而且为人更虚伪，猜忌心更重，在其高压统治下，鹰犬遍地，文网密布，曾使嵇康罹难，文士人人自危，欲苟活于世，也是难事。面对灾难人生，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首领的阮籍，一方面因为自己对现实的怨望和不满，任诞使酒，放浪形骸，尽使白眼。却又无可奈何；一方面迫于司马氏的淫威，虚与委蛇，委曲求全，不得已还要与统治者做某种合作或交换，但其内心是极其痛苦的。痛苦的根源是，阮籍感到，在司马氏专制的这块大地上铺就的人生道路是绝望之路——“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穷途末路，无路可走。这种情怀，不仅体现在阮籍嵇康身上，而且体现在其他的古代诗人作品里，深埋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李白不是借醉酒写了“与尔同销万古愁”吗？阮籍的《咏怀》（其一），就非常具有原典意义。 金风送爽的秋夜，诗人却久久地难以成眠，这定是由于心事沉重吧？起身小坐片刻，或是披衣徘徊一番，也不妨为一种消愁的办法。但是，“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如此端坐弹琴，却肯定不是文人一时的雅兴了。阮步兵所弹的这把古琴，肯定也有嵇叔夜那把的神韵——嵇康不是也写过“目送归鸿，手抚五弦”的诗句吗？也用古琴宣泄了难言又难忍的痛苦吗？琴是诗人可亲可敬的朋友，是他倾诉心曲的对象，是他向世界表明情感态度、传达信息的媒介。前此，“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曾写过《七哀诗》“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后世的岳飞《小重山》中有“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因此，我们可以想见，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学术思想，与时消息。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自然”与“名教”之辨从此作为玄学思潮的一条主线，贯穿于玄学发展的始终。 名教本于自然———对名教的本体论论证 正始时期，何晏、王弼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晋书·王衍传》记载：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立论

魏晋玄学产生与展(四)

魏晋玄学产生与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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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四) 天才的诞生： 黄初七年，曹丕在位的最后一年，奉这位皇帝之命而继承王粲爵位的王业家中，添了一个小儿子。 王业的长子取名王宏，宏，发扬光大，意味着使一度中断的王粲家族兴旺发达；王宏字正宗，以肯定其正统的继承人身份。所以当小儿子出世命名时，取名为“弼”，意为辅助，后字为“辅嗣”，以表示帮助兄长王宏共同振兴家族。 于是，世上一个姓王名弼，字辅嗣的男儿诞生了。 山阳王氏深厚的文化渊源，荆州学术的薪尽火传，还有王粲留下的来自蔡邕的近万卷书籍，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家学内容。这是王弼先天的财富也是他后天成功的基础。 关于王弼童年以及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内容，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从那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另一位少年才子钟会所受的教育中，可以间接的推导一些王弼学习的基本内容。 颍川钟氏家族与山阳王氏关系密切，钟氏家族以擅长刑名学和古文经闻名。 钟会追忆自己文化启蒙教育的过程中这样写道: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岁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尽管家庭文化传统十分重要，而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更为重要，尤其是当一个思想家在其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代，他所生活的氛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正始时期，何晏等“浮华分子”上台后所掀起的玄学思潮风靡了思想界，而这时的王弼才十五岁，正是最容易接受“奇文异训”的年龄。 正始玄风主要风行于首都洛阳的上层知识界和上层贵族官僚青年中。王弼恰恰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山阳王氏是名门望族，与汝颍名士为世交。王业是王粲的嗣子，正始时期在中央尚书台任尚书郎，全家定居在洛阳，生活在上层士族文化环境中是无疑的。

论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

本科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论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 论文作者：刘丽红 指导教师：张保宁 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 班级：（2）班 学号：0508010227 提交时间：2009年5 月5日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说明：本表填写后由学生妥善保存，毕业论文写成后将本表排放在论文封面之后装订存档。

论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 摘要：本文旨在介绍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分四部分进行论证。首先，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政治现实下的处境来分析咏怀诗的内容；其次，从创作宗旨和体制结构论证咏怀诗对前人的借鉴和发展；再次，从三方面论证传统艺术手法如比兴、象征、典故引用等在咏怀诗中的具体体现；最后，论证魏晋之际崇尚博物和异学风气的影响对咏怀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阮籍；咏怀诗；艺术特色；成因 The Artistic Traits and Forming Reasons of Ruan Ji’s Y onghuai Poems Abstract：The thesis will demonstrate the artistic traits and forming reasons of Ruan Ji’s Y onghuai Poems from four aspects. First, to find out what effect the certain background, especially the speci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has had on the poems. Second, to study the writing motive and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se poems, so as to prove the inheri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m. Third, to explain such ways of rhetoric as describing other things before pointing to the real object, symbolizing and using quotations from classics applied to these poems from three different angles. lastly, to demonstrate the accelerating influences of the erudited and heretical views of Wei and Jin dynasty on Y onghuai Poems. Key W ords:Ruan Ji;Y onghuai Poems;Artistic traits; Forming reasons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汉魏之际，学术巨变。随着经学危机的加深和黄老之学的复兴，儒、道异同成为重要的思想课题。玄学的思潮应运而生。 经学危机： 道家思想从西汉至魏晋经历了一个由盛经衰又至盛的过程。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提倡黄老之术长达45年，汉景帝时，儒、道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 到汉武帝时代，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终。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以“名教之治”为理论核心，宣扬君权神授，强调道德教化。适合大一统专制皇权的胃口，被汉武帝立为官方哲学。之后在朝廷的扶植与思想界的参与下，逐渐渗透到两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统称之为汉代经学思潮。 自东汉中叶开始，经学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 一为繁琐： 为了实现政治需要，对“六经”进行“微言大义”的无限发挥。 《汉书·文艺志》：“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清儒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言:“一经说至百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毙正坐此。”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载“夫言立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 二为神秘： 谶纬之学的介入，导致经学的恶性发展不可遏止。 “谶”是用诡秘的用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纬”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的经典所作的解释。 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神话儒学，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

仅《春秋》一书，目前可见的相应汉代纬书种类即达15种。这些纬书大多荒诞不经，而汉儒却极力将谶纬与经学融为一体，用谶纬注释六经。甚至出现了像《白虎通》这样的儒学神学融为一体的法典化著作。 《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 …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扣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经学的谶纬化，标志着经学思潮即将寿终正寝。 三为实践： 汉代经学在政治领域的活动是以“名教之治”形式出现的，并与当时的察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悲的是，道德教化一旦与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则立刻变成了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后汉书·种嵩传》载田歆之言“今当举六孝廉，多的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 清官尚且如此，剩下那些三观不正的可想而知。道德教化反而成了摧毁道德的工具，“名教之治”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黄老复兴： 在中国思想文化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汉魏之际，道家学说占有主导地位。 表面上看，两汉的学术思潮似乎走进了一个由黄老到经学再到黄老的圆形，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螺旋似的运动。 自东汉中叶随着经学危机的不断加深，形式发生逆转。 东汉安、顺之际出现了代表上层士人的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和代表下层士人及农民的早起道教，他们在寻找思想武器时，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集中在曾给汉初社会带来安定繁荣的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也在发展中演化为政治形名学与神仙方术两个流派。 西汉初期与东汉末期形式不同，所以两个时期的黄老之学也各自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汉初需要修生养息，此时的黄老之学强调的是“清静无为”；东汉末年时弊是繁琐、虚伪和腐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魏晋南北朝特定的时代条件，决定了该时期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绚丽多姿，异彩纷呈。如果同汉、唐相比，揆其大要，其基本特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一、自觉趋向型文化特征 黄巾大起义促使东汉大帝国的瓦解，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极大冲击，人们的思想从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因而人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汉末至隋约400年内，基本上处于长期分裂割据（西晋统一至八王之乱只有8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那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家族，每一个社会政治集团，每一个割据政权，要求得生存、自立和发展，都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或者发挥人才的优势，从而有利于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显示。加之东汉统一帝国的瓦解，人们热衷于寻找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这些时代条件不仅使得各类人才辈出，而且促使学术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纵横、佛、道以至兵家都应时而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当时从政治斗争到思想理论斗争的许多主张，都与儒家名教相悖逆。早在曹操与袁绍等联兵反对董卓时，二人在论如何夺取胜利时曹操提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所谓“智力”，指人的才能，“道”乃指由人制订的适时而变的各类政策方针。曹操认为在群雄逐鹿中要取得胜利，只有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因此，他多次下令主张“唯才是举”，不仅“盗嫂受金（者）……吾得而用之”，甚至“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本纪》），皆可录用。清谈名士嵇康不仅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还公开宣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鲍敬言从老庄任自然的思想出发，针对儒家所谓“天生蒸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授说，揭示国家、君臣以及政治制度的出现，都是暴力和征服的结果，也是压迫、贫苦和战争的根源。鲍氏对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讲的“无君而庶民定，无巨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社法，束缚下民”（严可均辑校《全三国文》卷四十六阮籍《大人先生传》），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著名的“无君论”（《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诘鲍篇》），反对国家、君臣、政治制度的存在。皇帝绝对权威的树立，如果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年）算起，到鲍敬言所处的两晋之际，已有约550年的历史。鲍氏对封建专制之核心君权的彻底否定，尽管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但他在理论上的勇气，反对政治压迫的实质，以及在思想意识上趋向自觉的精神，都是值得赞许的。 与“无君论’思想相辉映的，乃是“神灭论”和“笑道论”。从西晋阮瞻的“无鬼论”，到刘宋范晔的“死者神灭”，“天下决无佛鬼”，再到范缜的“神灭论”，北周甄鸾的“笑道论”，均针对欺骗人民的佛道教义及维护封建统治的神仙鬼神之说。特别是范缜的《神灭论》把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推向顶峰，它有利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趋向自觉，有利于科学的进步。上述对封建统治理论的核心名教禁锢的突破，以及对封建统治政权核心君权的否定，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人们思想的一次相对解放，从而促使人们的文化心态向自觉趋向发展。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压迫最深，因而她们的社会地位及其思想观念，最能说明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自觉趋向程度。东晋葛洪曾生动地描绘了两晋南方妇女的社会生活，说她们离开织机，走出厨房，拜亲访友，周游城邑，游戏佛寺，观赏渔猎，登山临水，出境庆吊，途中有说有笑，有时甚至举杯痛饮，引吭高歌（《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疾谬》）。这里所表现的妇女的社交活动和社会地位，似乎同男子没有多大区别。北朝妇人主持家务，参予政治活动，以及反映妇女地位提高的一夫一妻制的出现，显然是鲜卑习俗对北朝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它反映了北朝民族融合这股历史主流对当时北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由于儒家男尊女卑观念受到冲击，少数民族风俗的习染，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有了掌握文化的机会，因而当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歌星以及深通儒家经典的女文人学士。她们写下了诗、赋、谏、铭、颂、书流传于后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两晋妇女有文集者计12人，共40卷；十六国前秦妇女有诗文集者1人，共1卷；南朝妇女有文集者计7人，共39卷，1人注书7卷。此外，有姓无名，标某氏撰文集者计37人，共106卷，其中应有一部分为妇女所作。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因而其思想观念也趋向自觉，从而妇女出外游学，步入仕途，从军，自由选夫等为封建伦理纲常所不容的事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有出现。上述妇女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