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钱钟书的“化境说”

钱钟书的“化境”说简介

摘要：钱钟书不仅是国学大师，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独到见解。本文主要对钱钟书先生的翻译理论——“化境”说，从它的起源，背景以及内涵等方面进行简单的阐释，旨在让广大读者对钱先生以及他的“化境”说有更深的了解。

关健词：化境；翻译理论；起源；背景；内涵

Abstract: Qian Zhongshu, a learned and versatile scholar，is well versed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He is not only a master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but also an original theorist in translation. His most famous translation theory is sublimaion. This paper mainly explains the origines, backgrounds and connotations of sublimaion in order to let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Mr Qian and his theory of sublimaion.

Key words: sublimaion; translation theory; origines; backgrounds; connotations

一．引言

翻译的标准是什么？关于翻译的标准，清代翻译家严复提出：优秀的译文应该做到“信”“达”“雅”。即忠实于原文，笔译流畅，文字雅典。自严复“信、达、雅”三字说问世以来，我国译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几乎从未间断过。综观起来大体上分三类：一是主张继承沿用“信、达、雅”标准，同时赋予它各种新的含义，如劳陇先生的《“雅”义新释》；二是主张扬弃译界争议最大的“雅”字，在“信”、“达”的基础上对严复的标准加以发展，给前人的理论注入新的内容，如刘重德教授的“信、达、切”；第三种主张是在对严复的“信、达、雅”全面剖析之后，用新的标准取而代之，如傅雷先生的“神似”说，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等。在所有这些译论中，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尤为引人注目，译界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也特别耐人寻味。

二．“化境”说的起源

关于钱先生“化境”译论或“化境”二字的来源，学界一直探寻不辍，不过主要意见有三：

1、来自佛经文献。有人说“化境”二字见于佛经中的“禅悟化境”，指一种摆脱俗世纷扰、圆融和谐的境界。佛经中的“化境”带有宗教的神秘意味，如《华严经疏六》：“十方国土,是佛化境。”指的是“佛经中指可教化的境域。”《辞海》将化境定义为“如来教化所及的境域”。

2、来自金圣叹的“化境”说。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水浒》序言中曾把文学创作上的境界分为三种，即“圣境”、“神境”、“化境”。金氏进而从心与手的关系来说明这三种境界的：“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文章之化境也。”（金圣叹《水浒传·序一》）关于“化境”，金圣叹说：“夫文章至于手心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也。而独能令千世万世以下读者读吾文章，其心头眼窅然有思，乃摇曳有局，乃铿锵有句，而烨烨有字。”（金圣叹《水浒传·序一》）金氏所谓的“化境”乃是创作中的不写之写，属于最高境界。

3、来自王国维的“境界说”。中国的境界理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并把“境界”和“道”作为人生和生存意义的最高理想和追求。王昌龄最早提出“物境”、

“情境”、“意境”三境说,意境范畴正式诞生；刘禹锡提出的“境生于象外”对意境的内涵第一次正面界定；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预示着由味到韵的转化；清王士缜论诗创“神韵”说；王国维是境界理论的集大成者,把境界推举为美学的最高范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王国维认为“气质”，“神韵”是末，“境界”是本，从而把境界推进到本体的理论高度，第一次赋予这一理想以成熟的理论形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境界以形而上的本体论意义。

三．“化境”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任何翻译理论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国家在那一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所以研究钱钟书的“化境”说，也应该在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下进行。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包括钱氏理论在内所有翻译理论的提出，都是为了满足当时文学翻译迅猛发展的需要。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我国当代翻译文学历史的序幕。从此，我国的翻译文学也进了崭新的时期。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被译成汉语的主要是一些进步的革命性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来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仅有屈指可的数十部古典文学名著被翻译出版。在文革时期，由于许多作家和文学翻译家受到不公正的迫害，他们进一步研究翻译理论的热情和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挫伤了，以至于这一阶段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翻译史上最低潮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钟钟书凭借一名作家和学者的高度责任感，又一次投身于翻译问题的研究中。1962年和1964年间他发表了三篇重要的文章，《通感》(1962)、《读<拉奥孔)》(1962)、《林纾的翻译》(1964)。这些论文以一条主线相互关联，即中西方语言和文艺美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探讨了翻译和文学交流方面的很多问题，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化境”。

四．“化境”说的内涵

钱先生的“化”，是从《说文解字》的一段训诂文字中引申出来的。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显而易见，钱先生的“化”，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而对于“化”，钱先生又进一步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才能说算得上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致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因此我们け看出钱钟书认为“化”应该包含以下涵义：

1．“化”同时包含改变形式和保留内容或思想和风格。

2．翻译应该“达”，应该和译入语语法规则保持一致。

3．翻译应该在内容思想风格上忠于原作。在形式转变过程中，译者不得“从心所欲，不逾矩”。

4．“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因此，“化”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是翻译的最高理想。钱钟书的理论深度已经触及翻译本体论层面，涉及到翻译本质、过程、作用、语言与思想的距离等重大理论问题。作为最高理想和境界的“化境”超越了一切功利性的价值判断与伦理标准，追求的是一种忘我的审美愉悦境界，体现的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存在。同时，作为最高理想和境界的“化境”也超越了现实世界，进入原作者所描绘的精神世界，透过语言之表，体会象外之象，韵外之旨，模仿其神情，仿佛其语气，译者与原作融为一体，不知何者为主，何者为客，从而达到“游心化境”。

五．结语

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建立在其英汉翻译的丰富实践基础之上，他本人在翻译实践上的巨大成就，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化境说”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同时也为其实践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如果不站在本体论的理论高度，那就不能真正理解“化境”的理论精髓；如果单纯把“化境”看作标准或方法，那就掩盖了“化境”所包容的丰富内涵，也就降低了钱钟书的理论水平。因为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和尺度，翻译标准是翻译批评的依据，主要功能在于评价译文的质量，指导翻译实践，规范翻译行为。从形而上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到形而下的翻译标准，中间有着太远的距离，二者是不可直接通约的。钱钟书先生综贯百家，博通中西，精通古今中外的艺术理论，由文艺学美学推衍出文学翻译审美的理想境界“化境”。

参考文献：

[1] 劳陇. “雅”义新释[J]. 翻译通讯，1983

[2]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商务印书馆，1984

[3] 钱钟书. 钱钟书散文[C].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4] 钱钟书. 七缀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5]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浅论钱钟书的《围城》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拟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 浅论钱钟书的《围城》 学员： 专业：汉语言文学 年级：2010级 学号：***** 指导教师： 论文成绩： 工作单位：石河子****学校

浅论钱钟书《围城》 摘要： 《围城》是钱钟书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留法回国的青年方鸿渐为中心，描绘了一群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的生活、工作、婚姻恋爱等方面所遇到的矛盾和纠葛，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猥琐灵魂与灰色人生，色彩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病态社会中学术圈子里伪文化人的真实故事。 《围城》是一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但又充满浓郁的喜剧色彩。钱先生的创作根基是讽刺。《围城》语言的独特性在于强烈的讽刺性。讽刺技法也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比喻、议论、夸张等的运用，有时在简短的言语或词语中显露机峰；有时却在大段的叙述或描写中深藏着；而且文章还含有深意的象征。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典型情节、语言艺术三方面来论述《围城》这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 关键词：知识分子人物塑造艺术语言艺术典型情节

提纲： 《围城》是一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曾被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称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其语言深得“文字游戏三昧”，而又绝非词浮意浅的游戏文字。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钱钟书和他的《围城》。 一、介绍小说《围城》的故事梗概。 1、介绍作者钱钟书。 2、介绍故事梗概。 二、论述小说的人物和典型的故事情节。 1、小说的人物塑造艺术 2、典型的情节与评价 三、论述小说的语言艺术 1、幽默的形象讽刺 2、讽刺手法的多样性 （1）比喻讽刺 （2）微妙的心理讽刺 3、蕴含深意的象征 四、结语：杨绛所言《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人生的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均在《围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论钱钟书的《围城》

当代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是一篇“五四”以后新文学中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它不仅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它的文学艺术成就也是十分凸显的，在当今文坛上就有新《儒林外史》的美誉。作品以留法回国的青年方鸿渐为中心,描绘了一群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的生活、工作、婚姻恋爱等方面所遇到的矛盾和纠葛。作者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含苞待放 纵观整部作品，其独特的讽刺艺术与比喻艺术是最为突出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围城》将钱钟书独特的讽刺艺术表现的淋漓尽致。它的幽默的讽刺手法灵活多样,运用漫画式的笔法、调侃式的行文、微妙至极的心理讽刺来达到讽刺的效果。就艺术表现而言，尤以比喻使用得最多最精彩。《围城》的故事情节只好比一幅画的简单线条,而语言修辞则是它的色彩,比喻却是其中最亮丽的颜色。这种语言修辞艺术贯穿了小说全篇,将各人物的性格、心理与行为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以下对这两个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围城》的讽刺艺术 （一）幽默的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这主要表现在: 1、漫画式的笔法 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进行了一番讽刺描绘。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 2、调侃式的行文 作者常用半讽刺半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联想特别丰富,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贯中西,联想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

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广东省电白县环城中学 黄兆科作者 2005-1-15 11:12:47 【内容提要】本文拟从讽刺艺术的角度分析《围城》的语言艺术。钱钟书先生独树一帜，活用讽刺恰到好处，可谓新奇巧妙，充分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术，不愧是一位“语言魔术大师”。本论就对作品中的讽刺艺术作以下四方面的研 究： 一、运用比喻进行讽刺； 二、运用活用词语进行讽刺； 三、运用英文词语进行讽刺； 四、运用文言文词语进行讽刺。 【论文内容】在致老友郑朝宗教授的信中，钱钟书先生恳切地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面对“钱学”高涨的局面，钱钟书先生就是这样保持一个真正学者的谦虚谨慎的态度的。钱钟书 先生的为人、为文都如此可贵。 《围城》是钱钟书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留法回国的青年方鸿渐为中心，描绘了一群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的生活、工作、婚姻恋爱等方面所遇到的矛盾和纠葛，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猥琐灵魂与灰色人生，色彩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病态社会中学术圈子里伪文化人的真实故事。《围城》是一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但又充满浓郁的喜剧色彩。作品思想沉潜，寄慨深远，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钱先生的创作基调是讽刺。《围城》语言的独特性在于强烈的讽刺性。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钱先生在通篇作品中没有用说教来揭露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病，而是用讽刺。由于钱先生这位语言的魔术大师在小说中运用了妥贴而出人意表的比喻，辛辣冷峭的

讽刺，机智的幽默以及洞悉入微的心理分析，作品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小说一经载，便风行一时，更一版再版，引发了一股《围城》热潮，甚至被译成英、俄、法、德等十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堪与矛盾的《子夜》媲美。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不能不归功于钱 钟书那非同一般的语言技巧。 值得一提的是《围城》中高明的讽刺艺术。《围城》的讽刺不像同时期“左联”作家那样的长枪大戟，勇猛直前地同恶势力作战。在《围城》中钱钟书先生是冷眼旁观，忽而冷嘲，忽而热讽，出尽了那些庸俗知识分子的洋相。读《围城》，必然是一次轻松舒适的经历，小说对人物稍纵即逝的细微心理变化的把握，对人情世态的精确入微的描写，均堪称独到。他的讲述，处处流露出俏皮、诡异、聪明的评论者本色，而幽默之中又可让人体会到潜藏于后的悲剧意味。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也就是说钱钟书是着眼于整个人类的。这种忽略阶层和时代的描写手法，也许是《围城》在刚面世时不如《家》、《春》、《秋》那样受欢迎的原因，但也使《围城》的魅力长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里窥见自己的影子。 一、运用比喻进行讽刺 《围城》的成功离不开大量妙趣横生、联篇缤至的新鲜比喻的创造和运用。他在比喻的创辟运用及建设独具风姿的批评语体上开了一代之风气。《围城》用喻之繁富令人叹为观止，随手拈来即妙语成珠，益人神智。在《围城》的讽刺语言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比喻。据有人粗略统计，书中的比喻多达七百余条。钱钟书的比喻别出心裁，超出常人的想象。他利用喻体和本体在价值等级上的强烈反差逻辑性，达到对对象的嘲讽贬抑，使作品显得更加机智、诙谐、幽默。他的比喻之所以取得特别强烈的讽刺效果，关键在于他所用的喻体。书中的 喻体既丰富又新奇，实在令人叹服。 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又如：说“鲍小姐那类女人” 是不“伤春”的，“一切

高中语文美文赏析大语文名家主题阅读钱钟书《说笑》素材

说笑 钱钟书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惟一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Ｗ．Ｓ．Ｂｌｕｎｔ）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呜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鸩之呼妇（Ｃｏｏｉｎｇ）。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说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像。据荷兰夫人（ＬａｄｙＨｏｌｌａｎｄ）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ＳｕｄｎｅｙＳｍｉｔｈ）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ｗｉｔ）。”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

论钱钟书《围城》的主体思想

论钱钟书《围城》的主体思想 ——函授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围城》是40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讽刺性极强的一部小说。该小说中，钱钟书涉笔成趣，广泛描写了社会的形形式式，写尽了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在文化、价值方面的断裂、错位、颠倒与冲突，展示了传统对于现代中国的自我围困的主题。对在传统围困中消磨着人生的方鸿渐、高辛楣、苏文纨等中国西式知识分子和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从文化的中、西，现代与传统的多重背景上，从哲学、思想多重角度作了精心的审视。其间无不“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且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关键词：喜剧、小说、文化、讽刺、人生、钱钟书。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1944年动笔写，成书于1946年。这时作者正在沦陷“孤岛”——上海。1944年，湘桂战役大溃败，国民政府腐朽而不可救药。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此时，作者对黑暗的诅咒、嘲谑，对光明的期待及焦躁，这作为一种创作心理，反映在《围城》上，使讽刺成为这部小说的主色调，也体现出现代文学的喜剧品格。另外，该小说还侧重于对人生的探索，但仅只是人本的、形而上的层次。 首先，《围城》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映和讽刺，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围城》首先是一个流浪汉——方鸿渐的喜剧旅程。留学法国的青年方鸿渐，从海外归来，然而返回家乡后却总是不

能安顿，一再踏上漂泊的旅程。先在银行里，接着去了三闾大学，然后到了新闻社，最后又决定去重庆，每次都以希望始而以失望终。夏志清认为，“《围城》称得上是‘流浪汉’的喜剧旅程录”，即《围城》有18世纪英国“浪荡汉小说”的风险味道①。钱钟书借他一路漂泊的机会，涉笔成趣，广泛描写了社会的形形式式：西式餐馆内，“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除醋外，面包、牛奶、红酒无一不酸”。内地旅程中所乘坐的沙丁鱼罐车又挤、又破，“乘客都蜷曲波折，腰跟脚变成了几何学上有名的角度”，且车子随时抛锚。欧亚大旅社内，肥硕的女掌柜摊开胸膛喂孩子奶，用香肠式的帮女儿捉虱子；所喝牛奶咖啡”又黑又香，上面浮着一层白沫，像人的唾沫；“三鲜糊涂面”又腻又粘，像一碗浆糊；床铺上跳蚤无处不在，“咬得体无完肤，抓得指无余力”。鹰潭客栈内，又冷又黑的红烧肉；落满苍蝇，“似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的馒头；不知多少年的一块长满蛆虫的肉，店主美其名曰“肉芽”。这些，既写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沦陷区”的人们对正常的生活都已麻木，无心也不可能有条理地打理起生意，使一切都那样萧条、不堪入目。这无不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控诉。其次，《围城》在冷静、如实的叙述中，使环境和人物心理及自身的言行构成讽刺，尤其是作者深入把握和表现了人物情感变化中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使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独特的讽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小说中，举凡道德、风俗、人情，无不笼罩在他的讽刺之下，古今中外的警句妙喻，随手

钱钟书围城艺术手法的运用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设计（论文、作业）评审表 题目浅谈钱钟书《围城》中艺术手法的运用 姓名卞德领教育层次本科 学号 1313001263496 省级电大河北电大 专业汉语言文学分校沧州电大 指导教师陈志毅教学点沧州电大直属部 论文完成日期二○一五年四月

学生毕业设计（论文、作业）评审表

浅谈钱钟书《围城》中艺术手法手法的运用 当代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围城》是一篇“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在当今文坛上就有新《儒林外史》的美誉，作家以幽默、辛辣的笔法讽刺时态弊端。语言风趣幽默，妙趣横生。人物形象丰富、生动，令人赞叹的精辟比喻，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古今中外的典故、逸闯，纷至沓来。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以漫画式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神形惟妙惟肖地描绘出各色男女在特定的场合下的所思所想，传达出人物瞬间所萌发的情思与微妙的心理情绪。《围城》主要描写了以方渐鸿为主人公的一群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的群相。他们有的矜持自负，有的自以为是，有的优柔寡断，有的玩世不恭，有的虚伪矫情，有的懦弱守旧，有的庸俗贪财，有的心机深沉，当然也有一个乖巧简单的。他们置身于保家卫国的战争外，却处于工作、婚姻、恋爱、生活等勾心斗角的战争中。在钱钟书先生幽默风趣的笔调下，小说中独特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钱钟书机智幽默的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机智幽默的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作者擅长用讽刺性的比喻进行评点的技巧，生动风趣，使人忍俊不禁，显示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例如方鸿渐经不起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懂得文凭的重要，文章评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一精辟的评点，新颖深刻，含蓄幽默的方式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文中多处采用了重复手法，增强了讽刺的艺术性。《围城》中的重复手法别有特色，含有几分机智的俏皮劲。留学归来的鲍小姐，袒胸露背，扭捏造作。小说就反复把她比作熟肉店里的熟肉和熏火腿：“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紧接着小说中又借用“真理是****裸的”格言，把鲍小姐轻薄、肉感、放荡不羁的习惯，写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作者能把彼此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可又合巧的很，能找出别人难以发现的共同点，这样由此及彼达到了很高的讽刺效果。例如写国统区物价上涨，“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又象得道成仙，平地直升”。方鸿渐一行在泥泞中艰难的行走，把众人刮的鞋泥比作“贪官的地皮”。“物价”和“风筝”，“鞋泥”和“地皮”，这些不

读《伊索寓言》——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

钱终书的文学创作既有现实主义品格，又有现代主义品格，这种肯定代表了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以《围城》为代表的钱钟书文学创作的总体评价。本文试图以创作心理研究为主线，把钱钟书这样一个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家，放到波澜壮阔，传统与现代双重变奏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对他的文学创作——以现代白话文体写的全部作品，适当考虑旧体诗和外文作品——作深层把握，并观照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以后更长时间内的文学走向。亦即，我们要阐释钱钟书文学创作深刻的人生忧患感，深沉的文化心理感和深蕴的历史感。一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相比，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更深的亲缘，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传统忧患意识到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的心理转型。在完成其主要的现代作品以前，钱钟书已是一个出色的旧体诗人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家。因而，无论在知识体系还是在情怀感通上，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性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是非常突出的。然而，钱钟书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思潮有深层把握的现代作家，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切亲缘并没有产生归附意识，而是予以冷峻的现代观照。在此应该提及他早年的两篇英文论文，一是《中国古剧中的悲剧》，文章在与西方戏剧对比中，认为中国悲剧缺乏西方那种由崇高引起的激情意识，使观众只简单地停留在对悲剧人物的个人同情中。一是他为《中国年鉴》（1944-1945）写的《中国文学》一文，他对中国小说的评论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中国讽刺作家只俳徊在表层，从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颓败……。正如中国戏剧家缺乏”悲剧的正义“的意识，中国讽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1945年正是钱钟书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他对中国小说作出这样锐利的批判，鲜明地透露出他自己的创作心理意向：摒弃那种温和的取笑，代之以对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探察，对文化人格作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这等雄心我们可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得到印证。很少有别的中国现代作家能象钱钟书那样对自己所属的知识阶层作出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其程度之激烈，的确做到如他自己所说的“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在他最亲密的交游圈子里都引起不满。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和现代审视使钱钟书在创作心态上，完成了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学的精神是被社会伦理高度规范化的，所谓“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说充分体现了以社会伦理为主导的价值坐标系统。在此价值系统中，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是中国文艺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突出表现。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可谓渊源流长，绵延不绝，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亡国之音，隔代相闻，故国之思，不绝如缕。钱钟书身处国弱民穷，“忧患遍均安得外”的现代中国，当把心智投向文学传统时，对作为中国文学主导精神之一的忧患意识有更深刻的体验。然而，在钱钟书身上这种忧患意识毕竟得到比较彻底的现代转型：从“身-家-国”外向型的慨兴转向“人类-人生-人性”内向型的警悟，从对人生境遇，家国命运的寄兴转向整个人类文化价值和人性心理困境的体察，也即从传统的社会伦理本体转向人类学哲学本体。在这种转型中，忧患意识的本质属性——-对人类命运和苦难的审美体验——-未有根本的动摇，但其中的精神导向有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与传统忧患意识常有的那种沉郁缠绵格调迥然不同的气质：觉醒和警悟。这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种书身上表现为：第一，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境遇有着深刻和真挚的关注。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整个人类内部（人己之间）的精神沟通的高度关注。钱钟书身上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类意识，这种“类”不是阶层的职业的乃至民族的“类”，而是取整个人类意义上的极大“类”。就以《围城》来说，钱钟书明确地说他最终的兴趣不在他自己归属的知识阶层这一小类，也不在于中国的族类，而是整个两足无毛，圆颅方趾的人类。钱钟书执著地追求一种类性相通的精神境界。在人与人创造的文化层面上，人类创造物的精神属性有着比较彻底的同一性，在1945年12月发表的《谈中国诗》一文中，钱钟书称：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

张爱玲 钱钟书 文章比喻句子摘选

比喻句子摘选 来源：钱钟书《围城》、张爱玲《半生缘》、张爱玲《琉璃瓦》、张爱玲《金锁记》 “天空早起了黑云，漏出疏疏几颗星，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白天的汪洋大海，这时候全消化在更广大的昏夜里。” ——钱钟书《围城》第一章 “一个气概飞扬，鼻子直而高，侧望像脸上斜搁了一张梯，颈下打的领结饱满齐整得使方鸿渐绝望地企羡。” ——钱钟书《围城》第三章 “父母的同情施错了地方，仿佛身上受伤有创口，而同情者偏向皮肉完好处去敷药包布。”——钱钟书《围城》第四章 “鸿渐嘴里机械地说着，心里仿佛黑牢里的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见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 ——钱钟书《围城》第五章 “她在户内也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布罩袍，倒像个高小女生的打扮。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张爱玲《半生缘》第一章 “今天晚上有月亮，稍带长圆形的，像一颗白净的莲子似的月亮，四周白蒙蒙的发出一圈光雾。” ——张爱玲《半生缘》第三章 “马蹄得得，在雨夜的石子路上行走着，一颗颗鹅卵石像鱼鳞似的闪着光。” ——张爱玲《半生缘》第四章 “她穿着乳白冰纹绉的单袍子，粘在身上，像牛奶的薄膜，肩上也染了一点胭脂晕。”——张爱玲《琉璃瓦》 “他定眼一看，可不是铮铮！烫鬈的头发，多天没有梳过，蟠结在头上，像破草席子似的。”——张爱玲《琉璃瓦》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张爱玲《金锁记》

论钱钟书中的知识女性形象

论钱钟书《围城》中的知识女性形象 【摘要】本文针对目前钱钟书小说研究中存在的侧重于《围城》研究，侧重于男性人物形象研究的两种倾向，从女性人物入手，对小说中的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形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揭示出了4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从而对钱钟书的小说创作及其女性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钱钟书小说评论知识女性女性形象 钱钟书先生一生博学多能，著述颇丰，但其小说创作却有限，仅有《围城》和《猫》、《纪念》这一部长篇和两个短篇。然而就凭这几部作品，钱先生就已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大家地位。 钱钟书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幅幅生动的40年代旧中国的图景，聚焦的是这一图景中的一个卑微的群体——知识分子。虽然钱先生小说中人物众多，千姿百态，但始终活动在前台的是一群知识分子。描写知识分子，这从钱先生的经历、学识、性情、兴趣、环境等因素来分析都是合理而必然的。反映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并以此折射出当下中国内忧外患、国力凋敝的生存状态，这也许就是包括钱钟书先生在内的所谓“第三阵线”中的作家们欲达到的目的。 在许多分析钱钟书小说人物的文章中，论者的兴趣点和重点有两个主要倾向：一是集中在《围城》，极少论及《猫》、《纪念》及其中的人物；二是集中在男性人物，较少论及女性人物，论及时也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这两种倾向造成了钱钟书小说研究的不完整性，也影响了我们对钱钟书小说的释读，并从中获取更深刻的人生感悟。本文拟从钱钟书的三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入手，去分析、体验4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 一、共性分析： 钱钟书小说中的女性大都美丽、智慧、多情、善感，这很符合中国男人低俗而陈旧的审美趣味。而她们的柔弱、哀怨、狭隘、无助，又可满足男人的优越感和征服欲。当然，这些并不是钱先生笔下女性形象的全部。在我看来，这些女性还具备了以下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共同特征。 1、知识女性 钱钟书先生极擅长对知识分子命运进行揭示，其小说的笔触都置于知识阶层，小说中的女性也多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围城》中留洋回来的苏小姐、鲍小姐、孙姑妈自不必说；孙柔嘉也是大学毕业后去三闾大学谋职的；此间的范懿、刘小姐，一个是讲师，一个是助教，自然是有知识的；即使是因“病”赋闲在家的汪太太也是带着“中国画”和“钢琴”两份中西合璧的文化嫁妆来到汪家的知识女性。此外，《猫》中的爱默，毕业于美国人办的时髦女学，也算是受过良好（而且是西式）的教育。而曼倩（《纪念》）则是在没有情人的状态下完成了她的大学教育……。钱钟书的目光和注意力都放在知识女性的形象上，即便是小说中偶有出现的其他阶层的女性形象，如《围城》中方鸿渐的两个浅陋、粗俗、无聊的弟媳，与李梅亭眉来眼去的苏州寡妇，“欧亚大旅社”奶孩子的胖女人，妓女王美玉，《纪念》中的“航空母舰”等，也都是为更突出、鲜明地塑造知识女性形象而设置的，她们只不过是知识女性形象的铺垫和陪衬而已。 2、处于《围城》之中 “围城”于读者而言是一个具有很大解读空间的词语，钱钟书先生借西方“金色鸟笼”和

浅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浅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摘要 《围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作者钱钟书在他所熟悉的生活环境里, 以其生动细腻的笔触表达了他独特的生活感受, 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小说着力于描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 某一类人物", 即主要由三、四十年代一部分欧美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组成的知识社会、知识阶层人物, 从剖析他们个性、道德上的弱点入手, 揭示其精神上所处的重重困境, 由此而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腐朽和没落。从而表述了作者——一个爱国的、信仰科学和民主的知识分子对于旧时代生活的深刻讽刺和感伤。小说广泛全面深刻地揭露了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 在这个意义上, 它的确是一部新的《儒林外史》。在小说的表现手法上, 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讽刺艺术, 作者既能有声有色地绘出人为的可笑可卑的行为, 以透视其五脏六腑, 又能以自己的博识, 设计精巧、超拔的比喻, 对人物作愚弄嘲讽, 笔酣墨饱, 无不淋漓尽致。 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围城》的讽刺艺术的手法和方法加以论述。 一、通过巧妙的结构安排, 以点带面的描写, 达到讽刺的目的 小说的结构非常的精致, 它以方鸿渐为中心人物, 通过他的生活经历以点带面地描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的生动群像, 深刻剖析了他们空疏、虚伪、卑琐的灵魂。

首先, 表现在社会对主人公方鸿渐生活遭际与个性弱点 的描述。方鸿渐留学英、法、德国, 归国途中与一些留学生"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 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可是, 他一旦回归封建家庭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圈中, 便只能为 个人的谋职与恋爱婚姻浑浑噩噩地忙碌。又由于他为人比较善良、软弱, 故在名利场与情场上屡屡败北, 最终不能不陷入精神上麻木困顿的绝境, 小说由解剖他的个性弱点与精神困境 入手, 巧妙地讽刺、揭露了畸形的世态人情。 方鸿渐最突出的个性弱点是怯懦, 他学的本是中国文学, 却偏要出洋"深造"。此事未免滑稽, 可在殖民化的旧中国却不失为时髦之举。留学四年, 兴趣虽广, 却学无专长, 最后迫于父亲和岳父的压力, 不得不于回国前买一个假文凭寄回去搪塞。不料岳父立即将他的博士照登报大肆吹嘘。这些文字看来是写方的经历与个性弱点, 落笔处却都巧妙地针砭了崇洋媚外、好尚虚荣的社会风习。在恋爱婚姻方面, 虽然真心爱上了唐晓芙, 却由于遭到苏文纨的中伤而致失恋。后来他到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 又接连受到老奸巨滑的校长的欺骗, 卑劣无 聊的同事的暗算, 在这里由于种种原因而与孙柔嘉结合了, 但孙并非他真正的意中人, 她多疑善妒, 专横有主见, 常动不动就与方争吵, 最后在一次空前的吵闹中导致决裂。作品往往由这类貌似锁屑的人物个性弱点和家庭纠纷, 来抒发对旧时 代生活的讽刺与无可奈何的感伤, 在艺术表现上更为独到。 其次, 小说以方鸿渐的生活经历为线索, 将讽刺的笔锋 伸展到中上层知识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对于人物个性与道德的批判入手, 揭露和抨击畸形的社会世相。

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一)

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一) 钱终书的文学创作既有现实主义品格,又有现代主义品格,这种肯定代表了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以围城>>为代表的钱钟书文学创作的总体评价.本文试图以创作心理研究为主线,把钱钟书这样一个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家,放到波澜壮阔,传统与现代双重变奏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对他的文学创作--以现代白话文体写的全部作品,适当考虑旧体诗和外文作品--作深层把握,并观照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以后更长时间内的文学走向.亦即,我们要阐释钱钟书文学创作深刻的人生忧患感,深沉的文化心理感和深蕴的历史感.一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相比,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更深的亲缘,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传统忧患意识到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的心理转型.在完成其主要的现代作品以前,钱钟书已是一个出色的旧体诗人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家.因而,无论在知识体系还是在情怀感通上,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性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是非常突出的.然而,钱钟书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思潮有深层把握的现代作家,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切亲缘并没有产生归附意识,而是予以冷峻的现代观照.在此应该提及他早年的两篇英文论文,一是中国古剧中的悲剧>>,文章在与西方戏剧对比中,认为中国悲剧缺乏西方那种由崇高引起的激情意识,使观众只简单地停留在对悲剧人物的个人同情中.一是他为中国年鉴>>(1944-1945)写的中国文学>>一文,他对中国小说的评论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中国讽刺作家只俳徊在表层,从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颓败.......正如中国戏剧家缺乏"悲剧的正义"的意识,中国讽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1945年正是钱钟书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他对中国小说作出这样锐利的批判,鲜明地透露出他自己的创作心理意向:摒弃那种温和的取笑,代之以对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探察,对文化人格作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这等雄心我们可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得到印证.很少有别的中国现代作家能象钱钟书那样对自己所属的知识阶层作出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其程度之激烈,的确做到如他自己所说的"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在他最亲密的交游圈子里都引起不满.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和现代审视使钱钟书在创作心态上,完成了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学的精神是被社会伦理高度规范化的,所谓"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说充分体现了以社会伦理为主导的价值坐标系统.在此价值系统中,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是中国文艺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突出表现.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可谓渊源流长,绵延不绝,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亡国之音,隔代相闻,故国之思,不绝如缕.钱钟书身处国弱民穷,"忧患遍均安得外"的现代中国,当把心智投向文学传统时,对作为中国文学主导精神之一的忧患意识有更深刻的体验.然而,在钱钟书身上这种忧患意识毕竟得到比较彻底的现代转型:从"身-家-国"外向型的慨兴转向"人类-人生-人性"内向型的警悟,从对人生境遇,家国命运的寄兴转向整个人类文化价值和人性心理困境的体察,也即从传统的社会伦理本体转向人类学哲学本体.在这种转型中,忧患意识的本质属性---对人类命运和苦难的审美体验---未有根本的动摇,但其中的精神导向有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与传统忧患意识常有的那种沉郁缠绵格调迥然不同的气质:觉醒和警悟.这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种书身上表现为:第一,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境遇有着深刻和真挚的关注.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整个人类内部(人己之间)的精神沟通的高度关注.钱钟书身上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类意识,这种"类"不是阶层的职业的乃至民族的"类",而是取整个人类意义上的极大"类".就以围城>>来说,钱钟书明确地说他最终的兴趣不在他自己归属的知识阶层这一小类,也不在于中国的族类,而是整个两足无毛,圆颅方趾的人类.钱钟书执着地追求一种类性相通的精神境界.在人与人创造的文化层面上,人类创造物的精神属性有着比较彻底的同一性,在1945年12月发表的谈中国诗>>一文中,钱钟书称: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这也印

关于翻译家钱钟书先生

关于翻译家钱钟书先生 目录 摘要 (1) 关键字 (2) 正文 (2) 一、钱老简介 (2) 二、“诱”、“讹”、“化”的翻译思想 (3) 三、翻译例文欣赏 (4) 四、我的观点 (5) 参考文献 (5) 摘要 钱钟书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作家，也是一名翻译家，他对中国的翻译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主要对钱钟书先生在翻译方面的理论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通过举例展示了钱钟书老先生在翻译方面独特的手法。同时，在本文中还提到了我对翻译的理解，和我认为的要成为一名好的翻译的必要条件。 Abstract MrQian is not only a famous writer but a translator, wh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China. I will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his translation theory in my paper, and analyze the unique methods of his translation.

I also give my own opinion of the requirementswhich is necessary for being a good translator. 关键字 成就翻译观点理论原则 Key words achievement translation views theoretical principles 正文 一、钱老简介 中学时代，在语文课本上第一次接触到了钱钟书老先生。那时候只知道钱老先生是一个作家，只知道他写的文章很好，很受欢迎。后来才知道，原来钱老还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 在课上，通过高老师的讲解才知道，一个好的翻译，原来需要将两种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掌握好两种语言才能将一种语言的意思尽量完整的去转化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翻译，不仅仅是将文字的意思转化过去，能否将原文中所包含的意思很好的翻译出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所以要想做一个好的翻译，必须两种语言都掌握的很好。这段时间，我对钱钟书老先生的翻译及其对翻译的观点进行了简单的研究，在这里做下简单介绍并谈谈我的看法：钱钟书老先生是一代比较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化大家，是当代中国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之一。他精熟于英、法、拉丁、德、意、西等国文字与艺术，在很多重要的文化学术领域有着卓越的建树，主要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同时，对翻译理论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他在翻译学上的成就只是其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雕栏”，但对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钱钟书的诗学观

浅谈钱钟书的诗学观 07011014 孙悦文学院071班 钱钟书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公认的、贯通中西的文学批评大家。用《世说新语·德行》林宗赞语来说,可谓“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钱钟书广博的中西文化视野,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积淀,特立独行的文学批评观,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永久性贡献。他把中国文学研究纳入中西文学、文化的辽阔视野，而钱先生的比较视野就不是文化范围的宽广所能概括得了的；更重要的是，在钱先生的比较方法中体现着一种成熟的学术素质，集纳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各自的思维形态：一个是以事实与疑问的考察为运思目标，紧紧围绕问题，广博引索史料，追根究底，探源溯流的清代乾嘉以来的考据法；一个则是超越纷纭的文化现象，意在呈现现象内核，对象存在本质的美学感悟与哲理思辩相融汇的西方方法。钱钟书先生之确立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首先是要将中西思维引入问题的阐述中，使其彼此限制，相得益彰，充分地呈示出研究主体的学术思维质量，然后才在此基础上进入中西宽广的文化背景，在列举、分析、推论、升华、归结中形成文化的引证广度。 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性,以“打通”作自己的文化观,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作进入具体文艺理论话语空间的实用手段,以话语空间的阐释范式来达至中西文论“诗眼”、“文心”的“莫逆冥契”。 文化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综合,具有一贯性和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民族的集体无识。人们都会受到长期使用的语言——尤其是母语，所承载文化的影响,体现在生活习惯、思维模式、行为准则等方方面面。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广泛的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钱钟书秉承“不隔”的中外文化观；提出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储备、恢宏的视野与纯正的比较理念基础之上的“打通”对种种偏颇保守观念反思后提出不囿于中西町畦,超越了体用之辩的文化会通路径;倡导对话,以期达致异质文化互动中的并存。 伟大不朽的文化都是“不隔”的，浸透着的都是人性的共通之处，如钱先生

钱钟书文章《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 钱锺书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研究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 (ha inventato I’ombrello)。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象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注册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去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还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ehmerz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t1]。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论语·季氏》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那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中国成语里似乎反映了这个情况。乐府古辞《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从此“长歌当哭”是常用的

论钱钟书围城的主题思想[1]

论钱钟书《围城》的主题思想 [内容提要] 钱钟书的《围城》可说是现代文学中的一大著作,现已享誉中外。但在它初次与世见面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而被认为是没有中国现代性的作品。但其实不然。我认为《围城》是一部以时代为背景,关注时代,关注人生的杰作。它与作者生活的时代、环境,以及作者的往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书中描写的那群知识分子形象,正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汇背影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尤其是方鸿渐、赵辛楣两人,可说是作者的两个化身,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可看见作者的影子。这部著作也可说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所谓〝文人〞〝学者〞的人生经历。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方方面面。所以说,这是一部时代的著作。正如迈蒙尼得在《迷途指津》中所说的那样, 〝《围城》的金苹果－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装在银器里。〞时代就是《围城》的银器,而《围城》中的人生则是银器中的金苹果。 [关键词]? 时代性人生价值取向银器里的金苹果 《钱钟书围城》读后感 简介： 钱钟书是中国四十年代著名的讽刺小说大家。人们把他称为“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

《钱钟书围城读后感》正文开始>> 钱钟书是中国四十年代著名的讽刺小说大家。人们把他称为“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钱钟书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曾留学英国，获副博士学位，后又留学法国，1938年归国任大学教授，他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前几天我拜读了他的著作《围城》。 《围城》出版于己于1947年，随即在社会上产生热烈反响，并曾一度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围城》是在一个比较宽阔的抗战背景下，来对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进行描绘的。小说采用西方流浪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以留学归来的方鸿渐的经历为主线，描写抗战爆发以后从上海到湖南后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从中央探讨人的本性，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出路等问题。作品以写实与象征相结合，写出了时代、社会的象征。“围城”既是实体的象征，即抗战环境下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围城，同时又是一个虚体的象征，即对一类文人心城的映射。 作者“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里的“某一部分社会”指旧中国混乱荒谬的病态社会。而“某一类人物”又是指在那个社会中迷惘、落寞、卑琐的病态知识分子，揭示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与国难家愁中的动摇和怯懦的基本根性。小说的主题以暴露否定病态社会为基本前提，但又具有多重意味。“结婚好比被围困的城堡，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作者在审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现实悲剧的众生相时，也揭示了现代人所处的多层次的人生困境。小说的男主人公方鸿渐所经历之处，无不是“围城”——上海滩各式知识界分子的社交圈子，内地小镇和乡村的丑恶闭塞，三闾大学的勾心斗角的灰色生活……都构成了一座座围城，不仅国家、社会是如此，家庭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