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城》中的比喻看钱钟书的政治倾向

钱钟书是四十年代后起的一位学者型讽刺作家。《围城》这部长篇小说是他的优秀代表作，动笔于一九四四年，完成于一九四六年。这就是作者原《序》中所说的“两年里忧世伤生”。我以为“忧世”不外乎“忧时世不济”，“伤生”无非是“伤人生之不幸”之意。因为既然作品动笔于抗战胜利的前夜，就难免会打上这时代文学的深刻印记：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同这时期的其他作家作品一样，鲜明的政治意识与审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统一和结合。但《围城》中的政治倾向又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他有作为学者型讽刺作家所具有的独特性，这可从《围城》中的引喻见出一斑。
先让我们来看钱钟书在《围城.》中的一段话：“……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象‘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炮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在这一段话里，作者连续用了一组递进式的精巧比喻，不但显露了全书幽默风趣的风格，而且作者的超人智慧和那种直面人生，公心讽世的大胆的讽刺精神也都露出端倪。作者既讽刺当时最高当局和一些党政要人骗人的空话，也讽刺了一般庸俗作者的小乖巧小聪明。但这种讽刺显然不同于鲁迅，也不同于老舍、张天翼和沙汀，它给人的感觉是一位智者依据了自己的阅历和学识在揭穿一些人的把戏，目的在于唤醒人的道德，多讲一些切实的人情,由此表达出作者“忧时”的心情。因此，如果说这种讽刺带有革命的色彩，那就未免评论过当，它只能属于钱钟书所特有的学者型的,或者说是善意的、柔和的。其政治倾向仅限于道德的范畴，囿于真、善、美与假、丑、恶和是、与、非之间。所以比喻之后，作者再加上了详细而风趣的解释，以显出其以理服人。
《围城》中诸如此类的比喻并不少见。再如：“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如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P.9)在这段引文中，作者用了一个出人意料而又耐人寻味的比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这人比喻的本体和喻体间距离是很大的，一般人很难想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作者以其犀利

的笔锋，俏皮的笔调，对社会上崇洋媚外的风气，官吏搜括百姓的恶行，商人重利盘剥的贪婪，都给以辛辣的嘲讽。这个内容繁丰的比喻，既可见出钱钟书作为学者的博学，也可见出其作为一个正直学者对学人的空虚，官吏和商人的见利忘义的厌恶和不满。
还有将“女人的大眼睛”比作政治家讲大而无当的“空话”；把半生不熟的隔夜红烧肉说成“象红人倒运，又冷又黑”；“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又象得道成仙，平地飞升”这些比喻，都无非是用来表达对时世的忧患的，在《围城》中这类比喻简直俯拾皆是，信手即可拈来，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且让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比喻：“这车厢仿佛沙丁鱼罐，里面的人紧紧的挤得身体都扁了。可是沙丁鱼的骨头，深藏在自己身里，这些乘客的肘骨膝骨都向旁人的身体里硬嵌。罐装的沙丁鱼条条挺直，这些乘客都蜷曲波折，腰跟腿成几何学上有名目的角度。”
这比喻无疑是生活的实录，将“车厢”比作“沙丁鱼罐”，人比成“沙丁鱼”，甚至还不如“沙丁鱼”，罐装的鱼尚能条条挺直，而拥挤在车厢里的人却没了站直的自由，他们的腰、腿弯成了“几何学上有名目的角度”。这些生动的比喻，生花的描写，无疑也只属于钱钟书，我们不只叹服于他的见多识广，而更惊叹于他在不紧不慢的抒写中，将“人生不幸的悲伤”尽情流出。
综上所述，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的比喻运用，其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目的在于表现《序》中所说的“忧时伤生”。而这“忧时伤生”又只能是学者型的。在抗战结束的前后，作为一个正直学者的钱钟书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充满了忧患意识，而对人生的不幸也有无限的感慨，正如作品题目《围城》所显示的，作者对于祖国、人民的命运既担心而又无所把握，他不同于政治家、思想家对于前途有清醒的认识，更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他有的是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在热辣的喜剧高潮之中酿成足够的悲凉气氛。富有知识容量的比喻集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学者型讽刺小说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