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浅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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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摘要：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由于受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影响，客观上存在差异。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圆形，以直觉体验为工具，强调整体性；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线形，以逻辑实证为手段，强调部分分析。了解这些差异对我们的英语学习大有裨益。
关键词：思维方式差异原因表现
1. 了解思维方式的必要性
人类的思维是在生产实践活动作用下人脑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机能，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思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观察和反映客观世界，也对客观世界进行分析和综合。某个民族将长期以来对现实的认识凝聚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方式，就形成了这一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深层的表现有情感、意志等暗流及更深的以潜意识存在的观物态度，而其浅层的表现则为语言。
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和语言的桥梁(连淑能，2002：39)，与两者都密切相关：一方面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科技、文学、美学、艺术以及宗教、政治、法律等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是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思维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于某种语言形式中。思维方式的差异，也
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要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就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
2.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导致它们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2.1 我们认为首先是东方西方哲学对语言的态度截然不同的缘故。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走上了“受指主义”的轨道。中国的第一位大思想家老子在他的著作《道德经》中不遗余力地否定语言的终极表达功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甚至否定语言是知识的来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最后用反诘的形式做出判断：“名与身孰亲？”答案当然是“身”(受指)高于“名”(能指)。“名实之辨”更是儒家的看家本领，它的思维立足点是“实”(受指)，用“循名以责实”的方法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儒家否定语言的客观真理性，要看说话者本人的道德修养，即“道德”高于“文章”。尽量用超分析性、超逻辑演绎性的思维方式，很少论证和说明，文字向内凝缩，意义朝外涨溢，强调“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超越语言符号的限制，“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对语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和怀疑，直接导致了精神生活方面的内省传统，社会制度方面的人治传统以及知识艺术领域的寓言(传授技术后就把语言忘掉)。
而与之相对的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立足点是“能指”主义，对语
言高度信任。大家知道，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分别是希腊哲学—数学传统和希伯莱宗教—律法传统。而“能指”主义在这两者之中都得以充分体现：希腊第一位大哲学家同时又是发现勾股定理的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创造了整个宇宙”，而数是一切人类符号中最能指代的符号。柏拉图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是从“理念”即纯能指中派生出来的；希伯莱旧约第一篇《创世纪》开宗明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出一个词，就有了一个对应物，说出了一切词，就有了一切物。总之是先有词后有物。在西方人眼里，语言就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世上根本不存在用语言和数学表示不了的东西。这种对语言和能指的高度信任和崇拜，直接导致了西方人精神生活方面的告解传统，社会制度方面的法律传统以及知识艺术领域的辩论传统。“真理越辩越明”，可以说西方世界的能指主义世界观及思维方式导致了西方文明的一切。
2.2 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受经济制度的影响也是恒久而深刻的。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春秋战国后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地主和自耕农，个体劳作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使人们缺乏对外界的联系，视野狭窄，思维闭塞。在这种农业社会中，人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不象西方那样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是把自然人化，或者把人自然化，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内向自求，重心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君主专制
下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外推为国家统治秩序，是“人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使人们在群体行动中容易服从某些特定的权威，不喜欢坚持个人的权利。这种“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引起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注重加工程序、技巧、分析、比较而言的工匠传统大大发展。到了近代，西方试验科学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便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受到大工业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组织性、科学性、民主性的陶冶，“公平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竞争精神”是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典型特点。这种“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2.3 “五方水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陈独秀)。地理环境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
中国是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人们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受“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影响，不认为人和自然是对立的，不以自然为客体。同时，广袤的陆地形成了中国人博大的胸怀，表现为惊人的忍让与超然。“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不屑于打仗，那就是中国。”（罗素）然而，居住在大陆封闭环境下的人
们，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居住在沿海地带开放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外界，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偏向于重视空间，同时也注重现在和未来。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濒临河海的民族“精神勇猛”，有“活气”，敢“进取”。外向型思维导致了他们求新、求变、好动的性格。
3. 中西思维模式差异的主要表现
如前所述，既然生成中西方文化的哲学观念、经济制度以及地理环境如此不同，而两者又各自固守着极富个性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的特殊的认知方式，不可避免地，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内部机制和外部表现自然大相径庭。傅雷先生曾经说过：“……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ies 彼此殊难融合交流。”英国作家Rudyard Kipling亦有诗篇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表达东西方之大不同：
Oh, East is East,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Till Earth and Sky stand presently
At God’s great judgment seat
…
3.1 圆型思维和直线型思维
Robert Kaplan（1966）提出了文化思维对话语模式的影响，认为西方的思维是直线型，而东方人的思维是螺旋型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强调“天人合一”：“夫大人者，以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卦·文言》)，追求物我不分，万物有情，天人同体同德的“圆满”境界。所以中国人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把思想发散出去了还要收回来，让它落在原来的起点上。这样的圆型思维导致了汉语的螺旋式结构，即以反复而又发展的螺旋形式对一种问题加以展开，尽量避免直接切入主题，讲究“起、承、转、合”的八股文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反之，西方宇宙观主张“天人相分”，认为事物之间是独立的，一切都在向前发展变化。所以直线型思维的人认为说话、写文章的时候直接表达必定优于间接表达，并且说话人的立场应保持一贯，不要用无关的信息掩盖真实的观点。因此英语语篇一般按直线展开，通常包含四个部分：导入、主题、支撑、结论：切入主题后就开门见山地先陈述段落的中心思想，即主题句，再分数点对主题进行阐述，最后得出结论。整个语篇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表达的思想要做到与语义
直接相关，要用一定的连接手段将各个部分衔接起来，形成直线流动的实体。
3.2 整体性思维与解析性思维
“以整体性为特征的‘元气论’和以个体性为特征的‘原子论’分别对中西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横向铺开，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整体把握；后者纵向深入，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连淑能；2002：48)中国人的整体观念根源于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把一切都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这种思维方式善于从客观的具象出发，通过类比联想对客体进行抽象，寻求其普遍性。这种多方向的类比联想包括了从个体到个体，从个体到一般，从一般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体的思考，因此具有鲜明的综合整体特征。虽然这种整体观念比较容易把握事物发展的全貌，但难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只能得出停留在现象上的结论。
而在西方人那里，爱利亚学派的“二元论”导致了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主体(人)和客体(自然)是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主体的任务就是解释客体的“是”和“何以是”。所以他们明确区分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现象和本质，并分别做出深入的分析研究。原子论者更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观念。这种人与物质互相独立，物质又可分并有自己内在运动规律的思想深入到西方人的血液之中，积淀成一种思维模式：他们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思考，从已知推导未知，
象解析几何题那样，一丝不苟地论证，然后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种步步为营，严密精确的解析思维正是西方哲学的特征所在，直接导致了西方文明理性主义和重知主义的发展。从古希腊哲学的“分析时代”到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再到20世纪的“分析时代”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其缺点在于太过孤立、片面地看待事物，缺乏想象力。
3.3 直觉经验性思维和逻辑实证性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因而借助于直觉体会，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即“以经验为基础，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涵摄，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达到协同效应。”(李宗桂，1994)。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不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传统的中医理论，如春秋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发明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就属于典型感性直观和经验判断的例子。直觉经验性思维着重用“模式”和“类比”的推理，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机制与生活保持着直接联系，不向分析判断的抽象思辨发展。大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个感性的现象世界，不可分析，只可感觉。可见中国哲学讲求实用，“中了悟而不重实证”，用直觉顿悟的内心体验的思维方式去悟出自然法则，而不用概念和语言去描述也不用逻辑推理去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