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区的历史演变
洞庭湖区的历史演变
作者：郭辉东
一、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的演变
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又称“九江”，为一汇合湘、资。 沅、滇四水及荆江分洪水流，向北流入长江的巨大湖泽。－（禹 贡·荆州记载“九江’在荆州境内，而且水势十分浩渺。（山 海经·中山经）记载：“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 于江渊，法沅之风，交滞湘之渊，‘九江’之间。”（山海经·海 内东经）记载：“湘水出舜葬东南瞰，酉环之，入洞庭下，一 日东南‘酉泽”’；“沅水出象郡谭成西，东注江，入下隽酉， 合洞庭中”。
古时洞庭素有九江之汇的称呼，沅、渐、抚、辰、淑。 酉、澄、资、湘合为九江。“九江”究竟指什么地方？历来存 在争论，汉魏以来至宋代以前的学者有各种解释。宋代以来的 大多数学者，论证了（禹贡》中的“九江”即今日的洞庭湖， 从而成为定论。湖北黄梅及江西九江等古代并不属于荆州范 围，而在扬州境内。（水经》称“九江地在长沙下隽西北”，今 人考证下隽县在今湖南泪罗、岳阳之间的新墙河口，证明九江 即洞庭湖无疑。
先秦两汉时期大江的上荆江段南通洞庭湖的情况，可以从 当时许多文献中得到证明。建国后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 节），为战国楚怀王六年所作，其舟节铭文记载鄂君船队西南 航线为：“上江，入湘，……入资、阮、渣、油，上江、庚木 关，庚鄂”。表明当时水上航行能沿洞庭湖水道上溯，经过资 水、院水、渣水和油水各入湖水口，西北可通今沙市附近的庚 木关及楚都部城。这也证明今松滋、公安县境内的右油木（上 游为诡水）也是南流入湖的。战国屈原的《九歌·湘君》中说： “沛吾乘兮桂舟”，“吾道兮洞庭”，“望洋阳兮极浦”，“横大江 兮扬灵”。表明由洞庭湖中舟行，一由港水下游经荆江南岸的 “法阳”（今湖北沙市与公安问），可以进入长江。（楚辞·哀盼 中说“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这是记段都王室百 姓“方仲春东迁”，“去故乡而就远”的逃亡路线，其舟行方向 与（鄂君启节）和（九歌·湘君）中记述的相反，都一致表明 当时荆江在江陵以下确有一支分流南入洞庭的水道。 做国策）、（史记）和（水经）等文献记载表明，先秦两 汉时期洞庭湖接纳四水及荆江分洪的水系格局，与目前相似， 而且在江陵以下确有一支分流南入洞庭的水道。（战国策》和 （史记）记载，战国末年，秦国准备进攻楚国的黔中郡，派 “汉中之甲”，乘船经巴水、西汉水（嘉陵江），沿长江出峡， “四日而至五清’。（史记·秦本纪
）记载：公元前277年，秦派 22蜀郡太守张若起兵攻楚，即按上述路线，略取楚国的“江南” 之地，设立属秦的黔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 219年秋秦始皇南巡欲往衡山，因在洞庭湖遇风浪“几不得 渡”，只好半途而返。（淮南子·人间训》记载，“江水之始于服 山也，可寨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起波涛，舟航一 日，不能济也’。记述全国水道的（水经）一书，对湘、院 法水均直接称“入江”，仅资水载明为“东与沉水合于湖中， 东北人江’。但都道元的（水经注）则称：“凡此四水，同注洞 庭，北会大江”，并称“湖水广圆五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 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的水面和具体湖周界线，目前从文献 记载中难以精确考证。依据湖区考古发掘资料可知，湖区腹地 绝大多数新石器时期文化层至龙山期中断，表明从距今4000 年前，洞庭湖的水面扩大，直到秦汉时期，湖区腹地很少留下 什么文化遗址或墓葬。秦汉时期已在湖区边缘地带广泛设县， 而湖区腹地平原水网区当时都没有设置一县。至于人工围湖垦 殖的情况更为少见，仅东汉初年樊重曾在西洞庭湖区兴筑过 “樊破”，其位置在今常德市北89里，据说“有肥田数千顷， 岁收谷千万科”《元和郡县志》。
根据先秦两汉时期文献记载，结合对商、周、秦、汉时期 湖区边缘地区文化遗址分布情况分析，卞鸿翔、龚循礼等人编 著的（洞庭湖的变迁）一书，概述洞庭盆地形成与演变之后， 根据概略勾绘的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形势图估算，当时的湖泊 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以上。
距今3000年左右，湖南的气温比现今为高，苍郁的森林 和密茂的花木遍布各地。变幻莫测的风云，滔滔的洪水，凶猛 的野兽，又常常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湖南先民正是在这种生 态环境中世代相继，不断战胜自然，开发和利用自然，求得生 存和发展，为湖南历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我国以某种历史事实原型与湖南有关的传说，或许从某个 角度反映了洞庭湖区历史的影子。比如：量尤被黄帝杀害后一 部分族人南流成为“苗量”先民，炎帝南迁崩葬于长沙茶乡之 尾，帝舜南巡崩葬于九疑，二妃哭之陨于湘江遂为湘水之神， 大禹治水南抵九疑并在衡山留下（禹碑），周昭王三次南征 “荆蛮”而葬于昭潭，周穆王起六师至于九江伐楚。我国文学 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2000多年前就在洞庭湖畔写下了离 骚、九歌（内含湘君、湘夫人）、天问等煌煌大篇，（楚辞）的 地理图示表明，洞庭湖区正是屈原当年主要活动的范围。“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
，至今仍然激励着人们。
春秋战国时期，因湖区比较接近楚国的国都部（今湖北江 陵西北），是楚国向南方发展的必经之地，所以楚人进入湖区 比较多，特别在西北部人口分布比较稠密。春秋战国后期，湖 南进入楚、秦版图。湖南虽属内陆，但以长江、洞庭湖和湘资 沉渣四大水系为枝干形成的交通网络，使湖南自古以来就成为 中原地区南通两广、南海，西上云贵川的中介地和走廊。同 时，从赣、皖、苏、浙西上，从甘、陕、巴蜀南下和东进，洞 庭湖亦属途经之地。
楚国势力分东西两路进入湖南，西路自鄂都一带越江南下 进入洞庭湖西部的遭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地区；东路自鄂地一带 沿洞庭湖东岸和湘江下游南进，在岳阳、泪罗一带建立重要军 事据点，再南湖湘江而上，扩展到湘中、湘南地区。楚灵王 时，楚在洞庭湖西北岸统治已经稳固。约公元前385年，吴起 相楚以后，对南方湘、粤、桂等地越族土著民族发动了全面征 服战争。至此楚国基本上完成了对湖南的全部征服，史称“吴 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克服五岭的障碍，保证军粮的顺利 运输，命令史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利用湘桂谷地凿出一条古 老的运河灵渠，沟通湘漓二水，联结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其年 代之久远，工程之艰巨，设计之灵巧，可与都江堰、郑国渠媲 美。
两汉时代，湖区经济还很不发达，“民食鱼稻”，以捕鱼、 打猎为业，仍属地广人稀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和（后 汉书·郡国志）记载，从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湖南省人口 由 71．74万发展到 281．33万，增长2．92倍，而武陵、长沙H 郡人口从42．16万发展到131．03万，增长2．1倍。该数据虽 不能完全反映湖区的实际情况，但揭示出当时区域人口增长速 度的趋势。此后一段时间，武陵郡、长沙郡等湘江流域地区人 口增加较多，武陵、长沙二郡的湖区部分人口增加较少。
二、魏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频繁，湖南境内，特别是洞庭湖区和 湘江流域人口剧增，垦殖的发展使天然植被遭到一定程度的破 坏。西洞庭湖因长期缓慢淤积，加之人工围垦使湖面缩小，湖 泊水位也因之被雍高而高于荆江，致使原先的湖区西北向南流 的油水及荆江分洪的虎渡等河均逐渐淤塞。三国时期成书的 （水经）首次记载：油水下游改从居陵县以北，“东北入于江”。 （水经注）也明文记载当时油水在公安县酉，“北流注入大江”。 油水由“南流”变为“北流入江”的事实，表明汉末至魏晋发 生过一次“江湖关系”的根本转变，荆江汛期
不再分洪入湖。 魏晋时期水道变迁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杜预运河的出 现。据（晋书卷三十四·杜预》记载：“旧水道，唯污汉达江 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be湘之合，表里山）11实 为险固，荆蛮之所恃地。预乃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 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嘈。”扬口即扬口垒，在今 湖北天门县东南，夏水为从江陵以东荆江分洪入汉水的水道。 杜预在平定东吴之后，镇守的治所在荆州，为了接运港粮和镇 守荆蛮的需要，开了扬口巴陵的千里运河，“内泻长江之险”， 可以理解为向荆江北岸分泄长江汛期洪水。“达巴陵”的南段， 据同治（巴陵县志·山水）考证，相当于今岳阳君山北面的壕 沟河，在今君山农场五分场以南，经穆湖铺至君山芦苇场一段 仍有故迹可寻，其余多已湮塞。
魏晋南北朝时期，洞庭湖区的围垦活动已初具规模。三国 吴时，丹阳太守李衡在龙阳（今汉寿）已记洲上“作宅”，“种 桔千株’‘，“岁得绢数千匹，家道富足”。酉晋末年，巴蜀流民 数万人流入荆湘，遍布于洞庭湖区边缘各地。东晋初年，原在 河南平氏县境的义阳郡流民又大量涌入洞庭湖西岸，穆帝 （345—315年）时侨置义阳郡流民于今渲县新洲一带，刘宋元 徽二年（474年），又．割罗县、益阳、湘西三县的滨湖土地， 于黄陵庙南置湘阴县以安顿巴蜀流民。由此可见，在东晋、南 朝之际，洞庭湖区的围垦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根据沿湖置县的历史可以推断，当时的围垦活动已由湖区 边缘逐渐向湖区中心步步推进。湖区西北部，自东汉分层陵县 （故址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设置作唐县（故址在今浚县东） 之后，三国吴县又在作唐县东设置安南县（故址在今安乡县 北），萧梁时还以安南县为安南湘郡。南洞庭湖区自刘宋时置 湘阴县后，萧梁时又在今流江市东及南洞庭湖中置药山县、重 华县，并置药山郡。迄止南朝萧梁时，今日湖区除南县外的所 有县级政区均已设置，相应地湖泊水面积则由先秦两汉时期的 浩渺大湖开始分割和缩小。
魏晋南北朝时期洞庭湖南有“周回二百里”的青草湖，面 积60O平方公里左右；渣水下游还有“赤沙湖”，湘江、流水 下游还有许多“大湖”，据有关专家匡算，当时的洞庭湖，包 括青草、赤沙及其他边缘湖群的全部水面接近于6000平方公 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洞庭湖形势，根据《水经注·江水注） 的有关记载，大致情况为：大江在江陵县以下分为二支，一支 分流经江汉平原入汉水，称为“中夏水”；一支“南派屈西， 极水曲之势”，称为“中郎浦”，至公安县北与自西南
流来的油 水汇合，这就是今由沙市东南流至石首以上的上荆江干流。油 水口以东有景口、沦口与渲水下游的赤沙湖等淤塞湖汉相通； 其余还有清水口、生江口，均为分洪水入江的水口。荆江北岸 有一系列水口与江汉平原相通，每至汛期江水涨时，主要由江 陵以东的豫章口、华容（今监利西北）县西的“中夏日”，华 容县南的子夏口等，向北泄人夏水。见图2—1。
图2—且魏晋南北朝时期洞庭湖形势
三、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
自隋到唐，荆江与洞庭湖仍保持着南北朝时期“湖高江 低，江不入湖”的格局。唐末五代时，荆江两岸堤防逐渐完善 而洪水位也随之抬高，使魏晋以来的“江湖关系”逐渐发生转 变。荆江筑堤始自东晋永和年间，当时荆江刺史桓温令陈道在 江陵以上的荆江北岸构筑金堤，以后累有加修。五代时，高季 兴割据荆南，将荆江南、北岸大堤联成整体，北岸自当阳至拖 茅埠，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矾，长各六、七百里，但南岸堤身较 为单薄。石首县自宋初常出现“江水为患”，“堤不可御”的险 情，神宗时谢域为石首县令，才砌石护堤，“自是人得安堵” 《宋史·谢城传》；公安县固堤防经常冲毁，连年增修，弄得 地旷民寡，宋初全县竟“不及二千户”（陆游（入蜀记》。荆 江大堤南岸经常决堤溃口，使洞庭湖又接受荆江汛期分水分 沙，过去一些分湖水入江的河道，这时也转变成泄江水入湖的 水道。原为泄湖水北入长江的藕池河（即（水经注）中提到过 的“清水口”）宋代却由“北通于江”转变为“南通于湖”；虎 渡河又恢复南流，成为连通江湖的河道；自西向东流的油水被 虎渡河堤分隔为二：上游在松滋县境内直接入江，下游为虎渡 河所属油河口也成为荆江南通洞庭湖的分流穴之一。 宋代洞庭湖因受荆江分洪水流的影响，湖泊水情和泥沙淤 积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
一是汛期荆江洪水位对东洞庭湖的影响，由水位顶托逐渐 演变为倒灌入湖。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首先提到汛期洞 庭湖因长江与湘江来水相互顶托而使湖面扩大：“湘江北流至 岳阳达蜀江（即长江，因其上游之水主要来自巴蜀而名），夏 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 里，而君山宛在水中”。北宋时期，（岳阳风土记）中出现了江 水倒灌入湖的记载：“荆江出巴蜀，自高往下，浊流汹涌，夏 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滞湘清流为之改色，岳人谓之‘翻流 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还，俗云‘水神朝君山’也。” 南宋时期，马子严（岳阳甲志）记载：“‘荆江六、七月间，其 水暴涨，则逆
流洞庭，滞湘清流为之改色，南至青草，旬日乃 复，亦谓之‘西水’；其水极冷，俗云蜗峨雪消所致。”“九月 间，水入洞庭，复如‘西水’，止三五日，谓之‘寥花水’，云 其时也。”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长江与湘江来水相互顶托始 于五代，北宋出现三至五日江水入湖的倒灌期，南宋时六、七 月的倒灌期已达十天之久，九月的倒灌期也有三五日。
二是湖泊汛枯季节变化明显，而汛期洪水位不断增高。
（北梦琐言）在记述洞庭湖汛期因江、湘顶托而形成“凡阔数 百里”的湖面之后说：“秋水归壑，此山（君山），辞居于陆， 唯一条湘川而已。”（岳阳风土记）也记载：“君山在洞庭湖中， 昔人（唐末许棠）有诗云：‘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正谓 此也。近年冬深水落，渡江肩与舆以行。”北宋张舜民（郴行 剥记载：洞庭湖“每岁十月以后，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 江河辨；余时弥漫，去涯相泱，日月出没皆在其中”。当时汛。 枯雨季的划分，大致以农历四月初及十月初为界限，汛季“凡 阔数百里”，“四顾疑无地”；枯季涸为平陆，能乘轿涉水而过。 另据（读史方舆纪要）引（水利考》记载：“常德城地当流水 入湖尾阎地带，古多水患”，萧齐永明年间，“沅水暴涨，没城 五尺，自是溃溢无时’；“宋淳熙十六年大水，没一丈五尺，漂 民庐舍”。据此可知，自公元488年到1189年前后七百年间， 常德的洪水位涨了一丈。造成洞庭湖区水位抬升的原因，主要 是五代荆江堤防完善后，造成洞庭湖口水位奎托，湖泊水位随 汛期荆江洪水位的抬升而抬升。
三是由于荆江泥沙入湖，湖泊淤积较为迅速，水深日益变 浅。
（岳阳风土记）载：“岳阳楼旧岸有港名‘驼鹤港’，商人 泊船于此，地胜千石载；如今湮没如平陆，不复通舟。”“大抵 湖上舟行，虽沂流而遇顺风，加之人力，自旦及暮可二百里。 …… 冬春水流，往入浅涩，江道回曲，或远或近，虽无风涛之 患而常靠搁。”“夏秋水涨不过数十天，而荆江水深一、二百 尺。穷冬，洞庭湖水已退尽，江湖寒洪，（有）在徒涉处得鱼 数百斤者。”上述记载可见，夏秋水涨时荆江水深达一、二百 尺，洞庭湖水深数十尺，冬季则干涸见底。由于湖泊淤积严 重，湖水深度日益变浅，当时湖中的深水港口已发生严重淤 塞，湖中航道淤浅的情况也十分常见。
唐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已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 唐中叶以后，湖南森林植被国伐薪樵采，刀耕火种而遭受破坏 的情况已趋严重，湖泊中泥沙缓慢淤积，湖盆逐渐淤浅，湖区 的围
垦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时期。北宋末年，北方动乱，中原 人口又一次南迁，洞庭湖区在私人围垦活动发展的同时，官方 也进行大规模围湖造田，从而使湖泊水面积进一步缩小。据 （元和郡县志）记载：“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一里五十步， 周回二百六十里”，“青草湖（巴陵）正县南七十九里，周回二 百六十里”。唐代洞庭湖缩小而青草湖扩大，两片湖面已几乎 相等。两湖相加，总面积仅2350平方公里。加上赤沙湖及其 他边缘小湖，当时整个洞庭湖区天然湖泊面积为3300平方公 里左右，较之魏晋南朝时湖泊面积缩小了近一半。到宋代，特 别是南宋时期，湖区围垦的急剧发展使湖面大为缩狭，洞庭湖 天然湖泊面积比唐代更小。
洞庭湖为荆襄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 马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曾屯兵于益阳马良湖。三国时期， 刘备与孙权分荆州以湘水为界，屯田防守，关羽与黄忠大战长 沙的故事至今在长沙附近还有许多历史传说。岳阳楼的前身相 传是三国吴将鲁肃率领水师驻守岳阳所建的阅兵台。 唐初，政通人和，农业兴盛，湖区人口开始复苏，出现较 快增长的速度。公元627—649年，据（旧唐书》记载，现今 的湖南省当时划分为13个州，唐太宗贞观年间，总人口 31．26万；湖区分属岳州、潭州、渲州、朗州，人口 9．47万， 仅占湖南省总人口的 30． 29％。唐玄宗开元 28年（ 740年）， 湖南省当时划分为12个州，总人口 102．18万，湖区行政区比 较稳定，仍分属岳、民洛朗4州，但人口达30．8万，已 占湖南全省总人口的 37． 19％，大约 100年间人口增长了 3 倍。在五代以后600年左右的时期内，由于洞庭湖区农业的开 发，粮食不断增加，原有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较高，同时 吸引着大量的外地移民迁入。
宋代的1130年2月，武陵（今常德）人钟相和龙阳人 （今汉寿）杨么在洞庭湖发动起义，起义军活动遍及6州1府 19县，他们利用河湖港汉自然条件，创建了大批水寨，陆耕 水战，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1135年6月才被岳飞率部 镇压。
四、元代以后洞庭湖的演变
元明时期，荆江南岸大堤经常溃口，汛期荆江分流入湖的 洪水量增多，而湖区围垦正处于低落阶段，自然的废垸还湖现 象普遍发生，故湖泊面积不断扩大而湖盆却日益淤浅。 元初，荆江南岸大堤累决累筑。大德九年（1305年）石 首县决定对已经溃口的陈瓮堤不再筑塞。当年荆江洪汛“不减 于常年”，但因有“陈瓮当下流之浸”，于是向府、道及朝廷力 陈开穴疏导之利。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下诏在江陵路 三县合开六穴，即江陵郝
穴、监利赤剥、石首杨林、宋穴、调 弦和小岳六个穴口（林元（重开古穴记》）。向荆江南岸泄水的 是石首县杨林、宋穴和调弦三穴，它OJ“挟江而南，百里之 内，皆与洞庭接壤”。但由于自然淤积及人为筑堵，元代所开 的这六穴，至明初除南岸的调弦口外，其余的均已湮塞。
明代，洞庭湖区水利失修、荆江决口、湖区溃垸的情况时 有发生。特别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来自长江上游的特 大洪水，使荆江西岸溃决数十处，其中最为要害的溃口是枝江 百里洲、松滋朝英口、江陵虎渡口、公安摇头铺与艾家堰、石 首藕池口等处，荆江洪水奔泻而下，自黄山、鹿湖山两侧漫流 进入洞庭湖区。“安乡县大水，积尸逐波’（同治（直隶渲州志 ·荒歉》；常德府“诸堤尽决，自是岁常修塞”《读史方舆纪 要）卷八十）；华容县因藕池溃口，分杀了调弦口水势，县城 才免遭淹没（隆庆（岳州府志·水利》。道光（洞庭湖志·事 纪）称这一年，“山水内冲，江水外涨，洞庭泛滥如海，伤坏 田庐无数。水发迅速，老稚多溺死者；尸满湖中，漂流畜产， 所在皆是；有连人连房浮沉水上，犹户未开者。盖是岁之潦， 为古今仅见云”。
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之后，荆江堤防又逐一修复， 并订立“堤甲法”制度，分段专人负责，“夏秋防御，冬春修 补，岁以为常”；洞庭湖区的堤垸则迟至万历年间才加以修缮 恢复。隆庆年间又议开波沿江各穴口，实际上仅疏浚了调弦一 口，汛期荆江洪水唯有经虎渡、调弦二口泄入南岸至洞庭湖。 万历四十Th年（1614年）袁中道在（法游记》中即说虎渡河 已“稍稍湮灭，仅为衣带细流”；他还在（前后泛岛记》、（泊 梦溪记）中多次提到：万历四十一年春，因虎渡河水涸断流， 他的小船不能出江，才只好由三穴桥登舟南游遇浦的。由此可 知，当时虎渡河极易淤塞，分流入湖的水量实际上并不大。 宋代“保民田以入官，筑江堤以防水”的围垦政策，即所 谓“荆南留屯之计”，自元代就受到尖锐的批评。林元（重开 古穴记）中认为这是一种“射小利、害大谋，急近功、遗远 患”的恶劣做法。因此，元代洞庭湖区的围垦极为萧条，不仅 没有挽筑新垸，许多宋代的老境也逐渐毁塌，听任垸田自然地 废弃还湖。所以现在见于记载的宋代堤垸，除常德宿郎堰、华 容护城垸、石首郑家垸等少数几处外，其余竟无从查考，清代 所修的湖区地方志，往往只能把大多数堤垸的始建时代归在明 代。
明正统、万历等朝，官方虽在湖区做过若干修补堤垸的工 作，如华容的安津、蔡田等48垸，安乡的围城、惠民等13
垸，沉江的太平、安乐等13垸，龙阳的围堤、南赶等障，湘 阴的荆塘、塞梯等围均曾重修加筑过，但后来竟、“愈修愈塌， 随筑随决”（隆庆（岳州府志·水利》。除了因泥沙淤积，洪水 位抬升等自然原因外，明代的苛政、重税等人为原因，也导致 湖区水灾日益加剧。
杨派（复邓巡察书）记载：常德府四县之田“外高内卑， 只仗尺寸之堤为之藩隔，频年雨淫，遂以涝告”。武陵县的堤 垸，自元明以来，“溃裂之不虞，或百年，或数十年、或数 年”，“水之为灾，遂日甚其决也”（胡烨（新堤诗序》。薛俊 （青公词记）记载明初龙阳（今汉寿）县“地多沮测沛泽，周 匝彻为田，计税三万七千有奇，外筑长堤以防洪潦；其后泛滥 相仍，坍塌日甚，沧田之变，多为平湖，牧野之区，原税大半 委之洪流”；这里因连年洪涝面有“地有半年不见天，人有半 年不见地”的民谣。
安乡县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前，官方从未出资 修筑过堤垸。袁宏道（安乡重建县堂记）称：安乡“自唐以来 始狭”，“割湖水之余以为都，阎井荒荒然”，由于田地淹没， 农民依靠捕鱼捞虾维持活命，每当催科税粮时，被抓到县衙门 34里的全是一帮渔民。杨继韶《安乡县堤记》记载该县自明正德 十一年大水之后，嘉靖三十九年、四十四年、隆庆五年、万历 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连遭大水，“民弗堪命”。 华容县明初科征税粮，每亩即达三斗五升，全县积欠税粮 至十余万石，“民皆逃窜”，“西鄙萧然，沟中之瘠可指”。永乐 十年（1412年），该县48垸中水决46垸；宣德年间，官民出 入县署均需坐船；至正统年间才将48垸修复，其后曾将堤垸 增修“至百余区”；但嘉靖、隆庆间，这些堤炼大多废记，每 至秋汛，与长江洞庭混为一片汪洋（孙羽候（修堤碑记》）。万 历年间大水，“七十二垸皆溃”，“凡农圃场圃尽为治理夷所侵 占，而茅茨土垒且化为重之窟”（王在晋《荆南荒政序》）。明 初全县共分 76“‘里”，永乐时裁并为 19“里”，明末只剩下 12 “里”（戴文选（申详加响疾苦文》）。
洞庭湖南岸的沉江、湘阴二县的情况，与华容县也大体相 似。沉江县原有11“都”，至明代中叶，全县只有5“里”，每 “里”110户。（嘉庆（沉江县志·乡坊》）湘阴县在隋唐时“西 境绵亘皆平壤”，“宋元以后，渐沦为湖地，荡决日甚”，全县 裁并为25“里”；县西的怀西乡创自宋代，明代仅留半“里”， 即只有50来户（光绪（湘阴县图志·舆图》）。
当然，湖区水灾加剧，废田还湖现象严重。除人事方面原 因外，还与当时湖泊的洪汛水位
不断上涨有关。而造成湖区洪 汛水位抬升的原因，又可分为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荆江洪水位的抬升，造成对洞庭湖的奎托。 明万历年间，袁中道（游岳阳楼记》描述当时在洞庭湖因受荆 江水位顶托而泛涨的情形说：“洞庭为沉、湘九水之委，当其 涸时，如匹练耳；及春夏间，九水发而后有湖。然九水发，巴 蜀之水亦发，……九水始若屏息敛任而不敢与争。九水愈退， 巴江愈进；向来之坎窦，隘不能受，始漫衡为青草、为赤沙。 为云梦。”胡焊（新堤诗序》也说：“蜗江之涨，横拒不相受， 下流不行，而水之为灾，遂日甚他其决也。”这些记载均说明 洞庭湖口受荆江洪水位顶托而造成整个湖泊汛期水位的抬升。 另一方面，由于入湖泥沙增多造成湖底迅速淤垫。从而减 少了湖泊容积，也导致汛期湖泊水位的抬升。泥沙的来源主要 为荆江入湖水流，其含沙量比洞庭湖水系大得多。叶世杰（洞 庭中庙记》说：“尝观湖水涸时，独洞庭有水，周湖地万余顷 皆茸然生育”；“及蜀江泛滥，湖波震荡，风涛雪岸，叙流（即 蜀江、也就是荆江）至此而止，居人谓此水‘送沙”’。不过， 这一时期湘江等南水的入湖泥沙也较之过去明显增多，这是因 为明代湖南境内森林资源遭受到掠夺式的采伐，水土流失现象 已很严重。（明史·师速传》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 祖为建北京宫殿，派师送到湖南督采大木，“送往湖湘，以十 万人入山辟道路”。另外，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在湖广 采木，一次采伐的“杉松大材”即达七万余株。经过这种长期 的滥砍滥伐，四水流域的水土流失也就严重起来。万历年间王 士性（广志绎）记载：“湘江其初最清，百尺而毛发可鉴。比 会众流、下洞庭，始浊”，“洞庭水浅，止是面阔”。正说明随 着入湖泥沙的增多，湖底发生淤垫，洪水时就出现了漫溢横流 的情况。
关于元、明时期洞庭湖的天然湖面积，尚缺乏明确可靠的 文字记录。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冯仁轩曾绘刻过一幅洞 庭湖区“巡防图”，图现已不存，但据当时曾见过此图的人记 载，当时在湖中的巡哨范围，上哨自岳州府南津港至长沙湘阴 36县哨，中经荆埠港、河公庙、新墙河口、万石湖、鹿角、琢钩 嘴、磊石、鲫鱼夹、青草港、颜公埠、穴子哨、白鱼场、营田 司、大头寨、横岭、芦林潭，各哨间均注明水程，计215里。 中哨自君山后湖至常德傅家拆，中经寥荆湾、昌蒲台、石门 山、白苑矾，水路计245里；下哨自昌蒲台西经团山、吉山。 古楼山至明山，水路共145里。上述地名，明代均已在湖中， 可以窥见当日湖泊规模。
一嘉靖年间，罗洪先曾将元代朱思本地 图改绘成分幅的（广奥图），此图现在仍存，且因它采用了 “计里画方”的粗略比尺，可用于概算其面积。据此图“湖广” 幅量算，洞庭湖面积竟达7000平方公里以上，这可能因为该 图比尺过小，又略去了湖心洲滩岛屿及岸线的转折细节，从而 使湖面和水道过分夸大。将此图对照现代的地图进行比尺和地 形校正后可知，当时洞庭湖水面达56O0平方公里左右，相当 于现在湖泊面积的二倍。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湖南省当时属湖广行省，下划分为17个路州，总人口 571．91万，比公元740年增长4．6倍；湖区分属岳州、常德。 澄州3路，人口发展到292．53万，占湖南省总人口的 51． 15％，比公元 740年增长 6． 7倍。 元末明初，朱元潭的部队与陈友谅旧部及元朝残余势力， 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造成了湖南人口锐减和大迁徙。原土 著居民散亡，田园荒芜，江西等地居民大量进入湖南，即所谓 “江西填湖南”。朱元潭曾诏谕天下，招抚流亡，奖励垦荒，兴 修水利，劝课农桑，并派大臣到湖南督修水利，围垸筑堤。 “洪武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至宣 宗时规定：“垦荒田永不起科。”由于朝廷的督导，湖南各府州 县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两湖地区，特别是 洞庭湖区，明代已成为全国粮食的主要产地和供应基地。1472 年全国运送京师之粮共4O0万石，其中江西、湖广、浙江等地 的南粮为324万石，连盛产茶、纸的安徽徽州，其粮食也“大 半取于江西、湖广之稻以足食者也”。
清初，荆江只有调弦、虎渡二口分洪入湖。 1852年和 1870年藕池、松滋溃口后，形成了四口南流的局面，荆江分 流的入湖水量陡增，对洞庭湖演变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再次 回春和扩大。光绪年间刊行的（湖南全省舆图》，是同治年间 湖南通志馆开局时派人重新测绘的，从其中洞庭湖图上量算， 湖泊面积达54O0平方公里。四口分流后洞庭湖形势见图2一 2。
由于四口分流入湖的洪水夹带大量泥沙入湖，湖盆与入湖 水道不断淤浅，湖洲不断淤高并挽筑新垸。据对湖区1／25000 地形图量算，1949年湖泊面积为4350平方公里。1978年相应 的湖泊面积已减至691平方公里，昔日八百里洞庭的大湖景 观，已被大片圩垸林立的平原分割成目平、南洞庭和东洞庭三 个由洪道相联的湖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