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框架的现代化
(原载《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戴昭铭主编，XX人民2003年。14-24页)
试谈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框架的现代化
X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 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成就和制约因素
1979年《方言》杂志的创刊，是汉语方言学发展史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方言学在“文革”后的正式复兴，并且走上了一个新台阶，杂志充当了汉语方言学发展的加速器。若以此为界，20世纪的汉语方言学事业正好分成前后两期。从语言要素看，方言研究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比较一下三大要素从前一期到后一期的发展，语音词汇研究的发展成绩骄人，而语法研究的进展尤为显著，因为它不但成果丰富，而且几乎是一种从无到有的飞跃，起点近零而蔚为大观，尤其是在方言事实的调查描写和材料积累方面。此一发展盛况，已有回顾性文章论及，兹不赘述。这里只想侧重分析一下方言语法描写从无到有、由弱而强的一些关键因素，同时探讨在深化方言调查研究方面所受到一些制约，以利于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在21世纪取得更加无愧于时代的进步。
1.1促进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成果的几个重要因素
毋庸置疑，方言语法描写的成绩得益于学者们对方言语法事实的辛勤调查和深入发掘。但这似乎并非问题的全部答案，甚至未必是主要答案。不妨思考下面的题。几千年来，汉人一直在说汉语及其各地的方言，天天面对语言事实，中国学者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包括方言也早已有了学术探究的兴趣。国人有意识的语音分析和方音特色观察，从最早的反切，及韵书作者们对南北音差异之类的关注算起，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对方言词汇的成规模调查记录，自扬雄《方言》算起，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但在20世纪之前的这两千年里，为什么看不到关方言语法的描写记录（直接记录方言语句不是语法描写，将个别虚词作为词汇单位来观察也不是语法分析）？历史告诉我们，面对语言事实，具有学术兴趣，并不能自然产生语法描写，特别是对汉语这种外部形态不明显、语法规则多隐性存在的语法系统来说。与语音和词汇相比，语法的存在更加隐蔽，更难被直接观察到。汉语语法研究的开端大大晚于语音和词汇研究，现代汉语方言学兴起后，方言的语法研究之盛也晚于语音词汇研究，这都非常自然，是由语法规则尤其是分析性语言语法规则的隐密性造成的。语法学之立，语法描写之行，语法研究之盛，关键就是透过语法的隐密外表去发现其内在的规律。因此，要了解方言语法调查研究凭什么发展，首要需要关注是哪些条件帮助人们逐步揭去语法的隐密外衣。
一、语法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
以1898年的《马氏文通》为标志，系统的汉语语法学正式建立，中国有了语法学概念系统的雏形。然后，在内涵方面，汉语语法学经历了“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结构主义后的当代语法”这几大发展阶段，在外延方面，实现了“文言语法-现代语法-近代语法及历史语法-方言语法”的扩展。语法学在中国实现以零为起点的飞跃，并迅速成为汉语研究中的首要显学。汉语方言语法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繁荣，正是这一过程的翻版，只是在共同语和方言的研究之间有一个滞后效应而已。这充分显示了语法理论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对方言语法事实描写有决定性作用。理论和方法是揭去语法的隐密外表的最重要的工具，也是今后深化方言语法描写的至关重要的工具。
二、方言语法调查项目的建立和逐步改进。
方言不像共同语那样为人共知，也不像共同语那样受人关注，这是方言语法研究有滞后效应的原因之一。方言语法需要调查（包括研究者对自己母语的调查）。每个方言的调查研究者人数有限，假如按千军万马研究共同语那样的投入产出比来研究方言语法，是难以指望方言语法研究能很快见效的。方言语法需要更加高效的调查方式。要在有限时间内靠有限的人力获得取得有用的成果，必须依靠较好的方言语法调查方案。正是在这一方面，前辈学者为我们创造了一些重要条件。以影响较大的丁声树《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手册》（19所附调查例句为例。虽然只有40多个例句，但它们已涵盖了一些重要的语法单位和语法组合的信息，是隐性地建立在语法理论系统的基础之上的，又突出了方言之间可能有差异的语法项目，是在对汉语方言语法已经有了相当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样的问卷为后来的语法普查起了重要作用。随着调查研究在面上的铺开和点上的深入，人们也发现了更多值得调查的语法点，语法调查的问卷内容也在不断改进和发展，这从后来的一些方言著作中越来越大的语法章节可见一斑。
三、及时采纳普通话研究的成果深化对方言事实的调查和分析。
共同语由于为人共知、研究者众多，因此其语法研究深度整体上会领先于方言语法（方言学者往往要全面关注语音词汇语法问题，不像有些共同语语法学者那样专攻语法一端）。不满足于按既定问卷作有限调查记录的方言语法学者，多密切关注普通话语法研究的进展，了解其最新发现，吸收其最新的角度和思路（包括在普通话语法研究中反映出来的对世界上新的语法理论方法的借鉴），将其应用于方言语法研究，从而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方言语法事实和重要规律，有些还能反过来促进汉语语法理论的改进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有深度的方言语法研究专著和大量有质量的方言语法论文。不难看到，质量较高的方言语法论著，其作者往往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前沿发展有密切关注和深入了解，而且常常就置身于语法研究整体力量较强的学术群体中。这并非偶然。
1.2方言语法研究发展的制约因素。
如上所述，20世纪的最后20年，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成果丰硕可观。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又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国内外语言学整体上在以较快速度发展，中国语言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在逐步走向世界。这对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许多方言出现了向普通话快速靠拢之势，方言特色消褪的速度相当惊人，方言语法出现了抢救性调查的紧迫需求。在新形势面前，我们借以获得现有成绩的那些条件已不完全敷用，目前的方言语法调查的框架，即调查项目构成的体系，已难以理想地胜任广泛深入调查方言语法事实的任务。尤可一提的是，对普通话语法体系的借鉴曾是促进方言语法研究快速起步的便捷路径，而现在，对普通话语法体系的过分依赖反而产生了制约方言语法调查研究深化的瓶颈效应，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受制于普通话语法研究的水平和体系。
普通话语法研究所通行的框架体系，特别是为方言工作者所熟悉的框架，有些已经落伍于语言学发展的大势。现代语言中被证明有利于揭示和刻画语法规则的许多语法概念，还没有广泛引进汉语语法的描写。如补足语（plement，即必有论元，不等于汉语语法学中的“补语”）和附加语（adjunct）之别、以及相关的及物不及物之别（比带不带宾语之别更重要，因为及物动词的受事论元可能出现在宾语以外的位置或干脆在表层不出现，但整个结构仍为某种及物性结构）、作为结构核心的虚词、词缀和作为核心附加语的成分之区别。很多对语法描写有用的概念还很少为人熟悉或没有在精确的意义上使用，如区别于受事的客体（theme）、区别于接受者的受益者（服务对象）、前置词、后置词、区别于单位量词的分类量词（classifier）、话题、焦点、有定、有指/专指、直指（deixis）、复数、集体、可数、不可数，等等。有时侯使用的是一些无法刻画语法规则的概念，如“补语”、“并列结构”等。从语法理论和跨语言比较看，甚至“定语”这样的概念都不无问题。形容词定语、领属定语、
关系从句等成分在其他语言中就常有很不相同的结构和语序，无法一概而论，不过他们基本上还能算定语这个大类。至于指示词、数量词及其他量化成分、冠词等，在一些主要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中已不再看作定语（这些“定语”在汉语中通常不能带“的”也是一个显示），其句法表现与上述定语相比可能有天壤之别。“补语”是汉语语法学特有的或及受汉语语法学影响而形成的一个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句法性质很不相同的成分，在现代语言学中很难看作具有同一性的一种句法成分。如“拍了三下”的“三下”、“吃不下”的“（不）下”、“窦娥哭得六月天下起大雪”中的“六月天下起大雪”等等，这些成分无论是句法还是语义都很少共同之处。说某个成分可以作补语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句法或语义信息。再如有些语法书说某个成分“可以由并列短语充当”等等。“并列短语”只是个内部结构的概念，它具有什么功能，由该短语的组成成分的句法性质决定，并列短语本身不具备句法性质。上述表述实际也没提供任何语法信息。当然，假如某个位置允许单个名词充当，不允许并列名词短语充当，这时并列短语作为一种句法单位才有一定意义。由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就是这些词类和短语成分、句法成分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们对语法规律的描述。现有语法调查的另一大问题是受普通话语法项目的限制。例如，量词在北方方言中是一种句法功能相对较少的词类，而在粤语、吴语，以及徽语、湘语、闽语的部分方言中，量词的功能要发达和多样得多。目前的很多调查方案，很难反映量词在这些南方方言中的重要作用。很多南方方言语法著作的量词部分，受现有方案的制约，还是局限于像北方话那样描写量名之间的搭配特点，而忽略比量名搭配重要的量词的特殊句法及语义功能。再如闽语中的各种动词“貌”的形态，由于在普通话中缺乏相应的X畴，因此也很难在调查中得到发掘。
二、许多重要的项目因为汉语语法研究总体上缺乏此类概念或没有清楚地界定，因而在调查中被忽略。如名词化手段、关系从句（下文将重点讨论此两项）及比较句、标句词等。
三、调查的角度和思路无法与其他语言的调查研究沟通，缺乏可比性，因而也难以与国际通行的理论体系沟通，难以用汉语方言的珍贵事实去丰富发展语言学理论，从而抑制了汉语方言语法学为建立更加完善的人类语言理论服务的巨大潜力。这在我们下面的分析中会看得更加清楚。
四、不了解方言语法现象中哪些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不知道“宝”在何处，为何是“宝”。例如，初步考察表明，汉语及其方言中的关系从句中有很多可以对语法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现象，但是由于国内的普通话语法研究和方言语法调查都缺少这一角度，因此在现有的调查和描写中于此现象多半惜付阙如，查无可考。假如我们在调查框架中加入这一角度，将能发掘出更多有用的事实，大大加深方言语法描写研究的深度，并贡献于语法理论的发展。
下面我们通过两个简要的实例来说明语法调查框架的改进如何能帮助我们发掘出更多的事实，深化方言语法研究。
2. 方言语法调查薄弱环节举例分析
2.1名词化标记
名词化是所有语言都存在的一种语法机制，它使一个动词性成分、形容词性成分或小句能够充当通常由名词充当的成分。因此，适用于小句名词化的手段往往也兼有标句词的作用——即介引一个由小句充当的句法成分。有些名词化同时还有改变词义或构成新词的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朱德熙所说的“转指”的功能。有些名词化没有明显的词义转变，主要是为了句法需要。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名词化手段，在汉语这种形态较少的语言中，“自指”型的名词化经常不带任何标记，如“学习是件愉快的事”、“小X不及格不影响班级整体的成绩”。“转指”型名词化则大多会有一定的形式标记，例如古汉语的“-者”、现代汉语的“-的”、XX话的“-佬”（剃头~、扫街~、大~、小~、红~、绿~、甜~、漂亮~、圆透~、铁~、塑料~）、
丹阳方言的“过”[k?24]（红~、新~、生~、熟~、木头~）等（一般的领属定语用“格”[kΘ/3]，如“我格书”）（丹阳话引自蔡国璐1995）。
在基于普通话的现有语法学框架中，这些名词化标记被看成性质各异的不同成分，或助词、或词缀，甚或指示代词、量词，等等，即使词性相同也被认为功能各异，而其共同属性和相关性则往往被模糊甚至淹没。假如以名词化为一个重要的观测角度，则它们都有显著的共同点，可以进行比较，同时也能更清楚地显示彼此的差异。倘以普通话为基准，会觉得古汉语“者”与“之”不同（“红者”不能说“红之”），XX话“佬”与“葛”不同（“红佬”不说“红葛”），似乎分类颇有特色。其实，与人类语言的常规相比，更有特色的可能不是古汉语和XX话，而是普通话（“红的”和“红的东西”都用“的”）。“者”和“佬”是名词化标记，而“之”及XX话“个”是定语标记，两者不用同一成分是语言中的常见现象，而普通话是用定语标记兼做名词化标记，它不是专用的名词化标记，而给人以省略中心名词的感觉。更值得注意的是，普通话的名词化标记由于兼作定语标记，因此名词化成分作定语时就会出现两“的”连用必删其一的限制，造成歧义的可能。而古汉语及XX话类型能区别这两种功能，就不存在这种歧义。如：
<普> 这两本书一本厚、一本薄，厚的（*的）封面比薄的漂亮。（歧义：书厚；封面厚）
<古> 此二书一厚一薄，厚者之封面美于薄者。
<常> 介两本书一本厚、一本薄，厚佬葛封面比薄佬漂亮。
当然，方言中的名词化标记也有其特点。如XX话形容词作定语可以名词化后再加定语标记“葛”，也可以不经过名词话直接加定语标记“葛”，如“圆(佬)葛月亮方(佬)葛凳”。换言之，在形容词作定语时，定语标记是必用的，名词化标记是可用可不用的。
朱德熙（1982）认为普通话“形+的+名词”中的“形+的”是名词性的同位语，从XX 话的情况看，这一说法值得怀疑。普通话定语标记和名词化标记同形，朱先生的同位语说，实际上认定形容词和中心语之间的“的”是名词化标记，而定语标记与名词化标记分用“葛”和“佬”的XX话只有定语标记才是必用的，因此普通话定中之间的“的”更应当相当于XX 话的“葛”而非“佬”，“的”此时不是名词化标记，名词前的“形+的”不是名词性单位，不能看作同位语。
方言中不但存在转指性的名词化标记，还存在自指性的名词化标记，如XX方言及很多北部吴语的“头势”。“头势”主要用在感叹句中，其句法位置必须是名词性的：<苏> 小王个笨头势/聪明头势勿得了。~ <京> 小王那个笨/这个聪明可别提了。
（比较古汉语“甚矣，汝之不惠”）。
上句的口语翻译显示话的“这个/那个”除了指示作用外也有自指名词化的功能（若删除则句子难以成立）。话指示词“这”的其他一些有特定语用功能的用法从名词化的角度看也有名词化的功能。请看方梅（2002）所举的例子：
—我哭了，实在忍不住了。—（你）这一哭，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想。
（—你这哭太管用了。）
—……—至少过年这吃饺子这事儿得办到。
—您就拿我来说吧，过去净想发财……—提起这发财来有个笑话。
这些“这”方梅称为“弱化谓词标记”。我们认为，谓词性的弱化，同时就伴随着体词性的增强，因此它们不同程度都有名词化的功能。吴语中则可以用泛用量词“个”来起类似的作用（参阅X丹青2002），如：
讲起个发财，有只笑话。
—搿种题目我穷熟悉。—个熟悉也有害处，做起来忒粗心。
至今对话和方言中的名词化现象的观察都是在偏重理论的语法研究中取得的，而在方言语法调查中还缺少名词化这样的观念，所以还很少触及这一类有意思的现象，也许很多方言
还有其他名词化手段不为我们所知，南北方言在这方面也有相当的差异，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方言学关注的。
与名词化相对，语法学也要调查是否有名词的谓词化标记。如北部吴语的“腔”（伊又喇叭腔了——他有不像话了）、“式气”（搿个人神经病式气个——这个人好像有神经病似的）等都是形容词化标记。这些XX话后缀的详细用法参阅谢自力等1988）。
总之，以名词化、动词化、形容词化等条目为纲，能把很多看似无关的现象放在一起，可以增加方言间语法材料的可比性，也能增强汉语语法材料与其他语言相关现象的可比性。
2.2关系从句
关系从句是关系化操作的结果，就是将一个小句中的某个名词提取出来作被修饰的中心语，而将句子的其余部分作定语。关系化是人类语言普遍具有的机制，也是集中体现人类语言创造性和高度智慧的结构，因为它将一个句子嵌入一个名词短语，即将一个结构上更复杂的单位嵌入一个结构上更简单的单位，而且这个名词短语的核心同时在嵌入从句和所在的主句中扮演语义角色，由此将两个句子联系起来（所以叫关系从句）。这是实现语言递归性和无限能产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如：
小X刚刚认识的朋友走了。
“小X刚刚认识”是关系从句，嵌入名词短语成为“朋友”的定语，而“朋友”在关系从句中充当宾语（朱德熙1978的“潜宾语”一说就由此功能而来），在主句中充当主语（严格地说是“主语的核心”），一身而兼两任。还有一种无核关系从句，即由关系代词或从句标记代替被省去的核心名词：
小X刚买的是一本名著。~What Xiang Zhang just bought is a masterpiece.
关系从句是国际上语言调查的基本项目，但在汉语语法学中至今仍是个未被重视的观念，也是方言语法调查中的缺项。我们注意到，当代语言学的不同学派各自关心的课题有所不同，但关系化似乎是各个学派都高度重视的课题，因为它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都与一些重要的核心理论有关。
先看形式语法。生成语法的研究发现，关系从句是一种特殊的从句，其内部成分是移位的孤岛，即其内部成分无法进行常规的句法移法，而其他类型的从句可以移出其论元成分。比较：
Do you think [he will win this game]?
~ Who i do you think [t i will win this game]?
Did you see the man [she likes]. ~ *Who i did you see the man [t i likes].
前一例，方括号中宾语从句中的主语he在特指问句中作为疑问代词who移位到句首；后一例用同样方法对方括号中宾语名词的关系从句中的主语she的移位发问，结果句子不合语法。由此证明关系从句在英语中（实际上也在很多其他语言中）是移位的孤岛，从而强化了生成语法的孤岛理论，证明句法移位受到一些重要规则的限制。
在功能语法中，关系从句按功能、结构及所在位置分有不同的类型，特别是前置和后置。这种现象，与多种话语功能有关。如信息的新和旧、是用来增加信息还是用来帮助辨识名词等，都会影响关系从句位置的选择（参看方梅，2003）。
关系从句在认知语法中也很重要。汉语的谓词+“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核关系从句，而什么样的名词可以被省略、名词核心在关系从句中充当什么语义角色，显然与认知语言学规则有关。据沈家煊（1999），被省略的核心名词的省略和角色辨认与被省略的核心名词的显著度这个认知X畴有密切的关系。
关系从句在类型学中更是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根据Keenan & rie（1977，简单介绍见科姆里著、沈家煊译1989）对50多种语言的考察，不同的语言能够被关系化的成分（即从小句中提取出来充当关系从句所修饰的核心名
词）在不同语言中多寡各异，但不同语言共同遵循下列名词可及性等级序列：主语>直接宾语>旁格成分>领属定语。
这一序列是说，越靠左的成分越容易被关系化。一种语言只要在右的成分能被关系化，其左的成分肯定能关系化，反之则不然。比如，汉语直接宾语可以被关系化（老师教t i的学生i），其左边的主语也就可以被关系化（t i教学生的老师i），其右边的旁格成分却不能关系化（老师对t i很好的学生i，来自“老师对学生很好”）。有些语言（如Toba、Malagasy等马来-波里尼西亚语言）只有主语能被关系化，有些语言如英语上述四种成分都能关系化。但他们没有发现违背上述等级序列的语言，即右边的能关系化而左边的反而不能关系化。
二、在语序类型学中，关系从句是一个特殊的重要参项，它属于有优势语序的结构。在VO-前置词这类核心居前型语言中，关系从句几乎无例外地后置。在OV-后置词这类核心居后型语言中，除了关系从句前置的语言外，也有大量关系从句后置的语言。可见关系从句以后置为优势语序。（Dryer 1992, 1998, 1999）在各种定语相对于核心语序有前有后的语言中，关系从句总是最倾向于后置的成分，Hawkins（1983）用重成分后置的原则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比较其他定语，关系从句是小句形式的定语，结构是最复杂的。
以语法理论和类型学成果为背景来研究汉语，可以发现关系从句在汉语语法学中有着特殊的研究价值。
一、汉语似乎表现出违背上述可及性序列的现象，有时似乎领属定语比旁格成分更容易关系化。如：
老师对那个学生很好。~*老师对[t i]很好的那个学生i
那个学生的性格很活泼。~ [t i]性格很活泼的那个学生i
前一对例子，“那个学生”是前置词“对”介引的旁格成分，无法直接关系化（但可以用代词复指式关系化：老师对他i很好的那个学生i）。后一对例子，“那个学生”是领属定语，好像反而能关系化，违背了上述可及性等级序列。事实上，后一对例子并不真正匹配，右边的关系从句并不真来自左边的句子（所以“那个学生”和“性格”之间的“的”在关系从句中并没有出现），而来自有汉语特色的下列话题结构：
那个学生(，)性格很活泼。
“那个学生”并不是领属定语，而是全句的话题。话题的关系化与汉语话题优先的类型特点有关。汉语话题不仅是一个话语/语用成分，而且是一个基本的句法成分。能够话题化的成分也能够关系化，即使它在语义上是领属成分。因此，Keenan & rie的等级序列没有将话题作为考察对象，对话题优先语言来说是不够的，今后的研究有必要将话题也纳入该等级序列的一定位置，其位置当与主语相似。而在汉语内部，话题结构有许多类型（参看徐烈炯、X 丹青1998），不同类型话题的关系化能力不尽相同，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大课题。
二、如前所述，关系从句有强烈的后置倾向。据Dryer（1992,1999）对900多种语言的考察，VO型语言全都是关系从句在后的，汉语成为这一点上的VO语言中的唯一例外：关系从句一律前置于核心名词（国内的语法研究也都认可，主谓短语或动宾短语作定语只能前置于名词，亦即关系从句只能前置）。汉语为什么出现这种反常的格局？其原因和机制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不过，对口语和方言的进一步的研究或许能显示情形并不这么单纯。方梅（2003）说明，口语中实际上存在大量可以分析为后置关系从句的现象。汉语似乎还不是只存在前置关系从句的语言，关系从句的普遍后置倾向在汉语中还是有所体现的。我们在方言描写中也发现了可以分析为关系从句后置的情况。据钱奠香（2002:84-89, 92-94），XX屯昌闽语的形容词重叠式做定语和象声词短语作定语都有前置和后置两种语序。如：砍[大大]许两丛树。‘砍比较大的那两棵树’
做宿欠砍两丛树[大大直直其]来做柱。‘盖房子必须砍两棵又大又直的树来当大柱子’屯昌话能后置的形容词重叠式和象声词短语都是能做谓语的，因此它们做定语时都具有关系
从句的性质、，这些后置关系从句比起口语中的关系从句更具有静态句法结构的性质，前面无须停顿，是更加固定的句法现象。可见汉语并不完全是关系从句一律前置的语言。
古代汉语也被一些学者认为存在后置定语（既后置关系从句），它们指的是某些“NP+小句+者”结构。如：“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史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把佾》、“士卒堕指者什二三”《史记·高祖本纪》。这类结构的黑体部分，吕叔湘（1982[1942]:78）认为是“加语”（定语）移在“端语”（中心语）之后，周法高（1961）归入“后加的形容语”。也有人认为这类结构前面的名词是定语，后面的“者”字结构为中心语，如杨伯峻、何乐士（2001:775）。假如取吕、周之说，则后置关系从句古已有之。
可见，以语言共性为背景，古今汉语及方言的关系从句语序问题还是个大可挖掘的领域。
三、汉语动词、形容词都能做谓语，使关系从句和做定语的谓词性成分难有清晰界限，而且主语省略较自由，使论元不全的动词也能分析为给关系从句。如“买的书、深奥的书”，因为“书深奥”、“买书了”等能成句，因此“深奥”、“买”作定语时都能分析为关系从句。另一方面，由于关系从句必须用定语标记“的”或其他标记，因此带“的”与不带“的”的定语（红的衣服~红衣服）在句法和语义上的差别，正好可以用关系从句和普通定语的对立来解释。这种角度的研究目前还完全是空白。
4、一方面汉语中动词形容词都可以看作关系小句，使汉语关系从句的X围较广，另一方面汉语关系从句又有一些不同于主句或其他从句的特点，受到一些特殊的限制。比如，汉语关系从句标记“的”有排斥与体标记连用的倾向，但只要不与“的”连用，关系从句的谓语动词仍可带“了”，比较：
这个学生买了一本新书。~这个学生买(*了)的一本新书很好看。
~ 买(了)一本新书的这个学生很用功。
这种有汉语特点的限制原因何在？目前还缺少研究。还有其他尚未揭示的规律和限制，更是有待今后的研究。
最后让我们回到方言语法，看看关系从句在方言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性。
上述汉语关系从句的重要课题，对方言来说也同样重要，而且各方言的表现未必跟话相同，值得深入研究，以获得对汉语关系从句的全面认识。如前所述，屯昌闽语有更为典型的后置关系从句，但进一步的情况有还待深入研究。再如，丹阳方言的关系从句标记不排斥完成体标记“则”与关系从句标记“格”的连用，相反对于过去的行为还要求体标记与关系从句标记连用（蔡国璐1995:291），如：
他炒则格菜好吃。（直译：他炒了的菜好吃。）
我说则格话你要记好则。（直译：我说了的话你要记住了）
在关系从句的标注方面，方言与话的差距更加明显。结构助词、指示词、量词甚至体标记都可能有关系化标记的功能，对标记的选用因方言而异。这种差异具有类型学意义和方言地理学背景，是划分方言语法类型的重要参项。在话中，指示词“这/那”插在关系从句和核心名词之间兼有关系从句标记作用，如果删除，就要加进“的”，如：
指示词：小X刚买那书是一本名著。~小X刚买的书是一本名著。
不过，“的”可以在无核关系从句中代替被省略的名词，如“小X刚买的”，而指示词无此功能，除非加上量词，即不能说“小X刚买那”，而要说“小X刚买那本/那些”。
在吴语和粤语中，量词具有不依赖指示词的定指功能，而且这种定指量词也可以兼有关系从句标记的作用，还能像普通话“的”那样用在无核关系从句中，如：
‘小X刚刚买的那本（书）是一本名著’
据众多的调查分析报告所揭示的吴粤方言与话的一系列差异（石汝杰、X丹青1985，施
其生1996，周小兵1997，X丹青2000，2002），X丹青（2002）建议把话划为“指示词优先”类型，粤语、吴语等方言为“量词优先”类型。这一区别在关系从句上也有清楚表现。话可以用指示词代替“的”作关系从句标记，吴语可以用量词作关系从句标记，粤语通常用指示词加量词作关系化标记，也可以用复数量词“啲”（些）作关系化标记，而用定语标记“嘅”（的）作关系化标记是听起来较新较文的表达（Matthews 2000）。
在XX话中，除了量词、结构助词之外，由处所短语来的半虚化体标记“勒海”类词语也能用作关系从句标记，如：
我买仔饼干勒海。（直译：我买了饼干在那儿）
~ 我买勒海饼干（到啥地方去哉？）直译：‘我买了在那儿的饼干（到哪儿去了？）’自家养勒里儿子勿会赚钞票。‘自己生下的儿子不会挣钱。’
这时半虚化体标记“勒海”仍然保留了体的意义，但是它确实兼有关系化标记的作用，因为如果这时删去这种体标记，就必须补进相当于“的”的“葛”，如“我买葛饼干”（我买的饼干），否则关系从句就不能成立（“我买饼干”无法成为一个NP）。此外，用“勒海”类标记的关系从句不能省略被饰核心名词构成无核关系从句，这是不同于用量词和定语助词的一个重要限制。
南方方言关系从句还有很多有别于话而富有理论价值的现象值得研究，有些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三、逐步实现方言语法描写的现代化的管见
上面的简要综论和少量具体例证都意在说明，语法调查框架的更新发展是当前深化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关键因素。接下来应当研究的就是如何来实现语法调查框架的现代化。这需要学者们共同的智慧来讨论推进并付诸实践。下面只谈谈个人的几点浅见，并介绍一下我们正在为此目的而所做的一些工作，期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过去的几十年是世界上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快速发展的年代。我们应当尽量熟悉国际语言学数十年来的重要进展和获得的共识。不过，对方言调查来说，最需要的可能不是直接搬用发展变化非常迅速的那些理论模型，例如生成语法的最新版本，或功能学派中怀疑静态基本句法结构的现实性、只强调话语分析的做法。这些理论的稳定和普遍适用尚待时日，调查的速度赶不上理论发展的速度，而且用来作全面调查还缺乏操作性。当然这些理论模型可以用来做个别方言的深入研究，但不适宜用来做大面积跨方言调查和描写性报告的蓝本。最紧迫最现实的做法，是采纳语言类型学普遍采纳的调查框架，再根据汉语情况做适当增删，删去那些在汉语中很不可能存在的X畴，增补和细化在汉语中较为发达的X畴。
类型学的框架作为田野调查蓝本和描写性研究的依据有几项难以比拟的长处：
一、理论模型比较中性。它注重事实的发掘，而不是从某种理论出发去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这后一种出发点容易造成材料的不均衡和对待材料态度的不客观。由类型学框架得到的调查结果可以为各种理论框架的研究者所采用。rie在为“语言描写调查问卷”所写的导论（rie1977）中，就强调了语法调查方案的这种追求。他和N. Smith合编的这份问卷就是这种调查框架的X例。欧洲类型学家团体Lin多年来致力于调查描写出版世界各地的语法报告，虽然详略各异，但所依据的蓝本主要就是这份问卷，因此所获的描写材料能为各种学派和理论所用。
2、较少语种偏见。它设计的蓝本，主旨就包括要尽力排除印欧语偏见或印欧语局限，当然也不会有国内调查蓝本很容易有的现代汉语偏见或普通话偏见。它是在近一两百年来语言学家们世界X围内数百上千种语言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其调查项目突出人类语言最普遍最重要的那些语法X畴（表达手段则各语言可能不同，这正是调查
的对象），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照顾语言间可能有的差异，能容纳各种可能出现的现象。因此，这是适合面最广的调查方案。
3、较具有可比性。它将各种可能的语法X畴经整理后归纳为若干共同的语法-语义X 畴，再分出不同X畴的层次，同时也留出反映特色的余地。这样的安排使绝大部分语法现象都能在其中找到一定的位置，不容易漏掉。同时各种现象都有了可比的基础。这样获得的结果，无论是对建立普遍理论、还是进行语言、方言间的类型比较或亲疏比较、还是同一语言内的历时比较，都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可操作性，大大提高了调查材料的应用价值。
上面所举的名词化和关系从句的例子，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些好处。
由于目前国内主要基于普通话语法学体系的调查方案与国际通行的语法调查方案还有较大的距离，因此我们正在展开一些工作试图逐步减少其间的隔阂，使方言语法调查框架更加现代化，更加符合语言学各个方面对方言语法材料的需求。兹略作介绍。一方面，我们在一些重点课题的赞助下和各地同行的支持下，尝试逐步建设、完善新的调查方案。首先从类型学的调查蓝本抽取一些重要的语法点、包括一些以前被忽视的语法项目，吸收汉语已有调查问卷的长处，参考现有调查成果所反映的方言语法值得注意之处，制定一X新的调查表，在若干代表性方言点展开调查。然后总结经验，逐步增加调查项目和调查点，在此基础上建设更有价值和深度的方言语法语料库，为各方面的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更有价值的材料。与此同时，我们我们也将全面介绍引进rie&Smith调查问卷，并结合中国境内语言和方言材料进行分析解释，在此基础上经过取舍增删，在不同领域编制繁简程度不等的调查蓝本，其中包括汉语方言专用的、汉语跨时代研究专用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专用的（还可由藏缅语专用、壮侗语专用、南亚语专用等更具体的版本）、汉语和亲邻语言通用的用于比较的各种调查方案，形成一个更加客观合理、更能相互沟通的语法调查X式，促进中国境内语言方言的语法调查研究在21世纪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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