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确立

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确立

摘要：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来证明案件事实，特别是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应达到的程度标准。目前，学界对此主要持有观真实标准、法律真实标准、主观真实标准三种观点，而如果根据人权和效率的原则，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则必须进行分类设计。

关键词：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主观真实

中国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承认法官可以通过自由心证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但事实上法官的主观判断是案件推进及解决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有必要设定一定的标准来拘束法官的自由心证，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证明标准。即”法律规定在每一个案件中诉讼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1]当案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后，法官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形成对案件待证事实的确信。它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决定着当事人举证所应当达到的程度，又是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准则。然而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学理上并未完全达成一致。

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之现状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来证明案件事实，特别是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应达到的程度标准。”[2]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相比，虽然三者均遵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概括性证明标准。即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案件事实均有必要

浅析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摘要：行政诉讼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表明一律采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已不符合行政诉讼工作的现实需要。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上，我们应当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为一般标准，优势证明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为补充，结合具体行政行为种类、行政案件的性质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大小等因素，具体确定案件的证明标准从而保证最大程度地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率，这样才能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 关键词：证明标准，行政诉讼，多元化

Abstract：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its own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indicated that all uses “the case fact to be clear, the evidence is truly full”the proof standard has not met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work realistic need，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proof standard's suitable question, we must use clear and the convincing standard are the general standard, the superiority proof standard and the elimination reasonable suspicion proof standard are the supplements，Union concrete administrative action factors and so on type, administrative case's nature and to litigant rights and interests influence's size, determined specifically case's proof standard can guarantee the greatest degree makes the correct judgment, the greatest degree realizes can meet the modern government by law requirement like this fairly with the efficiency, is helpful in realizes judicature's fair， Keywords：Standard of Proof,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the multiplication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引言 在当今社会，随着行政权范围的不断扩张，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纠纷的数量和复杂程度都在不断地增加。行政诉讼便成了解决行政纠纷最主要的途径。因此，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对社会的稳定有重要的影响。就行政诉讼制度而言，行政证据制度是它的核心；就行政证据制度而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它的核心。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然而，随着行政案件的复杂化，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显得过于单一。这不仅不利于行政案件的审理而且这种证明标准要求过高，并不适合所有的行政案件。况且，这种证明标准只是相关学者从相关法律规范中概括出来的，立法上对此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给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外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认真分析，再结合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来对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完善。 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而证明标准又是证据制度的核心。证明标准不仅对当事人举证具有指导意义,也是法官据以确信案件事实得以证明的标准,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什么是证明标准，可谓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简而言之，证明标准是法律规定的证明主体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要求。①但是，对证明标准内涵的界定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举证责任密切相连，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合理外延。案件事实的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自由心证在证明过程中如何运用以及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才是讨论证明标准内涵的核心问题。 （一）证明标准与有关概念的比较 1、证明标准与法律真实 目前，我国三大诉讼采取统一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又称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尽管诉讼认识过程具有复杂性,查明案件的客观真相也有相当的难度,但裁判事实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实际这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承认裁判者的认识能够达到客观真实,并不意味着客观真实就能够作为裁判的证明标准。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能借助于证据手段进行，在诉讼视野中，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有什么样的证据就有什么样的事实。以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标准，实际则是对裁判者提出了勉为其难的要求。因此，我国应放弃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建立以盖然性为尺度的法律真实证明标准。所谓的法律真实是指诉讼中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可以认为是真实的程度。② ①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 ②熊俊：《“法律真实”之分析》，载《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览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专业07秋法学本科 学习中心新丰电大 姓名陈学文学号071110746 指导教师李文敬 2009 年8 月 4 日

目录 引言 (1)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1) （一）实体法的意义 (1) （二）程序法上的意义 (2) 二、证明标准模式 (2) （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 (2) （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3)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3) 三、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问题 (4) （一）证明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 (4) （二）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 (4) （三）诉讼证明中的逻辑推理前提具有不确定性 (4) （四）证明结果因难以检验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 (4) 四、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4) （一）证据优势标准与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相适应 (5) （二）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相适应 (5) （三）证据优势标准能充分地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 (5) 五、参考文献 (5)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陈学文 引言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证实事实的真伪。证明标准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没有一个证明标准,那么将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诉讼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证明的标准。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查清案件事实是案件纠纷得到正确处理的第一步,而对事实是否清楚的判断则属于证明标准的问题,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证明标准一般在证明的任务的题目下进行论证。究其原因,职权主义模式大都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和能动色彩。自我国实行诉讼改革以来,职权主义之弊受到猛烈抨击,现今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已有所淡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强调,故现在人们在谈及证明标准的时候,是与举证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例如：在审判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非是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但达不到一定证明标准时，将承担败诉后果。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某一纷争事实应由哪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从而使该事实得到法庭认定为真实, 也就是说，我国民事法不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且规定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是有条件的,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存在举证的客观障碍而且该障碍其本身无法克服。法院所为之调查取证,并非由法院承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种衡平措施,体现了对举证弱势方的支援,其目的不是要打破诉讼中原被告之间的力量均衡,而是要维持一种实质的均衡。如果在调查取证中无法找到相应证据,则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仍要承担其举证不能之后果。故证明标准在法院动用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时,仍是当事人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效用主要有二： （一）实体法的意义在证据量及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实体处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准绳的司法原则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事实认定对案件处理的重要性。如何理解“以事实为依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自己总结)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程度或者证明要求,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和灵魂。是诉讼中担任提供证据责任的诉讼主体对案件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只有达到证明标准，该诉讼主体才能卸去其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法院也必须根据证明标准衡量待证事实已经得到证明还是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此无论是对法官还是诉讼当事人，证明标准都是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简而言之,证明标准就是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所应达到的最低证据要求。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及含义 证明标准的抽象性以及具体案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证明标准在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标准被认为是负有承担证明和提供证据负担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在其诉讼法上,证明标准是以多元论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的诉讼法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甚至在同一个诉讼法内部也可能因为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适用相异的证明标准。所以英美法上的证明标准显得比较复杂。 第二种观点：德国科隆大学著名证据学家汉斯·普维庭认为“证明尺度也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证明尺度也决定对某个具体内容的法官心证，它决定着法官必须凭什么才算得到心证” 第三种观点：墨非认为：“证明标准是指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和程度。是证据必须在事实裁判者头脑中造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程度，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使事实裁判者形成确信的标准。从证明责任的履行来看，证明标准是证据质量和证明力的测试仪。” 第四种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证据份量的对比。如卞建林等认为：“证明标准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的份量相对于对方当事人举证的份量来说，应当超过多少。” 证明标准不可能仅仅只是用言语做出精彩明晰的描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证明标准做出不同的理解，总体来看，证明标准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人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达到的要求，如果证明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将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是从法官角度来讲，法官通过自由心证判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或者说是证明标准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界限；三是从证明标准自身的性质来讲，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尺度。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 内容摘要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尤其当之与特定案件相联系时，出现的情形更为多样和繁复。本文引入英美法上的证明责任概念，对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进行了必要的区分，明确划分了行政诉讼中原被告双方所承担的不同的证明责任，并结合有关案例加以分析。此外，文章作者还论述了在行政法领域确立案卷排他性原则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文章指出，确立该原则对于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及保障法院司法审查的顺利进行，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明责任说服责任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1]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其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四）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这里对原被告双方使用的均为“举证责任”这一概念。而事实上，原被告双方在举证能力上有较大的差异，如果对其在证据方面的责任不加区分，则表面上的“一视同仁”必然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公平。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均使用“举证责任”概念，我们认为，英美法中的“证明责任”概念的引入，对于诉讼中证据方面诸多问题的解决都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是直接关系到诉讼双方当事人能否胜诉的关键问题。案件事实问题能否得以查清，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的一系列主张是否成立、能否为法院所采纳，以及双方当事人诉讼请求能否最终实现，都依赖于相应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即取决于相应证据的证明力与说服力。事实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收集、提供证据，在庭审中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以及法院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等活动，构成了诉讼过程的主要内容。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事人要想使其诉讼请求得以实现，而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撑。在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问题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其又具有行政诉讼独有的一些特点。什么是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原告方在行政诉讼中承担哪些证明责任？这些都是令人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并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有关案例进行分析和阐述。一、证明责任：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本文中，我们使用的是“证明责任”这样一个概念，而非“举证责任”，那么，什么是“证明责任”，它与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有什么不同呢？2]“证明责任”(burdenofproof)是英美法上的概念，19世纪末的美国证据法学者撒耶在《普通法上的证据法导论》中指出：证明责任共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双方存在争论的事实主张后所产生的危险责任——如果依其所言所为而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则将败诉”；第二层涵义是：“继续进行争论或者提供证据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仅存在于案件的开始阶段，而且贯彻于此后的整个审判或辩论的任何阶段”；第三层涵义是：“无论使用这个术语的何种称谓，都较诸其他两层涵义具有更为丰富的意蕴，而且亦可具体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概指整个涵义”。3]而证明责任分层理论的现代学说认为，证明责任这一法律术语具有两层基本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当事人在案件结束之际，就一定的事实主张说服陪审员的义务；第二层涵义是指当事人一方向法官举出充分证据，以使相对方当事人作出答辩的义务。这两层涵义合在一起，构成了证明责任概念的全部内容。4]简而言之，证明责任包括两层涵义，一为说服责任，一为举证责任。我国目前在诉讼法领域（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并未对证明责任作如此区分，而是统一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当然，这里的“举证责任”并不同于证明责任下的“举证责任”概念，而更多地具有证明责任的意味，即包括了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这里我们之所以要借鉴英美法上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的概念，是因为对证明责任作这样的区分更有利于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摘要]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确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文章首先阐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然后分析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发展和理论；最后指出了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最低程度或者最低标准。具体而言，在诉讼证明中，证明主体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法院就应当对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反之，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就说明待证事实未被证明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证明标准在诉讼法证明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衡量负证明责任的一方是否实际履行了证明责任的尺度，而且也是法官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合理地界定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明标准，对于保证诉讼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界说 我国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指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质和量的要求都符合，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1]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有必要对刑、民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2]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具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当然应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仅仅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是不够的，要认定其有罪或无罪，就必须进一步得出唯一的结论，要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标准。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得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还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可能，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也应当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认定这一事实。 对刑、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的主张，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及实务界人士的共鸣。这种观点充分地考虑了两种诉讼在性质及追诉原则上的重大区别：从诉讼的性质上看，刑事诉讼要解决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涉及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这样重大的问题，而民事诉讼要解决的则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人身权益的争议，置这种差别于不顾而采取相同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从两种诉讼的追诉原则及举证责任看，刑事诉讼强调国家公诉，民事诉讼则实行“私权自治”的处分原则。公诉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装备，要求其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是有保障的；民事诉讼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的手段、装备一般都会弱于公诉机关，达到刑事诉讼同等的证明标准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合理的。 在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审判方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才初步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 一证明标准具有阶段性，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二关联性高，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三符合客观事实。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一个依据想要被法官认定为事实，成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就需要有一定的证明力，达到法律既定的标准。那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相信这是大家想要了解的问题。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小编整理了相关的内容。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是指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对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认定的，属于违法;对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来说，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的，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诉讼中，如果待证事实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时，该待证事

实就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已达到证明标准时，法院就应当以该事实为裁判的依据。 二、证明标准的特征 1、证明标准是主观的 这是因为任何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并为人所用，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堕胎在一些国家是犯罪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是一项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就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从而导致了评价同一事物或行为标准上的差异。同时标准的适用也离不开人的主观因素，因为标准本身不能去主动评价客体，评价只能是人的一项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离开了主体标准就无法与被评价物发生联系。 2、标准应当是确定的 标准的确定性意味着他不是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的，我们可以认识它、把握它，这也是使用标准去衡量事物的前提。人们之所以需要标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了它，我们就可以用同一尺度去评价事物。 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证明标准的确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证明标准作为法律对人们行为以诉讼方式进行评价的尺度，决定了哪些行为或法律关系将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也保证了

行政诉讼中证据的审核认定

行政诉讼中证据的审核认定 “证据的审核认定”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法官对“证据的认定，简称认证”，是大法官释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大法官释法的表现形式是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批复、案例指导等所有通过官方途径向外公布的有指导性的意见，是法官必须遵守的逻辑思维规范，是司法实践中具体理解和应用法律标准的逻辑思维模式俗称法官的逻辑。律师代理行政诉讼必须掌握法官的逻辑，只有这样才能预知判决结果，才能称为行政诉讼行家。本文是作者在办理行政诉讼案件中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五部分规定的“证据的审核认定”的知识积累，是作者掌握的知识精髓。《若干规定》不是针对某一类行政案件如征地补偿、房屋征收补偿、商标等行政诉讼案件而规定的证据规则，而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进行证据审查的实务操作规范，是法院审理行政纠纷案件和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必须遵守的证据规则，也是律师办理行政案件必须掌握的权威性规范之一。律师办理的行政案件，几乎都是代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此类案件的共同特点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行为中的被动性即在行政行为中的不可逆转性，这就要求律师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和睿智的技巧，捍卫委托人的权益和诉讼行家的称号。 《若干规定》规定的“证据的审核认定”实际上就是诉讼法理论所说的“认证”，是由法官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特殊情况下无需质证的证据），按照法定的程序和依据，对其是否可以作为定案根据进行衡量，据此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的行为或者过程。认证规则是《若干规定》的重中之重，代理行政案件律师必须掌握，否则将在行政诉讼中处处被动，处处抱怨。 一、证据审核认定的一般要求和具体方式 《若干规定》第53条至56条规定了认证的一般要求，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制定《若干规定》的思路是------在证据规则基础上的法官心证，第54条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代表，即法官在“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客观存在的证据得出主观上的认识（案件事实）。这样的规定是吸收了英美法的证据规则的具体体现，是证据审核认定的巨大进步。 司法实践中认证的方法有三种，即个别审查、比较印证、综合分析三种方法。

简述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论文摘要：规范行政诉讼对象的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由行政管理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所决定，行政诉讼证明对象的实体法依据比较复杂，涉及到公安、工商、税务、规划、财政、卫生等多个行业，行政法律、法规也相应地存在着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合同等多种形态。具体行政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各个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对象的差异性。 一、有关行政诉讼证明对象的立法规定 规范行政诉讼对象的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由行政管理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所决定，行政诉讼证明对象的实体法依据比较复杂，涉及到公安、工商、税务、规划、财政、卫生等多个行业，行政法律、法规也相应地存在着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合同等多种形态。具体行政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各个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对象的差异性。 行政诉讼证明对象的特点集中体现在《行政诉讼法》第5条和第32条的规定上。其中，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由此可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与判断，是行政诉讼的中心任务，与之相应，凡是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相关的事实与规范性文件，均属于行政诉讼证明对象的范围。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行政复议申请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行政复议机关依申请人的申请，可以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这就意味着抽象行政行为也可成为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1]同时，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诉讼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案件，其证明对象与一般的行政诉讼不同。 此外，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及行政复议法中都有关于行政诉讼程序法事实的规定，这些也属于行政诉讼证明对象的内容。 二、行政诉讼证明对象的内容 我们认为，行政诉讼证明对象总体上可以分为五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关的事实、与行政赔偿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符合行政程序的事实、行政诉讼程序事实以及规范性文件。 （一）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关的事实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依法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 1、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关的事实。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和特定的事件单方面作出的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由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一般行政诉讼的主要对象，故与此有关的事实就成为一般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体包括如下4个方面的事实： （1）行政机关具有法定职权的事实。即被告行政机关是否有权对外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摘要：本文主要针对民事诉讼法解释109条规定将证明标准从“高度盖然性”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改变进行研究。本文从广义的证明标准进行阐述，并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历史发展以及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具体分析。此改变有利于与民事实体法衔接，但也存在问题诸如有可能打破了民诉“高度盖然性”的一般性原则，模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等。虽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由来已久，但其确切含义不够明晰，司法实践也难以把握应用的尺度。时至今日，对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仍莫衷一是。 关键词：证明标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in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109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interpretation, which rais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rom “high probability”to “reasonable doub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broad sense, and 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asonable doubt” and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This change is conducive to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breaking the “high probability”of the civil lawsuit, and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of civil litigation and criminal litigation. Although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reasonable doubt has long existed, its exact meaning is not clear enough, and judicial practice is difficult to grasp the yardstick of application. Up to now, there is still no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Keywords:civil litigation; standard of proof; high probability;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一、证明标准概述 （一）证明标准的基本理论 证明标准是以事实证据为依据来达到程度要求的，在诉讼主体中承担证明责任的可以证明事实证明的证据标准[1]。它其实是裁判者内心对已有证据的可能性

略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略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内容提要: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是证据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之一。明确证明标准,有助于证明 主体按照既定的要求完成证明的任务,有助于法院正确审理行政案件。由于行政诉讼在诉讼 的性质、任务、证明对象以及举证责任的承担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之处,因而 在证明标准上不宜采用与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证明 标准应低于刑事诉讼,高于民事诉讼,达到“法律真实。” 主题词:证明标准行政诉讼证明 一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同时也是 诉讼实践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在证据法中,证明 的标准是考量证明目标是否已经达到的分界线:线上 为已达证明目标,证明主体的证明任务已经完成;线 下则被认为证明的任务没有完成,因而其证明责任不 能免除。可见,证明标准是证明的主体对案件事实及 其他待证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因此,如何从 理论研究到诉讼实践确立科学的证明标准,尤其是从 立法上明确规定证明标准的问题, 无疑是至关重要 的。 由于行政诉讼制度( 包括行政诉讼证据制度) 较 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要晚许多,因而 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对刑、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的 研究。 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对刑、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都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原则而加 以区别对待,只是区别的大小和具体做法不同而已。 在英美法系国家,明确区分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 证明标准:对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控诉一方必须将 其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明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 对于民事案件, 一般来说最低的证明标准则是要求 “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也就是说,民事诉讼当事人 对其所负担的举证责任,应当以其证据优势使法庭能 够确信其主张的成立,对方没有证据,或虽有证据但

1、浅论民事诉讼优势证明标准

浅论民事诉讼优势证明标准根据英国证据法学家摩菲（Murphy）的论述，证明标准是指证明责任被解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里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者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富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裁判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信赖的标准。这一标准的达成，预示证明责任承担者对其责任的卸除并获胜诉，故选择哪种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诉讼的基本趋向以及当事人对诉讼的把握和预期。在实践中，人们如果没有可以达到证明标准的证据，即使遇到纠纷，一般也不会选择诉讼，当事人、代理律师概莫能外。 现在世界各国一般都存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别，有的国家如我国，在两大诉讼之外还专设了行政诉讼。在不同的诉讼领域，各国采取了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普通法国家，民事案件一般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在刑事案件中则要求，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后者明显高于前者。 在我国，长期以来，三大诉讼活动采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即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和162条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个标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彻底抹杀了三大诉讼活动的个性，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从而导致他们产生畏讼心理，给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民事诉讼的价值难以充分体现。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其不同于刑事诉讼的个性特征受到关注。传统的基于过分追求客观真实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逐步退出了民事诉讼领域：以往的一元论逐渐被多元理论所取代，“优势证明标准”被引入并日益占据主流地位；而2001年4月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的规定更是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将优势证明标准确立起来。可以说，在确立优势证明标准的进程上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由于

论诉讼证明标准

论文 论诉讼证明标准 学院：法学院 专业：法学 学生姓名：赵小竹 学号：02

论诉讼证明标准 一、证明标准概述 证明标准时为了实现法定证明任务，法律规定在每一个案件中诉讼证明必须要达到的程度。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据的证明程度的标准，它既是衡量当事人举证到何种程度才能满足举证要求的标准，又是确信案件事实以及评判法官对事实认定是否妥当的尺度。 两大法系国家对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即采取二元制的证明标准。《英国大百科全书》（第15版）“证据法”条款指出：“在普通法国家，民事案件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刑事案件要求盖然性超过合理性怀疑。在大陆法国家中，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盖然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不仅对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而且在民事案件中，还根据案件的性质不同，区分普通民事案件与特殊民事案件，分别设置的不同的证明标准，从而在证明标准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 二、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诉讼证明标准上的通说认为，在民事和形式案件的证明标准上实行的是统一的、无差别的标准，都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采取一元制的证明标准。“证据的确实、充分，既是对证据质的要求，也是对证据的量的要求，具体体现在：一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二是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三是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四是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这四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对此种证明标准上的要求，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概莫能外。” 但从我国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立法来看，我认为，我国实行的仍然是二元制的证明标准，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153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

行政诉讼法重点法条释义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与轻微违反法定程序但不影响当事人实际权力的情形不同，此处为严重程序瑕疵）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释义】本条是关于撤销判决和要求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判决的规定。 本条是原法第54条中独立出来的一条，并作了一处重要修改，增加了“明显不当”情形。在修改过程中，对程序违法也作了多次调整，最后采用了折中方案，仍将程序违法作为撤销情形，同时将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形作为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情形。 撤销判决是行政诉讼中重要的判决形式，其法律后果是行政机关承担败诉责任，依照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判决被诉行政行为撤销的理由是行政行为违法，本条列举了六类违法情形。被诉行政行为只要存在一类违法情形，就应当判决撤销。撤销分为全部撤销和部分撤销，行政行为中部分违法的，应当撤销违法部分，保留正确部分。 一、主要证据不足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认定案件事实并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需要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属实，证据是否充足。判断证据是否充足，涉及证明标准问题。行政诉讼既要查清事实，又要兼顾行政管理特点和实际情况，其证明标准介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比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要低，比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据标准要高，有观点将之归纳为“清楚而有说服力”标准。由于行政诉讼情形很多，特别是被诉行政行为多样化，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证明标准，因此本条保留了原法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表述。主要证据不足，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缺乏事实根据，导致认定的事实错误或者基本事实不清楚。主要证据不足这个判断标准有很大包容性，在遵循基本含义的基础上，需要结合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实际情况，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如有关对当事人权益影响较大的处罚、许可等案件，应当遵循更严格的证明标准，有关证券类行政案件，证明标准就没有那么严格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证明标准与二审审查标准、再审条件是一致的。 有的意见认为，证据确凿与主要证据不足的逻辑不周延，主要证据充足但次要证据有所欠缺的，并不能称之为证据确凿。这涉及对证据确凿的理解，考虑到主要证据包括证明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和其他事实的主要证据，行政行为所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确实、充分的，就可以认为行政行为的证据确凿。证据确凿是主要证据确实、充分的另一个表述。因此，证据确凿与主要证据不足是可以相对应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查清事实是第一步，然后是适用法律、法规。法院审查行政行为，需要审查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实践中，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应当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二是应当适用上位法、特别法、新法，却适用了下位法、一般法、旧法；三是应当适用某一条款，却适用了该法的其他条款；四是应当适用某一条款，却没有说明所依据的法律或者援引具体法律条文；五是适用了尚未生效或者已经失效、废止的法律、法规等。当然，本项规定是狭义的，仅指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广义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还可以包括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等情形。 三、违反法定程序

简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2017最新)

遇到行政法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 问>>https://www.docsj.com/doc/d7357998.html, 简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2017最新) 我国刑事、民事和行政三部诉讼法都要求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作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条文上没有规定证明标准”。笔者认为，这种规定只是表明诉讼所要达到的证明目标—追求的是客观真实，而非过程。现在，较统一的认识是：审判的过程是追求客观真实的过程，但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绝非是裁决正确与否的标准。三种性质诉讼的结果对败诉方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同，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同一的；而且作为我国三大诉讼之一的行政诉讼在案件的当事人、审查的范围等方面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有着很大的不同，其证明标准也就理应有着自己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初期，行政诉讼案件有了自己的诉讼规则，但这些规则仅是粗线条的操作步骤，远未象刑事、民事诉讼那样，形成自己特有的诉讼理念，特别是在证据的审查规则方面，仍处于模糊状态。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在诉讼证据的提交、分析、采纳方面对行政审判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于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这个规定虽然对行政诉讼证据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仍未就证明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由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广泛性及管理事务的多样性，决定了行政案件所涉及的行政行为的模式性质差异较大，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不能简单地采用单一的标准。实践中，对具体行政行为各要素的合法性证明标准很难把握，差异较大。 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基本问题，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证明程度，指证明主体为了实现其证明目的，在证据的质和量上应达到的程度，是对证明对象的范围和证明所达到程度的界定。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在行政案件中依据行政诉讼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具体包括行政诉讼证据应达到何种质和量的要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的过程就是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判断，然后根据采信的证据演绎出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叫法律事实。采信证据的过程从大的方面讲包括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的期间、举证的范围、所举证据的形式、非法证据的排除、无效证据的否定、举证责任的转换等方面。法官针对不同的行政争议运用相应的规则综合分析、运用当事人提供

浅析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引言：有这样一件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某甲与某乙系邻居，素无矛盾。某日，甲诉至法院，原告甲诉称：2005年10月的一天，乙看见甲正在一废水塘边钓鱼，遂朝水塘内扔了一块砖头。为此，甲、乙双方争执，争执中，乙用拳头打甲面部一下，致甲面部软组织受伤。现要求法院判令乙赔偿医疗费132元，并向法院提供了医院病历和医疗费票据。被告乙在庭审中辩称：与甲发生争执属实，但没有打伤甲。 对如何认定此案事实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甲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乙致伤了甲；另一种观点认为，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乙致伤了甲。 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本质上是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一、证明标准的内涵 所谓证明标准是指证明主体对案件事实及其他待证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①在证据法学中，证明标准是证明目标是否已经达到的分界线，线上为已达到证明目标，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的证明任务完成；线下则被认为证明任务没有完成，因而其证明责任不能免除。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当事人收集、提供和运用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是法院分析认定证据、查明案件事实，都会遇到证明标准问题。证明标准的存在以举证责任为基础，如果规定举证责任而不确定证明标准，将难以确定证明的程度是否已经达到要求，证明是否还应继续。因此，确定证明标准的功能在于使证明责任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发展轨迹 纵观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发展经历了从“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到“高度盖然性”的过程。 （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活动采用基本一致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有的学者称之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162条和《行政诉讼法》第31条都有关于此标准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对7种法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里的“查证属实”，指的是符合客观真实。《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里规定的“全面”、“客观”是对审查核实证据的严格要求。为了实现上述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明确了民事诉讼的举证和证明责任。 笔者认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没有顾及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活动的不同特点。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坚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有助于正确贯彻“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刑事审判工作政策。而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和刑事诉讼基本一致的严格的证明标准，这就会过分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从而会使他们产生畏讼心理，对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不符合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 （二）“高度盖然性”标准 为了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保证依法、正确、及时地审理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98年6月19日讨论通过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这里的“足以”就是表达了有关证据在法官内心确信上所形成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从此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