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基础知识
音韵学基础知识
一、《广韵》61平声韵：
东冬钟江支脂之微鱼虞模齐佳皆灰咍真谆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萧宵
肴豪歌戈麻阳唐庚耕清青蒸登尤侯幽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祭泰夬废
二、《广韵》34入声韵：
屋沃烛觉质术栉物迄月没曷末辖黠屑薛药铎陌麦昔锡职德缉合盍叶帖洽狎业乏
三、《广韵》35声母：四、宋人三十六：五、十六摄：
喉音：影余晓匣牙音：见溪群疑通江止遇
牙音：见溪群疑舌音：端透定泥蟹臻山效
舌音：端透定泥来知彻澄娘果假宕梗
知彻澄唇音：帮滂并明曾流深咸
齿音：精清从心邪非敷奉微
庄初崇山齿音：精清从心邪
章昌船书禅日照穿床审禅
唇音：帮滂并明喉音：晓匣影喻
半舌：来
半齿：日
六、王力上古29韵部：七、王力上古32声母：
之职蒸喉音：见溪群疑晓匣影
支锡耕舌头音：端透余定泥来
鱼铎阳舌上音：章昌船书禅日
侯屋东齿头音：精清从心邪
宵药正齿音：庄初崇山
幽觉唇音：帮滂并明
微物文
脂质真
歌月寒
缉侵
叶谈
八、《中原音韵》19韵部表：
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
九、《中原音韵》25声母表：
崩烹蒙风亡
东通农龙
工空仰烘邕
宗从嵩
钟充双儿
章昌商戎
十、十三辙韵目表
中东江阳一七灰堆油求坡梭人辰言前发花乜斜怀来姑苏遥条（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
十一、王力上古30韵部所含《广韵》韵部表
十二、等与中古声母关系
1、一二三四等俱全的：影晓见溪疑来帮滂并明
2、只有一二四等的：匣
3、只有一四等的：端透定泥精清从心
4、只有二三等的：知彻澄娘照穿床审
5、只有三四等的：喻（三等云，四等余）
6、只有三等的：群禅日非敷奉微（合口）
7、只有四等的：邪
十三、等与《广韵》韵部关系表
1、一等：冬模泰灰咍魂痕寒桓豪歌唐登侯覃谈（16）
2、一三等：东戈（2）
3、二等：江佳皆夬删山肴耕咸衔（10）
4、二三等：麻庚（2）
5、三等：钟支脂之微鱼虞祭废真谆臻文欣元仙宵阳清蒸尤侵盐严凡（25）
6、四等：齐先萧青幽添（6）
十四、内外转与中古韵部
内转通：东冬钟外转江：江
止：支脂之微蟹：齐佳皆灰咍祭泰夬废
遇：鱼虞模臻：真谆臻文欣魂痕
果：歌戈山：元寒桓删山先仙
宕：阳唐效：萧宵肴豪
曾：蒸登假：麻
流：尤侯幽梗：庚耕清青
深：侵咸：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其中：有开无合共四摄：效流深江
有合无开共二摄：遇通
开合都有共10摄。
十五、中古轻唇十韵系表：东三钟微虞废文元阳尤凡
十六、《广韵》重纽八韵系表：支脂祭真仙宵侵盐
十七、李方桂的谐声说
（一）、上古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谐。
1、舌根塞音可以互谐，也有与喉音（影、晓）互谐之例，不常与鼻音（疑）谐。
2、舌尖塞音互谐，不常跟鼻音（泥）谐，也不跟舌尖塞擦音或擦音谐。
3、唇塞音互谐，不常跟鼻音（明）谐。
（二）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谐，不跟舌尖塞音相谐。
十八、顾炎武古韵十部及后来诸家的修正（黑体四部为定论）
1、第一部（东）[王念孙、孔广森：冬东分部]
2、第二部（脂）[段玉裁：支脂之分部；王力：脂微分部；王念孙：质部独立（至）；章太炎：物部独立（队）]
3、第三部（鱼）[江永：鱼侯分部；段玉裁：侯部独立；王念孙：侯部有入声]
4、第四部（真）[江永：真元分部；段玉裁：真文分部；王念孙：月部独立]
5、第五部（萧）[江永：幽宵分部]
6、第六部（歌）
7、第七部（阳）
8、第八部（耕）
9、第九部（蒸）
10、第十部（侵）[江永：侵谈分部；王念孙：缉部独立，叶部独立（盍）]
十九、顾炎武离析《唐韵》12部表
（一）、舒声：支麻庚尤（举平以赅上去）
（二）、入声：屋沃觉药铎麦昔锡（均收-k尾）
二十、段玉裁古韵六类十七部表
二十一、从普通话语音推断古入声字：
1、b、d、g、z、j、zh六声母的阳平字：白达格卒截直
2、fa、fo音节的字：法佛
3、d、t、n、l、z、c、s拼e韵母的字：德特诺落泽测塞
4、zh、ch、sh、r拼uo韵母的字：桌戳硕若
5、b、p、m、d、t、n、l拼ie韵母的字：别撇灭蝶帖捏列
6、[ye]韵母的字除“嗟、瘸、靴、些”外都是入声字：虐缺
7、g、k、h、z、s拼ei韵母的字：给剋黑贼塞
8、一些开尾韵的字有文白两读，文读开尾韵，白读[i]尾或[u]尾，为入声：色择脉落
二十二、上古音研究概况
近年来上古音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简述如下：
一、上古音研究著述概要
（一）外国学者的研究
1、[美]薛斯勒《早周汉语字典》，概括了他1974年以来系列论文的观点，主要论证了二等韵有-r-、四等有-l-、来母为r而喻四为l、歌脂微收-l及前后缀问题。所论l至汉变?甚有见地，但四等有-l-介音证据不足。
2、斯塔罗斯金《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他从库克钦语言比较中独立得出的三等古为短元音、一二四等为长元音等观点，与郑张尚芳不谋而合。他吸收罗杰瑞原始闽语的构拟，所拟全、次浊音声母都分送气、不送气两套，比较复杂。
3、白一平《汉语上古音手册》。白氏汲取其师包拟古的学说又有独创，并吸取其他多家新成果，提出重纽三等带rj介音的意见。此书近年在海外影响甚巨。
（二）海外华人学者的著述
1、李方桂《上古音研究》，论证了只出现于三等的声母（如：群禅日非敷奉微）皆后起；有成套的清鼻流音hN，二等有-r-介音，三等j四等i介音等，融合新旧成果，建立了一个四元音、三复元音的拟音系统。
2、张琨、张谢蓓蒂《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强调古音研究中要注意方言差异。
3、余廼永《上古音系研究》以金文为主要材料研究上古音，建立了一个五元音体系。
4、梅祖麟《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等论文，主要论证了奥德里古、蒲立本的去声为-s、上声来自/的理论。
5、周法高《论上古音》《论上古音和切韵音》《上古汉语和汉藏语》等论文，后合编为《中国音韵学论文集》
（三）国内学者的研究
1、郑张尚芳《上古音系》，论证了一个长短六对元音系统，指出一二四等同来于长元音，而三等韵则是与其相对的短元音，还论证了上古复声母的结构及其演化规则。此书是作者四十多年古音研究的总结。
2、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汉藏同源字谱稿》，将其构拟建立在梵汉对音与汉藏对比基础上，值得重视。
其他如严学宭、邢公畹、喻世长、邵荣芬、何九盈、李新魁、潘悟云、杨剑桥、麦耘、冯蒸等都对上古音研究有重要成果。另外，近年所出上古音专书有几本较为重要：
1、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将王力先生的拟音落实到八千字上。
2、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是一部很方便的工具书。
3、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近一半篇幅说上古拟音的新进展。
二、声母系统与介音
上古声母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近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过去声母研究材料少，只限在谐声、假借、通假、异文、异读等范围内。现在随着汉藏语言比较的进展，同源词形比较扩大到藏缅、侗台、苗瑶、南亚、南岛等语族，了解到他们中复声母分化的多种形式及国内方言如粤语、晋语一个半音节的本质。此外，郑张尚芳还强调开发“转注字”即同源字研究在上古声母研究中的作用，增添了一类新材料。
（一）、单声母研究
高本汉、王力都用中古36声母往上推，上古声母几乎是中古的翻版。高氏为34母，王氏为32母，整体上看跟中古差别太小。李方桂把高氏34母中仅出现于三等j介音前的15母划出，认为非上古声母而是后来分化的，从而留下19母；又认为喻四来自舌尖闪音r，因此是20母。此外李氏还加一套圆唇化喉牙音、一套与浊鼻流音相配的清鼻流音共计11母，合起来时31母。
一般都认为中古塞擦音t?组后起，而精ts组好像自古就有。张钧如《壮侗语族塞擦音的产生和发展》则
证明台语ts组后起。李方桂论证了精组有些字从s-加塞音变来，包拟古也举了不少。郑张指出精组是上古后期才增加的。俞敏梵汉对音谱所得汉三国音也缺乏精、清、从。
此外，对于“影晓喻来”的音值、匣与群、喻三的分合、圆唇喉牙音、清鼻流音等问题在近年都有新的争论和进展，李方桂、梅祖麟、薛斯勒、龚煌城、郑张、邵荣芬、潘悟云等都有精辟的见解。
（二）复声母
上古汉语存在复声母已成为共识。1998年版赵秉璇等编《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收林语堂、陈独秀到何九盈等海内外论文22篇，其中2/3以上是80年代以来新作。
从汉藏语言复辅音结构看，复辅音都由基本声母（声干）前加后加其他语音成分构成，后加式最常见，其中的后置辅音（郑张称为垫音）数目有限，是封闭的；前加式中的前置辅音（郑张称为冠音）种类繁多，难以封闭。
郑张指出，古汉语垫音应限于j、w、r、l 四种，都属于通音，或被人视为介音，其出现的音韵条件近年都已被推定，是声母研究中最突出的成就。
从亲属语看，前加的冠音有咝冠、喉冠、鼻冠、塞冠四类。它们在演变中或零化喉化，或取代改变声干，或分裂自成音节。从近年复辅音声母研究来看，这些种类的前冠音及演变模式在上古汉语中也存在。对此，潘悟云《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有较细致的论述。
复声母研究是上古声母研究的难点、热点，最紧要的是如何从中古声类凭演化规律及谐声材料等有规则地推出其结构来。目前这已能基本做到。冯蒸《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综述了复声母研究中的九类材料，指出以谐声为主及复声母的互谐条例，并简评了近年来复声母的审音成就。
三、韵母系统与声调
（一）元音
由于古音研究开始是从《诗经》韵脚入手的，清儒各家在分部时观点不一，韵部数目就难以确定，最后王力主张阴、阳、入三分，定为29—30部，李方桂阴入合韵，则分22部。韵部是韵母系统在诗歌韵脚上的粗略反映，对研究韵母轮廓有好处，但不能以此代替韵母研究。前儒没有元音分析的概念和条件，今天应将韵部看作韵母大类，不要斤斤计较。
到现在，汉字归部工作已基本完成，当前工作的重点在于韵母系统研究，主要包括元音、韵尾的种类及它们的组合结构方式、配合关系等。
高本汉每部元音太多是其大疵，王力、李方桂改为每部只许一元音。俞敏批评两者都走了极端。郑张则提出不应一刀切，每部一元音在收喉各部是正确的，收唇、舌则每部含二个或三个元音。高本汉构拟了14个主元音，董同龢更增至20個主元音，过于繁杂。王力《汉语史稿》减为5元音加I、u介音的系统，《汉语语音史》改为7元音系统。李方桂也是7元音系统；周法高为3原因，蒲立本则为2元音。由于减少主元音是以增加介音和韵尾为代价，实际上整个系统反而复杂化。
新起诸家都认为应保持元音三角i、u、a为主元音，增加e、o及一个央元音。包拟古、白一平等主张此六元音系统。
郑张与斯塔罗斯金都为长短六对元音系统而非六个。它们从不同语言方言对比中独立得出相同结论，一二四等来自长元音，三等来自短元音，认为上古三等字没有i介音,白一平后来也放弃上古三等j介音说，改从郑、斯之说。
（二）韵尾、声调
上古有-m、-n、-N鼻尾无争议。塞尾多数拟为[p][t][k],俞敏认为当时应收浊塞音，同藏文一样是[b][d][g]；郑张《上古入声韵尾的清浊问题》论证上古应为浊塞音。
对于声调问题，新说多采用奥德里古、蒲立本上声来自-/、去声来自-s的仄声来自韵尾的说法，所以又增加了-/、-s两韵尾。郑张指出，《诗经》押韵常见同声调相押，其实首先与同韵尾有关，也与伴随声调有关，当时因-/、-s尚存，伴随声调尚无音位意义。
近年，有的学者在上古拟音新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语音屈折及前加音后加音的语法功能，将语音、语法研究结合起来，更深入地揭示上古汉语面貌，如王力、喻世长、严学宭、俞敏、梅祖麟、郑张、潘悟云等在这方面都有所建树。
今后上古音研究还要更注重历史形态方面的研究，要加强汉藏语言比较；尤其是汉台、汉苗及南亚南岛
语方面的比较研究，通过广泛深入的历史比较建立汉语历史形态学，语音规则的研究应具有更多定量思想、演绎思想，重要的不是描写而是解释。
二十三、中古音研究概况
（一）声母问题
1、全浊声母发展问题
全浊声母是否送气在清代学者那里就隐约有两派，表现为全浊配次清还是全清；正式讨论从高本汉的送气说和马伯乐的不送气说就开始了。罗常培通过藏汉对音、译音材料认为全浊声母本来就是送气音，又推论全浊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清化趋势在此时已经开始。邵荣芬根据敦煌文献的别字异文认为是浊声母清化为不送气音。尉迟治平认为还是以浊声母为不送气为妥。刘广和认为在八世纪长安方言里全浊音是送气的。
近年来，中古全浊声母演变问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高田时雄认为全浊清化为送气音可能代表一种类似客家方言的特殊类型。黄笑山认为唐五代时浊音可能已经由全浊发展为类似吴方言的清音浊流，以后的演变是声母的带音成分逐渐转移到韵母上（气声化元音）进而逐渐消失的过程。麦耘认为中古浊音清化首先产生气声化音，并由此逐渐分化，变化开始的年代暂定于8世纪。
总之，全浊清化的几种类型，即清化为送气清音（客赣型）、清化为不送气音（湘语型）、沿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途径清化（北方型），都在中古音材料中有所反映，其形成和发展都有所反应。
2、唇音声母的演变问题
轻唇音产生的时代问题，近年来有进一步的讨论。张世禄、杨剑桥《汉语轻唇音的分化问题》指出轻重唇分化开始于七世纪中叶。金周生、唐作蕃亦有相关论述。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轻重唇的分化不能简单从时间上做出判断，而应该结合方言情况来考察。如龙异腾、邵荣芬等有相关文章进行了探讨。
轻唇化的条件问题，早就有过商克、高本汉提出的合口三等韵说、赵元任提出的央元音和后元音说、平山久雄提出的后元音说，还有李方桂的唇音+j-说等。赵元任的元音条件说认为“唇音+i+后元音”发音总是伴随着牙床的后移，导致下唇接触上齿，从而产生唇齿音。此说在音理上很有说服力，所以不少学者都接受此说。例如过去三根谷彻、平山久雄、桥本万太郎、周法高、邵荣芬等人构拟的音系都符合央后元音变轻唇的条件。近年来李新魁、余乃永、黄笑山等也符合这个条件。王力则仍坚持合口三等韵说。黄笑山主张《切韵》时代央后元音拼唇音声母时是带-u-介音的，三等韵加央或后元音是轻唇化的主要条件，合口是冗余的伴随条件。
3、知庄章组声母问题
关于知庄章组字的演变今年也有所深入，郑仁甲、麦耘、黄笑山等发表文章对知庄章三组的分合、拟音、演变及其演变的原因、方向作了讨论。
知组的音值高本汉拟为舌面音，罗常培考定为卷舌音 - ’-?。李新魁把知二拟为卷舌音，把知三拟为舌面音。高本汉的拟音至今在学界影响很大，而近年来一些从事梵汉对音研究的学者大多支持罗常培的观点（如施向东、刘光合、储泰松）。黄典诚认为知组实际上是端组的变体，拟音为tj-等。麦耘也把知组拟同端组，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介音-r-的有无（tr-:t-），用同样的方法，他把庄组拟同精组，其间的区别也在于介音（tsr-:ts）。由于较好的处理了少数对立以及重纽的介音问题，他的做法不失为一种较经济整齐的音位构拟。
俟母的存在是董同龢最先提出来的，但未能确定其归属。李荣《切韵音系》肯定了俟母（禅二）的独立性。邵荣芬也主张俟母独立。王力从语言的系统性认为俟母独立是合理的。有的讨论涉及俟母存在的时代、方言等问题，例如王力认为中唐以前的音系中有俟母，晚唐五代时期的音系中就不复存在了；黄笑山认为俟母在以《切韵》为代表的标准音里是独立的，在《切韵》时代南方音里跟崇母无别，平行于船禅、从邪在南北变体中的情形。余明象指出《切韵》在书面上有意保留着个独立的声母，实际运用中已经读为崇母。
（二）中古二等韵的介音问题
近些年来提出的中古二等韵有介音的观点，和高本汉早年的寄生的ι已经很不相同了。自从雅洪托夫提出中古二等韵字在上古声母是含有-l-的复辅音后，蒲立本、薛斯勒、包拟古、郑张尚芳等人相继提出汉语的l来自*r的主张，将二等介音修改为-r-。李方桂也采纳了中古二等韵元音和中古卷舌声母来自带-r-音节的观点，只是他指出，到中古时含有-r-介音的音节里的元音趋于央化，而作为介音的-r-也就在中古前消失了。丁邦新认为
-r-介音从上古保持到魏晋，而在南北朝时期开始丢失。包拟古认为上古的介音-r-首先变成-l-，然后在中古阶段之前失去。
近年来随着汉语方言的广泛调查和对古音认识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指出，二等韵的介音到中古时并没有简单的消失，而是以某种形式保留在二等韵里。例如郑张尚芳指出，它后来经历了Cr→C?→C∝→C?→Cι的发展，中古时期二等介音的形式是-?-。许宝华、潘悟云、林序达、曾晓渝支持郑张的观点，但认为《切韵》时代二等介音是-∝-。麦耘把《切韵》二等韵的介音拟为-r∝-；黄笑山认为二等韵在《切韵》时代仍然是-r-，到《韵镜》时代这个介音发展为-?- 了。
（三）韵母系统构拟
学者们构拟中古韵母系统的模式有较大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模式、音位化模式、日本学者模式、蒲立本模式等。
传统模式的特点是采用音值标音的办法，基本上是在高本汉构拟的基础上作一些修订，赵元任、董同赫、王力、方孝岳、李方桂都属于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中有一派与高本汉等人不同，其构拟的特点是四等韵没有介音，因而三四等韵可以采用相同的元音，陆志韦、李荣、邵荣芬、李新魁等大只属于这一派。
音位化模式的总特点是对韵母系统作音位化的归纳或分析。在赵元任的倡导下，马丁把高本汉的音值构拟作音位的归纳，《切韵》全部韵部压缩在六个元音的系统里，但没有反映出重纽的区别，还不能说明轻唇化的语音条件。周法高用八个元音构拟了《切韵》韵母系统，用元音区别重纽，后来改用有无腭化音来区别重纽。
日本学者模式实际上也是音位化的构拟，其特点是在增加韵尾的基础上把元音减少到最低限度。如三根谷彻、平山久雄、桥本万太郎等。
蒲立本对汉语语音结构的分析比较特殊，它为《切韵》的韵母系统构拟了16个韵尾，另外还为二等韵构拟了卷舌元音，一共八个元音。
除蒲立本模式在我国较少接受外，其它几种模式在近年来的研究中都有很大影响。沿传统模式加以修改的有严学群、黄典诚、陈新雄等。受音位模式影响的有麦耘、黄笑山、余乃永等。有日本模式痕迹的是薛凤生。另外还有比较独特的韵母模式出现，如郑张尚芳建立了一个十三个元音的韵母系统，它为中古二等和三等B类构拟了-?-介音，对中古介音构拟影响很大。
总的来说，中古音的研究一度是语音史研究中最热也是最深入的领域，近年来有不断拓宽深入，但是新的重大成果较少，方法上也有待突破。展望未来的中古音研究，应考虑以下问题：
1、充分利用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和民族语言研究成果来考察中古语音，积极加入到方言语音史的研究之中；
2、尽可能穷尽的分析现有文献（包括诗词用韵、音切、韵图等）中的音系，重点建立几个比较细致的分地域分阶段的跟上古音、近代音相联系的中古语音断面；
3、吸收现代语音学、音系学理论，认真总结中古音研究的方法和理论；
4、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建立研究者共同合作的体制，把已有的方言成果、音韵材料做成数据库，资源共享。
二十四、有关“重纽”问题
“重纽”指的是中古“支脂祭真仙宵侵盐”8韵的喉牙唇音字反切重出。
对于“重纽”，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的重点主要是重纽是否存在实际语音差异、差异何在等问题。
章、黄认为重纽只是《切韵》保留旧音的遗迹，是实际同音而未定于一的反映。王力、高本汉为中古拟音都不区别重纽。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无视重纽语音差别的已经很少，但意见仍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切韵》重纽是读书音的存古或方言的反映，例如，方孝岳、罗伟豪等认为重纽是从传统读书音的标准衡量的，当时一般读音已无区别。薛凤生认为重纽是对较早的韵书或某一方言所作的妥协。张琨承认重纽的语音差别，但认为重纽综合了《诗经》式（北方传统）的合并和非《诗经》式（南方传统）的合并。余乃永认为重纽应属音系内部某些语素的自由变读现象，这也就是承认重纽是存在实际语音差别的。
对于重纽两类的语音差别，有过元音说、声母说、介音说，近年来又有人提出复辅音说和韵尾说等。
韵尾说实际提倡的人很少，而且都不是把所有的重纽韵的对立都用韵尾表示出来，大致是先构拟基本韵母，再寻找空格安排重纽的结果，如薛凤生在他设想的7元音系统基础上构拟重纽。喻世长与之类似，但都不
是很成功。
复辅音说直接来自上古音的启示。竺家宁认为上古的复辅音到六朝时不可能消失干净，它们甚至还保存在唐代某些方言里，因此重纽现象就是复辅音的区别。复辅音说对于说明重纽的上古来源是有意义的，但要证明韵图和《切韵》时代保留了这样的复辅音声母却需要进一步探索。
元音说早年由董同龢、周法高等提倡，近年有严学宭持此说。原因说的理由是方言里重纽不同原因，而且来自上古不同韵部。但是方言里元音的不同只能证明重纽不同音，未必是中古重纽元音不同的证明。而且重纽韵在押韵时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不同，说明其韵基是相同的。虽然重纽韵有些来自上古不同韵部，但也有相当多的重纽（如祭、仙、侵等）是来自上古相同的韵部的，何况上古元音不同并不等于已经合流为一个韵的中古重纽也如此。所以元音说渐失影响力。周法高后来放弃了元音说而采用声母说。
声母说是由王静如提倡的。李新魁基本接受王静如的观点，主张重纽B类是以圆唇化的声母区别A类三等韵的。但声母圆唇化说不易解释A类唇音字在汉越语中发生的舌齿化。因此，声母圆唇化说也只好暂时存疑。后来三根谷彻提出用声母腭化（A）与否（B）来区别重纽。声母腭化说可以用A类声母腭化来解释唇音在汉越语中的舌齿化，所以采用此说来解释重纽的学者很多，如周法高、平山久雄、黄笑山、余乃永等，但其理由都不是很充分。
介音说在中古重纽研究中是占优势的观点。在有坂秀世提出重纽的区别在于介音的腭化程度不同的观点后，支持者日增，但对于具体用什么介音还不太一致，主要有：j:i（李荣、邵荣芬）；ι：I（陆志韦）；ι：?（郑张）；ι：∝（潘悟云）；ι：r∝(麦耘)等，总的特点是，B类韵的介音比A类韵要后一点或低一点或松一点或多点[r]音色彩。
我赞同介音说，因为各种拟音材料显示中古B类具有这种较后较松的特点，梵汉对音材料显示了B类某种[r]音色彩。
二十五、近代汉语共同语
近代汉语共同语是什么？它以什么为基础方言和标准音？
一、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隋唐时共同语的标准音是洛阳音，宋代共同语的标准音是汴洛音。自从元代建都大都后，明清两代又相继以北京为首都，所以大都话和古北京话就成了元明清三代共同语的标准音，这就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历史渊源。
这种意见大致上是认为每一个朝代首都的语音就是这个朝代共同语的标准音。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首都的语音为共同语的标准音是完全可能的，但事实上，情况也许并非如此简单。
二、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认为，汉魏南北朝以来，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一直表现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书面共同语的标准音，一个是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书面语的标准音，从南北朝到唐代，大体就是《切韵》《广韵》所反映的读音系统。口语的标准音是河洛语音，即中州音。这两者在语音系统上没有太大的出入，只是在某些具体字音上，口语的说法和书面语的读法不完全一致，在宋代情况还是这样。
李新魁认为，元明两代及清代前期都以河洛一带的中州音为共同语的标准音，而北京音则是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上升为“正音”即共同语的标准音的。
三、鲁国尧等的观点又与此不同。他们认为明代官话（共同语）的标准音既不是北京音也不是河洛音，而是南京音。
这些意见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至于近代汉语各个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究竟是什么，则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同时，另一个问题也需要讨论，近代汉语共同语及其标准音究竟是什么样子？它们和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其标准音有无不同？
显然，近代汉语的共同语和现代汉语的普通话是不能同等看待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都有明确的标准。在语音方面规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而且是由政府规定在全国推行的。近代汉语共同语则是自然形成的，它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当然也不会有普通话这样明确的标准音。
但这并不等于说近代汉语的共同语在语音方面漫无标准，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学说话，总是模仿某一具体的、活的语音系统。当然，在没有明确语音规范的情况下，人们学说共同语，所模仿的未必严格限制于某一地点方言的语音，也可以是和这个地点相邻近的其他地点方言的语音。尽管这些不同地点方言的语音会有些差别，但只要差别不大而且主要方面相同，听起来觉得差不多，这些方言的语音都可以是共同语的标准音，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标准音只能是北京音。
以上说的主要是口语的共同语及标准音，至于什么是书面共同语及其标准音，它在近代汉语的各个不同时期有何不同，这些问题也有待于深入研究。李新魁认为读书音要比口语语音更接近于古，更具有保守性的特点，并认为直到清代，读书音大体仍用中州音。李新魁还认为，《洪武正韵》是偏重于表现以中原地区的读法为依据的读书音；《音韵禅味》是讲究读书音的雅音。这两部书都是敕编的韵书，在明代和清代被奉为权威。但官方的权威实际上也未必都被遵从。因此，明清两代书面共同语的语音究竟是否以这两部敕编的韵书为标准，尚需进一步讨论。
麦耘先生提出，近代汉语共同语可分为南北两支，这个论点很值得注意。
在讨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特别是在讨论近代汉语共同语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时候，还必须把历史上人口流动、居民迁徙等对语言的影响考虑在内。
俞敏《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
林涛《北京官话溯源》
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
麦耘《论近代汉语-m韵尾消变的时限》
二十六、汉藏语系语言对古汉语研究的启发
研究汉语以外的汉藏语系语言对于研究汉语特别是古汉语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近几十年来，学者应用汉藏语系语言的材料与汉语作对比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
1、关于复辅音声母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比上古韵部的研究要难一些。因为在声母问题上，上古韵文不能再作为根据，剩下来只有谐声偏旁。如果同其他亲属语言的声母对比研究，从中可能得到一些启发。如高本汉提出上古汉语中有pl-、tl-、kl-、sl-、sn-等复辅音声母。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我觉得也该有st-、sk-等复声母，这个s可以算作是一个词头，也因此在上古汉语的构词学里将要占很重要的位置，与汉语有关系的藏语就很明显地有个s词头.”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中认为，在上古汉语中能够构拟出下面两类复辅音声母：1）任何辅音与其后的l的组合；2）s与其后的响音组合。这些观点在汉藏语系语言中可以得到许多论证。
藏缅语族语言中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如普米语由前置辅音s和p、p’、b、t、t’、d、k、k’、g等结合为sp、sp’……。阿昌族语言，鼻音分浊鼻音和清鼻音。同古藏语比较，在对应中发现阿昌语的浊鼻音多与古藏语的纯鼻音对应，清鼻音多与带前置辅音s的鼻音对应。
藏语的历史音变存在“s+浊鼻音”变为清鼻音的规则。在藏缅语族语言中，阿昌语的清鼻音同其他语言的清鼻音有共同的来源。很明显复辅音sm-向单辅音发展，使浊鼻音清化，通过与古藏语比较，清鼻音的来源看来很可能是由前置轻擦音s-加鼻音演变来的。李方桂说，可以在上古的鼻音声母以外加上一套清音的鼻音。根据现存的亲属语言比较研究，清鼻音来源的论证是正确的。
古代藏缅语族语言曾经存在较丰富的复辅音声母，但后来出现了单辅音化的趋势，有的语言复辅音声母全部消失，有的语言还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复辅音声母。
复辅音向单辅音转化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来源于音节弱化。如景颇语里有相当一部分弱化音节，这类带弱化音节的双音节词大多与同语族其他亲属语言里的单音节词对应。现代景颇语的声母只有单辅音，无复辅音。现代景颇与同古代藏语比较，带弱化音节的双音节词多与古代藏语含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的词对应。这种对应关系为我们研究复辅音声母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有益的线索。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复辅音转化过程中，出现弱化音节是重要的一步，在复辅音声母出现单辅音化趋势的开始阶段，大约是前一辅音与后一辅音的结合逐渐松弛，最后分离出来变为独立的音节。这种音节起初是弱化的，弱化以后，又进一步丢失，终于变为只有单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由此可说，弱化音节是复辅音声母向单辅音声母发展中属于中介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对于单辅音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壮侗语族语言早期曾有一整套复辅音声母，泰语、阿含语以及广西部分地区的壮语迄今还保留着pl-、ml-、kl-、kr-等复辅音声母，这些音在同语族的大部分语言和方言里都已经简化了。
苗瑶语族的苗语、瑶语中还保存很多复辅音声母，如现代瑶语方言中的pl-、bl-、kl-、gl-等；现代苗语方言中ndl-等。
复辅音的变化是复杂的，如古代汉语复辅音的分化，从谐声字中考证，有些复辅音分化成两个单辅音，如kl-分化为k-(监)、l-(蓝)。古代汉语复辅音有没有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复辅音声母的发展趋势，有待深入研究。但用以上三个语族的亲属语言复辅音声母的发展历史加以比较，对解决这个问题肯定有帮助。
李方桂说，上古复辅音声母的拟测是个复杂问题，将来在汉语语源以及藏汉语比较的研究有了基础后，也许有更好的解释。
2、元音分松紧问题
元音分松紧是藏缅语族一部分语言在语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元音的松紧同声母、韵母、声调都有密切的关系。
藏缅语族原因松紧对立的形成是由两条不同的渠道汇合而成的：一条是从声母的清浊对立转化来的，大致是松元音音节对应浊声母音节，紧元音音节对应清声母音节；一条是从韵母的舒促对立转化来的，即松元音同舒声韵对应，紧元音同促声韵对应。在藏缅语族中元音分松紧有区别词汇意义的功能。
汉语在历史发展中原因是否也有松紧对立的区别还有待研究。现代汉语方言中有的还保留元音分松紧的特征，如江淮方言苏北有些地方的入声韵尾-？则弱化为喉部肌肉之紧缩。藏缅语族元音分松紧的现象也可为汉语史提供一些参考。
3、声调问题
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声调的产生有几种不同的来源。如藏语古无声调，现代藏语三大方言中安多方言仍无声调，只有卫藏方言和康方言发展出了声调系统。声调的产生主要是自身声母和韵尾大量简化的结果。以拉萨话为例，影响声调产生和分化的主要因素有三：1）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2）前缀音的脱落；3）辅音韵尾的简化。可见声调的产生是声母清浊对立、音节头尾简化的代偿结果。
元音的长短也和声调有关。汉藏语系中不少语言的元音有长短的分别。一般说来韵尾发达的语言，元音分长短；韵尾不发达的语言元音不分长短。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跟声母有密切关系，跟元音长短也有相互制约的关系，如藏语拉萨话，它的元音好像也分长短，元音长短跟声调以互补的姿态出现。
汉语的元音在历史上也是分长短的。《公羊传》：“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何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这说明那时长短音还有区别音位的功能。现代粤方言有些元音仍分长短。汉藏语系语言元音分长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点。王力先生从上古声调的发展认为上古声调以元音的长短为其特征，舒声有长短两类，就是平声和上声；促声也有两类，到中古变为去声和入
声。
上古汉语有无声调、有几个声调，诸家说法不一。顾炎武主张“古人四声一贯”，认为虽有四声，但在韵文中各调可以贯通相押。陈第则认为“四声之辨，古人未有”，即上古没有声调的区别。其后学者有的主张上古有平上去入四声，有的主张有平上入而无去，有的主张只有平入两类，不一而足。
我们认为汉语声调的发展，跟汉藏语系语言声调的发展有类似之处。上古汉语结构跟古藏语有相似的情况，如声母清浊对立，有丰富的辅音韵尾和前缀音。汉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他的亲属语言也有同样的情况，如元音分长短、声母清浊对立、辅音韵尾脱落影响声调分化、复辅音的分化。上古汉语声调的发展规律同样也经历由元音长短转化为声调的过程。
4、有关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的趋势
一般认为汉藏语系语言的语素特点是单音节的。从汉藏语发展的趋势看，大多数语言是由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单音节词发展为复音节词，在汉藏系语言中主要是由单音节词根加附加成分构成双音节词。近年来对此问题有进一步研究，认为有些多音节词是由韵尾辅音分离变成后随音节的声母，使词的音节结构发生变化，从而由单音节词便成双音节词或四音节词，如藏语的发展就是如此。藏语的这种变化对研究古汉语多音节产生的原因颇有参考价值。
二十七、中国古代方言学成就
一、两汉时期
中国古代方言学是由西汉扬雄的《方言》奠基的。《方言》全称《輏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方言学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方言》包括了周末和秦汉的方言材料，用平面描写的方法，就地域的差异来进行方言词语的比较。《方言》的价值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视民间口语，能以活的语言为对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与现代的方言调查已很相近，这对于两千年前的学者来说是很难得的。
第二，《方言》以词语作为调查研究对象，不受文字限制。由于不受文字束缚，有些字实际上只是起标音作用，可见扬雄调查方言已具有一定的语言学观点。
第三，既看到方言的复杂性，又看到方言的一致性。《方言》第一次触及方言的分区和“通语”的概念，杨雄不但能在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中找出共同的因素，而且还研究了词语使用的频率和意义的转变（所谓“古今语”、“转语”“语之转”），并用“通语”一词代替过去的“雅言”，这在语言理论上是有创造性贡献的。
第四，《方言》在编纂方法上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它的体例是既着重不同空间的比较，又顾及不同时间的异同；既尽量罗列特殊的方言词语，又注意条分缕析，即异求同。这就充分体现了方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使所揭示的方言现象既有明晰的特征，又有一定的区界，这是相当科学的。
《方言》之后，东汉刘熙的《释名》从语音和词义两方面探求名物的由来和异同，同时也涉及方言，保存了一些当时的方言材料。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阶段方言研究的最高成就当推郭璞的《方言注》。《方言》的价值深为晋代郭璞所识。郭璞为《方言》作注，对《方言》中的词语加以解释或说明，常以晋代方言来和扬雄所记录的汉代方言相比较，以证实古今词语的变化，指明某些汉代方言词语保存在何地，转移到何处，或已发展为通语。郭璞的《方言注》对《方言》是富有创造性的说明和补充。因此王国维说：“读子云书可知汉代方言，读景纯书并可知晋时方言”。
三、隋唐至元明时期
自汉末魏晋以来，随着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传统语言学从上古时期的以训诂为中心转到了以音韵为中心，出现了很多韵书，虽然其中不乏“各有土风”之作，多少透露了一点地方方音的信息，但由于隋唐以后对共同语的要求迫切，着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的风气在音韵研究上很突出。《切韵》的目的就是想针对方音分歧的现象而有所取舍，定出统一的标准音来。《切韵》以后的韵书，如《唐韵》《广韵》《集韵》等也都以正音为
目的。至于当时的方言情况，只能在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看不到真正从方言角度来系统描写某个方音的专书。只是到了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才打破了隋唐以来方言研究陷于停滞的局面，此书对于探讨普通话语音的形成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中原音韵》以后，元明两代很少有其他以方言为对象的著作出现，只是在一些笔记中零星记载了一些方言材料，如张位《问奇集》卷下《各地乡音》中就分区罗列了南北各地的不同语音，虽不能使我们全面地了解方言的语音系统，但对当时各地的语音特征也能略知大概。
自魏晋至元明，传统语言学研究偏重于语音，方言的调查研究也很少涉及语音以外的内容，对于方言词汇的搜集整理没有多少发展。一些笔记体著作，如《困学纪闻》《辍耕录》《丹铅总录》《庄岳委谈》《七修类稿》等，都只有一些关于方言的零星记录，其规模远不能跟《方言》相比。《方言》重视调查口语词汇的优良传统实际上中断了。到明末方以智，对方言的认识有了质的转变，把方言俗语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汉语的语音、语义的发展变化大都保存在不同的方言中，主张利用方言以通古今之变。在他的巨著《通雅》中有专章考证方言俗语的语音语义的流变。只可惜由于政治的原因，方以智的著作在清代流传不广，他卓越的见解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清代
清代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全面发展的时代。方言俗语得到了学者的重视。以方言词语的搜集和考证为中心的方言研究工作相当活跃。出现了不少搜集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这类著作按其性质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考证某一词语的历史渊源为目的，如翟灏《通俗编》、钱大昕《恒言录》、范寅《越谚》等。其中范寅《越谚》在方法、观点上较之同类著作略胜一筹，值得引起重视。《越谚》如实记录了绍兴方言，在辑录方言词语的同时，还注意到语音，这是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认为“今之雅，古之俗也；今之俗，后之雅也”，能突破因袭思想的束缚，比较注意人民群众日常口语，所以取得了较高成就。
另一类是专为方言俗语考求其古雅的本字，如胡文英《吴下方言考》、杨恭桓《客话本字》等。
在辑录考证方言俗语的同时，清代学者还撰写了一些续补疏校《方言》的著作，如杭世骏《续方言》、戴震《方言疏证》等。
在清代方言研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献廷《广阳杂记》。刘献廷是能够了解科学的方言调查方法的学者，可惜他调查汉语方言的宏愿未能实现。
五、清末民国初
这一阶段方言研究成就最大者当属章太炎。他认为应该大力提倡对实际方言的调查研究，亲自搜集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方言词语，撰《新方言》11卷，吸取明清两代音韵训诂的研究成果，注意从音韵演变的角度来考释词语的转变，从而探求词语的渊源。他能比较严格的依据古今语音的变化条例来考释词源，又注意到用实际方言的事实来旁证，从而获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新方言》堪称为运用传统方法研究方言的最高成就，为后人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方言资料。张氏还尝试对个别地方方言进行调查，他是我国近代最先给汉语方言分区的学者，分为10区，在当时条件下，这种划分虽不很准确，但首创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