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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的历史演变四

洞庭湖区的历史演变

作者：郭辉东

一、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的演变

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又称“九江”，为一汇合湘、资。沅、滇四水及荆江分洪水流，向北流入长江的巨大湖泽。－（禹贡·荆州记载“九江’在荆州境内，而且水势十分浩渺。（山海经·中山经）记载：“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法沅之风，交滞湘之渊，‘九江’之间。”（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湘水出舜葬东南瞰，酉环之，入洞庭下，一日东南‘酉泽”’；“沅水出象郡谭成西，东注江，入下隽酉，合洞庭中”。

古时洞庭素有九江之汇的称呼，沅、渐、抚、辰、淑。酉、澄、资、湘合为九江。“九江”究竟指什么地方？历来存在争论，汉魏以来至宋代以前的学者有各种解释。宋代以来的大多数学者，论证了（禹贡》中的“九江”即今日的洞庭湖，从而成为定论。湖北黄梅及江西九江等古代并不属于荆州范围，而在扬州境内。（水经》称“九江地在长沙下隽西北”，今人考证下隽县在今湖南泪罗、岳阳之间的新墙河口，证明九江即洞庭湖无疑。

先秦两汉时期大江的上荆江段南通洞庭湖的情况，可以从当时许多文献中得到证明。建国后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为战国楚怀王六年所作，其舟节铭文记载鄂君船队西南航线为：“上江，入湘，……入资、阮、渣、油，上江、庚木关，庚鄂”。表明当时水上航行能沿洞庭湖水道上溯，经过资水、院水、渣水和油水各入湖水口，西北可通今沙市附近的庚木关及楚都部城。这也证明今松滋、公安县境内的右油木（上游为诡水）也是南流入湖的。战国屈原的《九歌·湘君》中说：“沛吾乘兮桂舟”，“吾道兮洞庭”，“望洋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表明由洞庭湖中舟行，一由港水下游经荆江南岸的“法阳”（今湖北沙市与公安问），可以进入长江。（楚辞·哀盼中说“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这是记段都王室百姓“方仲春东迁”，“去故乡而就远”的逃亡路线，其舟行方向与（鄂君启节）和（九歌·湘君）中记述的相反，都一致表明当时荆江在江陵以下确有一支分流南入洞庭的水道。做国策）、（史记）和（水经）等文献记载表明，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接纳四水及荆江分洪的水系格局，与目前相似，而且在江陵以下确有一支分流南入洞庭的水道。（战国策》和（史记）记载，战国末年，秦国准备进攻楚国的黔中郡，派“汉中之甲”，乘船经巴水、西汉水（嘉陵江），沿长江出峡，“四日而至五清’。（史记·秦本纪

）记载：公元前277年，秦派22蜀郡太守张若起兵攻楚，即按上述路线，略取楚国的“江南”之地，设立属秦的黔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9年秋秦始皇南巡欲往衡山，因在洞庭湖遇风浪“几不得渡”，只好半途而返。（淮南子·人间训》记载，“江水之始于服山也，可寨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起波涛，舟航一日，不能济也’。记述全国水道的（水经）一书，对湘、院法水均直接称“入江”，仅资水载明为“东与沉水合于湖中，东北人江’。但都道元的（水经注）则称：“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并称“湖水广圆五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的水面和具体湖周界线，目前从文献记载中难以精确考证。依据湖区考古发掘资料可知，湖区腹地绝大多数新石器时期文化层至龙山期中断，表明从距今4000 年前，洞庭湖的水面扩大，直到秦汉时期，湖区腹地很少留下什么文化遗址或墓葬。秦汉时期已在湖区边缘地带广泛设县，而湖区腹地平原水网区当时都没有设置一县。至于人工围湖垦殖的情况更为少见，仅东汉初年樊重曾在西洞庭湖区兴筑过“樊破”，其位置在今常德市北89里，据说“有肥田数千顷，岁收谷千万科”《元和郡县志》。

根据先秦两汉时期文献记载，结合对商、周、秦、汉时期湖区边缘地区文化遗址分布情况分析，卞鸿翔、龚循礼等人编著的（洞庭湖的变迁）一书，概述洞庭盆地形成与演变之后，根据概略勾绘的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形势图估算，当时的湖泊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以上。

距今3000年左右，湖南的气温比现今为高，苍郁的森林和密茂的花木遍布各地。变幻莫测的风云，滔滔的洪水，凶猛的野兽，又常常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湖南先民正是在这种生态环境中世代相继，不断战胜自然，开发和利用自然，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湖南历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我国以某种历史事实原型与湖南有关的传说，或许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洞庭湖区历史的影子。比如：量尤被黄帝杀害后一部分族人南流成为“苗量”先民，炎帝南迁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帝舜南巡崩葬于九疑，二妃哭之陨于湘江遂为湘水之神，大禹治水南抵九疑并在衡山留下（禹碑），周昭王三次南征“荆蛮”而葬于昭潭，周穆王起六师至于九江伐楚。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2000多年前就在洞庭湖畔写下了离骚、九歌（内含湘君、湘夫人）、天问等煌煌大篇，（楚辞）的地理图示表明，洞庭湖区正是屈原当年主要活动的范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

，至今仍然激励着人们。

春秋战国时期，因湖区比较接近楚国的国都部（今湖北江陵西北），是楚国向南方发展的必经之地，所以楚人进入湖区比较多，特别在西北部人口分布比较稠密。春秋战国后期，湖南进入楚、秦版图。湖南虽属内陆，但以长江、洞庭湖和湘资沉渣四大水系为枝干形成的交通网络，使湖南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原地区南通两广、南海，西上云贵川的中介地和走廊。同时，从赣、皖、苏、浙西上，从甘、陕、巴蜀南下和东进，洞庭湖亦属途经之地。

楚国势力分东西两路进入湖南，西路自鄂都一带越江南下进入洞庭湖西部的遭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地区；东路自鄂地一带沿洞庭湖东岸和湘江下游南进，在岳阳、泪罗一带建立重要军事据点，再南湖湘江而上，扩展到湘中、湘南地区。楚灵王时，楚在洞庭湖西北岸统治已经稳固。约公元前385年，吴起相楚以后，对

南方湘、粤、桂等地越族土著民族发动了全面征服战争。至此楚国基本上完成了对湖南的全部征服，史称“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克服五岭的障碍，保证军粮的顺利运输，命令史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利用湘桂谷地凿出一条古老的运河灵渠，沟通湘漓二水，联结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其年代之久远，工程之艰巨，设计之灵巧，可与都江堰、郑国渠媲美。

两汉时代，湖区经济还很不发达，“民食鱼稻”，以捕鱼、打猎为业，仍属地广人稀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从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湖南省人口由71．74万发展到281．33万，增长2．92倍，而武陵、长沙H 郡人口从42．16万发展到131．03万，增长2．1倍。该数据虽不能完全反映湖区的实际情况，但揭示出当时区域人口增长速度的趋势。此后一段时间，武陵郡、长沙郡等湘江流域地区人口增加较多，武陵、长沙二郡的湖区部分人口增加较少。

二、魏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频繁，湖南境内，特别是洞庭湖区和湘江流域人口剧增，垦殖的发展使天然植被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西洞庭湖因长期缓慢淤积，加之人工围垦使湖面缩小，湖泊水位也因之被雍高而高于荆江，致使原先的湖区西北向南流的油水及荆江分洪的虎渡等河均逐渐淤塞。三国时期成书的（水经）首次记载：油水下游改从居陵县以北，“东北入于江”。（水经注）也明文记载当时油水在公安县酉，“北流注入大江”。油水由“南流”变为“北流入江”的事实，表明汉末至魏晋发生过一次“江湖关系”的根本转变，荆江汛期

不再分洪入湖。魏晋时期水道变迁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杜预运河的出现。据（晋书卷三十四·杜预》记载：“旧水道，唯污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be湘之合，表里山）11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地。预乃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嘈。”扬口即扬口垒，在今湖北天门县东南，夏水为从江陵以东荆江分洪入汉水的水道。杜预在平定东吴之后，镇守的治所在荆州，为了接运港粮和镇守荆蛮的需要，开了扬口巴陵的千里运河，“内泻长江之险”，可以理解为向荆江北岸分泄长江汛期洪水。“达巴陵”的南段，据同治（巴陵县志·山水）考证，相当于今岳阳君山北面的壕沟河，在今君山农场五分场以南，经穆湖铺至君山芦苇场一段仍有故迹可寻，其余多已湮塞。

魏晋南北朝时期，洞庭湖区的围垦活动已初具规模。三国吴时，丹阳太守李衡在龙阳（今汉寿）已记洲上“作宅”，“种桔千株’‘，“岁得绢数千匹，家道富足”。酉晋末年，巴蜀流民数万人流入荆湘，遍布于洞庭湖区边缘各地。东晋初年，原在河南平氏县境的义阳郡流民又大量涌入洞庭湖西岸，穆帝（345—315年）时侨置义阳郡流民于今渲县新洲一带，刘宋元徽二年（474年），又．割罗县、益阳、湘西三县的滨湖土地，于黄陵庙南置湘阴县以安顿巴蜀流民。由此可见，在东晋、南朝之际，洞庭湖区的围垦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根据沿湖置县的历史可以推断，当时的围垦活动已由湖区边缘逐渐向湖区中心步

步推进。湖区西北部，自东汉分层陵县（故址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设置作唐县（故址在今浚县东）之后，三国吴县又在作唐县东设置安南县（故址在今安乡县北），萧梁时还以安南县为安南湘郡。南洞庭湖区自刘宋时置湘阴县后，萧梁时又在今流江市东及南洞庭湖中置药山县、重华县，并置药山郡。迄止南朝萧梁时，今日湖区除南县外的所有县级政区均已设置，相应地湖泊水面积则由先秦两汉时期的浩渺大湖开始分割和缩小。

魏晋南北朝时期洞庭湖南有“周回二百里”的青草湖，面积60O平方公里左右；渣水下游还有“赤沙湖”，湘江、流水下游还有许多“大湖”，据有关专家匡算，当时的洞庭湖，包括青草、赤沙及其他边缘湖群的全部水面接近于6000平方公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洞庭湖形势，根据《水经注·江水注）的有关记载，大致情况为：大江在江陵县以下分为二支，一支分流经江汉平原入汉水，称为“中夏水”；一支“南派屈西，极水曲之势”，称为“中郎浦”，至公安县北与自西南

流来的油水汇合，这就是今由沙市东南流至石首以上的上荆江干流。油水口以东有景口、沦口与渲水下游的赤沙湖等淤塞湖汉相通；其余还有清水口、生江口，均为分洪水入江的水口。荆江北岸有一系列水口与江汉平原相通，每至汛期江水涨时，主要由江陵以东的豫章口、华容（今监利西北）县西的“中夏日”，华容县南的子夏口等，向北泄人夏水。见图2—1。

图2—且魏晋南北朝时期洞庭湖形势

三、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

自隋到唐，荆江与洞庭湖仍保持着南北朝时期“湖高江低，江不入湖”的格局。唐末五代时，荆江两岸堤防逐渐完善而洪水位也随之抬高，使魏晋以来的“江湖关系”逐渐发生转变。荆江筑堤始自东晋永和年间，当时荆江刺史桓温令陈道在江陵以上的荆江北岸构筑金堤，以后累有加修。五代时，高季兴割据荆南，将荆江南、北岸大堤联成整体，北岸自当阳至拖茅埠，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矾，长各六、七百里，但南岸堤身较为单薄。石首县自宋初常出现“江水为患”，“堤不可御”的险情，神宗时谢域为石首县令，才砌石护堤，“自是人得安堵”《宋史·谢城传》；公安县固堤防经常冲毁，连年增修，弄得地旷民寡，宋初全县竟“不及二千户”（陆游（入蜀记》。荆江大堤南岸经常决堤溃口，使洞庭湖又接受荆江汛期分水分沙，过去一些分湖水入江的河道，这时也转变成泄江水入湖的水道。原为泄湖水北入长江的藕池河（即（水经注）中提到过的“清水口”）宋代却由“北通于江”转变为“南通于湖”；虎渡河又恢复南流，成为连通江湖的河道；自西向东流的油水被虎渡河堤分隔为二：上游在松滋县境内直接入江，下游为虎渡河所属油河口也成为荆江南通洞庭湖的分流穴之一。宋代洞庭湖因受荆江分洪水流的影响，湖泊水情和泥沙淤积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

一是汛期荆江洪水位对东洞庭湖的影响，由水位顶托逐渐演变为倒灌入湖。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首先提到汛期洞庭湖因长江与湘江来水相互顶托而使湖面扩大：“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即长江，因其上游之水主要来自巴蜀而名），夏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里，而君山宛在水

中”。北宋时期，（岳阳风土记）中出现了江水倒灌入湖的记载：“荆江出巴蜀，自高往下，浊流汹涌，夏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滞湘清流为之改色，岳人谓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还，俗云‘水神朝君山’也。”南宋时期，马子严（岳阳甲志）记载：“‘荆江六、七月间，其水暴涨，则逆

流洞庭，滞湘清流为之改色，南至青草，旬日乃复，亦谓之‘西水’；其水极冷，俗云蜗峨雪消所致。”“九月间，水入洞庭，复如‘西水’，止三五日，谓之‘寥花水’，云其时也。”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长江与湘江来水相互顶托始于五代，北宋出现三至五日江水入湖的倒灌期，南宋时六、七月的倒灌期已达十天之久，九月的倒灌期也有三五日。

二是湖泊汛枯季节变化明显，而汛期洪水位不断增高。

（北梦琐言）在记述洞庭湖汛期因江、湘顶托而形成“凡阔数百里”的湖面之后说：“秋水归壑，此山（君山），辞居于陆，唯一条湘川而已。”（岳阳风土记）也记载：“君山在洞庭湖中，昔人（唐末许棠）有诗云：‘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正谓此也。近年冬深水落，渡江肩与舆以行。”北宋张舜民（郴行剥记载：洞庭湖“每岁十月以后，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江河辨；余时弥漫，去涯相泱，日月出没皆在其中”。当时汛。枯雨季的划分，大致以农历四月初及十月初为界限，汛季“凡阔数百里”，“四顾疑无地”；枯季涸为平陆，能乘轿涉水而过。另据（读史方舆纪要）引（水利考》记载：“常德城地当流水入湖尾阎地带，古多水患”，萧齐永明年间，“沅水暴涨，没城五尺，自是溃溢无时’；“宋淳熙十六年大水，没一丈五尺，漂民庐舍”。据此可知，自公元488年到1189年前后七百年间，常德的洪水位涨了一丈。造成洞庭湖区水位抬升的原因，主要是五代荆江堤防完善后，造成洞庭湖口水位奎托，湖泊水位随汛期荆江洪水位的抬升而抬升。

三是由于荆江泥沙入湖，湖泊淤积较为迅速，水深日益变浅。

（岳阳风土记）载：“岳阳楼旧岸有港名‘驼鹤港’，商人泊船于此，地胜千石载；如今湮没如平陆，不复通舟。”“大抵湖上舟行，虽沂流而遇顺风，加之人力，自旦及暮可二百里。……冬春水流，往入浅涩，江道回曲，或远或近，虽无风涛之患而常靠搁。”“夏秋水涨不过数十天，而荆江水深一、二百尺。穷冬，洞庭湖水已退尽，江湖寒洪，（有）在徒涉处得鱼数百斤者。”上述记载可见，夏秋水涨时荆江水深达一、二百尺，洞庭湖水深数十尺，冬季则干涸见底。由于湖泊淤积严重，湖水深度日益变浅，当时湖中的深水港口已发生严重淤塞，湖中航道淤浅的情况也十分常见。

唐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已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唐中叶以后，湖南森林植被国伐薪樵采，刀耕火种而遭受破坏的情况已趋严重，湖泊中泥沙缓慢淤积，湖盆逐渐淤浅，湖区的围

垦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时期。北宋末年，北方动乱，中原人口又一次南迁，洞庭湖区在私人围垦活动发展的同时，官方也进行大规模围湖造田，从而使湖泊水面积进一步缩小。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一里五十步，周回二百六十里”，“青草湖（巴陵）正县南七十九里，周回二百六十里”。唐代洞庭湖缩小而青草湖扩大，两片湖面已几乎相等。两湖相加，总面积仅2350平方公里。加上赤沙湖及其他边缘小湖，当时整个洞庭湖区天然湖泊面积为3300平方公里左右，较之魏晋南朝时湖泊面积缩小了近一半。到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湖区围垦的急剧发展使湖面大为缩狭，洞庭湖天然湖泊面积比唐代更小。

洞庭湖为荆襄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马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曾屯兵于益阳马良湖。三国时期，刘备与孙权分荆州以湘水为界，屯田防守，关羽与黄忠大战长沙的故事至今在长沙附近还有许多历史传说。岳阳楼的前身相传是三国吴将鲁肃率领水师驻守岳阳所建的阅兵台。唐初，政通人和，农业兴盛，湖区人口开始复苏，出现较快增长的速度。公元627—649年，据（旧唐书》记载，现今的湖南省当时划分为13个州，唐太宗贞观年间，总人口31．26万；湖区分属岳州、潭州、渲州、朗州，人口9．47万，仅占湖南省总人口的30．29％。唐玄宗开元28年（740年），湖南省当时划分为12个州，总人口102．18万，湖区行政区比较稳定，仍分属岳、民洛朗4州，但人口达30．8万，已占湖南全省总人口的37．19％，大约100年间人口增长了 3 倍。在五代以后600年左右的时期内，由于洞庭湖区农业的开发，粮食不断增加，原有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较高，同时吸引着大量的外地移民迁入。

宋代的1130年2月，武陵（今常德）人钟相和龙阳人（今汉寿）杨么在洞庭湖发动起义，起义军活动遍及6州1府19县，他们利用河湖港汉自然条件，创建了大批水寨，陆耕水战，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1135年6月才被岳飞率部镇压。

四、元代以后洞庭湖的演变

元明时期，荆江南岸大堤经常溃口，汛期荆江分流入湖的洪水量增多，而湖区围垦正处于低落阶段，自然的废垸还湖现象普遍发生，故湖泊面积不断扩大而湖盆却日益淤浅。元初，荆江南岸大堤累决累筑。大德九年（1305年）石首县决定对已经溃口的陈瓮堤不再筑塞。当年荆江洪汛“不减于常年”，但因有“陈瓮当下流之浸”，于是向府、道及朝廷力陈开穴疏导之利。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下诏在江陵路三县合开六穴，即江陵郝

穴、监利赤剥、石首杨林、宋穴、调弦和小岳六个穴口（林元（重开古穴记》）。向荆江南岸泄水的是石首县杨林、宋穴和调弦三穴，它OJ“挟江而南，百里之内，皆与洞庭接壤”。但由于自然淤积及人为筑堵，元代所开的这六穴，至明初除南岸的调弦口外，其余的均已湮塞。

明代，洞庭湖区水利失修、荆江决口、湖区溃垸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来自长江上游的特大洪水，使荆江西岸溃决数十处，其中最为要害的溃口是枝江百里洲、松滋朝英口、江陵虎渡口、公安摇头铺与艾家堰、石首藕池口等处，荆江洪水奔泻而下，自黄山、鹿湖山两侧漫流进入洞庭湖

区。“安乡县大水，积尸逐波’（同治（直隶渲州志·荒歉》；常德府“诸堤尽决，自是岁常修塞”《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华容县因藕池溃口，分杀了调弦口水势，县城才免遭淹没（隆庆（岳州府志·水利》。道光（洞庭湖志·事纪）称这一年，“山水内冲，江水外涨，洞庭泛滥如海，伤坏田庐无数。水发迅速，老稚多溺死者；尸满湖中，漂流畜产，所在皆是；有连人连房浮沉水上，犹户未开者。盖是岁之潦，为古今仅见云”。

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之后，荆江堤防又逐一修复，并订立“堤甲法”制度，分段专人负责，“夏秋防御，冬春修补，岁以为常”；洞庭湖区的堤垸则迟至万历年间才加以修缮恢复。隆庆年间又议开波沿江各穴口，实际上仅疏浚了调弦一口，汛期荆江洪水唯有经虎渡、调弦二口泄入南岸至洞庭湖。万历四十Th 年（1614年）袁中道在（法游记》中即说虎渡河已“稍稍湮灭，仅为衣带细流”；他还在（前后泛岛记》、（泊梦溪记）中多次提到：万历四十一年春，因虎渡河水涸断流，他的小船不能出江，才只好由三穴桥登舟南游遇浦的。由此可知，当时虎渡河极易淤塞，分流入湖的水量实际上并不大。宋代“保民田以入官，筑江堤以防水”的围垦政策，即所谓“荆南留屯之计”，自元代就受到尖锐的批评。林元（重开古穴记）中认为这是一种“射小利、害大谋，急近功、遗远患”的恶劣做法。因此，元代洞庭湖区的围垦极为萧条，不仅没有挽筑新垸，许多宋代的老境也逐渐毁塌，听任垸田自然地废弃还湖。所以现在见于记载的宋代堤垸，除常德宿郎堰、华容护城垸、石首郑家垸等少数几处外，其余竟无从查考，清代所修的湖区地方志，往往只能把大多数堤垸的始建时代归在明代。

明正统、万历等朝，官方虽在湖区做过若干修补堤垸的工作，如华容的安津、蔡田等48垸，安乡的围城、惠民等13

垸，沉江的太平、安乐等13垸，龙阳的围堤、南赶等障，湘阴的荆塘、塞梯等围均曾重修加筑过，但后来竟、“愈修愈塌，随筑随决”（隆庆（岳州府志·水利》。除了因泥沙淤积，洪水位抬升等自然原因外，明代的苛政、重税等人为原因，也导致湖区水灾日益加剧。

杨派（复邓巡察书）记载：常德府四县之田“外高内卑，只仗尺寸之堤为之藩隔，频年雨淫，遂以涝告”。武陵县的堤垸，自元明以来，“溃裂之不虞，或百年，或数十年、或数年”，“水之为灾，遂日甚其决也”（胡烨（新堤诗序》。薛俊（青公词记）记载明初龙阳（今汉寿）县“地多沮测沛泽，周匝彻为田，计税三万七千有奇，外筑长堤以防洪潦；其后泛滥相仍，坍塌日甚，沧田之变，多为平湖，牧野之区，原税大半委之洪流”；这里因连年洪涝面有“地有半年不见天，人有半年不见地”的民谣。

安乡县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前，官方从未出资修筑过堤垸。袁宏道（安乡重建县堂记）称：安乡“自唐以来始狭”，“割湖水之余以为都，阎井荒荒然”，由于田地淹没，农民依靠捕鱼捞虾维持活命，每当催科税粮时，被抓到县衙门34里的全是一帮渔民。杨继韶《安乡县堤记》记载该县自明正德十一年大水之后，嘉靖三十九年、四十四年、隆庆五年、万历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连遭大水，“民弗堪命”。华容县明初科征税粮，每亩即达三斗五升，全县积欠税粮至十余万石，“民皆逃窜”，“西鄙萧然，沟中之瘠可指”。永乐十年（1412年），该县48垸中水决46垸；宣德年间，官民出入县署均需坐船；至正统年间才将48垸修复，

其后曾将堤垸增修“至百余区”；但嘉靖、隆庆间，这些堤炼大多废记，每至秋汛，与长江洞庭混为一片汪洋（孙羽候（修堤碑记》）。万历年间大水，“七十二垸皆溃”，“凡农圃场圃尽为治理夷所侵占，而茅茨土垒且化为重之窟”（王在晋《荆南荒政序》）。明初全县共分76“‘里”，永乐时裁并为19“里”，明末只剩下12 “里”（戴文选（申详加响疾苦文》）。

洞庭湖南岸的沉江、湘阴二县的情况，与华容县也大体相似。沉江县原有11“都”，至明代中叶，全县只有5“里”，每“里”110户。（嘉庆（沉江县志·乡坊》）湘阴县在隋唐时“西境绵亘皆平壤”，“宋元以后，渐沦为湖地，荡决日甚”，全县裁并为25“里”；县西的怀西乡创自宋代，明代仅留半“里”，即只有50来户（光绪（湘阴县图志·舆图》）。

当然，湖区水灾加剧，废田还湖现象严重。除人事方面原因外，还与当时湖泊的洪汛水位

不断上涨有关。而造成湖区洪汛水位抬升的原因，又可分为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荆江洪水位的抬升，造成对洞庭湖的奎托。明万历年间，袁中道（游岳阳楼记》描述当时在洞庭湖因受荆江水位顶托而泛涨的情形说：“洞庭为沉、湘九水之委，当其涸时，如匹练耳；及春夏间，九水发而后有湖。然九水发，巴蜀之水亦发，……九水始若屏息敛任而不敢与争。九水愈退，巴江愈进；向来之坎窦，隘不能受，始漫衡为青草、为赤沙。为云梦。”胡焊（新堤诗序》也说：“蜗江之涨，横拒不相受，下流不行，而水之为灾，遂日甚他其决也。”这些记载均说明洞庭湖口受荆江洪水位顶托而造成整个湖泊汛期水位的抬升。另一方面，由于入湖泥沙增多造成湖底迅速淤垫。从而减少了湖泊容积，也导致汛期湖泊水位的抬升。泥沙的来源主要为荆江入湖水流，其含沙量比洞庭湖水系大得多。叶世杰（洞庭中庙记》说：“尝观湖水涸时，独洞庭有水，周湖地万余顷皆茸然生育”；“及蜀江泛滥，湖波震荡，风涛雪岸，叙流（即蜀江、也就是荆江）至此而止，居人谓此水‘送沙”’。不过，这一时期湘江等南水的入湖泥沙也较之过去明显增多，这是因为明代湖南境内森林资源遭受到掠夺式的采伐，水土流失现象已很严重。（明史·师速传》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为建北京宫殿，派师送到湖南督采大木，“送往湖湘，以十万人入山辟道路”。另外，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在湖广采木，一次采伐的“杉松大材”即达七万余株。经过这种长期的滥砍滥伐，四水流域的水土流失也就严重起来。万历年间王士性（广志绎）记载：“湘江其初最清，百尺而毛发可鉴。比会众流、下洞庭，始浊”，“洞庭水浅，止是面阔”。正说明随着入湖泥沙的增多，湖底发生淤垫，洪水时就出现了漫溢横流的情况。

关于元、明时期洞庭湖的天然湖面积，尚缺乏明确可靠的文字记录。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冯仁轩曾绘刻过一幅洞庭湖区“巡防图”，图现已不存，但据当时曾见过此图的人记载，当时在湖中的巡哨范围，上哨自岳州府南津港至长沙湘阴36县哨，中经荆埠港、河公庙、新墙河口、万石湖、鹿角、琢钩嘴、磊石、鲫鱼夹、青草港、颜公埠、穴子哨、白鱼场、营田司、大头寨、横岭、芦林潭，各哨间均注明水程，计215里。中哨自君山后湖至常德傅家拆，中经寥荆湾、昌蒲台、石门山、白苑矾，水路计245里；下哨自昌蒲台西经团山、吉山。古楼山至明山，水路共145里。上述地名，明代均已在湖中，可以窥见当日湖泊规模。

一嘉靖年间，罗洪先曾将元代朱思本地图改绘成分幅的（广奥图），此图现在仍存，且因它采用了“计里画方”的粗略比尺，可用于概算其面积。据此图“湖广”幅量算，洞庭湖面积竟达7000平方公里以上，这可能因为该图比尺过小，又略去了湖心洲滩岛屿及岸线的转折细节，从而使湖面和水道过分夸大。将此图对照现代的地图进行比尺和地形校正后可知，当时洞庭湖水面达56O0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现在湖泊面积的二倍。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湖南省当时属湖广行省，下划分为17个路州，总人口571．91万，比公元740年增长4．6倍；湖区分属岳州、常德。澄州3路，人口发展到292．53万，占湖南省总人口的51．15％，比公元740年增长6．7倍。元末明初，朱元潭的部队与陈友谅旧部及元朝残余势力，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造成了湖南人口锐减和大迁徙。原土著居民散亡，田园荒芜，江西等地居民大量进入湖南，即所谓“江西填湖南”。朱元潭曾诏谕天下，招抚流亡，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并派大臣到湖南督修水利，围垸筑堤。“洪武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至宣宗时规定：“垦荒田永不起科。”由于朝廷的督导，湖南各府州县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两湖地区，特别是洞庭湖区，明代已成为全国粮食的主要产地和供应基地。1472 年全国运送京师之粮共4O0万石，其中江西、湖广、浙江等地的南粮为324万石，连盛产茶、纸的安徽徽州，其粮食也“大半取于江西、湖广之稻以足食者也”。

清初，荆江只有调弦、虎渡二口分洪入湖。1852年和1870年藕池、松滋溃口后，形成了四口南流的局面，荆江分流的入湖水量陡增，对洞庭湖演变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再次回春和扩大。光绪年间刊行的（湖南全省舆图》，是同治年间湖南通志馆开局时派人重新测绘的，从其中洞庭湖图上量算，湖泊面积达54O0平方公里。四口分流后洞庭湖形势见图2一2。

由于四口分流入湖的洪水夹带大量泥沙入湖，湖盆与入湖水道不断淤浅，湖洲不断淤高并挽筑新垸。据对湖区1／25000 地形图量算，1949年湖泊面积为4350平方公里。1978年相应的湖泊面积已减至691平方公里，昔日八百里洞庭的大湖景观，已被大片圩垸林立的平原分割成目平、南洞庭和东洞庭三个由洪道相联的湖泊。

发展观的历史演变

发展观的历史演变内部编号：（YUUT-TBBY-MMUT-URRUY-UOOY-DBUYI-0128）

发展观的历史演变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实践出现新的变化，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发展观也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得到了提升和扩充，不断形成新的发展观。一、发展理论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振兴经济的要求，发达国家战后恢复的努力，把全世界带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发展潮流之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也吸引了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事发展问题的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战略学、发展伦理学等相继问世。这些不同的学科，虽然其研究方向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焦点却是一致的，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问题上。由此，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发展经济学在发展理论中是影响力最大的学科之一，对于早期发展观的形成和一些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所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和障碍是什么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制度、战略和政策，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加快发展。二、发展观的演进（一）经济增长论

20世纪50年代前后，是发展理论形成和繁荣的时期，也是早期发展观形成的时期。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许多欠发达国家来说，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增长。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因此，在当时的一段时间里，发展的概念就是指经济增长，发展的实践就是追求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在这种发展观的主导下，经济增长就成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追求的主要目标。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便由此形成。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反而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可见，增长并不等于发展。现代的理论认为，发展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是：发展是经济、政治、社会三者相互联系的进步过程。增长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它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衡量尺度。发展既包括增长所强调的产出的扩大，也包括分配结构的改善、社会的变迁、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以及自由选择范围的扩大和公平机会的增加。增长强调财富“量”的增加，而发展强调经济、政治、社会的“质”的提高。增长注重“有多少”，发展既要回答“有多少”，还要回答“有多好”。发展与增长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与统一。没有“质”的提高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没有“量”的增加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对发展来说，增长是最基本的，没有经济的增长，就谈不上发展，但是过分强调增长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反过来会阻碍发展。（二）强调社会变革的发展

黄土高原的历史

2012/6/ 4 地球科学概论结课论文黄土高原的历史、现状及治理机电1110班郑斌斌

目录一.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 (3) 二．板块的移动和位置确定 (5) 三．文明的孕育 (6) 四．文明的兴替与黄土高原的关系 (6) 五．古代黄土高原的变迁和发展 (7) 六．现阶段黄土高原的严峻现状 (10) 七．黄土高原的水土治理 (11) 八.参考文献 (15)

黄土高原的历史、现状及治理郑斌斌机电1110班摘要：黄土高原作为我国所独有的特征地貌，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黄土高原，为中国的文明传承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黄土高原孕育里中国最早的文明，并且在古代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黄河流域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更是朝代更替，历史变迁的根源。近代，直至现在，黄土高原的荒漠化越来越严重，水土流失愈演愈烈，导致黄河水位不断被太高，决堤危险越来越大，洪灾、泥石流，滑坡，成为了影响黄土高原乃至黄河流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黄河流域的治理问题成为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越来越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注。中央也确实采取了很多可以用来借鉴的切实可行的方案，略有效果。科学家们还在不断的研究治理新途径，希望在不就的将来能够将黄河流域治理好。关键词：文明发源地、泥石流、水土流失、黄土高原。一、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黄土高原位于我国的中北地区其主要位置东起太行山，西至日月山，北起长城沿线，南抵秦岭，

海拔1500到2000米。黄土高原没有高大的山脉，加之过高的山脉不是黄土这种疏松的结构可以承受的，所以，黄土高原主要是由厚厚的黄土层覆盖的平均厚度为50-80米，最大厚度为150-180米，部分地区可以达到200米。松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养分，利于耕作，盆地和河谷农垦历史悠久，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一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一）汉字的形体，即字体，指汉字的书写体态。汉字从产生到现在，虽没有跳出表意文字的圈子，但文字的形体一直按从鳘到简的规律发展演变。主要出现了八种字体：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再到现在的印刷字体。一、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旱的成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汉字材料。这种文字是清末光绪年间（公元１８８９年）在县城西北五里路小屯村以北洹水以南发现的。１、产生这个地方曾是殷商王朝都城的遗址，是从盘庚迁到殷地（即小屯）。一直到纣王灭亡的年间的都城。所以，我们知道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文字，距今约有3000年的历史。殷商社会，科学文化很不发达，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不能解释，认为是鬼神操纵，掌握着自然的变化，而死去的祖宗的灵魂得以预知未来的事情，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因此，殷王朝统治者十分迷信，非常崇拜神，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如祭祀，征战，畋猎，天气，安危疾病，男女生育等，都要事先占卜，问神以知吉凶，再决定行止。占卜的方法，先将龟甲或兽骨剖开，然后在背面凿出椭圆形的小槽或钻成小孔，再用火烧烤。甲骨片受热后自然在正面裂出各种条纹。史官便按照条纹的不同形状来判断吉凶祸

福，占卜后由占卜人在甲骨上刻下占卜的月日，贞人，占卜的容，结果（即兆头，所示吉凶），以及事后的应验的情况。作为档案保存。这些记录就是甲骨文字，由于多是占卜的记录，就容说叫“卜辞，贞卜文字”又由于用尖锐的东西刻的，又叫“契文”，又由于是在殷商的故都废墟发现的，又叫“殷墟文字”。２、发现卜辞的发现，完全是偶然的。１８９８年与此同时１８９９年之交，农民犁田时，时常发现刻有图文的甲骨，农民不知道这些甲骨的来历，但以为年代久远，可以治病，就收集起来卖给药商，称“龙骨”。据说，1899年，当时北大校长，金石专家王懿荣因生病吃药，首先发现甲骨上刻的是古代文字，才开始收集。从发现起，经过80年的不断收集整理，挖掘，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了十六，七万片。从甲骨记录来看，当时的统治者几乎天天在占卜。根据上面提到的帝王和占卜人的名字，结合所刻的文字容。我们知道了这些甲骨刻载了从盘庚到纣王的12个帝王的273年间的大小事情。据统计，甲骨文单字总数在4500左右，但已认识的还不到1/3。不认识的大多是族名，人名，地名等专用的字。大量的甲骨片的发现，是研究汉字发展与古代汉字文化的珍贵史料。 3、特点 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

农村的历史演变

农村的历史演变：原始社会时期的农村在原始社会初期，人类依靠采集、渔猎为生，逐水草、居巢穴，无所谓村落。到了原始社会的中期，约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耕种土地、照管作物、饲养畜禽等生产活动，人类开始定居下来，从而出现了最早的村落。原始村落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部落的聚居之地，实行原始公有制，按自然分工进行生产活动，平均分配。至原始社会末期，交换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一些交通方便、位置适中的村落中，出现了集市。唐代的农村唐代贵族阶级，多养奴隶。庄园中之田地，当然使之耕种，然以地面辽阔，田多至千顷，自家奴隶，不敷应用，不能不利用佃户，耕种田地，收其租税，以供挥霍。此种佃户，称为客户，或庄客。......士豪大族，收纳逃户（既客户），留居庄上。结果致“客户”二字，可作佃农解，庄园之大者，收容客户，多至数百人，一家数口，集居一隅，于是庄园之中，发生客户所居之村落，后世称农村为“庄”，其义殆起於此。（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 奴隶社会的农村在奴隶社会的农村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相继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在一些大的村落中，手工业者集中，商业集中，形成永久性市场。这些地方，逐步演变成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保护财产的安全、政权的巩固，则修筑城堡等，逐渐出现了城市。大商人、大奴隶主、官吏聚居在城市，奴隶、个体小农、少数小奴隶主则居住在农村。封建社会的农村在封建社会的农村中，主要居住着农民(雇农、佃农、自耕农)或农奴、中小地主等。土地等生产资料绝大部分为封建地主阶级(或封建农奴主阶级)所有，少部分归农民所有。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农村居民除包括封建社会遗留的各种成员外，主要是经营农业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的扩展，大批破产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工业工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农村居民的主要成分是比例不等的大中小型农场主和受雇于农场主的农业工人。此外，由城市迁入农村的居民以及农村工商业从业人员也日益增加。鸦片战争后的农村鸦片战争之后，农村逐渐演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其社会经济的特点是：①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的土地归地主和富农阶级所有。②地主通过地租、高利贷和商业资本三种形式剥削农民。③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品输入中国，并在中国直接开办工厂，动摇了耕织结合的农村经济结构。④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了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并直接到农村收购农产品，致使中国农业商品化具有殖民地性质。建国后的农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不断发生变化。1949年-1952年，全国绝大部分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由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个体农民经济成为最主要的经济成分。1953年-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加入合作社以后，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实行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制。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以及农村工业，商店、银行、学校、医院、文化设施等随之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58年-1978年，实行人

儿童观的历史演进

儿童观的历史演进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或者说，是人们在哲学层面上对儿童的认识。儿童是人类个体生命周期中的一部分。儿童观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观念问题。从儿童观那里，我们可以透视出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对作为个体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基本看法。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的儿童观。随着历史的演进，儿童的内容也相应地演进着。因此，作为观念而存在的儿童观又辩证地是一种历史存在。西方儿童观的历史演进一、古代的儿童观：儿童就是小大人在古代，人们尚未发现儿童和成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因而也没有明确的儿童观。对于原始氏族来说，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原始人急切的希望儿童加入成人行列，因此他们没有把儿童作为儿童看待，而仅仅当作氏族部落的未来成员，当作缩小的成人。儿童概念很长时间被淹没在黑暗中。即使在被后人认定为相当文明的古希腊，世人对于儿童的社会存在仍然视而不见。所以他们的儿童观就是儿童就是小大人。二、中世纪的儿童观：儿童儿童生而有罪到了中世纪（5—15）世纪，即欧洲封建社会的年代。在这段时期教会变成了维护封建制度的强大精神支柱，僧侣阶级也获得了最高贵的地位。这种政治经济状况必然决定着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教会认为人生而有罪，自然而然便认为儿童也是具有原罪的。但即使在中世纪这种认为儿童天生有罪、要用鞭笞来教训等观念盛行的背景中，仍然有些学者倡导爱儿童，给儿童自由。三、文艺复兴时期的儿童观：从新人类观推导出的新儿童观文艺复兴运动的爆发使得新的人生观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基督教会所谓的“原罪说”儿童观，并为近代儿童观的诞生铺平了道路。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的余光照进了儿童观领域，才使得通体散发着人文精神的全新儿童观来临。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伊拉斯谟认为要研究孩子的自然能力和才智，不要想象他们的兴趣与成人的一样，不要指望他们有像小大人一样的举止。他明确指出，对待儿童，“首先是爱。然后渐渐随之以某种自然和温柔的尊严，而不是畏惧，前者比后者更有价值，用恐怖的手段来使儿童弃恶，乃是一种奴性的作法。”因此，自由的教育是符合儿童的。用教育手段把本来是自由的儿童奴隶化，是极其荒谬的。同时，在这一时期夸美纽斯提出了着名的“种子论”,他认为在人的身上自然地播有知识，道德和虔诚的种子，通过教育便可以把他们发展出来。他还相信一切儿童都可以造就成人。从中我们发现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儿童观是从新人类观中理想的人的形象推导出来的。尽管这一时期承认了儿童的兴趣与自由，但是人们并未意识到儿童本身便是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的存在，也未否定儿童对于父母的绝对服从关系。因此把儿童作为父母的所有物的儿童观依然占统治地位。四、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的儿童观到17世纪，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儿童生来就是没有原罪的纯真无

发展观及其历史演变探析

发展观及其历史演变探析摘要：一定的发展观是与之相应的发展理论的核所在。二战以来，发展观经历了几个演变阶段：“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经济增长+反恩变革”的发展观、“合理+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社会综合发展”的发展观。从50多年来发展观演变的逻辑轨迹可以看出，人类对发展观的认识越来越拓展、深化，实现了从注重物到注重人的转变，人的发展已成为发展的中轴目标。关键词：发展观；历史演变；科学发展观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828X(2011)01－0007－02 一定的发展观是与之相应的发展理论的核所在，它作为对发展实践的一种理解与反映，以其时代精神、价值取向和实践理性，引导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潮流，影响着整个社会发展实践。20世纪中叶，发展问题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在西方，二战结束后，发展观经历了若干演变阶段。梳理发展观历史演变的逻辑轨迹，对于制定各种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发展观的基本意蕴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涵、意义和要求的最本质的认识和体悟，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揭示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也是指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揭示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把握，是制定各种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在发展问题中居于灵魂和核心的地位，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不仅包括要发展，而且还包括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一定的发展观是与之相应的发展理论的核所在，它作为对发展实践的一种理解与反映，以其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引导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潮流，影响着整个社会发展实践。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在不同的时期，源于各国所面临的外环境的差异性，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也就不同。二、发展观历史演变的逻辑轨迹 20世纪中叶，发展问题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在西方，它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发展作为一种最为迫切的实践问题，不仅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而且也成为联合国国际事务的关注重点。二战结束

图形的起源与发展

图形的起源与发展图形的发展可以说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开始以图画为手段，记录自己的思想、活动、成就，表达自己的情感，进行沟通和交流。当时绘画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欣赏美，而具有表情达意的作用，被作为一种沟通交流的媒介，这就成为最原始意义上的图形。在人类社会的言语期与文字期中间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图形期，如法国南部的洞穴艺术，据推测，洞穴中的图形要比埃及和中国的象形文字早3万多年。那时的人们为了在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中进行信息传递，设计了许多图画标记，以视觉符号的方式表达思想，并逐渐进行改良简化、相互统一，使它日趋完美。在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岩洞壁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简练、具有标志化特征的图形符号。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图形标志也逐渐统一和完善起来，这时，文字产生了。文字的出现使信息可以跨越时间、空间进行广泛而准确地传播，使人类的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创造了利用木片在湿泥板上刻画的所谓“楔形文字”，基本属于象形文字。我国的中文汉字也是源于图画的象形文字，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陶器上，已经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形，如：日、月、水、雨、木、犬等等，与其代表的物象非常相似。古埃及也发明了以图画为核心的象形文字，这是原始图形向文字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随后，单纯的象形文字逐渐不能满足人类日益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为表现更广泛、更抽象的含义，人们开始采用表音、表意等其它

手法来创造更多内容的文字，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与此同时，图形的发展空间却更加扩展了，各种标识、标记、符号、图样的产生，丰富了图形的内容。从西班牙古代摩尔人留下的建筑和镶嵌图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虚实相生”的图样。中国的“太极图”是流传至今的典范图形。在我国民间还出现了多种多样、形式丰富的吉祥图形，如：双喜、四喜、连年有余、五福捧寿……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明更给现代图形带来了广阔的天地，使其真正实现表述信息的广泛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立体派绘画大师毕加索创作的《和平的面容》利用同构手法将和平的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同处一个时代的荷兰著名版画家埃舍尔更是对绘画的可能性作了大量的探索，以极大的兴趣研究和再现交错型图形，使一些语言无法表现的思想得以再现，创作了许多“智力图像”，如：曲面带、魔镜、天与水、昼与夜、瀑布、上升与下降等，对形态虚实的共存互换、平面和立体的空间转化、变形与写实的交错语言等形象进行了创造，扩展了视觉艺术的表现空间，表现出埃舍尔特有的视像思维的才能。图形以其独特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超现实的自由创造，在版面设计中展现着独特的视觉魅力。在国外，图形设计已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图形设计师的地位已伴随着图形的表达方式所引起的社会作用，日益被人们所认可。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图形设计大师，如日本的福田繁雄、等等，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智慧、促进了视觉语言的多元化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变过程

正确处理四大关系: 如何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在原始发展时期,人类崇拜依附于自然,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对自然进行初步开发;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控制、支配自然,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尤其就是到了近代,人类开始直观地认识到人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不就是依赖自然的给予,而就是依赖自己对自然的改造。为了有效地“改造自然”,人们不惜把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瞧得轻而易举,并加以夸大与绝对化。随着对自然控制与支配能力的急剧增强,以及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人类开始一味地对自然强取豪夺,从而激化了与自然的矛盾,加剧了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也不得不面对人口剧增、能源短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资源缺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实。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保障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积极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自觉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力求正确认识与运用自然规律,通过相互依赖、互惠互补,与自然界与谐相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既改造自然,又不破坏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目标,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逐步提高生活质量,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创立一个完全新式的人类文明,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文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的新理念,对我们推进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与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要达到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并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顾、生产力发展与自然与谐“双赢”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与生态环境双重保障,就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而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特别关注下面几个方面。确立一大战略。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既着眼当前,又考虑未来,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树立一个观念。即在全社会树立起新的生态观。反思人类干预自然的限度及其合理性基础,扎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们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愿望; 运用法律、经济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环境问题,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与监督环保工作;对环境资源成本与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进行核算,用绿色ＧＤＰ真正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形成三种思想。一就是天人一体的思想。认识到人类生存资料的有限性与地球的唯一性,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商）（周）（秦）（汉）（魏晋）（草书）汉字的演变过程，可以简略归纳为五个阶段：声、形、象、数、理。 ⑴＂声＂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必要组成部分。在遥远漫长的太古时代，人类从本能的＂哭声、笑声……＂或模仿大自然的＂鸟鸣、虫叫、兽吼、风声、雷声、雨声……＂中逐渐分化出具有一定意义、代表一定事物的＂声音＂，这就是语音的进化。例如：＂ma、ba＂用于代表＂妈、爸＂可能是从哭声＂啊……＂中分化出来。语音进化到现代，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汉语中大约有4×400＝1600种声音。语音的分化必定有其自身一定的规律，从现代语言中可以分辩出一些线索。例如：＂鹅、鸡、鸭、猫……＂等家禽和家畜可能是依据其叫声而定其名的。＂哈、喔、嘘、哎唷……＂等声音是直接表示人类在不同情绪下的自然发声。＂五→午＂、＂苗→渺＂、＂木→冒＂……音相通，意相联。【原文】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

⑵＂形＂是语言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必要的。在远古时代人类主要面临的是生存和种族延续问题。在与大自然和猛兽毒蛇等的斗争过程中，有时需要用＂形＂或＂画＂来表示事物。例如：远出狩猎，为了不至于迷失道路，可能在岩石上或树干上做一些标记。人类在狩猎时，也注意观察野兽的足迹，以辨别出野兽的特性。另外，人类也可能出于对神秘大自然的崇拜或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在岩洞壁上，画上＂日、月、人、山、木、屮、动物、祖先……＂等图象。《说文解字》说，＂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的脚印，明白可以用形来区分事理，开始创造文字。＂【原文】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 野兽经过后留下的痕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审（审）→宀番→宀采田＂，＂番＂谓田中野兽的脚印。＂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审＂，悉也。【原文】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兽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掌。审，悉也，知审谛也，从宀、从采。悉，详尽也，从心、从采。释，解也，从采。采取其分别物也。由＂图画＂经过一个简化过程，取事物的主要特征，开始了＂文字＂的进化过程。拼音文字是由原始图象向表示声音的字母方向发展，以语音作为主体。汉字由原始图象向＂象、数、理＂方向发展，用不同的图象来表示各种各样的意思。 ⑶＂象＂是创造汉字和《易》说理预事的主要方法。＂日、月＂等属于象形文字，是造字的基本部件。这些基本部件相互组合，产生各种各样的＂象＂，创造出更多的字。基本部件和字还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组合，产生用于表示各种事物、各种意念的诸多文字。【原文】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如：＂明→日月＂、＂易→日勿→日月＂，＂旦→日一＂（下边的＂一＂表示＂地＂，与＂?＂卦三阳爻象＂天、人、地＂相通），＂显→日业＂（＂业＂，表示地上有茂密的树木，＂日＂已上树梢，太明＂显＂了）。这些字还可以组成更多的字。如：＂盟→明皿＂、＂踢→易＂、＂湿→氵显＂、＂但→亻旦＂……。造字和易理在这里完全相通，即所谓的＂取象生理＂的模糊思维和＂阴阳互动＂的二分原理。 ⑷＂数＂概念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首先掌握的概念可能是＂无＂和＂有＂。没水喝会渴，没东西吃就会饿。＂有→月＂字中＂＂表示手，＂月＂表示肉。＂

中国汉字的演变历史

\ diagnim 订個5讪只W样刖询恫和“ DFCttirxx whofu钉审’ 汉字的演变图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商）（周）（秦）（汉）（魏晋）草书汉字的演变过程，可以简略归纳为五个阶段：声、形、象、数、理⑴声”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必要组成部分。在遥远漫长的太古时代，人类从本能的哭声、笑声……”或模仿大自然的鸟鸣、虫叫、兽吼、风声、雷声、雨声……J 中逐渐分化出具有一定意义、代表一定事物的声音”这就是语音的进化。例如: “ma ba”用于代表妈、爸'可能是从哭声啊……”中分化出来。语音进化到现代，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汉语中大约有4X400 = 1600种声音。语音的分化必定有其自身一定的规律，从现代语言中可以分辩出一些线索。例如：鹅、鸡、鸭、猫.... ”等家禽和家畜可能是依据其叫声而定其名的哈、喔、嘘、哎唷……”等声音是直接表示人类在不同情绪下的自然发声五一午”苗一渺”木一冒” ?…音相通，意相联。【原文】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 ⑵ 形”是语言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必要的。在远古时代人类主要面

临的是生存和种族延续问题。在与大自然和猛兽毒蛇等的斗争过程中，有时需要用形”或画”来表示事物。例如：远出狩猎，为了不至于迷失道路，可能在岩石上或树干上做一些标记。人类在狩猎时，也注意观察野兽的足迹，以辨别出野兽的特性。另外，人类也可能出于对神秘大自然的崇拜或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在岩洞壁上，画上日、月、人、山、木、屮、动物、祖先……”等图象。《说文解字》说，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的脚印，明白可以用形来区分事理，开始创造文字。” 【原文】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 a ng野兽经过后留下的痕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审（审）-宀番一宀采田”，番”胃田中野兽的脚印。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审” 悉也。【原文】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兽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掌。审，悉也，知审谛也，从宀、从米。悉，详尽也，从心、从米。释，解也，从米。米取其分别物也。由图画”经过一个简化过程，取事物的主要特征，开始了文字”的进化过程。拼音文字是由原始图象向表示声音的字母方向发展，以语音作为主体。汉字由原始图象向象、数、理”方向发展，用不同的图象来表示各种各样的意思。 ⑶ 象”是创造汉字和《易》说理预事的主要方法。日、月”等属于象形文字，是造字的基本部件。这些基本部件相互组合，产生各种各样的象”创造出更多的字。基本部件和字还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组合，产生用于表示各种事物、各种意念的诸多文字。【原文】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如：明一日月”易一日勿一日月”旦一日一”（下边的一”表示地”与“？” 三阳爻象天、人、地”相通），显一日业”（业”表示地上有茂密的树木，日已上树梢，太明显”了）。这些字还可以组成更多的字。如：盟f明皿” 踢易”、湿f氵显” 但f / |—r 造字和易理在这里完全相通，即所谓的取象生理”的模糊思维和阴阳互动”的二分原理。 ⑷ 数”既念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首先掌握的概念可能是无” 和有”没水喝会渴，没东西吃就会饿。有-r月”字中“”表示手，月”表示肉。有”字原意手下有肉”有肉吃就不会挨饿。有”进一步分化形成一、二、三、多”等数的概念。

设计图形的起源和发展

设计图形的起源和发展图形的产生图形是伴随着人类产生而产生的，源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需要，由人类劳动生活的记事符号开始当人类祖先在他们居住的洞穴和岩壁上作画时，图形就成为了联络信息、沟通、表达情感和意识的媒介，这一点贯穿于图形从产生到今天的每一个时期和阶段。图形的历史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远古时期人类的象形记事性原始图画为第一个阶段。原始人的图画式符号是图形的原始形式，也是文字的雏形。第二个阶段为由一部分图画式符号演变而形成文字。图画式符号与记事性图画的区别在于其形象的抽象性更强，更为减化当记事性图画在实用中不断减化后就形成了图画文字。第三个阶段为文字产生后带来的图形的发展。文字这一视觉传达形式使人类的沟通和交往更加密切，而能综合复杂信息内容且又极易被领会的图形形式更为人类所重视和利用。（图1-2一图4 ） (2)图形革命图形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原始符号演变成为文字。文字的出现使符号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规范，成为记事和识别的重要于段，并使信息得以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第二次革命是源于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诞生。纸的发明促进了文字和图画的传播与应用，印刷术的发明使视觉信息得以批量化的复制。图画成为了固定意义的符号交流的姚介面向的受众史多，传播的范圈更加广泛。第三次革命始于19世纪的科技和下业的变革，最具表性的是摄影的发明和山此带来的制版方式及印刷技术的革新。传播的广泛性进一步扩展，图形真正成为

了一种世界性语言。今天的电子技术等高科技使图形传播超越了时间的局限和空间的距离，传播的速度奇快，而范围己达世界的每一个地区，信息受众己为每一个人。图形革命伴随着图形设计的飞速进步，以让图形设计适应传播的需要。特别是视觉原理和规律的发现以及印刷业的产生，使图形设计更具科学性的设计技巧合多样化的艺术效果，图形设计开始走向市场。激烈的竞争使图形设计得以空前的发展，也促成了专业图形设计人员和机构的出现。正是经历了三次重大革命和无数次变革，图形进入了设计的学科领域，图形设计产生了巨大的飞跃。人类要交流思想，互通信息；设计师要表达计划和设想，一与受众沟通，这一切都离不开视觉形象和山视觉形象表述的视觉语言。这就是图形。图形是视觉传达设计表现的基础，或者说图形是构成视觉传达设计系统中最基本的因素。图形概念释义 (1)图形概念的由来“图形”一词的由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的概念，认为“图形”即是图样（见宋《宋书?礼志?四》）。几何学中的概念，认为“图形”是几何图形的简称。设计艺术中的“图形”概念，是来自于英文“Graphic"，指图形艺术作品。它源于拉丁文“Graphicus”和希腊文“Graphlkos"。图形概念的确定直到现代设计出现才产生，即是随着市场对视觉艺术的需求，设计师们在追求图形的视觉冲击力度和反常规、反常理的表现形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图形概念的明确指向。20世纪20年代初，正式形成了图形设计并诞生了图形设计学科。在本书中指的主要是在视觉传达设计范围内使用的图形形象。 (2)图形概念的界定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图形概念与设计学科中的图形概念存在一定的差别。视觉艺术中的“图形”概念与信息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原来

近十年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郭岩伟作业]近十年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LOESS PLA TEAU 近十年来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综述一论文：（一）环境变迁与农牧业： 1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8/01 2庞奖励黄土高原稳定同位素与古环境研究干旱区地理 1998/03 3吕卓民明代西北地区土地垦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8/02 4吕卓民明代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利建设中国农史 1998/02 5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01 6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02 7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01 8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03 9吕卓民明代西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与地域分布中国农史 2000/01 10萧正洪传统农民与环境理性──以黄土高原地区传统农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04 11朱士光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0/03 12陈逸平先秦时期陇中黄土高原自然面貌与农牧业的起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0/04 13马志荣. 论元、明、清时期回族对西北农业的开发[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06 14韩茂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0/10 15费杰基于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历史文献记录的唐代气候冷暖波动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04 16邹逸麟关于西部开发问题的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02 17吴宏岐隋唐时期对西部地区的经营开发及启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02 18王乃昂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03 19徐日辉新石器时期渭水上游的生态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03 20肖兴媛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重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03 21徐日辉新石器时期渭水上游地区的生态研究农业考古 2002/03 22周群英泾河上游黄土高原全新世成壤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影响干旱区地理 2004/02 23艾冲论唐代前期陕甘宁黄土高原牧业用地的分布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2004/03 24王双怀五千年来中国西部水环境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5 25杨红娟清代黄龙山地垦殖的政策效应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01 26景爱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人类活动??中国环境史研究举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1 27王毅荣黄土高原植被生长期旱涝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干旱区地理 2005/02 28赵李娜汉代河东郡农业状况初论农业考古 2005/03 29马东涛黄土高原泥流灾害成因及特征干旱区地理 2005/04 30任志远陕北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动态变化定量分析干旱区地理 2005/05 31戴鞍钢. 清末民初西部农业困顿探析[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3 32张希彪黄土高原耕地变化趋势及驱动力研究??以甘肃陇东地区为例干旱区地理 2006/05 33吕卓民明清时期西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与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7/02 34徐文梅试析北洛河流域植被变迁的原因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 35桑广书黄土丘陵地貌形成模式与地貌演变干旱区地理 2007/03 36肖晨超黄土地貌沟沿线类型划分干旱区地理 2007/05 37徐象平试论清初人地关系政策的演变与调整??以黄土高原为例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01

中国文字的演变发展史

中国文字的演变发展史中国汉字源远流长，据传汉字最早在黄帝时候就已经出现。传说黄帝时期，有一位叫仓颉的大臣，他可以画出许多的图形符号，各种的图形符号代表了各不相同的意义，后来他创造的符号就逐渐发展为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国自古就有仓颉造字的说法，大概就是源于此，而仓颉也被后人尊称为“文字神”。但是，文字的繁大，造字绝不是一时一人就能完成的。其实，早在仓颉以前，各部落应该就已经有了许多表意的符号，只是各不相同罢了，仓颉应该只是加以统一与整理，而后人则说是仓颉造字。这样中国的文字就产生了，这样看来中国文字的产生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但是现在可以看见的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后依序大致是金文、籀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与行书。甲骨文是刻在动物骨头上的文字，是现在可见的最早的中国文字。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最原始的文明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正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所以人们把文字记录的载体选择为动物的骨头，而这同时也是中国人就地取材的这一个思想方式的反映。这些甲骨文在后世被人们当做龙骨来医治疾病，尽管这种方式被我们现代人看作是迷信，但是这一思维的确延存了数千年。这些“龙骨”在清代被欧洲考古学家发现，当时就引发世界轰动，到今天也是中国最早的文明见证物。金文是指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因为中国从夏朝开始就进入青铜器时代，而现在出土的很多青铜器上都刻有一些文字，又因为周朝人把铜叫金，所以现在就叫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金文。它的使用持续到秦国末年，随着籀文的出现而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籀文，就是大篆，是战国晚期秦国使用的文字。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其原有的大篆文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后的全国统一使用的文字。后来因为小篆写起来的一些缺点，带来的不方便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种较易书写的新字体:隶书，起初隶书在下层和民间流传，后来则逐渐取代了小篆的位置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小篆

古代贺年卡的历史演变

【大历史】古代贺年卡的历史演变随着中央禁令的推行，新年期间，公款购买贺年卡的行为几近绝迹，更多的人采用电子贺卡的形式传递着朋友间的情谊。历史上，贺卡在汉代已出现，其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最早为木质名刺> 贺卡始于汉代，当时是木制的，称为“名刺”。有许多当官的因为投刺的太多，为免受干扰，干脆在门外挂个箱子(相当于现在的邮箱)，用来接收各方投刺，称为“接福”。到了宋代，开始有人把贺年之词写到名刺上，从此名刺开始有了贺年的性质。贺卡可以沟通情感交往，而此种交往往往以短句表达，久而久之，贺语出现言简意赅、互送吉语等特点。南宋人张世南的《游宦纪闻》里记载，其家藏有北宋元祐年间“敬贺正旦”的墨迹。“正旦”即正月初一，“敬贺正旦”就是指恭贺新年。 <宋代现商业邮递> 贺卡原是本人亲自呈送，以示郑重。但由于士大夫交游广泛，四处登门拜年费时又费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一定亲自前往了，而是派仆人拿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 贺卡的商业性邮递也从宋代始。《游宦纪闻》还记载，每逢冬至、

元旦年节，“凡在外官，皆以状至其长吏”，这是邮政作为贺卡信使的最早记载。 <明清时出现拜匣> 唐宋以后贺卡被称为“门状”或“飞帖”。据说唐太宗李世民过年时，用赤金箔做成贺卡，御书“普天同庆”赐予大臣。这一形式迅速在民间普及，不过民间不敢使用金箔，而是用笺纸竖写，右上端为受贺者官讳，左下端为贺者姓名。明清时期，贺卡又叫“红单”、“贺年帖”等。呈送贺卡名帖等更有一套礼仪，按规定仆人不能亲自用手呈送，故发明了拜匣，其大小正好容纳贺卡名帖。见到主人后，仆人必须打开拜匣，让主人亲自取出。(综合北京青年报、中国网)

发展观的历史演变

发展观的历史演变 Document number：BGCG-0857-BTDO-008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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