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知行论
．“实学”主义教育思潮及其对教育的设计
明朝的灭亡，不禁使一代知识分子涕泪涟涟。但西学的传入，封建社会本体内所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加之国破家亡的刺激，又促使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批判程朱理学，总结传统的教育理论，提出了崭新的知识论和知行观；并运用已掌握的科学知识，探讨人之本体，研究人性与性格、人性与才智、人性与教育的关系，将之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总之，这一时期的教育理论，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面貌。
(1)“实学”主义教育思潮的特征
中国古代历来是重视文字教育，而鄙视一技一艺之能的；儒者每以性天道德为形而上者，而不言有裨于国家和民生的“事功”。利玛窦到中国后，便发现了中国士大夫的这一特点：“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指通过科举作官），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象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①人才的选取制度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德贵而才贱。而追溯此价值观念的历史根源，则渊源于孔子。孔子明言“君子不器”，即不屑于一技一艺的掌握。故樊迟请学稼，孔子便讥之为小人而非君子。至董仲舒（公元前179—
前104 年），便将孔子的“可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一内容都摒弃，以为这是“惑后进”之“不急之言”。发展至程朱理学，更是汲汲求于性命之学。而只有在明末清初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步而清醒的爱国志士，铭记亡国切肤之痛，注重实际效用与事功，才对传统的“贵德贱才”之说提出了挑战，以为学一艺、行一事亦不失为儒者，关键在于有用，即要有治国平天下之功效。
首先，“实学”主义教育家们指出：宋儒之所谓“正其道不谋其利，明
其义不计其功”，是违背孔孟之道，亦是不以天下为己任的。在启蒙教育思想家看来，真正的孔孟之学，皆是“大者以治天下，小者
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①，而宋儒之理学，是忘“民物”，而有
悖于真儒学。因为，儒家之圣贤皆有功于天下，如舜使有苗族归顺，汤定夏之天下，文王、武王平定商朝，大禹治水，孔子欲复周代制度、礼仪，荀子言兵，诸如此类，皆说明儒家之为贵者，正是建功立业，是要能“定乱、除暴、安百姓”②。然而，“自宋以来，圣言大兴，乃从事端于昔，树功则无闻焉”③。而大部分知识分子便不以“经天纬地”为儒者之学，却“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他们或高谈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之阔论，而“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④。鉴于此，李塨以宋明学者皆“病忘”，即病于“伏首诵读而忘民物”，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一旦大难当前”，即使是品行高尚者，虽有报国之心，却“半策无施，惟拚一死”。这是于忘“民物”之外又“并忘其身”为国家之大治，为百姓之大安，李塨便“摭纪世大略”，著《瘳忘编》，以治疗知识分子忘民物并忘其身之病，而复兴真儒学。
其次，实学教育思想家更进一步提出：才艺事功为道德之本。黄宗羲说：
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
①《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五章。
①《黄梨洲文集·今水经序》。
②唐甄：《潜书》上篇上《辨儒》。
③同上。
④《黄梨洲文集·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
这是说，道德与事功是一致的，若言有道德而却不能救国家之急难，则不是真儒。空疏的道德是亡国的祸因：“国多孝子而父死于敌，国多悌弟而兄死于敌，国多忠臣而君死于敌；身为仁人而为不仁者虏，身为义人而为不义者虏。”①这是明亡之状的真实写照。这时期的爱国知识分子，目睹这乾坤之祸，既痛且惭，故皆对传统的教育从理论到实践作沉痛的反思。他们深刻认识到：若仍承宋明理学之遗绪，不言事功，则使天下百姓或死于饥馑，或死于兵革，或死于虐政，或死于外暴，或死于内残，则又何德之有！明理正道的体现，即在于事功。大禹治水即思安澜，周公制礼乐即期太平，子为父尝药即思其愈，臣为君敌忾即求其胜。因而，必须讲礼乐兵农、射御书数等实学。大而言之，舍事功而讲道德，是将“天地山河忘类泡影，万物百姓遗等刍狗”，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塗毒。小而言之，若空谈德性，视才艺为贱，而使农不种田，工不制作，以致子不能养其父，弟不能养其兄，又如何有忠、孝、悌之德？故德以才见，无才以建事功，则德亦亡矣。与其整日诵读程朱之书，坐谈性天，静观良知，“不如成一才，专一艺，犹有益于治”。
要之，这时期的启蒙教育思想家的价值观念是：学贵有用，艺即圣学；德以才见，若无才而徙言德，实际上是无德行者。
以这样的价值观念指导教育，实学主义教育思潮有其不同以往的如下特
点。
①“教必著行” 明亡后，天崩地裂的刺激，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知与行孰先
孰后，直接关系着民族危亡、国家治乱。顾炎武曾痛切地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①！
尚虚浮，去六艺；处处谈性，人人论天；静坐内视，存心养性；这便是有明
一代之学风，亦是为宋儒以来的“知行观”所误。所以，启蒙教育思想家赋“格物致知”以唯物主义的新内容。
黄宗羲以“格”为“通”，而“致”为“行”，以“行”补救“空疏穷理”的“知”。他说：“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②颜元则说：物为知之体，知必依赖于物而存在，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而所谓“格”，是“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格”，即“行”的意思，以手“实做其事”之谓也。而“事”，无他，即“孔门六艺之学是也”。针对宋儒以读书穷义理和静坐反省为致知
①唐甄：《潜书》下篇下《全书》。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之途径，颜元、李塨皆疾呼读书静坐病天下、祸生民之烈，要士子从文墨空静的书斋中走出来，参加社会实践。而以“六艺”为主的教育内容，亦决定了教学方法必须贯彻“习行”之原则。六艺之实学的内容，就是要求学者能重实践。为纠正其时之浮虚风尚，颜元甚至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所以，他强调“习行”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以为由行致知；如果不亲手去做一番，则不可能掌握真正的知识。而“行”，亦是检验“知”的标准，即能够学以致用的知识，才是真知。
王夫之更是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地阐述了知与行的关系。他认为，“知” 是“洞见事物之所以然”，而“行”则是“知”的基础。“格物穷理”之学，必须“以行为功”。因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不能“离行以为知”。即是说，获知的途径是力行实践，惟有力行后才能获得真知；而亦惟有通过力行实践，才能试验所获是否真知。故“格物致知”，“格物”即力行，由“行”而“知”，更由“行”而检验“知”之真伪。诚然，书本知识是重要的，所谓“贵于能知”，即此之谓也。但是，辩真伪、判得失，其最终工夫，仍在于“行”，故离“行”而无“知”。并且，“知”与“行”是相辅相成的，即由书本而实践，再由实践而上升为理论。因而，就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说，行先而知后；但就认识的功能和作用说，则“知”可以指导“行。”
以这种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指导教学，从教学内容上言，则意在指出：不
惟书本知识是“知”，凡身所阅历者皆“知”，而读书阅史，则是扩充闻见之所未及。闻见之知与书本知识相互补充，这就是颜元所谓的须“见之事”、“征诸物”。
从教学方法上言，则要求力行。程朱理学言知行，其“知”是封建的伦
理纲常和道德规范，而所谓践行，是指本身的道德践履。而王夫之、颜元等人的“知”，除了道德修养之意外，还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诸种实学知识。这就要求教学方法必须着力于“行”。因为，天文、地理、农田、水利、兵法等实学知识的获得，皆不是“读得出来，口会说，笔会做”即可言得，而须是从“身上行出”如运用仪器观测天象、实地测量等。这首先是将其“知” 的意义与程朱理学之“知”划清了界限；其次是指出，科学知识和技艺的获得，不同于对理学义旨的领会，静坐冥想或由书本到书本是不行的，一定要“亲下手一番”、“犯手博弄”，才能真正掌握。所以，颜元自言著《存学编》的主旨，是在说明：“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在“身实学之，身实习之”。
启蒙教育思想家“教必著行”的观点，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很深的意
义。
首先，是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某些规范。传统教育是以文字为内容，以诵读为主要教法。教必著行，是由于西学的传入，使人们意识到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的必要性，从而更改了传统的价值取向，以一艺一事即圣学。而科学知识和技能，须藉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才能获得。以行统知，从教育目的论上说，是为了培养能干实事的人才，从认识论上说，实践是获知的唯一途径；从教学效果说，亲手做一番较死记硬背更有成效。
其次，教必著行，孕育着近代教学理论。所谓“格物穷理”之学，理学家创之以为修身养性之用，而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想家却将之纳入科学领域，以“格”为实验、习行，“理”则为自然科学之理，格物或格致之学，在某种特定范围中，即指自然科学。在西学东渐之际，明末清初的启蒙教育
思想家，即以新兴的自然科学之理代替陈腐的理学家之理，揭开了近代教育思想的序幕，为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的革新，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武器。
再次，教必著行，从方法论上说，是科学的。传统的治学方法是注重家法，囿于师承。提倡教必著行，是要求学生通过“行”，由已知而探赜索隐，求得未知；并由“行”而检验、纠正书本知识，以新知补充旧知。这就是近代科学的治学方法。
总而言之，清初崭新的知识论，总结和批判了历史上的知行观，在开拓知识领域、调整知识结构的基础上，重实践，讲实验。在哲学史上，此期的唯物主义知行观，达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高度；在教育史上，则开新教育和教学理论的先河。
②努力开拓知识领域。启蒙教育思想家认为，教育内容不能限于六经典籍，而一切“当世之务，俱宜练习”①。何为当世之务？这不止古代之六艺，“凡古之专家伎术，如天文、形胜、兵农、水利、医药、种树、阴阳伎巧之类”②，皆切于世用，不可不讲。即是说，“经世致用”之实学的范畴，当上自孔孟之道，下至稼圃医术，宗旨是“学贵实效”，要求学生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开物成务，康济时艰”③。如朱之瑜（公元1600—1682 年）的学问主旨是“经邦弘化，康济艰难”八字。顾炎武则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文，指应学习的知识范畴，是“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耻，即耻于做八股，而担
起“国家兴亡”的“匹夫”之责。故其学之纲要，乃为明道救世，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同上，卷四《与友人书三》）。王夫之亦要求士子研习“天人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王夫之《噩梦》）而颜元则借“六府”、“三事”、“三物”之旧名称，标举其反传统的实学内容。
所谓“三事”，指《左传》上说的“正德、利用、厚生”之事；“六府”，
亦《左传》所言“金、木、水、火、土、谷”；“三物”，即《周礼》上的六德、六行和六艺。这貌似复古而无新内容，但究其内涵，则充分显示了颜李学派对传统儒学的批判，揭示了他们崭新的知识观。李塨解释“六府”说：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鹾榷诸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所补救，晁错、刘晏
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①。可见，六府之事，实际上是包括了农、工、商、兵及治世之道等诸种学说。而所谓三事，正德即正此金、木、水、火、土、谷之德，利用即利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用，厚生即厚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生。在三物中，颜元于“六艺尤致意焉”。李塨又进一步阐明颜元的经世之旨，以为“行习
①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前集卷十八。
②同上书，后集卷十。
③李塨：《二曲全集》卷七。
①李塨《瘳忘编》。
六艺，必考古准今”，立足点是在“准今”，还“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即除了传统的实学外，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便显示出不为古制所束缚的勃勃生气。
③重视实用科技。西学的传入，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天文、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兴趣，他们吸收西学，并将其运用于生产实践。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对西洋科学的研究和介绍，邢云路等科学家在天文历数方面的成就，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及《徐霞客游
记》等书，都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大自然探索的成果。这一切，皆为教育内容的更新、实学的讲求及提倡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提供了基础，亦是早期的市民阶层意识和启蒙思想形成的条件。所以，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提倡，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是对自然科学的关注。
明末徐光启的“以数学为宗、重经济物理”的教育内容新范式，深刻地影响了清初教育家的理论主张。如陆世仪明确地说：数学是其他各项实学的基础，“凡天文、律令、水利、兵法、农田之类，皆须用算学者”。因此，不能将数学仅视为是古代六艺之一，因为这是一门“似缓而实急”的学科，如果“不知算”或“虽知算而不精”，皆“未可云用世也。”同时，他也积极吸收西学中的精华，说：“西学有几何用法《崇祯历书》中有之，盖详论勾股之法也。勾股法，《九章算术》中有之，然未若西学之精。”①从此言中，可看出徐光启思想的影响。明末对西洋科学的介绍，虽然是些微而不足道，但陆世仪这样的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则从《崇祯历书》中窥见了西方科学，接受了徐光启“数学乃实学之基”的观点，并认为自然科学知识的范围不当囿于传统的六艺，还当学习精于中国传统学说的西方科学。
而顾炎武之弟子、梅文鼎之学友潘耒（公元1646—1708 年），更是以数
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他说：“数虽居艺之末，而为用甚钜”。“测天度地，非数不明，治赋理财，非数不核；屯营布陈，非数不审；程功董役，非数不练。”①若能熟练地掌握这门知识，则于其他诸项实学（工、虞、水、火），无所不能；措诸政事，则无不如志。潘耒尤推重民间历算大师梅文鼎等人，以之精研天文历数，正是学行醇笃的儒者所当为之事；更主张天下知识分子象梅文鼎等人一样，覃精自然科学。而此时所当学习的数学，不惟是中国的古算经，还须包括西方的科学书籍，如《几何原本》等书。学生通过古算经、西洋诸书及梅文鼎等人的数学著作的学习，兼通中西，达到“因数以知法，因法以悟理”的境界，从而复兴数学。倘若数学能复兴，则学校中所培养的学生便多“综理练达之材”。“综理练达之材”，即有真才实学者，较满腹经纶者聪明百倍；而梅文鼎的数学著作，较儒家经典的诠释，更有用于世。
明末清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主要是在天文历算方面。黄宗羲之学出于阳明学派的刘宗周（公元1578—1645 年）。然而，他不
但对阳明学说中的一些范畴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且重视象数。他对象数学的认识与方以智相同，以之为自然科学的一个方面，是有裨于世用的开物成务之学。
黄宗羲、顾炎武等启蒙教育思想家提倡自然科学，其目的在于改造空疏无用的学风。黄宗羲说，勾股之学，是周公、商高的遗术，是六艺之一。但
①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前集卷十五。
①燔耒：《逐初堂集》卷七《方程论序》。
学者皆不讲求此学，遂使其成为方伎家的学问。西学传入，有矩度之称，实即勾股学中的容圆；西学中的八线，即勾股学中的测圆；西学中的三角，即勾股术中的割圆。出于对中国传统科学和技术失传的痛心，出于中华民族的自尊心，黄宗羲痛切地说：现在知识分子以西学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①因而，他提倡士子课实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将传统的六艺之学继承、发扬，“亦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也”。在中西历法之争中，黄宗羲的感情是偏于主中法者。然而，他毕竟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治学的，故仍看到中法的缺陷：“言理而不传其法。”法即弧矢割圆之术，但历官置之不用，而欲学者亦无从得其书。所谓“理”，朱熹和蔡季通皆极喜数学，但“其所言者，影响之理，不可施
之实用。”而邵雍作《皇极经世》书，讲象数之学，但“死板排定，亦是纬书末流”。宋代仅沈括一人，堪谓知识博洽，精通自然科学。但是，理学之“理”一统天下，八股兴而“士人以科名禄位相高，多不说学”。若有专心致志于历算之学者，则被视作“卜祝戏弄，为所轻也”
②。所以，要会通中西，振兴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道路是极其艰难的。而黄宗羲与这时期的启蒙教育思想家一样，从改革教育着手，提倡实学，尤重自然科学，希望“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即能超胜西方，而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这亦是自西学东渐后，徐光启、方以智等进步思想家的共同理想。
是时，“所谓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时髦的学问”③，不惟
黄宗羲、陆世仪、李塨、潘耒等人涉猎自然科学领域，即一般士大夫，无论是属于宋学或汉学者，皆开始探求或有兴趣于数学等知识。如李光地这样的理学大臣，尝从梅文鼎“闻历算之学”，并将梅文鼎的数学著作付刻。他认为，“顾氏音韵、梅氏历算，自汉以下，专门未有也”④，是为绝学。在他的
《榕村合集》中，有不少关于自然科学的论文，如《天九重论》、《岁分消
长论》、《算法》、《历法》等；亦有介绍西学的文章，如《西历》、《记南怀仁问答》等。然而，真正能继承徐光启的传统，吸收西学，重视自然科学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等启蒙教育思想家。此时顾炎武已认识到“外夷” 有高于“中夏”的学问和制度；李塨则以“泰西水法”是“经济所关”的学问；颜元、李塨虽托古于孔孟，但却是在呼唤科学的世界。总之，他们是将自然科学诸科目与经学并列，以之为国家所急赖，用世之所急需。这番开拓知识领域、重视自然科学的主张，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别开生面，与徐光启等先辈一样，是开肇传统教育内容改革之端。
(2)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与改造设计
①八股取士败坏人才。以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鞭天下士子专意帖括，作浮言浮语，而在社稷倾覆、百姓罹难之时，无一人能担当起救国安民之大任，因此，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皆奋起清算八股取士制度的危害，以之败坏人才甚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
首先，使经学尽废，学术衰落。
①《黄梨洲文集·叙陈言扬勾股述》。
②《黄梨洲文集·周云渊先生传》。
③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④《文贞公年谱》卷上。
八股考试之内容，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守宋人一家之言。士子自“束发授《四书》，即读时文”，而弃先儒经典不读。八股考试虽试经义，但是，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数十，无需通读经文便可谓通经。所以，士子“以日所读之经，日所习之注，日所钻研之八比文”①为务，而不知真儒学为何物。中国的学术传统是以经史为“才之薮泽”②，但八股取士则仅“限以一先生之言，非是则为离经叛道，而古今之书，无所用之”①。经书不读，史书尽弃，古今之书概置之不用，士子之时文于是皆徒託空言，惟以肤词诡词蔓衍支离，取科第而后止。更重要的，是习八股文者不讲天下之务，不考历代典籍制度，惟记诵词章是务，惟“仆仆以揣摩主文之意旨”。因此，八股考试，是趋使天下士子“舍当读之书一切不读，而读场屋课试之文；当学之学一切不学，而学帖括之学”②。诚如黄宗羲所言：
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
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心。其书数卷可尽也，其学终朝可毕也③。
为师者以此数卷可尽之书授予生徒，父兄以此终朝可毕之学教训子弟，士子则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④，而真儒学不传，天下学问尽衰矣。
其次，尽弃经世致用之实学，遂使天下无斡济经济之才，导致国破家亡。
真正的“士”，即当今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徒以读书能文”便能称“士”，而是须“为国任事分猷”者，有“练达伟敏宏毅之才”⑤者，才能称之为“士”。教“士”之途，不外是教之以六德、六行、六艺，即颜、李所说的“三物”。然而，汉、唐、宋皆以徒读书能文为“士”，使“人才靡弱不振”。至明代以八股取士，则败坏人才更甚矣。李塨指出：
盖上之所取在是，则下之所趋亦在是。既以八股为科举，则天下惟
知习此之为学，惟知习此之为士。举凡德行、道艺与所以致治勘乱之具，概置不问，一幸登科第，则政事听之胥吏，心力用之营求；贪富贵，竞门户；而无事则徇私以酿祸，遇变则置安危于不顾。是败坏朝廷者士，而败坏人才以为士者，朝廷也①。
朝廷以八股取士，天下士子因此而皆溺于八股，而目不必通经史，心不必想
圣贤，将先儒的明术崇教、修己治人之道一概削落，惟“摩风气，揣兴尚”，“闭门傝首，哆口弄舌”。偶闻治世平乱之道，则急走，避之唯恐不及。十余年甚至五六十年后幸得一第，不但无治国平天下之大德大才，即其形貌，亦已经“形木神灰，腰折筋萎，邑邑无气矣”。这样的人才，希望其“强力经济”，岂不是“黑之悬而白之募耶”？所以，明朝的灭亡，“亦中国士大
①毛奇龄：《经问补》卷二。
②《黄梨洲文集·蒋万为墓志铭》。
①《黄梨洲文集·蒋万为墓志铭》。
②潘耒：《遂初堂集》卷九《送田纶霞水部督学江南序》。
③《黄梨洲文集·恽仲升文集序》。
④《朱舜水集》卷一《中原阳九述略》。
⑤李塨：《平书订》卷六。
①李塨：《平书订》卷六。
夫自取之也”②。然而，使中国士大夫皆“气息柔脆如妇女，人事迂阔如天痴” 者，是统治者的八股取士制度，即如黄宗羲所指出的：朝廷的“科举之法”，是“所以破坏天下之人才”而“惟恐不力”③。
其三，是束缚人性，压抑个人才能的发挥。人各有性，而文自情出。但八股文却要代圣人立言，则荒谬至极。因为，
“圣人之言，惟圣人能言之。后学之士，以我证圣”，皆是“自言所得”④。因此，观时文名家之作，亦皆“各因其性情之所近，以造乎其极”①，而风貌各一。八股文又要求文必束排比、声偶，则更使士子“难以畅论，往往拘忌体格，不能发挥旁通”②，不敢自骋一言。其时，循八股之俗格者皆中墨，“稍异则否”。这样，虽然人之禀性各异，但都“必折之使就格”。而“就格” 之法亦应运而出，即“套取贵人已售之文，句抄而篇袭焉”③士子一生向学，仅练就此“套”的本领，无只字非套，而人性被套之于俗格之中，才能被束缚于俗格之中。虽有才而不就格落套者，八股取士制度则“坐令其槁死牖下”。黄宗羲愤慨地说：“以取士而锢士，
未有甚于今日者也。”（《黄梨洲文集·蒋万为墓志铭》）颜元亦直斥八股取士，是“将率天下贤愚而八股矣”。
其四，毒害士心，腐化士习。以八股取士，则使天下士子置国家安危而不顾，唯习套术，以之为仕途
捷径。套术是他们“平生得力之处，虽魂梦间不能自忘也”。虽有曾参、史
鱼之贤，因文不工而不得举；虽有穷奇、梼杌之不肖，因工于八比文而居官位。士子“得乎此则荣进之价，不得乎此者穷困之归”，所以，他们皆以《四书》、《五经》为“梯荣媒利之资”④，但求拾取青紫，能高车大马，夸耀闾里。出仕前，他们汩没章句，于时政一概不问；经试中第后，则“以得与富贵为幸”，进而“授生徒，持门户”；不第者“则干谒官府，游浪酒色，叫跳恣肆，靡所不为”⑤。而考官之选取人才，则“不问德业”，其时文中有“一二道语稍当意，辄取之纳诸学宫”。这样选拔人才，则使士心唯苟且，士习唯庸腐，而德才兼备之人全无。其高者仅能“以浮夸之翰墨快然于手”，不能“建功奏绩”，惟“日夜喘息著书”①。其陋者则“坐沐猴于堂上，听赋租于吏胥；豪右之侵渔不闻，百姓之颠连无告”；开奔竞之门，丧廉耻之道，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为何事何物②。若此，则国家安得不亡！
其五，使师道不立，学校替废。
士子皆知通经难而科第易取，于是相习而为抄袭稗贩之作。“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士子却“惟科举之知”③。经试落第，则神情猝变，嗒然若死；
②《朱舜水集》卷一，《中原阳九述略》。
③《黄梨洲文集·蒋万为墓志铭》。
④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五。
①汪家禧：《东里生烬余集》卷二，《与戴金溪比部敦远书》。
②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五。
③吕留良：《晚村文集》卷五《古处斋集序》。
④张海珊：《小安乐窝文集》卷二《送张渊甫赴省试序》。
⑤陆世仪：《文集》卷四《送王生男伟入学序》。
①李塨：《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皋书》。
②《朱舜水集》卷一《中原阳九述略》。
③《方苞集》卷七《送官庶常觐省序》。
若中第，“则以为学之事终，而自是可以慰吾学之勤，享吾学之极矣”。士子於学如此，而学校亦惟科举是务，成为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是无用的八股文，教师则为词章记诵之师。及至书院，此时亦非讲学之所，而课八股时文，鼓励科第进取。故袁枚批评当时的书院是有名无实，程廷祚则以之为“不求所以教人之法”，是“弃人”④。他说，书院应当“仿苏、湖、鹿洞之遗意以为教”，治经治史，使学生各尽其才，有经世致用之能力，而不是象官学那样“责以科举之文”⑤。科举之文，是“士之有志于荣进者习焉，非所谓学也”。故入书院者，不“必先考制举业”，“而书院之中所以辨贤否者”，亦不能“惟制举业是问”⑥。而其时无论官学还是书院，皆“猥取人干禄之具而代谋之，使人欲日炽，天理日微”，育才之大业遂废而不举。因此，八股取士，不仅使儒家经学不立，经世致用之实学不讲，师道不明，且使人心榛塞，吏治不良，而民生重困。国家徒有养士之耗费，而罕收得人才之效。
其六，使文坛荒芜。士子以套取俗格为仕途之捷径，虽亦谈文章，论得失，作诗赋古文，但
根本不知古人治学之法。因为，时文充塞宇宙，士子所读之书，尽是“闱牍房稿，行卷社义”，其琐碎可譬之“牛毛蚕子”，但士子仍不厌其烦地“揣摩风气，摘索标题，以备荒速之用”①。他们“字而析之，不厌其离也；比而同之，不厌其复也②；皆以“时文为墙壁，骤而学步古文”，则“胸中茫无所主”，便以“偷窃为工夫，浮词为堂奥”③，以致文章空疏卤莽，文胜质灭，文坛如“荒瘠斥卤之地”，而呈“黄茅白苇”④之象。
八股取士之败坏人才如是，当时稍有见识的知识分子，皆愤慨难平。目
睹明亡之教训，窥见西方文化的发达，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学校教育的内容和人才培养的方向，直接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危存亡。因此，顾炎武要求废除由八股考试而选拔出来的生员：“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⑤因为，以八股取士，则五尺童子诵数十篇时文制艺而小变其文，便可获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亦不能获一售。命运不济者将有用之年华皆消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者却以八股文为天下之唯一学问。顾炎武痛恨地说：八股取士就是这样“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而使“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②。
再者，批判八股取士制度，则是要求突破程朱理学的桎梏。因为衡量八
④程廷祚：《青溪集》卷九《与陈东皋论书院书》。
⑤程廷祚：《青溪集》卷九《上李穆堂先生论书院书》。
⑥程廷祚：《青溪集》卷九《与陈东皋论书院书》。
①《黄梨洲文集》。
②《黄梨洲文集》。
③《黄梨洲文集》。
④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十四《呈■存文稿序代》。
⑤《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
①《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
股文内容的标准，是程朱理学，而这种拘限于程朱学说之中的八股考试，是以“章句误乾坤”。其“上者只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鹜富贵利达”③。所以，颜元斥责程朱学说是“浮言之祸，甚于焚坑”④。又大声疾呼：“八股之害，甚于焚坑。”⑤颜元、顾炎武皆用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史实说明八股取士制度的危害。而吕留良（公
元1629—1638 年）则用焚书之意抒其痛恨八股举业之心：“盖尝以为起祖龙于今日，搜天下八股之文而尽烧之，则秦皇且为孔氏之功臣，诚千古一大快事也。”⑥要之，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想家皆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相联系，因此，才有改革旧的考试制度的迫切感。
②黄宗羲对取士制度的设计。较之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黄宗羲对选拔人才制度的设计，显得更深刻、更富有民主思想的灿烂光辉。
黄宗羲认为，应当宽取士之法，让有真才实学者有仕进之阶，有为兆民万姓施展才干之机。而取士标准，是“试以实事”。
第一、荐举之法。此法主要是“量才官之”。考试的方法，是“宰相以国家疑难之事问之，
观其所对，令廷臣反覆诘难”①。就考试内容言，已非空洞的经义或文词诗赋；就考试之程序言，应考者若能“自理其说”，便可“量才官之”，但是，更重要的，也是考试的关键，则是要“假之职事，观其所效而后官之”②。
第二、辟召之法。此法亦贯彻“试之职事”的原则。宰相、各部门、各
省巡抚等，皆可自己选拔属吏。方法是“试之职事”。若其才能显著，则报告君主以选为国家之官员。
第三、绝学人才的选拔。绝学，指“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
水利之类是也”③。这些都是真才实学，而不是仅借助于语言文字即能掌握的。尤其是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为，西学所擅长的这些技艺，在中国古代也是相当发达的，现在大多失传，故称绝学。而这些学问，与民生疾苦和日用关系甚密切，因此，士子当精通这些技艺。既然这些技艺皆是真才实学，那么，考试的标准就是要观其实效；如学历者要能算气朔，学医者要“稽其生死效否之数”④，习火器等技艺者，则要“考其果有发明”⑤否。有救百姓于水火的高尚品德，又有真才实学，便可与人君共治天下，而为兆民万姓谋利益。这就是黄宗羲所构想的取士制度。他不是一般地停留在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上，也不是一般地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而是在政治上提出“君臣共有天下”的主张，在教育上则主张培养能限制君权、且能建立
事功、为百姓服务的人才。
《中外政治思想史》模拟试题4及参考答案
《中外政治思想史》模拟试题4及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 A ）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A、政治思想 B、经济思想 C、社会思想 D、文化思想 2、（ B ）政治思想史沟通古代希腊政治思想史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桥梁。 A、古埃及 B、古罗马 C、迈锡尼 D、马其顿 3、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叶，文艺复兴逐渐走向繁荣，涉及文学、艺术、历史、政治等诸多领域。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开始在（ C ）全面地走向繁荣。 A、意大利 B、罗马 C、欧洲各地 D、英国 4、伏尔泰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和教会，以自由、所有制和平等为公正社会的秩序原则，主张个人自由，主张共和制，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 D ）思想特征。 A、封建贵族阶级 B、地主阶级 C、小资产阶级 D、大资产阶级 5、拿破仑主持编制的《民法》法典以（ A ）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法典详细规定了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确定了农民土地私有制，这些都为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 A、法国大革命 B、英国革命 C、文艺复兴运动 D、宗教改革 6、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上，提出与民为敌而“民必胜之”的只有贾谊，这是传统（ B ）的认识定点。 A、天人合一 B、重民思想 C、抑民思想 D、重农思想 7、（ C ）是李世民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突出部分，也是以其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共同思想主张。 A、民轻 B、民权 C、民本 D、民主 8、（ A ）是理学的开山祖师，他引老庄思想入儒，提出太极说。著作有《太极图说》、《通书》（又名《易通》）。 A、周敦颐 B、胡瑗 C、韩愈 D、邵雍 9、（ C ）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朱子语类》等。他继承发展前人思想，建立了理学的宏大体系，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为理学上升为统治思想提供了条件。 A、程颢 B、程颐 C、朱熹 D、张载 10、在王守仁的心学中，心有多层含义。心不是（ D ）。 A、人的感知和认识 B、天地万物的本原 C、心的道德属性 D、一个物质器官 二、名词解释 1．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就是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理想、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为其设计夺取、建立和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案和为实现其统治出谋献策。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国家政权问题。 2．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主流传统的开创者。它突出强调了道德是城邦政治的基础，而知识和教育是城邦政治的根本，并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著名论断。鉴于此，他主张贤人政治或专家政治，他认为治国是一门专门的知识，因此应该是具有相应知识的人来治国。 3．洛克：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著有《政府论》上下
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
第4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课标要求：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说明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重点：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及影响。难点：明清之际反封建民主思想兴起的历史背景、影响及其评价。知识结构：一、李贽的离经叛道 1、历史背景（明朝后期）：①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②政治上：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封建统治危机严重③思想文化上：思想文化专制，理学仍占统治地位 2、生平及代表作品：《焚书》《藏书》等、 1527-1602，明朝后期反封建专制启蒙运动的先驱，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自称“异端” ，一生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永不妥协，晚年被捕入狱，死于狱中 3、主要思想：①否定孔孟及儒学的权威性③强调人正常的私欲（反权威）（尊人性）②批判程朱理学的虚伪性④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反正统）（倡个性）（八股取士） 4、评价：①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②将矛头对准封建正统思想，具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是明清时期反封建专制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二、三大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1、背景和经历（明末清初）：①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并缓慢发展②政治上：社会动荡，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封建统治危机日益深化③思想文化上：思想文化专制（文字狱），自然科学有一定发展，西学东渐④生活经历：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隐居著书立说 2、思想主张及其影响、代表作品：黄宗羲主要思想具体主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①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②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的民主思想；③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其他思想代表作品具体影响共同影响“工商皆本” 《明夷待访录》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产生一定影响区分“亡国”与“亡天下” 朴素辩证法思想（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开一代脚踏实地学风；对近代民权有启蒙影响《周易外传》《读通鉴论》、（《船山遗书》）影响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顾炎武经世致用①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②学以致用王夫之唯物主义思想①世界是物质的；②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变化有规律；③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①批判地继承儒学，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②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进步性；③影响了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 A 小结：一大时期（明清时期）一股思潮（反封建民主思潮）四位人物（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B 比较：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的异同②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学；③思想都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④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隐居著书立说。同：①反封建专制；异：①黄宗羲政治上激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的民主思想；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 。②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主张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③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认为“气理相依” ，认识来源于实践；有朴素辨证法思想。并具Ｃ分析：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是怎样从不同角度批判理学的黄宗羲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角度，批判理学视君臣之义为天理的伦常观。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倡实学，批判理学空谈。王夫之通过气和理的关系，论述物质第一，意识第二，对理学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通过运动绝对、静止相对的辩证关系批判理学形而上学观点。 D 分析：对三大思想家的评价①继承晚明进步思想，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提倡民主，重视工商业，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②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和“经世”爱国的优良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③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掀起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思想解放的潮流。④冲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但未提出新的社会制度，未能动摇封建统治基础。 E 思考：为何中国明末清初的民主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波澜壮阔的景象①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极为薄弱，使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②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③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压制使早期民主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摘要】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其治经之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关键词】顾炎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汉学宋学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于顾氏的经学思想，学术界一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多少年来，鲜有学者的眼光能够触及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更毋庸说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了。本文试图对顾氏经学思想加以初步的归纳和整理，以期能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课题的注意。一、经学宗传作为开创一代学风的先行者，顾炎武之经学自有其师承渊源，亦有其学派归属。然而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着许多争论和分歧。在经学史上，本有所谓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别，有所谓汉学和宋学之分。于是，有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于古文学，有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之于汉学，还有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之于宋学。其实，我们只要细看顾氏的《日知录》、《左传杜解补正》、《五经同异》诸书，即可知其治经走的是“通学”的路子，与一般困守宗派、森严门户的经学家迥乎不同。1 ）关于今古之别问题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而兴起，在两汉则有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交替流传。今文派盛行于西汉，依据汉初隶书本的《五经》，偏重于“微言大义”。古文派盛行于东汉，依据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经典，偏重于“名物训诂”。到汉末，郑玄、王肃前后继起，他们混合今古，遍注群经，不论家法师法，自创一家之言，于是又产生通学派，今古文学之争于是逐步消亡了。顾氏笃志经史，对于历代经说，均很重视，并一一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曾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着，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故其经学研究，唯求是为真，以通经为的，既不讲究师法、家法之异，亦不突显今文、古文之别。从其所考究的经典来说，顾氏对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一视同仁。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一)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一) 【摘要】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其治经之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顾炎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汉学宋学 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于顾氏的经学思想，学术界一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多少年来，鲜有学者的眼光能够触及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更毋庸说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了。本文试图对顾氏经学思想加以初步的归纳和整理，以期能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课题的注意。 一、经学宗传 作为开创一代学风的先行者，顾炎武之经学自有其师承渊源，亦有其学派归属。然而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着许多争论和分歧。在经学史上，本有所谓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别，有所谓汉学和宋学之分。于是，有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于古文学，有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之于汉学，还有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之于宋学。其实，我们只要细看顾氏的《日知录》、《左传杜解补正》、《五经同异》诸书，即可知其治经走的是“通学”的路子，与一般困守宗派、森严门户的经学家迥乎不同。 1）关于今古之别问题 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而兴起，在两汉则有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交替流传。今文派盛行于西汉，依据汉初隶书本的《五经》，偏重于“微言大义”。古文派盛行于东汉，依据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经典，偏重于“名物训诂”。到汉末，郑玄、王肃前后继起，他们混合今古，遍注群经，不论家法师法，自创一家之言，于是又产生通学派，今古文学之争于是逐步消亡了。 顾氏笃志经史，对于历代经说，均很重视，并一一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曾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故其经学研究，唯求是为真，以通经为的，既不讲究师法、家法之异，亦不突显今文、古文之别。 从其所考究的经典来说，顾氏对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一视同仁。例如，关于《尚书》的今古文问题，他说：“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日知录》卷二《古文尚书》）对于《春秋》，他在《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楚吴书君书大夫》、《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杀或不称大夫》、《五伯》、《王子虎卒》、《卿不书族》、《陨石于宋五》等条以及卷五《奠挚见于君》条中对古文之《左传》，今文之《公羊传》、《谷梁传》，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订，误者批评之，正者表彰之，毫无门户之见。在《文集》卷三《答俞右吉书》中说：“若鄙着《日知录·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条，如‘君氏卒’、‘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当从左氏；‘夫人子氏薨’当从《谷梁》；‘仲婴齐卒’当从《公羊》；而‘三国来媵’，则愚自为之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易》、《诗》、《礼》诸经，顾氏亦皆不立今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 从其对经学家的态度来说，顾氏对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均不偏不倚。如他在《日知录》卷二《司空》条中对古文学家孔安国提出了批评，而在《日知录》卷五《莅戮于社》条中则引孔安国之语以证他提出的“古人以社为阴主”的观点。他在《日知录》卷二十七《左传注》中考
顾炎武的教育思想
顾炎武的教育思想 摘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①”这句名言就是出自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录》，他不仅仅这样教学生，而且自己也做到了。他的“经世致用②”的进步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强调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对今天的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 关键词：顾炎武；明末思想家；教育家；代表作《日知录》；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是明末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三大进步爱国思想家、教育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出自他的代表作《日知录》。 顾炎武在教育方面提倡“经世致用”，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很进步的教育理念，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启发。“经世致用”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能运用于实际。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在封建社会时期，许多读书人一股劲的钻研“八股文章”和诗词，但这些知识除了能够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实用价值不高。所谓的社会人才、国家栋梁，都是迂腐、脱离现实、空谈主义者。而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体现了顾炎武希望后世的读书人能够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这一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包括清末维新运动中的发起人之一——梁启超，他非常支持和鼓励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直到清末，终于废除了科举制度，读书人开始投身实业建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如孙中山，通过学医和在国外接触民主社会，回到国内后先是医学救人，后来参照美国先进的民主制度，领导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 经世致用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启发。 我们作为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就是为了今后走出社会能将知识运用到社会建设中，范围缩小一点的话，就是为了能够用自己所学来谋生、甚至打拼一番事业。考试只是一个形式、一次对自己一段时间乃至整个大学学习以来的一次总结考评。我们在大学里追求的不仅仅是为了考试不挂科、拿到文凭，而更应该利用这些时间，学习更多有用的东西。文凭只是一把敲开未来的钥匙，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才是自己将来打拼事业、建设国家的资本。 今天许多大学生将许多精力和时间浪费在了玩电脑游戏、看网络小说等吃喝玩乐的事情上，晚上熬夜玩游戏、看小说，白天上课睡觉，到了考试的时候再通过各种方法让自己不挂科。这样就算你在网络世界里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看过了多少小说，顺利拿到了文学文凭，将来走出社会，你会发现这些大部分都运用不到你的工作中，那时候才会突然醒悟，假如大学将玩游戏的精力用来例如学习制作网页学到精通、将看小说的时间用来看例如学习、研究顾炎武的《日知录》，或者一些英语文章等。将来能运用到的范围也是很广的。 2006年著名的中南大学将“经世致用”作为了校训，让每位求学的大学生铭记于心中。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所以，我们在大学的学习生活，要做到“经世致用”！ 顾炎武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不忘告诉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顾炎武不仅仅这样教学生，自己也做到了。 明末爆发了农民起义，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了北京城。关外的满清国趁虚而入，侵略中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王俊义 前辈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一、倡导经世重视实证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鲜明而突出的特色，主要是针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而重视实证与博学，倡导具有批判求实精神的经世致用之学，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以及“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等命题。这些思想和命题，既推动了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发展，也促进了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和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自宋元以来，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至明中叶，王阳明的心学盛行，良知之说风靡海内。降至明末，王阳明的心性良知之学，又日趋颓废没落。流风所及，一些封建士子孜孜以求功名利禄，为求捷径，不读经书本文，只是捧着“语录”讨生活。充斥学术界的是“置四海穷困于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然而，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社会变动，及“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些学者和思想家，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总结。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则被视为祸国误民的重要原因。在对之进行抨击的同时，他们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如朱之瑜提倡学术要“经邦弘化，康际时艰”；李颙主张“匡时要务”，“学贵实效”；颜元更大声疾呼：“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这些思想主张，汇集成为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而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正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空谈心性的学风，他尖锐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遗其粗。未究其本而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谈，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因此，顾炎武提出自己的治学宗旨是“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希望通过学术研究“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他研究探讨的问题，多是“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以及“六经之旨”、“当世之务”，举凡兵、农、财赋、典制、舆地等等。 为了改变明末以来弃经书于不读的空疏学风，顾炎武又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命题，这是顾氏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既涉及他的学术思想渊源，也反映了他对理学中不同流派的态度。在《与施愚山书》中他明确指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就是说宋以前尚无“理学”。接着又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理学，禅学也。”2换言之，也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思想
三大思想家的特点 三大思想家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植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形势下，开创了新思潮、新学风，特点如下： ①反对宋明理学，提倡唯物主义思想 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王夫之痛斥陆王心学是误国之学、亡国之学，认为“陆子静出而宋亡”(《张子正蒙注·乾称篇》上)，王守仁为“祸烈于蛇龙猛兽”(《老子衍·序》)。他否定了“理本气末”、“理在气先”的谬论，肯定了“理在气中”、“理即气之理”(《思问录·内篇》)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把被程朱颠倒了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他反对理学家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提出“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同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黄宗羲也反对理学家的空谈，倾向于唯物主义思想。 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黄宗羲在政治专著《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与“独夫”，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否定了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这种学校具有面对天子直言“政有缺失”，“公其是非”的职能，类似于近代的代议机构。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王夫之的“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主张，顾炎武的以“众治”代“独治”，扩大郡县守令职权的主张，都与黄氏的思想是相通的。 ③反对浮夸空谈的，讲求经世致用 顾炎武痛斥王阳明学派“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致使社稷倾覆。他认为治学就是求治道，强调“多学而识，行必有果”，学以致用。他注重实地调查，提倡独创，反对盲从和剽窃，开辟了清代治学方法和学术门类新途径，为考据学派宗师。王夫之、黄宗羲也都力主学以“救世”救民。 ④倡导均田说与“工商皆本”说 黄宗羲以恢复井田制为口号，提出“授民以田”、“田土均之”的主张。王夫之、顾炎武也反对土地兼并，力主自占自耕与均田。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
顾炎武
顾炎武 早年求学 顾炎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昆山千灯镇，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徐干学、徐秉义、徐元文三人是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 顾炎武手抄书的故事 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 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 崇祯十六年（1643）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南明抗清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顺治二年（1645）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 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 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伟人母亲 ——记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嗣母 不论你是老昆山人还是新昆山人，对于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多少应该有些了解，现在我要介绍的是他的嗣母。正是这位有情有义、贞孝双全、尽忠报国的伟大女性，才培育出了顾炎武这么一位划时
浅谈顾炎武的政治思想
浅谈顾炎武的政治思想 摘要：顾炎武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屏弃宋明理学的空谈，提出了“兴实学、经世致用”、“引古筹今”等思想观点。他的进步思想在于在当时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他提出了“分权众治”的政治主张，并对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这样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面对当时社会道德的下滑，他主张“以名为治”，即“行教化、正人心、厚风俗”，试图从社会道德入手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他终身不易的反抗精神，强烈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积极思想以及广博宏富的学识，对后世影响深远，也倍受世人赞誉。 关键词：实学经世致用君主专制分权风俗 一、生平与著作简介 顾炎武，初名继绅，后更名绛，字宁人，生于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1862年，江苏昆山人。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以后，由于他敬仰南京爱国志士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故更名炎武。他的家乡有个亭林湖，他的故居在此，所以后人又称他为“亭林先生”。顾炎武出生于“江东望族”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曾在明朝政府中担任过南京兵部右侍郎，但他的父亲并未取得什么科举功名，从此他的家业便开始渐趋衰落，在政治上也受到豪强的欺凌。 他的嗣祖顾绍芾从小就对顾炎武进行启蒙教育并且产生了较深 的影响，在他的指导下，顾炎武在少年时代就阅读了许多重要历史著作，如《左传》、《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也读过《孙子》等兵法书籍①。他不仅从书本上学“实学”，他还在实践中学习“实学”。他于1626年参加了“复社”的活动。复社是一个富有政治性的学术组织，议论朝政，反对宦官专权，呼吁改良朝政。 明朝灭亡以后，他投身到了抗清斗争的洪流之中。顾炎武在苏州、
江苏开放大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次作业
江苏开放大学 形成性考核作业 学号 姓名 课程代码110065 课程名称中国政治思想史评阅教师 第三次任务 共四次任务 江苏开放大学
平时作业三( 第九至第十一章) 评语： 评阅时间：年月日 一、多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1、宋代功利思想的代表人物有（ABCD ）。 A.李靓 B.王安石 C.陈亮 D.叶适 2、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在富国方面，颁发了（ABCD ）等。 A.青苗法 B.农田水利法 C.免役法 D.市易法 3、宋明理学的政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宋代主要以（ABC ）为代表。 A.张载 B.程颐 C.朱熹 D.王阳明 4、张载从改革时弊的愿望出发，把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北宋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提出了（ABC ）等思想主张，这是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 A.为生民立道 B.仁道及人 C.足民 D.安民 5、朱熹不满于南宋的偏安一隅的局面和社会腐败积弊，提出了一些改良的政治主张，首先要改革军制，另外还提出了（BCD ）等措施。 A.爱民厚生 B.打击豪强 C.防止兼并 D.减轻赋役 6、黄宗羲提出变法救世的具体措施有（ABC ）。 A.至相权以分君权 B.设学校以监视朝政 C.设方镇以去集权之弊 D.正人心厚风俗 7、顾炎武政治思想主要包括（ABCD ）。 A.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 B.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C.“寓封建之意于郡县”的政治主张 D.正人心、后风俗的主张 8、顾炎武在反对君主个人独裁专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权治众的主张。分权的基本内容是（ABCD ）。 A.辟官 B.莅位 C.理财 D.治军 9、王夫之以民本思想为基础，提出（AB ）的治国策略。 A.宽以养民 B.严以治吏 C.行教化 D.爱民厚生 10、唐甄认为，贤君治国应该具备（ABCD ）条件。 A.君主要抑尊 B.君主要向天下人求教 C.君主应该以节俭示天下 D.君主要知人善任，尚贤与能 二、填空题（每空1分，空10分） 1、宋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是功利思想，以李靓为发端。 2、李靓认为天道与民心是一致的，君主要顺应天意，体察民心，把安民、“养民”作为首要的政务。 3、陈亮为传统的君道观赋予了新的内容，提出了“君臣戮力、事无不济”的君道观，将其作为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4、叶适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功利思想，这种功利思想是与民本思想相联系的，他的民本思想重在宽民。 5、张载政治思想的特点是具有改革时弊的倾向，是以他的天人合一论作为理论基础的。 6、二程的政治思想是以仁政思想为核心的，它是王道政治的根本。 7、王阳明政治思想上继承孔孟的仁政思想，提出了以“明德亲民”为核心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思想是以其心学作为理论基础的。 8、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远较黄宗羲彻底，成为其经世致用主张的思想前提。 9、明道救世求实精神，贯穿着顾炎武的全部政治思想，成为他整个政治思想的出发点。 10、唐甄认为，养民是为政最根本的出发点，是治理国家过程中的根本
浅论顾炎武思想
浅谈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末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卒于曲沃。康熙间被举鸿博，坚拒不就。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1、启蒙思想 顾炎武生当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明清之际，这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缓慢转变的开始，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在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近似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顾炎武是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其启蒙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把儒家的“仁道”思想与日益扩散和流行于当时社会的自私自利的市民价值观协调起来，提出了“仁寓于私”的新仁道观，这种新儒学思想的实质不在于崇尚“私情”，而在于把“仁道”解释得合于人之“常情”，从而使儒家“仁道”获得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弘扬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顾炎武的经济思想仍属于农本思想范畴，认为“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国，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但他已然具有浓厚的重商意识，提出了“必疾耕，必通商”的经济主张。（参见：《田功论》）他不仅对商人毫无世俗偏见，还专门为一位生前专营盐业的徽商写过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在另一篇墓志铭中更将“商贾”跟“豪杰之士”和“古之君子”相提并论，对商人做出了很高评价。（参见：《歙王君墓志铭》、《富平李君墓志铭》）他还曾亲自“下海”经商，这在当时启蒙思想家中尤为罕见。他批判“有公而无私”之论，认为对人的自私自利之心，“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主张把“私”与“公”统一起来，利用“私”来成就“公”。（参见：《日知录.言私其豵》、《郡县论》） 顾炎武对他最为关切的农业发展问题曾作过诸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如主张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参见：《亭林文集》卷六《与潘次耕》）；又如强调不能尽占一切土地作为耕地来使用，而是应当留足余地，坚
读顾炎武的《日知录》有感
读顾炎武的《日知录》有感 近日闲着无事，粗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读后心灵为之一震、感慨良多。《日知录》是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日知录》内容丰富，贯古通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主张建立限制君主“独治”的政治体制，主张“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而利繁（政治不清明）矣，众治之而刑措（政治清明）矣”○1。并进而提出各级地方官分权的见解。此外，顾炎武提出的工农商并重、发展工商，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城乡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愿望。但是，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中都有所反映。 基于本人的爱好以及知识的局限性，我将着重理解下《日知录》中顾炎武“分权众治”的政治思想。 首先，从顾炎武对中央统治者方面的分析来说明君主个人“独治”的危害性。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政事万端，而君主集一切大权于一身，那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千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操也。”○2在他看来，君主专制制度是不合理的，他通过对周代班爵禄制度的阐发，说明君主本来并没有个人独裁的权力。“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3在这里，顾炎武主要是为了说明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并没有什么差别，但远
顾炎武简介
参考资料一： 中文名：顾炎武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613年优美散文摘抄 职业：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语言学家： 出生地：苏州府昆山千灯镇 逝世日期：1682年忍耐的名言 代表作品：《知录》、《音学五书》、《军制论》、《天下郡国利病书》 参考资料二：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江苏昆山人，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曾参加抗清斗争，之后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他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参考资料三：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正因仰慕文天祥学生
王炎午的为人，因此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九(2月15日)丑刻不幸逝世，这位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享年七十。 早年求学 顾炎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昆山千灯镇，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人是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南明抗清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的期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方法、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推荐。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
魏晋清谈研究述评(一)
魏晋清谈研究述评(一) 摘要：魏晋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古代的清谈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近代以来始转向文化研究，并在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之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魏晋清谈，研究，述评 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因其伴随魏晋玄风而兴起，故习惯上常称之为魏晋清谈。所谓“魏晋清谈”，据台湾学者唐翼明的定义，“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1]由此可见，清谈作为玄学思潮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文化上之意义要远比其学理上之价值来得重要。 关于魏晋清谈，古今关注点颇不相同。清谈对于今天来说，固然可以高雅文化视之，但在其所以发生之时，实有关于政治。如玄学的“有无之辨”实关乎士人名教与自然之选择，而“才性四本”之论更与当时政治集团之归属向背紧密相关，绝非“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也”。2]清谈家们祖述虚无，好为玄远，对政治上“不以物务自婴”的风气不能没有影响，对社会上放达任诞之士风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古代，清谈常成为“五朝不竞”的替罪羊，正视不足而讨伐有余。西晋傅玄在《举清远疏》中的一段有名的话最能说明问题：“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晋书》本传）范宁更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汪附子宁传》）余如干宝、葛洪、裴頠、江惇、卞壶、应詹、熊远、陈頵等亦着论严辞批评，就连清谈名士如王衍、桓温、王羲之诸人，也都或自责或反省，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 可以说，“清谈误国”的罪名并非后人追加，而是清谈当代士大夫阶层多数人“痛定思痛”的共识。既然“肇事者”主动投案，无怪后人盖棺论定时要作诛心之论。唐修《晋书·儒林传序》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亦称：“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又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将“亡天下”之罪一概归诸清谈。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条亦溯其源，察其变，于清谈习尚之弊端致意再三。古今虽偶有持平之论，3]然终难翻案。总之，古代对于清谈的评论无论褒贬毁誉，皆与政治有关，直至近代，人们对于魏晋清谈的认识才真正由政治批评转向文化研究。近代以来的清谈文化研究，首先发端于东瀛，以市村瓒次郎发表于1919年的《清谈源流考》4]振起先声，其后方波及海内，至今不绝。察波观澜，其所注意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谈的起源问题叙述清谈文化兴衰嬗变之过程，尤以近人钱穆所说最为简明生动。钱穆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5]话虽不多，清谈之起、承、转、衰无不一一点逗清楚。而清谈起源之问题实际上包
政治思想史-大作业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课程作业 课程名称：中外政治思想史 分校(工作站) 专业 学号 学生姓名 2016 年 7 月试卷代号：6395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2015－2016年开放教育（本科）第二学期期末大作业 中外政治思想史大作业 2016年7月 一、填空题（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每空1分，共20分） 1.所谓唯理性是指西方思想崇尚“理性”思辨、重视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2. 古希腊城邦最显著的特征是(小国寡民)。 3.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 4. 在中世纪时期，西方政治思想从古代自然政治观发展转变为(神学政治观)。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5.奥古斯丁的传世作(《上帝之城》)从理论上总结了基督教的政治价值观。对人们的政治观念，对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6.中世纪社会突出的特征是(人的等级身份和公开的不平等)。 7. 但丁政治思想的中心是(实现意大利的统一)。 8.恩格斯高度赞扬(文艺复兴运动)，称其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9.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扫清经院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经验主义认识论哲学，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 10.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是法国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自由主义)正是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 11. 殷商时期，王权专制思想的基础是(上帝崇拜)。 12.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政治本质是王权至上和(绝对专制)。 13.秦国改革和谋求统一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 14皇帝一词的出现不只是一个称谓问题，而是政治领域内(君权加强)的表现。15.西汉初，汉惠帝四年“除挟书令”，命民间司献书，诸子百家之学逐渐复苏，思想文化领域又出现了比较活跃的局面，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百家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