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崛起的十大陷阱
美国有一本书，叫《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该书暗示中国全球化以前的经济体制的缺陷有两个：
第一，忽视了低端产业（廉价劳动）的比较优势；
第二，没有充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
并认为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改变着这种状况，通过改革达到了充分利用这两个要素的目的。
在该书的作者看来，中国的出路似乎就在于发挥自己的低端产业优势和利用外国资本。这种误读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相当流行。
这种建立在比较利益学说基础上的发展战略是一种固守落后的发展战略。经济学家对比较利益学说和绝对成本学说有许多的批评，我们不打算在此重复。我们想着重从发展的角度，从国家博弈的角度，从后起国家崛起的角度来解析这套理论所隐含的发展道路的陷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利益学说。
比较利益学说的初衷是提倡国家间互惠互利的分工，并认为这种国际分工有利于增进相关国家的财富。这本来是一个认为一定的国际分工有利于推动财富增长的理论，一个关于数量和分配的理论。但这个不涉及经济素质的提高、不涉及产业的进步、不涉及国家博弈的理论，却被全球化的推手们打扮成一种发展的理论。比较利益就这样被推到了极端，成为全球化这种“全球信仰”的理论支柱。一个关于数量增长的理论，被包装成一个关于发展道路的理论并获得崇拜。真理迈出的这一小步使她成了谬误。这一小步，成就了“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的弥天大谎。这一小步把经济发展偷换成了经济增长。不过这一小步却包含着一个惊天的战略秘密：那些业已发达的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陷阱，一个叫做GDP的数量陷阱。
这种全球化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设下了十大陷阱：
第一，这套国际分工体系和学说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了一个意志上的陷阱
一个发展中的民族想要崛起必须自己挑战自己，必须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勇气。我们曾提到过，在一个民族的综合实力中，民族意志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一个民族的衰落首先是意志上的衰落。而且经济战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攻心为上。对于一个后起的国家而言，可怕的不是今天的落后，而是永远的落后；不是承认暂时落后的历史事实，而是屈服于这种落后的意志衰退。落后不可怕，可以赶，可以超。真正可怕的是，明知落后却甘于落后，明知落后却又在国际分工中选择落后。屈从于将这种落后的现实固定下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安
排，那才是一个希望崛起的民族的悲哀。我们在前面通过一些国家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首要的是意志上的崛起。有些国家的衰退，首先是意志上的衰退。意志上衰退了，强大的国家也会衰落，也会在国家博弈中败下阵来。要打断一个国家崛起进程的成本最低的最佳手段，就是要折服后起国家的意志，让其安于落后、安于现实，不要力图挑战强国的先进地位；就是要让后起国家收起赶超的雄心，收起改天换地的壮志。
要夺其人必先夺其志；要折服一个民族，必先折服该民族的意志。比较利益和全球化就是要夺走你的民族骄傲，让你臣服于既存事实，让你满足于编草鞋，安心于编草鞋；满足于买机器，安心于买机器。这套经济理论和体系提倡的就是经济上的偏安思想。经济上的偏安与国土上的偏安，都是意志软弱的表现。这种现象在全球化程度很深的国家里处处可见。那种崇拜别人，崇拜别人的一切，从崇拜别人的技术，到崇拜别人的体制，到崇拜别人的价值体系的风气十分风靡。崇拜本身作为个人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崇拜往往导致自我菲薄，导致在国家产业战略和技术战略上的逆向选择。在国际分工的口号下，自觉主动地从一些关键产业里退出来。从大飞机中退出来，从独立的汽车产业里退出来，从计算机核心技术里退出来，从追求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退出来，将一大批曾经业已形成的自主的民族产业、民族品牌，要么肢解掉，要么拱手送人，让别人毁灭掉。这些都是自甘落后、害怕自我挑战、害怕竞争的行为。
第二，这套国际分工体系和学说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下了一个永远落后的低水平陷阱
为什么有的国家在GDP高速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低水平扩张的陷阱，大量的GDP都来自于低端产业？ 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这套体系就是要通过全球化，通过世界经济秩序的安排而阻断后起国家崛起的道路。永远编草鞋，自甘落后，不谋图发展，是其为发展中国家指出的历史宿命。反映这种国际分工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就是将这种先进和落后的现状固定下来的体制和机构。这套东西，是要让先进的更先进，落后的更落后；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这套体制就是要保障强权的永续；就是要把不平等的事实通过世界经济体系而合理化；就是要使强者和弱者永远处在这个不平等的起跑线上。这里面有一个温柔的陷阱。全球化告诉发展中国家，只要加入了这种国际分工，你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都会受益。你加入了这套游戏，你就有了世界范围的草鞋市场，你就可以实施出口导向的战略，用别人的、用
全世界的草鞋市场推动你GDP的增长（注意不是经济的现代化），你生产草鞋的产业就会飞速增长，出口也会飞速增长，外汇也会飞速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你的技术层次、产业层次越来越低。
在这种国际分工里，后起的国家面临一个低水平陷阱，进入了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误区，在世界经济体系里处于低端产业链。这个国际经济体系越发达，介入这个体系越深的国家，其经济在世界产业结构和产业链中的地位越低。最后沦为别人的草鞋基地，或别的什么装配厂。在这种全球化体系下，建立起来的许多“高科技产业”都带有低技术的实质。因为，这些高科技产业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别人手中。你只是高科技产业链中，低技术的那一环。那么，后起的国家将如何提升自己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呢？答案只有一个，买！因为按这套理论，造机器不如买机器便宜。但是，从竞争的角度讲，谁愿意培养竞争对手？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在严格的技术封锁下，希望通过开放、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核心技术的进步，只是一种无视国家利益博弈的幻想。
一旦你很深地融合了这种经济体系，你很难实现你的产业升级。因为在你的国家内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与编草鞋有关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与这种国际经济体系连在了一起。这个编草鞋的利益集团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反对产业转型。这个利益集团会动用一切手段提倡这种低技术模式。
不仅如此，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有一定的刚性。一旦形成了一个以低端产业为特点的产业结构，想改变这种产业结构所需要的时间会很长，带来的GDP的震荡会很大。因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努力，意味着你必须把一部分资源从编草鞋的产业中调出，配置到生产机器的产业中去。资源的这种重新配置必然导致低端出口的减少，短期内外汇收入的减少。然而，培育一个新产业需要时间、市场、资本和技术。在这样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中，GDP就会有震荡。这个刚性的低产业陷阱，一旦掉进去以后就很难爬出。而且，这种调整产业结构的努力本身，已经违背了比较利益原则。
第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了一个产业扁平化的陷阱
这套理论和体系意味着放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经济独立。从提高GDP的角度讲，只要保留编草鞋的产业就行了，就能实现该国GDP的最大化。即使有了或继承了造机器的产业也应当通过国际分工毫不留情地废除掉。从简单的比较利益原则来看，造机器带来的GDP远不如编草鞋、买机器带来的GDP高，一个残缺不全的经济体系也许能带来更高的GDP。这就是许多人提倡的“产业扁平化”的
陷阱。
扁平化牺牲了经济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失去了经济独立，也就失去了国际经济的竞争力，最终将失去国家经济效益。因为，在你能造机器的时候，尽管你造机器的比较效率不高，但是你造机器的能力本身打断了对手对机器生产的垄断。一旦你自毁长城，废掉了造机器的武功，对手就垄断了机器生产。他在与你的贸易中会谋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大量攫取你的GDP。从国际资本的商业实践看，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当然，有人会站出来说，别人垄断了机器生产，你也垄断了草鞋的编制，你们是完全平等的。但事实上，草鞋是一种低端产品，其可替代性相当高，假如你买草鞋的垄断价格高于对手生产机器的价格，对方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向其他国家购买。而机器是可替代性非常低的产品。它技术含量高，投资生产周期长。假如你自废武功太久，你不仅赶不上技术进步，甚至很难恢复原状。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为后起国家编制了一个让自己产业支离破碎的陷阱。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以前，许多国家把经济的独立当成是政治独立的必要条件，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满足人民需要当成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有利于国家崛起的战略目标，有些国家在短期内出现了消费品短缺的现象。但是，一个民族消费上的短期牺牲换来的是该民族经济独立的长远战略利益，是该民族为未来的储蓄，为该民族将来的消费提高打下了产业、物质和技术基础。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使业已建立的经济体系通过国际分工而肢解。以拉美为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75年，拉美实施的是进口替代战略，目的是要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许多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了许多经济和产业体系。但是，从1975年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造以后，拉美走上了出口导向的战略。希望以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来实现GDP的增长，而且许多出口产业不是建立在国内资源的基础上。在短短的几年中，那些已建立的产业和企业卖掉的卖掉，关掉的关掉，大都凋零。这种发展战略导致经济产生对外的严重依赖性，对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资源的严重依赖性。这种经济依赖性，在后来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让拉美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导致他们失去了解决自己危机的自主权，而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开出的注定要使危机深化的药方——华盛顿共识。这种对外的依赖性也是拉美在危机以后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困境的原因。
第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了一个数量扩张的陷阱
这套体系和理论对
后起国家意味着把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降低为GDP的数量扩张，走上低水平循环的数量扩张道路，放弃经济的现代化，放弃全面崛起的战略。按比较利益原则的全球化，编草鞋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比造机器更能提高GDP。所以，你应当把编草鞋的产业极大地扩张，大量出口，以出口草鞋拉动GDP的增长。落后产业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吸走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资源配置呈现逆向选择，导致经济的二元化。在这种逆向选择中，尚未形成竞争力的高端产业、尚未大量市场化的新兴技术、短期内尚无经济效益的创新，面临资金匮乏的困境；而编草鞋的产业，资金丰厚。这种逆向选择，严重妨碍了一个国家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实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后，科技创新的能力反而普遍下降，几十年的全球化，几十年对技术进步的大力提倡，并没有催生出一大批拥有自主产权的新兴产业群体。几十年是一个并不短暂的岁月。
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体制导向下，经济发展变成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变成了GDP的增长；GDP的增长变成了主要是编草鞋的产业的增长。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只有数量扩张，只有低水平的循环，没有崛起，没有赶超，没有创新。当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大力提倡科技创新。提倡创新的根本方法是建立一套推动创新的体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对创新实行逆向推动的体制。
如果说在这种全球化模式中还有什么GDP质量的追求的话，那就是把草鞋编得更好更精美。全球化是许多国家GDP处于低水平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的人财物被吸进了低水平的国际分工陷阱里，国民经济被导向到以他国草鞋市场为目的的经济运行轨道上，导致资源和资本的低水平使用。
第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了一个贫困的陷阱
它对后起国家意味着，通过国际贸易和全球化把含金量高的产业拱手让人，不断为自己制造贫困，不断为对手制造富裕。按时下的流行话讲，由于造机器和编草鞋的技术含量不一样，彼此所处的产业链的位置不一样，生产机器和生产草鞋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一样，所以含金量、利润率也不一样。生产机器的1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可能等于编草鞋1 000小时创造的价值。一架大飞机的价值，可能高于上亿双皮鞋的价值。这种利润水平的差异，通过国际贸易而实现，导致财富的转移。
不仅如此，低端产品具有高度的替代性。发达国家既可以利用这种替代性在不同发展中国家间激起竞争，也可以在同一国家内不同厂家间激起竞争，导致价格的下滑，使利润尽可能地流向
发达国家。
全球化的特点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而推动这种流动的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巨大利润。
第六，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掘了一个依赖世界市场的陷阱
发达的强权国家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深度介入这种利益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将因集中生产出口低端产品而支离破碎，产业在低端上循环，经济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将依赖国际市场。结果导致在产业上、技术上和市场上的全面依赖。这种依赖性极大危害一个大国的经济安全。一旦国际市场上出现震荡，一旦有人要对你的经济发难，一旦国际局势恶化，这种经济体将面临国外市场大幅度萎缩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一旦你产生了这种依赖，你将再也不可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对手打交道。对方将会利用这种战略优势控制你的经济利益。
第七，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掘下了抑制创新的陷阱
这种安于落后产业国际分工的体系，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对创新的抑制，不仅源于资源在国内的逆向配置，还源于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逆向配置。以目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盛行的全球范围内的就某种新技术的大规模公开招标为例。这种所谓的公开招标，表面上一律平等，实际上由于民族产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其本身就是对民族企业的歧视，对民族创新能力的打压。有的国家几十年来建立了许多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以昂贵的代价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动辄几十亿。但是这些项目在总体上却没有带动国内同类技术和产业的大规模发展。经济发展大规模的建设，没有起到大规模带动技术进步的作用，不能说不是一种资源在国际范围内逆向选择的结果。大量的建设成了推动别人技术进步的契机。这种全球化体制，对中国那些正在艰难起步的技术和产业创新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导致企业技术开发投入的减少。以中国企业为例，有人估计，企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在0.8%，远低于发达国家2%以上水平，严重制约着产业发展。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研究开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56%，大中型企业仅为0.71%，发达国家的企业这一比重超过5%，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种全球化体制难辞其咎。再举一个例子，前几天看了一份关于中国大飞机发展的报道，对中国开发大飞机的雄心非常感动。但是其中提到中国大飞机在发展过程中，将对发动机等关键设备实行全球招标。这似乎符合全球化市场原则，不知道符不符合推动国家技术
升级的国家利益原则。要把研制大飞机当成推动中国相关产业技术进步的战略契机，要避免成为另一个抑制国内创新的例子，避免用我们的资金去支撑别人的技术进步。假如我们不能通过发展大飞机推动中国发动机产业的技术升级，谁来帮助我们的技术升级？虔诚希望我们的大飞机不是另一条装配线，我们的大飞机战略将带动一大批关键产业和技术的起飞。美国欧洲的大飞机产业也向世界招标，但是核心技术却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许多情况下世界招标有两个目的：其一为了降低成本；其二为了打开市场。而打开市场是更重要的因素。
为了培育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应当坚决放弃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公开招标”的损己利人的方式，放弃用自己的资金推动别人进步的方式。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许多大规模建设往往带动一大批技术和产业的进步。我们应当向前人学习这种历史经验，让自己大规模的建设带动自己的技术和产业突破，推动自己民族的技术革命。
第八，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挖掘了国家利益可能被国际资本绑架的陷阱
全球化导致国际资本无孔不入。这种国际资本在“制度寻租”的过程中，可能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集团结成同盟，蚕食经济主权，达到左右许多经济政策的目的。这大概是许多国家的某些具体经济政策明显偏好国际资本的原因。
第九，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掘起了一个二元经济和贫富悬殊的陷阱
二元经济是出口战略的特有现象。美国早期曾遭遇二元经济陷阱，拉美、后来的日本都面临二元经济陷阱。资源被大量吸引到出口部门，导致内需部门资金不足，内需不足，形成了出口和内需两个经济体系间的财富差别。国内企业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结果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劳动者不能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经济增长和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并存。
第十，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掘起了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陷阱
我们将在日本一篇中看到，美国是如何处理国防和高科技的关系。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安于落后，在高科技上依赖他人。而高科技是决定现代防务能力的关键因素。
从方法论上看，把比较利益学说当成发展战略是一种形而上学。它着重的是现状，而不是未来；它看不到变化，看不到一个国家技术和产业结构相对变化的可能，看不到现有世界格局改变的可能，看不到比较成本改变的可能。它看不到对于后起国家而言，可以通过跳跃式发展而抢占世界技术和产业制高点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