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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中国向何处去：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民族总是处于不同的历史方位。只有对这一历史方位有了正确地认识，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从而实现人的自觉。纵观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历程，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主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致经历了六大历史抉择。

一是鸦片战争后的警醒与困惑。

1840年，外夷小邦不列颠帝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同时也惊醒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随着列强的进一步入侵，昔日帝国的辉煌与当下战事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鲜明地刺激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期，一些先进的仁人志士已经开眼看世界，开始以一种新奇、开放的眼光来思考这个问题。林则徐早在虎门销烟之前就开始关注“夷务”，后来还编译了《四洲志》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更是鲜明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不仅详尽介绍了世界其他各国之书，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而且突破了“夷夏大防”，可以说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明确地回答。19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以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一些清政府大员将魏源的主张付诸行动，开启了“洋务救国”的帷幕。洋务运动坚持“中体西用”，即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仍然坚持传统的主导地位，在器物层面大力发展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其对当时世界大势及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缺乏一个深刻全面的认识，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找到中国的出路。其最后失败的结局，也和这种认识的不足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二是甲午中日海战之后的迷茫与探索。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甲午海战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再次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再次促使中国人思考“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这个问题。

在这之前，尽管中国也经常打败仗，也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那都是败在异质文明下，且国人还对洋务救国寄予厚望。但是这次不同，泱泱的东方大国竟然败给了一个长期受自己影响的藩属小国。强烈的反差既让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更让中国人在情感上无法忍受。更为重要的是甲午海战从实践上宣告了“洋务救国”的破产，求变也再次成为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正所谓“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梁启超语）。可以说，“变”已经关系到民族的存亡问题，只有变才有出路，也只有变才是出路。

问题是，怎么变？洋务运动已经破产，而甲午海战的惨败也深深地教训了中国人。只有变更政治制度，才能救国，才能保种、保教。1898年1月，曾经发动“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在第五次上光绪皇帝的书中提出了变法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1898年6月，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政治变革推向实践，史称戊戌变法。然而，维新派的变法实践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康、梁流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光绪皇帝被软禁，变法也被迫中止。

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也是一次面对复杂时局的地主阶级的内部调整。变法的失败否定了在中国进行自上而下变革的可行性，客观上呼唤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

义，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建立的中华民国。

三是辛亥革命后的失望与奋起。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实现了民主共和，但革命后的中国依然一盘散沙，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增无减，传统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富国强兵的梦想依然遥遥无期。改良不行，革命也不行，“中国向何处去”再次回响在先进的仁人志士的耳边。

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意欲在中国发起一场文化革命，试图从文化和灵魂上让中国强大起来，史称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说：“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中探寻救国救民之道。于是，各种救国主张激荡而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保守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各种主义之中，最终只有一种主义被中国人民接受、且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最符合中国国情。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的马克思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的振奋了中国人民，也把一部分中国人的目光从西方和日本转移到了俄国。与此同时，走俄国人的路也成了一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和追求。1921年7月，李大钊、陈独秀等成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救国的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但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之间充满了尖锐的思想斗争，也遭受了多次实践上的失败。北伐战争期间，“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大革命失败后，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又给革命造成了被动。即便在已经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后，教条主义的错误仍然把中国革命推到了绝路的边缘，代表着中国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也被迫长征。血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本着这样一条血的教训，革命的种子在中国得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得以飘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受住了抗日战争的残酷考验，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密切配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大大争了一口气。1945年4月到6月，中共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也开辟了中国革命征程的新篇章。

四是抗战胜利后的曙光以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抗战期间，英美等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得以废除，民族救亡运动也闪现出一线曙光。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反历史潮流而动，积极推行独裁政治，甚至阴谋发动内战。这也把久经战争蹂躏的中华民族再次推向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向何处去？早在中共七大召开之际，毛泽东就在开幕词中指出了中国的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为了争取光明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曾经赢得了和平建国纲领的通过。但是，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悍然发动内战，和平建国的理想也被打碎。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和进攻，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反击，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召开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新中国。

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以新中国成

立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战争已经退居二线，和平建设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时期，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项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三反”“五反”运动整顿了混乱的市场秩序，思想改造运动廓清了思想领域的障碍，从而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由新民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中共八大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发表，都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有益探索，都是极其难得的宝贵经验。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彻底把社会主义建设引向歧路，各项社会事业也被迫停滞。社会主义的前途在哪里？这是任何中国人必须回答的问题。

五是一九七八年前后的徘徊与抉择。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领袖的陨落、文革的结束，留给人们的是沉重的反思：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共产党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社会主义才有希望。

从“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华民族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和抉择。是坚持文革的路线继续“斗”下去，还是停止斗争搞建设？农民在思考，学者在思考，高层领导人也在思考。

坚持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相反，只有改革才是出路。安徽小岗村18位村民，冒着高度的政治风险从实践上打开了旧体制的突破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拉开了思想大解放的序幕；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是从根本上清算了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决定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而把社会主义导入正途。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虽然当时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能给予肯定的答复，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高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踽踽前行。

不怕慢，就怕站，更怕拐弯。3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改革开放，终于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期间，我们有过所有制姓“公”姓“私”的争论，有过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交锋，有过对新社会阶层的疑惑，有过对发展方式的质疑……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反而是“中国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引人注目、越来越让人羡慕。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中国模式”益发多彩，有的学者甚至把中国当成世界金融危机的救命稻草。

六是改革开放30年前后的反思：改革向何处去？

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目共睹；但伴随着改革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同样有目共睹。那么，如何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看待改革开放本身？尽管对改革的反思一直存在，但形成热点、聚成焦点却是在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

其实，对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具体地看。我们要看到，很多问题往往是新在面孔，是由于改革而得以暴露的旧体制弊端，比如城乡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还有一些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而其根本措施则有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比如住房问题，医疗改革问题等。当然，也不能否定改革本身就不会带来任何问题。但改革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但他也指出，“如果我们不这

样做，前进就困难了……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

因此，对于改革，绝对不能因噎废食。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鲜明地指出：“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1周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世代炎黄子孙的百年梦想，也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光辉使命。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就要勇敢地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改革开放，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结语：从“双重超越”审视中国近代发展历程。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过程。从革命任务看，近代中国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从发展目的看，近代中国则肩负着既要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又要超越中国传统的双重超越。如今，从形式上看，革命的“双重任务”已经完成，但“双重超越”依然是我们所没有超越的，依然需要我们努力。

如果说“中体西用”还带有盲目自大气息的话，那么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就已经带有明确的“双重超越”意图。这一点在当时思想家的论著中已经若隐若现，而在孙中山的政治设计中体现尤为明显。但西方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也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罢，都不能从理论上解决“双重超越”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为“双重超越”提供了科学的视角，才有可能综合中西之长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指明一条出路。于是，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并不顺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仅没有实现“双重超越”的目标，反而制约了“双重超越”的步伐。其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双重超越”不是在空中盖房子，更不是仅仅在脑子里完成。

可喜的是，我们找到了改革开放，也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双重超越”之路。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十字路口，展望未来，回首过去，唯有坚持和珍惜！

山水画的发展历程

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历程中国山水画，源远流长。表现了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体现了中国人的美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将山水画分类为：青绿山水（金碧山水）、水墨山水（墨笔山水）、浅绛山水（淡着色山水）、小青绿山水和没骨山水。从山水画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始至隋唐五代日渐成熟，直至两宋形成了繁荣的景象，到元代达到了高潮，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山水画走向了没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仕隐分工”，形成了隐士阶层，隐士们厌烦世事纷繁，回归自然，深入山水，通过自然山水以“畅神”“澄怀观道”，追求“天人无际”、“天人合一”。使山水画成为独立的画科，宗炳起了巨大的作用。宗炳的《画山水序》以及王微的《叙画》作为山水画初期的山水画理论，是难能可贵的。在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从人物画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画料，到唐代已完全成熟。山水画，是吸收自然之精华，天地之精华，所以阴阳、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昼夜有无穷的妙趣。从六朝到唐山水画家虽然很多，但他们的笔法，位置却很古拙。从隋朝就开始出现山水画，山水画强调“平远”、“高远”和“深远”，运用散点透视法，平远如同“漫步在山阴道上”，边走边看，焦点不断变换，可以画出非常长的长卷，括进江山万里；高远如同乘降落伞从山顶缓慢下降，焦点也在变换，从山顶画到山脚，可以画出立轴长卷；深远则运用远近山的形状深淡对比，画出立体，山谷深邃的效果。从古代起，中国的山水画的特点是必须有人或建筑出现在画上，这幅画才显出生气；日本古代虽然也是学习中国画的技法，但日本的风景画始终没有人或动物出现，显示的是宁静的气氛；从唐朝开始，中国的山水画开始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的创始人是唐代画家李思训，他发明的大斧劈皴法，画中重用色彩，浓墨点苔上也用鲜亮的石青敷色，非常适合表现北方阳光灿烂、峭壁高耸的山峰。宋代的画家张择端、李唐、马远、夏圭等继承了他的风格，形成一种派别。南派以被评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著名诗人王维为滥觞，运用披麻皴和宋代画家米芾发明的雨点皴或叫米点皴，多用墨色少用颜色表现蒙蒙细雨中的江南丘陵，后来发展到只用墨的水墨山水，王蒙、倪瓒等画家发展形成了南派风格。元代山水画趋向写意，以虚带实，侧重笔墨神韵，开创新风；明清及近代，续有发展，亦出新貌。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有水墨、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淡彩等形式。从明代后期到清朝时，山水画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格式套路，画家不再观察自然，从临摹古画技巧入手，随意摆布画中构图，虽然明、清时期出现许多花鸟画和人物画的大师，但山水画的发展停滞不前，《芥子园画传》更将山水画变成一种八股。直到近代，山水画又重新发展，新一代大师如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傅抱石、关山月等人吸收西方绘画理论，深入观察自然，创造自己的风格，使山水画重新注入生气，将山水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尤其是傅抱石和关山月为人民大会堂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开创了国画巨幅山水的先河。现代又出现许多表现新的题材的年轻山水画家，用国画技法描绘黄土高原、西北大漠、西藏雪山、热带雨林，甚至境外各国的风景。山水画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审美特征中国古代山水画也有它自己的艺术传统。这首先表现在：要求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为此，要求山水画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满足于对自然景物的客观描绘，要求画家把对自然景物的认识与感受，与被描绘的客观对象很好地结合起来，达到情与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这种融合中，表现出一种十分鲜明的、可给人以启示和想象的自然景象，同时又包含着耐人寻味的意蕴。当然，延续了近千年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在意境的创造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唐代有王维、李思训等山水画家，后世称为“南北宗”；再以中国古代山水画的高峰时期——宋、元的山水画来说，大体经历了北宋、南宋和元代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山水画呈现出彼此不同的面貌和意境。北宋特别是前期的山水画，虽然在所描绘的自然景物中包含着画家对这些景物的感受和理想，但更主要的还是以客观地描写自然物为主，如北宋最著名的山水画家范宽、郭熙和王希孟的作品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现存的范宽最重要的代表作《溪山行旅图》，描写北方雄伟的高山峻岭，一座巍峨的山峰几乎占满了大半个画面，给人以“高山仰止”之感。整个画面笔墨浓重粗壮，通幅无一败笔，于沉雄之中见精微。郭熙的代表作《早春图》，描写北方早春时节清晨的景色，着重表现自然界不同季节的不同特征。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长卷，成功地运用中国山水画“咫尺千里”的表现手法，以浓重的色彩，宏大的气势，描绘了祖国山河的辽阔和壮美，抒发了画家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南宋的山水画与北宋的山水画有显著的不同，突出表现在迫求诗的意境。现存的许多南宋山水画作品的标题就很富有诗意，如深堂琴趣、风雨归舟、秋山远眺、秋江暝泊、寒江独钓、长桥卧波、烟江欲雨等等。南宋著名山水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就很有代表性。画家以大胆的艺术概括，把与作品所要创造的意境无关的可有可无的景物一律删除，只画了一

中国近代音乐史分析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这个时期音乐发展的特点： ①传统音乐随社会变化而有相应调整，以求自身保存，主导地位下降。 ②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新文化的出现，产生了新音乐，不断发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③社会政治变化，对音乐影响深刻，有过各种政权下不同政治色彩的音乐文化同时共存，呈现了复杂、多元的特点。清末以来随西方音乐传入逐步建立的不同此前传统音乐的近代新音乐，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①以学堂乐歌为中心的启蒙阶段，由1898年康梁上书开办新式学堂，至1919年“五四”前。新音乐文化获得坚实基础，出现一批普通音乐的教育家。 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至二十年代末。发展迅速，新型音乐教育机构建立，为专业音乐发展奠定基础，出现一批专业音乐家。 ③三十年代，国立音专的专业音乐创作和演出，全国性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贯穿这个时期。大多是声乐作品，器乐较少。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出现《黄河大合唱》具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④四十年代，中国处于沦陷区、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三种政权并存局面，音乐文化发展呈现不同色彩。仍以声乐作品为主，器乐创作明显提高。歌剧《白毛女》是中国歌剧创作里程碑式作品。传统音乐的发展戏曲京剧等较大剧种已经定型。一些优秀京剧艺术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原来艺术形式大胆改革，扩大了京剧的表现力。梅兰芳，创编进步时装新戏和革新的古装新戏《洛神》、《天女散花》；对传统剧目《宇宙锋》、《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进行新的加工创造；编演爱国戏《抗金兵》。对旦角艺术进行改革，创立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为一体的“花衫”，雍容华贵、凝重流畅的唱腔，形成独特风格的“梅派”。另外，伴奏加进二胡、月琴，一些新戏中采用新的配乐手法。三十年代赴美、苏，赢得国际声誉。周信芳，创编进步时装新戏、新编历史剧，编演《四进士》等。发扬“海派”改革创新精神，强调唱腔与语言的结合，，形成质朴刚健、铿锵顿挫、富于激情的“麒派” 程砚秋，编演《荒山泪》、《窦娥冤》等，艺术上勇于革新创造，广泛学习其它剧种和西方音乐，创造委婉幽咽而又刚劲的“程派”。还出现了富连成班（1904年，叶春善筹组，在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1930年成立于北京）、昆曲传习所（1920年，穆藕初创办，在苏州）锡剧、沪剧、扬剧、淮剧、楚剧、黄梅戏以及评剧、越剧等地方小戏迅速发展提高。评剧由河北“对口莲花落”于东北“蹦蹦”合流而成。农民剧作家成兆才创作了近百个剧目，《杨三姐告状》轰动一时。著名女演员花莲舫、李金顺、白玉霜做了很多改革创造，白将评剧带到上海，扩大了影响，一跃成为全国性大剧种。越剧，二十世纪初由浙江嵊sheng县多种民间音乐发展而成，初为男演员组成的“的—班”，进入上海后，吸收其它艺术表演经验，改革原有形式，改称“绍兴文戏”，后女班盛行，又称“女子文戏”。女班“四季春班”影响最大，有袁雪芬、傅全香等。袁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改编演出《祥林嫂》，反响强烈。说唱以老曲种不断成熟、新曲种不断产生为发展特征。

中国小说发展之巅峰——明清时期

论文题目《中国小说发展之巅峰——明清小说》姓名：谭孟春年级：11级历史二班学号：110301067 完成时间:2013/4/22 摘要：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发展初期，是被人们所不懈的。然而，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洗涤，慢慢的由萌芽发展到了成熟，无数文人也留下了家喻户晓、可圈可点的优秀作品，值得我们大家反复揣摩、欣赏。尤其发展至明清时期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达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一个巅峰！关键词：明清小说产生、定义文学文体明清小说分类、分期话本拟话本“三言”“二拍”等在现代汉语中，“小说”一词指的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而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篇》中：“饰小说以干县令, 其於大达矣！”这里的小说是指卑微琐屑的言谈, 属於贬义词。究竟什么是小说呢？翻开各种权威的大辞典，都明白无误地写着，它是一种文学文体。和诗、词、戏曲、散文等一样，它是中国文学殿堂中的重要一员。也许是基于这种认识，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小说的童年是在唐代，而那些文人写作的“传奇”才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小说，或者说是从唐传奇开始，中国小说才有了文体独立的意义。但大家都看到，在唐代以

前，己经有许多小说在社会上流传。例如：《搜神记》、《穆天子传》、《燕丹子》以及《汉武故事》等等，甚至是《山海经》中的有些作品，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都可以归为小说。著名的《韩凭妻》、《李寄斩蛇》、《东海孝妇》等等，有人物、有情节，故事的叙述有头有尾，其发展变化曲折有致，己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没有区别。因此认定唐传奇是中国最早的小说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在早期的我国古代文献中，著录有许多有关“小说”的文字记载。例如，人们熟知的《庄子·杂篇·外物》、桓谭和《汉书·艺文志》等所说的小说概念，和上述辞典记载的并不符合。也有人望文生义，把“小说”和“说”混为一谈，认为小说就是说故事。其来源很早，大概和诗歌等的产生一样，是古代人民在劳动中产生的。然而他们又无法拿出具体的作品来说明，因此难定一是。但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小说的产生必然是在我国的文字产生之前。而我国文字的产生，根据己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它不可能出现在我国原始社会。虽说目前对苍颉造字的说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说文字的产生大约在我国的殷周时代，还是较为可信的。换言之，今天我们讨论的小说，必须是有文字记录的作品。否则,一切就无意义了，也是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讨论的。其次，我们应当肯定，小说与“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所谓小说是指“小”的“说”。在古代，“说”曾经有过某种文体意义。如先秦时期的韩非子，就写过诸如《说难》之类的文章。正如后世的柳宗元有《捕蛇者说》之类。这里的“说”,显然己是指一种文体了。把“说”扯上某种文体意义，可能与此有关吧……其“说”而小，可能在当时这种己有某种文体意义的“说”,并不很重要。相对于“小说”，也必有“大说”。这也就是《庄子》所言“其于大达亦远矣！”。既“于大达亦远”，自然难进其法眼喽。可能也有些统治者比较聪明，认为在这些“丛残小语”中有“可观之辞”，至少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思想上的启迪。也正因此如此，他们在朝廷设立稗官，犹如从民间采风那样，专门从街头巷语中收集那些“道听途说”之事，因为其中“如或一言可采”，也是“刍荛狂夫之议也”。然而这等工作,毕竟不是正途，所以“君子弗为也”，然而它也不会被消灭。小说家的存在,将会把这类人或事记载下来,专门献给统治者使用。关于这些都不是我要谈的内容，重点是繁荣时期的明清小说。众所周知，明清两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这个时期的小说的特点有题材内容的空前丰富，世俗生活的全面展现，社会理想的全新探索从明代开始，小说创作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转变的时期。明代小说是在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括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又分为文言短篇和白话短篇。其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概括为：①历史演义小说。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②英雄传奇小说。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③神魔小说。这类小说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

传统壁画教案讲解

教案 2015～2016学年第 1学期系(二级学院) 艺术学院教研室(组) 绘画教研室课程名称壁画设计与制作授课年级2012级主讲教师李黛兰职称讲师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南方翻译学院教务处制二○一一年十二月

教案（首页）课程名称壁画设计与制作授课专业 12级绘画班级 2班授课方式课堂讲授（√）实践课（√）考核方式考试（）考查（√）课程类别必修课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限选课（）专业任选课（）课程总学时64学时周学时16学时学时分配课堂讲授12学时；实践课52学时教学目标通过壁画设计与制作课程的学习，加强学生的造型能力与创作能力，让学生了解壁画的各种材料以及绘制方式，并且让学生对艺术与市场的结合有初步的体会和把握能力。使用教材教材名称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壁画编（著）者书籍作者：张仃出版社及出版时间图书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指定参考书《构思与构图》张启文著西南大学出版社

教案周次第 1周，第 1次授课时间 2015年 10月授课章节第一章壁画的起源以及分类本（章）节授课方式课堂讲授（√ ）实践课（ √ ）教学时数 8 授课要点本（章）节教学目标通过壁画的起源与不同风格的了解，让学生理解壁画是一门古老的画种，且能理解壁画的不同材料，并能深入把握其中一种材料的绘制方法。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理解壁画的渊源难点：对壁画绘制材料的把握思考题或作业对壁画的构思并起草，八开素描纸草图一幅研读优秀作品，深刻体会。必要时写写自己的读画感想。速写每天五幅（以人物组合为主）

各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情况

各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情况邱利民摘要：随着现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也逐步提高，长距离快速交通需求越来越迫切，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轨道交通具有运输能力大、速度快、舒适度高安全性好等优点，而且还具备能耗少、环境污染小、土地占用率低等优势，符合节能、环保的理念，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关键词: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是指在轨道上行驶或以导向系统行驶的、服务于城市的交通。城市轨道交通包括轻型轨道、高架铁路和地下铁路等几种形式。轻型轨道交通是一种轻型车辆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方式, 国际上通称L i gh t R a il T ra n s it (简称L R T) , 近年来在国外发展很快。它以外部电源为动力, 以钢轮、钢轨为导向。其主要设施在地面,部分路段可能还设置成高架铁路, 有的则进入地下(但通常所占比重不大)。它不与其他地面车辆混杂行驶, 要求线路是全隔离或基本隔离。地下铁路系统则要求更高,完全隔离,全部或大部分线路设置在地面以下,对线路、站台、行车控制等都有特殊的要求。世界上第一条城市轨道线是1882 年在巴黎诞生的，它有固定的线路、价格和停靠点, 随后演变成用马拉的轨道车。工业革命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轨道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 逐步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它的不断发展进步,反过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使现代城市的社会、经济功能日益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许多城市的交通系统趋向成熟,解决了大量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管理难题。从目前的态势看,轨道交通将成为世界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世界各国主要城市的轨道交通发展情况

中国音乐的发展史

中国音乐的发展史远古时期中华民族音乐的启蒙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新石器时代的骨哨省余市河姆渡出土，长6～10厘米（图片/艺术数据网）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相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夏、商时期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

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打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埙发音推断，我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鼍鼓 1980年出土于地区襄汾县寺（图片/钟鼓楼网）西周、东周时期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

国外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国外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1843年英国人C·皮尔逊提出在英国修建地下铁道的建议，1860年英国伦敦开始修建世界上第一条地铁，采用明挖法施工，为单拱砖砌结构，1863年1月10日建成通车，线路长6.4km，用蒸汽机车牵引。世界第一条地下铁道的诞生，为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如何发展公共交通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到1879年电力驱动机车的研究成功，使地下客运环境和服务条件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地铁建设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此以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都市相继建造地下铁道。自1863年至1899年，有英国的伦敦和格拉斯哥、美国的纽约和波士顿、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奥地利的维也纳以及法国的巴黎共5个国家的7座城市率先建成了地下铁道。伦敦自1863年创建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以来，历经近150多年的发展，通过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伦敦地铁系统已成为当今世界上的先进技术范例之一，尤其是地铁实现了电气化后，伦敦

伦敦地铁车辆纽约地铁法国巴黎也是最早修建地铁的城市之一，但比英国要晚37年。为举办“凡尔赛展览会”而修建的巴黎第一条地下铁道从巴士底通往马约门，全长约10 km，它为巴黎地铁网络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打下了基础。时至今日，巴黎市区已拥有地铁线路14条主线和2条支线，其中2条为环线，有4条地铁采用橡胶轮体系的VAL车辆。地铁线路总长度约221.6 km，地下隧道约占175 km，共设置车站380座，车辆保有总数约347辆，年客运量总数也已突破12亿人次。巴黎的地区快速地铁(RER)非常发达，运营线路共有363 km，其中14 km与地铁共线，249 km为城市快速铁路SNCF。RER的年客运量约4亿人次。

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简史

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简史 1.上古绘画（先秦、秦汉时期）魏晋以前，绘画主要是“设色之工”所从事的职业，多是在岩壁和器物上作画，服务于礼教。 2.中国画样式的确立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绘画最重要的发展是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绘画渐渐摆脱了各种羁绊，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顾恺之：东晋画家。提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主张，至今仍成为中国画的基础理论与指导纲要。顾恺之第一次提出“凡画，人最难”的观点，将绘画引导到人的精神表达之高度。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正式列入传记的画家，也是有画迹，画论著述流传至今的最早的著名画家。与其弟子陆探微，南朝齐梁之际的张僧繇，盛唐时期的吴道子一道被尊为“画家四祖”。谢赫：南朝齐梁时期著名画家和理论家。首次在其著作《画品》中总结“六法”，标志着中国绘画理论体系的确立。“六法”是绘画创作要求和评定标准的六个范畴，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位置经营、传移摹写”的准则。《画品》亦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评论画家及其创作风格的著作。中国画中主要门类之一的山水画，在此时期开始渐次独立形成。隋代画家展子虔所做的《游春图》，标志着山水画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品类进入中国画的殿堂。 3.中国画特殊语汇体系的完成（唐宋元时期） 1）从初唐到宋代是中国画全面发展完善的时代。“唐工宋巧”。（1）唐代阎立本：是初唐著名的人物画家，有“丹青神画”、“冠绝古今”之誉。传世之作有《历代帝王图》、《步辇图》等。吴道子：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善于处理各种题材，绘制过大量的壁画，亦兼工雕塑，对唐代画风影响极大。有后世人摹本《天王送子图》。张萱：玄宗时代的著名画家。著名作品《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晚唐画家，善画贵族妇女，严装华饰，雍容丰满，且注重仪态表达。传世作品《簪花仕女图》可被视为唐代仕女经典绘画的精品。（2）唐末五代至宋代是绘画重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山水画的几位大师，也形成了花鸟画的重要派别与风格，人物画亦有相应的发展。山水画：五代至宋初时期，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四位画家为山水画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基本完善了山水画中最重要的笔法——皴法的探索和总结，在擦、染方面，也有不用程度的创造与突破。北宋的山水画充分发挥了各种皴染的技巧，将中国山水画那种宏大的把握能力发展到极致，在北宋画家李成与范宽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范宽作品《溪山行旅图》。 “南宋四大家”：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花鸟画：五代时期是花鸟画发展并形成流派的重要时期。宫廷画院对花鸟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国花鸟画开山鼻祖黄筌，传世作品《写生珍禽图》，有着高妙的写实技巧。五代南唐金陵布衣徐熙。独创“落墨法”，为后世“没骨法”开创先河。“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宋徽宗《芙蓉锦鸡图》是院体花鸟的代表作品。“院体画”精美豪华，雅致细腻。人物画：五代南唐人物画家顾闳中、周文矩，为人物画描写现实生活做出开拓性贡献。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为古代历史人物画中不可多得的杰作。《清明上河图》——北宋画家张择端。该图以手卷的形式展示出北宋晚期的都市生活与民

明清小说戏曲批评发展综述

明清小说戏曲批评发展综述中国古代文学后期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诗文的衰落和小说、戏曲的勃兴，或称之为传统“雅”文学的衰落和“俗”文学的兴盛。这一重大变化的理论成果突出表现在明清两代戏曲和小说理论的发达。明代小说戏曲批评发展明代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是很繁荣的，从数量上说比小说理论批评要多得多，而且有不少专著，不过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它的理论价值和涉及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却不如小说理论批评。明代小说批评发展明代的小说理论批评包括对文言小说的批评和对白话小说的批评。但以对白话小说的批评为多，也重要的多，涉及的理论范围也比较广。明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成就主要是在对白话小说的批评上。明代白话小说理论批评主要是围绕着四部不朽的长篇著作《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著名的白话短篇汇编“三言”、“二拍”而展开的。明代白话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首先是从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开始的，《三国演义》目前所存最早刻本是明代嘉靖年间刊本，在书前有明弘甲寅（1494）庸愚子的序，说明在弘治年间已有刻本，他的这篇序是现存明代最早的白话小说评论。从嘉靖年间开始，对白话小说的批评就多起来了。《水浒传》较早刻本是嘉靖年间的郭武定本，今未见。嘉靖八子之一李开先在《词谑》中就已经提出：“《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又如熊大林，字钟谷，是嘉靖时的书坊主人，他编过不少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在一些书的序言中也对小说理论发表过一些重要见解。吴承恩也有过一些对浪漫主义小说的重要看法。到隆庆、万历年间，小说理论批评发展进入高潮时期。小说批评的一大发展是开始有了评点，小说评点是从对诗文的评点发展而来的，但它的盛行则主要归功于李贽。李贽是最早评点白话小说的，以评点《水浒》最为出名。此后又有许多人继李贽后对小说进行评点，例如，余象斗，批评过《水浒》、《三国》等。陈继儒批评过《唐书演义》、《列国志传》等多种小说。小说评点遂发展成为小说理论批评的主体。而到万历后期至崇祯时期关于小说的论著就很多了。它主要体现在大量的小说的序跋中，如冯梦龙（1574—1646）、凌濛初（1580—1644）、袁于令（1592—1674）等，都是很有名的小说批评家。同时在一些文人的笔记杂著中也有不少论述，如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谢肇淛的《五杂俎》等。纵观明代小说理论批评，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对作品的评点，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为小说写序或跋；三是笔记杂著中的一些片段记载和评述。总的说，小说理论批评的内容比较零散，同时，有又很多精彩、独到、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作为小说理论批评的主要形式—评点，又有其他形式不可取代的优点和长处。明代戏曲批评发展明代戏曲理论批评的主要内容主要在曲词和音律上，和诗词理论批评较为接近，但在理论上超越诗词理论批评的地方却不多。戏曲更受到封建社会上层和正统文人的重视，有关戏曲创作的论述也比较多。从明代戏曲理论批评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自明初到嘉靖以前相对来说是比较沉寂的，主要有朱权的《太和正音谱》，贾仲明的弔词和《续録鬼薄》，以及《琵琶记》等剧本中的一些曲论见解。其中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是明前期最重要的一部戏曲理论批评著作。统观《太和正音谱》全书的纲目和内容，可以看出朱权的戏剧批评，其内容侧重于神仙道化一类，语言文

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史图文稿

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史集团文件版本号：（M928-T898-M248-WU2669-I2896-DQ586-M1988）

1863年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于1月10日在伦敦建成。开始是采用蒸汽机车牵引。1881年第一辆有轨电车在德国柏林工业博览会上展示。1888年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世界上第一条有轨电车系统投入运行。1908年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在上海建成通车。1969年中国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当年10月建成。1978年在比利时国际公共交通联合会上，确定了新型有轨电车交通的统一名称，简称轻轨交通（LRT）。二战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后，地下铁道建设随着全世界经济起飞而启动、加快。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各国地下铁道建设的高峰。发达国家的主要大城市如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伦敦、巴黎、柏林、东京、莫斯科等已基本完成了地铁网络的建设。但后起的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地铁建设却方兴未艾。比如亚洲共有26个城市有地下铁道。除了东京与大阪在二次大战前就建有地下铁道外，其余城市均是在战后建成。旧式有轨电车行驶在道路中间，与其他车辆混合运行，又受路口红绿灯的控制，运行速度很慢，正点率低，而且噪声大，加减速性能较差。随着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私人小汽车数量急骤增长，大量的汽车涌上街头，城市道路面积明显地不够用。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大城市都纷纷拆除有轨电车线路，这阵风也波及到中国。到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各大城市也把有轨电车

线基本拆完，仅剩下大连、长春个别线路没有拆光，并一直保留至今，继续承担着正常公共客运任务。 20世纪60、70年代在地下铁道建设高潮发展时期，由于地下铁道造价昂贵，建设进度受财政和其他因素制约，西方大城市在建设地下铁道的同时，又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地面轨道上来。利用现代高科技开发了新一代噪声低、速度高、转弯灵活、乘客上下方便，甚至照顾到老人和残疾人的低地板新型有轨电车。在线路结构上，也采用了降噪声技术措施。在速度要求较高的线路上，采用专用车道，与繁忙道路交叉处，进入半地下或高架交叉，互不影响。对速度要求不高的线路，可与道路平齐，与汽车混合运行。回顾20世纪城市交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有轨电车从大发展到大拆除；然后汽车登上历史舞台，逐渐成了城市交通的主角；到20世纪末，以地铁和轻轨为代表的城市轨道交通又恢复了它的主导地位，这是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在了解了以上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历史后，可能有朋友不禁要问：既然地铁和轻轨同为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主导，况且修轻轨费用要比地铁低很多，为什么成都要选择修地铁而不是轻轨呢？这主要是由成都的城市道路交通状况决定的。大家都知道，成都市私家车已超过百万辆，保有量居全国第三，而且还在以每天800－1000辆的速度递增，虽然政府一再对现有城市道路进行拓宽和改造，但仍然满足不了道路交通需求。举个简单的例子，3月18日龙泉举办的第24届桃花节有个千辆花车巡游活动，参加的花车从龙泉中心一直排到了龙四环，接近成都三

中国画的历史发展简述

中国画的历史发展简述国画，也叫中国画，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美术界自成一家，特色鲜明，是中华民族的传世之宝。早在周代，我国就有了人物画像，春秋时期出现了大型壁画。秦汉时期的绘画作品题材多样，种类不一，造型生动，笔法简括，善于以动态传情。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变革时代。佛教艺术的传入，从内容到形式给我国绘画注入了新的血液。佛教壁画空前兴盛，其中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数量最多，也最精彩。专业画家在这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带来了新的绘画艺术，这标志着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隋唐画坛更是名家辈出，人物、山水、花鸟画都趋于成熟，为后世所仰慕。阎立本是当时画界的领军人物，他的《步辇图》等作品一直为后人所推崇。中唐是中国绘画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人物画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注重心理刻画与细节描写，代表人物有吴道子、张萱等。牛马题材开始盛行，以韩滉的《五牛图》为代表，给绘画注入了清新的田园气息。晚唐的绘画又有了新的发展，以周昉为代表的人物画达到完美的境界，疏淡简洁的花鸟画也开始形成。中国画在唐代呈现出五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局面。五代两宋时期的绘画达到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顶峰。文人画家的大量出现，使绘画从诗歌中汲取营养，以诗入画的风气更加明显，同时注意写生和技法的探索。文人画在这时大量涌现，主要有苏轼、黄庭坚、米芾等。

（接昨日上文，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到了元代，崇尚以书入画，强调笔墨情趣的形式感，出现了赵孟頫、黄公望这样的一代宗师。明清两代山水花鸟画成为大宗，宗教、人物画衰落。明代出现了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和流派，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以董其昌、赵左为代表的松江派等。清代形成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对近现代的花鸟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与民间工匠美术家关系更为密切的壁画、版画与年画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状况。壁画由盛转衰，版画、年画则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壁画的功用大多已为卷轴画所替代，所以壁画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自唐代就已经出现的木刻版画，作为插图在宋元时期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经、史及讲解技术生产的书籍。到了明代，由于市民文化和民俗文学的兴盛，版画在戏曲小说插图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吸引了一些著名画家参与绘稿，佳作叠出。五代北宋时期的年画多以手绘的形式出现，在明中期以前，也开始有刻制的形式问世，但数量较少。随着版画的兴起，木板年画也勃兴起来，至清代已巍为大观。作为最为普及的美术形式，年画在民间曾经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在西方印刷术冲击中国之前，曾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繁盛局面。

傣族民间音乐发展历程

傣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历程傣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和德宏,孟连,新平等河谷坪坝地区。人口约为100万（据统计）。傣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傣族信仰小乘佛教，同时还保留多神崇拜的习俗。傣文是拼音文字，分为傣那文，傣绷文，金平傣文和傣文四种。傣族历史悠久，其先民2000年前就定居中国西南部，以“掸”和“擅”的名称载于中国史籍。傣族音乐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包括舞蹈音乐，民间歌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乐器音乐五类体裁。民间歌曲是民间音乐的基础，曲调一般比较短小，但旋律十分优美动听。可分为生产歌，山歌，叙事歌，习俗歌等类别。生产歌是劳动中演唱的歌曲，有撒秧歌，收割歌，载甘蔗歌，种棉花歌以及抬木头歌，打水歌，叫谷魂歌等。几乎每一种老雕洞都有与之配合的歌，内容多表现傣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以及对丰收的期望。山歌多由青年在田野，山林中独唱或对唱。有的表达爱情，赞美家乡，歌颂幸福生活，有的是即兴编唱。傣族乐器有50种，分为击奏，弹奏，拉奏，吹奏等类别。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傣族乐器，是傣族人民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傣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傣族乐器中流行最广的有象脚鼓，乳锣，葫芦萧，铃短，傣族小三弦，玎胆，玎哦等。傣族的乐器虽然品种较多，担乐器的演奏形式比较简单。旧时，傣族土司府中使用的乐队类似汉族的“吹打乐”，在佛寺中则用海螺，贝等单音的吹奏乐器与击奏乐器相配合，作为法器使用。在民间大量使用的是击奏乐器的合奏，而且主要用于伴舞。个别地区有用丝竹乐伴唱民歌的形式，但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器乐乐种。说唱音乐主要流行在西双版纳及孟连等地。傣族人民在逢年过节、建造新房、婚嫁生育、赕佛仪式等活动时，都邀请民间歌手到场演唱助兴。这种半职业性艺人在西双版纳称“赞哈”，在孟连称“窝甘”。各地流传的曲调有“赞哈调”、“窝甘调”、“孟连调”等。由一人演唱，一人伴奏，伴奏乐器分别用筚、西玎，曲调与语言结合紧密,节奏较平稳,音乐结构基本是乐段的变化反复，唱词多押腰韵。由于唱词的结构较自由，故乐句数量及长短也不固定；乐器伴奏常与唱腔声部形成支声复调的关系。戏曲音乐傣剧是在傣族民间歌曲和歌舞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借鉴了汉族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段,流传于德宏、保山、临沧等傣族聚居区。傣剧包括多种男女唱腔，男腔多用羽调式，女腔多用徵调式。20世纪50 年代以来，傣剧吸收了多种傣族民歌和舞曲，丰富了唱腔，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傣剧唱腔基本是上下句组成的乐段及其变化反复。由于唱词字数可多可少，因此唱腔乐句长短不一。过去，傣剧只用小堂鼓、锣、镲等伴奏，后逐步采用了多种民族乐器及西洋管弦乐器，组成新型的傣剧乐队。傣族的民族乐器属于吹奏乐器的有筚、葫芦箫、竖笛、木叶等；弹拨乐有玎琴、口弦等；弓弦乐器有西玎、牛角玎等；打击乐器有象脚鼓、光隆、光边、光邦、锣、镲等。象脚鼓、锣、镲的合奏是傣族器乐合奏的主要形式。德宏地区山歌主要有“喊嘛”与“喊同卯”两种。盈江等地的喊嘛又分城子山歌（傣语称“喊嘛勒勐”，意为流行于城镇的山歌）、坝子山歌（傣语称“喊嘛勒姐”，意为流行于农村的山歌）两种。前者较柔和，后者较明朗。各地流行的喊嘛风格较接近，音乐的基本特点是：曲调较抒情，多用级进、小跳，宫、商、羽、徵等调式较多见，有时在结构内部出现调式交替或向下属方向的离调、转调。流行于各地的老调山歌（傣语称“喊嘛板淘”）及流行于遮放地区的说唱山歌（傣语称“旦喊嘛”）,皆可归于喊嘛一类,但风格略异。下例是德宏芒市城子山歌：喊同卯，是流传于瑞丽一带的山歌,音乐爽朗热情,多用徵调式,节奏自由,曲调中七度下行跳进及结尾连续上行跳进及上滑音，颇具特色。喊同卯用于男女对唱情歌时,称为“喊必央爽”,意为相爱歌。瑞丽还流行缅甸傣区的山歌“喊傣亮”、“喊楞挡”等,音乐别具一格。下例是德宏瑞丽的喊必央爽: 西双版纳的傣族山歌与情歌曲调基本相同，节拍鲜明，重音清楚，音乐明快，旋律以级进、小跳为主，间有七八度的跳进，多为宫调式，但强调徵、角音。金平地区的山歌傣语称“珲卯骚”，由男女青年在夜间对唱，用玎琴伴奏，曲调多为宫调式，但在徵音上结束。另外，元江、景谷等地有风格不同的山歌。叙事歌包括“喊秀”(鹦鹉歌)、“喊吴哦”（叙事歌）、“喊暖轰”（流水歌）、“桑烘”（凤凰情诗调）、“拽”、“索”、“森”等。喊秀，直译为绿色的歌，是用以咏唱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概述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概述作为传统文化得源泉之一,中国古典小说具有其独特得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从远古神话得诞生,到明清章回小说得高潮,古典小说有如其她文体般曲折而漫长得发展历程。然而,一直生存于正统文人鄙夷眼光下得小说,由点点萌芽到后期得繁盛,它艰难得发展史更值得我们去了解与研究。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在先秦时期得《庄子》中,就有了对小说得定义。古典小说起源于上古得神话传说,如女涡补天、夸父逐日等,在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已有记载。这些神话传说,就是先人渴望得到神灵庇护,并用来解释现实生活无法理解得现象,而生发想象出来得,同时也就是小说发展得最早源头。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便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见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在当时得文化氛围与社会因素得影响下,小说雏形以志人志怪得形式诞生了。而“称道灵异,张皇神鬼”,并非像后来那样为了影射社会现实,而就是当时得人们确实相信阴阳神鬼得存在,并且作者自认为就是实况记录,而非虚构捏造,也就就是无意创作了小说,这些与当时得社会文化

有着密切得关联。其中,志怪以干宝得《搜神记》为代表,内容多为神灵感应,妖祥卜梦,怪物作祟,以写神灵鬼怪及妖异怪诞之事为主。志人得代表作为刘义庆得《世说新语》,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以记录士人得言谈轶事为主。小说得共同特点为作者自认实录,且篇幅短小、叙述简略,一般被学界称为“古小说”,就是小说得史前形态。这为之后小说得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影响着之后小说得创造。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录,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现者,乃在就是时始有意为小说。发展到唐代,小说发生了巨大得变异,由六朝时无意创作转变为“有意为”之,由鬼神灵异、奇闻逸事转向了现实生活,由简略“实录”转化为辞藻丰富,在文化艺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可以说就是一次质得飞跃。其间作品多为传奇故事,代表作有李朝威得《柳毅传》,元稹得《莺莺传》,白行简得《李娃传》,杜光庭得《虬髯客传》,李公佐得《南柯太守一梦》等。至于宋代,一方面,文言小说得发展几乎停滞不前,只就是对志人志怪、唐代传奇得继承,并无过多得发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不过,宋代时期对文言小说得发展还就是起了一定得铺垫与推动作用。北宋初年,朝廷组织文人编纂了一部 500卷得《太平广记》,收集前代野史、小说、传记之大成者,使得许多六朝志怪、唐代传奇都借此得以流传,为明清小说得创作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