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路径分析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分析与民营经济融资困难我国渐进性改革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剧变的情况下,由财政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迅速变迁为国有银行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为了替代财政注资国企的功能,我国金融体制变迁过程的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具有严重的所有制偏好,加上与民营经济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制度供给约束处于弱小状态,使得目前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极不相称,大部分金融资源沉淀在低效的国有经济领域,民营经济陷入融资困境,整个金融体制变迁由于结构性的缺陷而陷入事实上的路径依赖,形成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制度锁定状态,因此需要相关的制度创新来矫正其路径偏差。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质

制度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是社会中个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涉及到社会、政治与经济行为。制度变迁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其根本原因在于某一特定时期某一制度出现了不均衡。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C·诺思对制度变迁做了大量研究,并系统地提出了制度变迁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所谓路径依赖即指在制度变迁中由于自增强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选择了某一条路径,它向既定方面发展的动力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路径依赖会产生两种情况: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路径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制度陷阱而不能自拔。路径依赖的扭转,往往要借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或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矫正路径偏差。路径依赖理论对于处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我国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整个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第一,初始的体制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成本,沿着原来的体制变化路径和观念的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第二,一种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现存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利益集团,他们对这种制度(或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变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有体制更有效率;第三,作为第一行动集团的政府,由于实现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政府主体的行为目标和偏好结构倾向于政治支持最大化,作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会因为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而陷入低效锁定状态。因此,根据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针对由于初始条件和选择路径的影响,对于由于前期改革不规范,改革措施不彻底而出现的路径偏差,要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消除低效制度路径依赖的自增强机制,

以免积重难返。

二、中国金融体制变迁路径依赖

(一)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初始条件。

在决定金融体制变迁路径与绩效的许多因素中,初始条件居于显著位置。我国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初始条件是:(1)财政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并与之相匹配的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单一银行体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是由国家注资的,国家财政集中国民收入的60%以上,而整个社会投资的90%左右是国家投入的,国家财政集中国民收入的大部分投资建设项目和给国企注资,银行只是企业和社会的一个结算中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2)较低的货币化水平。据世界银行权威的发展报告(1996)统计,中国1978年

M2/GDP仅为25%,中国经济在改革开始时尚处于低货币化状态,使得金融体制变迁过程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

(二)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特殊路径。

基于分权让利的渐进性改革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从中国的国民储蓄结构来看,个人、企业、政府之部门所占比重1979年分别为23.5%、33.65%和42.8%,到1996年则依次转变为75%、20%和5%。为了替代日益弱化的财政注资功能,获取分散化的金融资源和金融剩余以及通过货币化进程获取货币发行收益,以补贴国家财政的迅速下降,我国金融体制变迁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径:由于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单一银行体制的初始条件,政府主要进行了扩张国有垄断金融产权边界,自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门分离出

来,1979年先后重建了农行和建行,1984年工行从人行中分离出来,1986年又重建了国家控股的交通银行,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些国有银行迅速扩张其规模,财政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迅速变迁为国有银行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呈现中国特有的“弱财政、强金融”的体制结构。金融体制变迁呈现国有金融垄断格局,尽管在国家金融产权形式之外出现了一大批其他类型的金融产权形式,如区域性股份制银行以及合作性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但由于制度供给的约束以及发展的不规范而显得相对弱小。

(三)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路径依赖。

目前,民营经济已占GDP的很大一部分,但在现在的金融体制下无法获得有效的金融支持。原因在于我国金融体制变迁初始路径的选择由于变迁过程的自增强机制而发生路径依赖:(1)“弱财政,强金融”的体制结构下,国有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使得国有经济在国有银行形成一种“刚性依赖”,再加上两者产权的同源性以及国有企业因产权虚置而内部人控制严重导致的效率低下,使得大量金融资源沉淀在国有企业信贷资金中。可见作为既得利益集

团的国有企业对这种金融体制变迁路径具有强烈的需求。(2)我国金融体制变迁的报酬递增。根据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一项制度的产生是变革中的各个博奕主体都可以从中实现自身

利益,从而实现制度报酬递增。因通过扩展国有垄断金融产权边界从而达到控制日益分散化的金融剩余及巨额的货币化收益,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这是国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沿着这一路径发展的制度根源。只要通过这种扩展收益大于所付成本,国家必然维护国有金融的垄断性质,这种金融体制结构既是促使以往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又是导致目前改革困境的根源。而从国有企业层面,国有经济是该制度变迁的受益者,并不断强化对该制度的需求,而国有银行尽管是国企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但是由于其独有的对该制度的学习效应、组织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使得国有银行缺失制度变迁矫正上述路径偏差的利润预期。(3)出于分散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刚性信贷关系所导致的大量金融风险而塑造的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以期实现国企资本社会化,改原来由信贷市场实现的货币性金融支持转化为股票市场实现的证券金融支持。但是由于上市“额度管理”下的所有制歧视,民营企业很难从相当紧张的发行额度上分得一杯羹。(4)内生于民营经济的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一些城乡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如农金会、集资,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处于弱小状态,形成二元金融结构,进而进一步扩大二元经济结构。总之,关于中国金融体制变迁中的各种制度向量的相互联系网络在改革初期产生大量递增的制度收益,但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特别是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制度收益递减,陷入一种由于自增强机

制所形成的金融配置效率低下的制度锁定状态,无法实现“帕累托更优”。

三、民营经济融资困境与制度悖论及对策分析

由于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路径依赖使得目前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的矛盾不断发展,金融资源的逆经济结构倾斜使得目前国有金融机构“惜贷”行为盛行,大量资金以“存差”方式沉淀在银行体系,而不断壮大的民营经济却陷入融资困境,形成中国金融体制变迁下特殊制度悖论。

(一)间接融资渠道下的信贷悖论。

由于国有银行体系的所有制偏好所形成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刚性依赖,大部分金

融资源沉淀在“国有企业信贷资金中”,而主要依靠内源融资的民营经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所需的外源融资很难从现行的国有金融体系内获得满足,严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增长。经过20年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截至1999年末已经上升到63%,在工业增加值中已经提高到74%,而金融结构却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的演进,已超过GDP和工业增加值2/3民营经济,只取得信贷资产的30%,国有经济仍然占用了70%

的信贷资产。

(二)直接融资渠道下上市配额供给悖论。

为国有经济提供证券性金融支持的股票市场,由于所有制歧视而存在着民营经济的上市融资壁垒。目前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上市的数目占到我国上市公司总数的70%以上,市值达90%左右,而非国有公司的上市数目却不到30%,市值占10%。因经营绩效普遍较好,产权结构也较为完善的民营企业,由于上市配额实施行政管理,使得民营企业难以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获取金融支持,从而进一步达到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企业规模的扩张。而一些低效运行的国有企业因为上市配额倾斜而不断圈钱却因其产权缺陷而无法达到效益的提升。

(三)与民营经济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制度供给悖论。

目前我国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城乡合作金融机构如信用社,其总资产仅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5.9%,每一机构平均资产4653万元,面对8亿多农民和占GDP60%以上的民营经济,存在着严重的金融供给不足,无法满足民营经济巨大的融资需求,可谓“小牛拉大车”,与垄断的国有金融体制相比,形成事实上的二元金融结构。另外这些中小金融制度变迁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性制度变迁,而非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如农村信用社的分分合合等,各中小金融机构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这些本身应与民营经济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体制逐渐回归,偏离了其合作性质,其服务对象移位。这种中小金融制度变迁与经济制度变革路径相悖的直接结果是内生于非国有经济内部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如民间借贷的盛行,但是由于制度供给的明显滞后使得这些灰色金融处于不规范、交易成本过高的状态,无法满足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

针对我国金融体制变迁路径依赖所形成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导致的民营经济融资困境问题,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打破目前的锁定状态,优化金融体制结构和空间结构效率,达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路径包括:(1)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实现民营经济在银行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民待遇。(2)大力推动并建立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场所的创业板市场,政府提供其制度供给保障;并通过规范和发展地方性小额性股票交易市场,形成多层化、系统化的中小资本市场体系。(3)增加“中小银行”和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非正式金融安排的制度供给,使之成为与民营经济相匹配的金融供给体系,发挥其主权结构优势、低交易成本优势、信息对称优势所形成的综合比较优势。（4）对中小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应择优处理。建立企业信用信息跟踪系统,提供企业家个人信息和企业资信资质信息;建立企业信用评价系统,定期发布企业评价信息;建立信用激励和惩罚机制系统,定期发布企业信用等级指数等等。对于信用历史良好的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援助。如在贷款上坚持“区

别对待”原则,对产品前景好,企业信誉好,还本付息能力强的企业,可适当扩大授信额度,确保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需要;对信用等级连续三年在AA级以上的企业,其小额贷款经严格审批程序,可适当发放信用贷款;对同一企业有多种产品,在贷款掌握上要坚持按产品择优支持、专款专用的原则,帮助企业启动生产等等。凡不能提供可靠信用信息的企业则不予贷款。（5）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金融机构应努力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应根据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金运作特点,推出灵活多样的结算工具,畅通汇路,提供方便、快捷的结算服务;应尽快对中小企业开办票据承兑与贴现、保理、信用证等新的服务项目。加快网络建设,把中小企业纳入电子银行的服务范围,发展个性化理财和差异化服务,为中小企业担当融资顾问,支持其通过股份制改造和重组、并购方式进行直接融资。努力提高信贷人员素质,增强其服务技能,改进工作方法,针对中小企业贷款需求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少的特点,成立专门的信贷部门,适当简化有关业务的审批手续,努力提高办事效率,缩短贷款评估和审批时间,加强资金调度,开办适合中小企业的信贷新品种,不断拓宽和完善金融服务领域和服务项目,保证中小企业的合理信贷需求及时得到满足。

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构造市场经济主体、促进社会稳定的有效步骤。特别是当前中小企业在确保国民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技兴国,鼓励民间投资等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鉴于我国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探讨尽快健全和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未来学校的变革路径

未来学校的变革路径 ——“互联网+教育”的定位与持续发展 曹培杰 [摘要] “互联网+教育”的出现，孕育着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互联网+教育”的本质是“农业”，而不是“工业”。教育有属于自身的内在力量，技术的先进与否不能衡量教育信息化的水平高低。“互联网+教育”的关键是用互联网思维改造学校，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流程再造。用互联网思维建设未来学校，将会打破封闭的办学体系，突破校园的界限，任何可以实现高质量学习的地方都是学校；打破传统的教学结构，构建充满人文关怀、体现个性差异、满足不同需求的教学体系；打破固化的学校组织形态，采用弹性的学制和扁平化的组织架构，为学生创设多元融合的育人空间。 [关键词] 教育信息化；未来学校；“互联网+教育” 近年来，翻转课堂、微课程、慕课等新的教育形式的快速崛起，信息技术对学校教育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互联网+教育”的出现，孕育着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尽管任何新技术都不会直接导致学校的消亡，但未来的学校可能会和现在的学校截然不同，创新将会成为学校存在的唯一理由。在这个大背景下，各地中小学校纷纷启动教育信息化建设，在数字化学习、在线课程、教育管理信息化等方面开展丰富多样的实践探索，涌现出一批典型学校案例，如深圳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哈尔滨香滨小学等。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学校在信息化探索中遭遇困境：教学效果不明显，信息技术的利用率不高，花费大量资金买来的设备沦为“花瓶”，教育信息化的投入产出效益饱受质疑。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教育，用互联网思维打造教育新生态，构建和谐开放、灵活多元、富有生机的未来学校，发挥信息技术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独特优势，利用互联网思维改造学校，扩大教育服务的有效供给，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更加适合的高质量教育。 一、“互联网+教育”的本质是“农业”，不是“工业”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兴起，“技术代替教师”、“学校最终会消失”等观点甚嚣尘上。前不久，谷歌的人工智能AlphaGo轻松战胜韩国围棋高手，再次点燃了技术乐观者的热情。有人提出，要利用人工智能来研发教育机器人给学生授课，人工智能可以教得更好，教师将彻底失业。但经过一系列研究发现，结果令人遗憾，现行的教育方式并未因为电脑的介入而发生太大改变，学生在教学中仍然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从全球范围看，美国的教育信息化一直走在前列，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新技术进入学校。2001年，美国中小学校的网络化程度达99%。2013年，美国政府正式启动“连接教 育”( ConnectED)计划，推动高速网络和最新的教育技术进入校园。但是，美国教育部对2.1

基础教育教师政策变迁路径成因分析_古翠凤

基础教育教师政策变迁路径成因分析 古翠凤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在基础教育活动中，教师是基础教育及其政策变迁的主要影响者，归根结底，这源于教师人力资本的影响力。研究基础教育教师政策变迁路径，可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理论来阐述与预测我国基础教育中教师政策变迁路径的成因和发展趋势。此外，我国基础教育中教师政策变迁路径还可通过强化代理人治理、切实制定及实施教师专业标准与突出基础教育人力资本产权来提升。 ［关键词］基础教育；教师政策；政策变迁；变迁路径；成因分析［中图分类号］G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2）07-0051-03 ［基金项目］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科学研究工程项目“广西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政策研究”（ＹＢ２０１２０１５）。［作者简介］古翠凤（１９７５—），女，广西柳州人，硕士，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 一、教师是基础教育代理人 教师是基础教育活动的最终代理人。政府加强对教师的治理和监督是基础教育民办教师政策变迁的动因之一。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他们与所有交易活动中代理人的差异在于，教师拥有大量私人信息。因此教师可能做出与委托人目标不一致的行为，所以这一活动需要得到监管。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委托人包括基础教育活动的管理者、 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投资者与受教育者等。具体而言，学校管理者与学校是直接委托人，是第三级委托人；各级政府、各种非政府组织与社会作为基础教育的直接投资者，是第二级委托人；受教育者是最终的投资者与委托人，是第一级和最初的委托人。 上述交易双方的信息拥有情况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完全对称；二是部分对称或部分不对称；三是完全不对称。而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双方拥有的信息处于完全不对称的状态。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委托人的目的是跟随教师学习未知信息，所以学生无法对基础教育所教授的信息作出评判，因而，学生也根本不能对教师在基础教育活动中的行为作出监督和治理。因此，只有转而通 过学校投资者、学校与学校管理者这样一个曲折的委托代理链来完成学生对于教师的治理和监督。在基础教育中，中小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为突出，所以中小学生对教师的治理和监督根本不可能实现，只有通过中小学生与教师之外的委托人和代理人来间接实现中小学生作为最终委托人及其对教师这一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最终代理人的治理和监督。 在我国最初的基础教育的民办教师政策中，几乎谈不上对教师的治理和监督。民办与公办是相对的概念。 “办”字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出资雇用，二是管理。公办就是政府出资雇用教师并对其进行管理。民办就是由民间出资雇用教师并由学校和教师自主管理。当时，在农村中小学中，绝大多数教师是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因为其工资来源于非政府的民间渠道，因而没有稳定的保障。民办教师没有得到应有的工资待遇，又没有政府的管理，所以其教学质量一直不能得到保证。于是后期的基础教育民办教师政策就采取了清退和转变民办教师的做法，逐步考核民办教师，使其数量逐年下降，将合格的民办教师转化为公办教师，纳入政府管理、治理和监督的制度中来。 第１卷第７期２０１２年９月教育观察 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Ｎｏ．７Ｓｅｐ．２０１２ DOI:10.16070/https://www.docsj.com/doc/7a6909227.html,45-1388/g4s.2012.07.020

企业战略方案企业战略方案变革的路径选择

企业战略方案企业战略 方案变革的路径选择 WTD standardization office【WTD 5AB- WTDK 08- WTD 2C】

★★★文档资源★★★内容摘要:企业战略变革是企业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必经之路,为此,企业必须从战略变革过程、路径依赖进行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战略变革路径依赖路径选择 近年来,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企业所处的行业与环境都趋向复杂、动态与不确定性的发展中。为了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环境的变迁和自身资源与能力的变化,有必要对原有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实施战略变革。所谓企业战略变革,是指企业为了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根据所处的环境、自身能力或资源整合与利用已经发生的变化,企业应对其自身整体能力进行评估,以及结合战略、管理与能力三者之间的动态协调性原则,改变企业战略内容的发起、实施、可持续化的系统性过程。本文对企业战略变革过程、路径依赖与路径选择进行阐述。 企业战略变革过程 关于战略变革过程有两种情况:过程的类型及性质;过程的具体内容。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种情况。 prahalad和doz(1987)在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跨国公司战略问题的研究中区别了两种战略变革的过程:公司危机引发的“迅速”、“剧烈”的变革过程;公司主动引发的缓慢的变革过程。后者是战略变革的基本过程,前者是后者的极端情况。他们通过考虑影响战略质量的因素,认为剧烈变革过程其效果不及缓慢变革过程。英国战略管理学教授johnson和scholes(1993)对此问题的观点是:组织中的战略变革是渐进式的,偶尔会出现一些转型式变革,由此认为战略变革的主导过程是渐进式过程,是因为战略变革主要是基于企业已有的行事方式或惯例所形成的“影响路径”或“影响环”上的一个社会系统而进行

三十年来高校治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in the nternal pressure within the gas.不断提高密封容器内气体的温度，会使气体的内压力不断增大。（形容词转译成副词） 机电类专业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英语文体，与非专 业英语文体相比，具有词义多、被动句多、词性转换多、非谓语动词多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是由专业文献的内容所决定的。因此，专业英语的翻译应注重一些技巧，如词义的选择、引申，词的搭配和词类转换等。需要指出的 是，专业英语翻译技巧很多，要掌握它们，还需要反复实 践，不断地摸索经验，在了解专业英语的特点的基础上，按照意思和逻辑关系，综合运用相应的翻译技巧，达到准确无误。参考文献： [1]武力，赵栓科.专业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2]魏羽.汉英专业翻译教程[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3]潘尔艳.论专业英语翻译的若干特点[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5，（3）：127-128. [4]张琦，杨诚先.现代机电专业英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7-9，41-43. [5]徐存善.机电专业英语[M].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1-12. !!!!!!!!!!!!!!!!!!!!!!!!!!!!!!!!!!!!!!!!!!!!!!!!! 2012 年 第·6期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Yuan Urban Vocational college 期 总第131期 Jun2012 [摘要]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架构，使高校治理制度变迁形成路径依赖的效应，其路径依赖 性表现为制度变迁的强制性、渐进性和滞后性。未来高校治理改革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必须基于 一个历史的初始条件和尊重历史的态度，既要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也要放眼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背景，不断引入新的增量因素，努力克服路径依赖的自我增强机制，使制度变迁方式由强制性向诱致性转化，逐步满足各高校主体的个性化需求，探索出一条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高校、社会三者分工合作、和谐共治的新型治理结构。 [关键词]高校治理；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046（2012）6-0007-03三十年来高校治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唐洁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潮州521041） 一、高校治理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 大学治理由公司治理的概念衍生而来。 在公司治理理论中， “股东治理”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最具代表性。 大学较之公司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大学治理的核心工作是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社会与大学、学 术共同体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政府集大学举办者、办学者和管理者于一身，社会力量难以介入。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 政治与教育体制改革的进展，大学治理也历经变迁。 （一）改革开放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发轫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简称《决定》）颁布，《决定》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拉开了新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创新的序幕。 《决定》 认为：“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强调“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 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 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 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积极性和能力” 。《决定》对于高校治理结构变迁的意义体现在调整两种关系上： 1.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把全部基础教育权责与高等教育部分权力下放，由地方政府承担，以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决定》指出：“实 行中央、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中央部门和地方办的高等学校要优先满足主办部门和地方培养人才的需要，同时要发挥潜力接受委托为其他 部门和单位培养学生，积极倡导部门、 地方之间联合办学”。如浙江省根据《决定》的精神，调整和改革高校领导管理制度：面向全国的高校，继续由中央有关部委和 国家教委主管；省直接举办的高校，由省政府领导、省教育委员会直接管理；面向市(地)的高等师范学校， 实行省、市(地)双重领导，以市为主管理；省级有关部门办的高校，由有关部门管理；由市(地)办的高等专科学校，由市(地)领导管理。实行这种领导管理体制后，调动了中心 城市、 省级部门和各地区的办学积极性，但也存在管理上7··

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及路径选择_周军

2011年第2期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2，2011 第38卷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Vol.38 （总第195期）（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General No.195 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及路径选择 周 军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乡村文化的变迁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程相伴而生。变迁过程中农民的主体人格、职业 意识、乡土意识都发生了转变，其原因主要是内源性文化危机与外缘性文化注入、文化异质性的增强、现代教育与大众传媒的普及等因素。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小城镇建设速度的加快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思路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 中国乡村；乡村文化；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1）02-0060-05〔收稿日期〕2010-10-22〔作者简介〕周 军（1969－），男，辽宁朝阳人，法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变迁及其建构问题研究”（项目 编号：10YJA710095）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不断发生变化，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真正开启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程。伴随着农民身份的不断转换以及农民流动性的增强，在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推动下，乡村文化主体的观念、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乡村文化形式、乡村文化结构设置、乡村文化载体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一、乡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 文化变迁是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现代化，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乡村文化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 1.计划经济引发的內源性文化危机是乡村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 文化作为社会基本样态的综合反映，具有非常稳定的自组织系统，在没有外来文化影响和外来文化注入的情况下，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的基 本文化价值体系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文化的自组织系统也会随社会的发展在自身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由于主导社会文化反映形式往往落后于社会发展，而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却会从自身内部产生出质疑、怀疑、批判原有文化模式的新文化因素，并与原有的自在的和自发的文化模式发生冲突，而引发文化的变迁。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封建文化思想被民族、科学、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所代替。建国初期中国面临异常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在经济上，我们采用了前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使传统乡村文化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控制。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僵化性弊端日益显现。 计划经济体制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强化，农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依然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国家依靠政权的力量对乡村社会实行全面 6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个文献综述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个文献综述 内容摘要：本文是对1990年代以来悄然发展起来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文章首先上溯了理论的源头，阐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凡勃伦在阐述“缘由累积”时所隐含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萌芽；接着文章介绍了理论的正式提出者诺斯等人的论点；继而，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坎贝尔和瑞哲罗的观点，从而描述了1990年代中期路径依赖理论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得到的深入发展；最后，文章介绍了对这一理论的实证检验成果。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文献综述 一、理论的萌芽：凡勃伦 路径依赖思想的提出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首先应归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根基是“缘由解释”（Causal Explanation）方法，“缘由”被认为是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由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1。运用在社会科学领域，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组织和复杂系统的演化都必然牵涉到变异（V ariation）机制、承袭（Inheritance）机制和选择（Selection）机制；在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下，当一个“复制体”（Replicating Entity）未能成功完全复制其自身时，达尔文进化（Darwinian Evolution）发生了。这一提法包含了三方面内容：（1）进化主体总是受承袭机制影响，其发展演变是以对自身的承袭为基础和立足点的；（2）受初始条件区别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变异不可避免；（3）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换言之，不同方向的变异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其存活的几率并不一样。这一作用过程适用于任何开放的演进系统。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探讨了将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引入社会、文化乃至思想领域的可能性。贝奇霍（Bagehot, 1872）探讨了承袭和自然选择机制在社会学领域的运用及人类知识和科学发展的自然选择效应；亚利山大和基德（Alexander & Kidd, 1892）探讨了伦理原则的自然选择效应；瑞奇（Ritchie, 1896）则将思想、习俗和制度的自然选择效应同个人和种群的自然选择效应做了区分2。而在经济学疆域内引入达尔文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整体演进范式，并成为路径依赖理论先驱的，则是凡勃伦。 凡勃伦接受了达尔文的缘由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方法不仅是生物学的准则，而且是哲学准则。凡勃伦（1919）指出，“任何演化科学都是……自足的理论，是过程的、关于缘由累积持续进程的理论。……这些非个人的缘由累积和效应将因其累积性特征而在惬当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大行其道”。“现代科学将（因达尔文缘由解释方法的引进而）成为一门关于持续演化的学问，呈现出自我持续、 1参见A. Wolfe, “Functional Economics”, In The Trend of Economics, edited by R. Tugwell, PP443-PP482,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24。缘由解释方法并不等同于决定论（Determinism），其间的区别参见Hodgson (2002), “Darwin, Veblen and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in Economic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转引自Hodgson (2003), “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 March, 2003。

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

2007年第7期 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3 门洪华 【内容提要】　观念变革是推动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条主脉络, 对中国而言有着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判断是中国观念变革的前提,而改革主义 和开放主义是中国观念变革的主线,经济主义、制度主义、地区主义、和谐主义构成了当前中国观 念变革的重要表现。观念变革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体现了国内外的战略性联结,其最终价 值在于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指向标和路线图。 【关键词】　中国;观念变革;现代化道路;战略 【作者简介】　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现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访问研究 员。(北京　邮编:100091)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07-0013-08 一　序　言 在国家的整体层面上,观念是一种软实力,观念变革更是一种软实力。①对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屡遭波折的国家而言,观念变革是中国软实力变化的一条主脉络。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观念变革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充满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交锋与渐进融通,且与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现代化进程等议题密切相关,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尤其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观念变革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先锋作用,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指向标和路线图。 中国的观念变革有着深厚的国内基础,同时也受到了国际环境的促动。翻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画卷,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样一种历史惯性:特定时期出现的重大变革均以观念变革为先导。长期的文化中心主义熏陶反而赋予了中国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即勇于接受异国文化和外来新鲜事物,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是几大古老文明中最后一个衰落、第一个实现重新崛起的国家。对中国而言,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愿望如此强烈,甚至出现过不顾一切拥抱外来文明、主张“全盘西化”以及盲目模仿苏联的 3本文系笔者主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项目“中国软实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采取枚举法来分析软实力,将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视为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参见Joseph S.Nye,J r.,“Soft Power,”Foreign Policy,Issue80,Fall1990,pp.153-171;Joseph S. Nye,J r.,“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 uar2 terly,Vol.105,No.2,1990,pp.177-192;Joseph S.Nye,J r.,B 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 ature of Am erican Po w er,pp.29-35。基于中国的实践,笔者认为软实力应包括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国际形象等要素,其中文化、观念、发展模式构成软实力的“内功”,国际形象构成软实力的“外功”,而国际制度联结并跨越二者,成为中国展示和建构软实力的主渠道。 — 3 1 — 　“软实力”比较研究

建国6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路径分析

建国6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路径分析Post By：2010-7-9 9:21:29 [只看该作者]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摘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减震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本文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分析工具，从制度的供求、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变迁的国家因素这三个视角全面探析了建国6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路径。同时，指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的问题，据此提出建立维系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稳续性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社会保障，历史变迁，新制度经济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以来，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与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相伴而生的制度模式，在自身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同时，对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反思、总结其间的经验与教训，无论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进步都是有益的。 一、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之路，经历了1949—1955年的创建时期、1955—1965年的调整时期、1966—1977年的“文革”时期、1978—1985年的重建时期、1986年至今的改革时期。 （一）社会保障制度创建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社会保险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1949年到1955年，一系列发展社会保险事业的政策措施开始制定施行，全国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和体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做出要在我国“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决定。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蓬勃开展，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背景下，1951年2月，由政务院公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工保险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前社会保险工作上“各行其是”的现象，该条例于1953年经政务院修正，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险的范围，并提高了某些社会保险的待遇标准。《劳保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社会保险的法规文件，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以及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国务院于1955年发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病假期间待遇等3个暂行办法，确立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退职的制度。从1951年《劳保条例》的制定试行，到1953年经过修改后的《劳保条例》的公布，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和病假期间生活待遇3个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保险体系基本建立，从此以后，我国社会保险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 （二）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时期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起来。为了与当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经济评论　2006年第2期ECONOMIC RE VIEW No 12　2006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Ξ 刘和旺 摘要: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经历了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到“制度变迁 的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诺思逐渐认识到他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差别及路径依赖现象的认知-制度-经济层面的传递机制,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该理论强调了政治过程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制度的非效率是历史的常态。 关键词:技术变迁　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　报酬递增 一、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探讨 路径依赖的经济学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大卫?保 罗(A.David Paul )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随后,谢林(Thomas C.Schelling ,1978)在《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一书中,又提出了“互动性行为”(interactive behavior )问题,他指出,经济结果严重依赖于行为发生时的秩序,因此,即使面临着更有利的选择,一些次优的结果可能非常流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大卫?保罗和阿瑟(W.B.Arthur )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 它才引起经济学界广泛的关注。保罗(1994)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 )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 向” (U.Witt ,1993)。阿瑟(1989)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中的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的关系上,并指出一种技术的市场份额不仅依赖于偏好和技术的可能性,而且还依赖于报酬递增而导致锁定效应(lock -in )的历史小事件。① 他认为,技术通过两种机制显示报酬递增:首先是用中学,技术被采用得越多,由此获得的经验越多,它们被改进得越多,从而被采用得越多;其次是网络外部性或协调外部性。历史小事 件和报酬递增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劣等技术占主导地位和锁定效应的发生。 诺思(D ouglass C.N orth )是从技术变迁领域引入路径依赖方法进行制度研究的第一人。继他之后,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研究十分活跃,例如Stark (1992)、Cam pbell (1991;1996;1997)、Hausner (1995)、G rief (1994;1997)、Piers on (2000;2004)、Caroline (2001)、青木昌彦(2001)和A.爱伦?斯密德(2004)等都参与了此项研究活动。他们大多认识到制度变迁(演化)受到制度遗产、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理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且试图解释或揭示制度变 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② 近年来,哈佛大学的皮尔森(P 1Piers on ,2004)的新著《时间进程中的政治学:历史、制度和社会分析》与诺思(2005)的新书《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都试图揭示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生成或传递机制,代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最新发展水平,引起了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 诺思作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领军人物,国内学者多热衷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诸如企业改革、诚信建设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姚洋(2002)、刘汉明(2003)、秦海(2004)和周业安(2005)等都注意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但是,对于诺思是如何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它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和评价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等问题,少有较为系统 4 6Ξ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我的导师顾海良教授的精心指导,笔者也感谢匿名评审人对论文初稿所提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当然对文中存在的问题,文责自负。

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变革之路径-最新资料

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变革之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媒体融合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和潮流，传统媒体的变革势在必行。作为传统媒体要充分借助互联网优势，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促进媒介资源、生产要素、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有效整合，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一、以先进技术为支撑，构建内容生产新模式 媒体融合无论是什么样的模式，最终目的都是要创造用户价值，让用户感受到传播内容的便捷性、及时性、真实性和趣味性。 媒体融合不但需要了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媒体人才，还需要一批精通融媒体产品设计、制作和应用开发的技术人才，在实现各环节全程互动、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创新方式方法和内容载体，在差异化、贴近性、针对性上下功夫，根据受众需求，对生产内容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以优质内容为核心竞争力，精心打造原创融媒体产品，满足用户知识需求、信息需求、情感需求、价值需求和人文需求等个性化需求。 “技术是相加的，内容是相融的”。优质的内容可以通过不同的技术载体和加工方式进行立体化、多元化的呈现。今年“两会”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央广主播朋友圈里都有啥？》《你央广主播王小艺的朋友圈又更新啦》等场景视频H5，

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朋友圈广泛传播。产品“王小艺的朋友圈”通过虚实结合的制作，做成了一个全屏、全景、浸入式的场景，后期加入了主播脚下的阴影，设计了主播点赞、飞桃心等动作特效。这种集合了广播的声音特点、视频和图片的可视特点、虚拟现实的场景特点的作品立即抓住了用户的眼球，将记者形象生动化，将新闻报道的形式人格化，拉近了受众和“两会”的距离。今年“两会”前夕，也推出了模拟增强现实（AR）技术动画视频《“剧透”2017年全国“两会”》，让一个个道具场景、动画人物跃然画面之上，犹如让观众亲手打开一个个播放盒子，引人入胜。 可以说，报道模式的不断创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与方法，在传媒环境每年都“变个脸”的当下，每一届奥运会，都引领着一次媒体报道变革，每次“打开方式”各有不同！2008年北京奥运会，博客渐起，除了官方报道，受众可以看到更多镜头、听到更多声音；2012年伦敦奥运会是微博火拼的时代，关于奥运会的各种段子、碎片化信息充斥着观众的眼球；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各大媒体普遍在新闻报道上着力创新，引领全新自媒体时代的发展。央视对里约奥运会的报道力求出新出彩，依托四大电视频道和央视网、央视新闻微博、微信一起呈现全方位、立体式的奥运会赛事报道。在里约奥运会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启用了中国广播云平台，充分发挥广播自身特色和新媒体特性，与全国广播电台开展合作，进行媒体融合报道，使听众能够

浅析日本主银行演变路径

浅析日本主银行演变路径 在日本的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主银行制度，主银行制是日本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一种惯例。一般认为主银行有以下特征：（1）主银行是客户企业的大股东，主银行一般不持有与自己没有业务或交易关系的企业的股份；（2）向客户企业提供系列贷款。主银行既向企业提供短期贷款，也提供长期贷款。虽然企业所需贷款并不一定全部都由主银行单独提供，但企业的大额贷款则是由主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组成的银团提供的，其中主银行的贷款份额最大，承担的贷款损失责任也更多。当企业不能如期归还贷款或者出现坏帐时，主银行要分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3）向客户企业派遣董事或经理。主银行向客户企业派遣人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正常情况下的人员派遣，以大股东的身份派遣董事或者经理到客户企业；二是在企业出现问题时，主银行派遣人员接管企业；（4）管理客户企业的结算帐户。主银行几乎都是所属企业的结算银行，由主银行负责企业的帐户管理、现金支付和结算。 日本的主银行制度与美国的银企制度截然不同。在美国，商业银行不能用非自有资金购买股票，企业也不能通过持股控制存款机构，这一传统被称之为银行与企业的“防火墙”制度。从历史上来看，在日本经济民主化时期，日本财阀企业之间的控制关系被拆散，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关系也被割断，而且日本还制定了严格的《禁止垄断法》，防止财阀企业再次聚集。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存在着形成美国“防火墙”制度的历史机遇，但结果却与盟军司令部的初衷大相径庭。 一、主银行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 日本金融体制和主银行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1927年银行危机后所建立的银行体制，二是战时的金融管制。在战后经济民主化过程中，金融业的改革目标有两个：一是形成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二是形成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隔离的制度。由于在解散控股企业时没有解散财阀银行，结果战前日本银行体制延续下来，再加上日本政府的保护政策，银行业没有形成类似美国的充分竞争的格局。另一方面，由于保留了财阀银行，为日本企业以产权方式重新结合以及主银行制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战前银行制度的形成

变迁路径分析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分析与民营经济融资困难我国渐进性改革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剧变的情况下,由财政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迅速变迁为国有银行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为了替代财政注资国企的功能,我国金融体制变迁过程的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具有严重的所有制偏好,加上与民营经济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制度供给约束处于弱小状态,使得目前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极不相称,大部分金融资源沉淀在低效的国有经济领域,民营经济陷入融资困境,整个金融体制变迁由于结构性的缺陷而陷入事实上的路径依赖,形成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制度锁定状态,因此需要相关的制度创新来矫正其路径偏差。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质 制度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是社会中个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涉及到社会、政治与经济行为。制度变迁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其根本原因在于某一特定时期某一制度出现了不均衡。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C·诺思对制度变迁做了大量研究,并系统地提出了制度变迁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所谓路径依赖即指在制度变迁中由于自增强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选择了某一条路径,它向既定方面发展的动力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路径依赖会产生两种情况: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路径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制度陷阱而不能自拔。路径依赖的扭转,往往要借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或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矫正路径偏差。路径依赖理论对于处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我国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整个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第一,初始的体制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成本,沿着原来的体制变化路径和观念的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第二,一种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现存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利益集团,他们对这种制度(或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变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有体制更有效率;第三,作为第一行动集团的政府,由于实现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政府主体的行为目标和偏好结构倾向于政治支持最大化,作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会因为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而陷入低效锁定状态。因此,根据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针对由于初始条件和选择路径的影响,对于由于前期改革不规范,改革措施不彻底而出现的路径偏差,要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消除低效制度路径依赖的自增强机制,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杨芳 （）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 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

渠道运营管理模式变革路径

渠道运营管理模式变革路径 路径一：明确渠道业态定位，确立核心优质渠道，优化渠道结构每逢渠道转型风口浪尖，必提加快渠道转型之类话题，紧接着就要先完善渠道体系。注意，这样的要求和提法太笼统了，因为要解释清楚什么才是完善渠道体系？是构建更多聚类市场渠道类别？还是深化原有渠道功能？又或者重新定位部分渠道？ 实体零售渠道布局在市场当中，面对客户群差异，渠道功能定位必定有所不同，渠道业态形成是供应方与需求方一拍即合的结果呈现。商圈、城区街道、社区、城乡结合部、乡镇的客群需求特征相对明显，各业态渠道就可以对应满足。有种观念认为，渠道业态最好不要太明确，否则灵活性不够，不利于渠道日常运营。这里明显存在两个问题：一则由于店面经营压力过大导致运营必须灵活度高才能生存，不需要所谓“条条框框”；另外为何经营出现问题，除去店面运

营不利因素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在区域内确定优质渠道，造成渠道数量太多，各个市场份额显得过少，各自最多维持基本生存。 路径二：确立自建渠道与合作渠道的盈利模式，持续提升盈利能力渠道终端网点的基本盈利模式：吸引更多的人流量转化为客流量，把握更多客流量转化为营销机会，通过网点运营各要素不断释放的效能将营销机会转化为业绩结果，同时实施必要合理的固定成本和运营成本管理，实现最终盈利。自建和合作渠道对盈利模式的确立是有区别的。从收入项来看，一般来讲自建渠道可调配的人力资源和相应支撑明显好于合作渠道，就决定运营效能释放程度，有强有弱；从成本支出项来看，自建和合作网点的商品采购渠道的不同导致成本差异或大或小，这指的是运营成本。固定成本支出中人工和房租就更为明显，合作渠道在这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自建渠道由于运营商承担，

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的成本——郭磊

路径依赖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成本分析 郭磊磊 （商洛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摘要：中国采取渐进型经济体制变迁路径，以较小的初始成本实现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但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后改革时期处于攻坚阶段，原有制度改革的不彻底造成一些区域进入锁定状态，本文分析原因并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渐进型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制度变迁成本 Abstract: The path of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hat chinese adopts achieved the change from Planned economics system to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ith smaller cost. This paper analyze reason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conomics system uncompletely reforms caused some regional enter locked with economic system . Key words: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Path dependence Institutional-change cost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0年了。我们有许多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和反思，以利于今后的改革更加顺利和低成本。 1 问题的提出 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制度作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不亚于市场。而制度对一国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两者之间的强制性。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通过发生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来影响制度变迁的成本，两者间此消彼长具体就表现在制度均衡——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一系列法律、政策等正式规则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变迁，而且包括行为规则、习俗、传统道德在内的非正式规则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正式规则的变迁是显性的，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