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中国的影响

斯大林对中国的影响

摘要：斯大林，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30年的领袖，领导苏联取得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其“斯大林模式”让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强国，第一次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促进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同资本主义阵营分庭抗礼。本文回顾了斯大林从大革命时期至解放战争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分析了“斯大林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最后进行了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

关键词：斯大林“斯大林模式”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苏联重要的领导人，领导苏联30年之久，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对二十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领导苏联党和人民，顶住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在苏联一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提供了模范，其领导的苏联和盟军共同击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推动了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战后他扶植了东方集团，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峙。

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探索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贡献。苏联在他当领导人的30多年期间内形成了独特的“斯大林模式”，在短时间内，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战后又迅速恢复经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虽然他实行的农业集体化和大规模工业化，虽然曾造成了大饥荒，却成功把苏联建造成一个工业和军事大国。在后期的“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实行集权统治，个人专权，在党内斗争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批共产党人遭镇压。此外斯大林凭借大国大党的地位，树立自我中心，对外发号施令，推行大国主义，实质是谋求霸权。之所以造成这些错误，有历史条件的原因，有管理体制的原因，也有个人素质的原因。

但是总体来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对我们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影响深远。让我们回顾一下大革命时期至1953年斯大林病逝及病逝后其“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大革命时期

斯大林有一个著名论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启示很大：“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条论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的依据，也成为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理论的基本依据。

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指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大军。斯大林一开始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中国夺取政权。陈独秀在苏联的指导下，采取了右倾保守主义路线，放弃了武装力量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国内革命时期

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斯大林认为：在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了反革命阵营以后，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就只有农民和城市贫民了。斯大林的这种观点误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了革命的对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被认为“脱离革命”而排除在同盟军之外。中共“六大”决议接受斯大林的理论，在革命对象的问题上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提。从此在我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路线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有极大的危害性，引发了党内的两条路线激烈斗争。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的客观现状，极力主张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强调中国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斗争，把十月革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加以教条化和凝固化，把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出发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视为异端。在这段时期内，斯大林甚至怀疑毛泽东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排挤，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被剥夺，直到遵义会议后，才结束了“左”倾路线的影响，恢复了毛泽东在军内党内的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

在中国抗日战争前，斯大林对中国有明确的观念，他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高度上，很清晰的将中国划为反法西斯阵营成员国之一，他为了将全部精力用在反击德国侵略军的同时，并希望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起到牵制作用，并对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指示：“联蒋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明确表态不主张杀蒋介石，主张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战”，“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尊重斯大林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西安事变”许多方面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毛泽东将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重要领导人派到西安，积极协调各方，使“西安事变”达到和解，释放了蒋介石，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打开了全面抗战的新局面。

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斯大林鼓励蒋介石将国民党军队投入抗日的正面战场，并派出苏联红军飞行员协同作战，同时要求共产党积极参与抗战，使中国真正能够牵制住日本军队，这样苏联可以调动大量军队反击德国法西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与德国法西斯展开了生死大搏斗，最终斯大林指挥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侵略军，取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然后斯大林回过头来，又指挥苏联红军，向中国的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的进攻，并使“关东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的抗战也在苏联红军的大力协助下，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日本政府只好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解放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组建联合政府，和平共处。一条是打内战。历史表明，蒋介石没有一丝一毫和共产党商量的打算，只考虑怎样以武力手段消灭共产党，而“双十协定”也只是蒋介石用做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烟雾弹。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作出了一个很不明智的举动，斯大林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现在看来斯大林是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在蒋介石看来，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谈判，那么正好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如果来谈，他们也可以利用时间，作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而且，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给毛泽东。内容很明确：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并且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

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你到重庆去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国负责。毛泽东经过左右权衡，决定飞往重庆。于是就有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握手。

毛泽东对斯大林强迫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内心是不认同的，但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还违心地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

当解放战争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斯大林认为中共应与国民党“划江分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向解放军发出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过长江，终于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将国民党残兵败将赶出中国大陆。

历史证明，斯大林一方面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另一方面受制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国民政府过于妥协，对解放战争保守不坚定。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内形势的正确把握，领导共产党坚持原则，决不放弃武装斗争，决不放弃根据地建设，才有效地捍卫了共产党在当时中国的历史地位，并领导了中国人民赢得了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很快，斯大林就发来电报，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反应之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更是空前的。

不久之后，就有了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1949年12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后不久，百废待兴，毛泽东第一次离开这块生他养他造就他的土地远赴苏联进行访问，与斯大林就两党之间相互关心的普遍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在中国方面的努力下，双方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会谈达到了一致，取得了应有的成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得了访苏成功的效果。

但是，苏联真的是全无二心的帮助我们经济建设吗？其实不然，在很多方面，苏联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比如苏联专家的问题，苏方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苏方审理和处理。他们这样做是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管，旅顺口要做苏联海军基地，斯大林曾同我们签订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也步其后尘了。

还是那句话，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斯大林逝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病在莫斯科去逝。

毛泽东对苏联发去了唁电，他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

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同时，从3月7日至3月9日全国下半旗志哀，这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为一个外国人举行这样的活动，在中国还是史无前例的。周恩来去苏联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

“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尽管斯大林已经逝世，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其“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斯大林模式”，是指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体制的统称。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

工业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实施高速工业化路线，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农业方面实行全盘集体化，忽视人民生活急需的轻工业和农业。

经济体制上表现为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实行包容一切的行政指令性计划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资源绝对垄断，忽视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斯大林模式”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绝对控制。

文化体制上表现为绝对的统一意志，思想上表现为搞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对外政策方面表现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斯大林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曾发挥过巨大作用，斯大林靠它把苏联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着手恢复国民经济，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早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就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进行了设想，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说明我国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式认识得很透彻，认清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但是随着与苏联关系日益密切，加上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共党内冒进情绪渐渐抬头，认为可以照搬“斯大林模式”，而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激烈对峙也亟需中国领导人表明立场，以此作为获取苏联援助的砝码。苏联毕竟在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时期发展起来了，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使人觉得它的模式好像有点道理

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政策很大程度上模仿和复制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期间我们党按步骤、分阶段的“化私为公”，三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

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建立起来。这种体制建立了新中国工业格局，然而，农业和手工业一直未取得较大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升。相反大规模不协调的工业致使资源严重浪费，环境受极大破坏，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政治的高度集中使得党和人民的生活缺乏民主，政治领域中的官僚主义，领袖崇拜之风

盛行，“无产阶级专政成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的个人专制”，这也直接导致了文革十年动乱，使国家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动乱使党中央认识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符合中国实际国情，深刻认识到其危害，并进行整顿。重新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么一个连发源国都没有搞清楚的模式是必须摒弃的！

正是在邓小平的英明决策下，我们国家才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设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积极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使中国人民从国家的发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生活与福利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我们的国家才焕发了勃勃生机。

总结

斯大林作为苏联30年的领袖，在任期间，对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革命，我们应该肯定斯大林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作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希望世界各国革命都能向前发展，但是斯大林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太少，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脱离了实际，导致了负面影响的发生。后来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从思想理论上，矫正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正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领到我们走向革命胜利。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及其领导集体创立的“斯大林模式”让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这条长征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斯大林模式”在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工业基础的形成、国防战线的巩固等方面，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它严重削弱了农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人民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也造成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盛行，难以防止官僚主义和国家机构的官僚化，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也得不到充分保障，在这些方面，“斯大林模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我们相信中国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开拓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纷乱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立稳脚跟，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最终理想：共产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1]《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与斯大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