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拯救公共电视
１９５１年，弗里德?汉诺克（Ｆｒｉｅｄａ Ｈｅｎｎｏｃｋ）说服
她的同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ＦＣＣ）的委员们保留
２０９个频道作为教育用途，那也是美国公共电视服务的起
点。当时商业电视已经存在——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商
业电视早于公共电视的国家。这一情况使得我们的公共电
视的发展面临一定的劣势，但是一批充满智慧且坚持不懈
的人们却对它充满希望，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全美社区
开办公共电视。休斯顿和东兰辛是最早的试点，然后扩展
到匹兹堡、麦迪逊、旧金山，直至１９６３年落户于洛杉矶。
詹姆斯?里德斯?洛珀（Ｊａｍｅ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Ｌｏｐｅｒ）是这批
先驱当中的佼佼者，而他名字中的Ｌｅａｄｅｒ似乎也预示着他
将取得的成功。
拉里?格罗斯曼（Ｌａｒｒｙ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接替哈特福
德?古恩（Ｈａｒｔｆｏｒｄ Ｇｕｎｎ）成为了ＰＢＳ（美国公共电
视网）的主席，他认为吉姆（Ｊｉｍ，即Ｊａｍｅ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Ｌｏｐｅｒ）是美国公共广播最精明的节目制作人之一。吉姆
曾经在洛杉矶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超高频电视台，这个电视
台因其播出的精良节目而闻名于世，例如好莱坞影视剧
场和美国剧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堪称传奇的节目，像
《声援者》（Ｔｈ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ＷＧＢＨ）、《美丽的阿默
斯特》（Ｔｈｅ Ｂｅｌｌｅ ｏｆ Ａｍｈｅｒｓｔ，由威廉?鲁斯表演）、
《宇宙》（Ｃｏｓｍｏｓ，公共电视史上最受关注的节目之
一），和斯蒂夫?艾伦（Ｓｔｅｖｅ Ａｌｌｅｎ）的《头脑会议》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ｎｄｓ），斯蒂夫认为这档节目是最令其感
到骄傲的成就，上述这些都是洛珀所留遗产的一部分。
新的几代人都沿着吉姆（Ｊｉｍ）的足迹，继续生产着
优质的节目，包括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从《罗杰斯先生
的邻居》（Ｍｉｓｔｅｒ Ｒｏｇｅｒ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芝麻街》
（Ｓｅｓａｍｅ Ｓｔｒｅｅｔ）、《阅读彩虹》（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ａｉｎｂｏｗ）
开始，儿童节目已经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例如《克利
怎样拯救公共电视？
文/[美] 玛丽·G·F·彼特曼 编译/王子轩
福》（Ｃｌｉｆｆｏｒｄ）、《阿瑟》（Ａｒｔｈｕｒ）、《狮子之间》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ｏｎｓ狮子之间）、《玛雅和米盖儿》
（Ｍａｙａ ａｎｄ Ｍｉｇｕｅｌ），以及《这是个大大世界》（Ｉｔ＇ｓ ａ
Ｂｉｇ，Ｂｉｇ Ｗｏｒｌｄ）。家长继续让孩子看公共电视，把它当
作安全的避风港，老师们也是它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不仅
仅利用电视节目，而且把有关课程指南、书目资料和教育
游戏等内容也融合进去。一些标志性的系列节目依然在持
续更新中，他们也被认为是美国真正的王牌节目，像《新
星》（Ｎｏｖａ）、《伟大表演》（Ｇｒｅａ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美国历史》（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自然》
（Ｎａｔｕｒｅ）、《吉姆莱赫的新闻时间》（Ｔｈｅ ＮｅｗｓＨｏｕｒ
ｗｉｔｈ Ｊｉｍ Ｌｅｈｒｅｒ）以及《前线》（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一些特别节目，包括来自比尔?莫耶斯（Ｂｉｌｌ
Ｍｏｙｅｒｓ）的《濒临死亡》（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Ｄｙｉｎｇ）和《成
为美国人之中国人经历篇》（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还有肯?伯恩斯（Ｋｅｎ Ｂｕｒｎｓ）的
关于内战、棒球、爵士，连同双城公共电视（Ｔｗ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的《遗忘：一幅老年痴呆症的肖像》
（Ｔｈｅ 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ａ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观点》
（Ｐ．Ｏ．Ｖ．）和《独立的镜头》（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ｅｎｓ），他
们都使民众听到了新鲜的声音，给ＰＢＳ的节目阵容带来了
新的意义。ＰＢＳ的节目继续获得无数的艾美奖，更重要的
是，它赢得了美国民众的信任和信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
示，ＰＢＳ成为最受信任的国家机构，更甚于国会、联邦政
府、法院和全国性的报纸。事实上，早在１９７９年，“第二
卡耐基委员会”（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便
在它的报告中预言了这一“公信力”。
随着技术的创新，公共电视从业者也在不断进步，
而且比起那些商业性质的同行，它更关心这些技术的前
景。历史上公共电视的先驱们建立超高频频道，把真实的
生活融入其中；和老师们一起为要在全美课堂上使用的电视节目资料的做准备；他们还开发专门为听障人士准备的字幕。如今的公共电视从业者遵循了以往的传统，他们先于商业电视通过卫星联网、铺设陆地线路连接众多的公共电视台。另外他们将互联网作为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教育平台，开发了ｐｂｓ．ｏｒｇ，这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ＯＲＧ网络之一。在联邦政府授权却没有给予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公共电视从业者花费了近２０亿美元完成了从模拟信号系统到数字信号系统的转变，并成立了首个全数字频道，专门用于高清电视的播放，这一发展速度比许多商业性质的同行快了不少。
公共电视从业者看到了数字技术的巨大潜力，并于最近参加了一个名为“数字化未来倡议”（ＤＦＩ）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麦克阿瑟基金会和ＰＢＳ的支持，并由詹姆士?巴克斯代尔（Ｊａｍｅｓ Ｂａｒｋｓｄａｌｅ，前Ｎｅｔｓｃａｐｅ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里德?汉德特（Ｒｅｅｄ Ｈｕｎｄｔ，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联合主持。ＤＦＩ研究小组相信，如果今天的公共广播公司能成功适应市场越来越零散的现实，成功适应观众对于节目的期望——对于节目内容的需求和播放平台或设备的需要，同时又拥有足够的资源，那么“增强公共服务的潜力”在某些领域是“巨大的”，如教育、公民参与、应急准备等。
但是考虑到组织架构和管理的问题，仍然有一些挑战摆在面前。在ＰＢＳ成员中，我们已经有１６９家公共电视持牌机构，在全国各地经营着３４８个台。无论是授权给社会团体、大学、校董会，还是一个州，每家机构都是一个独立的实体，都有自己的董事局、管理层、战略计划、广播时间表、“文化”、产品价目表和本地营销。每一家机构都与其所处群落发展了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有其自己的公共服务记录，包括失败与成功纪录。美国以个人主义著称，公共广播就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
然而随着１９６７年《公共广播法》的出台，各公共电视台联合起来建立了公共电视网（ＰＢＳ），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完成他们单独无法完成的事情。ＰＢＳ的建立是为了规范各台之间的联系和节目销售，以及其它一些能够增加成员利益的服务，包括本地和全国性的。尽管有像ＡＰＴ和ＮＥＴＡ这样的其它节目供应商，ＰＢＳ仍旧对自身的片库和一些试播的新节目编制了一个全国节目表，其中后者主要来自于一小部分成员电视台，并且选择独立制片。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机构，创建于１９８０年的美国公共电视台协会（ＡＰＴＳ）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产物。
有时会被问到，ＰＢＳ是一个媒体组织还是一个会员组织？它是主要注重自己的目标，还是推动成员电视台的目标？它有帮助其中的一个台超过另一些成员吗？为了缓解长期存在于地方与全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为了区分这个看上去有些复杂的组织，主要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的持牌机构：州网络（２０）；大学（５６）；较小电视台（６），这一般是校董会或者市政当局持有；以及一些主要市场（８７），这些主要由社区持有。拥有相同类型牌照的电视台看待世界的视角也大致相同，同时还可以分享那些有实际影响力并且可靠的经验。有的地区市场有多家电视台，那些非主流的电视台正在探索如何把自己与该地区的主流电视台区分开。在公共电视台覆盖范围内，有超过２０个市场有重叠的电视台，这包括在洛杉矶和旧金山，每一个市场都有四家ＰＢＳ成员电视台。最后形成了一个以团体组织联盟（ＡＧＣ）而闻名的综合小组，它有助于协调成员之间的工作及互相配合，这被很多人认为是最有效的和最广泛的协调机制。有些人抱怨说，不同的持牌电视台有不同的议程和各自优先考虑的事项，彼此之间互不买账，于是不得不每一次都在自己的主播台上保护各自的利益，这对代议制民主的治理方式造成了负面影响。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公共电视是被一个节目偶然打断的一系列会议。当一个人看到公共电视节目表上的会议日程时，便会会心一笑了。
生活在一个民主时代，我们理应感到骄傲，没有什么能够比畅所欲言和利益集团多样化更好的了。不过有时候必须着眼于某些共同的重要的东西，某些有利于美国民众的东西，以及弄清楚谁在为他们说话，我们如何能够以一种智慧的、经济的和负责任的方式从事我们的工作。对于听众和投资人而言，不管他们是个人、基金会、公司、州政府，或者美国国会，现存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声音模糊了他们对于公共电视的印象。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ＣＰＢ）由国会成立，起着稽核和政治隔热板的作用。（比尔?莫耶斯和亚利桑那州公共电视执行长官杰克?帕里斯都抱怨在２００５年的《电视季刊》秋季号中，前ＣＰＢ主席对于ＰＢＳ编辑完整性的妥协）。最近的一个不低于《洛杉矶时报》权威性的声音出现了一篇关于ＣＰＢ的新主席新闻——“公共广播遇到新老板”——而这也导致和加重了相当大的混乱。无论是ＣＰＢ主席还是ＣＰＢ本身都没有持有广播许可证，也不能经营任何电视台或是生产和销售任何节目。公共电视老板怎样领导美国公共电视网和全国公共电台？有些人会说，其实根本没有公共电视主席或者老板，或者换句话说，有多少致力于公共电视的电视台和机构，就有多少公共电视老板。接下来，我们需要以一种更有效的公共电视系统的组织方式去开发地方或是国家公共电视的巨大价值，这种方式应该有助于全美公共电视服务区的利益最大化。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公共电视的开始并非一帆风顺，它从来没有稳定、可预见或是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第二卡耐基委员会”在１９７９年便指出了公共电视资金不足的问题，委员会曾建议建立公共电信信托和资助服务计划，不过这一合理的建议被忽视了。在世界上，除了美国的公共电视系统以外，没有任何一家媒体采用拜占庭式的方式运营。在美国，公共电视系统的资金来源于国会（约占公共电视收入的１４％，或者每个公民１．３美元）、州政府和地方当局、大学、基金会、公司承购人、拍卖和抽奖所得，以及个人的捐款，包括那些来自系统成员和主要
捐助者。试想一下，如果投入到公共电视当中的资金按德国的人均８５美元算，或者英国的人均８３美元，日本的人均４９美元，或者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人均２８美元算的话，我们的公共电视服务商会怎么办。
很遗憾的是，每隔几年在华盛顿，就会有一些人对这样那样的公共电视节目或是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感到失望，于是削减对于公共电视的资金投入便会被提上议案。随着国家赤字的增长和海湾地区的需要，对于伊拉克战争没有什么好说的，有的国会议员希望取消所有将来对于公共电视的拨款，要利用这笔钱用于海啸后的救灾和重建项目，而此时公共电视正因为可以在受影响的地区提供最可靠安全的网络而享受欢呼。事实上，在公共电视方面，联邦政府的投资获得相当有吸引力的回报。ＣＰＢ管理的联邦基金已经得到了相当于年投资额六倍的回报，这些投资来源于当地政府资源、企业和慈善事业（包括基金会和个人）。
这可能正是个时候，联邦政府对于公共电视的投资被看作是一项独特的明智的抉择。一项不错的提案或许可以促使联邦政府调出更多的拨款，允许公共电视去改进和扩大它的在教育、公民参与、文化活动领域的服务：促进尽早和持续的学习兴趣，以减少我们超过３０％的中学辍学率，并且帮助５０００万１６岁以上的半文盲和那些甚至无法填写工作申请表的美国人，在本地或更大的区域内提升公民的责任感，鼓励参加选举投票和其他形式的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完善的机构和平台来促进美国人对于公民辩论的兴趣；促进个人的创造力，向美国人介绍艺术的力量和令人振奋的人类精神；如果有人不认同，并不影响鼓励宽容不同的、试验性的新事物。
在公共电视的财务结构中，如今联邦政府的资金显得比以往更重要。在过去１５年中，非联邦政府的资金小幅增加（约为３％），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已经用来进行数字转换。州政府的资金在下降；企业资金还没有回到２０００年的最高点；基金会虽然比较强大，但是提供的资金有所限制；个人捐增也没有增加，在一些市场甚至有所下降，尽管政治献金有增加的迹象。
如果不能增加联邦政府对于公共电视的资金支持，而至少又要保持现有的规模，那么所有产业的从业人员就会寄希望于基金会和政治捐献团体把资金用在一些更有意义的地方。为此，ＰＢＳ董事会最近设立了ＰＢＳ基金，这样便提供了一个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寻求，促进和接收特别捐赠”。基金会将与成员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协作，以此来推动公共电视议程，特别是节目计划。
事实上公共电视也存在投诉现象，其中一个因素是我们的不少节目太陈旧——只有婴儿和上了年纪的人才有兴趣。缺乏资源已经使美国公共电视趋于存在一种永远的青春期的境况中。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寻找资金，增加一些充满活力的、新鲜的内容，带来新的声音、新的构思，并且反映新的情感，从而吸引到更多、更年轻、更多样的观众。我们需要立刻投资一大批在６０英寸等离子屏幕上也能把内容做得像在网络与掌上纳米播放器上那么轻松的制作人。
仅仅几个月的运作，ＰＢＳ基金会已经收到了一些重要的捐赠：其中一份来自于麦克阿瑟基金会以承担数字化未来倡议的工作；来自于福特基金会的五年资助以支持新的数字技术项目和ＰＢＳ基金会；奈特基金会的捐款用于支持“公共广场”，这是一项用于地方和全国性的公共事务，以及公民参与的数字服务。
我们必须寻求某些政治捐献社团的资助，他们重视教育、文化和公民权，同时认识到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无畏的和完全独立的公共电视系统是何等的重要。那些有自由和能力致力于大型项目的个人捐助者，可能被鼓励去支持新的项目或者去包销一些有价值的项目，释放电视台的基金去发展新的内容。这些贡献将成为捐助者给国家留下的遗产。
从《公共广播法》签署以来，已经将近４０年，至今已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在美国公共电视有一个规模宏大、信誉良好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工作描述”和卓越的成就为它赢得了“公众信任”和“人民的事业”的美名。除了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和社区成员得益于其教学节目，或是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有超过８０００万的民众利用过它提供的资源。现在我们的责任建立在这些成就之上。我们必须理顺我们的管理，这将需要一些开放的思想，并在我们众多的公共电视机构的同事关系之间注入信任；我们必须找到对于节目规划充分的支持——这些节目规划对所有美国人来说，应该能够增加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和公民参与的程度，并且提升他们作为人类个体的尊严。（译自美国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６）
作者系ＰＢＳ主席、贝尔纳?奥谢尔基金会主席和旧金山ＫＱＥＤ前主席、夏威夷公共广播事务管理局理事
译者王子轩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电视新闻专业２００８级硕士生
责任编辑：黄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