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管理哲学
浅谈中国管理哲学
前言：中国管理哲学是目前中国管理学界中比较热门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立足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对中国管理哲学的看法，利用文献综述的形式写出对中国管理哲学理论部分的思考，又利用“球迷”对足球的深刻认识，添加了足球中反应管理哲学的例子，从而对中国管理哲学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关键字：中国管理哲学，中庸，足球
所谓中国管理哲学，是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用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来统帅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学。伴随着中国式管理的提出和应用，中国管理哲学也被中国的学术界和企业界热烈探讨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葛荣晋提出在研究中国管理哲学需要首先解决中国管理哲学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如何科学构建中国管理哲学三个问题。根据他的思路我们也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解决掉这三个问题，再来更进一步看中国管理哲学。
首先是管理哲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即对管理本质的理解，管理学源自西方，西方人比较崇尚科学管理，认为“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侧重于如何管别人。而中国管理强调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诸子百家也对管理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的科学。这一点上是中国管理与西方管理的本质不同，也是中西方管理哲学对象的本质不同所在，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式的以人为本的以修身为起点的管理学。
在实践中，所有涉及人的管理行为都比仅仅针对组织、流程的管理要复杂的多，要艺术的多。人是感性与理性的复合物，人的心理和情感对人的行为有着巨大影响，针对人的管理一定要注意“安人”，否则，管理的结果将是无效和失败。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两次足球队“将帅失和”的实例中可见一斑。2005年5月，刚刚上任几个月的甲A深圳足球队主教练迟尚斌“下课”，迟尚斌曾经是带领大连队豪取10连冠的功勋教头，执教专业水平无可厚非，而深圳队是卫冕冠军，2004年亚冠联赛8强，实力非同一般。可是迟尚斌执教深圳队却遭遇了巨大的失败，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迟尚斌没有协调好与球员的关系，与球队的“大佬”李玮峰严重对立。迟尚斌的行事风格是强势、严格，这一点对球员管理固然效率很高，可是过犹不及，在一系列的事件中迟尚斌的武断、独裁、严苛严重地伤害了球员的感情，球员们内心的委屈、不满日益加深，渐渐地与他走向对立面。于是，在深圳队比赛中“将士不用命，焉能不败？”2010年6月南非世界杯，德国世界杯亚军法国队给全世界奉献了一步经典的闹剧“一地鸡毛”，法国队中不乏里贝里、亨利、纳斯里、古尔库夫这样的世界足坛“顶尖高手”，
球队的各项配套体制也完善优越。可是，主教练多梅内克对球员的区别对待，导致了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球员们的不满，也影响了球员们之间的关系，切尔西“锋煞”阿内尔卡甚至辱骂主教练多梅内克，并主动申请把自己“永久性开除国家队”。最终，法国队全队上下离心离德，小组赛一平两负，傲慢的法国人只能接受伤心的出局，而多梅内克也被布兰科“改朝换代”。在针对人的管理中，管理者“安人”的同时要注意自己的“修身”，就如朱镕基总理所说：“为人要正，正人先正己”。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迟尚斌带着自己的弟弟去深圳队，多梅内克把戈武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这样带上“有色眼镜”看球员，必然只会看到各种颜色的抗议的拳头。
其次是中国管理哲学研究范围的问题。西方崇尚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刚性管理，日本喜欢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中国人自古喜欢中庸之道，不爱走极端，因此中国的管理哲学也一样，除了法家的“法、术、势”三结合的刚性管理之外，也包涵了很多柔性管理的因素在里面。正如中国管理哲学在强调“修身”的自我管理的同时，也不忽视对“治人”的管理模式和手段的探讨。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在“有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三种主要管理手段：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军”的智慧性管理。在“无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无为”的不同诠释，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推德”的无为而治；三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术”的无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为代表的黄老式的“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如此看来中国的管理包涵了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的特点，并将其揉碎提炼，结合中国长久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相对西方与日本来讲相对中庸一些，也正是因为中庸导致其研究范围比较广泛。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用心，又不能太出格。实际管理中，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凡事既不能不用力又不能用力过猛。例如：英格兰足球队球星众多，实力不可谓不强，可是近年来每次征战世界杯都铩羽而归，杰拉德、鲁尼们一到国家队就发挥不出在俱乐部的水平，对此很多球迷认为“他们在俱乐部踢不好球会没饭吃，在国家队踢不好球又有什么损失呢？”虽然，这话未免有失偏颇，但是，看看每次英格兰队征战世界杯时球场看台上那些“五彩缤纷的太太团”，英格兰的球员们真的在球场上每时每刻都拼命地捍卫祖国的荣誉吗？再如：2007年年初，中国女足征战阿尔加夫杯惨败，诚然受困于中国足球的大形势，当时女足的实力并不强，可是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发挥失常。赛前的备战中，女足领队——“伟大的中国足协”中层干部李飞宇，越俎代庖地制定了所谓的严格管理规定：禁止球员上网聊天、闲逛，封闭式集训，军事化管理，结果这样严厉的措施把铿锵玫瑰打造成了枯萎的花。联想备战2008年奥运会时的中国国奥队，这支球队的大多数年轻球员来源于2005年参加世青赛的中国国青队，那只德国人克劳琛带领的国青队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颗光辉绚烂的流星，在许多球迷的心中，那支队伍简直就是一个“传说”。但是，经过三年中国足协领导下的“奥运先行”理念的管理，在足协的巨大投入下，经过无数次中国特色的赛前动员会、视频教育会、集训拉练，这些当年打出行云流水进攻的小伙子们，在奥运会上只让人记住了“少林功夫”和“谢亚龙下课”。实际中
管理要有度，国家队也好，国奥队也罢，都不能畸形地发展，为了国家队的成绩，不管联赛；为了眼前的利益，忽视青训后备力量的储备，这样发展中国足球难有出头之日。
第三是如何科学地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问题。上面两点的分析已经证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管理有非常鲜明的自身特点，特别是发展到如今的中国式管理学也已经印证了这一点。无论是在“无为而治”还是“有为而治”模式中，中庸之道在中国的管理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学习西方的刚性管理和日本的柔性管理是必要的，但是把他们的企业管理思想和具体制度不加分析地移植过来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此国外的管理模式不能成为中国管理模式的模具，而只能作为中国管理哲学发展的一个参照系。而其根基仍然应该是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思想，其土壤显然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的中国管理哲学才是科学的。但是中国企业仍处于探索前行阶段，中国的管理也属于刚刚起步的层次，现在提出的要构建中国管理哲学难免显得土壤不够肥沃，即使能够提出也不能够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综合创新是中国构建管理哲学的必由之路。
掩卷思考中国足球的管理，是采用“举国体制”下中国足协的集中管理，还是商业运作下的全盘职业化？中国足协，是事必躬亲，还是不闻不问？我想中国足协坚持“举国体制”并不是一文不值，关键在于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例如：对中超联赛只做宏观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放权和帮助俱乐部自己培养配套体系；对国家队不要只看重当前的出线、冠军，全力建立基层足球学校、青训基地，学习欧洲、南美先进的足球体系，要改变群众对中国足球“脏乱差”的印象，引导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实际上，联赛和俱乐部的发展，对国家足球青训后备人才的培养是最重要的，就像西班牙有拉马西亚和巴尔德拜巴斯、法国有克莱枫丹一样，中国足协有义务采取一切手段帮助联赛和俱乐部的发展，这比单纯的重视国家队对国家的足球事业发展更有利。但是，直到现在中国足协依然坚持着集中管理和国家队高于一切，官员们的急功近利难道是“天性”？因此，我认为，中国足球中管理也应当遵循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思想，西方的足球管理体制不会完全适应中国土壤，中国足球发展，还需要管理层在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传统思想，走上综合创新的足球管理之路。
结语：由于书写时间紧迫，而且论文的理论部分和实例部分由两个人分别完成，导致论文在连接上有些许不足。但是在这论文书写过程中，我们首先认识到了中国管理哲学的独特之处，也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对中国足球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最终结论也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出：中国构建管理哲学，综合创新是必由之路。
浅谈中国管理哲学
浅谈中国管理哲学 前言：中国管理哲学是目前中国管理学界中比较热门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立足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对中国管理哲学的看法，利用文献综述的形式写出对中国管理哲学理论部分的思考，又利用“球迷”对足球的深刻认识，添加了足球中反应管理哲学的例子，从而对中国管理哲学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关键字：中国管理哲学，中庸，足球 所谓中国管理哲学，是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用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来统帅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学。伴随着中国式管理的提出和应用，中国管理哲学也被中国的学术界和企业界热烈探讨起来。 首先是管理哲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即对管理本质的理解，管理学源自西方，西方人比较崇尚科学管理，认为“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侧重于如何管别人。而中国管理强调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诸子百家也对管理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的科学。这一点上是中国管理与西方管理的本质不同，也是中西方管理哲学对象的本质不同所在，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式的以人为本的以修身为起点的管理学。 人是感性与理性的复合物，人的心理和情感对人的行为有着巨大影响，针对人的管理一定要注意“安人”，否则，管理的结果将是无效和失败。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两次足球队“将帅失和”的实例中可见一斑。在针对人的管理中，管理者“安人”的同时要注意自己的“修身”，就如朱镕基总理所说：“为人要正，正人先正己”。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迟尚斌带着自己的弟弟去深圳队，多梅内克把戈武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这样带上“有色眼镜”看球员，必然只会看到各种颜色的抗议的拳头。 其次是中国管理哲学研究范围的问题。西方崇尚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刚性管理，日本喜欢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中国人自古喜欢中庸之道，不爱走极端，因此中国的管理哲学也一样，除了法家的“法、术、势”三结合的刚性管理之外，也包涵了很多柔性管理的因素在里面。正如中国管理哲学在强调“修身”的自我管理的同时，也不忽视对“治人”的管理模式和手段的探讨。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在“有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三种主要管理手段：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军”的智慧性管理。在“无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无为”的不同诠释，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推德”的无为而治；三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术”的无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为代表的黄老式的“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如此看来中国的管理包涵了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的特点，并将其揉碎提炼，结合中国长久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相对西方与日本来讲相对中庸一些，也正是因为中庸导致其研究范围比较广泛。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用心，又不能太出格。实际管理中，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凡事既不能不用力又不能用力过猛。例如：英格兰足球队球星众多，实力不可谓不强，可是近年来每次征战世界杯都铩羽而归，杰拉德、鲁尼们一到国家队就发挥不出在俱乐部的水平，对此很多球迷认为“他们在俱乐部踢不好球会没饭吃，在国家队踢不好球又有什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
冯友兰论文中国哲学史论文 论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 摘要：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学科地位的确立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的写作范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关于史料学的方法理论。总体观之，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具有研究视角具备动态性、史料学方法得到进一步注重和用历史的眼光审查史料等优点，但也存在史料学方法部分规模过小和具体哲学史料介绍有些简略等不足之处。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地位；贡献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其196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一书中。此前，胡适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探讨过哲学史料的种类、审定以及整理等问题，朱谦之先生更是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1957年油印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和1959年8月完成的手稿本（通论三部，九册）①两部专著。但胡适尚没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意识，甚至连学科之名也未提及，而朱谦之先生虽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和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为名 的著述，但其著作在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更没有在学界形成广泛影响。 一 事实上，早在1925年6月中州大学任教时，冯友兰先生就在《对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②一文中对哲学史料进行分类，指出史料有
“原始史料”和“辅助的史料”两种。其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更进而划定了中国哲学史史料的五个选取标准③，并注重总结古代著述体裁。这两项工作分别是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范围和史料特点的探讨。1937年，冯先生在《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文章中又提出原料、副料和旁料的史料三分法。然而，代表他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上集中成就的却是其《初稿》。而我们之所以认为冯氏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地位的确立者，亦主要是基于其《初稿》对该学科之划时代的贡献。 《初稿》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写作范式。 从内容看，冯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和第二章“论目录”，讲史料学理论；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十四章，是介绍哲学典籍的具体史料学。查看冯著之后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基本都遵循了此种二分的写作范式，只是在内容上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史料学理论部分的规模也呈日益增大之势。我们认为，这种趋势的出现和冯友兰先生是有一定关系的。在《初稿》第一章，他给史料学下了一个定义：“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为历史学的研究作准备工作，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④ 虽然冯先生在其著作里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定义，即他没有着重讲述“关于史料的方法论”，而是偏向于具体哲学史料的宣介，但是他的这一卓越见解却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指示了研究方向。如上所述，史料学理论部分的规模呈日益增大之势，这表明学界对之重视程
从哲学的角度看项目管理
从哲学的角度看项目管理 哲人的长处就是可以见微知著，从毫末之处看出问题的本质，就像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很多哲理都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项目管理当然也可以用哲学的角度去看的。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位青年大学毕业后，曾豪情万丈地为自己树立了许多目标，可是几年下来，依然一事无成。于是，他去找智者。智者听完青年的倾诉，微微一笑，对他说：“来，你先帮我烧壶开水。” 青年看见墙角放着一把极大的水壶，旁边是一个小火灶，可是没发现柴禾，于是便出去找。他在外面拾了一些枯枝回来，装满一壶水，放在灶台上，在灶内放了一些柴禾便烧了起来，可是由于壶太大，那捆柴禾烧尽了，水也没开。于是他跑出去继续找柴禾，那壶水已经凉了。这回他没有急于点火，而是先出去找了足够多的柴禾，然后才开始点火，水不一会就烧开了。智者忽然问他：“如果没有足够的柴禾，你该怎样把水烧开?”青年想了一会，摇摇头。智者说：“如果那样，就把水壶里的水倒掉一些！”青年似有所悟。 看到这里，我不禁要问你了：你会烧开水吗？很多人做事都是这样，一开始踌躇满志，树立了太多的目标，就像这个大水壶装的水太多一样，而他又没有足够的柴禾，所以不能把水烧开。要想把水烧开，或者倒出一些水，或者先去准备柴禾。 客观上，做项目就如同烧开水，只有从开始就想明白该如何做事，删繁就简，从最近的目标启动，才会一步步走向成功。相反，刚开始就万事挂怀，目标多多，只会半途而废。 有限的目标、范围、资源和风险决定了一个项目的壶、水和柴应如何组合搭配。首先就是目标，任何项目的目标开始时都是有些含糊和不确切的，需要在几项要素界定好后，目标的详细内容就可以确切地界定出来。也就是说，虽然烧水壶的大小已基本确定，但是，要烧多少水，可是要看有多少柴禾的。然后，要限定项目所涵盖的范围，以确定出项目所涉及的边界，分清里外。而资源包括物质、人力、金钱和时间，没有一定的资源做不了事，而过度使用资源就是浪费，没水平。最后，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带着风险，只有看其大小和是否可控。随着项目管理科学的发展，风险一般来讲都是可以预先做出评估，并给出预案的，也就是凡事想在前边。“烧水壶”有可能给烧漏了，也可能找不到水，柴禾也可能是湿的，炉灶可能会突然塌掉，还有点火的时候说不准把手烧了…….诸多风险，不一而足。 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看柴再定壶和水。有一个ERP项目必须在约定的时间内上线，但对于一家大型的电子制造类企业来讲，管理的改善是要一步步地渐进演变，否则就会造成混乱。项目组中企业的各部门人员基本上是第一次参加此类项目，而乙方的顾问有三分之一的人员不是老手。同时，企业内部充斥着“ERP不过是个工具”、“不上ERP等死，上ERP找死”等误解。 如果想要烧开这家企业信息化的一壶水，我们该如何做？项目管理的理论给了我们很多说法，但是，实际的操作却远不是一本书就能界定好的。首先就是“柴禾”问题。一家制造类企业的信息化项目，在启动之后，项目管理人员所能动用的“柴禾”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包括企业人力、财力和管理层的授权，项目负责人的信用力，乙方顾问的经验和服务能力。这些“柴禾”能烧多大一壶水，再老到的项目经理凭着经验也难以看出来，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有直觉。
中国哲学论文
老子之“道” 内容摘要：“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由道家首先提出。道，原指道路、坦途，后逐渐发展为真理，规律，基本成为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代名词。 春秋后期，老子最先把道看作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的创始人。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虽然没有在中国正统文化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却对人们的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道家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无为，无欲，无我；居下，清虚，自然。道家学说以探索自然、社会、人生为宗旨，以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和心灵平衡的合一为目标，表述严谨,逻辑性极强。 关键词：道，矛盾转化，无为，为人处事，管理 正文：一、何为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道”,就是《老子》哲学思想的轴心。道最初的含义是指道路，也就是说，道是有形的、多变的、可名的，同时也可以理解为研究、认识或处理某一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他认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存在着一个无形、无相、无声、无名的“道”，它是一种规律，是物质的本初，是揭示事物之间必然联系的本质，是一种无形的、不变的、不可名的恒道，是万事万物发展的总根源。 老子的“道”是当时思辨哲学的最高成果。他不仅对世界的本原做出了“道”的最高抽象，而且对“道”的运动规律做出了最高概括。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无为即自然”,是道家哲学的基本观点。老子认为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有其客观性与规律性。《道德经·德经第42章》中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德经第六十二章》并进而指出:“道者万物之奥?”他认为万事万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是“道”的运动规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时刻变化而非静止的，天地万物都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对立面以及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并揭示出一系列的矛盾，如：有无，难易，祸福，刚柔，兴衰，智愚，生死，进退等。他认为，这些矛盾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独立存在，而是相互排斥，相互依存的。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4]老子还深刻地揭示了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敞则新”[5]、“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6]、“祸兮福之倚，福兮祸所伏”[7]。他认为祸福、正邪、善恶都会由于其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因素而可能向其相反方向转化，“负阴抱阳”的万物都是如此。因此他指出“反者，道之动”[8]，把事物的相互转化，当作一条重要规律。既然有规律存在,那么我们在处事时就必须遵循规律,“无为”乃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9],实质在于顺应规律?而遵循规律并不等于抱着现成规律停步不前,因为规律本身也不是一种常态,要明白“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10]?“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万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效法自然，就是认识、遵循客观规律，使规律为我所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1]。无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万事万物的本原，既是万物之所出，又是万物之所归。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相对于有的概念，
对中国哲学的认识
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主要是中国古代哲学】 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具有东方特色的内容十分丰富的中国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哲学约300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先秦哲学、秦汉时期的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隋唐时期的哲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近代和现代哲学。 先秦时期出现了很多学者，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最盛。有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墨翟为代表的墨家理论，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惠子、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家，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当时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以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为研究讨论的重点。先秦哲学中提出了天人、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有无、常变、心物、名实等重要哲学范畴，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 秦汉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崇尚法家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哲学思想几无发展。汉初记取秦亡教训，缓和矛盾，休养生息，黄老之学盛极一时。随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其后谶纬之学兴起，同时出现了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思想。东汉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社会危机频仍，哲学思想呈现复杂的新局面。汉代哲学主要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以及古今、人性等问题展开。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儒学的统治地位被打破，新的富于思辨性的玄学应运而生；佛教在中国逐渐传播，道教体系逐步建立；上述变化使得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极为活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概念和命题，如“有无”、名教与自然、言意、形神等。 隋唐隋唐两代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统治者采取了儒、释、道兼宗的政策，提供了三教互相批判又互相吸收的条件。佛教哲学关于心性、理事问题的讨论；韩愈的道统说；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中心问题。 宋元明清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科学、艺术得到高度发展，哲学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以理学为特征，理学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吸收道家和佛教思想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围绕理气、道器、心性、知行、两一、古今等问题展开，承上启下，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的时期。 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许多哲学家运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了他们的辩证思想，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物两体”、“分一为二，合二以一”等。他们把宇宙的演化视为一系列生成、转化的过程，把天地、万物、动、静、形、神视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它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整体性、有机性与连续性。它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概念范畴。中国哲学这些独特的概念范畴如：道、气、理、神、虚、诚、明、体、用、太极、阴阳等。凝结着中国思想家的智慧。在中国哲学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范畴被不断地充实、丰富，赋予新的内
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
_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_ 一、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 说到底是对管理的本质的理解。从中西方对管理的本质的不同理解可以确定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 在西方管理学界，管理的本质的最具权威的定义要数法约尔了。他在1916 年出版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指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由于这一定义的不完全性，他之后的管理学家在其基础上，采取管理职能叠加的方法，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它。如赫伯特。 A ?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穆尼认为“管理就是领导”；孔茨认为“协调是管理的本质”；韦里克肯定“管理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而小詹姆斯? H?唐纳利则肯定“管理就是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过程。”西方理论界对管理虽有各种界说，但是“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技术、时间等）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的说法，则为多数人所赞同。从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管理学只是如何管理别人，而忽视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 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中国人对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从本质上来看，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一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人对管理本质的不同理解。所以，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把管理的本质规定是一门大写的“人学”。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虽不尽相同，但对管理的本质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
解读兵家之项目管理思想
解读兵家之项目管理思想 项目管理，是融化科学之骨与艺术之肉而成的一门操作哲学，按照《周易》思想的说法，就是把企业的每个项目组织看成一个小宇宙，认为调节阴阳平衡是项目成功的根本法则，以此提出现代项目管理的三个原理：自强和奉献；沟通和融合；损益即利益驱动。 同时又从人性理论出发，建立达到目标的项目管理模式，即所谓“安和利乐”管理模式。对于这种管理思想，古人颇多精辟论著： 儒家学派的至圣先师孔子道：“以德为先”。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道：“治大国若烹小鲜”。 中国最早的经济改革家，也是与姜太公、司马穰苴、吴起等人齐名的大兵家管子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说到管子，那是无人不晓的一位不可多得的项目管理大天才，他是春秋时代齐国的项目经理，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大国。诸位想想，要是哪个企业能聘请得到像管子这样的人当项目经理，何愁不称霸市场？ 本文解读兵家的“项目管理”思想，就从管子病榻论相、如何体现知人善任的故事说起。 管仲论相——精选项目经理 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六韬．龙韬．论将》 《六韬》中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将帅手中。将帅是国家的辅佐，为历代君王所重视，因而任命将帅就必须认真考察。由此可见，将帅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存亡，军队能否打胜仗，需要的将帅的治军能力、指挥能力和运筹帷幄的谋略智慧。 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每一个项目的开展，就相当于战争中的战役的开展，而这个项目能否成功，关键在于项目经理的领导能力和智慧。把《六韬》中的这句话用在论证企业项目经理的重要性上，就可以这样来讲：竞争是企业的大事，关系着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企业的命运就掌握在每个项目经理手中。项目经理是企业的辅佐，为许多企业主所重视，因而任命项目经理就必须认真考察。 话说管仲是齐桓公最重要也是最信任的一位项目经理，被齐桓公尊为“仲父”，明确规定“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可见，管仲这员项目经理，之于齐国集团，之于齐桓公这位大老板，是多么的重要。 一日，管仲病得很重，齐桓公作为齐国集团核心管理团队的最高领导者，亲往探视。老板和项目经理之间就管仲之后再择经理之事，有一段对话，发人深省。桓公：“群臣之中谁可为相?” 管仲：“知臣莫如君。” 桓公：“易牙如何?” 管仲：“易牙烹其子讨好君主，没有人性。这种人不可接近。”桓公：“竖刁如何?” 管仲：“竖刁阉割自己伺侯君主，不通人情。这种人不可亲近。”桓公：“开方如何?” 管仲：“开方背弃自己的父母侍奉君主，不近人情。况且他本来是千乘之封的太子，能弃千乘之封，其欲望必然超过千乘。应当远离这种人，若重用必定乱国。”桓公：“鲍叔牙如何?”
中国哲学论文题目
中国哲学论文题目 篇一：张岱年论文中国哲学基本问题辨析 张岱年论文中国哲学基本问题辨析.txt45想洗澡吗？不要到外面等待下雨；想成功吗？不要空等机遇的到来。摘下的一瓣花能美丽多久？一时的放纵又能快乐多久？有志者要为一生的目标孜孜以求。少年自有少年狂，藐昆仑，笑吕梁；磨剑数年，今将试锋芒。自命不凡不可取，妄自菲薄更不宜。中国哲学基本问题辨析 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曾经有明确的论述，他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1)在这里，恩格斯在确定“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哲学的最高问题的同时，对于哲学的最高问题作了几种表面上不同的表述；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世界是否神所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此外，恩格斯在下文中又谈到“物质和精神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
恩格斯关于哲学最高问题的论断，是从西方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思维对存在”是黑格尔的用语。中国古代哲学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有自己的一套的名词术语，显然不同于西方。中国哲学是否也有哲学的最高问题与西方哲学的相类似，而且在某一时期获得了比较完全的意义呢? 我认为，中国哲学也有与西方哲学的最高问题相类似的问题，虽然是用不同的名词概念来表达的，而具有相似的深切内涵，因而具有同等的理论意义。 试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中国哲学史中与西方哲学所谓思维与存在的问题相类似的问题有四：(1)名实问题；(2)道器问题；(3)有无问题；(4)理气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谓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相类似的问题亦有四：(1)天意与自然的问题；(2)形神问题；(3)心物问题；(4)能所问题。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讨论重点，所以表现了这些复杂的情况。前一类问题最后归结为“理气”问题，后一类问题最后归结为“心物”问题。以下试以历史顺序略述这些问题讨论的梗概。 1.名实问题 在先秦哲学中与西方所谓“思维与存在”问题在字面上最为相近的是名实问题。名即概念，是思维的内容。实即具体存在，是思维的对象。但在中国哲学中，名实问题没有上升为哲学的最高问题。孔子讲“正名”，强调“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而未谈名与实在关系。庄子说过“名者实之宾也”，(2)未有详论。公孙龙著《名实论》，肯定“夫名，实谓也”。《墨子·小取》云：“以名举实”，亦明确断定了名与实
浅谈中国哲学
浅谈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大纲》读后感何谓哲学？还记得第一次正式接触是在高二的政治课上，只感觉一谈到哲学就很高大上，很深奥的感觉，虽说到现在还不是特别懂，但看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后，算还是有一些理解吧。 这本书，在我看来，算是比较通俗易懂的，不像印象中哲学那般高高在上。正如先生所说：“不免被讥为朴素，然而，如是真理，朴素何害？如非真理，纵讲的精微，亦不过善于诡辩而已。”虽朴素，但更易看懂。适合像我这种第一次接触这方面书籍的读者。 本书它先介绍了中国从先秦到清朝时期，中国哲学的特点与发展和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思想。接着介绍分析了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主要内容。读完正本书后，收获不算太深刻，但我国古代主要的哲学发展了解了许多。 我国古代思想最开放的时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层出不穷。而在“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思想就不像那时那般百花齐放，很多思想只能默默的发展，有些甚至是昙花一现。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思想要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像封建时期的主流思想--儒家学说，更多是因为里面很多思想，例如：三纲五常等，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而像道家的“无为而治”一些的佛系思想显然不符合封建社会的统治需求，于是统治者就大力发展儒家思想。这也是道家、墨家等不能发展为主流思想的其中原因。 但此看法相对来说还是存在很大局限性及片面的，我国的哲学思想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正如书中所说，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众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赖宗教。我国哲学包含了道德、天、地、人、自然、思维等各个方面，是极其深刻的哲学，可以说中国哲学在世界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我看来，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并无好坏之分。还记得高中时，我曾吐槽我国的封建迷信现象，对他们烧香拜佛等行为不是特别理解。但现在看来，这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行为表现，虽说其做法不科学，但这又何尝不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自然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呢！ 中国哲学，简简单单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或许尽一生都无法将它读透。虽然哲学是一个人文学科，但无论是学什么专业的，它都需要我们去了解，尽自己所能去学习，并且在生活中去践行与应用。 曾经的我觉得哲学遥不可及，但现在看来，我们平时都说要看待事情都要两面看待，而这不正是哲学重所讲的辩证法吗?其实，生活中处处有哲学，我们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我们每个人对世界、对人生都有自己的思考与看法，我觉得这就是哲学吧。 俗话说“读史使人明智”，而读哲学又何尝不是呢?虽然看完张岱年先生的书，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我会更多的去思考问题，思想变得更加的开阔，对一些东西的认识相对会更加的深刻。我相信接下来我会看更多此方面的书籍，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
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
古代管理哲学中的用人艺术探讨 摘要:管理要以人为本，正确合理地任用人才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核心内容。在考察相关的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将古代用人艺术归纳总结为知人、用人、励人和容人四方面，并结合现代管理科学，指出这种古老的用人艺术在新时 代的管理实践中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管理;用人艺术；古代哲学 《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管理要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实践中唯一能动的要素。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主要的主体和客体就是人，人既是管理的中心也是管理的对象。因此，人在管理 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管理实践和理论，以人为本”的思想始终是其核心。 古代管理哲学中以人为本”思想体现在众多方面，而用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无论古今中外，用人都是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自古以来，成功的统治者或者说管理者都不是孤军奋斗的，他们的成功都建立在驾驭人才的 基础之上。一名成功的管理人员，他本身也必定是一位精通用人艺术的大师。远至古代有作为的君王如秦皇汉武之辈 近至当代成功的企业家如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等人，无一不拥有一套独特的用人之道。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能占 据益州，与曹、孙三足鼎立，建立自己的一方霸权，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善于识人、善于用人（尤其是对诸葛亮这类人才的 任用）;而运筹帷幄、才能过人的诸葛亮之所以会估计错误失了街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一时用人不慎，没有很好 地做到知人善任，错误地任用了马谡，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唱起了空城计”这些都很生动地说明了用人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对于用人的重要性，古人很早就有所认识，于是诸子百家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都对用人之道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管子》强调用人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以官。试于军而有功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墨家提出尚贤”要求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唯贤是用。被儒家奉为六经之首的《易》中也有不少 可以视作用人原则的内容，如《坤》卦象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管理哲学角度理解，就是指管理者应该像大地那样承载万物、包容万物，所以作为管理者应当有宽容的精神，在用人的过程中要宽厚待人。汉末魏晋时的曹操 提倡唯才是举”颁布求贤令”诸葛亮分人才为上宾、中宾、下宾三类，并提出七条知人之道”而在与魏、蜀三分天下的吴国，其统治者孙权也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用人之道，努力做到求”、用”、信”、容”。 尽管在不同时代中，不同学派提出的关于用人方面的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还是大同小异。总结几千年 来中华民族管理哲学中的用人智慧，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知人、用人、励人、容人四个方面。 1知人的艺术 知人就是要识别人才，了解人才的长处和不足。这是用人的前提和基础。《论语》有言：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 之至大，亦莫如知人。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可以说，知人是任用人才过程中最难的一步。对人才认识不足或认 识得不正确，会直接导致用人的错误和失败，从而影响到整个管理行为。因此，正确地认识人才、评价人才，在管理中至关重要。 要正确地认识人才，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总的说来不外乎是德才兼顾、大处着眼和因公废私这三个原则。 一般而言，人可以分为四类：德才兼备，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德无才。除了最后一类人之外，前三类人都有可取之处，用人时当然以第一类即德才兼备的人最为理想。然而，德才兼备的人才相对而言并不多，在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往往还需要考虑到有德无才和有才无德这两类人，根据所掌握的人才的资料，衡德量才，视具体情况任用。因此，所谓德 才兼顾并非指强求人才一定要德才兼备，而是要求管理者能够根据需要，在德与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合理地安排工作，并采取相应的约束手段，使所用之人既可以胜任工作，又不至于胡作非为。这就需要有成熟良好的监察、考核和赏罚制度，促使人才不断进步。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又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或多或少总会有缺点，因此知人必须从大处着眼。看待任何人或事物都要辩证地看，从大处看，看其本质，看其长处，千万不可抓住小节吹毛求疵。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人有缺点，也必会有优点。若只看他人的缺点不看其优点，往往很容易会错失了人才；而若将注意力放在发掘他人长处上，则能发现更多的人才。打个比方，千里马虽然食量大于普通马匹，但其日行千里的超常能力也是普通马匹难以比拟的，
管理学与哲学的关系
管理学与哲学的关系 管理学是哲学的近亲 中国式管理就是中国哲学的衍生物 有关中国式管理的问题，一个全新的命题是“管理学是哲学的衍生物”，管理学是哲学的“近亲”。人们应该承认，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形成、推衍的背后，其实是其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表象化。中国式管理的魂魄，就是就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精髓所在。因哲学是各学科之首，对各学科的发展引领和导向作用十分明显，并且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管理就是中国哲学的衍生物。 管理与哲学的渊源深厚，因此研究管理问题就绕不过哲学思维和理念。有关中国哲学问题诸多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应该从哲学大家那里寻求答案。管理学也是一种学术，应该现有学之说，后有术之理。一如西学，西方的哲学始于古希腊，也是西方主流文化包括管理学的滥觞。而中国的哲学应该是始于先秦。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述》一书中提出：“历代学术纯为我国所创者，实止先秦学而。”由此看来，先秦诸子百家学之说算是中国最早哲学的“丛林理论”，也是中国管理学思想的滥觞。由此，我们可以对“中魂”给予概念方面内涵的界定，核心理念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表现，中国现实的管理哲学则是中国本土哲学思想的时代化。 中国式管理更具有唯物主义色彩 讲哲学是管理学的衍生物，那么很难回避一个哲学命题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实用主义学者杜威到中国讲学时就是推行他的唯心主义哲学理念。他的核心思想胡适后来做了形象的解释，“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这就带有唯心的色彩。我们在管理之初制定计划往往是根据现实的观测，收集整理现存的材料，再经过反复的斟酌分析才做出来的。而西方人可能更多的是先假设一个管理目标，经过一段管理过程之后再考察实际结果与假设目标的预测值差异，为下一次制定管理目标提供参考——中魂其实就是在管理活动开始之前的唯物主义情结，而西魂可能就是唯心主义情结问题。这是魂的核心，也是管理哲学的分水岭，或许其下才是中西方方法论方面的区别。 由此可以总结出中魂，就是“格物至致”的唯物主义哲学思维权重大一些，同时在方法论层面更多的是对当下存在的事物严格考证。以此得出结论。或许不及西方唯心主义假设来的超前，预见性、前瞻性的权重要小一些。或许这就是中国在金融领域难有巴菲特、索罗斯的主要原因，在管理学理论方面也难有西方超前的创新思想提出。 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如果把管理作为哲学的衍生物，当然也包括管理世界观和管理的方法论。管理过程就是管理哲学方法论的主要体现。管理这个词就已经把管理活动的
【项目管理知识】关于项目管理的思考
关于项目管理的思考 1前言 做项目管理的过程中，我对很多问题思考同时也形成了一些看法和想法，我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些看法和想法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点启示，让我们把项目管理做的更好。 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项目经理能做到的激励很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方面的问题。在我的这篇文章我介绍了一些激励的方法，同时也是对自己以往工作经验的总结。 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很多时候关注的只是项目的进度、成本和质量，在沟通和团队建设等方面考虑的就少了。其实进度的实现、成本的控制、质量目标的完成与沟通和团队建设是密切关系着的。同时沟通和团队建设有利于人才培养、知识积累以及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想在公司项目管理改进过程中，应该要重视到这些非项目主题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规范和制度的也是需要依靠良好的沟通和团队氛围的。另外公司很多项目经理是由技术转为管理的，由于技术人员的特点他们对沟通和团队建设、授权管理这几个方面相对而言关注的较少。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让我重新思考和整理了一遍自己的对于项目管理的理解，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收获丰富。 2日常工作信息的沟通和发布 2.1项目组进度信息的沟通和发布" 项目进度信息发布在很多的项目组都做到了，但是很多时候做的并不充分。通常我们进度信息的发布是通过邮件、QQ群等方式进行发布的。虽然这种
信息的发布很方便，但是由于没有沟通、交流不利于大家对信息的认知，也很难做到对信息的处理和跟踪。 比如我们在发布关于某个本地网推迟上线信息的时候，有很多利用的地方。我们可以这样说：公司领导看到大家这段时间工作很辛苦，向局方申请推迟本地网的推广给大家一个休息和调整的时间，同时再加上一个充满感情的话：“公司的领导还是很重视我们项目，对我们很关心啊！”。通过这种对信息的处理可以很好的发挥这个信息有利的作用。在这其中还有很多其他更好的做法，这就要看情景了。 在信息发布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信息了，同时我们还要确保大家对信息理解的正确。比如说本地网割接的推迟，有人还可以理解为客户对我们的工作不满而导致进度的延期，这样就会影响大家工作的情绪（其实我觉得有人这样想就已经算不错了，说明了他们还是关心我们的组织，怕的是哪些好象什么信息都跟他们无关一样）。有人会说一个可以传十个嘛，项目组当中只要有几个人知道其他人也就会知道了。这个想法固然是对，但是隐藏在这个事情背后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长期这样那些只是通过别人而了解到信息的人，会对这个团队产生不满的看法。这是很不利于团队建设的，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看做这个团队中的一员。 进度信息的发布可以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充分的利用这些有利的信息，提高员工们的工作积极性。 2.2项目组织调整信息的沟通和发布 有的项目经理在项目组织结构调整的时候，很少有针对相关调整人员的沟通，很多情况下是在没有应有的沟通之前就做出相应调整而直接宣布。很显然这样做对团队的建设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一方面大家没有感受到被尊重的感
中国古典哲学论文
谈我对自然无为的理解 应物31 王聪 2130903014 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自然无为是中国道家哲学最主要的思想之一。中国一些古籍中说，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在远古时代即已有之，相传为中华民族始祖的黄帝就是自然无为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以，在以后的道家或道教学者中也常常把黄帝奉为道家或道教的创始者。然而，就现存史料和典籍看，道家思想当奠基于《道德经》一书。《道德经》的作者相传为老子，所以《道德经》亦称《老子》。老子以后，传扬道家思想的学者很多，如列子、关尹、文子、田骈等，然其中最有名、最有影响者当数战国中期的庄周。所著《庄子》一书从总体上来讲是承继并发挥了《道德经》自然无为思想的，并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上有着极大的影响。魏晋以来，《道德经》与《庄子》一直并称，是为道家学说的两部根本经典。所以，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上，《老》、《庄》思想也就成了道家思想的同义语。 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一是崇尚天道的自然，如《老子》说：道法自然“道常无为”；天地生万物，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等。二是提倡人道的自然无为，即人类应当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如说，人的活动应当“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等。在人道自然无为的主张中，又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道家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和谐、一体的关系，认为人应当顺物之则，缘理而动，不要以人的主观意愿去胡乱行动，从而破坏自然界的和谐与平衡；二是在社会人际关系方面，尤其是处于社会领导地位的统治者，要效法道的自然无为精神，尽量简化各种制度、规范，使百姓保持纯朴的民风。 道家崇尚天道自然，不仅合乎自然的本来面貌，而且在理论上也有着反对神学目的论的重要意义，这已为历史所肯定。道家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一体的思想，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关心地球生态环境的有识之士所认同。在我一个理学生的眼中看来，崇尚天道，表达了对自然的崇敬和敬畏。无数的实践和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生于自然，必要遵循自然。即使杰出的人物可以超越常人，超越时代，但他们无不遵守着自然规律，换句话说，并没有神的存在。这里的自然规律，包括已经认知的和还没有认知的，包括人类可以认知的也包括人类无法认知的。我们生在其中，就要承认自然规律，认识到人类在茫茫万物中渺小而幸运的存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即为“神”的存在，没有可以宗教意义里可以主宰自然的神。存在是至高无上的，随着人们对自然更加深刻的了解就愈发觉得其之深奥，人们只能承认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渺小，人也只不过是组成自然的极小一部分而已。 人所能对自然的改造也要建立在对其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遵循和顺应之上。理学大家朱熹，对此也说：“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未尝以私智穿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润下之性而不为害也。”由此可见，因顺自然之势的无为，绝不是消极等待，相反倒是最积极有效的有为。于此相反的的，盲目的，违背事物性的，不计后果的“枉为”，不如无为。打个比方，事物发展的过程，人的作用好比催化剂，可以起到推动抑或减慢某事发展速度的作用，但想要凭人的力量，
中国哲学精神浅谈
中国哲学精神浅谈 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问题，首先要明白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说到哲学，就必须谈到宗教，这样也就要明白什么是宗教？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不同人可以有不同解释。这里讲的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宗教也和人生有关，每种宗教大多有一种哲学思想，而宗教则是以某种思想外加教条、组织等构成的。哲学是以人生为研究对象的，它以反思也就是思想自己的思想作为基础从而产生了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我们自然应当把自己当作宇宙中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开始思想我们的思想，就有了思考宇宙的思想，得到了思想思想后的思想，也就是哲学家所说的“一切存在之全”，也相当于惠施所云的“大一”。只有反思自己思想后得到的思想才是知识，才是认知世界的能力。 关于中国哲学的地位问题，还要牵扯到“超道德价值”这个概念。所谓超道德价值，是高于道德价值的。比如说爱人是道德价值，而爱宇宙则是属于超道德价值范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超道德价值就是对超乎现实的追求，中国人对于超乎现实的追求的欲望也是存在的。因此，中国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提高人的心灵境界，不是注重增加一个人的知识。道家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区分了为学和为道两个概念，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中国哲学是属于为道范畴的。
二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家们力图要解决一些问题。其一：如果一个人要获得个人与宇宙的统一，那么是否要远离社会或是要否定“生”？这个问题，道家和佛家的观念是差不多的。佛家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所以必须要脱离尘网，脱离人生这个痛苦的根源。道家认为“以生为附赘悬疣”，也就是说，要成为圣人，就要脱离社会，甚至必要时可以放弃生。显然这种哲学思想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有消极意义的。如果人人都想成为圣人，即完成个人与社会的完美统一，那么他们都会远离社会，这样和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他们的思想显得过于片面。还有一种哲学与这种所谓的“出世思想”相悖，即普通的入世哲学。这种哲学，不是超道德价值论，而是普通的道德价值。然而，孔子无疑是持这种入世思想的，这也成为出世哲学者的批评理由，即太过于现实主义，太过于肤浅。其实，无论哪一派，中国的中哲学都是出世和入世的统一体，他们都会提到政治、道德。当然，中国哲学的关注点在于人伦日用，注重实际社会，而不是空泛的指天、宇宙。即使是宋代新儒学和明清之际，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也都是关注人的，如格物致知等，他都是为人服务的。总的说，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是如此的，实际上，中国哲学很实用，但又并不肤浅。 说到入世与出世，就可以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联系。这两者是对立的，而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将二者有机统一。要完成这两个对立
中国哲学史论文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文 倾听了每周二晚在逸夫十阶杨洪兴老师对中国哲学的精彩讲说，我对中国哲学还是有些许了解了。但本人毕竟才疏学浅，故结合网上书中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写下此论文，不妥之处，还请老师指正。 百度百科上释义，中国哲学是世界几大类型的传统哲学之一。它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它以本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过程，曲折地反映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而我认为，中国哲学的产生有其独特的中国背景，它以中国古老且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为积淀。它重视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有其历史演变性。它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决定了从一开始就根本上区分于欧洲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与伦理显得尤为密切。 对中国哲学史的概述可以如此表达：中华民族的世界观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它的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截至1949年，大体可分为：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哲学；封建制时期的哲学；从封建
制经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哲学。前 两段称为中国古代哲学，后一段称为中国近代哲学。 总的来说，中国文明博大精深，是世界上文明发现最早的 国家之一，文明也很发达，有将近四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记载。据考古发掘，在陕西蓝田县发现的“蓝田猿人”化石，是生活在距今约六十万年以前的人类。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又发现了“元谋猿人”的两枚门齿，据鉴定，其生活年代可能比“蓝田猿人” 和“北京猿人”更早。“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均处于原始群时期，约在二三十万年前开始由原始群向氏族制度转化。中华民族经 过了长期的原始社会生活，约在公元前两千多年进入了奴隶制 社会。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同时推动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原 始社会的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发展了他 们的思维认识能力。我国古代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例如，女娲 补天、羿射九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反映了我国古代人类思维 发展的原始状况。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 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我国 古代流传的这些神话和传说，反映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积 极意义，但它是在想象中并通过想象来表达的，终究是不切实 际的。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虽然想尽办法 企图克服自然力带来的灾祸，但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产 生了对捉摸不定的自然力和自身构造的各种错误、幻想的观念。魔鬼、神怪、灵魂不死等即是这种幻想观念的一部分。据我国 考古发掘发现原始社会的墓葬中已有随葬物品，这说明原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