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评传

汉武帝评传庄春波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5)

前言 (9)

第一章“文景之治”与刘彻精神的孕育期 (15)

一、“汉武帝时代”的预言者和见证人 (15)

二、皇帝家族与皇权结构 (18)

三、景帝朝的嗣君之争 (21)

四、太子傅育制度与教育内容 (24)

五、儒道互黜，两度交锋 (26)

六、“文景之治”的遗产 (30)

第二章崇论宏议复兴儒学 (33)

一、初登大宝，神道设教，新政蒙受挫折 (33)

二、察举士子，穷微阐奥，悉延百端之学 (37)

三、开科设策，讲论大道，卓然尊崇儒术 (42)

四、移风易俗，尊经兴学，教化天下万民 (46)

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辨 (52)

第三章化隆宏博改弦更张 (71)

一、“元朔更化”，与民更始 (71)

二、以中御外的内朝机构 (72)

三、完善察举制度，健全官僚体制 (75)

四、强干弱枝，削弱诸侯王国势力 (78)

六、设置刺史监郡体制，加强 (87)

第四章反击匈奴拓边置郡 (90)

一、欲北先南，经略三越、西南夷 (90)

二、对匈奴战略方针的转变 (92)

三、全面改革军事体制 (96)

四、对匈奴的全面战略反攻 (101)

五、朔方、河西置郡，修建汉长城 (105)

六、设置南北边郡，恢复疆域一统 (108)

第五章强本弱末、利出一孔的经济政策 (113)

一、汉初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 (113)

二、利出一孔的“轻重”理论 (120)

三、强本弱末，保护农业生产 (123)

四、加强国家对工商产业的管理 (128)

五、“新经济政策”的宏观后果 (132)

第六章神秘主义的发轫与转轨 (137)

一、受惑方士，耽迷巫术 (137)

二、皇权崇拜 (140)

三、精神生活的重大转折 (145)

四、神秘主义泛滥学术 (149)

五、汉武帝与中山李氏事略 (152)

第七章远征西域再伐匈奴 (171)

一、西域与早期沙漠草原“丝绸之路” (171)

二、伐匈奴，征西域的决策过程 (175)

三、伐大宛与马政之关系 (181)

四、汉对西域的远征 (183)

五、再次远征匈奴，李广利丧师辱国 (186)

第八章“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191)

一、晚年战略决策的失误 (191)

二、政局动荡的多事之秋 (195)

三、刘彻晚年何以易太子 (198)

四、“巫蛊之祸”真相大白 (201)

五、降“哀痛之诏”以罪己 (206)

第九章汉武帝时代的终结 (211)

一、刘彻之死及遗留问题 (211)

二、刘彻身后的政治格局 (214)

三、昭帝失政与宣帝中兴 (217)

四、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221)

第十章汉武帝时代的科技文化艺术 (229)

一、生产工具和工程技术的发展 (229)

二、刘彻对科技事业的支持 (232)

三、刘彻对艺术文化的影响 (233)

四、东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 (241)

第十一章论刘彻的大一统皇权主义 (248)

一、刘彻主体结构的基本特征 (248)

二、先王与后王——两类王权的基础 (251)

三、“皇帝”名号与“王霸道杂之” (255)

四、君道观的来源和组成部分 (257)

五、大一统皇权主义的思维方式 (261)

六、“大一统”与“子学时代”的终结 (265)

附录一 (273)

附录二 (293)

后记 (309)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

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

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

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古埃及高耸的金字塔为全人类留下了永恒的辉煌，但它的精神生命之流中绝已久。本书要介绍的是一个徘徊于东方大地的幽灵，它注入到皇权金字塔中，使之有了生命。黑格尔说，“人的本质是自由”，东方“只有一个人的自由”，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惟一的个人”，它是最高的精神实体，“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三联,1956年版，第55～56页。）他把中国称为“世界精神”的历史起点。他凭着独特深邃的思辨力和历史洞察力领悟了西方人视为迷津的“东方精神”。“余一人现象”“余一人”与“予一人”相同，是先秦“天子”的第一人称。殷商甲骨卜辞有“余一人”刻辞。《尚书·盘庚中》：“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帛书《十大经·立命》黄帝曰：“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惟余一人，德乃配天。”在中国农业文明传统精神文化中长久遗存，影响深远。汉武帝刘彻无疑是“余一人现象”的典型范例之一。马克思为黑格尔的东方精神找到了基础——“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中国的“余一人”既是一种主体精神，也是一种政治体制，在精神现象方面存在着与之相应的所谓“亚细亚思维方式”（详刘蔚华主编《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前言》，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余一人”观念应属于此一范畴。中国早期原始的社会公共权力演变为“家天下”，政体形式由分权演变到集权，权力形态由原始民主演变为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权力私有化”国家政治体制。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了王权向皇权的转化，秦始皇时把皇权帝国定型，而汉武帝刘彻则以“国”与“家”二者合一的形式最后完成了这一过程，成为古代王权向中央集权的皇权过渡的终结者。与此同时，中国思想史上“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的转化也于汉武帝时代完成。

《剑桥中国秦汉史》认为武帝朝重大政策设计都出自臣下谋划，言外之意，刘彻本人的思想无足轻重。（［英］崔德瑞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169页。）这种评价显然是严重贬低了刘彻对中国古代王权向中央集权的皇权过渡的历史作用。西汉王朝214年（前206～公元8年）中，刘彻在世70年（前156～前86年），约占1/3，在位54年（前140～前86年），占1/4强。这一时期的欧洲，只有古罗马帝国可与汉帝国相匹敌。刘彻打通了“丝绸之路”，最初还是由他统一了中华民族的意志，驾驭着强大的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国家机器，文官政府（欧洲人中世纪末才领略到这种国家机器的先进性）组织千百万个体农民，凭借长城障塞屯田戍守，派遣远征军对匈奴人进行大规模防御和征伐战争。中华民族因此而终于避免沦入“黑暗时代”的深渊；相反，地跨欧亚非的西罗马帝

国却被匈奴人溃败所驱动的“民族大迁徙”浪潮淹没了。毫无疑问，“汉武帝时代”是中华民族精神高涨的时期。

民族精神是以民族为载体，以文化信息形式存在、传承和演变，具有相对稳定要素和内在结构的“精神实体”。它是各民族共同体长期生存活动的文化积淀和升华，是各民族文化不断创造、选择、优化的结晶，它为各民族全体成员认同，成为该民族特有的群体人格。民族精神体现为各民族在各种生存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来的全部心理状态，是各民族群体无意识层面与显意识层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精神统一体，并体现在该民族全体成员的认知、价值、审美、道德、情感、愿望、理想、信仰、意志支配下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活动之中。民族精神的状态由多种因素决定，包括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及其创造它的技能、能量、潜力、模式、规范等等。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体现在该民族全体成员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在谋求生存与发展目标的共识指引下，可能具备的张力及其限度，由各民族全体成员精神的“合力”构成。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的“合力”可能呈现出盈缩消长（如统一与分裂、高昂与消沉、升华与沉沦、断裂与延续）等等不同状态，表现出不同时代的精神。民族精神在其起源、形成、发展、变迁中，有如生命机体探索生存道路时必须不断地作出新的调整和选择；人类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一般、特殊、个别的关系。一个民族拥有生养哺育它的环境，也有孕育其民族精神的独特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二者孕育出精神文化的独特传统。伟大历史人物在各民族历史中的作用不容低估。伟大历史人物是各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所面临的“历史情景”的产物。他们在其民族精神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地位不容低估。汉武帝刘彻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在承认历史和传统造就了刘彻的同时，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伟大历史人物。设若没有刘彻，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毫无疑问，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有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物并不多见。1918年，在长沙求学的青年毛泽东曾经写道：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卓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情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毛泽东在同书批语中写道:“吾人揽史，恒赞叹……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见同书，第61页。）

毛泽东在写到这些感想的时候，所联想到的那些伟大历史人物中，就包括本书的传主汉武帝刘彻在内。唯物主义者决不菲薄英雄人物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普列汉诺夫在论述伟大人物对历史的影响时说：

伟大人物确实是创始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所提出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