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乌托邦的想象
1948年，世界从法西斯的噩梦中刚刚苏醒，擦一擦冷汗，手忙脚乱的准备新生活，冷战的阴影又出现在天边。这一年，美国数学家仙农发表《通信的数学理论》，信息时代的曙光初现；在伦敦的英国人有幸成为世界上第一家电视公司的观众，而美国的黑人摇滚乐还要过两年才被白人社会接受；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不久，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表情凝重的宣称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此时在遥远的东方，兴致勃勃的布勒松正背着他的莱卡相机在古老的中国四处参观，而中国握紧了枪杆子的反对党相继发起了三大战役，革命者相信他们将在血雨腥风后建立起一个完美的国度，中原大地在革命大进军中遍地狼烟。
就是在这一年贫病交迫的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一九八四》。这位后来被简单理解成反/共作家的英国人，两年后就死于肺结核。1950年出版后，这部看上去危言耸听的小说成为人类社会“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作品是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
相比《一九八四》，奥威尔的另外一部作品《动物庄园》流传更广。由于这部作品的寓言形式很容易迎合普罗大众的口味，曾经在60年代和90年代两度被改编为电影——后来一次由好莱坞拍摄的版本据说与FBI有某种暧昧关系。但是这部政治寓言显示了太多工于心计的影射，譬如老公猪梅杰与马克思，拿破仑与斯大林，雪球与托洛茨基。尽管这种肤浅联想多半缘于读者的浅薄，但毕竟使这本书多少带上急功近利的色彩。
不论是反对科学主义、工业文明还是极权主义，反乌托邦作家们总是给人愁眉苦脸的悲观印象。这种忧虑贯穿他们的文字始终，使这些文字读来沉重而晦涩。与此相反，“乌托邦作家”——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显然是人类中最富有酒神气质的乐观主义者，从柏拉图到陶渊明，到托马斯·莫尔，到贝拉密，到欧文，最后到马克思、MAO。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乌托邦”就带着某种启示和神谕的光泽，在乌托邦的想象里，秩序、光明、幸福、节制等好词汇无处不在，它向人们昭示另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景况。换句话说，乌托邦的意义在于——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然后，促使这些概念在现实世界的实践。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乌托邦的想象总是与空间距离和阻隔共生，它存在于另外一个美好的国度，如同昆德拉所说的，生活在别处——乌托邦也在别处：亚特兰蒂斯在大西洋上，桃花源在深山之中，甚至在海底或者别的星球，遥远而不可抵达，只有一两个幸运儿在艰苦而惊险的旅行后为我们捎回关于那个新世界的吉光片羽。
随着人类跨越空间能力的增强，关于遥远国度的美好想象相继破灭，乌托邦的想象随即从空间的阻隔转向时间的跨度。或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乌托邦是同时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别处。西方对于黄金时代的想象和中国对上古先贤的推崇，在乌托邦的想象史上交相辉映。在关于乌托邦的时间想象里，乌托邦往往存在于久远而不可回溯的过去，以祖先的优越和尊严俯视后代的芸芸众生，让我们羞愧异常。但当这种想象被逐渐转移到可预知或者不可预知的将来的时候，乌托邦就沦为一个更加急功近利的政治号召和许诺。
让我兴味昂然的是，中国曾经屡屡被西方作为乌托邦想象的载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
过于伏尔泰。
早在16世纪，欧洲传教士便肩负着各种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踏上了中国这片陌生而又神奇的土地，为家乡捎回关于这个东方古国的零星见闻。他们的溢美之辞给中国文化涂上了一层诱人的色彩，激发了欧洲人对这个东方古老国度的想象。在17世纪的法国，《中华帝国志》等一批著作的面世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成为18世纪中国文化热的主要源头之一。
伏尔泰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一直宣称自己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至关重要的营养。他推崇孔子和儒家的仁爱精神，并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了五幕剧《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伏尔泰认为，众人之中，“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并将中国人推崇的“理”解释为“自然之光”，将中国文明奉为西方世界的圭皋。伏尔泰的这种中国景仰近乎到了某种偏执的地步：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他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伏尔泰的中国情节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西哲见微知著的肯定中华文明之优越。事实上，伏尔泰的中国乌托邦想象里，一个重要的梦境——同时也是误读在于——“在这个以儒雅的书生而非愚鲁颟顸的神甫为国家治理者的国度里，实行着一套几近完美的选贤举能的人事制度：以道德和知识的律条为准绳，就可以选用富于理性的官员来操作庞大的帝国机器。”这种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前的统治方式使伏尔泰产生了在别处的幻觉，而我们都知道，事实并不如此。
如果伏尔泰的中国乌托邦想象还是一个思想家对超越欧洲制度的文明的向往，那么还有一个关于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就更加离谱。弥尔顿在他著名的《论出版自由》的小册子里，将中国的出版制度作为西方的榜样。值得庆幸的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字狱的流行确乎还要等些时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克思也曾在他的文字里表达了对当时中国出版制度的赞赏。
站在乌托邦想象的对象上来看这些瑰丽的梦幻，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事实上，在伏尔泰等人的眼里，这个乌托邦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在与找到一个载体来承载自己的理想，并如前所说，来展现这些理想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并促使这些概念在现实世界的实践。
在伏尔泰面前，反乌托邦的作家们显然不受欢迎。但伏尔泰们的厌恶心理一定不是那么强烈。反乌托邦作家们反对的，无一例外都是寄于未来的乌托邦想象。他们冷漠而忧郁的将乌托邦蓝图片片撕碎，用阴沉的腔调念叨着：“此路不通。”
奥威尔们带来的，是给沉浸在乌托邦想象中兴高采烈的人们的一泼冷水，这多少让在乌托邦想象中热血沸腾而朝气蓬勃的人们感到懊丧和气愤。沉浸于乌托邦想象的人们感到大进军式的快感，但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像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端的狂妄。
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时时眺望远方，憧憬着更光明的未来。或者这种憧憬会成为一种乌托邦崇拜的狂热，幸好总有奥威尔、赫胥黎和扎米亚京们带着忧愁的面容不停给我们泼凉水。
毕竟，王尔德说过，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