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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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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作者:苏沛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884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

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如果以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光绪皇帝书为起点,以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终点,前后经历十年左右时间。接踵而起的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一次革命的规模都比上一次壮阔,提出和解决的问题都比上一次深刻,都更加接近中国的实际,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人们的认识在斗争中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因而事后来看以往的政治斗争运动。难免把它的缺点看得多一些,把它的成就看得少一些,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多年来有些著作在评价戊戌维新运动的时候,往往对它在中国近代所起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有鉴于此,笔者不顾浅学,谨抒己见,以就教于博学。

一、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戊戌变法运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出现的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七十年代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冯桂芬、郑观应、马建中等人。冯桂芬的《校□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马建中的《适可斋记言记行》,是其代表著作。维新派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踪迹。例如,设立议院的主张,就可以在《盛世危言》中找到。维新派的说法是:“今吾国有四万万之民众,大地莫多焉,而不开国会,虽有四万万人,而不预政事,视国事如秦越,是有民众而弃之。”(《请君臣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以下凡引自《戊戌变法》者均简称“资”),第238页)“设议院以通下情也。……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上清帝第四书》资Ⅱ,第176页。)《盛世危言》中的说法则是:“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为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资I,第57页。)两者相比较,不仅主张一致,连申述的理由也基本相同。又如,维新派认为变法必须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入手。梁启超说:“今言变法必自求才始,求才必自兴学始。”(《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资Ⅳ,第539页。)而《盛世危言》中说:“学校者,人才所由此;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资I,第49页。)两者的观点和逻辑也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派在批判洋务派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体用不可分割、向西方学习必须兼学其体用的观点。这是两派在展开激烈的论战中一个交锋的观点。可是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也已提出过了。《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说:“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国,然其驯致富强亦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

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道四达,果足恃欤?’”(资I,第41页。)这难道不是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洋为用”观点的非常有预见性的批判吗?维新派在继承中有发展。他们同早期维新思想家相比,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区别:(一)早期维新思想家虽然对洋务运动有所批判,但基本上是洋务运动的宣传者,他们的著作主要是为洋务运动提供理论根据,其中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则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对立物,在批判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认为不仅要学西方的“用”,更重要的是要学西方的“体”;(二),早期维新思想家还没有脱离个人研究问题的范围,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政见,对社会影响较小,维新派则把书本上和口头上的议论变成实际的政治行动,他们直接向皇帝提出变法要求,并且发动了群众性的变法运动。他们组成了政治集团并且试图组织政党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纲领,(三),早期维新思想家一般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谈论变法,片断地、孤立地列举变法事项,强调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虽然也主张设立西方式的议会,但并未充分阐述“本”和用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系统的、有逻辑的论述,维新派则从内忧外患的形势出发来说明变法的必要性,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资Ⅳ,第18页。)的变法为了救亡的观点,对如何变法,如何向西方学习,提出了有逻辑的论证,强调了学西方的政体,特别是严复对西方的民权思想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论述;(四),早期维新思想家批评当时的“弊政”,但把“弊政”看作是工作中的缺点,认为只要设法弥补缺点,国家就会富强起来。他们的著作中很少涉及民间疾苦。维新派则把“弊政”看作是社会疾病,把中国比作“麻木不仁,饮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药之不能入,诚扁鹊所望而□步”(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资Ⅲ,第180页。)的病人,认为光靠治标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改弦更张,“另立堂构”。他们向皇帝陈述民生疾苦,为民请命。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几乎不敢冒犯皇权,维新派则大胆地把社会的病根归结到“上体太尊”(皇权太重)。当然,早期维新思想家也有个别观点比康梁还要进步,这里就不再例举了。维新派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观点,把它从空谈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这当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维新派同早期维新主义者的区别,不仅标志着当时资产阶级对学习西方在认识上有很大发展,而且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已经接近形成。在这种思想体系指导下,维新派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了。二、维新派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顽固派虽然在同洋务派的论战中败退了,但是封建社会所固有的闭塞的社会风气并未打开,对西方极端缺乏了解的状况并未改变,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习惯势力依然存在。1898年3月,康有为在保国会上发表演说时,很有感慨地谈到这种状况。他说:中国自古为大一

统国,周围都是缅甸、朝鲜等小国,从来就很自大,对外国缺乏了解。以校订四库全书闻名的纪昀就认为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中所介绍的西方各国,有“如中土瑶台阆苑,大抵寄托之词”,阮元所著《畴人传》中不相信地球是圆形;道光十二年,英国以轮船二艘进犯广州,两广总督卢坤用三千师船、二万兵卒抵御,竟然打败了。道光皇帝下诏说,卢坤过去很能打仗,不料今日无用至此。卢坤虽然申明洋船极大,难以抵御,可是没有“无影镜灯片,宣宗无从见之,无能自白也。”(资Ⅳ,第407-408页。)直到戊戌变法以前,这种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顽固派徐桐当时就认为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根本不存在,都是英法等国捏造出来吓人的。在这种保守愚顽的社会风气下倡导学习西方、进行改革,其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谭嗣同在《仁学》中把维新派所遇到的社会障碍称为“网罗”,提出要“冲决网罗”,这既说明了当时环境的艰难,又表示了维新派的苦斗精神。维新派怀着焦急的心情想打破这个网罗。他们着眼于教育人民,启迪民智,其方式则是立学会、办学校、办报纸。他们竭力宣传、论证经过教育来开发民智的重要性,提出了有逻辑的观点。这里仅举梁启超的两段话为代表:“今言变法必自求才始,言求才必自兴学始”,(资Ⅳ,第539页。)“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本于学校。”(资Ⅳ,第484页。)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观点。他们不遗余力地实现自己的主张。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十年内,他们建立学会三十个以上,学校五十所以上。维新派非常重视学会的作用。康有为说:“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资Ⅳ,第254页。)梁启超则说:“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维何?唯一归之于学会而已”,“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上陈宝箴治湖南应办之事》,资Ⅱ,第555、553页。)他甚至说,立学会“实中国剥极而复一大键也。”(资Ⅳ,第377页。)学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学习西方文化技术,既是政治性团体,又是学习团体,即使参加强学会,也要学习一种专门学问,“一技一艺,皆听人自认。”(《上海强学会章程》,资Ⅳ,第392页。)维新派立会的目的不仅在于建立组织来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还在于利用此种组织来教育人们学习西方文化技术和了解他们的政治主张;不仅要组织士绅中政治观点相同的人,而且要对士绅进行普遍的西学教育。他们认为,学校不能代替学会的作用:“试问以区区之生徒,供天下十八行省变法之用,足乎否乎?”(资Ⅳ,第374页。)也就是说,学校不能满足变法所需要的人才,要靠学会来补充。因此,学会也就是培养变法人才的场所。学会和学校一样,都是学习西学的启蒙学堂。维新派大概是中国近代最先认识报纸的社会作用的政治家,同时大概也是中国最先创办近代报纸的人。严复为《国闻报》所写缘起中说:“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可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外国之事则可以通中外之情。上下情通,而后其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

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严□道文钞》卷四,上海国华书局民国十一年版,第17页。)这段论述,指出经过报纸传播知识、交流情况,可以起到组织群众、改革社会、富强国家的作用。这种认识是深刻的,维新派政治家完全是把报纸当作政治工具和教育工具来使用的。现在翻开他们当时创办的报纸就可以看到,里面几乎全部刊载的是严肃的政论性的文章,没有什么消闲作品。他们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湘报》等五十多种报刊。这些报刊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各地出现,把人们带入一个新的天地,不久以前还弥漫全国的那种陈腐的、闭塞的、可笑的保守空气大为稀薄了。近代形式的学会、学校和报刊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跨进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标志。

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近代中国,首先是维新派把旧式的学院和私塾转变为近代的学校,开创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声,首先是他们广泛地建立了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社团,开创了近代政治集会的先声。他们用上述形式把当时相当大数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卷进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鼓动和组织他们向西方学习,使他们经过欧风美雨的薰浴后,在思想上迅速近代化、政治化,成为维新运动的群众基础。至于维新派把教育看成是变革社会的主要手段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他们自己在当时似乎也意识到了。梁启超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资Ⅲ,第21页。)这个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反映了他认识上的变化。三、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提出设立议会的主张,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从历史的意义来看,维新派在政治上的贡献是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提出了改革政体、设立议会的主张。尽管他们在提出这个主张时是动摇的,有时说法自相矛盾,有时甚至从原来的立场后退,但是他们终究长期不断地宣传了设立议会的思想,并且真诚地希望它的实现。上面已经说过,对于封建制度的批判,维新派比早期维新主义者大大前进了一步,虽然不是自觉的,但可以说已经触及到封建制度的根基。请看康有为对当时官僚制度的描绘:“今之知县,品秩甚卑,所谓亲民者也,而书吏十数人盘隔于内,山野数百里辽隔于外,小民有冤,呼号莫达,书差讹索,堂署威严,长跪问讯,刑狱惨酷,乃至有人命沉冤,鬻子待质,而经年不讯者。若夫督抚之尊,去民益远,百县之地,为事更繁,积弊如山,疾苦似海,既已漫无省识,安能发之奏章。况一省一人,一月数摺,闭塞甚矣,何以为治?枢臣位重事繁,又复远嫌谢客,皇上九重深邃,堂远廉高,自外之枢臣、内之奄寺外,无得亲近,况能议论?小臣引见,仅望清光,大僚召见,乃问数语,天威严穆于上,葡匐拳跪于下,屏气战栗,心颜震播,何以得人才而尽下情哉?”(资Ⅱ,第182-183页。)对于这种状况,康有为把它叫做“蠹在根本,终难自强”,“近之有土地不守、人民不保之患,远之有徽钦蒙尘二世瓦解之祸。”这种“蠹在根本”的观点,康有为多次用不同的说法表达过,例如他说当时的局势是“百脉俱败,病中骨髓,此扁鹊奏缓所望而大惧也”(资Ⅱ,第

124页。)他所描写的当时人民在沉重的阶级压迫机器下面遭受刑狱惨酷之苦、人命沉冤而呼号莫达的景象,以及这个制度本身气脉不通,生机堵塞,活象一具僵尸的现象,实际上是对旧制度不能再继续维持统治的一种分析和预告。康有为不懂得什么叫革命危机,但是他实际上描写了当时存在的革命危机,他得出了清朝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患了绝症、必将把国家引向灭亡的结论。更进一步,他又根据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指出:“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变,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资Ⅱ,第129页。)把洋务派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上体太尊”,直接触动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不仅有勇气,而且很深刻,因为上体太尊的反面就是民权太轻(准确地说是士权太轻),就应降低和限制君权,客观上势必引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结论。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扫除更张,再立堂构”的主张。(资Ⅱ,第179页。)他的所谓“再立堂构”,其主要内容就是设立议会。“再立堂构”这句话是1895年6

月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提出的,这封奏书所列举的“再立堂构”的第二条措施就是:“开门集议,令天下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资Ⅱ,第184页。)从1888年到1898年的十年中,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几乎每一次都提出这个主张,可以说是十年一贯。现在来看很清楚,维新派所说的“议会”并不是欧洲资产阶级那种议会,并不是资产阶级代议制,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说过议会应当具有立法权。他们心目中的议会,仅仅是为了便于皇帝“通下情”而设立的传送机构,最多是参谋机关或谘询机关。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把议会制度附会为我国汉朝的议郎制度,对于议员,主张“因用汉制,名曰议郎”,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托古改制”,而是因为对欧洲那种议会还没有正确的知识。仔细看看康有为关于设立议会的全部说法就可以发现,他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在欧洲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他不知道社会契约学说,不具有君主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思想;相反,君权神授的观念并没有在康、梁的头脑中动摇,他们虽然批判“上体太尊”,却没有提出君主立宪的概念。他们所说的议郎制度,同汉代的“举贤良”方策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确实是中国的老办法。当然,严复比较正确地介绍过欧洲的议会制度,(见《原强》和《辟韩》两文,资Ⅲ,第58—59页,79—80页。)但是严复介绍的这类重要观点,并没有在戊戌政变以前的康、梁的著作中反映出来,这类观点究竟对康、梁是否产生过影响,还是一个疑问。我们恐怕不能说康、梁拒绝欧洲议会思想,因为他们对于封建制度弊端的认识和批判的确是深刻的,具有这种批判性的认识,比较容易接受欧洲议会思想(严复本人就是一个例证),很大的可能是他们当时既没有深入地接触这种思想,也不能完全理解这种思想。他们口头上反复讲议会这个词,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只是说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没有达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前,人们难以超出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即使是先进思想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理解不了。严复久居国外,有感性认识,他是懂得了,但也并未接受,并未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恐怕也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了他的认识的发展。我们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轻估维新派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相反,正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在行动上却颇象欧洲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一样,敢于向封建制度挑战,不能不令人对他们的胆识和勇气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搞“托古改制”,很可能一部分原因也在这里。今天看起来,“托古改制”是迂腐可笑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可能是改革家们所能找到的、也为知识界所能接受的唯一的理论依托。如果我们想到一八九八年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也是以《天演论》为高级精神养料,对于维新派的志士们未能了解卢梭的学说,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维新派的功绩在于:他们所批判的仅仅是清王朝官僚制度,但是人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否定封建制度本身;他们疵议的仅仅是皇权太重,但是人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废除皇权,他们本意想唤醒皇帝,结果却唤醒了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宣传汉朝的议郎,却引导人们去学会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等等。历史越过了他们的愿望和眼界,越过了他们所规定的界限,向前发展了。特别是他们把“设立议会”写入自己的政纲(康有为的奏议可以看作是维新派的政纲),就使他们的政治纲领同过去一切要求在封建官僚体制内部进行改良的政见(包括洋务派在内)有了原则区别。历史条件已经不允许真正的资产阶级议会在中国出现,如上所述,维新派也不真正了解这种议会,但是他们要求“设立议会”的宣传活动,却起了摧毁封建制度的作用。戊戌政变失败后不几年,扼杀维新运动的慈禧太后就不得不承认立宪政体,她自己连同大清王朝就在立宪声中寿终正寝,这个结果当然包括维新派的功绩在内。近来研究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指出,康有为的奏议中关于立宪的词句本来没有,是后来增添进去的。我个人过去写的文章中曾经说到康有为有君主立宪主张,应当更正。研究者又指示,在百日维新前后,康有为在奏议中已不再提及议会之事,而特别强调开制度局于宫中以总管新政,以制度局代替议会。我的看法是,百日维新时言制度局而不言议会,恐同变法“关国安危,举措偶乖,必至龃龉,此非特开专司,以妙选通才,不足以商鸿业而定巨典”(资Ⅱ,第216页。)有关,即为了对新政加强集中领导,防止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而不一定因此取销议会。四、组织了超出资产阶级界限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应当承认维新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觉悟较高、真挚而又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在十九世纪末叶出现的两次爱国主义高潮中,他们都是倡议者和组织者。他们领导了著名的1895年夏季的“公车上书”。根据当时的记载,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到北京后,群情大□,“市肆行人聚谈偶语,咸惴惴,惧和议即成臧获仆隶,皆裂赀切齿。”(魏元旷:《坚冰志》,卷一。)所以,他们这项活动代表了群众的爱国救亡热情。同年八月,康有为在为强学会所作的叙言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法南瞬,

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资Ⅳ,第384—385页。)忧国之情,溢于言表。1897年底,康有为于德国强占胶州湾后赶到北京,立即向光绪皇帝上书,以迫切口吻分析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所形成的危机:“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他警告光绪皇帝说:“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午湖山而不可得矣。”(资Ⅱ,第189—190页。)康有为这封奏书被大官僚们视为“狂妄大胆”而不予代递,于是,他串连在京举子于夏历三月二十二日在粤东馆召开了保国会。他在会上提出救亡的口号,倡言“故今日当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资Ⅳ,第410页。)梁启超也发表了演说。大会通过了保国会章程,号召“志士仁人”“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资Ⅳ,第398页。)这一年,酝酿近十年的变法活动达到高潮,随即开始百日维新。维新派举起救亡的旗帜,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汇入救亡运动之中,就使维新运动越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而带有全民政治运动的性质。虽然救亡运动从来不曾沿着维新派指引的政治航道前进(它是更加广阔的历史洪流,不仅冲破了维新派的政治航道,后来又冲破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航道),可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一段时间里,它是同维新运动合流的。这种合流提高了维新派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使之成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先行者之一。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新派的历史作用,而仅仅把他们看成是一批失败的改良主义者,那是不公正的。维新派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真诚的帝国主义崇拜者。他们一方面大声急呼外患日亟,列强侵侮,瓜分之日可待,一方面又发表“联英策”、“联俄论”,宣传变法图强必须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把李提摩太之类帝国主义分子看作好友,不断向他请教,竭力争取帝国主义的声援;他们讲“大败之余,人自为战”,并不是要大家抵抗帝国主义,而是什么“救亡之道,唯增心之热力而已”,“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厉其心力,增长其心力”。(资Ⅳ,第411—412页。)怎样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呢?原来维新派讲列强瓜分中国,却并不将瓜分的责任加到列强头上,并不认为帝国主义是敌人,反而把瓜分的责任加到中国广大人民的头上。就在保国会成立大会上,康有为说:“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故割地失权之事,非洋人之来割胁也,亦不敢责在上者之为也,实吾辈甘为之卖地,甘为之输权。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为什么四万万人甘愿卖地、输权呢?他们的逻辑是:洋人入侵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弱与愚,如果中国自居于愚昧,就没有办法禁止洋人的进攻,因此等于甘愿卖地、输权,“人人有亡天下之赍”。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变法图强,列强就不会瓜分中国,反而会支持中国由弱变强。因此,在维新派看来,寻找帝国主义支持是理所当然的,得到帝国主义支持是国家富强的关键之一。他们丝毫不觉得他们的观点有自相矛盾之处。维新派居然坚持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逻辑,其主要原因是对帝国主义的本性缺乏认识,对世界的情况缺乏

了解,以有限的和不少被歪曲的西方知识作为根据来进行推断的结果;而对西方缺乏认识,又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发展起来以及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赖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这是毋须申述的。维新派依靠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看到帝国主义是当时唯一能够箝制西太后的政治力量。他们既然认为帝国主义有支持维新运动的善意,也就主观地认为英、日帝国主义会站在他们一边,给西太后以压力,推动维新的实现。然而事实上,即使照维新派的想法,英、日帝国主义和西太后之间有矛盾,而且维新派可以利用这个矛盾,可是,他们一旦依靠了帝国主义,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区别就消失了,何况帝国主义和西太后之间并无根本性的矛盾。维新派对于帝国主义的幼稚认识导致他们在政治上走入歧途。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希求始终是一厢情愿,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他们到处找朋友,结果找到敌人作朋友,屠刀落到自己头上。戊戌变法临近失败时,光绪皇帝下密诏给康有为等人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资I,第263页。)梁启超、谭嗣同会聚于李提摩太寓所,商定分头出发请英、美、日大使设法营救光绪皇帝,结果几位大使均不理睬,或走北戴河,或去西山,避不见面,让光绪皇帝落入西太后的囚笼。这不象一些历史书所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可是维新派对此至死不悟。康有为政变失败逃亡的过程中,仍然坚信帝国主义的善心,不断呼吁帝国主义伸出援救的手。维新派对于帝国主义缺乏认识正是维新运动的局限性的表现,但是这种局限性是历史条件形成的(当时中国没有人比康、梁、严复更了解西方),我们不能因此苛责维新派,倒是由此看到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而且不能不对维新派在中华民族遭到危难时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表示敬意。五、维新运动既敌视农民又代表农民利益维新运动根本没有想到借助农民的力量,它始终站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对立面,把农民当作“暴民”。维新派主张变法,一开始就包含着预防民变的目的,照康有为的说法,乃是鉴于“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揭竿斩旗已可忧危。”(资Ⅱ,第192页。)直到百日维新前一年,康有为还直接参与镇压农民起义。1879年夏,广西兴安县农民起义,康有为适在桂林,他立即建议唐景崧(前台湾巡抚)建立地主武装,对起义农民实行镇压,并连夜去找广西巡按使蔡希绅,请他支援武器。所以,维新派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是很坚定的。但是,我们同时又应当承认,维新运动在客观上代表了农民的利益。欧洲的资产阶级总是联合农民向封建制度冲击,在取得胜利以后,再从农民手中夺取胜利果实,掉转矛头来镇压农民;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同封建地主阶级的关系太密切,他们本身常常就是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人物,他们的资本积累离不开封建剥削,而且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压迫下,经常要把商业资本或工业资本转化为封建性的土地投资和高利贷,从封建剥削中找到资本的逋逃薮,因此,他们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根本不敢大胆地采取联合农民的政策(辛亥革命也是如此),相反,从一开始就采取敌视农民的立场,以镇压农民的表现来

取悦于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争取它们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让步。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终究会促进封建制度的解体,有助于农民卸除封建剥削的重压,同农民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虽然封建制度的解体并不会消除农民的痛苦,而且意味着新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枷琐将套在农民头上,但是这个矛盾会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去解决。在当时,反对封建制度斗争目标的一致性,使这两个阶级暂时处在同一条战线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经济侵略,可是,中国民族资本同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农村的角斗,又符合中国农民挣脱帝国主义经济剥削的愿望。在这个斗争面前,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暂时放到次要地位了。从这两点意义上来说,维新派虽然同农民相敌对,他们的斗争却在根本上符合当时农民的利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以全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现象。恩格斯指出:“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第54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正处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资产阶级同农民当然可以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问题上,找到共同利益的汇合点。维新运动乘当时的国难才发动起来,这个现象也说明,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资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阶层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次联合斗争。维新派的失败是注定了的。他们依靠光绪皇帝而又明确了解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梁启超说,“皇上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资I,第256页。))他们面对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阶级力量对比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占了绝对优势,而这两种反动势力的胶合又加强了这种优势,使维新派在同它们的较量中无异以卵击石。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并没有把维新派当作对手,甚至也没有把光绪皇帝当作对手。光绪帝要变法,荣禄说:“俟其闹至剪辫子时,必有办法,此时何急哉?”(资I,第350页。),流露轻蔑之意。他们镇压维新运动,与其说是害怕维新派变法,不如说是害怕维新派的变法宣传引起农民的觉醒。张之洞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资Ⅲ,第222页。)所以,要借谭嗣同等六人之头来震慑乱民。维新派是付出了鲜血的,但是他们付出鲜血所取得的代价不是如谭嗣同所说,由此“国”就可以“昌”了,而是完成了一部分为后来的革命清扫道路的工作。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著《戊戌政变记》描绘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后面对的形势:“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也,得乎?”(资I,第269页。)这个描绘是符合实际的,虽然梁启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戊戌维新运动在中

国近代史上的积极意义主要不在于反封建(当然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也不在于反帝(当然也为中国民族独立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在于它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就是说,经过维新运动以后,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真面目开始有所了解,打破了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复兴中华的幻想;同时,清算了洋务运动,了解到单靠输入洋枪洋炮而不从根本上改革政治制度,是无法战胜帝国主义的。这些,既是辛亥革命的必要准备,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准备。没有这个准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出现和胜利都是不可设想的。

中国近代史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不仅政治主张区别是清楚的,而且组织上的划分也是明显的。改良派的主要人物都没有转为革命派,相反,他们大都成为革命派的政敌,两派壁垒分明。因此,革命派不是从改良派中孕育或者分化出来的。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改良派的政治运动过渡到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时间非常短促。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5年就出现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同盟会,并且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895年香港“兴中会”的誓言中已有“驱逐挞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内容,但当时兴中会的活动在国内各地影响很小。)的革命纲领,其间相距不过七年。这种过渡之所以如此迅速,除了客观上的国难日亟的形势促使革命危机加速成熟的原因外,改良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而又迅速遭到惨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革命派来说,改良派既是他们的政敌,又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从改良派那里学习西欧民主思想(《天演论》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又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同改良派的论战(《民报》的论战)中,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同时不断加强自己的革命组织,终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十三年,成功地发动了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我们并不否认孙中山先生和某些革命派的代表人物曾经直接从欧洲和日本吸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但是当时绝大多数在国内进行政治活动的革命派人物,特别是广大的革命群众,主要是受到改良派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它仍然是中国近代革命向前发展的第一个阶梯。它的历史功绩就在这里。【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

5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 【课程标准】 (1)列举洋务派为“自强”“求富”而创办的主要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评价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课时】2课时 第一课时洋务运动 【温故互查】 第一单元主要讲述了西方列强发动的数次大规模侵华战争,请举例 这些战争的结果使得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领土被宰割,经济遭到破坏,主权被严重损害。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一些官员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的统治,形成了所谓“洋务派”。他们所从事的与老外打交道的过程被称作洋务运动。 【设问导读】 一、学生根据提纲自学课文 1、从世纪年代到年代,洋务派掀起一场“”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在中央以为代表,在地方以、、、为代表。 2、、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为口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等一批工业。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以“”为口号,开办一些。主要有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等。 3、1862年成立的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 4、洋务运动: 目的:维护,而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作用:它没有使中国,但引进了,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培养了,在客观上为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开辟了道路。(地位) 二、教师点拨 出示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前期以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后期还兴办近代民用工业,筹建南海、北洋、福建三支海军、兴办京师同文馆等新式近代学堂,培养近代军事、外交、科技人才。(1)前期以()为口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如()后期以()为口号兴办近代民用工业,比如()。这些都是在学习西方的()即“器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筹建的海军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于(),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与破产。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和目的我们可以看出其性质是一场()的自救运动。

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意义 1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希望的关键时刻 高举民族救亡图存的旗帜 要求通过变法 发展资本主义 侃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维新派的政治面目实践和思想理论 不公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2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鼓吹民权 主张衽君主立宪制 并在政治面目、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这些措施虽然未能生效 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3 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 维新派通过组织学、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开办学堂 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 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货观念 批封建群权和封建纲常伦理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维新派的推动下 文化界还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 而且维新派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失败原因 1 客观上 维新派的势力非常弱小 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 而以慈禧太后亩产的反对变法的守旧势力却相当强大 新旧势力对比的差距预示着这场运动如履薄冰 难以取胜。 2 主观上 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也是这场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 在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二 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虽然在大声疾呼救亡图存 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 结果却是处处碰壁。第三 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了人民群众 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 因此 运动未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 不但暴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 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 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 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戊戌六君子”的鲜血也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 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异同

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异同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两个相连的环节。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之间是相互继承的关系。戊戌变法正是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洋务运动为中国引进了西学,为戊戌变法的发生起了启蒙作用19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兴办“洋务”,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近代军用企业、民用企业、新式教育机构等。洋务运动的创办活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潮流。戊戌变法人士也从西方的科学知识的政治制度中寻找到了变法的理论依据和途经。 一、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对戊戌变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体西用”作为一股思潮,早在19世纪60年代即已形成,并成为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洋务派一面维护着封建专制制度,一面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中体西用”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力也很大。虽然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然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却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存在,在理论上日趋完善。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就是秉承“中体西用”这个宗旨,同时它又是维新变法直接留下的仅有成果。 三、洋务运动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戊戌变法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洋务运动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办起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军民用近代企业,揭开了封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序幕,使中国生产由手工劳动发展到了机械生产。近代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出现的发展,刺激和促进了中国民资本的产生和发展,相继而来的是产生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成长,使改良派的维新活动具有了比较坚实的阶级基础,由此迅速发展起来。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两个相连的环节。当今,有的论者认为,两者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有的论者则“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关于戊戌变法的进步性,现在不承认者希罕了。争论的焦点在洋务运动上。后者基于认为“洋务运动是反动的”,不仅不认为有理由把洋务运动放在历史的进步潮流里,而且竭力否认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的联系,生怕因两者的某种联系而给洋务运动带来某种进步性。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有什么联系?两者间是否截然对立?这些问题有必要重新提出来,并进行研究。 一 戊戌变法是怎样发生的?现在仍然流行的说法是:“甲午战争是戊戌变法的原动力”。许多著作和论文在论述戊戌变法产生的原因时,只从中日甲午战后开始,认为甲午一役,中国惨败,丧师辱国,割地赔款,才“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因而奋起变法,挽救民族危亡。也有的提到甲午战前,说“戊戌变法是甲午前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但在他们看来,戊戌变法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持此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当洋务运动压制中国资本主义,而以富强自夸时,微弱的代表资产阶级要求的改良主义者提出了经济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开始破产时,他们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完全破产后,终至酝酿为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只是以自己的“完全破产”才证明戊戌变法出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是,不承认戊戌变法是之前几十年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不承认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物质的思想的条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首先,戊戌变法的发生是以洋务运动的经济成就为物质条件的,是以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为社会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页。)在昔日的戊戌变法研究中,很少有人把戊戌变法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而多从战争和政治斗争说其起因。有的虽然注意到从经济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但止于甲午战争后,他们把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限于甲午战后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割断它与甲午以前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须知,甲午战后的民族资本,正是在甲午战前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终能改变封建生产关系,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近代生产力,在中国正是由洋务运动从外国资本主义世界引进机器开始的。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是在洋务运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作者:苏沛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884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 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如果以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光绪皇帝书为起点,以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终点,前后经历十年左右时间。接踵而起的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一次革命的规模都比上一次壮阔,提出和解决的问题都比上一次深刻,都更加接近中国的实际,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人们的认识在斗争中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因而事后来看以往的政治斗争运动。难免把它的缺点看得多一些,把它的成就看得少一些,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多年来有些著作在评价戊戌维新运动的时候,往往对它在中国近代所起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有鉴于此,笔者不顾浅学,谨抒己见,以就教于博学。 一、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戊戌变法运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出现的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七十年代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冯桂芬、郑观应、马建中等人。冯桂芬的《校□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马建中的《适可斋记言记行》,是其代表著作。维新派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踪迹。例如,设立议院的主张,就可以在《盛世危言》中找到。维新派的说法是:“今吾国有四万万之民众,大地莫多焉,而不开国会,虽有四万万人,而不预政事,视国事如秦越,是有民众而弃之。”(《请君臣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以下凡引自《戊戌变法》者均简称“资”),第238页)“设议院以通下情也。……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上清帝第四书》资Ⅱ,第176页。)《盛世危言》中的说法则是:“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为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资I,第57页。)两者相比较,不仅主张一致,连申述的理由也基本相同。又如,维新派认为变法必须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入手。梁启超说:“今言变法必自求才始,求才必自兴学始。”(《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资Ⅳ,第539页。)而《盛世危言》中说:“学校者,人才所由此;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资I,第49页。)两者的观点和逻辑也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派在批判洋务派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体用不可分割、向西方学习必须兼学其体用的观点。这是两派在展开激烈的论战中一个交锋的观点。可是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也已提出过了。《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说:“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国,然其驯致富强亦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

比较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比较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来做总结,它既是地主阶级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又是地主阶级所进行的一次改革运动。首先,在“内忧外患”局势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崛起的部分地主官僚,借助洋枪洋炮,镇压了农民起义;同时又试图通过练兵、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来“求强”、“求富”,以挽救清王朝。其次,洋务派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实施了一些变革,引进西方科技,兴办近代企业,改革传统模式,这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是一致的,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是一次改革运动。 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首先清政府依靠洋务运动中建立军事力量,多次挫败了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其次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开始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进程,还有,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军事工业是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军火装备的主要供应来源。经历了洋务运动,中国的军事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历程。洋务运动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问题,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了民用企业。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学习西方经济管理模式,为中国近代企业的诞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洋务运动中改良派政治上的内部落后性和对外依附性,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无法进入政治层面与思想层面。洋务运动虽然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还是刺激了中国政治向近代化的进程迈进。洋务运动兴办新的教育事业,学习新的知识,培养新人才,开办新式学堂,这些学堂主要培养为洋务运动服务的翻译、工程、兵器、轮船驾驶、电报通讯、矿务、军医等各类人才。洋务运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借此深层次地接触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在文化教育上的积极影响更可视为我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两个相连的环节。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之间是相互继承的关系。戊戌变法正是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促进了传统观念意识向近代化的转变,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在保守观念极为浓厚、顽固派反对甚烈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它本身就是对传统保守观念的一个有力冲击。“师夷长技”的观念,承认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使人们逐渐改变轻一些旧观念。” 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功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比较

一、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比较 相同点: 1.社会背景:都是在列强的侵略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内容:都向西方学习,涉及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 3.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4结果:都失败了,但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不同点: 1.社会背景:洋务运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外交困。 戊戌变法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加剧。 2.性质:洋务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革。 3.目的:洋务运动是维护清朝封建统治;戊戌变法是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 4.主张:洋务运动只学科学技术,自强、求富;戊戌变法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 5.影响:洋务运动开辟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戊戌变法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 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比较 1.背景相同 (1)国际:都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 (2)国内:中国面临被瓜分,民族危机加剧。 2.性质(方式)不同: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革;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3.领导阶级 (1)相同:都是资产阶级。 (2)不同: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 4.主张(目的) (1)相同:都要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2)不同: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主张三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制 5.结果相同: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6.意义 (1)相同:都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2)不同:戊戌变法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

五阳矿中学八年级历史上册导学案 课题5、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班级姓名组别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1、列举洋务派为“自强”、“求富”而创办的主要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评价洋务运动 2、知道百日维新,认识戊戌变法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能力目标:分析洋务运动的的主要内容客观评价洋务运动;概括分析戊戌变法的的作用 情感目标:通过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正确认识其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勇于探索真理的的精神。中考考点:列举洋务派为“自强”“求富”而创办的主要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评价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竞速自学:第一课时 “洋务”从“夷务”转化而来:中国古代时“夷”或指东方部族或泛指中土以外的四方部族是与华、夏相对的指称,含有尚未文明开化之意,属于贱称。清朝初也称洋人为“夷”,以示其低我一等。近代以来,列强入侵,“夷”居然越来越强大了,此贱称也不得不改,遂渐用“洋”字替代。 一、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区别◆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持续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物:中央,_____________ 地方实力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枢机构:________________(识图) 创办企业:前期 (军事) 口号:____________ 代表企业:第一个军工企业_____________________、最大的军工企业__________________ 后期 (民用) 口号:____________ 代表企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时断时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败,李鸿章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覆灭而破产 但其影响巨大,所以应正确评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群策群力:找找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源。 课外学史增补:设馆时,恭亲王奕说:“天下之耻,莫耻于不如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奋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旧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说的名正言顺,但仍有人反对:见课后大学士语。恭亲王愤慨极了回答说:“该大学士即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死命,臣等实未敢信。”此知变法阻力之大! 二、戊戌变法——甲午战败,洋务破产,堂堂华夏,被蕞尔小国日本所败,举国上下,悲愤异常。危机空前, 有识之士,奋而图存,欲求变法。 变法的时间:__________(因此变法又名___________)变法目的:______________ 发起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幕:________________ ,正式开始的标志:____________________ 内容、意义(书上划出) 变法触犯了顽固派的利益最终失败,仅仅保留唯一成果:_________________,但是 变法的思想却在社会上影响深远,促进思想启蒙,冲击封建束缚。 戊戌六君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区分:洋务派、维新派、顽固派、 合作共学:课后34页“辨析” 人物浅识: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 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 万字,在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 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著有《中国文化史》《李鸿章 传》《曾国藩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历史研究法》……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习题

第5课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 一、单项选择 1.下列叙述与洋务运动无关的一项是() A.引进西方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 B.对外国经济侵略进行了一些抵制 C.建立了近代化的政治制度 D.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洋务派创办的最大的军工企业是() A.安庆内军械所 B.福州船政局 C.天津机械制造局 D.上海江南制造总局 3.洋务运动的核心主张是() A.师夷长技以制夷 B. 师夷长技以治夷 C.师夷长技以求强 D. 师夷长技以自强 4.洋务运动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的根本目的() A.维护满清封建统治 B.赶走外国侵略者 C.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D.使中国富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5.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其根本原因是() A.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的统治 B.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 C.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干扰破坏 D.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6.揭开维新变法序幕的事件是() A.公车上书 B.组织强学会 C.保国会的成立 D.兴中会的成立 7.戊戌变法失败后,表示“甘为变法流血牺牲”的维新派人物是() A.康有为 B.梁启超 C.谭嗣同 D.康广仁 8.戊戌变法突出的历史功绩在于() A.挽救民族危亡 B.推动政治改革 C.发展社会经济 D.促进思想启蒙

二、材料分析 1.普遍设立中小学堂,京师设立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请回答: (1)材料中反映的是什么事件?什么方面的内容? (2)请指出这一事件的起止时间及标志? (3)这一事件的结果如何?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这次变法得到了哪些人的拥护? 2.“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 请回答: (1)“有心杀贼”中的“贼”指的是什么人? (2)他为什么会感到“无力回天”? (3)此遗言表达了谭嗣同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课文中引用了他的一句名言是什么?从中我们应该学习他的什么精神? (4)他所参加的变法名称是什么? (5)在戊戌政变当日,谭嗣同本来有机会可以逃走,但他不愿逃走,表示甘愿为变法流血牺牲,最终就义。有人认为,谭嗣同应该逃走,以便日后再图维新事业。你同意哪种观点?为什么? 答案: 一、单项选择:1. C 2.D 3.D 4.A 5.B 6.A 7.C 8.D 二、材料解析: 1. (1)戊戌变法文化方面 (2)开始时间是1898年6月 11日,标志是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结束时间是1898年9月21日,标志是戊戌政变。(3)戊戌变法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失败。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导致的。 (4)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爱国知识分于 2. (1)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等统治阶级。 (2)因为戊戌变法失败了。 (3)表达了谭嗣同痛恨当时的社会,但又无能为力的愤痛心情。课文中引用了他的一句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摘要: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至9月21 日以失败而告终。虽然这次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就失败了,但是却对近代中国有很大的意义,对后来的辛亥革命革命及新文化运动都有深远的影响。探讨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对当代中国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字:戊戌维新运动;意义;失败原因;教训;变法; 在中国5000 多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每一代都总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拥有惊才绝艳的智慧, 他们拥有远超世人的长远目光,他们拥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他们不顾自身,敢于在民族危 亡之际挺身而出,挑起振兴中华的大任。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投身于戊戌维新运动的那些人就是那一代中国的脊梁。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背景及过程 19世纪90年代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1895 年公车上 书公车上书 4 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了北京,犹如晴天霹雳,朝野震惊。在北京参 加会试的举子们群情激愤,他们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组织下,联合签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这次上书由康有为起草1300 多人签名,史称“公车上书”。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对政府触动不大,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公车上书”拉 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8 年 1 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 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6 月11 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但是,仅仅103天之后,1898年9月21日的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仅仅持续了103天就是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洋务派曾经掀起一场名为“师夷长技以自强” 的 洋务运动。但是,洋务派只是单纯的学习西方的技术和设备等一些表面上的东西。甲午战争 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时候,维新派就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思想,都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派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 的思想局限,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地建

第5课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

第5课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导学案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洋务运动的兴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安庆内军械所 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戊戌政变、戊戌六君子 2、能力培养: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和目的、发展过程、主要内容、客观评价洋务运动 3、情感、态度价值观: 辨证客观看待历史事件。正确认识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懂得只有承认落后、愿意学习先进文化,才有摆脱落后的可能 充分理解维新变法人士的进步立场,陶冶爱国爱民族的高尚情操,增强新时代青年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洋务运动的概况;公车上书、百日维新 教学难点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戊戌变法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 学法指导 1.指导学生读解课本的有关图片,观察课文插图,使学生认识这些新事物,是古老中国迈向近代的起步。探索公车上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2.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指导学生运用对比方法,了解社会各界对变法的不同反应。3.制作历史大事年表, 教学过程: 一、学生自学洋务运动课文内容 1.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2.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3、洋务派为什么要创办民用工业? 二、概括总结知识结构: 背景: 时间: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 目的:师以长夷以自强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机器设备与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工业。 代表人物:奕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 口号:自强求富 内容:19世纪60年代,兴办军事工业:“三局一所” 19世纪70年代,兴办民用工业:“三局一厂” 结果:失败 性质:是一场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 意义:p32页 三、问题探究 1、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和原因是什么? 见P32页标注 四、学生自学戊戌变法课文内容 1.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怎样的形势?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 车”(应试举人)要求拒签《马关条约》? 2. 光绪帝为什么接受和支持维新派的主张? 3.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4.为什么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仅历103天,便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 五、总结知识结构 戊戌变法的背景及目的: 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公车上书(1895年、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 报刊:《事务报》

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新文化运动相关知识点整理

洋务运动 时间:19世纪60~90年代 背景:内忧外患。 指导思想:中体西用。 领导机构:总理衙门 内容:军事企业(见下表)以“自强”为口号 企业名称创办时间创办人地址 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曾国藩安庆 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上海 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南京 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福州 天津机器制造局1867年崇厚天津 特点:封建性为主,带有一定资本主义色彩。 近代工业的起步。存在弊端。制约发展。 民用企业(见下表)以“求富”为目标 企业名称创办时间创办人地址 轮船招商局1872年李鸿章上海 开平矿务局1878年李鸿章唐山开平镇 电报总局1880年李鸿章天津 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郑观应等上海 湖北织布局1893年张之洞湖北武昌 汉阳铁厂1890年张之洞湖北汉阳 特点:资本主义为主,带有一定封建性。 促进其他工业发展。 新式海军: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水师。 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 失败原因:1、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富强。 2、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阻挠与破坏。 3、缺乏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 4、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 5、没彻底变革封建制度(根本)。 影响/评价:1、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标志着近代工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的经济侵略。培养了人才,传播了西学。 2、没有达到自强求富的愿望,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的封建制度。 如何理解“中体西用”?19世纪60年代为何会出现这种思潮? 1“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指中国传统的体制和文化;“西用”指西方的技术。即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维护中国的固有的制度的纲常礼教 2.19世纪60-90年代,西学在较广泛的层面传输进来,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猛烈冲击。当时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在如何维护清朝统治的问题上出现了倡行“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他们

比较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太平天国运动

比较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的异同及失败经验教训 相同点: 1、历史背景: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清政府极端腐败,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2、目的:试图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3、最终结果及其原因:都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根本原因都在于阶级局限性和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4、影响: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 不同点: 洋务运动:未触及封建体制本身。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海军等。 百日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维新派多次上书请求变法,并在光绪帝支持下发动了戊戌变法。 太平天国运动:是要求推翻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但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方案 辛亥革命:要求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主张实行“三民主义”,以革命暴力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经验: 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诱导作用;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勇敢地担负起反侵略的任务。《资政新篇》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方案,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的最早探索;对后来的民主革命有重要影响。因此可以说太平天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百日维新: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教训:社会性质未变,都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不能使人民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况。失败的根本原因:阶级局限性;客观原因是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顽固派实力强大。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摘要: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至9月21日以失败而告终。虽然这次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就失败了,但是却对近代中国有很大的意义,对后来的辛亥革命革命及新文化运动都有深远的影响。探讨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对 当代中国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字:戊戌维新运动;意义;失败原因;教训;变法; 在中国5000多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每一代都总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拥有惊才 绝艳的智慧,他们拥有远超世人的长远目光,他们拥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他们不 顾自身,敢于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挑起振兴中华的大任。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 脊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投身于戊戌维新运动的那些人就是那一代中国的脊梁。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背景及过程 19世纪90年代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1895年公车上书公车上书 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了北京,犹如晴天霹雳,朝野震惊。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群情激愤,他们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组 织下,联合签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这次上书由康有为起草1300多 人签名,史称“公车上书”。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对政府触 动不大,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 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 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但是,仅仅103天之后,1898年9月21日的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 戌变法”失败。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仅仅持续了103天就是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教学反思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教学反思 李振华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华东版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近代化的探索”第一节内容,本节课讲述的是探索的起步——“洋务运动”和第二步——“戊戌变法”。本节教材容量大,内容比较多,两部分知识都是这一单元的重点,两方面内容放在一节课讲述,任务大,有难度。本节课想通过导课,情景的创设,利用多媒体的辅助教学,探究性问题,图片资料的补充,破重点,化难点,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在教师引导下做到感知历史,分析原因,从历史人物的事迹中得到启迪,潜移默化的陶冶学生情操,情感得到升华。教学后,我感觉有以下几点成功之处: 1、直接快速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和兴趣。 在教学中,我用了快速直接导课法,联系“上海世博会”调动学生关注这节课内容,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世博会学生都熟知,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又和本节课学习的中国近代化的起步紧密联系,富有启发性为本节课奠定基础。 2、紧扣教学重难点,灵活处理教材。 教学中我抓住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以及它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解戊戌变法发生的原因及其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影响两个重点展开教学,将直观的,容易理解的知识通过展示知识卡片,让学生二人或四人一组合作完成,教师巡回检查学生自主学习情况,根据完成情况再围绕重点进行补充讲解,这样既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又为教师大量的逐一讲解节省了时间,更为突破客观的评价洋务运动和理解戊戌变法的影响和失败原因这一难点赢得了时间。 3、重视历史的情感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 在进行重点知识教学和难点突破过程中,通过多媒体课件补充相关文字资料、图片资料创设情境,以讲述法为主,辅以课堂探究、讨论等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评价,让学生感悟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无奈,探究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客观的评价洋务运动。通过对戊戌变法内容的分析、变法失败原因讨论,使学生既感受到古代宫廷斗争的复杂性、险恶,同时被维新派人士的强烈的爱国热情所感染,使学生的感情得到升华,体验到革命先烈为改造中国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之可贵。也认识到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利于学生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发挥历史课情感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教育的功能。 4、习题拓展,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欲望。 课后及时小结,并布置富有启示性的探究习题,既有利于知识的进一步深化,又能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欲望。新课将结束时,我用了2分钟进行了这样的小结:这节课我们了解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这两次运动是我们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希望中国富强,是爱国表现,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可惜的是我们只是学习了一点皮毛,没有像日本1869年的明治维新那样从本质上学习西方,这就是我们失败的一些原因。如果说洋务运动像李鸿章所说是给“破屋”贴几张报纸,戊戌变法则是给这个“破屋”换换屋顶和柱子而已。以史为鉴,它们给后人一个重要的教训:要想中国强大,靠表面现象(简单地学习外国科技和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足:然而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开展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尽力展现新课改理念感到很困难。首先是如何面向学生全体,给每个学生机会?其次是历史的讨论依托大量史料,势必不能有充分的时间让学生阅读分析,导致许多环节的处理比较仓促。再者,想通过对教材的挖掘,让感性的历史事件、人物过渡到理性的思考,发挥历史教学的情感教育功能,但学生的分析能力是在教学中逐步培养起来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维新运动的过程探讨

维新运动的过程探讨 1.维新变法的大体过程--兴起、发展、高潮和结局。 2.对各过程所发生的具体内容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3.结合各个过程的对维新运动整个事件进行评价。 前言: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 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而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前列的,是一群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一系列的维新主张,使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就此展开。 第一部分运动的大体过程 维 新 变 法 运 动

第二部分各过程具体内容 (一)开始:“公车上书” 1.时间:1895年 2.内容: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 2.意义:标志维新思潮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4.影响: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此后维新运动开始从理论宣传走向政治实践。 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帝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虽然,公车上书最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二)发展: 1.变法宣传: ①创办报纸: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后改为《时务报》,当时《时务报》发行最为广泛。 ②组织学会:1895年在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 ③创办学堂: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 影响:维新变法新局面逐渐形成。 2.施政纲领:1898年,呈递《应诏统筹全局折》。 3.组织机构:保国会。 宗旨:“保国、保种、保教”. 影响:维新变法的浪潮激荡全国。 4.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在香港和上海游历的经历使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进步性,决心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多次上书清帝,要求变法图强。1890年,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当时引起了思想界的强烈震动,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另外,他还和另外的一些维新志士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训练变法人才。 梁启超:(1873-1929),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担任《时务报》的主笔,写了《变法通议》等重要文章,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的政论在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大加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严复:(1854-1921)曾在英国学习海军,除了撰写维新变法的政论外,更大的贡献是把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康有为在他的政论中,吸收了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进化论史观。 谭嗣同:(1863-1898)湖南人,主要著作《仁学》,在这部书中,虽然认为中国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比较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中国与西方联系之比较 国际政治邹强0143100041 一.前言 我写的这篇课程论文的主题对应的是教学大纲中第十二讲“落后挨打与西学东渐: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后的中国”和第十三讲“近代中外关系模式考察:条约体系与洋务外交”。之所以要写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中国与西方联系之比较,是因为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即陷入了国势陵替、内外交困的陋境之中,正如李鸿章所说,中国所遇为“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面临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1在这种困局之下,中国如若再自拥天下之大而不思变革,或许不仅仅失去的是那一百年和近代化的机遇,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而遭受更大苦难。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和维新派发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尽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看,是进步而值得尊敬的,甚至是悲壮的,不能一味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没有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奠基,就没有随后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要用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各个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不能因为最后的成功来否定过去斗争的积累,否定过去的历史功绩。更为重要的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国内政治和社会有诸多问题需要攻坚克难,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可以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综上所述,我写了这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中国与西方联系之比较。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主要阅读的书籍有江秀萍著的《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周建波著的《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郑大华等主编的《戊戌变法与晚清思想文化转型》,解玺璋著的《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等。 二.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2 1肖先治,李双璧. 中国的政治近代化与戊戌变法[A]. 贵州史学学会.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纪念戊戌维新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C].贵州史学学会:,1999:11. 2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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