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大学语文论文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
摘要：《世说新语》是我国唯一一部完整保存下来的集大成的志人小说集，作者通过对东汉至东晋时期文人言语、行动等的描写，将魏晋时期文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鲁迅先生曾用“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1]这句话来形容本书描写人物的独到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风貌，而其中最为吸引人、在文学史上最为标新立异的莫过于魏晋文人那种潇洒豪放、狂妄放达的行为，这也是“魏晋风流”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文人狂狷
一、狂狷的表现
“放诞”与“简傲”等作为魏晋时期流行在士人中间的一种社会风气，有很多表现形式，主要方式有嗜酒、裸体、不拘礼节、蔑视权威等等。在《世说新语》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
1.嗜酒
酒在魏晋文人的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世说·仁诞》），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仁诞》），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仁诞》）可见饮酒对于魏晋文人来说已经是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也是因为酒，他们常常做出一些令我们现代人看来十分匪夷所思的事情。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
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仁诞》）
刘伶对酒的渴求已经超过了对自己健康的关注，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他甚至不惜为此说谎，如此嗜酒者，实属罕见；蔑视权威、视金钱权利如浮云的阮籍竟然为了酒而屈就自己，求做步兵校尉的官职，可见魏晋人对于酒的感情也超过了对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追求。
2.裸体
鲁迅先生曾指出，魏晋士人风行穿宽衣是因为服食“五石散”的缘故：“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3]或许魏晋文人中间有裸体的风潮也是因为他们服药的缘故，毕竟穿的衣服再宽松舒适也难免会磨破皮肤，倒不如干脆不穿更为自在。不管原因为何，裸体都实在是魏晋文人放达狂狷的一种表现。
在这些用裸体表现狂放的士人中间，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刘伶了：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仁诞》）
刘伶违反了处世的规范，被别人讥笑，他自己却振振有词地说出了这么一番气壮河山、狂放大度的理由，如此理直气壮，倒显得嘲笑他的人拘泥迂腐了。3.不拘礼节
说到不拘礼节，魏晋时期的文人在中国历代文人中间可谓首屈一指，在这一时期，他们不顾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之大防已经是小儿科了。例如，阮籍嫂
关于中国传统文人风骨刍议
关于中国传统文人风骨刍议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人;风骨 [论文摘要]对于中国传统文人风骨的 看法，一般的理解无非是事君以忠，敢于直言犯谏，宁死不屈；或是改朝换代之际，决不仕于新王朝等等。《辞海》、《南史·宋武帝纪》等对“风骨的阐述，只是“风骨”的表面意义，或是文人风骨中某一方面的表现形式而已，并不能以点盖面。要想全面深入分析、解释中国传统文人“风骨“的内涵，就必须将其与中国的文学以及绘画等方面 相结合，才能明白其中的真正意义。 对于“风骨”一词，仅从字面去分析，其实是较容易理解的。按《辞海》解释：“风骨，品格，骨气。《南史·宋武帝纪》：‘风骨奇伟。’《新唐书·赵彦昭传》：‘少豪迈，风骨秀爽。’”当然，这也只解释了“风骨”的表面意义。若仅以此意义来诠释中国文人之风骨，则未免流于肤浅了。
下面我们不妨先从文学作品之“风骨”谈起。所谓“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此句如何理解呢？宗白华先生解释说：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这同歌唱艺术中讲究“咬文行腔”一样。咬字是骨，即结言端直；行腔是风，即意气骏爽，动人情感。有学者认为“刘勰论‘风骨’是从儒家传统的 ‘风教’思想出发的，就是要求文章起一种鼓动、讽谏、教化的作用”。即如文章开头所说“斯乃化感之本源”。有了风骨，文章就有了感化的力量。也就是说，文章之“风”，侧重于情，即作者的主观情感；文章之“骨”，侧重于理，来自作者充实的思想内容和严密的逻辑思维活动。 通过以上之分析，我们对“风骨”一词应该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理解了。那么，再通过文艺审美之“风骨”来论述中国传统
(完整版)魏晋南北朝文学试题库
魏晋南北朝文学试题库 一、填空 1、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是曹操，其最负盛名的作品是《短歌行》。 2、中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 3、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是曹植，[南朝梁]钟嵘《诗品》称之为“建安之英”。 4、曹植的生活与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的代表诗作是《白马篇》，后期的代表诗作是《赠白马王彪》。 5、被[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为“七子之冠冕”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代表诗作是《七哀诗》。 6、建安时期，著名的女诗人是蔡琰，其代表作是五言体的《悲愤诗》。 7、继建安之后的正始诗坛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阮籍和嵇康。 8、阮籍，字嗣宗。曾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部兵。他的代表作是《咏怀诗》。 9、西晋太康、元康时期，诗坛出现了一些诗人，“二陆”即陆机和陆云，“两潘”即潘岳和潘尼，“一左”即左思。 10、陆机的《拟古诗》12首，是模仿《古诗十九首》写成的。 11、后人写哀念亡妻的诗以“悼亡”为题，是受了潘岳的《悼言诗》影响。 12、西晋诗坛以写游仙诗而闻名的诗人是郭璞。他的游仙诗是借游仙以抒怀。 13、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 14、现存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 15、最为杰出的北朝民歌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 16、北朝民歌中有一首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描绘北国草原的辽阔壮美的诗篇是《敕勒歌》。 17、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是谢灵运。他的代表作是《登池上楼》。 18、在南朝诗坛上，并称“颜谢”的诗人是颜延年和谢灵运，并称“大小谢”的诗人是和谢灵运、谢眺。 19、谢灵运诗歌创作的结构多半用“记游写景说理”这种章法。
诗人、词人、文人的雅号
诗人、词人的雅号 1、诗仙——李白：其诗想象奇特，风格奔放，词彩绚丽，语言清新，被誉为“诗仙”； 2、诗圣——杜甫：其诗思想深厚，境界广阔，称为“诗圣”。 3、诗魔——白居易 :自己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所以人称“诗魔”; 4、诗佛——王维：其人宗教倾向,诗中佛禅意味，称为诗佛； 5、诗鬼——李贺: 其诗驰骋想象，神话传说,称为“诗鬼”； 6、诗狂——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其诗豪放旷达，人称“诗狂”； 7、诗豪——刘禹锡: 其诗沉稳凝重，自然奔放,格律粗切，白居易赠他“诗豪”; 8、诗杰——王勃：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 9、诗骨——陈子昂: 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10、诗囚——孟郊: 其诗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元好问称之为“诗囚”； 11、诗奴——贾岛：作诗为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12、诗神——苏轼：挥洒自如,清新刚健,独树豪放词风，名字都被唐诗人占据，留下个诗神更传神。 14、韦庄——秦妇吟秀才。 15、王绩——斗酒学士。 16、王昌龄——诗家夫子。 17、刘长卿——五言长城。 二、部分诗人雅号汇总： 1、诗骨--陈子昂 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2、诗杰--王勃 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3、诗狂--贺知章 秉性放达，自号“四明狂客”。因其诗豪放旷放，人称“诗狂”。4、诗家天子七绝圣手--王昌龄
其七绝写的“深情幽怨，音旨微茫”，因而举为“诗家天子”。5、诗仙--李白 诗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浑奔放，色彩绚丽，语言清新自然，被誉为“诗仙”。 6、诗圣--杜甫 其诗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人称为“诗圣”。 7、诗囚--孟郊 作诗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无好问，曾称之为“诗囚”。 8、诗奴--贾岛 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9、诗豪--刘禹锡 其诗沉稳凝重，格调自然格律粗切，白居易赠他“诗豪”的美誉。 10、诗佛--王维 这种称谓除了有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和王维的宗教倾向之外,也表达了后人对王维在唐代诗坛崇高地位的肯定. 11、诗魔--白居易 白居易写诗非常刻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过份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所以人称“诗魔”。 12、五言长城--刘长卿 擅长五言诗，他的五言诗作是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七八，人称其为“五言长城”。 13、诗鬼--李贺 其诗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璀璨多彩的鲜明形象，故称其为“诗鬼”。 14、杜紫薇--杜牧 曾写过《紫薇花》咏物抒情，借花自誉，人称其为“杜紫薇”。15、温八叉--温庭筠 才思敏捷，每次入试，八叉手即成八韵，人称他为“温八叉”。16、郑鹧鸪--郑谷 以《鹧鸪诗》而闻名，故有“郑鹧鸪”之称。 17、崔鸳鸯--崔珏 赋《鸳鸯诗》，别具一格，人称“崔鸳鸯”。 18、诗神--苏轼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两朝审美风尚的变迁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的乱世，可思想却是高度的自由开放。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 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流
我对于魏晋那个时代的观念也就止于《世说新语》，“魏晋观”不全，对“风流”就更无把握。但是既然学习了，那也必定对风流要有所了解。 就字面意义，魏晋风流有几分自由自在的感觉，这恰是各个风流人物的主要特征，同时也符合我们对它的第一印象。以此为形容的人，也几乎都是通达、放任之人，外国很可能多对此译为“romanticism”。风流确实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以竹林七贤为主，包含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反功利精神。 为何要强调“魏晋”风流？由于时代的不同，也造成了不同的风流，因为其本质就是一个言行与道德标准的体现。汉朝人庄严、雄伟；晋人放达、文雅。在晋初文化、政治与社会初变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风流就是逃避现实、树立老庄的超道德价值观念，并以此为文采。受道家影响，其思想也有追求完美绝对的幸福、追求精神超脱的意味。 任从冲动而生活，是新道家对于晋人精神的描写。照他们所言，追求至高快乐并不一定遭鄙视，然而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风流，也不是完全的风流。刘伶有言：“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他固然去寻快乐，但对超乎形象有所体会，意蕴深长，此等超越感也是魏晋风流内在的性质。 《世说新语》中有关支公与鹤、阮咸与猪的两篇，从中看出，支道林对鹤的同情和阮咸对猪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他们物我无别的感觉。这种感觉须是艺术家所具备的——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将他的感情投射到描绘的对象上面，并通过某种媒介表现出来。“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 支道林本人也许就不愿做别人的玩物，因此将其感情放在鹤上。建立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一名风流艺术家。 按照晋代名士的看法，风流源于自然，嵇康有言：“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这时候儒家衰微，只有乐广等人坚持地说“名教中自有乐地”。嵇康不遵从礼仪风俗，任社会变动，取天下常而无事，这些新道家都一致同意，但还有主情派与主理派的区别。向秀、王戎等都强调遵从理性，而嵇康、阮咸等则任从冲动生活。 魏晋风流还有一种外在表现，就是清谈。清谈的艺术，在于用最精准之词，最精确之语，言最精粹之思。清谈盛极一时，属于当时的高智商人物娱乐活动，常手持麈尾而指画。在此之前，各界人士纷纷臧否品评人物与时事，称为“清议”。政府开始树威信，也就由清议转化为不着边际的清谈，可是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与老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相合。对此，王羲之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之所宜。”清谈误国？大体是这样，但个别不一定，比如“阮籍为太守，骑驴上东平”，阮籍确是很有政治才能，大刀阔斧修订地方管理办法，而且这些方案都行得通。可是他不抱有政治理想，另一次当官，也只是为了喝酒。隐士大概都是这样，不当不知道，一当吓一跳；反倒是那些登上仕途好久的人，几乎都为好名利者。老子的“无为而治”——可以无为，但还是要治啊！就这样任由自己的发散性思维与别人雄辩，废了整个社会体系，这应该是魏晋风流中，最使我反感的一个因素了。 透过《世说新语》总结这段时期，就是士庶之别、酒药之醉、清谈之风组成的时代。“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此书还大有可阅之处。
刘金祥：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骨与气节
刘金祥：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骨与气节 分享到： 来源：文艺报|刘金祥2018年08月22日08:08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文人风骨曾如日月高悬于朗朗乾坤，文人气节曾似江河飞奔于万古千秋，不断书写和鸣奏着中华文明瑰丽璀璨的华章金曲。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文人风骨与气节一定会更加鼓荡奋拔、硬朗弥坚，一定能激发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魏晋南北朝以降，风骨一词被用来衡量文学艺术的格调和品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风骨”篇，将其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进行了详尽阐释和细致论述，风骨遂成为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和专业术语，意味着文章诗词中端直言辞和骏爽风格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文重风骨，人更重风骨。鉴于风骨原初具有的品藻人物月旦品行的属性和功能，后世往往用风骨来评价一个人的品格和修养，用风骨来裁断一个人的德行和操守，于是风骨就成为一种高迈而超拔的人格境界。人格意义上的风骨大体由气概、气度、风范、操行、修为等诸多道德因素构成，常被古书典籍形象地表述为风骨凛凛、风骨棱棱、风骨铮铮、风骨嶒峻、风骨清逸、风骨清举、风骨傲然、风骨遒劲、风骨神韵，等等。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风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承载和具象，表现在人的志向取舍和行为选择上，大都与作为重要道德标准的气节在逻辑上相提并论，尽管气节指的是个人精神生活方面的价值取向，但作为一种操守标尺和价值标签，风骨和气节在中国人精神文化中均表征着正向维度，在中国人价值体系中均代表着高尚指标，素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所敬畏所崇尚所秉持所尊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风骨与气节挥洒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烈志；一部厚重博大的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风骨与气节写就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忠义传。 风骨与气节彰显华夏美德和东方神韵 风骨与气节作为一种道德风范和信念追求，在我国古代不同文人身上的表现各不相同。如果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刚直不阿的风骨，“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是陶渊明愤世嫉俗的风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诸葛亮谦卑淡泊的风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是王羲之的旷达疏朗的风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杜甫忧国忧民的风骨，“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李白洒脱傲岸的风骨，“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是苏轼清俊高洁的风骨，“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陆游孤愤悲绝的风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李清照英武豪迈的风骨；那么，屈原投江是一种赤诚摅忠的气节，荆轲使秦是一种慷慨悲壮的气节，苏武牧羊是一种坚贞不渝的气节，岳飞抗金是一种雪耻报国的气节，方孝孺拒降是一种舍生取义的气节，文天祥赴难是一种凛然不屈的气节，史可法守城是一种刚烈悲慨的气节，谭嗣同就义是一种守志成仁的气节。由此可见，风骨与气节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体现和反映着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品质和精神状貌。假如一定要区分出风骨和气节两者之间的差别，一般而言，风骨更侧重于古代文人精神内涵的纯正雅致，而气节则更注重于古代文人行为表现的浩然峻烈，简言之，风骨崇尚修身理念的阐发弘扬，如北宋一代名臣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文人风骨的优秀范本，始终濡染和感召着后人；气节则追求报国主张的实施践行，如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秉承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人气节的典型代表，一直砥砺和激发着来者。 文人风骨作为一种卓尔不群的道德品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因子和民族情结的重要载体。将“风骨”一词分解开来就是风度和骨气，其中风度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与培植，骨气则来自对民族大义的忠诚和对天下为公的坚守。古代文人风骨，绝不是专制的强迫和皇权的驱使，而是一种主体意识的涵育和自我观念的塑造；绝不是高傲的士大夫派头和潇洒的绅士风度，而是一种魂系家国的责任担当和情牵黎民的使命驱策；绝不是学识的展示和才华的表达，而是一种开阔格局的彰显与阔达襟怀的袒露；绝不是官阶的招摇和爵位的炫耀，而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外化和内在品质的溢出。文人气节作为超凡脱俗的价值标准，“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态度和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朱自清语），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中的基本要素之一。把“气节”拆分开来就是志气和节操，其中志气植根于宏大抱负和坚定信念，节操发轫于中华传统价值取
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 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伤逝风尚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伤逝风尚 浦东外国语学校高二（3）班顾岱君李华君吴倩倩王玥艾地杨昕范众一 摘要：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很真实地还原了那时的思想风貌，借助我们去绍兴（晋代门阀士 族、文人辈出的地方）社会实践的契机，我们利用《世说新语》，简单了解了魏晋时候人们的一些思想和形成思想的原因。 ●适逢清明，我们在《世说新语》里找到“伤逝十七”，重点研究了魏晋时人们对伤逝之 事的感受和行为，并与现在做一些比较，得到不同，从不同之中，找到缘何不同，继而对魏晋伤逝文化有一定更深的了解。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伤逝风尚 魏晋是指魏晋是指东汉政权瓦解，三国到两晋的时期，是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主”要指的是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与东晋。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1。魏晋面对着政权更迭频繁；内忧外患严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主流冲突；从而在门阀世族之中形成了独特风尚，在中华文明中独树一帜。 魏晋人的率性，放达，回归自然和回归人的本性，最令人难以忘怀和释怀。他们对于死亡，可以说在当时是几近平常的事，他们在生命的轮回中，领悟了死亡的真谛，不能说积极，更遑论消极。他们无畏死亡，可是却敬畏生命，似乎在他们眼里，死者最大，大过一切，包括皇帝。也许他们的行为在现代人眼里是出格的，可是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真实的魏晋，真正的魏晋。 1.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粲字仲宣，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合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又数最高。前来吊唁的“文帝”，即是魏朝开国皇帝——魏文帝曹丕。王粲的学识，一直被曹氏所赏识，对他的风骨，也推崇倍加，曹植更有《王仲宣诔》。在世说新语·伤逝的第一篇中，王粲的葬礼上，曹丕给足了面子前来参加，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葬礼毕，文帝对同来的人说：“王仲宣喜欢驴叫，可每个人都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与魏文帝同来参加葬礼的人，在曹丕的带领之下，驴鸣连连，好不热闹。 魏晋民间趣闻，其言有人听驴叫仿佛听天籁。至今我们也无从考证，但是从整件事情之中，我们看到了魏文帝的达观，让死者的安息是用他最喜爱的东西赠予他。和现在截然不同，我们是去把我们自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慷慨”地奉给逝者；而当时祭奠，却给他内心真正的需求，给予他心灵的满足。“驴叫”亦反映了文人最求精神自由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可以做到这样的洒脱吗？我们感叹魏晋时期的学士的潇洒，魏晋学士的风流风度，放浪不羁，还有出奇的想象力。 3.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牀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一个时代的文人竟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乃至 1https://www.docsj.com/doc/2117383561.html,/view/3510067.htm
世说新语与魏晋名士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他们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以清净明澈的心灵，以恣情任诞、率真放达、自然适意的性格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一览表
《中国古代文学史概论作业》魏晋南北朝诗歌文学一览表 文学时期代表人 物 代表作品特点 建安文学三曹： 曹操、 曹丕、 曹植； 七子： 孔融、 陈琳、 王桀、 徐干、 阮瑀、 刘桢、 应玚 蔡琰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 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 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 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 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 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 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 "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 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 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 "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 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 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 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 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 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 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 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 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 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 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 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 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 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 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 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 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 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 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 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 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 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 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 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 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 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 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 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 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 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 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 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 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 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 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 的治国方针。曹操在逐个消灭
魏晋风骨——千古风流人物永不朽
魏晋风骨——千古风流人物永不朽 魏晋是一个是一个特例独行的时代，是一个真性情的时代，是一个真正文人的时代。魏晋犹如一颗明珠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闪光。它或许没有唐朝耀眼明亮，但是它是历史长河中最独特的一颗，散发着奇特的动人心魄的光芒。如果说，唐朝是天空中的天狼星，那么魏晋无疑就是紫微星，各具各的风采。魏晋的格调既是玄远清淡又是慷慨激昂的。魏晋和着一段段扣人心弦的旋律在舞动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魏晋时清淡的，社会名士流行着玄谈之风，见面必玄谈，文人名士的智慧之花在言谈间得到了完美的展现。魏晋是慷慨激昂的，嵇康在临死前当着三千太学生的面演奏了《广陵散》深深地折服了世人的心，嵇康的气度、胆识、优雅绝不会被历史所埋没。即使过了两千年，嵇康还是被人所缅怀。在当时的刑场上，嵇康顾日视影，从容弹奏《广陵散》，曲罢叹道“广陵散从此绝矣”随后慷慨赴死。试问当今天下能有几人做到。 魏晋是一个人最真实个性最张扬的时代。每位名士都是那样的真性情，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醉就醉。每当想到魏晋，我就热血沸腾。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魏晋风骨，风流天下”。魏晋首先是个文人的时代。上官紫薇说“文坛浊酒，一半被李白喝进诗里，另一半让魏晋文人就着寒食散干了，些许化作率性癫狂，余下的遁入愁肠”。余秋雨先生曾说：“这
是一个真正的乱世！”而对于魏晋的才子，他曾语：“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去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是的，魏晋的才子与中国历史上的才子有着迥然的不同，他们率性自然，任性而为，活的真实，活的绚烂！ 这个时代太特立独行，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用他们特立的姿态来面对世人，让中国的历史因为他的存在而绚丽多姿！ 一个真正乱世里文人的风情，用一曲悲殇理清他们应有的率性癫狂，在拈花微蹙间沉香的浓韵遁入愁肠，演绎了千年前那场狂傲的潇洒，它就是魏晋——一个中国历史上让文人真正活出了样子的年代！一个离经叛道的年代！它太独特，独特到悲伤独酌也能与洒脱随心诗意的结合；它太放肆，放肆到生命抵不上真正的信仰；它也太真实，真实到可以听到人性的呐喊。。。 在那个旖旎迷乱的年代，我疯狂的爱上了它的独特，也爱上了那个时代与众不同的文人，它像罂粟花一样让我一旦接触它，就与它结下了一种难解的情结，融在了我骨子里，时而淡如水，时而掠起阵阵的心悸！ 一篇《滕王阁序》让我知道了一个驾马效穷途而哭的人，他便是阮籍。他是魏晋时代当之无愧的狂士，有人曾经评论说他“痴到无望才是狂”在那样一个离乱纷纷的年代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除了寄予于杯酒消愁的情殇里，便是退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雅量”的内涵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雅量”的内涵 写作提纲： 一、总论点：“雅量”，是指宏阔的度量。雅量是一种高雅的精神品 质，一种良好的文化内涵。在魏晋时期，士林中人特别推重雅 量，由此而构成了当时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许多 名士都是以雅量之美而获得时人的好评的。雅量是士人心灵世 界的一种美。雅量的美是一种开朗之美，一种高尚之美，也就 是所谓“开美”。在这里，我试图从《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 的言行出发开掘这种美的内涵，而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 二、分论点： （一）能藏能敛，情感深蕴：中古时代的士林名流多为潇洒不羁的性情中人，其感情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言语应对和 诗赋歌咏上，也表现在对于情绪的把握与控制上。有情而 不露情，这是雅量的一个突出内涵。 举例：1、“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雅量》三五）淝水之战，关系着东晋王朝的生死存亡，侄儿谢玄大败敌军，他岂能不万分欣喜？然而，他处重若轻，神色举止，与平日无异，足见其控制感情的能力是何等之强！ 2、藏“喜”固然不易，藏“哀”就更难。《世说新语·雅量》一：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
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顾雍深蕴的悲情比那种暴雨倾天、广漠长风式的流露更为深沉，更有魅力，他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深邃、幽邈的精神世界。逆知儿子病逝的噩耗，而漠然终弈，这与谢安得到捷报而不动声色，可谓异曲同工。 （二）脱略荣辱，善于忍耐：富有雅量的士人都特别能忍，他们通常能够承受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人格上的污辱。 举例：1、《世说新语·雅量》八：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牛背是挨鞭打的地方，王衍自以为风采过人，眼光也高人一头，所以不屑于计较别人对自己的凌辱。 2、《世说新语·雅量》九：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暗当”，即暗中承受。这不仅不意味着软弱，而恰恰显示了刚毅、坚强和耐力。 （三）面对险象，处之泰然：人生始终是与忧患相伴的，魏晋士林群英的卓异之处，就在于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忧患。具体的表现，就是在险象突发之际，保持镇静、从容的仪态。这种临危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走在马路上，一边的车流日趋拥挤，一边的高楼日趋耸入云天，世人仿佛打破尘世的宁静还不够，还要竭力去侵扰缥缈的白衣苍穹。哪里可以诗意的栖居，哪里可以诗意的休憩，猛然觉得现实世界仿佛变得不再可以，于是只有把目光转向过去，欲在历史的尘封里寄托枯涸的心灵和疲惫的身躯。思绪流淌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对酒放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华亭鹤唳，新亭洒泪，高卧东山，兰亭流觞，东篱采菊......一个个峨冠博带、潇洒超脱、空灵飘逸、翩翩而来，天地间变得月华如练，变得澄澈纯净。我尝试着感受悠悠名士的情感世界，谛听他们的心灵跳动，渴求能够与他们融为一体。怀着这种心情，翻开了《世说新语》。 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一统不久就发生“八王之乱”，接下来西晋灭亡晋室东迁。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在这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却在精神上达到了最自由、最解放、最智慧、最独立独行的境界。 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编撰了《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该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信手沾来一则，都可以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时而欣赏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潇洒飘逸，时而倾听到文人内心的矛盾与悲痛。 出自孔融之口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言语》）不仅使太中大夫陈韪局促不安，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巧言善辩。阮籍就座时“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让我们目睹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不拘，“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简傲》）“目送归鸿，受挥五弦”的嵇康和“洒脱不羁，心胸过人”的吕安让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与那个时代独有的，令人神往的无羁无绊。 魏晋这一特殊时代，改朝换代的压力下，诗人们淡泊功名怀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信念在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中，探求人生变化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他们吃药、喝酒、轻裘缓带、不鞋而屐、扪虱而谈，这些在现代看似不解的行为是当时很高雅脱俗的举动。 正始名士何宴带头服五石散。“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竹林七贤”的刘伶，纵酒祥狂，常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君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嘛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少无适韵，性本爱丘山”的五柳先生也常“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 《世说新语》充满了魏晋风度的睿智，闲逸，狂放不羁的气息。我们从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县令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他们表面的颓废、悲观、消极，但也同样体会到了深藏于他们心底的对人生，对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
中国近代史纲要“文人风骨”
文人风骨 历史的风尘可以随着时间的扬沙将人们的记忆掩埋，埋不了的却是阴暗中不断闪烁的英雄光辉。 走过莺歌燕舞，林立高楼；渡过车水马龙，其乐融融。世纪回眸，刀光剑影中，炮火硝烟里。虎兽环伺，列强林立。将士拼杀，身已委顿；智士运筹，心近怠倦；文人呐喊，声却暗哑。 洞开的国门，每日枕着烟枪的国人，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救国之道何在？甲午之败，无异将洋务派之“中体西用”摧毁的干干净净。却有着严复这样的文人，思内索外，做那西学“第一人”埋首西林，立志为国人打开一扇通往西方世界的窗，破除障碍，翻译出《天演论》、《原富》。揭开了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也让人们意识到西方经济强大的根源--市场。顶着腐朽体制的压力，锋锐的思想指出了八股之毒，孔学之害。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官本位旧体制无异钳制着人们智体的发展，衰朽之躯，扛着压力亦要保下北大，这座希望学府。让国人“放眼看世界”，启蒙了几代中国人，跳出框架体制，不朽矣。 衰老的帝国咽了气，一战的硝烟揭露的资本主义贪婪丑恶的本质，也让曾渴望在资本主义中寻良药的李大钊颇为失望。十月革命，冲击了世界，也震撼着他，仿佛找到一个信仰的归宿，相信着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当封建军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洪水猛兽加以禁绝，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攻击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时候，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积极发表文章，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渴望以此让更多进步人士清醒。他也相信着，革命运动绝不应当只是少数文人的笔墨运动，而应当是街市上、乡村里的群众运动。积极实践，真正深入去了解中国的劳动人民，为他们发声。一生抗争，戳着丑恶军阀的脊梁骨，慷慨赴义。 发声者在继续，斗争者在前行。然，千年之愚人，何异于千载之愚国？关在暗无天日的铁屋子里千年的人啊！有睁眼者，却泪涸；有发声者，却无言。醒来的人怎忍叫醒那酣睡之人？能醒乎？愿醒否？豫山叩首暗门，病夫之谓，不堪入耳，学医、诊治，哪怕有健全之躯，国将何去？一声《呐喊》，摇曳着国人麻木的灵魂；《狂人日记》，摧毁着旧礼教的旗帜。力竭、声嘶，重症需大药。军阀的爪牙，企图钳制着麻木的人们，妄想摧毁了伟大的灵魂。笔墨横转，对当局的字字珠玑，对麻木者的振聋发聩。无数个夜里，伏案桌前，搔首顿足，想刺破的还是这无尽的夜与暗。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疑是鲁迅一生的写照。被叫醒的人们茫然四顾？笔墨春秋，似昭示着文人的羸弱？呐喊、抗争、不屈，当逼至历史的墙角，民族的末路，他们也会拾起暴力的矛，捡起革命的剑，在血与火中洗平。 伤痕可以抚平，英雄不可遗忘。历史泥泞中挣扎的，斗争的，呐喊的，不屈的。唯愿者，强己也；唯系者，国之天下也。 2017.5
论_世说新语_与魏晋士人的在世情怀
论《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的在世情怀 高 娴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4) 摘要:《世说新语》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它回避了魏晋时代黑暗的政治斗争,集中描绘士人们的日常生活画卷。小说并不能消解历史的沉重,却从侧面反映魏晋时代社会主流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这让一个沉重的时代被软化和美化。《世说新语》魏晋士人具有尚情特质,其本质在于并非入世也未能超世的在世情怀。他们将个体精神价值置于社会价值观之上,注重精神世界的交流融汇,以情为纽带,以真为准则。在悬置了道德规范的主体意识下,他们表现出了超乎特定时代道德,又合乎人性本质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关键词:人情;在世;生命本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687(2007)12-0008-03 收稿日期:2007-10-23 作者简介:高娴(1983-),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准则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被归纳为五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亲情、爱情、友情三种情感关系。《汉书?艺文志》中有“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宗法等级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模式和统治者的维持国家秩序的核心依据。作为统治的工具,它排除了人与人关系处理中的情感因素,而将其理智化为等级模式并作为礼法固定下来。真情的价值在其中泯灭,礼制让虚伪者轻易的叩开了方便之门。情与真本质上就有着重要的联系,“情”的初义就是“真”。“民之情伪尽知之 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情伪相感”(《易?系辞》 )中的情和伪相对,即是真的意思。从这样的字义变化中,我们认识到情的本质价值在于真。这恰好和礼所推崇的人为的“伪”的一面形成了对立。魏晋士人明显取了前者。 三种基本人伦情感———亲情、友情、爱情,在《世说新语》都得到了表现。我们不妨以此来认识和探讨魏晋士族对功利价值观的超越,对个体精神的维护、以及对生命本质价值的演绎。 一、亲情:情至深处,不法常礼 亲子关系是生命降生所带来的最基本关系,鹁鸽护雏,乌鸦反哺,自然界都遵循着这样的生命关系。周代制礼将孝道作为人的最基本品德,孝成为古代中国立家立国的根本。“五伦”中首要的是“父子有亲”。作为道德标准的“孝”,只强调了子对父的义务,突出父子从属关系和地位差别;而发乎自然的情感没有等级区分。 当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那是怎样心情,《世说新语》中恰有一例: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 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 )这里的呼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一句,已经被后人当作了魏晋士人尚情的宣言。王戎不标榜圣人,不是鄙人,他承认自己这一个凡夫俗子是有感情的人,并且是钟情的人。这样的坦诚和真情打动了山简,山简之前用“孩抱中物,何至于此?”来劝解王戎。且不说史书记载王戎的儿子绥19岁早逝,已经不是“孩抱中 物”[1] ,那一句“何至于此”的劝解之辞,正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中 父对于子的应有态度。这是一种违反自然人性的虚伪态度,王戎的真情表露击破了它。看到了情的深刻,礼的肤浅,山简“服其言”。 当礼成为了一种行为规范而被程式化并且这种程式在生活中被反复复制的时候,慢慢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而真情是无价的。不法常礼的行为方式虽然会被社会所误解,其实质却是为了维护真情的价值。阮籍的故事尤其体现了情和礼的对抗。这种对礼的冷漠,对世俗观念的叛逆,表现了情的深刻: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籍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缀,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 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世说新语?任诞》 )这第一则故事里,阮籍在母亲的丧期依旧参加社交活动,并且饮酒吃肉。他在行为受到他人的指责后,依然神色自若。文王用“有疾”给阮籍解围。固然如文王所说,阮籍服食五石散成疾,在饮食、行为要遵守诸多规范,必须饮酒吃肉,不能有大喜大悲[2],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礼的地位已经从无上崇高滑落到要给服食五石散的有疾人让路。阮籍真的因为服食而把母亲的丧事抛在脑外了吗?第二则故事让我们看到事实。服药者不能有大喜大悲,这里的阮籍却“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真情所致,哪里还顾及得到自己的服食禁忌。两则故事贯通来看,服食的重要性大于礼,然真情不得不发,不受任何束缚,服食禁忌已经无暇顾及。 比起无条件的对礼的服从,魏晋士人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有了自己独立于礼的价值取向。服食的本质在于追求无限的人生,后来泛化为魏晋士人的生活时尚。当魏晋士人们怀着超世的梦想追求仙风道骨而服食的时候,也同样不得不面对自己作为一 ? 8?2007年12月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Dec.2007第24卷第12期 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Vol.24 No.12